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何说韩国废除汉字是落后,又说土耳其废除阿拉伯字母是进步?

回答
关于韩国废除汉字和土耳其废除阿拉伯字母,将其中一个视为“落后”,另一个视为“进步”,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历史语境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各自的背景、原因以及长远影响,才能更全面地理解。

韩国废除汉字:一种“落后”的争议

韩国在20世纪推行了全面的韩文(谚文)专用政策,显著减少了汉字的使用,甚至在很多场合完全废除了汉字。支持者认为这是民族主义觉醒、语言纯洁化和现代化进步的体现,但批评者则认为这带来了“落后”的代价。

“进步”的理由(支持者观点):
民族认同和语言独立: 汉字并非韩国本土文字,其大量使用被认为是日本殖民时期影响和中华文化圈的延续。推广完全使用韩文,被视为重塑民族认同,摆脱外国文化符号,实现语言独立的有力手段。
扫除文盲和教育普及: 相对于结构复杂的汉字,表音文字韩文更容易学习和掌握。这极大地降低了识字门槛,加速了普及教育,提高了国民整体的文化水平。在信息时代,输入和处理的便捷性也得到提升。
现代化和科技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字母的文字在计算机输入、排版、网络传播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纯韩文有利于韩国在科技和信息领域的发展。
摆脱文化包袱: 汉字学习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掌握不精通可能导致理解偏差。废除汉字可以节省教育资源,让国民更专注于其他知识的学习。

“落后”的争议(批评者观点):
文化传承的断裂: 韩国拥有悠久的汉字使用历史,大量古典文献、历史记录、法律条文、甚至大量的谚文词汇都与汉字有着深刻的渊源。废除汉字,尤其是对其文化根基的忽视,导致了与历史的割裂。许多古籍难以直接阅读,理解历史和文化需要借助翻译或专业知识,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
词汇理解的局限: 很多韩语词汇的词根来自于汉字。虽然谚文能够拼写这些词汇,但如果不知道其汉字词源,往往难以准确理解词汇的深层含义、细微差别以及与其他词汇的关联。这可能导致语言表达的模糊和理解上的障碍,尤其是在学术、法律、哲学等领域。
国际交流的潜在障碍: 尽管韩国大力推广韩文,但在与汉字文化圈(如中国、日本)进行学术、商业交流时,汉字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沟通工具。完全废除汉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教育的“一刀切”: 虽然韩文易学,但完全禁止汉字也剥夺了学习汉字带来的逻辑思维、表意能力和文化积淀。例如,很多韩国人现在感叹,随着年龄增长,对古老诗词的理解越来越困难,这就是汉字教育缺失带来的后果。

简而言之,韩国废除汉字,是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优先发展民族语言和身份认同,拥抱现代化,但这一过程也付出了牺牲与传统连接的文化代价。

土耳其废除阿拉伯字母:一种“进步”的改革

土耳其在凯末尔改革时期,于1928年废除了使用数个世纪的阿拉伯字母,转而采用拉丁字母。这一改革被普遍认为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进步”。

“进步”的理由:
现代化和西化: 20世纪初的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末期,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挑战。凯末尔领导的共和政府希望彻底摆脱旧的帝国体制和宗教束缚,拥抱西方文明。采用拉丁字母,是其全面西化、融入西方世界的重要一步。
教育和识字率的飞跃: 阿拉伯字母对于土耳其语的语音系统来说,并非最适配。学习阿拉伯字母需要记忆大量复杂的字母形态和变体,并且在拼写土耳其语时存在一些不便,导致识字率不高。采用拉丁字母后,其拼写直观,与语音对应更直接,大大降低了学习难度,使得土耳其的识字率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爆炸性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公民素质的提高。
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 凯末尔认为,统一的语言和文字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石。他希望通过一套新的文字系统,塑造一个统一的、现代的土耳其民族认同,摆脱过去奥斯曼帝国时期因宗教和民族语言差异带来的分裂感。
科技和信息时代的适应: 与韩国的情况类似,拉丁字母在当时的科技发展(如印刷、电报)和后来的信息技术领域,都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国际通用性。

“进步”的论据(为何未出现“落后”争议):
字母系统的天然适配性: 相较于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在拼写土耳其语的许多发音时,更为直接和便利。这降低了学习和使用的门槛。
相对较短的阿拉伯字母使用历史: 虽然奥斯曼帝国使用了数百年阿拉伯字母,但与中国汉字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其在土耳其文化中的根基深度和广泛性有所不同。这种“割裂”感相对弱于韩国废除汉字。
强烈的现代化诉求: 当时的土耳其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改革和现代化的渴望,人们普遍接受并支持为了国家进步而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文化融合的成功: 土耳其在拥抱拉丁字母的同时,也积极吸收了西方在政治、法律、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制度和文化,形成了相对成功的现代化国家模式。

总结来说,土耳其废除阿拉伯字母,是特定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民族统一和拥抱西方文明而采取的一项激进但被视为非常成功的改革。

对比与理解:

将两者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历史承载与文化根基: 韩国废除汉字,实际上是削弱了与几千年来汉字文化圈的紧密联系,涉及的是一种更为深厚的文化根基的“舍弃”。而土耳其废除阿拉伯字母,虽然也放弃了历史悠久的文字,但其背后是更强的时代转型和政治诉求,且拉丁字母在语音上的适配性也相对更好,其带来的“进步”效应更为显著和广泛。
改革的侧重点: 韩国的改革更多是围绕“民族语言纯洁化”和“教育便利化”展开,但对文化传承的考量相对次要。而土耳其的改革则是一整套“现代化”和“西化”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从根本上重塑国家面貌,文字改革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社会接受度与效果: 土耳其的文字改革在短时间内带来了扫盲和教育的巨大进步,社会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而韩国废除汉字,虽然提高了韩文的普及度和使用便捷性,但关于汉字丢失的文化价值的讨论从未停止,这种“进步”是伴随着争议的。

所以,用“落后”和“进步”来简单定论,可能忽略了各自改革背后的复杂动机、社会影响以及长远的历史评价。更准确地说,韩国废除汉字是“为追求现代性而承担的文化代价”,而土耳其废除阿拉伯字母则是“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标志性改革”。 评价一项历史决策,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改革者的目标以及最终的实际效果,并且认识到任何剧烈的变革,都可能伴随着得失。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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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耳其语正字法拉丁化的问题,道理很简单,许多人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是因为既不懂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正字法,也不了解现代土耳其语的音系。

第一个问题,奥斯曼土耳其语正字法真的那么不适合土耳其语吗?

推而广之,除了奥斯曼土耳其文,察合台文、回鹘文等使用的叙利亚系Abjad,真的不适合写突厥语吗?

首先,叙利亚系,亦即从叙利亚字母派生的Abjad,不论是西支的波斯-阿拉伯字母(尽管一般说源于纳巴泰文,但其实叙利亚字母和早期阿拉伯字母的汉志体相似度更高),还是东支的巴列维字母与粟特-回鹘字母,都不仅有Abjad一个特点,而是同时具有Abjad和草体连写两个特点。

并且,abjad并不意味着“不写元音”,而是“元音可以不写”,请注意,abjad系统可是有aleph(A)、waw(W)、yod(Y)三个实质上是半元音字母的“辅音字母”的,alphabet体系下的长元音在abjad体系下往往被视为短元音+对应的半元音的。

在回鹘文、察合台文和奥斯曼土耳其文的固有词中,原始突厥语中的长短元音对立已经消失了。既然无所谓长短元音,所以对于这三种书写体系,元音有两种可能的书写方式:当做“长元音”用半元音字母写出来,即所谓显式书写;与当做“短元音”不写出来(对于波斯-阿拉伯字母,此时可以选择附加的元音符号写出),即所谓隐式书写。

而显示书写与隐式书写也不是任意的。大体而言,回鹘文和大量继承其正字法特点的察合台文,倾向于尽量采用显式书写;奥斯曼土耳其文,则倾向于在词干采用显式书写,词缀采用隐式书写。

接下来具体讲讲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情况。阿拉伯、波斯借词是按照原词形,所以这里就讲固有词的正字法(欧洲语言外来词的书写,除了不一定符合元音和谐之外,与固有词一致)。

对于固有词,奥斯曼土耳其语在首音节是九元音对立(根据前后、高低、圆唇三个对立划分出的八个元音的体系,外加来自原始突厥语e的长元音形式的é)。

奥斯曼土耳其语有四个用于书写元音的字母,alif(A)、vav(V)、ya(Y)和he(H)。四个字母与三个元音符号和元音的对应关系如下:

A=a, V=o ö u ü, Y=é i ı H=a e, 其中H仅出现在词干尾。

元音符号Fetha=a e , Kesra=i ı, Damma=o ö u ü。

突厥语中在舌根塞音内,本来就存在小舌q gh和软腭k g的对立,前者是阳性辅音,只能和后元音结合,后者是阴性辅音,只能和前元音结合。而对于舌尖塞音t和擦音s,虽然在音值上无差别,但是奥斯曼土耳其语往往分别用阿拉伯语的咽音字母ta, sad书写阳性的、与后元音结合的t和s。这样的话,一大批固有词的首音节元音就唯一确定了。

对于剩下不能唯一确定的,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正字法也能区分。下图摘自Kamûs-ı Türkî(土耳其语辞海),十九世纪末阿尔巴尼亚学者Sami Frashëri所著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大辞典。

中间四个符号是关于四种kef区分的,说明奥斯曼土耳其语正字法可以区分所有辅音,不过在这里可以先略过,重点是上面四个vav和最下面两个竖写小alif和小ya的元音符。转写和译文如下:

1.Vav-ı mukbuza-ı sekîle:bu şu
后高vav,如bu şu
2.Vav-ı mebsuta-ı sekîle:yol zor
后低vav,如yol zor
3.Vav-ı mukbuza-ı hafîfe:düz süz
前高vav,如düz süz
4.Vav-ı mebsuta-ı hafîfe:göz söz
前低vav,如göz söz
5.Fetha-ı sekîle ara da
后开口符,如ara da
6.Kesra-ı sekîle sıra katı
后齐齿符,如sıra katı

注:来自阿拉伯语的、横写的开口符与齐齿符,作为书写前元音的元音符号使用。

所以固有词和欧洲外来词词干的元音,是可以用正字法唯一确定的。阿拉伯词和波斯词则有相应的读法,也可以唯一确定。

而对于黏着词缀,首先é o ö三个元音不出现在黏着词缀中。

剩下的六个元音分为四类,A=a e,I=ı i,U=u ü ,X=ı i u ü。前三类受元音和谐律的前后和谐限制,最后一类受元音和谐的前后和谐与圆唇非圆唇和谐的双重限制。而每一个确定的黏着后缀,其中元音类别是确定的。因此即便不写出元音,母语者也很容易能够念出该黏着词缀。

有人可能会说了,这样的正字法对外语学习者很不友好。但问题是,正字法首先是为母语者,而非外语学习者服务的(手动@英语正字法 )。以位格词尾为例,奥斯曼土耳其语中一个黏着词缀写成一种形式(dal+alif, dA),显然是比土耳其语拉丁化正字法一个黏着词缀写成四种形式(da de ta te)更方便快速阅读的。


第二个问题,现代土耳其语的拉丁化正字法真的就很合理吗?也未必。当然,这主要不是拉丁字母的问题,而是这套正字法设计本身的问题。

土耳其语拉丁化正字法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合并了小舌与软腭(当然,在现代土耳其语中,其实分别前移,变成了软腭和硬腭)两套辅音,k q都写作k,g gh都写作g(弱化形式写作ğ)。尽管如上所言,在固有词中,两者是互补的,然而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中就不是了,因为尤其在阿拉伯语中,这两套辅音本来就是独立的音位。

导致的结果呢?随便举一个例子吧,İstiklâl“独立”一词的k,如果不知道其阿拉伯语原词是q的话,非母语者根本不知道这里k是软腭音,而非根据其前面的元音i是硬腭音。这个词可没被废除,现在依然是土耳其语的高频词。

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导致了土耳其语的拉丁化正字法不仅没有区分,反而混淆了许多词源根本不同的词。

例如:

“杀人者”和“谋杀”不分:

尽管“杀人者”加了双写a的补丁,但这又让人误以为这里是像saadet的两个a中间有喉塞音的情况。


“心”“舌”不分:

尽管这两个发音相同,但是词源不同。严格来说,拉丁化方案中,固有词是不能加长音符的,这里只是为了示意方便。而这两个词很经常地在现代用拉丁字母印刷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诗歌中同时出现,这时读者就很痛苦了。

除此之外,土耳其语拉丁化方案中,还有只根据君堡/伊斯坦布尔方言,而不考虑其他方言的情况,废除了ng、混淆了/x/、/h/的问题,其实都是进一步地增加了混淆程度,而非减少混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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