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韩国不能像俄罗斯一样打败财阀？
首先，从历史根源来看，两国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
俄罗斯的情况，其所谓的“财阀”——寡头，是在苏联解体后，利用私有化浪潮迅速崛起的。当时的俄罗斯经济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和转型，国家权力真空，寡头们凭借与政府的紧密联系、掌握的关键资源，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控制了能源、金属、媒体等核心产业。这种崛起方式带有明显的“掠夺性”和“机会主义”色彩，其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相对薄弱。普京在上台后，通过一系列政治和法律手段，逐步削弱了那些挑战国家权威的寡头的势力，将其重新置于国家的掌控之下。这更多的是一个“收权”和“重塑国家权力”的过程，目标是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而非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拥有者。
而韩国的财阀，其发展历程则与国家的战略紧密相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韩国在朴正熙政府的主导下，实行了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国家经济的崛起，政府选择扶持少数大型企业集团，提供优惠贷款、税收减免、市场保护等一系列政策支持。这些企业集团，即后来的财阀（如三星、现代、LG等），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通过集团化运作、多元化经营，逐渐成长为韩国经济的支柱。这种模式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发展型国家”模式。财阀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韩国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它们在推动出口、创造就业、引进技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韩国政府要“打败”财阀，就如同要“打败”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奇迹的基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它不是简单地剥夺某些人的财富，而是触及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逻辑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影响力。
其次，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在普京时期，高度集权，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这种集权体制使得国家领导人能够相对集中地调动资源和影响力，对寡头进行“约谈”和“约束”。当国家利益与寡头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权力往往能够占据上风。普京的“打压”寡头，很大程度上是巩固其个人和中央政府的权力，确保经济命脉不被私人力量随意操控。
韩国的政治体制虽然也在走向民主化，但财阀的影响力却渗透到政治的方方面面。长期以来，财阀与政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政商共生”关系。政界人士的政治献金、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输送、以及财阀对媒体和舆论的掌握，都使得政府在面对财阀时，往往顾虑重重，难以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尽管韩国经历了多次政治改革，试图限制财阀的权力，但根深蒂固的利益网络使得改革的效果常常是有限的。例如，总统府的决策过程，往往需要考虑财阀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们对就业、出口等方面的影响。试图“打败”财阀，可能会引发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社会不稳定，这会给执政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再者，经济结构和财阀的控制力也不同。
俄罗斯的寡头经济，虽然规模巨大，但其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资源领域。因此，国家在资源领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更容易通过行政命令或法律手段来调整寡头的利益。
韩国的财阀，则是一家家庞大的跨国企业集团，业务范围涵盖电子、汽车、造船、化工、金融、服务业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它们的子公司遍布全球，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韩国政府要想“打败”财阀，就必须同时面对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各个环节。这种“无处不在”的控制力，使得任何单方面的“打压”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对国家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此外，社会文化和民众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俄罗斯，经历过苏联时期的集体主义和对私有财产的戒备，民众对寡头财富的积累存在一定的不满，加上寡头崛起的方式带有争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国家对寡头进行约束。
韩国社会对财阀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民众对财阀的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对政治的过度干预存在普遍的不满。大家都能看到财阀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继承问题以及一些不法行为。另一方面，财阀创造的经济成就，以及它们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品牌影响力，也赢得了部分民众的认可和自豪感。因此，在要求改革财阀体制的呼声背后，也存在着对经济稳定和国家竞争力的担忧。韩国民众在反对财阀的同时，也可能不希望看到国家经济遭受重创。
最后，法律和监管体系的有效性也需要考虑。
尽管韩国拥有相对健全的法律和监管体系，但面对财阀如此庞大的经济实体和复杂的利益网络，法律的执行和监管的力度往往会受到挑战。财阀能够聘请顶级的律师和会计师团队，利用法律的漏洞，规避监管。政府在推动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改革时，也常常面临来自财阀及其代言人的强大游说压力。
因此，韩国“打败”财阀的困难，并非在于缺乏意愿或法律工具，而在于财阀本身已经深深地嵌入了韩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肌体。它们是韩国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国家战略的执行者，也是权力网络中的重要参与者。要真正改变这一格局，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打败”几个富豪。这需要政府拿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平衡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国家稳定的多重目标，这比在俄罗斯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权力重塑，要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
网友意见
只是普京暂时降服住了财阀而已，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还是财阀的天下！
遥想当年朴正熙时代韩国的财阀不也都是温顺的小羊糕么？！
就算是现在的文在寅，照目前这不死不休的状态，在折腾两年，如果他还能在台上，韩国财阀也许也会选择先服个软，跟政府合作！
但问题就在于财阀一旦形成就太难消溶了，文在寅却不可能一直干总统！
所谓流水的总统，铁打的财阀！
合作可不等于降服！
就算暂时合作了，等后文在寅时代，也还是财阀的天下，更何况，最近看文在寅渐怂了。。。
你们这些家伙，整天说财阀财阀，反正事实不重要，情绪最重要。
最终谁会因此受益呢？北傀啊！
你们说韩国是财阀统治，站在反对国体第一线的北傀喉舌《劳动新闻》也这么讲，你们被北傀带了节奏的事实，还不够明确吗？
韩国的事情归根结底是韩国国民的内部矛盾，把北傀引狼入室，这和日本三里塚号召动摇国体的废物青年有什么两样？
北傀的大浦洞带着世越号炸弹已经起飞了，你们还不明白吗？
如果真的想关注这些明星、关注世越号，就请静等一阵，让理性的旗帜在情绪的海平面上重新飘扬，我们国军机务司会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军事政变计划（划去）调查结果的！
1996年8月26日，韩国地方法院对全斗焕判处死刑，对卢泰愚也判处重刑，同时向全、卢总统提供上百亿韩元巨额贿赂的九名大财团董事长以行贿罪判处1年6个月
迫真“韩国财阀统治韩国”，没想到“大韩民国的实际统治者”也要向大总统行贿，也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啊，还真是想不到呢。
所以说所谓财阀统治就是营销号生造出来的印象，在营销号嘴里面，财阀家里怕不是拉屎都用金马桶。
不过至于为什么不消灭打倒财阀，因为真没这个必要，继续用这次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审判为例，之所以后来对财阀董事长减轻了一部分的刑罚，不是为所谓的“财阀皇权”。而是韩国分析家认为财阀董事长被判刑会动摇投资者的信心。
韩国经济自60年代开始，就重点投资和培育项目，政府掌握重点项目税收、金融等审批权，财阀企业都只能顺从于政治权力。
而对于韩国财阀，如果真的有营销号所谓的“资本皇权”，估计早就被依法处置了.....
而且当年想打压财阀的全大统领……咳咳，也已经被搞下台了（）
谢邀。
准确的说，普京不是打败财阀，而是收为己用。
普京刚刚成为总统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寡头把持的社会，一小群在苏联解体后变得非常非常富有的寡头。普京当政后，给了这些寡头一个选择题：要么放弃所有的政治权力和部分财富，换取安全、保障和继续富裕，否则就会被剥夺一切的权力和资产。
当时，传媒大亨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拒绝这套新规则，2000年被迫流亡；几个月后，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追随他的脚步也逃亡了，2013年离奇死亡。俄国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也拒绝，结果遭到监禁，公司也被夺走，后逃亡德国。
俄国的寡头被打残了。
普京利用腐败将听话的寡头加以改造：寡头们想当官，可以，花钱买官，公职带来的便利可以给寡头们带来更多财富，但是，不能染指政治权力。换句话说，放弃政治企图，换取富裕和安全。
亿万富翁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Mikhail Prokhorov)想组建一个大体上亲克里姆林宫，但却主张民粹主义的政党，结果头破血流。
如此一来，俄国的富豪们除了只能帮助普京巩固权力，已经丧失了谋求自身政治权力的能力，只能依附于普京。就像一群蜘蛛生活在同一张蛛网上，如果经济情况恶化，他们更得抓牢蛛网保命，如果蛛网撑不住了，就踢走一些实力较弱的伙伴，夺走他们的财富。
而普京，将超然坐镇自己编制的网络，超脱于被推翻的风险。最终，无论是自相残杀的富裕阶层，还是穷困的普通民众，都无法能挑战“沙皇”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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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盯着财阀那帮人看，只能看到他们是一群垄断经济的资本家。
但如果你把这些财团与韩国的整体经济和社会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其实只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其实是韩国官僚集团，在宪政民主的压力下，与资本家合作实现对国民经济垄断控制的一种变通工具。
这种系统在韩国的邻国日本也是如此，它其实有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就是东亚官有制。
这是一种西方文明也无法攻破的东亚传统。
为什么说日韩同是儒家文化圈？因为他们这套系统其实也是我国的“官山海”系统在现代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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