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绿皮书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几乎人人对绿皮书的评价都是:绿皮书还不错,但显得很安全,很四平八稳,很normal,没有突破,没有创新,没有深层次的探讨。这些我都认同,但我发现反而近几年来再找不到第二部能够这么评价的电影了。
这几年看到的电影要么是特别想要追寻艺术方面的探索,深度方面的探索,犀利的控诉现实。要不然呢,也有很多没有突破没有创新很肤浅的电影,但这种电影嘛,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烂片,或者平庸的片子(类型片不算哈,比如悬疑片就是讲故事,且很多讲的不错)。
所以绿皮书带给我一种复古的感动,它就是想要讲好一个故事,间接在告诉你一个普通的道理,但重点还是那个故事,仅此而已。
就好像小时候我央求着长辈们讲的那些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小时候我常给姥姥撒娇:“姥姥讲个你小时候的故事嘛”),她们不会在意自己的语言是否优美(艺术性),不会去讲很偏门甚至刺激的故事(类型片),只是讲一下自己小时候偷摘瓜果啊之类的小事,但又能让每个孩子都听的津津有味。最后当然也不会引申出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无非告诉我不要乱拿东西,别去危险的地方这样的小道理
虽然即便是个孩子,比姥姥的故事更刺激更新奇的动画片和故事书也看了不少了,但每次却还是能被姥姥讲的故事吸引住。绿皮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电影,带给我一种回到最初般的感动。没有嬉笑怒骂,没有苦大仇深,就是一个让你感到有意思的故事。
这样“普通”的电影,现在反而越来越少见了。
在我看来,对美国的文化背景不具备一定层次的认知,是无法看懂这部佳作的。
作为双主角的电影,人物的设定有趣,但符合种族主义时期的context。作为白人的主角Tony Lip有一个极其拗口的意大利姓氏,Vallelonga。他的身份是一个布朗克斯出身、精于充作打手与攀附阔佬、毫无检点可言却又心系家庭的传统底层意大利移民。他是以肤色为标准的白人,却又不够“白”。在美国的早期移民史上,“白人”这一概念的内涵随着移民来源的多元化而不断扩大。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意大利人在20世纪早期才逐渐被新教白人族群所接纳,而来自东欧的斯拉夫人与犹太人则到了20世纪后期才融入白人主流。因而在这段旅程中,Tony的核心认同尽管是基于白人身份,但其他的控制变量同样形塑着他的自我认同。在片中,大家族的家庭结构、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与意大利语的使用表明他的族裔(而不是种族)认同,身为保镖的职业本能、参加大胃王挑战赚取奖金的窘迫、路经肯塔基饱食KFC的镜头则表明他的社会经济认同。因而任何自我认同的形成,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将任何脉络的梳理、情节的递进都归因于肤色,是最不负责的。
而作为黑人主角的Don Shirley,似乎除了在肤色这一坐标之外,其余的任何特征都不够“黑”。他身拥博士学历与强大的音乐天赋,有着肯尼迪兄弟这样的朋友,住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楼上,在白人的汪洋大海博取掌声,维持自我的“whiteness”。这不难理解,南部重建时期过后,一系列吉姆克劳法确立了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制度。尽管黑人依然遭受群体压迫,但不论北方南方,属于黑人的社区已经处于勃兴状态,黑人中产阶级也在逐渐形成。这个群体的精神生活一方面有别于奴隶制时代形成的美国草根黑人文化,一方面又受到种族隔离(南方)与种族仇恨(北方大城市)的压制。而博士这个角色正是这一时期黑人精英的代表,对于他们而言,肤色上的”他者“与价值观上的”他者“是截然相反的群体,他们夹在两个世界间,所经受的苦难可想而知。
黑的不够黑,白的不够白,肤色与刻板印象错位的一对组合,越过南北方分界的迪克森-梅森线与俄亥俄河,环游美国的圣经地带。肯塔基、田纳西、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越深入南方,他们遭遇的阻力乃至危险也越频繁。音乐能够取悦所有人,但高档旅店不是黑人住的,高档西装不是黑人穿的,高档餐厅也不是黑人享用的。即使黑人去错了酒吧,也有可能因私刑丧命;黑人在日落之城里夜间外出,也会身陷囹圄。南方的福音派白人做奴隶主做得太习惯了,他们的对黑人的迫害不完全出自恶意,他们也是在follow根植于南方好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只不过这种文化传统反人类而已。
如果这两人一路受尽压迫灰溜溜地回了纽约,那就没得看了,但幸好不是这样,两人在各自的爆发中救赎了对方,也救赎了自己。博士在蒙哥马利的最后一个行程不再强忍,在Tony的支持下放弃演出,转身进了黑人聚集的小酒吧,在酒吧的钢琴怒砸了一首《冬风》(肖练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而后弹起了蓝调。前者象征他做回了钟爱古典的自己,后者则象征他与自己文化背景的和解。还有什么比这种方式的救赎更珍贵的呢?
或许我的一些浅见能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基于肤色的认同固然重要,但不过是变量之一,建构自我认同的因素,同样要看肤色之外。而如此丰富的变量间构成的人与人互动,则就更复杂了。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在族群关系中并不适用。
《绿皮书》讨论的归根到底还是美式种族隔离话题。换成中国故事,我们可以叫《暂住证》。
郎朗,钢琴家,祖籍辽宁省沈阳,要在北京开个人演唱会。那是九十年代,国家不允许外地人在北京胡乱逗留,要在这工作生活必须办暂住证。
拿到暂住证的郎朗被市文联邀请在北京地区巡演。安全起见,他花钱请了一个北京土著叫大张伟给他当司机。他们一路从延庆、密云、昌平、回龙观、天通苑、酒仙桥、国贸一直往南,从南六环房山折返往北过门头沟海淀,最后到怀柔。
郎朗告诉他,要时刻注意带着暂住证驾驶证身份证户口本,哪些旅馆夜查身份证,哪个路口查驾驶证,哪个地方要暂住证,都会提前规划好。必要的时候还要平事。大张伟一开始不同意,一听价格,开始接单了。
郎朗这个人非常讲究,日常西装笔挺,不说脏话,从不暴露自己的沈阳口音。每次演出要求使用钢琴必须是雅马哈的,房间里要准备一瓶长城葡萄酒。每到一个区县,都和当地区长书记们谈笑风生,弹的都是肖邦柴可夫斯基和门德尔松,全场起立,共呼牛逼。
大张伟只负责开车。他一路乱侃自己在北京酒吧夜店被打的经历,胡同串子成长史。路过前门不能抑制,他下车买了全聚德烤鸭,郎朗表示不吃。大张伟使劲劝说:尝尝,有春饼,脆皮。郎朗扭捏后吃了:真香。
郎朗不闲着,有空也教大老师写古典乐元素的情歌,《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童话生死恋》。郎朗把这些歌发给花儿乐队的小伙伴,他们都惊呆了。
在过西单图书市场的时候,郎朗看到大老师顺走一盘打口碟,准备改成自己的歌。郎朗让他放回去:你不能这样,那是抄袭。不放回去不走。大老师屈服了,假装放了回去。
在通利福尼亚巡演期间,郎朗半夜去酒吧,因为喝多了听到隔壁说东北口音“你瞅啥”,回了一句“瞅你咋的”,被困住不让走,要求当场表演二人转,不然削他。幸好大张伟及时赶到:要削削我我,别跟我老板过不去。一顿暴打后,郎朗成功脱困。这是大老师第一次出手。
在京开高速往回返路上,他们赶上查进京车辆,适逢大雨,警察看完驾驶证、行驶证后,看到郎朗身份证写着沈阳人,就要求下车搜身。大老师觉得老板被侮辱,警察说甭废话,我看你丫也像东北的!
大老师怒了,一拳干了过去,两人随后进了派出所。被困无计可施,郎朗出场,打了一个电话给那个和自己在金色大厅一起演出过的女人,随后所长接到了市局的电话,痛快放人。大老师怯生生问:她是姓宋还是姓…?郎朗说,不管是谁,这是耻辱。
他们遇险的第三次是在昌平霍营,那天郎朗自己去了趟足疗店……大老师赶到看守所,郎朗光着身子,说自己只是进去打了个飞机,打飞机还能死咋的?
大老师赶紧拦住,反复解释,但警方坚决以嫖娼论处。经验丰富的大老师点头哈腰,给每个叔叔上了点东西,才算捞人完成。
八达岭高速上,郎朗坦诚了自己的经历:我一直想成为北京人,大都市市民,我从小学习古典钢琴,在国际拿大奖,跟领导人出访,北京户口也在办理中,但是我受不了他们的眼神:把我当二人转演员,问我是不是赵本山徒弟,上不上快手。我容易吗我!
大老师说,你只是出生东北,其实论段子谐星,我才像一个东北人。很多人不够搞笑,只是他们没迈出那一步。
最后一场演出安排在国家大剧院,首都新春音乐会。演出开始前郎朗被告知:说东北话、没北京户口的人不能进宴会厅,只能去对面西单的群众饭店。
大老师又想打人(或者被打),被郎朗拦下,他说,为了你我愿意演,老铁!大老师十分感动,然后放弃,二人一合计不演了,直接去了西单地下通道。
于是,国际钢琴家郎朗老师用流浪歌手的电子琴弹奏了一曲《黄河大合唱》,整个西单商业区都沸腾了。
演出结束,郎朗开着车直奔南城,带大老师赶回家过年,然后自己开到在北京南站下客通道,坐上去往沈阳的D49动车。
当大老师全家一起吃涮羊肉的时候,门铃响了,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来蹭吃,大老师有点失望,跟着后面站的是郎朗老师。大老师的小伙伴们依次拥抱了郎朗老师,告诉他,你发过来的那些曲特别好,我们改成了《嘻唰唰》这张专辑。
在春晚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他们一起过完了春节。大盘涮羊肉和麻酱边上,是那张专辑。
最后,这里有b站完美剪辑版,来自黑白电影:
延伸阅读:如何评价李安的新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国版)
如何评价电影《爱乐之城》(La La Land)? (中国版)
也有个极其认真或者扯淡的公众号:今天大客栈(jtd1024)
这个回答,目的在于方便大家理解影片的历史背景。
「绿皮书」,全称叫做《黑人司机绿皮书》(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这本书是美国种族隔离时代一本特殊的「米其林指南」- 区别在于,米其林指南是用来给老饕们介绍好吃的餐馆,而绿皮书用来给旅途中的黑人们指点能够填饱肚子、睡个安稳觉的地方,至于品质和格调就另当别论了。
在 1964 年之前的美国,种族隔离是被写进法律之中的,这一系列法律被称为 Jim Crow Laws. Jim Crow 并不是某位议员的名字,这部法律的来源并不像多德福兰克法案那样,出自现实的人名。Jim Crow 19世纪戏剧中的黑人奴隶角色,渐渐成了黑人的代称,就跟「阿三」「棒子」那样,是对一个种族戏谑的称呼。
Jim Crow Laws 的表现形式很多样,有的禁止黑人和白人享用同样的公共措施,有的直接禁止黑人在日落之后进入特定的城镇(这种城镇又被称作「日落镇」(Sundown Town),日落之后就见不到黑人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黑人想要出趟远门可不容易。他们必须仔细规划行程,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可以接受黑人的餐厅和旅店休息补给,否则就要在路上挨饿或者睡在车里。在北方黑人较少的州,情况更为严重:有统计称,在1956年整个新罕布什尔州只有三间汽车旅店愿意接待黑人。在这种地方,《绿皮书》就是帮助黑人寻找落脚地的一本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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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绿皮书》出版于 1936 年,几经改版,直到 1966年才随着种族隔离的全面破除退出历史舞台。
在反种族歧视的司法战场上,黑人公路旅行者们,在标志性个案中推了历史的车轮一把。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各州也有自己的立法权,联邦想要立法推动平权,必须师出有名,而这个名头,还要看人手一本《绿皮书》的黑人司机们。
Heart of Atlanta Motel, Inc. v. United States, 379 U.S. 241 (1964)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酒店如果不接待黑人,那么会给黑人跨州旅行及从事商贸造成不便;
在Katzenbach v. McClung, 379 U.S. 294 (1964)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如果餐馆不服务黑人,导致黑人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容易饿肚子,不利于跨州贸易进行。
在与之类似的案件中,「跨州贸易」这个概念经常被提起。原因在于,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立法管理各州之间的商业活动。如果和各州间的商业活动扯上关系,那么联邦层面的反歧视立法就能找到发力点。黑人驾车穿过州界,在别的州吃喝,住宿,消费,虽然不是是什么大生意,但至少也算是商业活动,因此联邦可以介入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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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背景知识,或许可以帮助各位理解电影《绿皮书》的历史背景,看看这个车轮上的国家,怎样被车轮上的人们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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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平权的进程,我整理了一些重要里程碑判例,写了一本电子书,在这里自卖自夸一下,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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