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网上大部分发言对郭沫若的风评转变为称赞居多？
1. 时代背景的变化与信息传播的多样化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过去，大众获取信息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少数几家报刊，这些媒体在特定时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政治色彩。郭沫若作为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其评价也难以避免地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而如今，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来源空前多元化。博客、论坛、社交媒体、自媒体平台等让普通人也能发声，形成多元的观点池。过去被压抑或未被充分讨论的声音，有机会被重新挖掘和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更容易出现与过去官方叙事不完全一致的声音，甚至出现对过去批判声音的反思和质疑。
2. 对郭沫若才华与贡献的重新认识
郭沫若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即便在过去批评声中也未被完全否定。他横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并且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古文字学与考古学： 他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在当时是开创性的，为我们理解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参与了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可以说，他在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
文学创作： 作为“创造社”的代表人物，他的早期诗歌如《女神》充满激情与浪漫主义色彩，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历史剧如《蔡文姬》、《屈原》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并能引发对历史人物和时代的反思。
历史学研究： 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起源的探讨，也贡献了重要的学术观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公众对历史知识的获取更加便捷，人们对郭沫若在这些学术领域的贡献有了更深入和细致的了解。过去，在政治批判的语境下，这些成就可能被淡化甚至忽略。而如今，人们在评价他时，可以更独立地审视他在学术上的价值。
3. 对其“政治投诚”的理解视角转变
郭沫若一生中，经历过从早期的激进思想到后来的对新中国的拥护，其中一些转折点被认为是“政治投诚”。例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了大量鼓舞士气的作品，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过去，尤其是在特定政治时期，“投诚”或“转变立场”可能会被视为缺乏原则和独立性的表现，是受到批评的重点。
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视角的变化，人们开始从更复杂的角度去理解：
时代的洪流： 郭沫若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代，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个人的选择往往是复杂而多样的。一些人认为，郭沫若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并且积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现实的考量： 也有观点认为，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选择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发挥作用，是一种对国家发展的现实考量和责任担当。他的研究成果在新中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他的身份也让他能够为文化事业发声。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体现？ 另一些声音则会从他后来的作品和活动中，看到其“为人民服务”的一面，认为他在特定时期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研究也为国家文化建设服务。
4. 对其“政治颂歌”的辩证看待
郭沫若晚年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为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所作的诗文，确实存在被批评为“歌功颂德”、“没有艺术价值”的观点。这在过去是其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现在，一些评论者会更加辩证地看待这些作品：
时代性的产物： 他们会将其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时的文艺创作也常常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
从文学史角度审视： 即使是“政治颂歌”，也仍然是文学史的一部分，是理解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化生态的一个侧面。
与其他成就并列： 更重要的是，人们会将其与郭沫若在古文字、考古、早期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分开来评价。就像评价一位科学家，即使他晚年写了一些不那么出色的文章，也不能否定他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
5. 对“全盘否定”的反思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对一些人物进行“全盘否定”的时期。这种方式往往过于简单粗暴，忽视了人物复杂的历史轨迹和多方面的贡献。随着社会更加成熟，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全盘否定”的做法，认为应该以更为客观、公正、全面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人物。
郭沫若的经历和评价，恰恰是这种反思的一个缩影。许多人认为，不应该因为他晚年的某些政治言论或作品，就彻底否定他早年的学术成就和文学创造力。将他视为一个立体、复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的人物，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6. 媒体和网络文化的影响
互联网的讨论氛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时候，一种新的观点出现后，可能会引发大量的讨论和传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风向”。当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或媒体开始重新审视郭沫若时，这种观点就更容易被放大和接受。
此外，网络上的一些“反思”和“纠偏”的声音，也可能促使更多人去重新审视郭沫若。当发现过去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可能存在片面性时，人们会倾向于寻找新的解读和更平衡的评价。
总结来说，网上对郭沫若的风评转变为称赞居多，是一个复杂现象的综合体现。它并非是对其过去被批评之处的完全否定，而是源于时代背景的变化、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对郭沫若多方面才华与贡献的重新深入认识，以及对历史人物评价方式的更加成熟和辩证。人们正努力将郭沫若从一个单一的标签中解放出来，以更全面、更客观的视角去理解这位在中国现代史和学术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
网友意见
要评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他做了什么，郭沫若在国共分裂的时候，站到了极为弱势的中共一边，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又坚定地站到了极为弱势的中国一边。
这两次站队，已经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那么，否定郭的人，到底又在否定什么，不是已经很明了么？
否定郭沫若，与吹捧胡适是同时发生的，当时的口号是告别革命，难道只是告别，而不是否定么？
因此，否定郭沫若，其实只是否定革命的一个风向标，因为，郭是文人参与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典型代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人的评判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期间，胡适提出要多谈问题，少谈主义，这种主张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合适么？抗战战争时期，胡适更是参加了低调俱乐部。
要讲人格，胡适比郭沫若差着十万八千里，但是胡却是中国公知的旗帜，是掌门大师兄，这便是公知们鼓吹胡适，而否定郭沫若的根本原因。
对郭沫若的非议，主要是建国后，郭写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因此，有人说郭是软骨头，是墙头草，那么，在国共分裂的时候，在抗战的时候，郭的骨气如何？
原因其实很简单，郭是革命者，但更是文人，在建国前，只要站在弱者一边，就是革命，但建国后，要保持革命性，又要如何站队呢？
因此，郭迷茫了，但又习惯性的要冲到前面，习惯性的为革命鼓与呼，结果却总是不合时宜，显得有些投机。
对很多人而言，被敌人杀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自己人排斥，郭沫若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告别革命，否定革命，还是继续革命，永远革命呢？关键要看对革命的理解，人类现在不需要工业革命，不需要科技革命吗？当然需要。
因此，中国应该继续革命，永远革命，人类也是如此。革命永远也不会过时，只是不同时期，革命的目标和形式不同而已。
革命的实质是能动，是主动，是一种追求极限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革命就是群体修仙，不是追求个人的超脱，而是追求群体性的超脱。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主要矛盾不同，革命的目标和形式也各有不同，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却是贯穿始终的。
追求主动性的革命，比较好理解，但追求能动性的革命，很多人却不明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乐观主义精神等主要都是能动性。
主动是相对的，有主动，就会有被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能动则不同，能动的关键在于整体性，主要是整体的趋势性，均衡性和制衡性，而不是针锋相对的斗争。
支持郭沫若，还是否定郭沫若，其实就是肯定革命，与否定革命之争，称赞郭的人多了，说明肯定革命的人多了。
革命，就如修仙，但不是个人超脱，而是集体超脱，其对立面就是极端个人主义。
因此，在评判郭沫若的时候，应该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信奉集体超脱的人，还是一个信奉极端个人主义的精致利己者呢？
佛见佛，魔见魔，垃圾眼里，污秽多，对郭沫若的看法如此，对中国的看法也是如此。
别的事情我不了解，但是《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背景我可以说一下。
这篇文章写在1927年3月底，而当时蒋介石的状况是什么呢？
当时武汉方面有鲍罗廷的直接支持，国民党中执会撤了蒋介石大量职务，拉抬汪兆铭的声势。这个时间节点上，怎么看都是蒋屈居下风，将要倒台的样子。
可以认为郭沫若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他的义愤和政治观念，但是认为郭沫若这么做能说明他铁骨铮铮的，我觉着还是免了吧……
更新一个刚想起来的让我笑到劈叉的郭老暴论：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按郭老这个说法，我小时候扣的语文分谁来给我补上啊！
但同时，郭老和毛主席在诗词上正常切磋的时候，还是足见二人功底的。比如我印象里《登庐山》的“跃上葱茏四百旋”原为“欲上逶迤四百旋”，郭觉得有“踟躇之感”；“热风吹雨洒江天”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和上一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谐。所以后来毛都改过了。只是那些吹捧的言论也比比皆是，搞得连后来写传的都看不下去。
关于此事，可能出自张恩和的《毛泽东与郭沫若》，有兴趣者可自查。
最让我感慨的，是郭老的儿子郭世英在因为电话中讲了英文被抓起来毒打，不堪其辱跳楼自杀（此说存疑，因其被反绑）。而郭沫若此前正好陪同周总理出席外事，夫人于立群托其求救，而郭整晚坐于总理身边一字未提。
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郭沫若一再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万般苦闷中，郭沫若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悲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颤抖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8大本。——《晚年郭沫若负疚抄写亡子日记》.《文史参考》2016年16期
诸等事宜，请结合本提问下高喊口号的各种回答自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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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尤其是60年代后的郭沫若，是个非常有了解价值的历史人物。他喜欢夹带私货，但没作甚大恶。同时代的学者对其品格看不上眼也是普遍现象。亲生儿子生死之际，为了自保也不敢出言，事后悔恨终生，虽然也是大时代下的可怜人，但要人喜欢，我相信大部分人也做不来。
首先，私德没什么好说的。培根卖舅求荣，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得发昏，薛定谔的外遇比箱子里的猫还不可测，我等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外甥，关我们鸟事，不值得提。学术更不用说，大概说得上的黑点的是考古上的定陵事件，这个属于业务不精私欲重，虽然痛心也说不上是刻意破坏；再就是坎曼儿诗笺搞了次乌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节操这个事情就不用洗了。60年代前的郭还好，虽然他后来晚年称自己已经“学会逢场作戏”，但那时更多是官僚主义，环境还没那么极端，60年代后就真是……当时的京城四大_____里，另外三位位置人物都有变动，就他稳居第一。不是没原因的。
以下摘自丁东《陈明远谈郭沫若》（如果连陈明远都不知道就别参与郭沫若讨论了）：
丁：郭沫若对科学、艺术两界的态度有何不同?
陈：身兼中科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对文艺界其实没有拿出过什么领导性的意见，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院设什么新研究所，他都要过问。有一次，他就问我关肇直的书怎么样?当时华罗庚和关肇直不团结。郭沫若和华罗庚私交不错，和关肇直不太熟悉。当时华、关两位都担任数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工作。
我说关先生学生很多，为人很好，华先生做人做学问也都不错。青年人都希望这两位老师能够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数学所的工作。这说明郭沫若关心科学院的事，他想做说服工作，维护团结。郭沫若在反”右”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出面少。身为文联主席，60年代以后，文联的事他不太愿意管，只愿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他给自己在社会结构里的定位，放在科学界。1962年在广州有两个会，科学的会他很热心，自始至终参与;文艺的会只露了一面，看得出对文艺不愿意参与。凡是文联的事，他都按周扬的意见(他认为也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办。
”大跃进”开始时郭沫若很热乎，符合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一天等于20年，遍地皆诗写不完。他还写了不少民歌。其实他也有另外一面。他就跟我说过，民歌有局限性，写不出大作品。他对艺术是有见解的，什么是珍品、精品，什么是糙品、废品，他很清楚。50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出国很多，在国外接触的文化艺术很多，包括现代派。
他外语也很好，”文革”中还在外国诗上作批注。这代表他真实的鉴赏水平。他对文艺的真实看法和公开表态矛盾很大。他说过自己的《百花齐放》并不好。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
后来，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但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发表不同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他也劝过我，不要参加对一分为二的讨论，写什么对浮夸风、共产风的分析。郭沫若在科学院提倡三敢三严。他在科学院还是实干的，也有实权，张劲夫对他很尊重，他和张劲夫关系处得比较好。每次院长例会他都主持，经常到各研究所检查工作。
解放前夕，他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我认为，朱光潜的书他是不怎么看的，沈从文的小说他也不一定看。沈从文曾经评论，郭沫若是诗人的笔，写不了小说。《斥反动文艺》那篇文章的很多材料不是出于郭沫若本人的第一手了解，基调来自当时党的工作者。解放后，他还是延续了这个角色。凡是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事，他表示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具体说来都是照周扬传达的意见办。
如1958年”大跃进”时编选《红旗歌谣》，就由周扬拍板，郭沫若按照周扬定的调子写序言，算是由两人合编。60年代文艺界一连串批判什么”写中间人物论”、”无冲突论”等等，他都没有直接介入。但是一到批判田汉的《谢瑶环》、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阳翰笙的《北国江南》，郭沫若就立即与过去几十年的好朋友田汉、夏衍、阳翰笙断了联系。解放前，他上台讲话先问党的负责人：你们需要我讲什么?问完了，列个提纲，再按提纲发挥。解放初，批判《武训传》，他没想到，所以先作检讨;批《红楼梦研究》不太一样，胡适原来就是他的老对手，学术上、政治上都是对立面。他们是一左一右。
所以批胡适派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组织得很积极，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郭沫若也是大胆假设。我的看法，他的历史学是浪漫主义方法，随意性很大，想像上比闻一多还要过之。在学术上，他利用了比较确切的资料时，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一发挥想像，纰漏就大了。胡适是乾嘉学派加杜威的实用主义，重考据。郭沫若往往是借题发挥。根据我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仔细看胡适的文章。他自己说，鲁迅活着的时候，《呐喊》他只看了一半。茅盾的小说他基本上就没看过，别人研究他们的文章更不看。艾青的《诗论》他根本就没看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他看得多。
王国维的书他看得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纲要》他看。文学作品看得少，跟他风格相近的”新浪漫主义”一派的作品，如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闻一多的《红烛》等等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生前很赞赏田汉、闻一多的作品。他也很看重郁达夫、成仿吾。他曾一再为郁达夫辩护。文艺理论基本不怎么看，也没什么兴趣。他和胡风过去很要好，40年代在重庆是抗战文协的同事。他写文章提倡胡风，后来胡风出事又将文章删掉了。胡风和周扬有派系之争，但胡风的理论也是左翼。
批胡风，我感觉他对胡风讲些什么都没看懂。他当时要求对胡风逮捕法办，后来编《郭沫若全集》时，有人要删掉这些。我觉得没必要删，白纸黑字，他就是站在当时的主流政治立场上。他把自己放在民主人士跟党走的位置上，党说什么就是什么。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个讲话里提到《随园诗话》，郭沫若就发表文章《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找他借这本书读，他告诉我里面没什么东西。1961年学术界突然讨论《再生缘》，文章发了不少，他也发了文章，我又问他找书看。这也有上面的背景。有封信里他对我说，你不用看，知道有陈端生这么个人就行了。一直到”文革”初表示拥护”文革”，1976年表示拥护批邓，他对邓小平有多少了解?没多少了解。林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说郭沫若是”党喇叭”，比较客观。他很明白，他就是”党喇叭”。
丁：最后，再请您谈谈郭沫若晚年心境。
陈：据我和郭沫若的接触，他60年代和50年代心境有差别，他心情最好的时候是1959至1962年，这几年他写出了3个历史剧本，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1963年以后他心情明显不好。一件大事是阶级斗争搞到了他们家里。他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教，这件事对郭沫若震动很大。据说当时内部发了通报，说高知子女很危险。郭世英直到”文革”前才放回来。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值得研究。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来的。家信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了我。
1961年秋，郭沫若去上海，白杨、以群他们想给他做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第二年秋再提议，他又谢绝了，说不要声张。他到上海是悄悄来，悄悄去。他对上海的背景有感觉。他写剧本《武则天》原来想让白杨演。白杨看了剧本，也想演。但上海形势已经紧了，只好请北京人艺朱琳演。
我最后一次见郭沫若，是在1966年底吴玉章的追悼会上，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当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他说，有些事情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虑。从这话里也能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郭沫若。
同时郭沫若写给陈的书信里也有着如下的反省：
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 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 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
他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 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不只是和陈明远的书信可考，还有和其自杀的儿子郭世英的好友周国平的书信：
国平：
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老兵
一九六九．一．六
讲真，什么如椽巨擘都没法写出这么深刻的形象。太踏马隽永了。
我看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那些吹捧之作算不得正经创作。从他自己的书信来看，他也这么认为，大概是不错的，反正也不是什么正经学术作品。但是《李白和杜甫》这个封山之作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为了巴上主席的喜好，整出以下暴论（太长时间了我就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段特别有印象）：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屋上有三重稻草是杜甫作为地主阶级的象征，穷人一重都没有；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是污蔑劳动人民的孩子为盗贼；
【娇儿恶卧踏里裂】体现了杜甫作为地主阶级对自家孩子的纵容和溺爱，是反革命性的体现。
这特么要不是当年黑纸白字人手一册的国民读物，你说是《何新李杜考》我都信。
还有这个：
1949或1950年，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我（牛汉）看到过这封信，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当时郭沫若是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信转请他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好吧，反正您二位解放前就不对付了。一个要《女神》，一个要《补天》。
要说为什么现在风评转变？
一方面，当然是郭沫若自身的学术成就摆在那儿；另一方面，大概是节操这种东西对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过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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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人提议让我写一下关于陈明远被郭沫若之女郭平英起诉伪造书信的事情，我简单说一下。
wg后郭平英起诉陈明远伪造了父亲郭沫若的书信，最后海淀法院只判陈侵犯了郭沫若的署名权（陈拿不出郭沫若书面的授权原件），当时郭已经过世，相当于陈未经许可就给《新潮》这本诗集擅自署郭沫若的名，法院并无认定陈明远伪造书信。
起诉方的郭平英是郭沫若纪念馆的馆长，评论区里大量采用伪造说的言论也来自这个馆的研究员李斌。这派人马说的东西学术界接受吗？
遗憾的是并不。这派朋友们的核心阵地《郭沫若学刊》1987年创刊到现在，是个影响力因子0.1左右的刊物。0.1左右啥概念？
说这个是学术垃圾可能有点残忍，但是说是吃政治遗产的水货刊总是没跑了吧。可信度大概跟影响力因子差不多。不维护个完人形象怎么恰饭。
事实上，陈的书信有几个不同来源相互印证：
早在文革前，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之事就得到了住在上海的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的关注，叶帮助陈选录了其中一部分，抄了三份，叶留了一份。叶不幸死于文革中。1978年归还文革抄家物品时，一部分已残缺散乱的书信抄件被归还。这成为书信的第一个来源。
文革前上海《文汇报》记者周尊攘也关注到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当时有意写报道，请陈抄了一部分书信。周当年保存的材料，成为书信的第二个来源。
陈明远虽在文革前已离沪赴京工作，但他与叶以群共同选录的抄件，有一份放在上海的哥哥陈明通（原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副总工程师）家中。陈明通本已忘记此事， 199O年要去美国，临行前整理家中东西，发现此件，这成为书信的第三个来源。
加上文革前《中国青年》发表的几封信和中国科学院归还陈明远的少量信件，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一共就有五个来源。
重点是，郭平英的起诉连她自家兄弟都看不下去了。
郭沫若的另外三个儿子郭博、郭复生、郭志鸿发表声明：“看到（1996）海知初字2O号文，才知道我们3人成了该起诉书的原告人。我们作为郭沫若第一顺序继承人，从来没有委托过郭平英做我们的代理人来向法院起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陈明远。也没有委托郭平英全权处理此案。郭平英也没有事先跟我们商量过。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起诉书和判决书是不符合法律手续的。同时我们3人都不同意郭平英的该起诉书的内容，因此我们3人要求撤消该起诉书。”
注意，三兄弟都不同意郭平英的起诉内容。可以说是石锤了。相反，郭平英自己作为郭沫若纪念馆馆长，才是这桩起诉里最有利益动机的人。
利申：郭老的学问我很尊重（当然除了某些同时代大拿也没啥人黑他这个），男女关系私人道德我不关心。但作为御前学者，翰林大学士，这个为人节操实在是德不配位，没法让我敬重。当然作为一个大学者，他自己有对自我清醒的、悲哀的反省，这点比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没文化的吹捧者要强。发这个答案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在极端的环境里，能把一个本来好好的学者逼成啥。
绝对不要做任何回到过去的尝试。
顺便推荐一本郭沫若研究绕不开的书吧。这问题下没读过郭的回答太多了，辣眼睛。
郭沫若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文学对他而言，只是战斗的武器。
现在对他的风评转变，是因为大家认识到，对于国家和人民而言，伟大的革命者比文学家重要的多，也是因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共产主义的理想。
郭老有几句诗，叫做：“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死灰犹可活，百折莫吞声。”
多年以来，我都把它当做座右铭。
只要稍有文字感觉的人，大概都能看出这几句诗中郁郁勃勃、百折不挠的英气，多念几句，什么艰难、什么忧患、什么误解、什么抹黑、什么绝境，都是狗屁一般，上天生我这个铁头娃，不是专门来屈服、妥协的。
我不信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个软骨头。这首诗和汪主席的“不负少年头”不同，不负少年头说的是年少的豪气，少年热血，书生意气，来的快去的也快，容易磨损；而“死灰犹可活，百折莫吞声”，讲的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人，看清了世界的真相，遭受了世界的捶打，却依然坚持理想、坚持信仰、百折不挠，这才是久经考验的战士。
我也不信一个1927年反蒋，1937年抗日的人，是个“投机者”。我们再读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就会发现，他是真的信仰马列主义，他是真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他在国民党内本来身居高位前途无量，却在四一二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怒斥反动派，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何等胸襟和胆魄？
蒋介石对他通缉令，下了有十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因为需要借重郭沫若的人望，在陈布雷的劝说下，才撤销了通缉令。
我小时候读的所有有关郭沫若的书、课堂上老师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在骂郭老，他们把各种地摊文学拿出来讲，没玩没了都是“赛过亲爷爷”这种烂梗。
我这人性格古怪，你越是对我灌输什么，我越怀疑，我就特意借了《郭沫若作品集》，你们说的什么“亲爷爷”，我没看到，反而看到了一篇《南下书怀二》：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死灰犹可活，百折莫吞声。
郭沫若写这首诗的时候，是1937年十二月，在1938年的长沙，他摘出这两联送给了罗洪夫妇。这时候，正是日本全面侵华，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时候，后世名满天下，被文青小资追捧，号称拥有“自由意志”的胡适大师，正在美国刷博士；而被人骂成软骨头的郭沫若，回国抗战。
那时候需要统战，不能再反蒋，抗战需要他搞“国防文学”，他就放下对蒋介石的厌恶和仇恨，他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所以，你要搞清楚，郭公不是个单纯的文人，不只是个民国大师，他是个有政治立场、政治理想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深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他崇拜教员，他信任党组织。
很多人黑郭沫若，其实不是为了黑郭沫若，而是为了黑他爱的一切，他们不能理解这种政治热情，也不能理解一个人的追求。他们幼稚地认为，文学家就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他们不知道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无人能够独善其身，你总要做出选择，郭沫若选择做社会主义的战士，不做旧时代的文人。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党外人士”，因为有人说：“他在党外，贡献更大” 。这就更了不起了，因为他所做的事业，在当时是有可能湮没于后世的，但是他早有觉悟，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有这个觉悟。
这些年，年轻一代终于能够抛开那些师长的灌输、那些地摊文学的渲染去自己发现真相，自己推敲是非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一段历史的看法，会有“否定之否定”。
郭公出于自己的崇拜，偶尔“赞美一下太阳”，是什么大错吗？难道太阳不该赞美吗？以公心待天下，挽狂澜于既倒，救民族于危难，开启民智惠泽后世的教员，难道不能被赞美吗？
郭公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首先是由于教员本人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以及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人民正在发现，他们没有错。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究竟是郭沫若的风评好转了，还是他至死效忠的那个人和那个理念的风评好转了？
以及，这种好转的原因是什么？前些年风评被害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些才是这个问题的实质。
我无意对任何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评头论足，但一个被誉为“球形天才”“甲骨四堂”的大学者，仅仅因为他忠于某位领袖，就被无数学阀文痞以下流语言进行恶毒人身攻击，以至于其学术成就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抹杀，被忽视乃至被篡夺。
他一个追随者尚且如此，那么那位正主呢？
这其中蕴含的不公和阴戾，让人脊背发寒。
另一方面，舆论对待某些失败者时又莫名宽容，热衷于“还原一个真实的XXX”“走近XXX的内心世界”，竭力从他们身上发掘出各种各样的“闪光点”“人性光辉”“生活细节”来论证他也是一个像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
恕我直言，宁配几把钥匙？
猪狗之辈岂能冠以人名？真以为人是那么好当的吗？
对一部分人宽容，对另一部分人苛责，被宽容的人往往待人以苛责，被苛责之人往往待人以宽容，大概种瓜得豆是这个世界的公理吧。
很简单，因为最近他亲爷爷的风评好转了，至于为什么他的亲爷爷风评好转，今天先不说，单说郭沫若
1.郭沫若死后葬在大寨，也不能说是葬，他的遗愿是用自己的骨灰来肥田，小小的纪念碑矗立在陈永贵墓的旁边。所谓“大寨”即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生产方式的代表，正是他一生理想之所系，（当时的中国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说法）所以郭沫若纪念碑后的自题诗《颂大寨》也就不难理解了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
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成良田，凶岁夺大熟。
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这首看似是打油诗，其实是押了入声韵的古体诗，至于为什么这么浅显，因为这是给农民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过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2.国名党四一二屠杀了五千余名共产党员，郭沫若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发布《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后火线入党，之后一直坚定地斗争于共产党的文艺战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可谓是一以贯之，不认同他的政治观点可以，但是说他无耻文人，趋炎附势，则是无稽之谈，毕竟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3.很多人批评网传的郭沫若诗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
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试结合之前的诗歌来看，他写出《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也不无可能。早在1921年4月，早已以一曲《凤凰涅磐》名满文坛的郭沫若赴杭州游览，在雷峰塔下见一锄地的老农，写下了这样几句诗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为了考证这首诗的真实性，翻箱倒柜，终于在老屋里面翻出了一本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的《女神》，封面的字应该是郭沫若自己写的，雄健有力而不失潇洒气度
（说一句郭沫若的书法，评论区里面有人质疑郭沫若的书法水平，但是考虑到今天二田（田英章，田蕴章）圆美丰腴的欧体书法在普通群众中影响深远，郭沫若这种书法自然不受人待见，但是郭沫若是一个清末人士，清朝金石考据学大盛，于是当时的书家文人喜欢拿一些魏晋时期匠人极具有想象力的碑刻来临摹，于是形成了与王羲之为代表的帖派相对的碑派，郭沫若就受到碑派的影响很深，于是他的书法就显得有一些碑刻的特征）
里面确实有这首诗
既然郭沫若称劳动人民为“我的爹”，那么到情感激烈之时，称毛主席为“亲爷爷”也没那么突兀，世俗的礼法在那一代革命家的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郭沫若还写过“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烂泥巴”
很多人用“亲爷爷”这首诗来嘲讽他攻击他，反对者就极力证明这首诗不是郭沫若写的。这个悬案既无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其实就算是他写的，那么郭沫若以一个文人澎湃似火的激情，写下“亲爷爷”这样的诗歌又有什么不妥呢？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和精神，支持着他在四一二火线入党，看着我党从成立初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党，一路从胜利走向胜利，三大战役之后，一个新中国就是这样排山倒海气势如虹的到来了（韩少功语），郭沫若更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对主席，郭沫若除了敬佩之外还能有什么别样的心情？
现在的人无法理解当时的人能写出感情如此激烈的诗作，就像挣扎于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我们，无法理解郭沫若那一代人放弃优渥的生活，放弃高官厚禄，甘愿在长征路上苦苦探寻中国的出路一样
4.郭沫若的新诗水平。很多人看见郭沫若最有名的诗《天狗》，就大骂郭沫若的新诗简直就是“发发羊癫”（我初中语文老师语）但是一个人最有名的诗并非是他最好的诗，就像不能拿胡适的“两只黄蝴蝶”来嘲讽胡适的新诗水平不如当代小学生
贴一首郭沫若的诗作《炉中煤》，在我印象里没有被选入课本
诗作中以女郎比祖国，以炉中煤自比，把自己对祖国炽烈的爱用男女之情曲折而出，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比况系统的影响。语言明丽深婉，拿去和徐志摩新月诗派的诗歌比较也不落下乘，况且还兼有为底层（以黑煤比）呐喊的左派意识，为当时民国的一众公子哥所无
5.他的感情生活，他一生有过三段婚姻，第一段是包办婚姻，他作为民国的知识分子，在婚后数日逃离了这个家庭，这个姑且算是他人生少年时期的一个污点，但若是比私德，民国私德第一人是汪精卫，一生只有陈碧君一个妻子，不抽烟不喝酒不骂娘，关爱下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胡兰成说他气质如“山河不惊”，却不能改变他投敌的事实
第二段婚姻是和一个日本女人，很多人都拿抛弃他的日本妻子说事，可是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是什么时候？1937年。彼时全面抗战爆发，日本扬言三个月把你中国给灭喽，亡国论甚嚣尘上，郭沫若毅然回国，这是他继四一二之后的第二次逆行，试问不抱有必死之勇气，又怎会与日本的一大家子在熟睡中不辞而别，与自己的安逸生活不辞而别？连他在日本潜心写就的几箱著作都没带回国。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估计就没想着还能活着见到自己的日本妻子。倘若真把日本妻子带回了国，在当时激烈的民族情绪的影响下，会有很多如今难以想象的麻烦，具体可以参照电影《精武英雄》中陈真（李连杰饰）带着日本妻子回国的场景。
后来他的日本老婆在建国后带着郭沫若的五个孩子在来到了中国，可是郭沫若已经在中国结婚了，于是郭沫若通过周总理的关系把他的日本老婆安娜安排在大连工作，并定期给她寄钱，安娜还被选为政协委员，最后活了101岁，可见她在中国的生活应该还不错，这个悲剧是时代原因更多一点
6.郭沫若的学术水平，只能说现在大家讨论的都是他的人生经历，郭沫若搞的学术讨论起来是有门槛的，我也就略窥一二，郭沫若是“甲骨四堂”之一，与王国维齐名，郭沫若晚年，由他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在学习古代汉语的时候，老师对于甲骨文字形的解释就多次援引郭沫若的说法，读儒家十三经的集注，引用郭沫若的地方也比较多，可见其研究范围之广
中国传统精神讲究文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求文人“改变世界”，郭沫若以高扬的政治理想，与奋不顾身的践行精神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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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个关于评论区提到的关于挖坟的内容，首先开挖明定陵是明史专家吴晗提出的，与吴晗的直接学术追求相关，郭沫若只是被吴晗一并拉去的人，另外被一并拉去的人包括沈雁冰（茅盾）等人，其次郭沫若虽是球形天才，但是他的研究重点是在上古时期（夏商周），涉及明代的著作据我所知只有《甲申三百年祭》（写李自成的，算是和明朝有点关系）所以从动机来说郭沫若也不可能是开明陵的狂热者。
另外表达一下我对于开掘皇陵的个人看法，我不是考古历史专业的，大家尽可以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相互交流嘛。当时的能力确实也不足以保护全部的文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评论区有好多知友提到挖别人祖坟断子绝孙云云，我的看法是，挖出别人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建造一个皇陵，不知有多少力役征夫曝尸荒野，那怎么不让万历断子绝孙呢？
就算是死者为大，但开挖皇陵不一样，皇陵中尸体所占据的空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把这一部分另为安葬就行了，皇陵中绝大部分的空间都是当时的工艺品，与宏达的地下建筑，是无数能工巧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皇帝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却无偿占有了他们的劳动成果。而开掘皇陵的意义，正是让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重见天日，以弥补历史研究的缺憾，以促进民族美学的发展，那些能工巧匠们如果知道他们制作的艺术品能够以这种方式延续价值，我相信他们也会认为这种方式会比永远埋在地底下不见天日好得多吧
庙是苏武庙，碑是李陵碑
是左还是右？这得看大V
昔年观山月，今日泣子规
虎变方可活，食人何敢悲？
老死文章灭，春风吹纸灰
且看众答客，可比魏收未？
正常，
看风向就能看出来，现在吹的什么风
墙头的草就往哪倒。
您可以去看看，这个问题下的高赞答案，答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的，连我都差点信服了。
可是
还是那句话，风往哪吹草往哪倒
加入哪天风向变了，问题变成了“为什么郭沫若的评价现在差评居多？”
那么你可以去看看，他们会给你同样精彩、同样令人信服、有理有据的答案
然后你看了也会无比信服。
不要觉得他们说的有多正确，只是答题技巧强点而已，文字多码点就显得有理有据
这些人并不高尚
当然
郭是个名人，虽然人品不佳，但也是名人。
对于名人，希望只是批评，不要过度诋毁
不是好转了，是因为之前老郭的所谓污点除了支持挖坟以外，都是假的，而人家在历史节点上确实是逆风而行，比如八一入党，37回国。
说实话，虽然我喜欢历史，但我对于郭沫若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毕竟只是文史类的研究人员，虽然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但是后来还是去做文史工作了。但是随着近年来对他负面评价的增多，特别是一些涉及历史的方面的事，所以就去搜集了一下他的经历。发现，确实不一般。虽然他名气很大，当过副总理和中科院院长，但是基本没有向权利上靠(没人会觉得现在的文联主席大权在握吧)，长期负责的也是文史类工作。虽然曾经以笔为剑，但也从来没干过宣发口的负责人。老郭虽然位高但似乎权不重，这么长时间也没听说动用权利打击过谁，当然可能是我不知道，有了解的请指出来。
1、1926年7月，在大革命的洪流中，34岁的郭沫若放弃了每月360元大洋高薪的广东大学文学院长职位，由著名共产党员孙炳文介绍，投笔从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管秘书长职务。北伐军誓师北伐，郭沫若随大军猛进，到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郭沫若已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见郭沫若到来，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还给了他每个月300元大洋的津贴。
412抛弃国民党一军政治部主任职位，加入共党。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刚创刊不久的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几乎成为了工农武装的代言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功臣”。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于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5月21日，蒋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此后，郭沫若开始转入地下。原先他由周恩来安排，准备赴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不料船期临近时，他却因患伤寒，在上海四川路上的一家日本私人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又由周恩来安排，于1928年2月24日登上轮船，东渡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2、77事变后，45岁的郭沫若，忍痛抛弃日本国籍的老婆孩子顶着国内通缉令回国宣传全面抗战，拒绝了西园寺公望（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的政界元老）加入日本国籍的拉拢。被一群人说是抛弃妻子。
1936年11月15日黄昏，郭沫若在创造社的好友、时任福建省参议的郁达夫借着到8本采购印刷机的机会，来到东京近郊须和田郭沫若的寓所探望。两人虽是故知旧友，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对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度反目为仇。两人在这次见面之前，已经中断交往了十年。
郭沫若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姓氏安家，全家生活费依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首先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居于上海的内山完造，内山寄给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由小原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抄出了给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被拘留审讯，从此受到日本宪警的监视。
“十年别泪知多少，不知相逢泪更多”。两人相拥相泣携手而坐，还没说上几句，门外那个随时监视着郭沫若的警视厅警员就走了进来。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探员请走。郁达夫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陈公洽（陈仪，辛亥革命元老，时任福建省省长）之命，来问先生是否愿意回国。
郭沫若回答：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到祖国，虽然现在有朋友照顾，生活还可以，但每天都在日本警员的监视下，最多是个三等公民，但是我还回得去吗？加上还有安娜与五个孩子……前些日子西园寺公望（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的政界元老）还出面希望我加入日本国籍，但被我拒绝了。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
1937年7月初，郭沫若收到了郁达夫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沫若兄：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请速归……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这时七七事变已爆发，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围增派了监视的警察和宪兵。7月10日左右，郭沫若的一个学生金祖同来到东京，他是前来参加东京诗人俱乐部举办的文化交流会的，担任主讲的是郭沫若。此次聚会遭到日本浪人的破坏，郭沫若险些被打，金祖同与另一位学生拼死拖出郭，将他护送回家。7月15日，金祖同又来到郭沫若家里看望，劝他抓紧时机逃回中国去。郭沫若告诉金，从报纸上的动向分析，日军将很快并吞华北，考虑到在这里可能会受害，决定写下一篇“遗言”，大意是：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它……写毕，郭沫若让学生一定设法转交给最高当局。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告诉郭沫若，在10日之内一定安排他回国，但有一个条件：回国之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作为掩护，您的夫人与孩子这次就不能同行了。郭沫若听到此消息，心如刀绞，临行前，郭沫若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给最小的儿子写的，是盼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终于抵达上海。黎琬先生代表何廉迎接了郭沫若，安排他住进了沧州饭店，并送上1000元大洋。次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刊出了一纸公告，这份由林森与蒋介石共同签署的文告，宣布撤销于“国民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日发布的通缉令”。回国的次日，友人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8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公寓里居住。夏衍看郭沫若随身只带了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8月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在答谢后说道：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朗诵了一首作于日本、步鲁迅原韵的诗作：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所以说老郭在国家大义选择上一直没有问题。
3：至于婚姻吗：他一共有三段婚姻
第一段郭沫若的父亲为郭朝沛，母亲杜遨贞。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1890—1980）草草完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但两人没有离异。直到1939年，郭沫若还乡，向张琼华鞠躬表示道歉。张琼华在郭沫若家空守68年，无子女。
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很常见，年轻人看到了西方文化，追求婚姻独立。但父母确是包办婚姻，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鲁迅，林彪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第二段就是佐藤富子，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1893—1994）相遇并相爱，为其取名安娜，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1916—1937年，与安娜共同生活21年，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老郭为归国抗战，别妇抛儿返回祖国。建国后佐藤富子来寻找老郭，被周总理安置在大连，最后享受副部级待遇。
第三段。1938年1月，他与《救亡日报》社成员于立群（1916—1979年2月25日）结婚。
至于渣男论断应该来源于这一段：
于立群的长姐于佩琛，也就是于立忱，在师范大学时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喜欢文学，善演话剧。著名话剧导演熊佛西所导演的法国名剧——《哑妻》，就是由她主演的。她还被选出席过太平洋学会。还在大学三年级时，她的共产党身份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被捕获释后为《大公报》社长张季鸾所聘在该报工作。
1934年，于立忱得了肺病，靠《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治病并兼东京特派记者。她住在东京郊区，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家相距不远，常去访问郭沫若。后来《大公报》表示不再承担她旅日的费用，她只好于1937年初返回上海。被疾病缠身，忧郁苦缠，1937年5月，于立忱竟自缢身亡。
留绝命书十七字云：“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有人说她的死和老郭有关，是被始乱终弃的，还有说怀孕流产的，还说是冰心为证。众说纷纭，不知真假。
我们还是从遗书分析吧。
遗书的意思很浅显：就是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从这句话来看，应该是对于民国深感失望，以及对于自身的无能为力。
不知道从哪看出和感情有关系。
另一个就是老郭的夫人于立群。
网上的传言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于立群竟然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能够证明姐姐之死和郭沫若相关的信件和一张图片，那一瞬间无异于五雷轰顶，于立群霎时间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替身，一个影子！而姐姐离开的时候，竟然是这么痛苦，自己成为了窃走姐姐爱情的贼子！她大受打击，两个月之后，竟然也选择了自缢身亡。
但是对于于立群和老郭第一次见面说这样写的：初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于立忱思念郭沫若的诗笺交给了他。郭沫若心情十分激动。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环节，有的话，前后很矛盾，因为一个说的是于立群知道她姐姐倾心老郭，并向郭转交了亡姐的书信。这说明她姐姐的遗物是她整理的，要是她姐姐倾心老郭应该会留下书信记载，她肯定知道她姐姐和郭的关系。
那么发现所谓遗书，过了几十年才知道关系就是编造了。
PS：本来这种不知真假的问题不想拿出来讨论。毕竟其中臆测的绯闻根本不知真假。但是评论区有人提出了，那么干脆就全部罗列出来，如果有详细资料的可以讨论讨论。
有网友提出，郭沫若始乱终弃的不是冰心谢婉莹，是谢冰莹。
我查了一下确实是弄错了。
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篇文章，题目耸人听闻——《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
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我好像发现了什么)《联合报》上发表了篇文章，题目耸人听闻——《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
看起来这应该就是真相了，之前国共冲突那么激烈都没人指出郭的私生活有问题，在日本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回国后也没有其他传言。结果郭沫若1978年去世，于立群1979年去世，当事人都死光了，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就爆出来这个消息。
按时间捋一下，1937年，于立忱女士去世后不久，《妇女杂志》刊发了两篇其“生前好友”所写的悼念性文章，一篇的作者是郭沫若，而另一篇正是谢冰莹！
《妇女生活》杂志接下去刊登的两篇悼文是：郭沫若的《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谢冰莹的《痛心的回忆——悼立忱》。《断线风筝》被收入多种郭沫若的作品集，前面已提到，不重述。《痛心》写于逝者下葬后七天，回忆了谢冰莹第二次去日本时同于立忱的相识和交往。不知何故，该文没有收进谢冰莹的任何作品集，极少被人关注。对照这篇佚文和作者晚年的《于立忱之死》，前者像镜子一样告诉人们，后者所谓“揭秘”是造假。（引自中国作家网《寻找于立忱》
《大公报》为她数次发文，内容摘要如下：
广西于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妇女版编辑。工作数月辞职赴日本留学，攻经济学，苦学勤读，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静养经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资尽归国。到沪后，咯血复犯，由其妹看护送杭州疗养，肺疾略减，而精神忧郁，悲观前途，萌厌世之念。日前归沪，昨晨忽自缢身死，其妹发觉后，已救治无及。其妹云：在杭时已屡次图谋自杀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热心学业，青年殒生，闻者惜之。（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报》）
于系广西贺县人，赋性慧敏，由工读自学，插班中学两年，即考入北平女师大，后任天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编辑。嗣因求深造，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院，专攻经济，课余常撰稿。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后竟由于重伤风引起肺病，经年始愈。今春以资尽归国，舟车劳颠，眠食失常，病又发作，到沪后，即陷于顽固失眠，神经错乱，虽经其妹佩珊费尽心力，亦未能救治，卒之自杀逝世。(1937年5月29日上海《大公报》）
（于女士）“九一八”事变后被推为全校学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请愿，颇为贤劳，后因当局以爱国运动所注意，勒令离校，她于离校后，自知努力求进，继赴天津任大公报妇女副刊编辑，并兼任教课，……最近因肺病复发，神经错乱，颇成痛苦，有厌世之念，忽于上月二十一日夜间背人自尽，当由其妹于佩珊办理一切事宜。（1937年6月1日上海《大公报》）
然而，从1937年于立忱离世到1984年谢文发表，整整过去了47年。在此期间，谢1948年之前在大陆，之后在台湾和美国。应该说，“比立忱还要愤慨”的谢冰莹完全有理由、有动机、甚至有义务，也有“言论自由”的条件揭露“真相”，为朋友伸冤。可是她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未发一声，反而在所有当事人郭沫若、于立忱之妹于立群、于立忱的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等等均已作古之后，把害死于立忱的罪名加给郭沫若。这是为什么？再来看该文中，于立忱对谢冰莹的另一个“嘱托”。于立忱说：“我有个妹妹于立群，演过一次电影，用黎明健的艺名，我没告诉她和郭的这段丑事，你将来有机会见到她，就请把这件事告诉她吧。”这个“嘱托”也缺乏佐证。于立忱和妹妹于立群素来关系亲密，她生病回国后直到离世，于立群是在身边照料她的唯一的亲人。如此私密的事情，于立忱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妹妹，反倒要请谢冰莹这个第三者去转告呢？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谢冰莹转告于立群了吗？没有！直到1984年谢冰莹还在文章里发问：“这是个秘密，不知她的妹妹知道不知道？”可见谢并没有告诉于立群。是没有机会吗？不是。1937年秋，淞沪抗战期间，谢曾和于立群一起在嘉定劳军，她们的合照至今还看得到。而且她们还和郭沫若一路同行，于立群在《战地剪影》（1937年11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署名黎明健）记下了这段经历：“出发的时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了某地，他转到某军去了，我便跟着冰莹姊去看看她们随从的军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说：‘小心点成炮灰呀！’”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冰莹当时为什么不履行承诺，反倒把郭的“这段丑事”一直向于立群保密？也许，这个“嘱托”压根儿就不存在。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还不止这些。1937年于立忱离世后两个多月，发生了日军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此时，谢冰莹不仅把她的文章投给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还请郭为她的《军中随笔》一书题写了书名，把郭的题字连同署名一起印在书上。这本书于1937年11月初版，1938年再版。如果1984年谢文的内容是真实的，谢会这样做吗？应该这样做吗？
4、另一句的原话是，远看一条狗，近看是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郭沫若先生”
并没有查到这句话的出处和时间，我们来分析一下。
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胡适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并创作小说《牧羊哀话》；
双方要是矛盾发生在大革命之前，应该是在新文化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后，因为理念不同发生争执是很有可能的。
那时候老郭30，鲁迅40，双方都不年轻了，但文人气盛，互相因为理念不同互喷应该是可能的。
这时候应该不会骂他是东洋狗。因为鲁迅要是日本学医回国。他要是以这来骂老郭连自己也骂了。所以东洋狗这句就没流传开。
到了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5年后，双方几乎同期投身大革命，前往南方，鲁迅先生是继续在大学文学中战斗，老郭更激进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了。这时候应该不会骂他吧，毕竟统一战线，老郭直接投笔从戎，冲锋在前。
412之后，双方都反对老蒋
鲁迅先生（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47] ”、“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老郭是直接舍弃军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和老蒋决裂，通电反蒋，参加南昌起义，然后被老蒋通缉。南昌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十年。
这时期鲁迅先生是迂回反抗通过辛辣的文笔来抒发心中的抑郁。
老郭是直接对立。
这时候应该不会骂吧，毕竟老郭比鲁迅先生激进多了，直接操刀子反抗去了。鲁迅先生是以笔为刃。
老郭在日本的几年，要是鲁迅先生这么骂他，那么老郭在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舍妇别子雏，回归不知道那一天就会丢命的祖国，那么相信鲁迅先生也会收回这一骂声吧。
5、至于拆墙和挖坟。
你说拆城墙也好，挖坟也好，人家老郭都不是发起者，是评议者，就跟老梁身份上是一样的。或者说在城墙这事上人家压根就没跟着掺和。
你非得说人家提议拆城墙，挖坟的，这本身就搞错人了。
比如挖坟
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写：
195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牵头，联合郭沫若、沈雁冰和范文澜这些学界巨擘，一起上书建议发掘明朝的长陵。吴晗几人，都是在历史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人，对考古研究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无可厚非。
后来就成了这样：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吴晗与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共同上报了挖掘明朝陵墓的请示。
最后变成了：
在郭沫若等人的提议下，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乾陵发掘计划》。
6、再说拆墙：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的话，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新京报：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否有计划要拆多少个豁口？
孔庆普：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
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
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
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
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
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
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
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梁思成同意拆除西便门城门
新京报：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新京报：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三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来源：新京报
所以，为什么要说郭沫若非要拆墙
ps：这个事本质上就是战乱结束后城市发展过快，城墙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负担，从记录上看北京老城内40万人，北京一共420万人，这4百多万的民生成了新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内离城门远的地方需要多饶二里路才能出城，城外也得多饶二里路才能进城，这种情况下开豁口已经拆墙成了必须进行的问题。一开始北京的领导们也想把城墙保存下来，但快速的城市发展已经无法容忍老旧的城墙了。一开始全部保存就是不实际的，老梁实际上就应该重点要求保护城门，留一段城墙。结果最后因为开豁口，旁边就会说凭什么他开我不开，最终都拆了。特别是那个城门，太窄，现在看来应该修环岛，但当时没这个条件啊。最终也留下来一部分，比如德胜门，前门。
7、爷爷这一说法的来源则是一首名为《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在网上标注的出处为《郭沫若文选》第12卷，以及高晓松的《鱼羊野史》。但是对郭沫若有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一共4卷。
应该是谣言，因为要是他写了，那么九成九在当年都会被编成歌谣。这样全文流传的应该很广泛。可现在你能看到忠字舞，看到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但爷爷这个你找不到。甚至连上下文都没有，就高的一句话。
附老郭作品：
a、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天上的街市》等等；
b、诗歌代表作品：天狗 、笔立山头展望 、凤凰涅盘、战声、罪恶的金字塔 、天上的街市 、骆驼 、晨安、夜步十里松原 、黄浦江口 、血肉的长城、太阳礼赞 、春莺曲 、莺之歌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诗的宣言 、炉中煤 、霁月、郊原的青草
c、历史剧本：《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d、回忆录《洪波曲》
e、评论集《雄鸡集》
f、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g、翻译书目
《茵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
h、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
《黄浦江口》
《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
《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年，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11931年，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年，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年，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年，现代
沫若文集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08
(少于10人评价)
收入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包括《我的学生时代》《创作十年》《创造十年续篇》《今津記遊》《山中雜記》《路畔的薔薇》《水平線下》《集外（5篇）》。
沫若文集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09 / 1.6元
(少于10人评价)
收入沫若自傳第三卷《革命春秋》，包括《北伐途次》《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海濤集》《歸去來》。
沫若文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1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中的作品及其他集外诗作，分为六辑。若文集（第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5 / 1.20元
(少于10人评价)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包括《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霾》《初出夔门》四篇沫若文集（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9-9 / 1.75元
(少于10人评价)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四卷之《洪波曲》、《芍药及其他》《苏联纪行》《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6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五个剧本及其附录。若文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6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战声集》《蜩螗集》《新华颂》《卷耳集》《屈原赋今译》等诗集及其他集外诗作，分为六辑。沫若文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5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三个剧本及其附录。沫若文集（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4 / 1.9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作者从1918年至1947年间所作中短篇小说三十八篇。其中大部分曾分别收入《塔》《水平线下》《橄榄》等作品集中；《落叶》和《一只手》则刊印过单行本。
PS：说实话，要是老郭不回国，估计也跟其他人一样，换成可以理解的辩解了，一句普通人不就够了吗。而且他还有理由，被kmt通缉。有排面，日本元老拉拢。有借口，家庭。49年后也会被当成统战对象争取。问题是他回来了，45岁舍弃家庭事业，回到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亡国的祖国。所以才说他是大节无损，有古之名士之风。
之前我就说过，过去有一种不良风气就是对好人过苛，坏人过宽。已经被盖棺论定的老佛爷、李中堂、袁大头都不断有人翻出“亮点”来翻案。唯独从未被否定过的郭沫若，有一段时间只被人找黑点，从来没人说他干过的好事，这本来就不正常。所以说现在郭沫若的风评转变了的话，那也不过是大家开始比较多地提起他的正面事例，回归正常了。
回到题主的问题，要问为什么有很多人称赞郭沫若，大概原因有：
一、郭沫若是实打实的抗日有功
和在美国当大使，结果后来被某公写日记吐槽为“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的某人相比。郭沫若回国以后就在第三厅任职，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著名的反战宣传家绿川英子就是郭沫若请到武汉的）。陈诚后来写日记都承认淞沪会战的时候郭沫若和他一起亲自上过前线，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他们和全体在场官兵纹丝不动，根本不怕。
知乎嘲笑郭沫若的，有几个在野外遇到敌人轰炸的时候，能做到像郭沫若这样镇静自如的？我不吹牛皮，我做不到。
而且武汉会战的时候郭沫若还是最后一个撤离武汉的高级将领（中将），武汉沦陷当天才走，临走还在工作，即便不能说先走了的就是胆小鬼，但这个例子至少也能证明郭沫若不是啥软骨头了吧？
二、郭沫若为国家利益做过不少活动
郭沫若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名声的任务，在国家遭到封锁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名望，积极团结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对国家打破封锁是做出过贡献的。比如1950年和之后的几届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及1955年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访日本。
郭沫若对中外文化交流也有贡献，日本就曾演出过郭沫若的《屈原》，对推动中日友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郭沫若为国家争取和培养了不少人才
郭沫若在担任中科院院长的时候，利用他的声望，对于争取留外科学人才回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郭沫若还是建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推动者之一，他还亲自为中科大谱写过校歌。后来中科大也按他的设想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
此外郭沫若在友好访问活动中也注意和外国的科学家发展友好关系，以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由此可见，郭沫若为国家做过很多有益工作，他的贡献岂是有的人可以一笔抹杀的？所以郭沫若受到称赞也不足为奇，他做的贡献当得起这些称赞。
好像闹着玩
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和一些故意装睡的人解释什么。但是今天突然接到大名鼎鼎的“已注销”邀请，只好给个面子回答一下了。
要说郭沫若此人，论学识，论声望，论能力，论骨气，论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中，都是名列前茅的。这样的人如果骂他的多，说明社会出了问题，如果夸他的多，说明社会正常了。
但是我先要反对一下，反对的是那些不知道怎么夸人的人。郭沫若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他忠诚的是共产主义信仰，你说他对某个人忠诚，这不是在夸他，是在骂他。郭沫若和毛泽东是朋友，无论是文学上还是革命上。之所以是朋友，因为意气相投，因为信任，因为感情好，唯独不是因为忠诚。
另外我还要反对一点，那就是光说好的，忌讳说坏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做好事的时候，也有干坏事的时候，而苍蝇往往会盯着那些坏事说，这时候如果你忌讳了，不愿说了，其实是中了苍蝇的圈套了。所谓人无完人，苍蝇们的伎俩就是非要立个标准说人应该得100分，你要反对苍蝇，不能说非要让某人去得100分，而是直接反对苍蝇们设定的标准，去NM的100分。
所以，虽然我是挺郭沫若的，但是我就非要说他的坏处，为什么不敢说呢？我要光明正大的说。
你说郭沫若找了几个老婆，人就找了，你管得着吗？你非要立个标准要找一个专一的人，对不起，郭沫若不是个专一的人，他又不和你相亲，他专不专一关你屁事？
你说郭沫若挖了定陵，好吧，虽然不是他挖的，你非要说他参与了，那就参与了吧，你要怎么着吧！就是一座墓而已，无非是封建皇帝的墓，有什么不能挖的？近代史上那么多老百姓的墓都被人挖了，革命家们结束了战乱，间接保住了多少老百姓的墓，怎么从来没有见你们称颂过？挖了一个封建皇帝的墓你们就如丧考妣了？这些人肯定还要抬出一些什么考古价值呀，什么文物呀之类的说辞来。人家挖定陵本就是考古，技术手段不完善也是考古，谁规定了弱国穷国没有技术的国家不准考古的？文物是应该保护，但是文物不是什么天王老子。说句不好听的话，只有大国、富国，文物才更有价值，而那些穷国、弱国，每天多少文物被毁你知道吗？要说保护好文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国家富强，美国没文物，一样文化自信。伊拉克、叙利亚到处都是文物，天天被轰炸，也没有见几个“文化人”因此找美国人拼命。得了吧，郭沫若因为考虑不周毁了几个文物，但是反对他的人有几个是真正为了文物的？明十三陵不过毁了一个，清朝皇陵还剩几个没被盗？他们毁了一个定陵你们就骂，他们保护了那么多陵墓为什么不见你表扬？无非就是一个借口而已。
文物确实应该保护，但是保护不等于不能动，谁也不知道技术什么时候能成熟，总要有人吃第一只螃蟹，所以吃一堑涨一智，之前没有挖过，挖一个来研究一下，失败几率本来就挺大的，所谓做得多错得多嘛。既然发现了技术手段不成熟，亡羊补牢也为时未晚，任何事情都应该能够容忍失败，只要失败之后能够改正，依然是有价值的。只有强大的文明，他们的文物才更有价值，一个衰落，甚至已经灭绝的文明，他们的文物也仅仅只有让“文化人”稀奇一下的价值了。如果说挖了一个定陵是损失，那么由此得到的经验教训导致对后来文物的保护，那就是价值了。郭沫若并没有自我标榜是一个文物保护者，你非要说他没有保护好文物，行吧，你把从晚清到新中国建立，所有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参与考古的政治人物全部拉出来，排个队，看看郭沫若能排第几，你要骂也别偏心，该挨着骂过来吧。
还有一些人说郭沫若拍马屁的。所谓拍马屁是一种蔑称，中立的说法应该是宣传。我就奇怪了，所谓文人，搞宣传难道不是本职工作吗？无非是宣传的谁，宣传的手段是否高明而已。不信？你找几个从来不拍人马屁，从来不搞宣传的文人出来。就算是某些文人自成一统，也不是不搞宣传了，只不过他宣传的哪一套还没有建立政权而已。比如鲁迅先生，他也搞宣传，只不过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推崇的人们还没有办法夺取政权而已。
你非要说郭沫若搞宣传，是中共的御用文人，这称号估计郭沫若本人也会高兴的笑纳的，他本就是宣传部长嘛。他不但帮中共搞宣传，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为极端厌恶的蒋介石搞宣传，这就是他的工作嘛。
恩，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WG问题。WG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不等于这个运动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有WG，最初发动WG是为了打倒谁，由于历史的迷雾，我们现代人是很难看清楚的。不过事物之间总是有联系的，我们看看现今，看看某些无师德只认钱的老师，看看某些砖家叫兽，看看某些企业老总，看看前不久的阅文事件，不难发现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WG没有必要翻案，错了就是错了，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并非所有走过了WG的人都是罪人。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不是说认为谁错了上去就是一刀，分歧总是存在的，在临界点之前，该放置分歧就得放置，该妥协就得妥协，有分歧也是革命同志嘛，在矛盾不可调和之前，就算是国民党也曾经合作过嘛。而如果到了临界点，矛盾不可调和了，突然上去一刀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在这些方面，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不信你找几个从来不妥协，从来不搁置分歧的政治人物出来让大家看看。
本文开头说了，郭沫若此人，论学识，论声望，论能力，论骨气，论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你非要去论专一，论文物保护，论不吹嘘，论憨厚耿直，似乎没有人说过这些方面他很厉害吧。
中科大人路过看到这个问题。
郭沫若是中科大第一任校长，为妮可建立后的发展和吸引人才，乃至共和国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光这我就对他不会太讨厌了。
至于他的私德问题我不太关心。好像也就“特殊时期”有点，逆风入党的人不可能毫无名节的。
我觉得被黑过头的不仅有郭沫若，还有吴晗。明定陵考古是有失败之处，但是很多人把后面“毁尸灭迹”的事都赖在吴晗身上。不过很多人把吴晗看做是罪大恶极，比盗墓贼还可恨，实在是太过了，明定陵出土报告很完整，出土的文物实际上还是基本保留下来的，这还是在后面保管不够妥当的情况下，这可比盗墓贼强一万倍。我主要不是想为吴晗辩护，而是想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考古工作辩护，很多人就拿定陵这事喷得是新中国初期考古一无是处。其实对比一下就知道，新中国成立前，晚清民国哪有什么正规军，文物都让欧美人“考古”去了，甲骨片、敦煌文书都流失了很多出去，中国现在保留下来的最多还是靠建国后挖的。改开后盗墓者的破坏和文物流失也远远超过前三十年，当然我不是想否定后来的成就，近四十年在新石器考古成就也很大，楚、秦、汉、吴简牍出土很多。
还有一点点想法，我很反对“把文物留着地下是最好的保护方式”这种说法，即使没有盗墓贼惦记也不一定就是这样。我觉得吧，现在之所以不挖帝陵，自然有保护技术不到位的因素，还有一点就是，帝陵相对其他墓穴遗址，更容易保护。毕竟十三陵你派几个人，外加附近村民就守得住了。像江汉地区的楚墓，宝鸡一带的周墓，等等，那么大地方你怎么守得住，文物出土全靠和盗墓贼拼速度，毕竟这些文物价值很高，考古队要一点一点挖，不敢破坏有价值的信息，盗墓贼专拿青铜器，效率可高多了。所以我们只有把有限的精力，投注到这些分散的遗址上。等哪天，也许是一百年后，新石器、夏商周那些星罗棋布的遗址搞得差不多了，说不定可以考虑一下挖帝陵，毕竟文物在下面也是会烂的，现在距晚明只有四百年左右，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再过两百年可就说不准了，期间碰上点地质问题更是麻烦。像秦汉时期的陵墓，也不能因为距离太远就想“就这样了”，我们现在能看到最早的简牍是战国初期的，因为简牍只能保存那么久，过个几百年，秦汉陵墓里的简牍也该烂完了，所以我很在乎秦始皇陵里有没有海量文书啊！虽然可能现在已经烂完了，可是万一几百年后以后检测出来，大概是21世纪烂的就太可惜了，你看海昏侯墓里的竹简都烂成什么样了，这还是在南方更易保存的情况下。
一个关注考古的工科生如是道。
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网上大部分发言对郭沫若的风评转变为称赞居多？
我的回答是：因为现在网上大部分发言对郭沫若的风评称赞变多了。
欢迎阅读：
新文章：关于郭沫若、吴晗在定陵发掘过程中的角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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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墙头草
原作者姓名：李斌
原出版物：中国学派
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共长期的秘密党员，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
在南昌起义撤退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其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上，他回国后就恢复了组织关系，是周恩来单线领导下的秘密党员。他以代号“K”缴纳党费，他的身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连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这一身份一直保持到1958年重新入党。
2.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
原作者姓名：李斌
原出版物：中国学派
这个流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谢冰莹发表在台湾《联合报》1984年6月15日上的《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谢冰莹回忆近50年前，有一天她的闺蜜于立忱在医院，让谢冰莹去看她，谢冰莹以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发现是在产房做人流手术。于立忱流着眼泪告诉谢冰莹，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
3.因为郭沫若的批评，沈从文中途折戟，从文坛消失
原作者姓名：李斌
原出版物：中国学派
郭沫若在1948年春天写了《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
当时不止郭沫若，很多人都在批评沈从文。
沈从文有一点怕了，他在给丁玲的信中说他怕中共，怕民盟。
而郭沫若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无党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并不包括郭沫若。
除非沈从文未卜先知，知道郭沫若是地下党
4.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间是表里不一、逢场作戏的两面人
谣言来自于伪造郭沫若的信件；
原作者姓名：李斌
原出版物：中国学派
这一流言主要来自于《反思郭沫若》这本书，该书由丁东编辑，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阴谋论说，抄家专门把那些不利于郭沫若的书信全抄走了；
5.郭沫若是跪舔却不受待见的可怜文人
原作者姓名：李斌
原出版物：中国学派
跪舔权力的主要证据是《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首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诗歌。
主要传播途径是高晓松的《鱼羊野史》
目前没有证据能实锤这诗是郭沫若写的
6.郭沫若是发掘定陵的罪魁祸首
郭沫若是有责任，但是替吴晗背了黑锅；
（详见本人文章）
7.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
鲁迅：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
但鲁迅对郭沫若有这样的评价：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这就是鲁迅的格局，挑拨他们的关系，纯属小人行径；
8.《水调歌头》左右横跳
郭沫若写过两首《水调歌头》
郭老在是一名文人之前，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网上有很多人有一种幼稚的观点：认为文学和政治是应当分离的。
要评价郭，有两点是要明白的。
1.郭是一个复杂的人，总的来说他的政治属性是大于文学属性的。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人物然后才是文学家。有的人觉得他是作为文学家掺和了政治，其实他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使用了“文艺”这一工具。
2.革命是狂暴的，政治是有立场的。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这是郭的观点，他也是如此践行的。
郭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dang史去看的，而不是说单一的去看他的文学作品或者某些言论甚至于那种不明不白的谣言。
因为时代风向变了，而且某些舆论也在收紧。东风压倒西风。
而另一方面，郭沫若就像是个标签性的人物，似乎瞧不起他，就代表了对“公知”抱有同情，代表了不媚党，代表了要做讨厌的知识分子。所以老百姓们自然纷纷把他当成了自证清白的良药：我骂胡适，捧郭沫若，足以证明我是个如无为李爷或申鹏一样的平民爱国家。
这年头，做什么都不如做草根卖钱。
但郭沫若到底是好人坏人呢？
我个人很尊重毛主席，但我不觉得郭沫若代表了毛。就像你不能说杨丽娟代表了刘德华一样。
郭沫若的好坏，我是不想说。不过既然都喜欢用作品说话，那作为国学大师的郭老两首名留青史的水调歌头，倒是可以一探他的心路历程。
我很好奇，一个人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能用同样的词牌，写出两首立场完全不同到这个程度的诗词呢？
你们说他是教员的死忠粉，不怕死，那他到底怕的是啥呢？不过你说他是粉丝我倒是信了，因为好像粉圈里有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对自己偶像的配偶往往黑到底。但这么一说前面那首却又矛盾了。
这真是个迷。
总有些自以为的文人，比如高晓松，用《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种伪作来说郭沫若。我觉得的确不好，因为郭先生自己的原创作品已经非常的好，不需要给他瞎编。
我还是低估了一些不读书却又有脾气的粉丝。那还是再加上一首郭老的现代诗吧。古今两宜，真才子也。胡适的两只蝴蝶的确是比不了。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
有人问我要出处，说实话，我搜集到的旧报纸截图里，还真有这两篇奇文的出处。也不算是出处，就是当时报纸登的，有一篇由于年深日久，已经掉色了，但幸好还能看到诗，郭沫若三个字也已经不清晰，但起码还看的了郭字，如果非得想赖，我建议你们说是郭敬明写的。当然看底下郭粉使劲浑身解数的狂赖，相信他们对这俩作品的真实性其实比我心里还有数。
郭老固然是个有很大历史贡献的人，值得这些称赞。然而现在网上风评变化的现代历史人物绝不仅仅是郭老，细心观察的知友能列出一长串名字。而这些名字最终指向了一个人，他才是根源。郭老之前主要因他而被黑，现在也因他而被称赞。
时代变了。
——————————分割线——————————
我们应该要客观地评价郭老，但是我发现很多答案包括我的都不自觉地把郭老和他绑定得略紧。矫枉还是不宜过正，还是分立地评价为好，不然也可能走上之前的老路。对不起。
本回答分以下几部分：
- 引子（旨在说明本回答的思路及为何将胡适拉出来做比较）；
- 胡适与郭沫若的人生上半场比较（大致以1945年为界）；
- 胡适与郭沫若的人生下半场比较（主要讲述两人自1945年至去世时的事迹，对郭沫若的大黑点「定陵挖掘」一事进行了简要梳理）；
- 胡、郭二人学术成就的简单比较；
- 胡、郭二人的感情生活比较（考虑本回答的篇幅已经挺大了，本节单独成篇，主要对郭沫若「玩弄姐妹花」一事进行了简要说明，可在阅读完本回答后移步前往阅读，文末有链接）。
- 我在本答案中引述的相关材料，欢迎诸位证伪。
- 欢迎有理有据的质疑，我会尽可能与大伙探讨，若有不周或疏漏之处，敬请见谅；但抱着成见而来，或罔顾事实且大喊「我不听我不听」、或不摆证据却一味大叫「他就是那样就是那样」的言论，恕我不愿回应。
- 本回答应该不会更新了，深切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
————1.引子—————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证明民智已开的时代来临了。依托互联网，每一个有心的青年都可以就某一个课题进行思辨，都可以依托对于实证材料的检索与分析而得出个人相对理性的见解。
青史不容尽成灰，郭沫若郭老的生平，终于可以较为客观地呈现在青年们的面前了。
以个人的心路历程来看，我在青少年时期，基于叛逆的天性，加之无知而自认为有知的心态，对教学课本灌输之物持有天然的反感，并且，在地摊文学与公知带路党的双重荼毒下，乃生发出野史才有真相、公知很有良心的妄念。
只有在多读书、多思考、多经历人间的摔打之后，才肯回头发问：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
我要自己找答案。
为了回答题主的发问，我个人以为不能单讲郭老一人，还必须从他的同时代找出参照物来。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两相对照之下，庶几可让我们看出点眉目来。
就拿大师胡适出来吧，恕罪则个。
胡先生与郭老，年龄相差仅一岁，活在同一时代且都是文化圈中的知名人物，如果拿来做比较，想必不算太突兀。
在两人身故之后，青年们对他们二位的风评，可谓有天壤之别：学术上，无数人以为胡先生才是真「民国大师」，著作等身；而郭老似乎就只有「毛主席赛过亲爷爷」之类的几首打油诗（此诗乃是伪作，已有相关辟谣）。而关乎二人人品之评价，相去之远，则更不可以道里计了：胡先生是风骨卓然的民国文人，郭老则是只会无耻跪舔的佞臣、负心薄幸的渣男。
就来说说他们吧。
主要讲讲他们的人生历程。
————2.胡适与郭沫若的人生上半场比较————
胡适，祖籍安徽绩溪，1891年生于江苏松江府（今属上海）；1892年，郭沫若生于四川乐山。人的出生，由不得自己，且不做比较。
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青年时期，二人都曾留学海外，时间略有先后，术业各有不同，但求学路径似乎也差不太多。
可以说道的是，在赴海外求学之前，依托家庭之优势及出生之地利，据胡适日记可知，他在上海学会了很多花样：
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青年胡适在国内的生涯，似乎比郭沫若要快活些，日记中记录「打牌」的频率，与常凯申记录早年在上海「炒股」的次数，差相仿佛。往后，胡适还会以老手的身份，时不时带萌新（如徐志摩等）下场玩几把，并且还敢酒后滋事打警察。
但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就这样吧。
因为记录了胡适在出国前的生活，有知友建议我也记录一下郭沫若在乐山或成都的生活（最好也是喝酒逛妓院之类），但我暂时还没找到（欢迎诸位补充），仅依据年表补充一点内容：
1907年，郭沫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后得免；1909年参加罢课，请校方及当地政府交出并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1910年到成都读书，参加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被学校开除（因故未实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乡组织民团响应。
大致在同期，胡适的履历是：1904年，到上海入梅溪学堂就读；1905年，进澄衷学堂就读；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
这一对比，才发现两人从青少年时期起似乎就大不一样了：一个是革命者底色，一个是读书人面目。
1917年，胡适归国，任北大教授，26岁做教授，殊为不易。同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且身体力行，发表了《两只蝴蝶》等著名作品。
两只蝴蝶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时，郭沫若还没有什么大作问世，曾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青年，终于按捺不住了，风云激荡的一年来临了。
这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社会改良，号召青年们埋头内卷。
时在日本的郭沫若，于福冈组织发起救国团体「夏社」，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及《炉中煤》等诗作。
为显公正，也节录郭沫若诗作之开篇一小段如下：
炉中煤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1年，胡适作《杜威先生与中国》，短文不过千余字，通篇尽是感慨，聊起了师长之主张，道出了情谊之深长。同年，郭沫若发表诗集《女神》，收纳约三年的诗作计57篇（含诗序）。按学界评价，《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此后几年，两人的经历大抵类似，同是办报、发文且参与社会活动。
1926年，郭沫若赴广州，期间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7月，郭沫若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领中将衔。
同年7月，胡适开始为期近一年的英、法、美、日游学之旅。
1927年，来了。
是年，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胡适自1917年归国后即被尊为胡博士，但实获该学位应是10年后的事），与徐志摩等成立新月书店，在上海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上，结识常凯申。
也是这年，4月9日，郭沫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后三日，「四一二政变」爆发，蒋公高举屠刀，杀同志，杀共党，此后约一年内，死亡人数以十万计。
5月10日，蒋介石发布《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附共产之郭沫若函》；5月21日，蒋介石又发布《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8月初，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任主席团成员兼总政治部主任，火线加入共产党，代号为K，在党员关系上与周恩来单向联系。
关于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这一节，知友 @KekE 建议我在细节上再做些补充，我个人也以为郭沫若的行为无愧于大丈夫之举，鉴于 @明德先生 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珠玉在前，我就偷个懒，引述相关段落在此：
1927年8月3日，身在九江的郭沫若得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后，当即直接从九江出发去南昌，8月4日，郭沫若在涂家埠车站候车时，遭到国民党兵的抢劫，皮带被扯断、包里衣物日记被抢劫一空，万幸的是，因为国民党兵看到他包里的勃朗宁手枪，认为不好惹，才躲过一劫——为此，乐观的郭沫若还写了一幅自嘲的对联：郭主任背腹面受敌，李秘书上中下俱伤。
8月4日晚，郭沫若达到南昌的昌北码头，眼瞅着大雨滂沱，江水猛涨，又无船只过江，怎么办呢？郭沫若决定——游过去！就在他们脱了衣服准备游过江时，贺龙派来接他的人到了：当晚，郭沫若见到周恩来等人，被即刻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胡适创办《新月》月刊，并任中国公学校长。这年年初，郭沫若被迫化名逃亡日本。
1930年，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出版《人权论集》，不谈主义，只谈人权，呼吁「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后来，鲁迅先生还专门写了篇《出卖灵魂的秘诀》来抨击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开篇就说：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
同年，郭沫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开创了中国唯物史观派。
旅日期间，在日本宪兵及军警的监视下，郭沫若只得做做学问，乃潜心钻研甲骨文、金文，写成多部专著，跻身「甲骨四堂」之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考其言论，由来久矣。早于1915年，他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便大为激赏，在日记中说：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
后来，对于民众将签订《二十一条》的5月9日设为「国耻日」，胡先生又发表《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
之后，对于日本侵占东三省，胡先生又恳切陈词「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此时，郭沫若蛰伏日本，算是输他一着。
光阴流转，1937年到了。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坚忍卓绝的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大幕，四万万同胞，无人可以置身事外。
7月25日，郭沫若离别妻子和熟睡中的孩子，在花了近一天时间摆脱日本宪兵和警察的监视后，孤身潜回上海，之后筹办《救亡日报》。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国？郭沫若以诗言志：
归国杂吟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月底，蒋介石发表讲话：「今即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此后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
但胡适却有不同意见，于8月6日上长文给蒋介石：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介绍了「某学者」的主张，被时任参谋总长的程潜斥为「汉奸」，蒋介石也表态说「日本是没有信义的」。
同年，于全面抗战之势已成的境地下，在周佛海家（他家有大型地下室），来躲空袭的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探讨时局。他们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之见，为有别于外头高调力主抗战的人士，在颇具调侃或讽刺意味的情形下，胡适为这个地下室聚会组织取名「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后来出了好些个汉奸。
1938年，胡适以大使身份赴美。在他四年大使之任上，对于中国取得美国之同情与援助，似乎并无明显裨益，驻美几年之功，似乎反不如蒋夫人的一趟美国之行。1940年6月，宋子文到了美国，一见面就对胡适说：「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之后，他又对蒋介石讲「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
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说（和胡适一样，他也爱写日记）：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1942年，胡适卸任大使，但有鉴于国内战火燃遍，胡适乃在美国之自由土地上放飞自我，开展全美讲学大巡演。期间，他对中国学生讲话，内容大抵是：
要有自己的象牙塔……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胡适做到了，他获得了美国26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学问做得甚好，「无上的愉快享受」想必也甚多。据胡适日记可查，在他卸任后留美的四年里，他每天的主要事务，要么是读书讲学，要么是喝酒聚会，要么是看戏看电影。重洋之外，那个烽火连天的中国，很少在他的日记里出现。
而在此期间，被解除了通缉的郭沫若，则在国内组织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先后创作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及《孔雀胆》等话剧作品，被学界认为是「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1944年，汪精卫死于日本，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
经知友 @驍梟鴞猇 提醒，此处引文不全，后面还有重要的几句：「……（汪精卫）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由这段文字，大致可知胡适虽然同情汪精卫，但并不认可其投日卖国行为。
1945年，日寇投降。
于国共和谈之际，胡适电告毛泽东，希望共产党「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大政党」。
放弃武力？血的教训还不够多吗？
中共显然不会答应。
————3.胡适与郭沫若的人生下半场比较————
1946年，胡适归国，任北大校长。同年，郭沫若自重庆去香港。
12月24日晚间，在洋人的平安夜，北大女生沈崇却很不平安，在大街上被两名美军士兵拖到操场上强奸了。
次日，是洋人的圣诞节，国统区诞生了一部号称要保障民众权利的《中华民国宪法》，由胡适在「国民大会」上向蒋介石递交。同日，中央社在警局的授意下，严令各报社不得报道沈崇案，「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
几天后，「沈崇案」终于捂不住了，一经媒体公开，即引发中国人的极大愤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有约50万名学生参加罢课及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并要求「美军撤华」。
对于学生们提出的「美军撤华」口号及罢课主张，北大校长胡适在接受采访时称：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
1947年1月，该案主犯皮尔逊被判刑15年。但不到半年，皮尔逊即被美国海军无罪释放。其时，学生已放假回家，再也组织不起来了。
7月，胡适在接受采访时鼓动内战，称「政府全力戡乱势所必然」，并说：
我的家乡绩溪，于抗战八年中毫无破坏，堪称世外桃源，胜利后共军到达三日，即将绩溪全部破坏。
他的家乡，在抗日战争中真的是「世外桃源」吗？
1948年12月，战局吃紧，胡适自北京飞抵南京。
1949年1月，中共发布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文《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其中说到：
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
1949年3月，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4月，胡适前往美国当说客，但船抵旧金山之前，国民党已拒绝中共24项要求，和谈破裂。
4月22日，胡适在美发表讲话：
现在重要之事实，则为中国政府已拒绝投降，此非仅四万万人民之命运所系，即全世界之命运，恐亦随之决定。
4月23日，红旗插上总统府。闻听此讯后，胡适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月底，胡适在美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建国后的头几年里，郭沫若多以中国文艺界代表的身份频频出访欧洲。究其原因，是中国当时在政治上被孤立、在经济上被封锁，但文艺界还略有机会与欧洲交流。郭沫若的出访，是为新中国争取发声的通道。
1954年2月，胡适自美返台参加「国民大会」，对国民党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并说：
理由是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
是年7月，胡适被蒋介石委任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4年6月，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因不满排挤而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吴国桢，在美国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怒斥蒋介石治下的「白色恐怖」。
所谓「白色恐怖」，是指为遏制中共在台湾扩散并阻止台湾民众追求民主，台湾当局先后颁布《惩治叛乱条例》及《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由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政治迫害活动。据台湾司法院统计：在此期间，总计审理政治案件达7万件，无辜受难者达20万人，即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就至少有四五千人被杀。
8月，为驳斥吴国桢「抹黑」台湾的言论，胡适发表《台湾有多么自由》，文中说道：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堪萨斯或俄勒冈。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
1956年，郭沫若在多个职衔之外，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同年，郭沫若参与定陵挖掘一事。下文链接内容，可以参考阅读，虽开篇一部分废话较多，但后半部分内容尚可一读，特别是相关材料的影印件很有价值。
定陵的挖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悲剧，也是郭沫若被后人指摘的一大黑点。关于此事件的始末，我在此简述一二：
1、1955年10月9日，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特约邓小平、李富春及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游十三陵，随行者另有吴晗、新凤霞等，合计约三四十人。
2、北京市副市长、身为明史学家的吴晗，于众人兴致高昂之际，在邓、李两位副总理面前对郭沫若说：挖掘长陵，搞个地下博物馆可好？大家一致同意。郭沫若对吴晗说，那你起草一份文件，报国务院批准吧。
3、几日后，吴晗起草文件完毕，报郭沫若审阅，郭沫若签了名。同时签名的还有范文澜、沈雁冰（茅盾）、邓拓、张苏都等人。
4、此后，经多位领导审议，挖掘方案最终由周总理拍板敲定，由吴晗牵头实施。方案原拟挖掘长陵（永乐帝朱棣之墓），但其时定陵因砌砖塌落而露出墓道（实为券门），抢救性挖掘势在必行，是以决定先挖定陵（万历帝朱翊钧之墓）。
5、1956年4月，吴晗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由中科院考古所负责挖掘，5月破土动工。1958年7月，挖掘工作基本结束，大部分出土文物得到妥善处置，但部分文物（如丝织物等）因专业性不足、技术不到位等各种原因而在短时间内氧化变黑，毁损不少。
6、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成立。同日，因该馆办公室主任指挥错误，工作人员与战士们一同将万历帝棺椁扔入山沟，后被当地农民分拣回去打衣柜或做棺材。
7、1966年，造反派来到博物馆，以打倒「保皇派」为名，将万历帝后等三具尸骸焚烧。
定陵挖掘的失误之处，不在于是否挖掘（误以为墓道已露，不挖不行），而在于经验不足而导致部分文物湮灭、因处置失当而导致棺椁丢失、因造反派的野蛮无知而导致尸骸被焚。
在整个事件中，郭沫若既非倡议者，亦非决策者，更非破坏者，主责不应由他背负。但在决定挖掘定陵这一环节中，他的确是参与者和居中协调者，应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
1958年，胡适移居台湾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年，郭沫若任中科大首任院长。
1960年9月，因不满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在台湾的《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被逮捕。
《自由中国》创立时（1949年），胡适曾撰发刊词并挂名发行人（后由其好友雷震接任）。该刊历来反共，且认定国党败走大陆是因为没有施行美式的自由民主，是以对台湾当局亦多所指摘。早于1951年，因该刊夏道平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台湾特务闯入该社逮捕编辑并留置特务监视。在此次风波中，胡适希望卸任发行人一职并表态：
……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此次风波当事人之一的聂伯苓后来评论：胡适还有「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这两句话没有说。
雷震被捕后，胡适可能也做了些营救工作，但没有效果。当年10月，雷震被判入狱10年时，胡适正在访美，闻讯后躲了几日。11月中，胡适在台湾面见蒋介石，谈及此事，蒋介石说：「……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即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当即表态：「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即：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我至今没有改变。」
1962年2月，胡适在参加酒会时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于台北。消息传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如下：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后又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去挽联一副：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台湾当局在其台北旧居改建胡适纪念馆。台北李姓士绅捐地两公顷建胡适墓地与公园。
1978年6月，郭沫若于北京逝世，遗嘱将骨灰撒于大寨。
郭沫若在建国后到逝世前的这段时间里，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共和国的高级领导和主席的铁粉，他写了不少诗文用来歌颂祖国、人民和领袖。我个人以为，他有些作品似乎写得很不好，有些作品也似乎很有吹捧的意味，但他对于党、领袖、国家和人民的赤诚之心，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经知友推荐，将 @明德先生 一文链接在此，供诸位参考：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身居高位的郭沫若，始终不曾动用手中权势去迫害他人。譬如，即便是在四人帮的多番授意与逼迫下，他也绝口不说周总理半分不是。
相比某些为求自保而出卖甚至蓄意构陷朋友的教授和大师，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操守，至少算得上是「洁身自好」。很有意思的是，偏是那些教授和大师，在动乱结束后，不少人反而成了四处喊冤的受害者。
而始终沉默着的郭沫若，是真正的受害者。
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在这一时期自杀了。
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第四子郭民英，那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1964年某日，他将家中的一台盘式录音机带到学校，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不料，竟被某同学举报，说郭民英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郭民英的生活从此天旋地转，1967年4月，郭民英悄然自杀，死时一字未留。
第二子郭世英，颇有乃父之风，在文学上极有天分，他曾与朋友们组建了一个X诗社，创作了不少新锐诗歌。但坏就坏在这个X上，人不知其所指。1963年，有人举报X诗社成员离经叛道，公安部门介入后，诗社成员均交代了自己的「反动」思想。为此，郭世英一度被下放至河南的农场去劳动改造。五年后，在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大，红卫兵绑架了他，私设公堂并大搞刑讯逼供，迫他交代X诗社旧案。
其时，周总理曾来中科院开会，会议开至凌晨两点，郭沫若多次欲言又止。两日后，郭世英自三楼破窗而出，死时双手仍被反绑，身上伤痕累累。于立群痛责郭沫若当时为何不向总理求救，郭沫若说，我也是为了国家好啊。虑及总理当时自身处境艰危，那天他开不了口。
郭世英死后，郭沫若将儿子们的日记一字一字誊写在册，整整写了八本。在他卧室的衣柜里，摆放着儿子的部分骨灰。
————4.胡、郭二人成就的简单比较————
毫无疑问，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白话文运动的领袖之一。在文学理论上，他有一定的引领之功，但在文学创作上，他实在没有什么亮眼的作品。
他曾说「但开风气不为师」，用来评价他最合适不过了：他曾开创了好多个第一（如创作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如话剧《终身大事》被誉为开山之作），但大抵也就仅止于「第一」而已。
在学术成就上，胡适稍稍拿得出手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写到先秦（上半卷）就结束了。他曾多次放出狠话要将该书完成，但有生之年也未写出下半卷，而他的另一大作《白话文学史》也只有上卷，时人讥笑胡适「善作半卷书」。后来，他的弟子冯友兰写出了《中国哲学史》，该书不论是完成程度还是学术价值，都胜出胡适不少，胡适一度还大为光火。
胡适在学界的声名只能算一般。唐德刚说「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章太炎说「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钱穆的评价则更刻薄，说他「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
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暂且不说《女神》、《屈原》及《甲申三百年祭》等重量级文学作品了，仅就学术而言，单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让他以唯物史观大家的身份跻身「史学五老」之列。而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上的造诣，更使他荣登「甲骨四堂」之首。在学术广度与深度方面，郭沫若的成就，远非胡适可比。
建国后，郭沫若之所以频频出访国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在欧美学界，郭沫若的成就得到广泛认可，他是新中国在文化上开展国际交流的一块金字招牌。即便抛开他的政治身份不谈，郭沫若也是国内仅次于鲁迅先生的文坛巨匠，更是蜚声中外的学界泰斗。
————5.胡、郭二人的感情生活比较————
近年来，关于郭沫若的著名谣言主要有以下7个：
1、所谓鲁迅先生骂郭沫若“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胡扯八道，当年就有无耻文人多次编造鲁迅骂郭沫若，鲁迅先生就所谓“鲁迅骂郭沫若”亲自辟过谣。
2、所谓郭沫若对于立枕始乱终弃，致于立枕回国自杀。胡扯八道，于立忱回国的原因，是在日本游行被捕后，疯狂追求于立枕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以“断绝经费”为由迫使于立枕回国的。于立忱自杀的原因一是对无能的国民政府，对国家前途，感到绝望！二是日本传来郭沫若被捕投日的假新闻，她认为郭沫若不可能当汉奸，被捕就是凶多吉少，感到绝望。郭沫若于立忱之间是纯洁的革命情谊，是堂堂正正的交往。在东京，郁达夫曾陪同郭沫若看望生病的于立忱。于立忱去世后，郭沫若回国抗战，曾两次在于立群的陪伴下去祭奠于立忱。
3、所谓鲁迅骂郭沫若“才子+流氓”，是因为郭沫若私生活太乱，主要还是说郭沫若对于立枕所谓“始乱终弃”。胡扯八道！鲁迅“骂”的是创造社成仿吾那班人文风是新“才子+流氓”，而不是骂的个人私生活。因为创造社和鲁迅打笔仗，鲁迅反击，说古时候有“才子佳人”、“才子+流氓”，创造社就是新才子派，是新“才子+流氓”。鲁迅这篇文章是1931年7月27日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而于立枕是1934年去的日本东京。鲁迅神预言于立枕3年后去日本找郭沫若？
4、所谓郭沫若在日本抛弃安娜，不辞而别。胡扯八道，郭沫若是隐名换姓改为“杨伯勉”，历经艰难险阻，冒着被日本军警发现被捕的危险，冒着戴着蒋介石国民政府通缉令的帽子回国后被抓捕的危险，坐船三昼夜，毅然决然回国抗战了！
5、所谓郭沫若写《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胡扯八道，这个谣言主要“归功于”凤凰卫视何亮亮以及影响极坏的高晓松《鱼羊野史》的编造。李爷说过，高晓松的历史水平，不如他的颜值。
6、所谓郭沫若主张挖定陵。胡扯八道，是明史专家吴晗主张挖的。 1955年10月9日，邓小平，李富春，郭沫若，吴晗，余心清等到十三陵郊游，吴晗提出挖一座试试看，得到了邓小平副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赞同。10月13日，吴晗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郭沫若签了个名，背锅。长陵发掘委员会7位委员分别是余心清、尹达、夏鼐、王冶秋、张季纯、刘仲华、吴晗。并无郭沫若。直到1957年6月17日，才在吴晗的提议下，为了保障发掘工作有序进行，委员会增加了郭沫若等7人。事实上，当年挖定陵，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文物保护也是很慎重的，阵容可以说空前绝后。
7、所谓郭沫若墙头草没有风骨。胡扯八道！民国大师里最有风骨的就是鲁迅郭沫若！“四一二”硬刚蒋介石，抛却国军中将军衔南昌起义火线入党，你给李爷说墙头草？抗战全面爆发，戴着蒋介石通缉令帽子的郭沫若，毅然决然抛却温柔乡回国抗战，不计个人恩怨再次成为国军中将冲锋陷阵，和郭沫若一起被授予中将的共产党员一共有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10人。抗战相持阶段单枪匹马硬刚日本奴役文化。你给李爷说没有风骨？你给李爷找一个比郭沫若有风骨的大师？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515110193332736
摘自@无为李爷，侵权删。
只听得有人向任我行揭发东方不败的罪恶，说他如何忠言逆耳，偏信杨莲亭一人，如何滥杀无辜，赏罚有私，爱听恭维的言语，祸乱神教。有人说他败坏本教教规，乱传黑木令，强人服食三尸脑神丸。另有一人说他饮食穷侈极欲，吃一餐饭往往宰三头牛、五口猪、十口羊。
令狐冲心道：“一个人食量再大，又怎食得三头牛、五口猪、十口羊？他定是宴请朋友或是与众部属同食。东方不败身为一教之主，宰几头牛羊，又怎算是甚么大罪？”
但听各人所提东方不败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加琐碎。有人骂他喜怒无常，哭笑无端，有人骂他爱穿华服，深居不出。更有人说他见识肤浅，愚蠢胡涂；另有一人说他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
令狐冲寻思：“你们指骂东方不败如何如何，我也不知你们说得对不对。可是适才我们五人敌他一人，个个死里逃生，险些儿尽数命丧他绣花针下。倘若东方不败武功低微，世上更无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了。当真是胡说八道之至。”
接着又听一人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
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为练《葵花宝典》中的奇功，早已自宫，甚么淫辱妇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哈哈，哈哈！”他想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笑出声来。
这一纵声大笑，登时声传远近。长殿中各人一齐转过头来，向他怒目而视。
——转载自金庸《笑傲江湖》
你不用看郭沫若，看六爷就行了。非常搞笑的是六爷从人民艺术家到欺世盗名再回到人民艺术家这一个周期仅仅用了4年……美国总统都没干够一届。
2016年大家印象微博最大的事件是啥？我猜绝大部分人不记得了。是春晚导演不让六爷上春晚。事情是这样的，16年是猴年，辽宁春晚不知道要搞啥捏造了一条郭富城和六爷的节目被央视春晚毙了的新闻。六爷亲自出来辟谣。结果反而引起了大家希望能在春晚上再看一次六爷耍金箍棒的呼声。结果春晚导演打死不愿意满足大家的要求，在网上各种和六爷粉丝对线。
但同时，六学就悄悄兴起了，那时候还是对于六爷一些“过激”微博的批判。因为六爷在微博上真的刚啊。很多人都说六爷利用影响力搞一言堂网暴网友云云。还有人翻六爷打压星爷的言论什么的。这期间如果你敢挺六爷，那你将迎来全网的嘲笑。你要知道那时候甚至有人觉得张卫健演的孙悟空比六爷好。你现在再问你看有没有会跟你说“张卫健？我知道就是那个演张卫健演的最好的演员。”
2018年底著名的两开花出现让六学来到最高潮。结果这也是六学最后的狂欢了。2019年六爷的翻案潮就来了。
啥意思？川普刚熬过中期选举，六小龄童的口碑已经触底反弹了。2019年六爷粉丝重新占领舆论高地，开始向大家输出六学家们为了抹黑六爷造的谣言。搞到最后大家发现我靠！除了灵堂卖片其他的事儿要么根本不是六爷干的，比如：“两开花”、霸凌群演。要么虽然是他干的但他并不是主要矛盾点，比如：新加坡事件（本质是杨导和王台长的冲突，演员只是在抱王导大腿）。要么是大家都干，是圈里的共识，比如：“戏说不是胡说”、形象代言。结果就算是唯一实锤灵堂卖片也是小一号的——六爷虽然借了杨导的名字，但没在灵堂卖。
从六爷的事儿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么个模型。一个公众人物到互联网上永远都有一个名声极点，然后就是黑粉开始胡编乱造。然后一大群人跟风玩梗，比如两开花（我就纳闷了这事儿起因是刘国梁啊，又不是蔡徐坤，有啥好玩的？）。等大家玩够了平静了，回过味儿了。就该洗白了。当然了这只适用于正面人物。肖某人那种天生反骨的反着带入呗~
郭沫若的事儿和六爷如出一辙，不过是人已作古，所以周期长了点儿。
困难之际见真知。
这几年国际形势风云突起，不在平静，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国内的每一个人，比如贸易战、金融战、舆论战、疫情之战等等。
比如贸易战，让国人知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要在平时歌平生舞的时候，谁会想这样的问题，也想不透。意识到了重要性，自然会感谢先烈，感谢那个伟大的教员，以及围绕教员为新中国一战的人，这些人就是新中国的脊梁。
比如舆论战，让国人认识到了西方敌对势力颠倒黑白，公知和买办跪舔西方，完全不顾人民的利益的丑陋嘴脸。香港的舆论战真的是教育到了很多国人，尤其意识到了公知和买办的危害。公知跪舔西方带节奏，不顾人民的利益抹黑历史，买办不顾自己人的死活，把自己人坑的死去活来，最后把问题甩锅给TG。
正是因为平时看不出来公知的嘴脸，通过舆论战大家看清了公知和买办的屁股，才对大家完整一次全面的教育，大家开始重新审视公知曾经发布过的内容，和抹黑过的人，大家还是开启心智，为曾经误解过的人致歉，平反，并生敬意。
之后的疫情之战，种族矛盾冲突之战都会把西方虚伪的一面撕下来，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一面。了解真实的一面，大家才懂得先烈们的伟大。
郭沫若风评转变，只是大家重新认识到社会真实的一面，并对先烈平反，萌生敬意罢了。
因为他值得这样历史评价。你要说一个没有风骨的人，会在南昌起义前夜冒死渡江也要去参加起义，我是不信的。因为那时候tg到力量还不如国民党之万一。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敢找出来这么干，我就认他是个有胆识 有气魄 愿为中华民族付出的人。
因为有了网络，今天的网民没有以前那么好骗了。
网络普及之前，有句话叫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比如公知造谣说鲁迅骂郭沫若“才子+流氓”，还有鼻子有眼睛地说出处是鲁迅的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
以前，一般百姓怎么可能搜索到原文？可不只好公知怎么说大家就怎么信？
如今，网民可以在在网络上搜到原文：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
里头确实有五处“才子+流氓”，四处根本没提到郭沫若，只有第四处提到郭沫若和张资平，然后后面一段说创造社的做法是“才子+流氓”，人家说的根本不是郭沫若。
而网上水军更扯蛋的，是编排说因为郭沫若的私生活，鲁迅骂郭沫若“才子+流氓”，有了网络，搜索一下：
郭沫若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只身从日本潜逃回国，和日本老婆彻底失联后，于1938年另娶于立群。
战乱时期的生离死别，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那好，老夫就让一步，把这事定性为重婚。
但是，鲁迅1936年就病死了，到1938年，鲁迅是一个鬼，一个鬼谴责郭沫若的私生活，那些人是怎么知道的？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些人，哦不，那些都是鬼，都是从幽冥界跑出来上网的鬼。
鬼说的话，自然是鬼话，果然鬼话连篇。
再比如说，网上水军编排郭沫若和于立忱的绯闻，
没网络，很多事情没法查，有了网络，人们能搜索到于立忱自己留下的遗书：
“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还能搜索到谢冰莹发明的“于立忱的话”：“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
关键词——“国家”。
同样提到“国家”，意思完全相反。
更重要的是，再保守的时代，女人未婚先孕了不起对不起父母、败坏门风，了不起被抓去浸猪笼，据说有些地方会被挂破鞋游街，还据说国外还有用石头砸死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女人这种风俗，偏偏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对不起国家”的干活。
谣言本身不靠谱，偏偏还有人专门为谣言配图。
不靠谱的谣言，配上一张所谓的“于立忱的照片”。
于立忱根本没有照片留下，那帮马鹿就随便弄了张民国时代某美女的照片，指鹿为马，说这是于立忱。
然后，来个“有图有真相”
——红颜薄命，于立忱好可怜
——郭沫若这个渣男真该死……
如果没有网络，一般人根本没法弄清楚照片里的美女究竟是不是于立忱，只好由着那帮马鹿胡说。
有了网络，老夫刚好知道有个工具叫“百度识图”。
打开“百度识图”，输入那张所谓的“于立忱的照片”……
搜索出来的结果……
关紫兰！！！
搜索到的文字内容是这样的：
“2007年1月，上海王开照相馆发现一大批珍贵的老照片，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人们对照片中的美女影星评头论足，一些名人后裔纷纷到王开照相馆去“认亲”。
其中有一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照片上的美女，秀气的瓜子脸，精致的眉目，削肩微垂，气质优雅。照相馆的人以为是阮玲玉的侧面照，其实不然。在此照片见报的第二天，关紫兰的女儿梁雅雯就来到“王开”，对负责人说：“这是我妈妈，不是阮玲玉。”接着，她拿出一张1926年母亲同样在“王开”拍摄的正面肖像照作对比。虽然照片上的关紫兰像极了阮玲玉，但比阮玲玉瘦一些，眉宇间多了一丝恬静。”
丢他老木！
关紫兰父亲是广东商人，所以她从小没受过穷，留学日本，事业有成，三十多岁嫁人，婚姻美满，一辈子没吃过大苦头，反倒是因为有钱有地位有名声，那个时代能享受的她都享受过，八十多岁寿终正寝，这世界上就没几个人比她更有福气。
对着关紫兰的照片感叹于立忱“红颜薄命”……
——简直就是在弓虽女干网民的智商。
今天为郭沫若说话的，百分九十以上当年都跟在那帮公知屁股后面大骂郭沫若，直到有了网络，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公知们愚弄了。
被骗的感觉非常不好。所以许多人与其说是在为郭沫若说话，还不如说是在跟那帮造谣的马鹿翻脸。
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思考
除去所谓的“恋爱问题”，郭沫若的“黑料”大多集中在建国以后。批判郭沫若的人通常说他“变色龙”、“和官方zz风向保持高度一致”。
但问题在于，建国后“和官方zz风向保持高度一致”的文人还真不在少数。例如巴金wg时期不遗余力地写各种“极左”文章，改开后却摇身一变成了“时代的良心”，写书“反思”wg，歌颂“新时期”，以wg“受害者”自居出尽风头；路遥wg时期靠写小说歌颂wg政策而一举成名进入文坛，改开后转而写出《平凡的世界》，为改开树碑立传。这样的文人数不胜数，为何只有郭沫若背上骂名呢？
只能说郭沫若去世的时间过于微妙
郭沫若同一时代的人，在六十年代步入暮年，活到九十年代就算长寿了。因此他们去世时间集中在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郭沫若去世早一点，没准能得到“wg受害者”的名头；晚一点去世，可以有机会讴歌改开新时期，成为“时代的良心”。
可是郭沫若死在了：
1978年
对于急于“拨乱反正”的人而言，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背锅侠吗？
现在郭沫若的“反转”，很大程度上可能由于当年某批人目前的失势
之前风评为何如此之差，因为他是教员铁粉；现在为何风评转好，因为他是教员铁粉。
郭沫若先生已经故去，他的生平已经成为历史，历史不会改变，变的只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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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曾响彻网络，激起了多少人心底对远方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如今，说出这句话的网红教师李老师（我们就姑且这么称呼她吧）回到了郑州，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其中的滋味，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从辞职看世界到回归现实，这中间的落差有多大？当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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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普遍低估公务员收入”的现象确实存在，并且背后有多重原因交织。要详细讲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一、信息不对称与透明度不足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公开信息有限且零散： 尽管我国对公务员工资有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集中在法律法规层面，对于具体到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实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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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上确实存在一股不小的声音，对清华北大这类顶尖名校抱有比较负面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是“恶意”不小。要说清华北大怎么就成了“众矢之的”，这背后其实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说起来可就话长了。首先，最直接也最表面的原因，就是“资源集中”和“精英化”的争议。清华北大无疑是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它们集中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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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上关于“中国盛世”的讨论确实挺多的，而且观点挺多元的。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主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而且这些感受的产生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跟我们当下经历的很多变化联系在一起。一、经济发展的直观感受：首先，最直接的感受当然是经济上的变化。很多人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去高多了，这绝对是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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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一方面，我们每天都能在网络上刷到铺天盖地的“饭圈女孩”的讨论，她们活跃在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平台，为自家偶像打榜、控评、剪视频、写文案，声势浩大，似乎无处不在。她们的话题能登上热搜，她们的行动能直接影响到艺人的商业价值和资源。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目光从网络拉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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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社恐”的帖子铺天盖地，从不敢接电话，到见了人就脸红心跳，再到觉得社交是地狱模式…… 感觉好像一夜之间，我们身边全是这样的人。这到底是大家真的生病了，还是这只是一阵跟风的“无病呻吟”？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得从几个层面好好捋一捋。首先，我们得承认，“社恐”这个词本身就被赋予了很多含义，而且在网络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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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男女对立愈发严重，这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多种社会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复杂现象。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根源、表现形式以及可能的影响。一、 根源溯源：历史遗留与时代变迁的碰撞1. 历史包袱下的不平等感知： 几千年来，男权社会占据主导，女性在社会、经济、政治、家庭等各个层面都承受着系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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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网上卖的汉服，很多都走的是那种“华丽”、“复杂”的路线，像是龙纹凤纹、大面积的刺绣、层层叠叠的流苏，还有各种鲜艳的色彩搭配。一眼看过去，确实很吸引人，也很符合大家对“仙气飘飘”、“大气磅礴”的想象。但你说得对，相对而言，那些真正简简单单、素净清淡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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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狗人士”这个词，这两年真是成了网络上的一个焦点，而且不少时候，这个焦点是负面的，很多人在网上声讨、抨击他们。说实话，这背后原因挺复杂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聊聊，看看这股“抨击”劲儿到底从哪儿来。首先，最直接的一个导火索，也是大家最有感触的，就是“宠物主人”与“普通公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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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对德云社的追捧，从一个文化现象上升到一种“政治正确”的感受，这背后其实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正确”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要详细讲清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一、德云社的文化基因与时代土壤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德云社所代表的相声艺术本身具有深厚的群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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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要理解为什么一部分反战声音似乎“不敢”公开反对俄罗斯，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审视，包括历史背景、国际政治现实、信息传播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国家和文化视角下的战争认知。首先，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网上反战群体不敢反俄”。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对俄罗斯在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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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确实存在着一些言论，表达出对冲突甚至战争的某种“渴望”，这背后可能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织。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去深入剖析。首先，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是绕不开的一环。对于一些群体而言，他们可能将战争视为民族复兴的必要途径，或者是洗刷历史屈辱的手段。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历史事件被不断地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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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一些动漫爱好者可能遇到过的“版本迷思”。您提到的“原来第一集是琦玉锻炼”的版本，很可能您回忆的是 《一拳超人》的OVA（Original Video Animation）系列，或者是 漫画中描绘琦玉早期锻炼过程的内容，而非2015年播出的电视动画第一季的正片。让我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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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网络上，确实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很多人对袁崇焕的评价趋向负面，反而对毛文龙则有抬高的趋势。这种现象并非空穴来风，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历史研究的进步，也有网络舆论的传播特点，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情绪化的解读。要详细解释清楚，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聊。首先，我们要明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都不是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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