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三国志记载的诸葛亮连年北伐，诸郡不听诸葛亮调遣，甚至出现逃兵？
三国志对诸葛亮连年北伐的记载，以及其中反映出的诸郡不听调遣和逃兵现象，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细节。这并非简单地归咎于诸葛亮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反映了当时东汉末年以来，中央集权衰弱、地方势力崛起以及战争常态化背景下，蜀汉政权面临的深层困境。
要详细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 诸葛亮北伐的时代背景与战略考量
汉贼之争的政治正确性与历史使命感： 诸葛亮秉承的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这不仅是政治口号，也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曹魏占据了中原，是“汉贼”的象征。北伐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也符合当时一部分士人的价值认同。
地理与资源限制的无奈选择： 蜀汉地处西南，四塞之地，易守难攻，但也因此与中原经济文化中心隔绝，资源相对匮乏。要摆脱这种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夺取中原，获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充足的资源。因此，即使条件艰苦，北伐也是一种战略上的必然选择，是“不进则退”的逻辑推演。
消耗与威慑的军事策略： 即使不能一举灭魏，连年北伐也能对曹魏形成持续的军事压力，消耗其国力，同时在心理上威慑对方，防止其全力进攻蜀汉。每一次北伐都可能迫使曹魏调集重兵，牵制其战略部署。
二、 诸葛亮北伐的客观困难
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 这是北伐中最致命的短板。蜀汉地广人稀，耕作技术相对落后，人口基数小于曹魏。每一次大规模北伐，都需要动员几乎全国的力量进行粮草、军械的运输和生产。秦岭、祁山等险峻山地更是加剧了运输的难度和损耗。为了解决后勤问题，诸葛亮尝试了“屯田”等多种方法，但终究无法完全解决。三国志中对粮草不济的记载并不鲜见。
人才与兵源的捉襟见肘： 蜀汉政权在刘备入川后，虽然得到了大量荆州士人及益州本地士人的支持，但与占据中原的曹魏相比，人才储备和兵源数量都存在明显劣势。诸葛亮作为军事、政治、经济的绝对核心，事必躬亲，但也意味着一旦他出现任何问题，整个政权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北伐的频繁消耗，也使得兵源补充和兵士休养成为难题。
战争的长期性与社会疲惫： 汉末以来的战乱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社会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连年的北伐，尤其是大规模的出征，无疑会加剧民众的负担。即使是忠于蜀汉的士人，也可能因为战争的损耗和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产生疲惫感，甚至对战略产生质疑。
三、 “诸郡不听调遣”和“逃兵”现象的深层原因
这并非是对诸葛亮权威的直接挑战，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体现：
1. 地域主义与地方势力的残余影响：
益州本土士人的复杂心态： 刘备入蜀时，对益州本土士人采取了拉拢和安抚的政策。虽然许多本土士人如张松、彭羕等最终被排除或失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本土士人作为官员或军官存在。这些人的忠诚度、对蜀汉政权认同的程度，以及他们对北伐战略的看法，可能与以荆州集团为核心的集团有所不同。他们可能更关注益州本土的稳定和发展，对远征中原的战略并不感冒，甚至持保留态度。
地方官员的短期利益考量： 在战乱时期，地方官员往往更关注自己所辖区域的实际利益和稳定，而不是国家整体的战略目标。如果北伐意味着要抽调兵力、物资，并且成功率不高，他们可能会出于保护自身辖区和利益的考虑，消极应付中央的调遣。
山川阻隔与信息不畅： 益州和汉中之间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也存在延迟。这使得中央的命令在传达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或阻碍。
2. 北伐战略的持续性与成效的周期性：
战略效果的渐进性： 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兴复汉室”，这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努力。在一些北伐战役失利或进展缓慢时，地方官员和士人可能会质疑战略的有效性，从而影响其配合度。
战役的非决定性： 诸葛亮虽然军事才能卓越，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北伐的战役往往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比如街亭之败、祁山之战的胶着等。当军事上的优势不明显，或者遭遇挫折时，地方势力更容易产生观望或抵触情绪。
3. 人事管理与信任机制的挑战：
对地方势力的制衡与猜忌： 诸葛亮作为丞相，拥有绝对权力，但他同时也需要平衡不同派系（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之间的关系。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或形成对中央的威胁，他可能在人事任免和权力分配上采取一定的制衡措施，这在客观上可能也会影响到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严苛的法律与纪律： 为了应对兵力不足、士气不高的问题，诸葛亮在军队管理上通常采取严苛的法律和纪律。三国志中记载的诸葛亮“治国治军，严而不苛”，对于逃兵、违令者，“皆斩之”。这种严厉的措施虽然能震慑部分人，但一旦执行过度，也可能导致部分士兵因惧怕惩罚而逃亡。
4. 士兵的个体层面：
战争的残酷与厌战情绪： 连年的征战，士兵们经历了残酷的战斗，面临着死亡、伤残、思乡的痛苦。尤其是在远离家乡作战时，厌战情绪很容易滋生。
士气与士气保障： 兵士的士气与战役的胜负、粮草的供给、军功的赏赐、以及对战争目的的认同程度密切相关。当这些方面出现问题时，士兵的士气就会下降，逃兵现象也难以避免。
四、 三国志的记载特点
尊刘贬曹的春秋笔法： 三国志作为陈寿所著，其立场是倾向于蜀汉政权的。然而，作者陈寿本人并非蜀汉旧臣，其记载相对更加客观。即便如此，在记载诸葛亮北伐时，对于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军事才能的赞扬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陈寿也并不回避诸葛亮北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例如粮草不济、部分地区的不配合等。这些记载往往以事实陈述为主，而非直接的批评。
简略的叙事风格： 三国志的叙事风格往往比较简略，很多细节之处并未详述。当提到“诸郡不听调遣”或“逃兵”时，可能只是对一种普遍现象的概括，其背后的具体原因和复杂情况并未一一展开。这给了后世解读留下了空间。
侧重于“君臣父子”的叙事结构： 史书的记载往往更侧重于君主和核心臣子的行为，而对基层社会的反应和具体执行层面的困难描写可能相对较少。
五、 总结与评价
诸葛亮连年北伐，并伴随诸郡不听调遣和逃兵现象，并非是对诸葛亮个人能力或领导力的直接否定。相反，这恰恰 凸显了诸葛亮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承受的巨大压力。
诸葛亮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他的北伐战略在当时是符合蜀汉政权生存逻辑的理性选择。
他所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包括地理、经济、人才、社会等 systemic factors，这些困难是当时蜀汉政权无法完全克服的客观制约。
诸郡不听调遣和逃兵现象是这些困难在执行层面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地方势力、士兵个体以及战争本身带来的复杂矛盾，并非是诸葛亮个人权威的直接崩塌。
将这些现象简单地归结为诸葛亮的“失误”或“能力不足”，是对历史的片面理解。更准确的认识是，诸葛亮在历史的局限性中，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智慧，进行了一场注定艰难但意义重大的事业。三国志的记载，正是在这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这位千古名相的真实困境与伟大之处。
要详细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 诸葛亮北伐的时代背景与战略考量
汉贼之争的政治正确性与历史使命感： 诸葛亮秉承的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理想，这不仅是政治口号，也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曹魏占据了中原，是“汉贼”的象征。北伐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也符合当时一部分士人的价值认同。
地理与资源限制的无奈选择： 蜀汉地处西南，四塞之地，易守难攻，但也因此与中原经济文化中心隔绝，资源相对匮乏。要摆脱这种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夺取中原，获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充足的资源。因此，即使条件艰苦，北伐也是一种战略上的必然选择，是“不进则退”的逻辑推演。
消耗与威慑的军事策略： 即使不能一举灭魏，连年北伐也能对曹魏形成持续的军事压力，消耗其国力，同时在心理上威慑对方，防止其全力进攻蜀汉。每一次北伐都可能迫使曹魏调集重兵，牵制其战略部署。
二、 诸葛亮北伐的客观困难
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 这是北伐中最致命的短板。蜀汉地广人稀，耕作技术相对落后，人口基数小于曹魏。每一次大规模北伐，都需要动员几乎全国的力量进行粮草、军械的运输和生产。秦岭、祁山等险峻山地更是加剧了运输的难度和损耗。为了解决后勤问题，诸葛亮尝试了“屯田”等多种方法，但终究无法完全解决。三国志中对粮草不济的记载并不鲜见。
人才与兵源的捉襟见肘： 蜀汉政权在刘备入川后，虽然得到了大量荆州士人及益州本地士人的支持，但与占据中原的曹魏相比，人才储备和兵源数量都存在明显劣势。诸葛亮作为军事、政治、经济的绝对核心，事必躬亲，但也意味着一旦他出现任何问题，整个政权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北伐的频繁消耗，也使得兵源补充和兵士休养成为难题。
战争的长期性与社会疲惫： 汉末以来的战乱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社会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连年的北伐，尤其是大规模的出征，无疑会加剧民众的负担。即使是忠于蜀汉的士人，也可能因为战争的损耗和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产生疲惫感，甚至对战略产生质疑。
三、 “诸郡不听调遣”和“逃兵”现象的深层原因
这并非是对诸葛亮权威的直接挑战，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体现：
1. 地域主义与地方势力的残余影响：
益州本土士人的复杂心态： 刘备入蜀时，对益州本土士人采取了拉拢和安抚的政策。虽然许多本土士人如张松、彭羕等最终被排除或失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本土士人作为官员或军官存在。这些人的忠诚度、对蜀汉政权认同的程度，以及他们对北伐战略的看法，可能与以荆州集团为核心的集团有所不同。他们可能更关注益州本土的稳定和发展，对远征中原的战略并不感冒，甚至持保留态度。
地方官员的短期利益考量： 在战乱时期，地方官员往往更关注自己所辖区域的实际利益和稳定，而不是国家整体的战略目标。如果北伐意味着要抽调兵力、物资，并且成功率不高，他们可能会出于保护自身辖区和利益的考虑，消极应付中央的调遣。
山川阻隔与信息不畅： 益州和汉中之间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也存在延迟。这使得中央的命令在传达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或阻碍。
2. 北伐战略的持续性与成效的周期性：
战略效果的渐进性： 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兴复汉室”，这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努力。在一些北伐战役失利或进展缓慢时，地方官员和士人可能会质疑战略的有效性，从而影响其配合度。
战役的非决定性： 诸葛亮虽然军事才能卓越，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北伐的战役往往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比如街亭之败、祁山之战的胶着等。当军事上的优势不明显，或者遭遇挫折时，地方势力更容易产生观望或抵触情绪。
3. 人事管理与信任机制的挑战：
对地方势力的制衡与猜忌： 诸葛亮作为丞相，拥有绝对权力，但他同时也需要平衡不同派系（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之间的关系。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或形成对中央的威胁，他可能在人事任免和权力分配上采取一定的制衡措施，这在客观上可能也会影响到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严苛的法律与纪律： 为了应对兵力不足、士气不高的问题，诸葛亮在军队管理上通常采取严苛的法律和纪律。三国志中记载的诸葛亮“治国治军，严而不苛”，对于逃兵、违令者，“皆斩之”。这种严厉的措施虽然能震慑部分人，但一旦执行过度，也可能导致部分士兵因惧怕惩罚而逃亡。
4. 士兵的个体层面：
战争的残酷与厌战情绪： 连年的征战，士兵们经历了残酷的战斗，面临着死亡、伤残、思乡的痛苦。尤其是在远离家乡作战时，厌战情绪很容易滋生。
士气与士气保障： 兵士的士气与战役的胜负、粮草的供给、军功的赏赐、以及对战争目的的认同程度密切相关。当这些方面出现问题时，士兵的士气就会下降，逃兵现象也难以避免。
四、 三国志的记载特点
尊刘贬曹的春秋笔法： 三国志作为陈寿所著，其立场是倾向于蜀汉政权的。然而，作者陈寿本人并非蜀汉旧臣，其记载相对更加客观。即便如此，在记载诸葛亮北伐时，对于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军事才能的赞扬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陈寿也并不回避诸葛亮北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例如粮草不济、部分地区的不配合等。这些记载往往以事实陈述为主，而非直接的批评。
简略的叙事风格： 三国志的叙事风格往往比较简略，很多细节之处并未详述。当提到“诸郡不听调遣”或“逃兵”时，可能只是对一种普遍现象的概括，其背后的具体原因和复杂情况并未一一展开。这给了后世解读留下了空间。
侧重于“君臣父子”的叙事结构： 史书的记载往往更侧重于君主和核心臣子的行为，而对基层社会的反应和具体执行层面的困难描写可能相对较少。
五、 总结与评价
诸葛亮连年北伐，并伴随诸郡不听调遣和逃兵现象，并非是对诸葛亮个人能力或领导力的直接否定。相反，这恰恰 凸显了诸葛亮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承受的巨大压力。
诸葛亮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他的北伐战略在当时是符合蜀汉政权生存逻辑的理性选择。
他所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包括地理、经济、人才、社会等 systemic factors，这些困难是当时蜀汉政权无法完全克服的客观制约。
诸郡不听调遣和逃兵现象是这些困难在执行层面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地方势力、士兵个体以及战争本身带来的复杂矛盾，并非是诸葛亮个人权威的直接崩塌。
将这些现象简单地归结为诸葛亮的“失误”或“能力不足”，是对历史的片面理解。更准确的认识是，诸葛亮在历史的局限性中，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智慧，进行了一场注定艰难但意义重大的事业。三国志的记载，正是在这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这位千古名相的真实困境与伟大之处。
网友意见
一篇旧文：
这件事并不复杂，先看原文：
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
这段话中“救”取“助”之意，即连年出军背景下，诸郡不能应调相助诸葛亮，巴西太守吕乂可以应调，且无逃兵。
李福在建兴元年任巴西太守，在建兴九年八月后替李丰为江州都督，此时吕乂方能任职巴西太守。由此可以确定这“多不相救”一事发生在建兴九年八月后。
考诸葛亮之后的动态：
十年，亮休士劝农於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
建兴十一年
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是岁，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
建兴十二年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
再参详吕乂本传：
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亮卒，累迁广汉、蜀郡太守。
建兴十一年冬蜀军已开始运粮，吕乂任职汉中太守当在此前。前文可知诸葛亮调发诸郡士兵，那么推断此举当在建兴十年教兵讲武前后，又诸葛亮北伐建兴九年李严事件方歇，建兴十年符合“连年出军”这一背景概述。
再查《华阳国志》建兴十年条：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劝农。 车骑将军刘琰与军师魏延不和，还成都。秋旱，亮练兵讲武。
“多不相救”或有“秋旱”之缘故，旱灾导致农业收成不理想，征调士兵又会致使一部分农业荒废，诸郡开展工作自然难度倍增。
为何吕乂可以应调？
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於郡县。
执法严酷苛刻是这位的特点之一，他又喜欢任用能够照章办事的吏员，所以他贯彻政令和落实执行的力度极强，能完成调发。吕乂也不是一味严酷苛刻，他提供的五千士兵没有逃兵，是因为他既有约束，也有安慰、心理疏导一类的工作方法。
诸葛亮以吕乂这类人才供继军粮可以说再合适不过，暗荣的三国系列其实应当给吕乂一个能吏。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史料写的清清楚楚，“士伍亡命，更相重冒”是亮卒之后的事情，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的必要性。当然，并不是说战争对“多不相救”这件事没有影响，只是表达“多不相救”有出自于天灾和官员行政风格，执行能力的因素。
蜀汉的地域与人口都是三国中垫底的，战争带来的负担理当是三家之中最重的。然而终诸葛亮之世，无非也就是“多不相救”这种情况，相对于曹魏和孙吴因为苦徭役一类爆发的逃亡叛乱已经好得很多。
若是探讨穷兵黩武，还不如看看曹魏与孙吴的这二条史料：
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
……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徵赋调数，由来积纪……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
所以我常说，曹魏与孙吴的黑料信手拈来，但谈蜀汉的黑料则需要“找”，蜀汉的表现其实比吴魏要强得多。
其实乐于和平，苦于战乱属正常状况，百姓苦战不需证明。益州人民既非人均战神，也不是天生嗜战，怎能不苦？问题在于汉末三国就是军阀兼并割据动乱的时代，战争才是主旋律。如同疫情来临，还想着歌照唱舞照跳，一切如常，可能么？没人能置身事外，时代有局限性，该有的矛盾蜀汉必然也存在，只是诸葛亮处理到这种程度，谁又好苛责什么？
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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