管目前勘探出来的长安城墙叫做宫城或者内城肯定是不对的。虽然长安城人口的分布没有止步于城墙以内,但其实这种城市规划方式没有什么特别,谈不上把长安城墙神话成宫城,再用渭水和其他自然地理标识当作“长安城的外郭”,这其实还是不理解秦汉时期城市功能和性质的结果。
秦汉时期没有近代意义上都市,都市圈的概念,拿现代工商业都市去套那个时期的城市布局,肯定会创造出很多带有误导性的概念。《汉书·地理志》所载长安“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是一个纯粹的行政区划的概念,不可能按照现代对市区-郊区-都会圈的定义加以解释。这24万人口,是长安作为县级行政区治下的在籍人口,至于这些民户是否围绕长安城墙紧密居住,这完全未必。当然从户数和人口的比例来看,长安的确存在大量的户口隐匿或是不纳入普通编户的人口,西汉末年的实际人口数量可能达到三十余万甚至四十万以上。
长安城在西汉有二重性质,一是天子居所,帝国首都,二是长安县行政中心。作为帝国首都的性质表现在城墙内外大量的宫殿建筑和长安周边的离宫苑囿以及拱卫长安的诸陵邑。但作为长安县的行政中心,长安治民的方式也离不开县治-乡治-里治的层级结构。也就是说,长安城墙本质上是长安县治,但由于这一时期县治的经济功能不强,人口是没有理由紧密围绕在城墙一带的,长安的乡里组织完全可以分散在长安县治与周边县治奉明,南陵,杜陵之间的地理范围内。
换句话说,城和县是两个概念,城是政治军事中心,县是行政区划。长安城作为城其政治功能远强于经济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城墙以内民居区域如此狭小——因为“城”的修筑和空间规划是统治者根据政治需要确定的,汉朝皇帝不会因为城墙内没有居民的活动空间而扩大城址面积。我不太认可许宏在《大都无城》一书里做出的一些论证,因为很多论证显然最后还是为他提出的模型服务,比如把长安城墙说成“宫城”,将长安城周边的地区形容成“郭区”,继而得出长安城符合“大都无城”模式的结论。
实际上宫和城都是春秋战国时已经定型的概念,并且明确对应不同的城墙建筑形式。宫的城墙最薄,秦咸阳宫城夯土基础只有5米左右宽,但汉长安城墙的厚度达到16米,完全不是宫城所能相比,具有很强的军事防御性质,与其可以相比的诸如齐临淄大北城城墙,或者武阳燕下都东城城墙,都是所探查到的城墙建筑最外重,如果管长安城墙叫做宫城,那么其他城市的城墙自然也都是宫城,这样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呢?
郭这个概念本身问题也很大。“筑城以卫君,筑郭以卫民”的解释最早出自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表达部分城墙外还有附加的防御性建筑,但这种超出政治中心的“城”以外的建筑形式是在较晚的时期才确立的。在隋唐时期营建大兴-唐长安时才出现了完整的宫城-内城-外郭形制,最早也就只能追溯到北魏洛阳城。东汉的洛阳城,都没有出现郭这个第三重城垣的概念。
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周-汉代的城市,都不符合后来的三重城垣制,宫城+城墙才是最标准的设置,战国时期各国营建的都城,西汉长安,东汉洛阳都如出一辙,那么用后代才确立的“郭”制来解释所有超出城墙边界的居民区是不合适的。
所以将长安县治范围内有大量人口活动的地区全都称为“郭区”,不符合这一时期城的实际规划方式,有牵强附会之嫌。城外就是城外,秦汉时代城墙以内的县治本来起到的作用就很有限,民户以乡和闾里的方式分布在行政区范围内的各个中小型定居点是完全可能的,用现代概念去追索什么“长安城的外延”,“都会圈”,都是用现代工商业城市的结构去理解汉代城-县关系。汉代的城就是城,止于城墙,县就是县,政治中心是县城,但县治人口不需要住在城里,也不会产生什么城市的外延,长安也不例外。
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者会纠结于长安城郭的问题呢?个人愚见认为很多考古工作者还是绕不开精英主义视角去解释问题。潜意识里觉得城墙=城市,就算没有发现城墙,也要定义一个郭区的概念来满足自己对于古代城市的设想。但事实已经证明,当时城墙的设置,完全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考量,本质上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不反应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探讨长安的聚落结构,根本用不着“郭”这个概念。如果未来的考古发掘能够多把视角集中在普通民居,生活建筑,中小型聚落之上,我们就能跳出先入而主用,用精英建筑的范围去衡量整个汉代社会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