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把清朝说得一无是处，但是为什么能统治268年？

事实上，这个问题正好是历史界某些饭圈人士拒绝提及的问题。

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所以就从来不提。

反正一提起清朝就是全面倒退，丧权辱国，这八个字基本上就是清朝的标配了。

但凡跟清朝有关的问题，都少不了围绕这八个字的各种回答。

一句话，清朝最黑暗，最倒退，各种开历史倒车，堪称历朝历代耻辱之最，垫底的存在，应该开除中国历史。

中国没有清朝，一定会过得更好，版图更大。

清军入关，纯属捡漏，但凡李自成给力一点，清朝就从中国历史里滚出去了。

什么文字狱，奴化统治，殖民帝国，得位不正，横征暴敛，闭关锁国，各种屠城，割地赔款之类的，基本就是这些或者类似的词。

但他们从来不会主动提及这个最黑暗的王朝，居然有近三百年的悠长寿命。（1616~1912）

从来不会主动承认，中国封建王朝发展到巅峰，基本就是清朝这样的形态。（中央集权）

但凡动动脑子，思考一下，这么一个黑成锅底的王朝，如果都是缺点，没有优点，怎么可能会存在这么久呢？

简直匪夷所思嘛！

甚至反推一下，既然这么垃圾，这么黑暗的清朝都能存在近三百年，那么比清朝短命的王朝，是不是比清朝更垃圾，更黑暗？

秦朝：最烦这种狗屎评选了。（14年）

西汉：我也烦。（210年）

东汉：我都这么低调了，居然把我拉出来当靶子？喂，西边那个，咱俩合体得了（195年）

西晋：我什么都不想说。（52年）

东晋：同感。（103年）

隋朝：能不能别把我扯进来？（37年）

唐朝：啧啧！（289年）

北宋：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得了。（167年）

南宋：+1。（152年）

元朝：能不能给我名字打个马赛克？（97年）

明朝：好险啊。（276年）

清朝：其实吧，我是1616年生的人。（276年或296年）

其他非主流朝代：滚！

然后很多人就跳出来了，不能光凭存在时间来判断一个王朝，还要看文化，看武德是否充沛，之类巴拉巴拉的东西。

既然这么说，那么咱们就扒一下，清朝是靠什么活的这么久的。

一、中央集权的巅峰形态。

是的，你没看错，清朝存活时间这么长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她是中央集权的巅峰形态。

基于罕见的中央集权强度，清朝能够获得极其充沛的财政收入，和强大的统治能力。

清代的税收能力，冠绝历代，1840年开始，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加深以及对外通商愈发频繁，清朝的税收出现了暴增。西方列强通过清王朝这个媒介，间接达到了剥削中国百姓的目的，这反而促进了清朝税收，尤其是关税的疯狂增加。基于强大的税收，清朝扑灭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事实上，如果太平天国遇到的是除清以外的任何王朝，那就是稳赢。

甚至可以这么说，越到后期，清朝的财政收入数额越是吓人，1911年，溥仪退位前一年，财政收入为3亿两库平银。

统治能力，在面对太平天国划江而治的糟糕局面下，清王朝仍然具有从其他地区源源不断调派军队平叛的能力，比如湘军，淮军，甘军、蒙古骑兵等，甚至当这些地区出现小股叛乱时（捻军），清王朝仍能再次组织起大量民团，进行平叛，其统治能力可见一斑。

二、完全照搬明朝的科举制度和行政体系。

是的，你依然没有看错。

你以为清朝主要靠武德充沛？不不不，你太年轻了，图样图森破。

清王朝能稳固统治中国的重要原因是，她和汉族士大夫+地主阶级，达成了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是的，分析清朝的统治力，绝不能绕开汉族士大夫+地主阶级这么一个利益集团的，不分析他们，那就是避重就轻，瞎扯淡。

清军入关时，满汉蒙八旗撑死也就20万兵丁，算上家属包衣等，100万就是极限了。

那时候，明朝有多少人呢？

稳稳超过1亿。

如何以少数稳定的统治多数，这是一个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超大难题。

最终，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抄袭照搬，分化拉拢。

1644年入关，1646年就开了科举。明朝怎么办，她就怎么办。通过科举，顺利收拢了汉人士大夫阶层的心。由于这帮人往往跟地主阶层高度重合，于是，地主阶层也被清朝统治者纳入利益体系。

更别说，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完全照搬明朝，很多明朝官员投降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清朝官员，税收什么的，直接就交给清廷了，堪称无缝衔接。

这，就是清军入关后，能够在20年内，迅速平定天下的最重要原因。

同时，也是清朝能够存在276年的重要原因。

如果按照历史饭圈某些人的按照民族来划分好坏的避重就轻法子，这个重要原因，某个复杂无比的利益集团，就会被掩盖了。

举个例子，左公左宗棠，他收复新疆，是维护领土完整的大功臣，但是，作为一个清朝人，他这么做不是很应该吗？结果，很多人就喜欢把他摘出来，从来不提他是清朝人，是清朝进士这个基本事实，反复横跳，属实双标。

三、和平环境和税收改革

很多人都知道清朝人口多，但清朝人口为什么多，很多人就说不出来了。

有人说，是土豆、红薯、玉米的功劳，清朝有个屁的功劳。

甚至有些人干脆称康乾时代为番薯盛世，地瓜盛世。

然而事实是，土豆、红薯、玉米，直到清朝灭亡，都不是百姓的主食。

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土豆、红薯、玉米，是从清末，才开始大量种植的。

1730~1830年，这100年间，中国人口翻了两番，从1亿变成4亿.

这中间起主要作用的，肯定是个内在的动力，或者说幕后推手，在促进人口的增长，而绝非土豆、红薯、玉米这些还未成为主食的外来作物的功劳，它们起的应该是次要作用。

那么，这个幕后推手，到底是谁呢？

很简单，漫长的和平环境+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政策的实施。后两者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税收改革之一。

在清朝以前，收税是按人头收的，到了雍正时期，改为按土地面积征收。

人可以跑，但土地跑不了啊，一抓一个准。

这个道理，我觉得动动脑子，应该都能想得到。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但是清以前的王朝，就是没想出来。

是真没想出来，还是没敢想出来，亦或者想出来不敢改，没法改，那谁也说不准。

反正清以前的门阀大族，都玩黑户隐户的套路，朝堂上都是世家大族门阀的人的在把持。

结果到了清王朝这个愣头青这里，这帮人玩不转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多子多福的说法，反正家里的地就那么点儿大，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都是交这么多皇粮，那么就多生点儿吧。

同时，在康雍乾三朝，尽管对外战争不断，但内部环境一直都处于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于是乎，人口枷锁彻底破除，人口开始暴增。由于人口基数非常庞大，清朝后期各种天灾人祸，依然没能遏制住暴增的人口数，于是人口总数增加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步。

人口更加庞大，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农业国，这其实就意味着更强的税收。

四、大环境的造就

事实上，清朝后期的积贫积弱，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往往让人忽视了她庞大的版图。

而土地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前期的对外征服战争夺来的。

康雍乾三朝不断对外用兵，为清王朝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朝周围只有沙俄这一个威胁，而后者在远东无法支撑大量兵力，所以这个威胁也很小。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清王朝的威胁来自海上。

列强们无奈的发现，他们无法通过战争来彻底征服这里的人民。正如那句话，中国就像一个虚弱的大象，虽然虚弱，但她仍是一头货真价实的大象，环伺的群狼仍然无法通过尖牙利齿来毁灭她。

而扶植清王朝则会获得更多的利益。之后，太平天国的出现，反而真正的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后来甚至出现了列强借钱给清王朝镇压内部叛乱、对外开战、收复失地、修铁路等的奇葩情况。其根源在于，列强通过借贷关系来达到在中国境内获取特权利益的目的，比如租界，把持海关等等。

某种程度上讲，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的大环境，造就了清王朝的后期模样。在对与错，光与影之间，这个庞大的帝国最终倒在了历史的车轮下。

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下，她最终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当今的新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转变成强大的工业国，正是吃够了历史教训，痛定思痛，破后而立的结果。

很多人都想穿越回古代，去改变历史，可惜，这只是一腔情愿。

历史，不存在如果，不允许假设。

或许，正是因为那些消散的历史风沙，才将我们塑造成今天的模样。

无论承认与否，那斑驳的历史，都静静的呆在那里，一直都在。

欧洲的奴隶制持续了近3000年，印度的种姓制度则维持了3500-4000年，这可比带清固伦久多了。这些压迫大多数普通人的东西，除了精神剥削阶级之外，确实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无是处了。

网上有人把清朝说的一无是处，同样也有大量的人给予了清朝本不应该得到的过高赞誉

这两种人，哪一种比较多？

我无能力去统计然后给出确切靠谱的数据对比。

但是我知道网上无论吹黑清朝的人，多数都无法做到真正深入了解和客观看待清朝。

比如提问的题主本人。

清朝的直接控制领土不是可与汉唐相比，而是明显比汉唐更加大。

不计算新中国的情况下，长期直接控制领土最大的是清朝，其次是明朝，然后才是西汉，唐、东汉

但是在题主看来，这似乎是清朝的巨大优点，而且是对比以前朝代的优点。

这个想法是否正确？

我认为题主需要了解以下三个基本事实

①中国古代王朝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以及管理制度是持续发展的，绝不存在1840年之前的朝代都差不多这种事情。

之所以会有人觉得清朝成功有效统治了比前代更大的领土是非常了不起，可以傲视前朝的功业。多数是被这个奇怪的思路给洗了脑————即，1840年以前的古典王朝都差不多，都是古典王朝。

这个说法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说明当前主流教育教材，以及部分皇汉的迷惑性发言，导致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存在长期的技术发展倒退。

其中有好几个不同的流派，有战国之后一直倒退说（小众），大秦之后一直倒退说（数年前一度猖獗）汉唐之后一直倒退说（相当一部分人），大宋之后一直倒退说（受公知影响），明朝之后大倒退说（相当一部分皇汉）。

限于篇幅，我没法展开详细论述。

我只能告诉你，在网上，长期被忽视的几个清朝的优点之一，就有行政管理体制的进步发展。包括抑制和合理使用勋贵外戚，避免宦官干政，避免武勋地位过低（举例，康熙曾让全北京文官跪迎进藏被大策零敦多布全灭的清军指挥官遗体）

还有荒政系统（救灾，赡养鳏寡孤独的一些政府福利）进一步改良，要知道明初朱元璋建立的荒政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算很进步了，清代较之明代的荒政仍有所提升。

还有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系列措施和对策，是胜过前代，达到和唐代最好的时候一样的水平，甚至犹有过之。

但是这些，网上的清吹很少提。

回归这一段的核心，除了行政管理制度上清朝博采前代所长之外。技术领域上，发展到康熙时期，中国的火炮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超越了明末的野战重炮发展水平。

此后引进了中亚的赞巴拉克大型火绳枪，使得清朝人在大型火绳枪的装备率上超过了晚明装备鹰嘴铳这种大型火绳枪的比率。

总的来说，在乾隆之前，清朝的大型火绳枪和重炮比明朝晚期又有所进步，虽然幅度并不大，但仍然是进步。

比明初更不用说了。除了各色轻型火炮发展停滞或倒退之外，此时清朝的火器总体技术对比明代是缓慢提升的。到了乾隆时期又开始倒退，个中理由后面再说。

除了火器技术，还有牲畜育种，农作物种苗，亩产产量，这些也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

比起秦汉时期，清代中国的许许多多的技术和工艺都已经长足进步，国家体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和游牧民的技术经济实力代差是前代不能相比的。

②说来很多人不敢相信，清朝的最大扣分项其实还就是武功孱弱，领土扩张不到位

首先清代以前的朝代根本就没有近代国境线概念，也从未接触过明朝覆灭四年之后才出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条约。

基本上，两汉，唐，元，明，这四个都做到了成为东亚宗藩系统中的老大这一成就。宗藩关系内，都视为自己的领土。

所谓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我赤子。

达则兵威干涉，做你宗主，穷则退居险山关隘，暂不理你。

汉唐元明四代鼎盛时期的宗藩辐射范围，都大于清代的鼎盛时的宗藩辐射范围。

不过这一方面因为西方人自中晚明开始入侵封贡世界边缘，清朝不能重新独立控制一个世界体系，倒不能作为它的黑点，这事儿是人力不能逆转的。

清吹总是跟前代比疆域，比实际控制力，比齐民编户的范围，比和蒙部的联合能力。

为什么不横向对比呢？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明朝两京十三省是之前历代都没有留下来过的最大的有效控制领土了

只有西汉覆灭时才在辐射范围上超过明代（只是辐射，有效的齐民编户的领土也没像明朝灭亡时留下的那么多，尤其在南方和西南，质量差距很大），而明清易代的清王朝继承的是一个政令可以通达到所谓“汉地十八省”的巨大的领土版图。

元朝也没留下这么大的有效领土

更不用说跟明朝同时代的世界其它势力，以齐民编户，驻军征税这种近代标准去要求，跟明代同时代的其他大国更难达到明朝一半儿的有效领土大小，即使是奥斯曼鼎盛时期，按这种严格标准去计较，可能都不到二百万平方公里。

但是到了清代，世界各个强权都开始了一轮急剧的扩张潮。

甚至包括非洲中东部.........

在清朝所处的欧亚大陆板块，体现为拥有出海口的势力，不断挤压技术传播路径排在最后的内亚内陆势力。

那些地处交通不发达，海运无法波及的区域的势力，它们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技战术打法，都已经跟不上欧亚大陆的主要潮流。

清朝的扩张，不过是在这股潮流之中，跟着吞噬了几个原本就和古代中国存在长期宗藩关系的内亚势力。

战争规模不大（乾隆曾在清缅战争中指出云南前线吹牛逼，我大清在新疆征战多年，杀敌尚且不满万人）

后勤难度不小，但是对手技战术和清军存在显著代差。

基本上清军当时凭借野战筑垒射击和火炮优势，佐以少量精锐关外八旗，就可以击败对手。

可以说，清朝对这些区域的征服，其技战术储备，只不过是和明朝嘉靖后期对俺答汗进行的一系列技战术迭代开始一脉相承的。

差不多在隆万时期到晚明后金大战，东亚的军事技战术迭代已经显著压过了蒙古人和回部这些落后地区了。

清朝的征服只是世界征服大浪潮里的一小部分。

足以印证其水分的，就是面对同样可以从海上获得技术传播路径的势力时，清朝的军事机器迅速暴露出极度虚弱的一面。

例如清缅战争，清越战争。

对方同样拥有野战炮，大型火绳枪甚至燧发枪，以及比内亚势力更完备的国家机器时，清朝只能靠体量优势挽回一点尊严。

③清朝对近代屈辱史的主要责任已经被多数人遗忘了

清朝对近代屈辱史最大的贡献是啥？文字狱？剃发易服？

都不是

是满汉之防导致的中国国民军事化动员率空前暴跌

在近代列强的征服浪潮下，我们不指望清朝能逆天而行，保住中华世界秩序。

但是，它最少应该做到成为英法的远东头号马仔。可是它失败了，败给了日本。

其核心因素不是技术落后，也不是文字狱禁锢思想。

在近代，落后和愚昧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有动员力。

清朝对列强的战绩甚至不如非洲祖鲁人。

清朝高层本来对燧发枪和西方军事技术发展进步这些事情都有所了解，但满汉之防，尤其是乾隆，只把最好的装备体系武装给禁旅八旗，其次是为他们卖命的关外八旗，最后才是绿营。

每次战争宁可千里迢迢的调用人数稀少的关外八旗，也绝不提高地方武装动员率。

进入乾隆朝的大清国，将中国这片地区的武装动员率降低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导致对任何敌人都显得兵力不足。我之前回答过一个问题，就是乾隆算不算大帝？我认为是不算的，他一面降低动员力一面却还能重新征服新疆，打廓尔喀战争，其本质还是依赖于内亚总体衰落，技术传播路径最为落后这一基本事实。

在新疆征战多年，杀敌尚且不满万人，这是他自己也认可的事情。许多敌人，按当时的欧亚大陆强军标准来看，比黑社会强不了多少（大小和卓 ，崩溃后的准部等）。

就算是廓尔喀，我没记错的话，之前围攻只有七十多人防守的日喀则，尼泊尔人也是啥办法都没有（没炮）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动员力基本上是世界上主要国家里最低的，而之前的傲慢也使得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比康雍乾时代还要进一步倒退。

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前一半是靠继承明朝的老朽机制加以部分改革，后一半则是靠近代世界体系续命，当然还有一些进步大臣杰出人才续命。

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所谓辽阔的领土也一样不值得骄傲。

换成大顺朝，大概率会打下比清朝更辽阔的领土，更多的出海口。不会面对缅甸越南显得人力不足。

清朝的征服只是前代不能相比的体量和生产技术，农业技术及军事技术的新高度对一些技术传播路径上已经注定败亡的内亚区域进行低难度的征服，结果还不是很成功，不是很稳固。

能把它留下的法理变成事实，很大程度上依赖晚清秩序崩溃后，大量主体民族移民冲破防汉藩篱，以及新中国的大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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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要再次强调：明朝的历史任务是避免南北汉人永久分裂，回收辽东河西这些失落五六百年的领土，它都完成了。还吞下了云贵高原并完整消化。清朝的历史任务不是击败西方列强或赶上他们。它的历史任务就是做英法的远东首狗，避免被朝鲜日本之流取代。但它没完成。

清朝挑落列强那是不可能的任务，没人强求这一点，如果有人强求，说明他脑子不清楚。

但是最低标准是给英法当好远东头号马仔，这个要求不过分！

但它还是被日本抢了位置。

如果站在客观立场上，没有人会认为满清“一无是处”，一个能统治全中国200多年的大王朝，怎么可能真的一无是处？

但是，满清是不是一无是处，这跟我们有关系吗？

当年的大英帝国是不是一无是处？当然不是，人家海军纵横大洋，龙虾兵打遍全球，工业革命开启新纪元，殖民地太阳永不落下，堪称人类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大帝国——但是，这跟大英帝国治下的印度人有半毛钱关系？

当年的日本帝国是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人家以小博大连挑清俄两个庞然大物，成为黄种人唯一的列强国家，把盘踞东南亚的白皮统统赶下海，在太平洋和美帝打得有来有回——但是，这跟沦陷区的中国人有半毛钱关系？

题主罗列了那么多满清的“丰功伟绩”，无非是这样一个逻辑：满清不是一无是处，相反还相当有作为，所以我们应该像对待汉唐明一样对满清持有一定的认可。

但“有作为——认可”这个逻辑链条，只有在本民族主导政权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否则日不落帝国印度总督区的人民还闹个屁的独立？大日本帝国治下大东亚共荣圈的人民还抗什么日？

而满清，不好意思，恰好这个前提不成立。

若我们能回答四个问题，就将理解清朝能够长期统治中国的深层逻辑。

第一，以汉族的绝对人口优势、文化优势，为何古代历经两千多年也未能在文化上同化蒙古草原、青藏高原、西域绿洲、西南边陲的居民？

第二，为何汉族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从未能有效统治草原，但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却可以同时统治草原和中原？

第三，为何能够长期统治中原的辽、金、清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均来自东北地区？

第四，为何最终摆脱殖民侵略、建立新中国，并且带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是思想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推崇传统儒家思想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却一败涂地，并且险些亡国、亡华夏？

对这四个问题稍加思考，理智的人将立即意识到：想要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不简单。我们来冷静探讨下上述四个问题。

一．汉族的儒家文明，是植根于农耕经济和大规模定居社群生活的文明。

从汉代起，汉族建立的王朝，曾无数次击败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北东北的半游牧民族、西南和青藏高原的山民。但在新中国以前，汉族军队无一例外无法长期戍守当地，最终必然是采用“羁縻”政策，不得不依靠当地精英维持自治局面。从未能够像在中原一样，采用郡县制建立直接统治。一旦中原发生变故，表面上恭敬的当地精英大概率谋求自立为王，强大者甚至攻入中原。

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凝练了高度政治智慧的中国名言：“马上可得天下，马上不可治天下”。真正长期统治一个地区，是不可能永远依靠军事镇压的。军事统治成本过高，通常高过能够从当地获得的经济收益，赔钱买卖必然不可持续。必须在文化上取得当地居民认可，获得被居民内心接受的统治合法性。只有两个途径可以做到：一是同化当地居民，二是融入当地居民。

然而，冷静思考你会发现：儒家文化在同化外族方面并不出色。我们能够同化日本、韩国、北越，是因为韩国、北越建国者本来就是中原移民。日本被茫茫大海隔离，接触不到中国以外的文化，一旦他们接触西方后，立即就抛弃了儒家文化，“脱亚入欧”。

在东南亚，儒家文化竞争不过印度文化，东南半岛深受印度的“小乘佛教”影响。

请注意，这不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印度从未依靠军事征服来推广佛教，完全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结果。

在北部草原，儒家文化从未能够替代当地的萨满文化，最终草原皈依了源自印度的藏传佛教。在西域，儒家文化先后在竞争中输给了印度来的佛教、中东来的伊斯兰教。

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非洲的案例，就会明白这不完全是军事问题。穆斯林并未征服过东非，然而伊斯兰教仍然在东非广泛传播，并且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仍然能够顽强地与基督教竞争。阿拉伯人也从未征服印尼，然而印尼88%的居民自觉皈依了伊斯兰教。实际上，儒家文化传入印尼比伊斯兰教更早，但却仅限于华人移民之中，无法被当地人接受。

在青藏高原，儒家思想从未有机会立足，大唐时期文成公主引入汉传佛教，然而，松赞干布却同时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引入印度佛教，最终吐蕃人选择了印度佛教。在西南边陲的大山中，儒家文化也从未能扎根，占主流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萨满文化。

由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汉族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其精神内核追求超越中原的“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其外在的礼法体系，与汉族生活的中原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一旦离开了中原就水土不服。因此，汉族征服者无法依靠儒家文化去同化草原、高原、绿洲、热带海岛的居民，因此无法维持在这些地区的有效统治。

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基础。儒家文明能够统治的区域，恰好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基本也与长城重合。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内的地区，是适宜农耕定居生活的区域；以外的地区，是无法维持农耕生产的地区。

儒家文化的礼法秩序，首先是适应农耕生产、定居生活的文化。它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稳定的秩序。但草原是游牧生产，中亚是依赖贸易往来的商业+半游牧生产。商业和游牧的流动性，是儒家礼法无法适应的。

中国还有一个全世界古文明绝无仅有的地理特点，就是中国的中原地区拥有大片大片核心农耕区，大规模的人口定在社区之中。欧洲、中东古文明都缺乏像中原这么大面积、连在一起的核心农耕区。经济上高度集中的核心区域，形成了政治上基础坚实的中央集权制，在文化上体现为大一统、尊重中央权威的传统。

而地理上破碎的欧洲、中东、青藏高原、西南山区，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对高度自治的追求。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大一统，因此尊重的权威不是统治者，而是天神。破碎地理导致破碎经济，破碎经济导致破碎政治，破碎政治导致破碎文化。唯一可行的大一统方式就是政教合一。但因为其宗教也是五花八门的各种教派共存，所以政教合一又必须清除异教徒，因此形成了文化战争、文明冲突的传统。

讲究君子“和而不同”、尊重世俗统治的儒家文化，自然无法适应破碎经济基础下的社会生活。也因此无法帮助统治者建立低成本的统治秩序，汉族在古代也就无法维持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外区域的统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原地理条件孕育的儒家文化体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换个结论，就是儒家文化的普世内核，与其高度适应中原的礼法形式存在矛盾，它不能适应流动性、竞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

上述分析解答了第一个问题：以汉族的绝对人口优势、文化优势，为何古代历经两千多年也未能在文化上同化蒙古草原、青藏高原、西域绿洲、西南边陲的居民。

二．汉族的文化优越感，使统治者很难融入边疆文化。

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中，只有大唐帝国能够同时统治中原、草原、中亚，原因在于大唐是唯一能够融入当地文化的汉人政权。李世民在草原上是“天可汗”，在中原是皇帝。“天可汗”并非拿来忽悠牧民的，它代表着对草原文化、草原秩序的认可。

因此，大唐能够调遣突厥、回纥、沙陀等游牧部落为其南征北战、戍守边疆。也因此，大唐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草原、中亚是高度竞争、高度流动性的世界，尊崇的是强者为王、魅力型领袖，只会服从李世民这样的英雄，而不会服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小皇帝。番将安禄山叛乱的发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宿命。同时，大唐对游牧民族的重用，也为后续五代十国、宋代期间的游牧民族频繁入主中原埋下伏笔。

唐代以后，中原的汉族统治者领悟了一个沉痛的真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汉人与蛮夷势不两立的思潮兴起。

美国总统即便对其普世价值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也不得不高举自由民主大旗，否则就将被选民抛弃。中国的汉人皇帝们也是如此，一方面其很难意识到儒家文化的局限性。即便意识到了，也很难自由切换思想，必须优先照顾国内的民意，否则其统治基础就会崩溃。

至汉、宋，乃至民国，因为对儒家文化的过度自信，以及强烈的汉民族主义，导致统治者不屑于融入游牧民族粗陋但接地气的文化。到明代，甚至妥协和谈行为都是罪大恶极、千夫所指。其结果，必然是激烈的边疆——中原对抗。大明军队无数次胜仗的背后，是永无休止、完全没有性价比的赔钱战争，是深不见底的财政黑洞。最终，沉重的军费开支压垮了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但游牧民族并没有汉族的文化优越感，他们不会有汉人那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矫情，残酷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使得其更能够做到“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他们为了统治中原，可以假装融入中原文化，雇佣儒生做官收税，担任中原的好皇帝。与此同时，他们仍然是草原上的可汗。

北魏的鲜卑人首先发现了这个统治窍门。他们使用草原游牧民作为军事力量，使用中原的农民做为经济力量，二者的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帝国，统治中国北部148年。而北魏孝文帝试图彻底汉化的后果，就是失去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不息。

实际上，儒家对农耕经济稳定秩序的追求，会导致王朝失去激情和动力。比较明显的，就是大一统秩序压制了中华边疆地区的能量。扩张性太强的边疆猛将、总督，其下场往往“莫须有”。

海洋边疆更为明显。明清两代均采用残酷的“禁海”手段压制东南沿海居民的远洋贸易冲动。其动机并非国防安全，实际上，禁海恶化了国防安全，比如明代的倭寇、清代的走私。真正的动机，是将不符合农耕大一统秩序的海洋文明扼杀在摇篮。

在明代，即便缺乏朝廷支持，王直、郑芝龙两个海商先后成为东亚海洋的霸主，控制了东亚的区域海权。由福建、广东移民至东南亚的华人，即便没有武力后盾，也长期居于经济主导地位。

以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经验来看，若朝廷不加干涉，浙江、福建、广东中任意一省，都足以完成对东南亚、澳洲的殖民，因为任意一省的人口和财富，都远远超过欧洲的大航海初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

但农耕大一统压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错失大航海时代的人类种族大洗牌。海商绝大部分被消灭，极少数被豢养为十三行这样的“官商”。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不仅没有如欧洲移民般得到政府的保护、支持，反而遭到打压，在朝廷、土著的夹缝中求生。至西方殖民者第三股力量到来，华人移民便沦为“存钱罐”。自近代至现代，东南亚华人周期性遭到屠杀和抢掠。至今，在印尼这样的国家，经济富裕的华人群体，却仍然是不具备完整公民权的“二等民”，比如不能参军、当公务员等限制。

结论是：单纯的儒家文明不足以统治构建中华民族所必须的广阔疆域。因为无法有效统治在地缘安全上至关重要的边疆地区，中原基本盘的安全始终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上述分析，解释了第二个问题：为何汉族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从未能有效统治草原，但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却可以同时统治草原和中原。

三．东北民族兼有游牧、农耕两种生产方式，能够同时融入中原和边疆。

契丹人建立的大辽统治了218年，女真人建立的大金统治了119年，满族人建立的大清统治了275年。这几个长寿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均来自东北，而98年的元帝国来自蒙古草原。很显然，这不是偶然。

东北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分割点，既有呼伦贝尔大草原，又有肥沃的黑土地。因此，能够统治东北的少数民族，必然首先在东北实现对游牧、农耕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统合。也因此，只有东北的少数民族，能够在入主中原后，毫无违和地继续采用“二元帝国”的模式统治中原与草原。

如果说鲜卑人是发明者的话，契丹人就是继承发扬者，而满族人建立的大清则是多元帝国的集大成者。

以康熙、乾隆为代表的清朝皇帝，在中原实行儒家礼法，是符合儒家标准的“明君”，自幼熟读儒家经典，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治理中原。在草原是符合草原标准的部落联盟领袖，采用八旗制度建立军事秩序，并且用中原的财富“赎买”草原部落首领的忠诚。在青藏高原则是政教合一的世俗领袖，通过貌似虔诚的大建寺庙和祈福，笼络住宗教领袖，用武力支持其宗教统治。

儒家文明因其局限性，无法真正将对中国十分重要的边疆地区纳入统治，也因此无法扩大为中华文明。而来自东北地区的清王朝，则弥补了儒家文明的不足，使得中国四方各不同文化与中原整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国至今的版图基础。

清朝坚持数百年封关，人为将东北抛荒。有人认为是给自己留后路，但更合理的解释，是高明的满清统治者在预防东北产生新的游牧—农耕二元强力部落。

清朝二元统治的代价，是对汉民族的不平等待遇及残酷剥削。汉族农民作为“铁杆庄稼”，需要供养满族统治者，还要“赎买”草原游牧民、高原活佛，以及维持在中亚的军事威慑，背负着养活帝国的重担。“反清复明”运动伴随清王朝始终，最后终于被国民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以现在的标准看，满清统治十分反动。除了经济剥削、屠城等罪行外，还大肆破坏华夏文化、华夏精神，为打断儒家传统的“风骨”、正义感、“天下”使命感，以及培养中国人的奴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若真能穿越历史对满清统治者排队枪毙，必是大快人心。

不过，真正导致清王朝覆灭的，或许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还不是最直接的原因，毕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一直都存在。

更关键的，是清王朝源自东北的政治艺术，固然解决了古代中原民族一直未能解决的游牧民、农民冲突，草原与中原冲突问题，但它却没有整合海洋文明的经验，最终输在了海洋文明崛起上。

上述分析，解释了第三个问题：为何能够长期统治中原的辽、金、清四个少数民族王朝，均来自东北地区。

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最终能够整合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

进入20世纪，中国地缘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有两个剧变。

第一，困扰中国数千年的游牧民族被沙俄、苏联整合。俄国成为整合了游牧与工业文明的新型帝国，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中原—草原关系，被中苏关系取代。

第二，平静了数千年的沿海边缘地带，突然出现了强大的海洋全球帝国，中国首次需要面对陆权文明、海权文明双重威胁。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清朝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逻辑，必然能够理解：新一代的中华大一统国家，必然将需要同时吸收苏联、欧美、中华三个文明成果，融合欧亚内陆、中原、海洋三个至关重要的文明地带。

1.清王朝的瓦解。

清王朝崩溃的核心因素并非满汉民族矛盾，而是其统治基础瓦解。

清王朝统治的基础，是以整合草原游牧部落形成的八旗军事力量威慑中原精英，以中原的农业财富“赎买”草原游牧部落的忠诚。

八里桥之战，成为游牧骑兵最后一幕悲壮的演出。蒙古王公僧格林沁率领3万清王朝最精锐的满蒙骑兵，使用了伏击、诱敌深入、侧翼攻击等等高明战术，至少3000名勇敢的骑兵阵亡，却只造成英法联军5人死亡。火器时代开启，草原牧民对中原农民的军事优势从此荡然无存。

加上沙俄对中国从西北到东北漫长边疆地区的鲸吞，清王朝已经不仅不能以草原部落威慑中原、守护边境，反而要依靠中原的步兵去保护草原、中亚边疆。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不仅粮饷主要来自东南五省，特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不计前嫌的大力支持，主要将领也来自曾国藩培养的湘军宿将刘锦棠等。

结果，是东南沿海政治崛起。广东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起义令清王朝吐血三升。八国联军入侵时，东南五省互保，公然宣布与西方列强互不侵犯。实际上已经是清王朝即将覆灭的明显征兆。

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个导火索，最终压垮清王朝的，是东南之地的封疆大吏纷纷倒戈。清朝的二元统治宣告终结。

2.民国无力整合中华民族。

鸦片战争后，中国军队的实力，取决于是否能够从沿海获取西方国家的武器，是否有足够财力购买军火，是否能够获得西方的军事培训。

过去处于蛮荒之地的广东，因为最先承接欧洲海洋文明发展成果，成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

甚至西南边陲的滇军，也因为最早开办讲武学堂，以及从西南边境进口武器的便利，一度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强军，使得蔡锷敢于起兵对抗袁世凯。

因此，继清王朝不能依靠游牧骑兵统治中原后，北洋政府也不能再重复“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野心使然，不如说是在军事、经济实力不足以统一中国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儒家传统寻求权威。正如宋襄公面对楚庄王时，食古不化遵守春秋礼仪，被后世嘲讽。这不是他愚蠢，而是他悲哀，因为他实力不足，唯有依靠“礼”的合法性。袁世凯的食古不化，是同样的逻辑。

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儒家农耕文明已然被海洋文明冲击，皇帝的称号不仅没有像古代一样获得权威，反而成了东南沿海新阶层眼中的过街老鼠。讽刺的是，人们却能接受以总统虚名伪装的独裁者，可见西方思想对社会的改变是何等剧烈。

民国后，中国出现经济碎片化、政治碎片化、文化碎片化，如果按照欧洲以及世界其他文明的规律，中国将进入永久分裂。

但是，儒家文明大一统的强大文化基因渗透在中国人的灵魂中，驱动着中国再次山河混一。文化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中国近代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对割据都是深恶痛绝，人民向往再次大一统。

然而，在破碎的经济、政治基础上，重建大一统，需要极为强力的精神纽带。袁世凯诉诸精神纽带的思路是对的，但这个在其他文明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不是温情的儒家可以做到的。儒家的内在理想，与儒家的体系，从古代起就存在内在矛盾，至近代更为明显。

3.蒋介石的国民党不代表最大公约数。

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的尝试。一边皈依基督教、与宋氏代表的东南沿海工商集团联姻；一边推崇曾国藩，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寻求精神力量。

可以看出蒋介石统治的基础，是海洋文明的代表东南沿海商业阶层，但支持其统治的文化力量，却不是欧美的“普世价值”，而是儒家传统思想。经济原因在于蒋介石必须争取中原传统地主士绅的支持。他尝试建立的，是中原农耕+海洋商贸二元帝国。

悲剧的是，二者的思想内核是完全矛盾的。儒家崇尚权威，为蒋介石以“亲亲”师生关系建立威权统治提供理论支持。但源自欧美的海洋文明崇尚民主自由，导致蒋介石不得不迁就新兴资本家以及美国爸爸的自由主义偏好，不能建立真正的威权统治，首鼠两端。被嘲讽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因为工业化尚未完成，沿海商业阶层过于弱小，无法依靠其形成稳定的秩序。特别是工业化连起步都谈不上，可以说是有商无工，一小撮瘸腿资产阶级。东南商业阶层，实际上是中原农业经济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买办力量。

对商业买办资本家的偏袒，导致蒋氏政权对工人阶级的苦难视而不见，令工人阶级怒火中烧，成为推翻蒋氏的骨干力量。对代表儒家宗法力量的地主阶级的维护，导致渴望土地的广大贫苦农民站到了蒋氏的对立面，成为推翻蒋氏的主力军。真正利国利民的民族资本家以及爱国知识分子，又反感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很显然，蒋氏国民政府，不代表中国的最大公约数，无法承担整合中华民族力量的重任。

日本这个新兴海洋国家又大肆入侵，对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东南沿海的秩序造成巨大破坏。最终使得国民党无法建立农耕+海洋二元文明。

4.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迎来了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对工业文明的解决方案。解决中国未来的前途问题。

列宁主义最令人瞩目的，是列宁型政党、举国体制。俄国的这种体制发明，令人联想到草原游牧部落的全民皆兵传统。实际上，俄罗斯的首个王朝——基辅罗斯公国，正处于游牧民族的迁徙通道上，俄国深受游牧民族影响。同时，苏联体制又适应大型工业化生产方式，特别是大型重工业生产方式需求，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计划性特点。

于是，学习苏联的中国，得以动员最广大的人民，形成了爆发力强悍的举国动员体制。人口庞大的中华民族，因为缺乏对人民的组织能力，3000年来面对外敌入侵时，一直无法有效发挥人口优势。如今，中国千年来第一次不再依赖少数精英去对抗外敌。

世界第一的庞大人口资源第一次被军事化组织起来，即便在武器、工业严重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依靠强有力的组织力、坚决果断的轻步兵战术，以及无穷无尽的轻步兵海，先后击败日本、美国军队，震慑苏联军队。战场之外，更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力组织，形成动员力极强的举国保障体制，民众可以视为后勤部队。简单来说，就是全民皆兵。

在本次疫情防控中，举国体制再一次向世界昭示其应对重大危机时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令中国风景独好，在国际竞争中弯道超车。

但马列主义一开始并不能适应农耕立国的中国现实，直至深深理解中国农村的教员同志提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动员范围，才从占人口比例过低的工人阶级，扩大到占人口9成以上的农民阶级。

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它解决了举国军事体制+大工业计划体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创造力问题。改革开放可以看作是对海洋商贸文明成果的吸纳。正如辽、清二元体系的成功，中国也可以同时从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中获取力量。

由此可见，适合中国的思想，必须拥有足够广阔的精神空间，容纳农耕、工业，陆地、海洋，边疆、中原，军事、民生，历史、现实，当下、未来，等种种复杂而矛盾的精神需求。又必须具有灵活性，能够不断调整定位以应对高速发展、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这要求中国思想必须具有普世性、发展性，高度适应农耕文明、固化的单一儒家思想，仅仅能够作为支撑中国宏大文明的文化内核之一。

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新精神内核的成功，中西合璧、海洋与内陆合璧、历史与现实合璧的新精神，几千年来第一次在精神上实质性整合了中国广阔疆域上的不同民族、地区、阶层，中华民族的新生在烈火与鲜血中铸就。

并且，新精神适应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现实，激发出沿海、内陆、边疆等不同文明地带的能量，取得全世界最亮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

上述分析解释了第四个问题：为何最终摆脱殖民侵略、建立新中国，并且带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是思想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推崇传统儒家思想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却一败涂地，并且险些亡国、亡华夏。

五．中华民族需要国际视野、国际胸襟。

近代中国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下，迸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以及令世人震惊的牺牲精神。

在抗击日寇的中华大地上，在阻遏美帝建立桥头堡的朝鲜冰原上、越南雨林中，无数中华儿女明知九死一生，却奋不顾身、自蹈死地。因为他们视自己和后方的人民、现在的我们是一家人、一个生命共同体。

正是面对生死存亡时激发出的强烈民族主义精神，令中国人民打退了日本、美国侵略者，吓退了苏联侵略者。

正是举国体制，让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完成“两弹一星”核威慑体系。从此，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解决了。

中国得以大幅缩减国防开支，国防支出长期维持在GDP的1%左右，近几年才提升到1.8%。而美国则长期维持3%以上，俄罗斯约4%，朝鲜30%左右。中国得以腾出资源，全力进行经济建设。

虽经改革开放40年，然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几乎不加掩饰，第一岛链的封锁网仍在，宝岛也因美国干涉而未能收复。因此，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虽不比过去的生死时刻，但依然余波激荡。

在民族主义思潮浸润下，网络上很多人开始反思历史上亡国的教训。很自然会对投降异族的宋、明古人“怒其不争”，并痛恨古代的侵略者。

大量网络穿越小说都是描写现代人穿越到宋朝、明朝末年改变历史，杀鞑子、救华夏。其中，明穿题材最为流行，如《窃明》、《晚明》等。清穿题材也颇受欢迎，如《伐清》所谓“清穿不造反，菊花套电钻”，对满清入关可谓恨之入骨。因此，清朝在网络文学中的形象，堪比抗日神剧中的日本鬼子。

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华救亡图存时期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不可缺少的举国精神纽带。必须予以发扬和保护。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大国崛起，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主导了数百年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改变。经济上，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动摇，伊朗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用人民币结算，未来的趋势是中国将形成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另一个核心，打破美国的中央国地位。

其实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天下”不再是汉族与游牧民族的打打杀杀，而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殖民者的博弈。到如今，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单极霸权的博弈。

作为山西人，当我去了省会太原时，我感知的最主要身份是运城人。当我去了北京上学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山西人。当我有机会出国时，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如果以后有机会见到外星人，那么我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地球人。

随着视野的开阔，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共同体身份也更加宏大。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人的视野局限于汉人、满人、蒙人、回人、藏人等。当西方人、日本人入侵后，大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

民族主义感情必须予以珍视。不过，明清的汉民族主义，已被中华民族主义替代。进入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后，世界更呼唤西方垄断之外，真正普世的文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当代中国具备更宏大的视野，需要精神扩容。中国已经解决生存威胁，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发展空间。中国需要更加普世的精神来整合依赖中国经济的弱小国家，形成超越国界的经济共同体。

中国的经济、科技硬实力追赶美国指日可待。但在文化软实力这方面，中国依然任重道远。比如说，我们就没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种自带干粮为美国火中取栗的马前卒。中国与世界伙伴的合作基本是基于利益交换，而非文化纽带。这会令中国突破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体系天花板、整合外部力量的成本大大增加。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民族主义是双刃剑，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而是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障碍。作为与美国在全球竞争的世界级大国，可以预见，中国因苦难而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将逐步降低烈度，拥抱越来越大的中国经济圈，整合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文明竞争最后的王者，必然是在精神上能够理解、整合全人类最大公约数的那个文明。

儒家，是全世界古文明中唯一以伦理学为基础的精神体系，它的终极追求是全世界文明中独一无二的“仁政”，即人民的现世幸福。它试图建设的秩序，是温情的“礼”，即不依赖暴力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优势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

它的立足点是作为“社会人”的“人”之本质属性，即忠于内心的“忠”（中+心，正中本心），以及推己及人的“恕”（如+心，待他人之心如己心），是比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更为强调“人的解放”之精神。

它以定居熟人社会的法则，推而广之形成普天之下的“大同”。从内核上，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一脉相承，这或许是社会主义传入中国这片土壤后，立即便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精神基础。

在历史上，对伦理正当性的坚持，令儒家在认知和应对世界时灵活性不足，儒家统治者和官僚总是带有浓浓的道德情感色彩，忽视了客观世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实际上，习惯道德判断的思维模式至今犹存。比如因为满清入侵中原的非正义性，很多中国网民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满清统治中国276年的客观事实。

另外，不仅自然科学是客观的，实际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社会科学都存在儒家思想不能解释、甚至有悖于“仁”的客观规律。

这导致儒家的“仁政”理想，更多依靠的是“克己复礼”，即精神力量对人之需求的压抑，缺乏足以推动其实现的技术手段。莫说在“蛮夷之地”，即便在中原，儒家理想也从未实现过。

即便所谓“盛世”，农民生活也十分困苦，个人幸福更是想都不敢想的“造化。加上腐败横行，农民的人身安全和赖以为生的土地缺乏保障。到王朝末期，农民更是悲惨。在耕地因人口增长达到负载极限后，历朝历代的末世都会迎来一轮“礼崩乐坏”。贫苦农民总是首先被牺牲的弱势群体，他们会被抢走生死线上的最后存粮，被迫卖儿鬻女，乃至成为路边饿殍。每到乱世，动辄80%的农民死于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伦理学上继承儒家的精神内核，抛弃其僵化的外在形式体系。社会主义强调“为人民谋幸福”，但对唯物主义的坚持，使得“仁政”能够按照客观规律予以实现。比如，工业化的规律，城市化的规律，商贸合作的规律，国际政治的规律，战争的规律等等。

同时，“仁政”、“礼”的内涵过于深奥，并不是国际社会能轻易理解的，甚至缺乏儒家文化熏陶的四方边疆地区都不容易理解。“社会主义”就容易理解多了。

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又更为务实，在社会主义精神下，中国的国际合作手段非常多元，几乎与当今世界所有类型的政体和文化都能够合作交流，都不存在精神上无解的矛盾。

中华民族的未来，正如《中华世纪坛序》的展望：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洪水图腾蛟龙，烈火涅槃凤凰。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前有古人，星光灿烂；后有来者，群英堂堂。……继往开来，浩浩荡荡。立民主，兴文明，求统一，图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将舒天昭晖，磅礴东方。

（推荐阅读书籍：《枢纽：3000年的中国）

清朝之所以统治时间长，是因为清朝奴化统治厉害！

1.清朝实行残酷的海禁，康熙规定“片板不得下海”

2.清朝康熙实行残酷文字狱，严厉打击孟子民贵君轻思想。

3.满清为了禁锢汉人，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在全国各地处处设卡，出门必须开路引，离家超过100里直接问罪。

4.清朝为了监视汉人设立了江南织造和粘杆处两大特务机构，派出大量血滴子监视残害汉人。

5.清朝实施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规定农民的儿子世代各地，商人的儿子世代经商，军人的儿子世代打仗。

6.清朝对反清人士极度残忍，反清人士被杀以后，他的子孙成为贱籍，儿子世世为奴，女儿代代为娼。

7.清朝对曾经反清的地区永久收重税惩罚，称为堕粮。

没有一边倒的骂

看明史后期衮衮诸公的神奇操作，再看看清初三大案杀衮衮诸公当杀鸡

然后衮衮诸公们乖乖跪舔

还是看的很爽的

我们对清朝的骂，主要类似于骂诺基亚那种

它把功能机已经做到了极限，可世界上，已经是智能机了

比如大家看明史，经常看到某地大灾，然后皇帝下令减免税赋

清代不同，受灾了，皇帝不但能减免税赋，还能发放救济粮呢

这就是清代比明代进步的一面，为什么呢？明代收不上来钱啊，只能减免，清代杀得江南人头滚滚，江南的“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捐税‘’的统统轻松收齐。”

明朝火耗收到百分之二十就天怒人员了，康熙时候火耗能收百分之八十

最后逼得雍正放大招，火耗归公····

注：火耗指收上来的银子是碎银子，我重新熔炼到一起，有损耗·····

大家知道，明代藩王啊贵族啊，积攒了几百年的钱，但是反王们拿着这些钱根本成不了多久

清代保证能在江南正常收税

每年的收入都能供应清朝远征葛二蛋，一百斤粮食运到新疆就剩一斤这种消耗都抗的住了····

封建社会，每个朝代都是吸取前朝的教训的

清朝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集大成者，也就是我说的，做功能机做到极限的诺基亚了

我大清没有武将、藩镇、后宫、宦官、权臣、乱民····

可以说以前朝代灭亡的原因都封堵住了

而且追捧儒家

比如我大清啊，就说士绅啊，前明的士绅，我们不认，只有大清的才认可

但是这贞洁烈女，我们是直接承认的

还可以追封

比如苏州府志就记载，明代殉情的妇女17个，明代扭扭捏捏就封了2个人，一下子就把苏州殉情的风气给刹住了。清代直接把剩下15个都追封了，好么，这大清直接就殉情了90多了，拦都拦不住了······（顾颉刚: 《苏州史志笔记》、《苏州府志》卷一一三、一一四，光绪九年刊本）

这时候，清朝就形成了一种风气

虽然我大清被洋大人吊着打

但是我们女人贤惠啊，会殉情啊，能“愧煞一般摩登女子”

类似于非洲土王对川普说，我们这个部落是不如你们美国，但是我们这里女人嘴上能穿一个大盘子，你家伊万卡能行吗

然后非洲这个部落的男人就洋洋得意，仿佛打败了美国一样

非洲的土王也洋洋得意

又能安稳的接着统治了

大清国祚绵长主要是因为各种巧合。

1、家天下的集权统治高度进化（军机处、密折制度、皇子教育）。历代王朝出现的外戚、宦官、权臣干政在清朝都不好使。

2、高产作物进入中国，缓解人地矛盾。

3、满蒙一家，不需要像汉人王朝一样时刻面临北方边患。

4、晚清和列强合作，联合绞杀末代民乱，又续了一波。

站在集权统治的角度，大清当然不是一无是处，驭民专权之术堪称历代最高。

首先亮明个人基本立场：满族作为和汉族（在当时）在各方面都有明显差异的“异族”，其建立的清朝对汉族的统治自然不可避免伴随着极为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这即使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有一定程度缓解也不可能真正消失，也因此必然同各汉族王朝（虽然其中暴虐或荒淫或低能者下限也相当难看）有质的差别，只要不是 @季退思 、@韦伯这样的“满克思主义”者就无法否认或忽略。（个人看明清易代：虽然在明人看来，满洲显然不可能是与汉族无异的同族，但其作为原明朝“属夷”也和匈奴突厥蒙古之类纯“外族”的入侵性质明显不同，在17世纪的前现代时期，“侵略”和“内战”并非非此即彼的二极管，而是存在一系列的中间情况，明清易代就是这样的情况）

清朝能统治276年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清朝确实做了不少客观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如果不能称为“功绩”的话），第二是清朝和北魏、辽、金、元等其他统治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异族王朝相比，在民族压迫方面没有质的差异。

清朝做的有利事情：

清朝虽然以民族征服和压迫开始，以丧权辱国告终，因而给现当代中国人留下极为深刻的负面印象，但同样也做了不少（至少是在客观上）有利的事情，这即使比起暴行和屈辱只能排在第三位，也不能武断忽略。

首先是东北方面，1685-1686年，清朝通过对雅克萨的远征粉碎了俄国盘踞黑龙江流域的野心，并在1689年同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正式从法律上肯定了清朝对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地位。虽然由于清朝之后对东北采取封禁政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最终还是丢给俄国，而未被割让的东三省人口也增长缓慢，但东三省的汉族人口即使在封禁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增长，并让吉林和黑龙江得到一定的“汉化”。

魏源在《圣武记》中描绘了清代中后期汉族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界定：

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罗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国亦皆城郭之国。若乃不郛郭，不宫室，不播殖，穹帐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准部、青海诸部则然。

（该书成于1842年，可见汉族知识分子虽然不认为新疆西藏蒙古是“中国”，但已经认为东三省为“中国”了）

钟焓也指出：

“至19世纪40年代，当时在赤峰一带活动的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古柏察几乎完全重复了此前巴多明的观察，只不过他描述的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仅仅发生在北京等内地，而是扩展到了其传教区附近的东北地区：“汉人懂得强迫其征服者采纳他们的习俗和语言。现在大家无益地跑遍直到黑龙江的整个满洲，完全如同在汉地的某一省份中旅行一样。地方色彩已完全消失，除了某些小游牧部族之外，任何人都不说满语。”而在他旅行穿过呼和浩特这座屯扎有大量满洲八旗士兵的城市时，这些满洲军人早已疏远本族语言等的现实引起他大发感慨：“自从他们征服中华帝国以来的两个多世纪里，一直在不停地在做使自己毁灭的事，故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甚至连其老家故乡都已汉化。”古柏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满人已经不可挽回地将要彻底消失，而汉人终将同化其征服者。”

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东三省有旗地2340万亩，相应民地则为520万亩，满汉各族总计有3009872人，但其中只有65万人生活在吉林和黑龙江境内，虽然这个水平仍然很有限，但毕竟是奠定了19世纪下半叶以降东北大开发的基石。在乾隆五十二年，吉林人马维驭中三甲进士，成为盛京以北出身的首位进士，表明此时东北地区的文化也有了一定积淀。

很多人争论把满清换成汉人王朝，还会不会有进入黑龙江流域跟俄国开战的意愿（打出类似本位面清朝战果没有技术难度），同时本位面清朝丢失外东北也备受人们诟病。但比起可能发生的“汉人王朝丢光辽东以北”，本位面清朝在东北方向上至少不是最差结果。

另一个清朝所为的有利事情是平定西域，1755年清朝攻灭准噶尔，1759年又进一步平定大小和卓，1762年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管辖，中原王朝（尽管不是汉族的）在安史之乱千年之后再度控制了西域。虽然“新疆”作为一个整体建省已经是百多年后的1884年了，但此前清朝已经开始在新疆境内推行郡县化，并取得一定成效：

1773年清朝在巴里坤设置镇西府，在乌鲁木齐设置迪化直隶州。此后又设置阜康、昌吉、宜禾、绥来、奇台等县。

1776年清朝设置镇迪道。

1855年，随着迪化的兴起和镇西的衰退，镇西被降为镇西直隶厅。

同对东北和内蒙的封禁形成对比，清朝并不阻止汉族移居新疆，甚至很大程度上是鼓励的。在清朝平定新疆后不久就设立了州府，而此时东三省盛京以北仅吉林厅一厅，在内蒙地区也不过口北三厅而已。除了汉族移民较集中的巴里坤-乌鲁木齐一线，新疆其他各地也广泛设有满、汉城，并有累计4万余人的各种驻军，这同在东疆设立伊西庭三州并驻军4.4万人的盛唐比也毫不逊色了。虽然19世纪60-70年代有波及全疆的阿古柏之乱，但在左宗棠等人的努力下新疆仍然得以成功收复并留在中国版图至今。

第三个有利的事情就是统一台湾，从1683年到1895年，清朝实现了把海峡两岸纳入同一政权的长期有效统治之下。虽然清朝治理台湾的主观动机是相当可疑的，最终也是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但清朝对台湾的统治在客观上有利于台湾的大规模开发和海峡两岸空前的交流，粉碎了欧洲殖民者以台湾为跳板威胁和进攻中国的企图，并最终实现了台湾的基本汉化。

1684年，清朝在台湾设置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归福建省台厦道管辖。1723年，雍正帝基于此前台湾大规模起义的教训和台湾人口显著增加的现实，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并将台湾提升为台湾道。18世纪末，随着台湾西部沿海地区基本开发完毕，汉族移民开始进入台湾东部的宜兰地区，清朝在1809年设置了噶玛兰厅统辖这一地区。这之后不久的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4万人。此后台湾的建设发展进展不大，到19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日本威胁，才成立了台北府，在1885年台湾得以建省。

清朝经营台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巩固国家海上安全，在清朝防卫下甲午战争之前各列强也基本上未能成功插足台湾，同时对台湾的治理使得中国人逐渐产生了“海疆”的思想概念，如李细珠研究：

“康熙时期，中国东北、西北、西南边疆是康熙皇帝长年征战之地，而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也是其用心经营的地区。在长期的和平时代，康熙皇帝也不忘思考台湾问题。他常对臣下说：“今天下太平日久，曾经战阵大臣已少，知海战之法者益稀，日后台湾可虞。台湾一失，难以复得。”“朕思台湾、澎湖之地，关系甚大。”“即如台湾、南澳，人以为孤悬海外，无关紧要。自得其地，福建、广东之贼，便无容身之地，所系匪轻。”正是在经营台湾的过程中，康熙皇帝逐渐萌发了海疆观念。在其上谕中，已可见用“海疆要地”之词称呼台湾。显然，在康熙皇帝心目中，台湾已经成为中国东南海疆重要的战略基地。”

清朝给台湾带来的经济转型也很重要，在荷兰殖民时期和郑氏割据时期，台湾经济以参与东亚国际贸易为主，主要输出货物为鹿皮与砂糖，并有胡椒、豆蔻、丁香、瓷器、丝绸、锡、白银等来自亚洲各地的转运货物，据研究荷兰殖民下的台湾：

“以鹿皮为例，在1634年到1638年短短四年之间，由台湾输出到日本的张数由11万张成长到15万张。到了1658年，台湾砂糖的输出量已经足够供应日本与波斯的需要，并增加巴达维亚为输出对象。

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约有35个据点，日本据点的获利为38.8%排名第一，第二名即是获利25.6%的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些地方的获利主要是配送给全公司的股东，其次则用于基督新教传教、回馈当地人的文教发展与当地的基础建设。”

而清朝统一台湾之后，鹿皮贸易至康熙末年基本衰落，迁居台湾的移民大多是希望开垦土地的闽籍无地流民，他们主要进行农业生产，加上清廷所推行的“台产稻米资闽省内地”政策，到雍正年间台湾已经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变为以清朝内需为主。这也是清朝能够长久有效统治台湾的重要原因之一。19世纪末刘铭传在上奏中就描述了清朝开发台湾二百年的成果：

“乾隆元年（1736年），钦奉恩谕，台湾丁粮著照内地分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以舒民力，岁征银三千七百六十余两。及十二年（1747年），乃议匀入田园征收，其番众所耕田地，概免完赋，照旧就丁纳粮。至道光间，通计全台垦熟田园凡有三万八千一百余甲，又三千二十一顷五十余亩，谷种折地一千四百三十亩，年征粟二十万五千六百余石，租番银一万八千七百余圆。至今已数十年，垦熟田园较前多至数倍，统计全台之额，仅征额银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六两，洋银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九圆，又榖十九万八千五十七石，久无报丈升科。伏维我朝轻徭薄赋，亘古所无，而于台湾一岛尤为宽厚。雍正、乾隆间，屡奉恩谕，台湾赋税，不准议加。”

有清一代先后有30余名来自台湾举子考中进士，其中道光三年的郑用锡是第一位台湾本籍进士，这表明清代中后期台湾的文化水平已经很高。与此同时原住民也在源源不断的汉族移民影响下陆续汉化，自1758年起，台湾原住民开始陆续接受汉姓，开始只有潘姓，后来又有钱、卫、金等姓氏，与此同时原住民在生产、服饰、宗教信仰、语言等方面也逐步和汉族移民趋同。到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进行近代人类学调查时，被称为“平埔族“的原住民已经和汉族难分区别了。

网上很多人会假设换成汉人王朝也能收复西域并进一步完成汉化，或者击退日本继续领有台湾至今，不过历史不容假设，而本位面清朝在这些边疆地区的答卷虽然称不上理想至少也可算是及格以上。同时清朝的这些“武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己因异族身份而欠缺的合法性，是清朝得以长期维持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朝和其他异族政权的比较

有的人不仅会拿清朝跟各汉人王朝类比，甚至还会跟北魏、辽、金、元等来类比，用以强调清朝之“黑暗”甚至比起异族政权也是独一档的，然而这其实也是不甚站得住脚的。

（待续）

有一个社会人，天天在你放学路上打你一顿，抄走你的零花钱。你同学质问你：如果他一无是处，为什么他能天天打你呢？你没看到“我们的老大”地盘不断壮大，被他打的学生越来越多吗？

因为满清活到了19世纪，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代变了，评判标准相应也就变了。

你要感谢炮党和共党都没有追究清王朝的责任，不然1912年满族就都已经死光了。

纵向比较有意思么？纵向比较谁不是比上个时代要进步？

横向比较呢？

世界历史上中国处于什么地位？清朝在国际上什么地位？

你40年前一个月赚1000，你今年一个月赚1200，你搁这儿给我吹你比40年前多赚了200？

你怎么怎么不吹你100年前一个月一分钱赚不着？

奥斯曼帝国对治下民众比满清更残暴，它也比满清存续的更久。

政权实行暴政和政权能存续很长时间并不冲突。

政权对外扩张领土、巩固边疆和对内残酷剥削、奴化民众也不冲突。

我之前已经回答过不少关于清朝的答案了，真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

清朝对比明朝，真的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吗？ 、清朝中后期的统治实质还是异族统治吗？

至于领土和边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正确了，夸就完事了，扩张即是正义：

“爱新觉罗万岁！”、“我们也要属于自己的那阳光下的土地”、“八旗，我们的荣誉叫忠诚！”

The Proletariat has no Fatherland! Unite the Proletariat all over the World!

（清朝的边疆问题其实大多是蒙古问题：后金和清朝时期，蒙古族为啥那么为满族卖命？ 、为什么明朝寒门容易当官，清朝寒门再难出贵子？）

题主你自己都说了，网上说的。

按照题主的思路，完全可以说“网上把日本侵略者贬得一无是处，但为什么日军能打下大半个中国？”。。

清朝挨喷是他对内残忍、对外谄媚；是他得国太巧，杀戮太甚；是他用屠刀把人民群众杀到屈服，破窗效应下拉低了统治者下限；是他系统性的屠杀、歧视、奴役汉族，造成了惨重的民族灾难与矛盾；是他联合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对劳苦大众施加了更为严重的阶级剥削，又依靠外国扶持苟延残喘，第二次用破窗效应告诉统治者“跪洋人，洋人帮你保政权”，再次刷新下限。

时间长的不一定是正义的、完美的。

清粉闻着味就来了：

某些人的逻辑是这样的：统治即合法。

具体论证是论证方式如下：

只要人民没使用武力推翻某个政权，就代表人民默认了某个政权的合法性——于是那个政权也就可以等同于得到人民支持，甚至也能称作「民主」了。

满清的确称不上一无是处，但和它统治多少年无关。

能统治260多年就等于这是正确的？

美国白人统治印第安人也差不多300年了吧？

是不是说昂撒人对印第安人的统治是有可取之处？

另外，雅利安人已经通知矮黑人几千年了，现在依然稳如泰山。见贤思齐，为啥不学习印度这种更稳定的模式呢？

日本侵华时期，比中国优秀了不知多少，我们要为没有成为日本的亡国奴而遗憾吗？

更何况，满清比大明差了不知道多少。

并且，就算满清是世界第一的国家！满清是现在美国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汉人照样要消灭他！！我们汉人从来没有被满清征服过！我们只是暂时沦陷而已！！

我们头上有辫子，心里可没有！！

我们穿着胡狗之国的衣服(朝鲜使者说的)，但是死的时候穿着汉服。

满清什么时候统治过中国？

满清殖民中国的时候，驱逐鞑虏是主流好吗？

满清入关以来，中国军民为抵抗满清。死伤超过一亿人！

大汉奸吴三桂，天地会，郑成功，太平天国！义和团，同盟会！

中国人什么时候认可过满清的统治了？

你的二百多年怎么算？？

三百年来的中国人，在屠刀之下都不认可满清。现在了，你拿着民族和谐的棒槌就非逼着汉族认可满清？？

有本事杀了我啊？？满清非中国！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

现在十个人最少七八个不认可满清是中国！你就叫嚣我们民族主义？？民族分裂？

真是莫名其妙！！

我可以吧满清殖民者和满族人区分开来。

但是如果现在的满人。还以当年满清统治者的身份看待我们。那对不起。我不认为你是我的同胞！我们不是一个国家的！

还有，同样是农民起义。崇祯对李自成招降为主。不认屠杀子民。

满清杀了一亿中国农民！！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屠杀真的能解决问题

所以别说什么。满清如果有问题的话，不会这么多年！

满清当然有问题！

不过他把有问题的人杀了！！

看了一些帖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些人甩锅的本事是真的强大。无非就是把晚清的失败所有的原因都推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家身上，这些人干得最溜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围明救清，说什么如果把清朝和明朝换个位置，如果明朝处于晚清当时的状态，一样会被西方殖民者暴打，一样会签订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样会令中国近年陷入百年耻辱。

历史有如果吗？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有事实。这种狡辩，就像是甲杀了人，结果辩护说，我没有罪，因为如果乙处于我这样的状态，处于我这样的位置，也会杀人。我是没办法，我有我的苦衷。所以，我应该无罪。

你说这样的理由谁信呢？你把世人都当傻子吗？

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满清签订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令中国近代陷入百年耻辱，让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灾难。这个责任，满清既无法逃避，也无可辩解，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签订那些条约的，既不是明，也不是宋，更不是唐。满清入主中原，成为中央政府，既然享受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利，就必须要承担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享受权利的时候，你满清就是八旗大爷，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都享有特权，在承担责任的时候，你都推给明朝，推给宋朝，甚至还搭上汉唐和儒家。

这是什么？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无耻之尤。

还有些人把中国的精英都当一群不知变通的傻子，觉得他们总是死抱着儒学不放，才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尤其是那些汉族士大夫。

可是汉族士大夫能作满清政府的主吗？他们在八旗眼里，不过是一群狗，什么时候狗能作主人的主了？

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不断失败，一次败了，大家觉得是偶然，无数次的失败，大家难道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哪怕是在汉朝，《汉书·元帝纪》载，宣帝教训爱好儒术的太子即后来的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你还真以为中国的读书人都是食古不化，死抱着儒学不放的死脑筋？

失败多了，这些精英自己自然就醒了，就会求变，就会意识到，这个时代不再是大一统了，而是进入了春秋战国，需要以霸王道杂之，不能再纯用德教。狗挨打多了还会跳墙呢，何况是人。

而且说句不客气的，满清真的是用儒家在治天下？还是不要侮辱儒家为好。人家儒家好歹还讲点制度，至少不会搞秘密政治。（满清的秘密政治，见后面所附的资料）
而且近代以来，满清八旗的族群利益与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已经捆绑在一起了，只有封建专制体制才能维护满清八旗的族群利益，八旗当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要实行工业化，就必须先打倒这个既得利益者。

这也就是说，作为封建专制的理念支撑，维护统治者合法性的儒教，不但是那些汉族封建守旧学者极力维护的，满族八旗这个既得利益者也会拼命维持，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
所以，相比当时的日本，中国工业化的阻碍更大，日本只需要对付国内的封建地主阶层，也就是你们口里的守旧派。中国却是被殖民统治，所以中国不但要面对这些守旧派，还需要面对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军队的族群——八旗，这个族群从一开始就极其警惕其他民族，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强，它有组织，有文化，有权力，有财富、有军队、有警察和法庭，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它和汉族守旧派结合在一起，阻挡中国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怎么办？在戊戌变法之前，中国的革新派选择了在旧模式下的变法，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改变这个国家，但后来的发展表明，这条路完全走不通，哪怕到了王朝末期，这个族群，依旧死死的抱住自己的权力不放，依旧连一丁点权力和利益也不愿意放弃，最后的皇族内阁就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革命者意识到，必须先打倒这个族群。当时革命者很天真，以为民族革命就是民主革命，以为在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可以一并进行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一开始就是排满革命，后来才有五族共和。是希望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一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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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一厢情愿，辛亥革命的实质其实只是一场民族革命，她仅仅只打倒了满清，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打倒封建地主阶层。

所以，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准备，一共进行了两次革命，而且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彻底，最后土党接过了这个任务，通过朝鲜战争保障了国家安全，通过土改最后扫除封建地主阶层，奠定了中国实行工业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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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朝最大的问题是当时那个状态，如果中国要工业化，需要先解决民族化的问题。这是中国绝对逃不过的坎。

满人以小族临大族，实行的是殖民统治，哪怕是戊戌变法看，康有为打算仿效日本的华族，把满族都提升为贵族，但满族仍然不满意，他们希望的是满清末年的皇族内阁，各地督抚由满人掌控，取得绝对的控制权，然后将汉人彻底踩在脚下，他们才心满意得。最后搞出一个皇族内阁，让所有人完全绝望，才是他们的正常操作。

所以最后满清被天下群起而攻之，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吃相太难看，以为自己还是康雍乾时期，这种蠢人死了也就死了，却带累了整个中华民族，逼迫中国不得不先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然后再进行民主革命。

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比中国晚，但明治维新比中国效果更好，很简单，日本不需要先搞民族革命这套工序，它直接进入民主革命和工业化。而中国，需要先打倒满清，才能进入工业化。相比日本，中国多出了一次革命的阵痛。

那个年代，是一个丛林社会，所有的国家都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一步慢，就步步慢，慢一步，跟不上来，人家就可以把你干掉。中国足足比日本多出一个革命进程，就是因为满清，一次革命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所以，满清就是中国在近代落后和挨打的最大的罪人，它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利益，一直在有意无意的阻碍中国的发展，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以下是满人在制度上所享有的特权（觉得太长可以不看），说句不客气的，满人在清朝基本就是一种殖民统治，这个民族凌驾于其他一切民族之上，不仅仅是汉族。这样的统治，一天大家都嫌它太长，何况200多年。谁会对这样的统治有好感呢？

清代官制的核心就是“首崇满洲”，所以清代官制中的民族歧视也是公开的，而且越到高层歧视越明显。

在清初，中央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但最高的决策和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前者的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议政王大臣会议全部由满洲贵族和八旗首脑组成，汉人是不得参与的。这种早期的氏族贵族会议制度，早在入关前就已确立，入关后依然保存。

后来康熙又设立了南书房，于是在康熙朝，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三者互相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手中。

然后到雍正时期，又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取代了南书房，同时架空了内阁。所以在清代，内阁已经不同于明朝的内阁，真正的实权部门是军机处。

那么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与历代中枢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军机大臣基本都是满、蒙人担任，而被架空的内阁则以汉人文士居多。也就是说，用内阁虚衔将汉臣挂起来，实权却掌握在满蒙官员手里。这是在中枢。

下面清代中央各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设立了两个长官，每一个部有一满一汉两个尚书。虽然名义上不分高下，但仅限于两个人意见相同的时候。实际上满尚书是正部长，汉尚书是副部长，各部实权完全抓在满洲人手里。

其他各种官缺也分为满、蒙、汉军、汉四类，涉及军事、皇族、民族事务和钱粮军火等重要职务的官缺均为满、蒙独占，汉人根本不能染指。

地方督抚虽然不限满汉，但康熙时期汉人担任督抚的“十无一二”，乾隆时期清军入关已经一百多年，尚且巡抚“满汉各半”，而侧重军务的总督也还是满人为主。

这是政治上的权利。

清代《大清律》在实施中，必须加上“八旗制度下“五个字的定语，凡是遇到旗人犯罪，定罪量刑与汉人并不相同。

旗人处刑方面的区别。《大清律·名例》规定，“凡旗人犯罪，笞仗各照数鞭责。充军留迁，免发遣，分别枷号。”具体枷号折抵法则是相当轻的，比如仅次于死刑的充军，折抵枷号70～90日，甚至杂犯死罪者也可以枷号。

其次是司法方面，旗人案件由特定机关审理。京师平民旗人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贵族由宗人府审理，民事案件由户部现审处审理。

地方官员可以审理地方涉及旗人的案件，但无权判决，只能提出审理意见，交由相应的满人审判机关——理事厅处理，理事厅是类似现在“军地联络办公室”之类的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八旗驻军和地方关系，官员也都由旗人担任。

旗人的刑罚执行也不同于汉人，斩立决者可以减为斩候监（死刑改死缓），刺字不刺面而刺臂，徒刑则有专门的监狱。特权法实施的结果自然是旗人“自恃地方关不能办理，固而骄纵，地方官难于约束，是亦滋事常见。”

整个清代，民族特权法一直存在，而且涵盖所有旗人，这是八旗在法律上的特权。

至于经济上的，就更不要多说了。

跑马圈地，八旗的铁杆庄稼这些众所周知的就不多说了，随便举个满汉之间薪水的例子：《广阳杂记》记载清初的满汉官俸禄开销：

一在京需用列后：王以下满洲官员两季俸银一百一十二万一千九百三十五两七钱五分八厘；汉官两季俸银三万七千九十四两一钱；蒙古王俸银五万九千九百二十七两五钱；各部院杂项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两二钱；各部院公费银六万一千五百一两七钱。

钱穆曾经说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制度，只有权术，就是为了它自己的统治，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愚民弱民疲民辱民，政治基本是一种秘密政治，比如满清最重要的公文下发。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是用寄信上谕发出的。

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

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

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 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

于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变成了黑箱操作。这样的秘密政治完全是一种权术，根本不是一种制度。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八旗的族群统治，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殖民统治。这样的玩意儿，你说谁会对它有好感？谁不愿意它早点完蛋？

补充-----------------------------------

看了评论，有些话不吐不快。

其实我很明白如今很多满遗的意思，他们无非就是想比烂，用阶级矛盾掩盖满清时期实际存在的民族矛盾，用所谓的国家制度，中华传统文化的缺陷性为满清开脱。

说实话，的确，所有的封建王朝都烂。比如如今争吵得最激烈的清粉和明粉。明朝是烂，我并不觉得明朝很好，但明朝的烂就在那里，他不自己粉饰，也不刻意遮掩，作为汉民族的最后一个王朝，大家很勇敢的承认历史，也承认自己的错误。

从五四运动开始，或者说更早，从戊戌变法开始，我们就在审视中华的传统文化和制度问题，在五四之后，我们曾经一度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连鲁迅先生都赞同废除汉字了，我们对我们的文化的反省、质疑和改造的决心还不大吗？路走得还不远吗？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做，并且做了很多年，我们一直在努力改正错误，剔除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东西，去芜存菁，保留精华。

现在的问题实质是，清朝和明朝一样的烂，可是有些人，却极力去遮掩，拼命去掩饰，每每有人指出满清的错误，就有一堆人跳出来，拿明朝说事，围明救清。这样才令人反感。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好就是好，坏就是坏。

说句不客气的，如今至少有一半的明粉，都是被这些清粉激发的。一个清粉，就能刺激出10个明粉。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基本是被这些清粉气成了这个模样的。

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解决了历史的心结，正确的评价历史，才能轻松的前进。如今的满族人，其实和汉族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大家放下成见，也放下历史的包袱，携手前进，这才是正确的面对历史的态度。而不是自我诡辩，掩盖历史，结果让人反感，适得其反。

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就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该要回来再屠杀一回呗

这文字狱肯定是跑不掉的，那我该怎么办？跑？跑哪里去？

统治时间久不代表统治的好，印度被殖民了这么久，难道要对英国人感恩戴德吗？

至于我大清为啥能统治怎么久离不开顺康雍乾四代的奴化统治啊（大屠杀、耗子尾巴、文字狱、四库全书、打压科技、闭关锁国），导致下层人民失去了民智，个个都像行尸走肉。大清百姓生活的就像地狱，只要给口饭吃干啥都行。所以当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百姓给洋鬼子带路，巴不得大清亡了。打甲午战争的时候百姓给日本鬼子加油，百姓那叫一个高兴啊。在百姓眼里列强是救世主，但当看到鬼子与满清一起欺负自己的时候，就一起恨了。

为啥满清政府能活怎么久呢，一方面因为群众反抗不彻底，另一方面洋鬼子又非常喜欢咱大清 ，一直扶持咱大清啊，咱大清可是列强的好儿子啊!

你是列强你会让大清亡了不？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不

就拿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的满清和英国镇江之战举例。镇江作为江防要地，城内建有满城也就是驻防八旗的兵营，这样的满城在中国仅有十多个，均是兵家要点，比如广州、西安，南京等地。

统领镇江2000驻防八旗的是满人副都统海龄，英军未到。海龄以汉人或许，有可能，也许会勾结英军为由，对镇江城汉人下狠手，先在镇江屠城杀汉人约万余人。当时镇江人所作“竹枝词”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另有《出围城记》记：“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

此战，2000名旗兵共击毙英军37人，伤129人。镇江城陷落，海龄自尽。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

《剑桥晚清史》中说，“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人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中国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满清当局在下令屠城。”

1842年距离满清入关的1644年过去了200年之久，满清仍然没有把亿万汉人当作是自己的国民，而是将汉人看作是平时可以盘剥的奴隶，战时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镇江屠城清楚的表明了满清不过是入侵，殖民中国的强盗集团。那么，作为广大汉人又怎么能为满清出死力呢，满清不过是他们身上的镣铐而已。

转一个其他的回答，可以查史料

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杀，残杀了一百多万辽东汉人。努尔哈赤曾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这跟日本鬼子的行为不是差不多吗？那么，吹捧努尔哈赤的性质是否等同于吹捧东条英机？？？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 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 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满清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厉害得很。它在残害汉人，愚昧汉人，压迫汉人等方面做得太出色了！！！以至于残害了将近300年这么久后才被推翻。

皇汉们骂它，不是因为它的蠢和无能，而是因为它的坏和残忍！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

我是皇汉，所以，我痛恨满清。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造反”的能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弱的

在原始社会，造反只需要一根骨矛，一把石斧，带领追随者去面对十几个、几十个同样装备的野蛮人就行了。由于装备没有代差，人与人之间武力差别也不会特别大，此时造反处于easy模式，成败更多取决于双方人数。
而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青铜器的制作是大规模浇铸而成，因而很容易被政权垄断。这时一个不是工匠的平民想造反，大概只能拿着石斧，去跟持有长矛、战车的士兵作战。虽然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奴隶制城邦也就只能供养几百个职业武士，但此时造反的难度便肉眼可见的上升了
到了封建时代，由于铁器农耕带来的生产力进步造成的人口爆炸，直接催生出了超越城邦形态的强大国家，其所能动员的兵力高达数万、数十万。虽然铁器不像青铜器那样需要大工场协作制成，因而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掌握，但面对数量如此多的职业军队，平民想要造反，往往需要付出十几倍、几十倍于帝国军队的损失才能成功。这样看来，造反的难度是更上一层的
至于封建时代晚期，火药武器已经开始应用，在政府动员能力没有减弱的同时，平民和职业军队的武器代差却更大了。典型如李、张对明，白莲教对清，这类传统的农民起义再难重现中古时代战胜正规军队的荣光，只能靠祸乱核心赋税区来拖垮政府。在这个阶段，直接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已经极低了
改变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帝国主义争霸的需要，先发的资本主义强国通过普及教育、灌输民族主义的方法，获得了空前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以千万为单位组建军队。但同时也让掌握了武器的平民阶层学习了文化，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身份认同。职业军人在面对平民造反时，再难以“当兵吃饷”“忠于君父”为心理依托痛下杀手。以俄国为例，战斗力强悍的禁卫军在面对革命时，选择向赤手空拳的市民投降，这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明末到清前中期，恰恰处于封建时代晚期和工业革命之前，这段造反最困难，暴力统治最稳固的“好时候”。相比于明，清的异族属性和八旗军制可以让其毫无心理压力的屠杀、镇压、灭绝起义的农民，使满清的统治更加稳固。
和满清同时代社会基础相似的奥斯曼也是以异族身份、大屠杀维护统治，它们同样不得民心，但同样强盛一时，控制了庞大的国土和境内五花八门的民族。
当然，它们也同样在民主、自由、共和、民族主义浪潮造成的内部撕裂中走向了灭亡。

再发散下思维，如果未来科技进步，使机器人士兵、无人机成为战争的主流，乃至彻底淘汰了真人士兵，统治者只需要输入程序就能让其对指定目标开火。那时面对社会不公、资本压榨，在造反成功几率无限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普通人又该怎样反抗呢？

未来人们会不会生活在一个和清朝统治方式相似的新人间地狱里呢？

PS：另外两篇高赞回答被删了，感兴趣的可以点下面的链接，顺道看一下

泰国还是王权社会不也统治了好几百年，但能说明什么问题?到现在普通泰国老百姓见到泰皇还得下跪。你以为现在是现代社会,但泰国的总理见到泰皇得是这个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