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历史最近一千年的面貌和以前很不相同了？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以前”和“最近一千年”在社会结构和统治模式上的根本差异。 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中国主要以农耕文明为基石，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等级分明。政治上，中央集权与地方的博弈是主旋律，王朝更替频繁，但核心的官僚体系和文化传统却有着很强的延续性。文人阶层在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权力中心，掌握着话语权和知识传承。而“最近一千年”，尤其是进入宋朝以后，这种稳定的农业社会基础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逐渐孕育出新的变化。
宋朝，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 尽管在军事上屡受外族威胁，但宋朝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上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催生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白银作为货币的广泛使用，都与之前的农业经济有着质的不同。科技方面，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文化上，理学的兴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伦理道德的规范，但也使得知识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
随后，元朝的统治，虽然是外族入主中原，但客观上也加速了一些历史进程。 民族融合虽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元朝的统治打破了原有的地域和民族界限，客观上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在东西方之间。大运河的进一步疏浚，丝绸之路的畅通，都为贸易和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
到了明朝，虽然恢复了汉族王朝的统治，但一些变革仍在悄然进行。 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持续活跃，以及海外贸易的兴起（尽管后期有所收缩），都让中国社会的面貌在细节上变得更加多元。但明朝最大的变化，在于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废除丞相，皇帝直接处理政务，虽然加强了皇权，但也使得政治决策的效率和弹性受到影响，潜藏着危机。
而真正将这种“面貌大变”推向极致的，是近几百年来的巨变，尤其是西方的崛起和工业革命的影响。
首先是观念上的颠覆。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东亚的中心，文化输出的典范。但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政治思想和生活方式，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对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开始质疑固有的知识体系，对“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传统理念产生动摇。
其次是经济基础的动摇。 尽管中国农业生产力很高，但工业化浪潮的到来，使得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生产力，在军事和经济上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在面对机器生产时显得愈发脆弱。中国的经济开始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更多的是扮演原料供应者和商品市场的角色，这与以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截然不同。
再者是政治体制的剧变。 鸦片战争的屈辱，太平天国运动的动荡，洋务运动的尝试，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以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彻底颠覆了过去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共和制的引入，政党政治的出现，以及后来社会主义的实践，都与之前的王朝政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科技与教育的变革更是显而易见。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到新式学堂的建立，再到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科学技术被大量引进和学习，推动了中国在军事、工业、医疗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
社会生活的改变同样巨大。 城市的兴起和扩张，工厂的出现，铁路、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的普及，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社交方式、信息获取途径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变得更加多样化。
思想文化领域更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礼。 各种西方思潮涌入，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观念深入人心，激发了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革命、改革、救亡图存等口号，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最近一千年的面貌之所以与以前截然不同，是因为它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从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逐渐转变为一个与世界深度互动、追求现代化、经历着剧烈社会转型的国家。这期间，有主动的探索和进步，也有被动的屈辱和挑战，但正是这些复杂而深刻的变革，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面貌，使其与千年之前的中国，已然是截然不同的画卷。
网友意见
用句老话来说，对手进步的速度太快了，对它们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这话放在国史，很多人可能会不服，但是稍微举几个外国的例子，就相当明显了。
比如当年波斯帝国鼎盛时，居鲁士大帝仅用1年就秒杀了小亚强国吕底亚，后来萨法维波斯时期，你要它秒杀一个奥斯曼试试？当年恺撒征服高卢虽然算不上秒杀，但也只用了八年，而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城邦军队装备世界领先，有枪有炮有板甲，比古罗马时装备更好到不知哪里去了，结果却反而被法军吊起来打。法兰克人历史上也从来没怕过日耳曼各部，拿破仑三世也是这么想的，就算不能像叔父那样几个月横扫普鲁士，取胜也应该不成问题，结果打着打着自己都当俘虏了。
内因虽然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但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如此剧烈，很多时候自身进步得不够快也是犯罪。
尤其最近看到一则史料，可能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误事。天宝年间，唐军多次征讨南诏惨败，损兵十余万（一次鲜于仲通八万人只剩两万，一次李宓七万人全军覆没），以至于唐朝军民极度厌战，“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一定程度上就是杨国忠不信邪，战败了就一波波的抓丁发兵，不断深入苍山洱海，不计代价也必须得一战平定南诏。目标如此不切实际的原因可能是：在唐人看来，当年诸葛丞相几个月就平定了南中（《旧唐书》中甚至直接写南诏蛮“三国时为诸葛亮平定”），堂堂大唐反而搞不定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传言唐军主帅李宓更是在擒孟获碑处沉江而死，也难怪自从唐朝以来诸葛亮一直稳居武庙十哲。。。
但李宓可能有一点没有想到，诸葛亮南征主要还是打的几个汉人官僚、豪强的叛乱，西南夷早已被汉朝征服，多年来已经设立了多个郡县，趁着孟获刚刚起事人心未附，火速进军云南腹地，自然便可迅速平定。就算是汉武帝时期平西南夷，当时的西南各民族比起汉朝的国家机器也明显存在代差。已经建立了完整国家政权的南诏显然远非西南夷和孟获可比，此外还有吐蕃相助，这个时候仍然轻兵深入瘴气横行的云南腹地自然就成了送人头。
对比明朝最后在越南的失败，过程也有几分相似，明军屡次轻敌冒进，导致多次全军覆没，这个时候的安南，显然也不再是吕岱带几千人渡海疾行就能闪电平定的交趾了。
关于明末为何官军溃败得如此憋屈，历来有两种说法很有道理，而这两种说法也是上述内外因结合的产物。
第一种说法说：明军在中小规模战斗中屡有亮点，但一到大兵团的会战，最后胜利者都是后金。这点可以说外因很重要，也就是八旗制度组织大兵团行军会战的能力已经超过了中原王朝。
第二种说法是，常年累月欠饷使得明军军心崩溃，最后几万几十万的投降清朝，甚至一变成清军战力变脱胎换骨。这点有些人认为是倒退，你军费都保证不了，这不是还不如一两千年前么？但这也可以说是进步赶不上需求的结果，明军后期确实大量装备了火铳、佛郎机、红衣大炮等热兵器，还恢复了募兵和营制，还有在辽东的筑堡等等，可想而知需要的军饷数额自然比以前高得多，而这也就对王朝的财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像清末不是光有洋枪洋炮就行了，枪炮吃的补给对于古代国家也是天文数字，所以才叫“大变局”。明朝可能也是这样，财政效率不仅没有相应进化，还存在很大的系统性缺陷（比如养藩王的花费一年比一年高），到了后期出问题可能也就成了必然。
近一千年整体都比较冷，没有汉唐或西周之前暖和
越冷生存越艰难，中原日子难过，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日子更难过，于是拼命要南下中原，特别是气温急剧下降的小冰河时期，往往会给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中原王朝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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