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为何怒怼以色列，两国究竟有何利益冲突呢？
历史的阴影与短暂的“蜜月期”
要理解当下的紧张，得先看看过去。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犹太人曾在此获得庇护。但随着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两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土耳其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并一度维持着较为密切的军事和外交关系，但这种“蜜月期”并非没有裂痕。
宗教情感与政治考量： 土耳其，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流的国家，其国内舆论和政治光谱中，对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一直是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派抨击的焦点。即便是在关系较好的时期，土耳其政府也需要在国内政治和地区影响力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
军事与安全合作： 在冷战时期，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而以色列则在地区安全上面临诸多挑战，两国在军事和情报领域有过不少合作。这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共同的地缘政治对手，比如当时的苏联及其在地区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受制于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气候和地区力量的此消彼长。
“怒怼”的导火索与利益冲突的显现
真正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并且如今土耳其频繁“怒怼”以色列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冲突：
1. 巴勒斯坦问题： 这绝对是两国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引爆点”。
土耳其的立场： 埃尔多安政府将自己塑造成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土耳其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一边，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占领和定居点扩张政策，以及对加沙的封锁。土耳其公开支持“两国方案”，并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是阻碍和平的关键因素。
以色列的视角： 以色列则认为土耳其的言论和行为干涉了其内政，并且煽动了地区的不稳定。以色列强调其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必要措施，并认为土耳其的言论会激化矛盾，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具体事件： 历次巴以冲突，尤其是针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都会引发土耳其强烈的谴责。例如，2010年的“海军陆战队事件”（以色列突袭前往加沙的“自由船队”，导致土耳其公民死亡）是两国关系断崖式下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近期，加沙冲突的不断升级，更是让土耳其的谴责声浪达到新的高度，甚至采取了限制与以色列贸易的措施。
2. 东地中海能源争端与地缘政治博弈：
资源争夺： 近年来，东地中海地区发现了大量天然气资源，引发了周边国家的“能源竞赛”。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欧盟成员）等国加强了在能源勘探和开发上的合作，并提出了跨区域的天然气管道建设方案（如“东地中海管道”项目），旨在将该地区能源输往欧洲。
土耳其的“被排斥感”： 土耳其认为，这些合作和规划忽视了其在东地中海的权益，尤其是基于其漫长的海岸线和大陆架。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海上边界协议，该协议被希腊和塞浦路斯视为非法，并以此为由反对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土耳其认为，以色列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结盟，是在孤立自己，并试图将其排除在东地中海能源的“游戏”之外。
土耳其的反制： 为了对抗这种局面，土耳其在地中海进行“蓝色家园”战略下的军事存在和海洋权益宣示，并派遣钻探船进行勘探，与希腊等国形成对峙。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站队，也成为土耳其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地区影响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
土耳其的地区雄心： 埃尔多安政府奉行一种更具扩张性和主动性的外交政策，试图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重塑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新奥斯曼主义”。
以色列的安全关切： 以色列则更加聚焦于自身的安全，尤其警惕伊朗及其在地区内的代理人网络。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动向是以色列高度关注的。
地缘政治对冲： 土耳其虽然在地缘政治上与以色列存在竞争，但两国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保持着关系。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调整，以及以色列在美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也使得两国在进行博弈时，都需要考虑美国因素。有时，土耳其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也是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展示其在中东的独立外交取向和地区影响力。
埃及与阿联酋关系的变化： 过去几年，一些传统上与土耳其关系不睦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和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这使得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感受到一定的孤立，也促使它在某些地区议题上采取更鲜明的立场，以凸显其作为地区大国的存在。
4. 内部政治与民意：
国内政治的需要： 埃尔多安政府善于利用国际事件来凝聚国内支持，尤其是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表现强硬，可以有效提升埃尔多安在国内的支持率，转移民众对经济等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煽动情绪与外交辞令： 在公开场合，埃尔多安及其政府官员的措辞往往比较激烈，比如将以色列领导人称为“屠夫”或指责其为“法西斯”。这种言论虽然在外交上可能存在不妥之处，但在国内却能赢得一部分民众的共鸣。
总结来说，土耳其“怒怼”以色列，是多种利益冲突叠加的结果：
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 土耳其视其为道义和政治立场的象征，频繁批评以色列的政策。
其次是东地中海的能源和地缘政治博弈， 土耳其认为自己被排除在外，正在采取反制措施。
深层原因是地区影响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 两国都希望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各自的战略和利益点并不一致。
最后，国内政治因素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埃尔多安政府利用强硬对以立场来巩固国内支持。
这种复杂的利益纠葛，使得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但又互相牵制的境地。每一次地区局势的变动，都可能成为双方新的“冲突点”或“试金石”。
网友意见
我之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不久前我在知乎看到的一篇回答，前面部分我觉得很不错，直至我看到最后一段其指出高赞回答所谓“错误”的内容，感到哭笑不得。
事实上，土耳其和以色列并没有关系“一直”不好，所谓关系不好主要是正义与发展党（埃苏丹所创建的党）上台执政以后的事，而以色列和土耳其也从未正式断交，最近一次以色列和土耳其闹到将近“断交”的地步主要原因也并不是这位匿名网友谈的那样。
正发党上台前的土以关系
在以色列建国不久后的1948年，土耳其便于以色列建交，其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并与之建交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正发党执政以前，土以双方关系较为稳定且友好。其保持良好关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相似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外交，在不同程度遭受孤立和阿拉伯国家的敌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影响）；二是两者都实行均实行西方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度，政治上有更多共性；三是两国都推行亲美、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均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
虽然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分歧，土耳其曾多次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并数次单方面降低对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级别，这主要为了安抚国内的宗教势力和尽量不得罪阿拉伯国家，实质上土以两国间的政治和外交联系在私下从未真正中断过。可以说，双边关系中曾出现的波折并未影响两国的整体关系，土以两国还在某些领域加强了合作关系。[1]
1996 年 2 月，土以两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签订了《土以军事合作协议》，正式建立了军事联盟。 [2]
以色列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关系
这位匿名网友谈到以色列对叙利亚库尔德工人党的援助，这点或许不算错，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叙利亚库尔德势力确实有希望部分希望得到以色列的援助，根据《美国利益》杂志揭露，以色列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之间保持秘密联系，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也被看作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
但这种“援助”也是有限的，因为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是以色列主要支持者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对手，其需要划清界限。
不过，我也要提出，我在知乎不止一次看到有人说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奥贾兰对以色列友好之类的说法，事实上，库尔德工人党长期是反以态度。
与对待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态度不同, 以色列与土耳其库尔德人的交往不但时间较晚, 而且以色列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政策并非像对伊拉克库尔德人那样友好。以色列在处理库尔德工人党的问题上, 遵循了“我的敌人的朋友是我的敌人”这样一种规则。实际上, 这是以色列建国后打造“外围联盟战略”的潜在规则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 库尔德工人党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叙利亚哈菲兹·阿萨德政权时期, 叙政府放松了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管制, 大约有20%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甚至获得了叙利亚的公民权。 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卡兰一度成为叙利亚政府的座上宾, 同时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重要盟友。早在1979年, 库尔德工人党的许多成员与领导人曾经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营地接受训练, 甚至直接参与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奥卡兰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这些都令以色列政府无法容忍与接受。所以, 在整个冷战期间, 以色列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治活动并不公开支持。当然, 双方也没有出现直接的对抗与冲突。
冷战结束后, 以色列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政策与态度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 尤其是欧盟与美国的影响。实际上, 这也是反映以色列与西方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90年代, 以色列与土耳其的高层互动与经贸合作关系一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同一时期, 库尔德工人党为寻求政治自决与土耳其政府之间进行的内战也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刻。由于欧盟与美国先后将库尔德工人党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之下, 以色列必须将土耳其人的感受考虑在其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政策之内。尽管以色列拒绝与库尔德工人党发展对外关系, 但是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库尔德恐怖主义。直到1997年, 在土耳其的强大压力之下, 以色列才对外表态支持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工人党的镇压, 并要求大马士革政府停止对库尔德工人党的一切外部援助。1999年, 奥卡兰被捕, 其被捕的原因一度被谣传为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为安卡拉政府提供了情报支持和帮助。结果, 引发了散居德国的库尔德人在以色列驻柏林大使馆前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一度引发激烈冲突并导致3名库尔德示威者死亡。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 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出现重大波动。以色列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关系似乎有改观的迹象。但是, 以色列模棱两可的对外表态也曾遭到土耳其的质疑。因为土耳其一度怀疑以色列暗中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对抗安卡拉。2010年马尔马拉事件之后, 土以关系降到冰点。以色列则再度被土耳其怀疑与库尔德工人党存在一定的勾结。但是, 这些质疑均被以色列与库尔德工人党双方所否认。[3]
正发党执政时期的土以关系
2003-2010年的土以关系
长期以来，土耳其面对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保持着谨慎、低调的态度，而在正发党上任之后，土耳其高调介入阿以冲突。
土耳其方面多次在巴以问题对以色列进行谴责，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对哈马斯的支持甚至要求邀请哈马斯领导高层访问土耳其。不过此时土以关系并未正式恶化，其中也经历几次缓和，08年的时候，土耳其还积极主动斡旋，促使叙利亚和以色列进行对话谈判。
但08年年底，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事先并未告知致力于让叙利亚和以色列和谈的土耳其，这使得自尊心极强的埃尔多安极为恼火。
2009 年 1月 4 日，埃尔多安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访谈时直言以色列而非哈马斯应该为恶化的加沙局势承担责任，强调土耳其将代表哈马斯在安理会发言，甚至扬言要将以色列赶出联合国。1 月 29 日，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巴以冲突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埃尔多安言辞尖锐，情绪激动，最后拂袖而去。这一事件导致土以关系的危机公开化。
土耳其在这之后也上映了不少关于以色列军队残暴行径的电视剧，引发土耳其社会的反以和反犹情绪，引起以色列方面的抗议。
土耳其拍的一些关于巴以冲突的电影，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埃尔多安也多次在外交场合谴责以色列。
马尔马拉号事件——土以外交降至冰点的导火索
2010年 5 月 31 日，一支由土耳其民间慈善机构组织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马尔马拉号”试图突破以色列的封锁驶往被以军围困的加沙，以色列海军在公海强行登船检查，致使八名土耳其公民和一名美籍土耳其人死亡。以色列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土耳其的态度尤其激烈。事后，以色列拒绝向土耳其道歉。土耳其对此进行了激烈回应，9月2日土耳其驱逐了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宣布土以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别。同时，埃尔多安宣称将向地中海东岸派出军舰，并在未来再派船只赴加沙声援巴勒斯坦。自此，土以关系跌至冰点。
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外交降级，并没有正式断交，而马尔马拉号事件和土耳其方面宣布降级的时候，叙利亚内战（2011年开始）还没打起来，叙利亚库尔德势力也未成气候，所以不存在如那个匿名答主所说的土耳其因为以色列援助叙利亚工党武装和以色列断交。
“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土以关系
“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土耳其方面试图利用中东变局谋求其在中东事物的主导权，高调强硬介入埃及、叙利亚等国事物。而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也为其在伊斯兰世界获得广誉，其在“阿拉伯之春”初期在中东的声望和影响力持续上升。
2012 年以来，阿拉伯变局的发展态势导致中东地区形势更趋复杂，以色列对于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担忧日益加深，以色列方面试图恢复与土耳其的关系。
13年，在奥巴马的调节下，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进行谈判，内塔尼亚胡致电埃尔多安，为“马尔马拉号”事件道歉，并同意向土方提供赔偿。土耳其提出恢复两国关系的三个条件: 以色列向土耳其正式道歉，向死难者家属赔偿，以及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土以未能谈拢。14年土以初步达成一个和谈协议，但随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增建定居点和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不了了之。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高调介入叙利亚事务，误判形势，政策的消极后果逐渐显现。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给土耳其的经济和治安带来巨大压力。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冲突，叙利亚、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关系跌入低估，而土耳其与欧盟、美国关系冷淡，陷入孤立。土耳其之后遭受几次恐怖袭击，以色列都发表谴责声明和提供支援，释放出友好信号。
土以于16年达成和谈协议，恢复正常外交。根据协议，以色列向受害者家庭赔偿 2000 万美元，土耳其则撤销对涉案以军士兵的起诉; 土耳其可以通过以色列指定的港口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和非军事物资援助; 可以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控制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相比之前的激进立场，土耳其作出诸多让步。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曾经多次表示，土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条件是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如今土耳其不再坚持这一主张，在事实上变为放松对加沙的禁运。以色列允许土耳其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必须经过以色列控制的阿什杜德港进行检查。以色列也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土耳其在加沙地区的重建中发挥特殊作用，土耳其救援物资可在通过检查后输往加沙，使得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不过在此之后，土以依旧是龃龉不断。
土耳其官方多次在巴以问题上谴责以色列。
还有正如本题所谈到的18年5月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前往耶路撒冷，土耳其对此表示抗议和驱逐大使。（18年12月，土耳其又任命新的驻以色列大使。）
最有意思的还是去年阿联酋和以色列建交的时候，土耳其威胁说要中断和阿联酋的外交关系。
这也难怪有伊朗媒体嘲讽土耳其，你要是真的反以色列，那就应该像伊朗一样强硬，和以色列断了就断了，再也没恢复。不是一边骂以色列，一边又和以色列签订贸易协议。
影响土以关系的因素——回应提问者
首先是伊斯兰因素和巴勒斯坦问题影响。
土耳其全国99％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巴勒斯坦问题关系到土国内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对于土耳其内政外交有着潜在影响。正发党上台前，土耳其历届政府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长期保持低调态度，实际上是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平衡政策。
正义与发展党本身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虽然埃尔多安并未实质上改变土耳其的亲西方战略和世俗体制，但伊斯兰因素在土耳其政治和外交上比以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和伊朗相似，土耳其也试图通过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来帮助其争取中东的领导权。
土耳其在外交高调介入巴以冲突并明确地表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埃尔多安曾这样描述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不能对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和加沙视而不见。……我们不得不承担起土耳其历史和人民意愿所赋予土耳其的保护该地区穆斯林的责任。”
埃尔多安对待以色列强硬的立场，也得到国内众多民众和阿拉伯民众的支持。根据去年阿拉伯中心的智库研究，土耳其是阿拉伯舆论最喜欢的外交政策国家。
其次是土耳其国内政治和舆论影响。
土耳其官方历来有干政的传统，土耳其军方看来，拥有尖端军事科技和同样亲西方和坚持世俗化的以色列，是土耳其加强国防力量、抑制国内政治伊斯兰、维护世俗制的天然盟友。因此，土耳其军方积极发展与以色列的军事和安全关系，在 1996 年土以缔结军事联盟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土耳其军方也在所签订的土以协定当中的贸易合作，获得巨额收益。如在以土协议下，以色列将建造多艘巨型水槽船，以便每年从土耳其的马纳夫加特运载5000万立方公尺河水到以色列，为期20年，而土耳其则向以色列购买一批坦克和空军科技。 以色列每年向土耳其购买的5000万立方公尺淡水，只占以色列每年消耗的15亿立方公尺淡水总量的3％。 以色列计划向土耳其买水的问题经过多年辩论之后，终于获得以色列内阁批准。 帕里兹基估计，以色列从土耳其进口的淡水费用是每立方公尺稍微超过1美元，比海水淡化厂生产的淡水费用多一倍。关于这一点，感谢 @树大师 的点拔。）
埃尔多安上台后，尤其是在 2010 年以来，执政基础稳固的正发党采取了一系列制约军队权力的动作，政府逐渐实现了对军队的管控。主张与以色列加强军事合作的军方逐渐失去了对土耳其政治的控制，无力影响政府对外政策。
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土耳其国内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教对社会和媒体的影响日益上升。
（关于土耳其军方和土耳其所谓“去世俗化”，推推树大师这篇回答。）
土耳其国内媒体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报道往往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的报道被反复渲染，但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平民的事例则鲜有报道。土耳其民众同情同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反以和反犹情绪日益增加，土耳其国内反以色列影视作品的流行就反映了这种舆论倾向。公众情绪对土耳其各党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是最为反对政治伊斯兰倾向的共和人民党也不能不顾及社会舆论，更别谈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
（事实上，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都背负着极大的民间舆论压力）
“马尔马拉号“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国内的反以、反犹情绪达到高潮，2015 年10 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称，“近些年来土耳其的‘反犹主义’一直在上升”。
还有就是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的外交理念影响。
前景
相似的地缘环境、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相互需求使得土以关系在 2010 年“马尔马拉号”事件后并没有彻底破裂而走向全面对抗，虽然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土以双边关系本身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双方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彼此之间并未对对方构成战略威胁。土以两国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所以两国经贸合作增长迅速。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也有共同利益。
但经过正发党这么一闹，以色列政坛也对正发党失去信任，而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媒体和舆论影响，土耳其民众大多有了反以情绪，想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土以蜜月期，可能性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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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交替和土耳其—以色列联盟的开始、持续、消亡）
2022年3月 更新
土以关系的新动态
以色列右翼媒体对此的表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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