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的鼓吹社会达尔文，丛林法则的思潮是怎么形成的？
网上鼓吹“社会达尔文”和“丛林法则”的思潮，并非一日之寒，也不是凭空而起。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理解这一点，咱们得把时间往回拨一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渗透到我们日常讨论里的。
一、 历史的源头与“误读”
首先，得说清楚“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本身。它并非达尔文本人提出的理论，而是后人在解读和挪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时，将其生硬地嫁接到人类社会上的产物。
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自然选择”，强调生物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的个体更容易生存繁衍，并将有利性状遗传下去。这里的“竞争”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基于生物自身的特性和环境的压力的。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是第一个将达尔文的理论系统地应用到社会学上的关键人物。他提出了“适者生存”这个词（尽管达尔文后来才借用），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平等向更不平等的“进步”过程。他反对政府干预，认为贫困、疾病、战争都是自然淘汰的一部分，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
被滥用的标签： 后来，这个词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从最初对社会进步的解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为不平等、剥削、殖民主义辩护的工具。那些鼓吹国家强大、种族优越、个人主义至上的人，往往会引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为自己的观点披上科学的外衣。
二、 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演化
在中国，这种思潮的兴起和传播，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土壤。
1. 近代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反思：
百年屈辱与救亡图存：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被欺凌和瓜分，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让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地寻找强国之道。西方列强的强大，自然被归因于其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引入：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引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概念，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被视为一种振聋发聩的“科学”解释，解释了为何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落后。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改革派和革命派提供了理论支持，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进行激烈的变革才能生存。
对改革的理解偏差： 然而，这种对“物竞天择”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和片面化了。人们更侧重于“竞争”和“淘汰”的残酷性，而忽视了达尔文理论本身并非鼓励弱肉强食，更未对人类社会发展提供道德评判。
2.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与“阵痛”：
经济高速发展与贫富分化： 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调整。市场经济的引入，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但也必然导致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不均。贫富差距的拉大，让一些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不公平感。
社会焦虑与迷茫： 在快速的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一些人在新的竞争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
对“公平”的渴望与现实的落差： 尽管有经济上的进步，但社会上对于“公平”的呼声从未停止。当看到一些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巨额财富，而另一些人却步履维艰时，人们会产生质疑。
“丛林法则”的“显性化”： 在这种背景下，“丛林法则”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外在表现，似乎被人们观察和感知到了。比如，一些成功的商人或企业家，可能会被贴上“丛林中捕食者”的标签；一些社会事件，如果其中涉及残酷竞争或利益冲突，也很容易被套入“丛林法则”的框架来解读。
3. 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与话语权争夺：
碎片化信息与简化认知： 互联网让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但也容易导致信息碎片化和观点极化。一些复杂的问题被简化为几个标签化的概念，比如“内卷”、“躺平”、“内卷”本身就带有某种程度的“零和博弈”和“生存竞争”的意味。
情绪的宣泄与认同构建： 网络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表达情绪的渠道。当人们感到挫败、不公或对现状不满时，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形成一种“群体认同”。鼓吹“丛林法则”的观点，往往能够迎合一部分人对于“现实残酷性”的感受，甚至能提供一种“我弱我有理”的反驳机制（比如“都是丛林法则逼的，我只是遵守规则”）。
话语权的争夺与标签化： 在网络舆论场上，各种思潮都在争夺话语权。一些人为了吸引眼球、获得关注，或者出于某种目的，会刻意放大和鼓吹某些极端的观点。将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地归结为“丛林法则”，是一种“标签化”的传播方式，既显得自己“看透了本质”，也容易引发共鸣。
对“成功学”的曲解与误读： 一些打着“成功学”旗号的内容，在宣传个人奋斗和成功的过程中，有时会无意或有意地强化了“不择手段”、“弱肉强食”的观念，这与“丛林法则”的精神不谋而合。
三、 总结一下，这个思潮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理论输入与早期误读： 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国情下，被部分人理解为“生存竞争的必然”，为改革提供了理由。
现实变迁的“诱因”：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客观上使得一些“残酷竞争”的现象更容易被观察和感知。
网络环境的“催化剂”： 互联网的传播特性，使得这些观点能够迅速扩散，并与人们的负面情绪相结合，形成一种易于传播的论调。人们在网上更容易看到极端的案例和观点，并被放大，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
需要强调的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丛林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过于简化的思维方式。它忽略了社会发展中合作、道德、制度、文化等多种重要因素的作用。然而，这种思潮之所以能够传播，也确实触及到了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痛点和困惑。理解其形成过程，是为了更好地剖析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目接受或否定。
一、 历史的源头与“误读”
首先，得说清楚“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本身。它并非达尔文本人提出的理论，而是后人在解读和挪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时，将其生硬地嫁接到人类社会上的产物。
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自然选择”，强调生物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的个体更容易生存繁衍，并将有利性状遗传下去。这里的“竞争”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基于生物自身的特性和环境的压力的。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是第一个将达尔文的理论系统地应用到社会学上的关键人物。他提出了“适者生存”这个词（尽管达尔文后来才借用），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平等向更不平等的“进步”过程。他反对政府干预，认为贫困、疾病、战争都是自然淘汰的一部分，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
被滥用的标签： 后来，这个词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从最初对社会进步的解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为不平等、剥削、殖民主义辩护的工具。那些鼓吹国家强大、种族优越、个人主义至上的人，往往会引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为自己的观点披上科学的外衣。
二、 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演化
在中国，这种思潮的兴起和传播，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土壤。
1. 近代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反思：
百年屈辱与救亡图存：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被欺凌和瓜分，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让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地寻找强国之道。西方列强的强大，自然被归因于其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引入：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引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概念，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被视为一种振聋发聩的“科学”解释，解释了为何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落后。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改革派和革命派提供了理论支持，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进行激烈的变革才能生存。
对改革的理解偏差： 然而，这种对“物竞天择”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和片面化了。人们更侧重于“竞争”和“淘汰”的残酷性，而忽视了达尔文理论本身并非鼓励弱肉强食，更未对人类社会发展提供道德评判。
2.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与“阵痛”：
经济高速发展与贫富分化： 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调整。市场经济的引入，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但也必然导致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不均。贫富差距的拉大，让一些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不公平感。
社会焦虑与迷茫： 在快速的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一些人在新的竞争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
对“公平”的渴望与现实的落差： 尽管有经济上的进步，但社会上对于“公平”的呼声从未停止。当看到一些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巨额财富，而另一些人却步履维艰时，人们会产生质疑。
“丛林法则”的“显性化”： 在这种背景下，“丛林法则”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外在表现，似乎被人们观察和感知到了。比如，一些成功的商人或企业家，可能会被贴上“丛林中捕食者”的标签；一些社会事件，如果其中涉及残酷竞争或利益冲突，也很容易被套入“丛林法则”的框架来解读。
3. 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与话语权争夺：
碎片化信息与简化认知： 互联网让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但也容易导致信息碎片化和观点极化。一些复杂的问题被简化为几个标签化的概念，比如“内卷”、“躺平”、“内卷”本身就带有某种程度的“零和博弈”和“生存竞争”的意味。
情绪的宣泄与认同构建： 网络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表达情绪的渠道。当人们感到挫败、不公或对现状不满时，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形成一种“群体认同”。鼓吹“丛林法则”的观点，往往能够迎合一部分人对于“现实残酷性”的感受，甚至能提供一种“我弱我有理”的反驳机制（比如“都是丛林法则逼的，我只是遵守规则”）。
话语权的争夺与标签化： 在网络舆论场上，各种思潮都在争夺话语权。一些人为了吸引眼球、获得关注，或者出于某种目的，会刻意放大和鼓吹某些极端的观点。将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地归结为“丛林法则”，是一种“标签化”的传播方式，既显得自己“看透了本质”，也容易引发共鸣。
对“成功学”的曲解与误读： 一些打着“成功学”旗号的内容，在宣传个人奋斗和成功的过程中，有时会无意或有意地强化了“不择手段”、“弱肉强食”的观念，这与“丛林法则”的精神不谋而合。
三、 总结一下，这个思潮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理论输入与早期误读： 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国情下，被部分人理解为“生存竞争的必然”，为改革提供了理由。
现实变迁的“诱因”：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客观上使得一些“残酷竞争”的现象更容易被观察和感知。
网络环境的“催化剂”： 互联网的传播特性，使得这些观点能够迅速扩散，并与人们的负面情绪相结合，形成一种易于传播的论调。人们在网上更容易看到极端的案例和观点，并被放大，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
需要强调的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丛林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过于简化的思维方式。它忽略了社会发展中合作、道德、制度、文化等多种重要因素的作用。然而，这种思潮之所以能够传播，也确实触及到了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痛点和困惑。理解其形成过程，是为了更好地剖析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目接受或否定。
网友意见
严格说来，这是一个社会在某种情况之前的先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之中，专门讨论了这种状态，他称之为”分裂意识“，它举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狄德罗写的《拉摩的侄儿》
按照黑格尔哲学，他认为从希腊社会解体之后，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际，整个西欧历史处于所谓异化或教化社会之中。
指的是，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社会，但是这个历史、社会对于个体来说是异己的，是异化的。
于是，自我意识不甘心，他试图重新占有对象世界，于是产生了分裂意识
首先，他以一种诚实的意识去判断善恶，他认为国家权力是好的，财富是坏的。但是逐步他意识到，国家权力是摧毁自己的，而财富反而保障了自己的个体性独立。于是自我意识反思自身发现，原来的诚实意识是非常虚假。
当意识说，国家权力是善，其实他是最大的恶，当他说财富是善，他也是最大的恶，于是到底谁是善，谁是恶？意识根本分不清楚，于是一切都是颠倒错乱的，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于是分裂意识意识到，一切的东西，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都与他是敌对的，也意识到了自己是虚伪的。
所以黑格尔说：
由于纯粹的我见到自己在它自己以外，并且是支离破碎的，于是在这个支离破碎中，一切具有连续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一切称为规律、善良和公正的东西同时就都归于瓦解崩溃；一切一致的同一的东西都已解体，因为，当前现在的是最纯粹的不一致，绝对的本质是绝对的非本质，自为存在是自外存在（Aussersichsein）；纯粹的我本身已绝对分裂。
翻译者下面注解说
①黑格尔在这里描述并将继续分析的这种精神分裂的现象，是以狄德罗所著经歌德译成德文的小说《拉摩的侄儿》为背景的。在这种精神看来，社会的一切固有价值，特别是与卑贱意识相对立的高贵意识所视为有价值的东西，统统崩溃了。可以说是对法国大革命前的精神状态的写照。——译者
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矛盾空前剧烈，一切的一切都变成是虚无的，留下来只能是暴力。
按照《拉摩的侄子》所写，拉摩蔑视社会的一切普遍东西，认为他都是虚伪的东西，他不仅对于外界持有批判态度，他对于自己也持有批判态度，他揭露出自己是丑恶的、骗局。他用嬉笑怒骂的方式，肆意解构社会和自身。
所以
但表示分裂性的语言乃是表示这整个教化世界最完全的语言,乃是这整个教化世界的真的现实存在着的精神。
也就是表达了这样的社会的异化的状态。
因为社达是是一种和资本主义相适应价值观。
为资本主义辩护无非两种思路：
1，没有剥削
2，剥削合理。
两者殊途同归，最后必然要否定弱者的人权。
之前和自由主义大佬刘镇瑞讨论市场中的交易。自由主义大佬得出两个结论：
1，市场交易对黄世仁和杨白劳都是公正的，因为市场不是对弱者不利而是对反悔者不利，杨白劳固然不能用一袋米换回喜儿，但黄世仁也要不回那袋米了呀（真是个小机灵鬼）。
2，杨白劳才是黄杨交易中的最大受益者，因为黄世仁不和他交易他就饿死了。
再看看真正的自由主义大佬哈耶克对理想市场的设想：没有政府干涉，完全自发产生。你认为没有人类政治的完全自发环境是什么样的？看看干脆连人都没有的丛林。
一个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物质力量也必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还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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