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2016 年 7 月土耳其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这对中国有何影响？

2016年7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土耳其发生了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这场政变震惊了世界，也对土耳其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乃至与中国这样遥远的大国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一、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的背景与过程简述

要理解这场政变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其发生的原因和大致过程。

历史背景：土耳其军队在国家政治中长期扮演着世俗主义的守护者角色。自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以来，军队曾多次介入政治，以“纠正”被认为偏离世俗化道路的政府。
政变动机：未遂政变的发动者据称是军队内部一个名为“和平国内公民委员会”（Peace at Home Council）的秘密组织。其声称的理由是为了恢复宪法秩序、人权和民主。然而，许多分析认为，其真实动机可能与对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日益增长的集权以及被认为的宗教化倾向不满有关。
政变过程：政变当天晚上，部分军人控制了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部分关键地点，包括机场、桥梁、国家广播电视台（TRT）等。他们宣称已接管国家政权。然而，埃尔多安总统通过手机应用程序（Facetime）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变。土耳其民众的广泛抵抗，以及多数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支持，最终导致政变迅速失败。大量平民走上街头，与政变部队对峙，这被认为是政变失败的关键因素。

二、未遂军事政变对土耳其国内的影响

这场未遂政变对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也间接辐射到国际关系和与中国的互动：

1. 埃尔多安总统权力的极大巩固：
政治清洗：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数万名涉嫌参与政变或支持居伦运动（被土耳其政府指认为政变幕后黑手）的军人、警察、法官、教师、记者等被逮捕、解雇或调查。这种规模的清洗对土耳其的政治、司法、教育和媒体系统造成了深远影响，也引发了关于人权和法治的担忧。
修宪与总统制改革：为了应对潜在的政治动荡和巩固权力，埃尔多安政府推动了修宪公投，将土耳其从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这使得总统权力空前集中，削弱了议会和司法机构的制约作用。这场未遂政变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重要契机。
社会分裂加剧：政变以及后续的清洗加剧了土耳其社会的分裂。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阵营之间矛盾更加尖锐，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

2. 安全与军事体制的重组：
军队清洗：大量军官被解职，军队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以清除被认为不忠诚的势力，并将军队置于总统的更严密控制之下。
情报机构改革：情报机构也进行了重组，以加强其对国家安全的效忠和对潜在威胁的预警能力。

3. 对媒体和言论自由的限制：
许多被认为传播不利于政府信息的媒体机构被关闭，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风险，言论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未遂军事政变对土耳其国际关系的影响

这场政变也深刻影响了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

1. 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
美欧关系恶化：土耳其政府指责以美国为居所的伊斯兰传教士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是政变的幕后主使，要求美国将其引渡回土耳其。但美国以缺乏足够证据为由拒绝，导致美土关系严重恶化。
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加剧：土耳其政府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对此次政变反应冷淡，甚至在背后支持反对派，这加剧了土耳其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
加入欧盟进程受阻：在政变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走向（如大规模清洗和死刑的讨论）与欧盟的基本价值观不符，进一步阻碍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景。

2. 加强与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合作：
“向东转”倾向明显：在与西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土耳其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发展关系。
对俄关系回暖：在政变之前，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降至冰点。政变后，土耳其主动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例如在军事合作、能源合作等方面加强互动。

3. 地区政策的调整：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在地缘政治上的考量，也可能因为国内政治的稳定以及国际关系的重塑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

四、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对中国的影响

这场发生在遥远国度的未遂政变，对于中国来说，尽管不是直接的军事或政治对抗，但其影响是多维度且不容忽视的：

1. 地缘政治与战略层面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的稳定因素：土耳其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国家。土耳其政局的不稳定（如政变）会给“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带来不确定性，影响投资和贸易的安全。一旦政变成功，新的政府可能调整对外政策，影响与中国的合作。未遂政变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最坏情况。
地区力量平衡的微妙变化：土耳其在中东和黑海地区的战略地位重要，其国内政治动荡可能影响该地区的力量平衡，进而影响中国的地区利益。例如，土耳其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政策，以及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关系，都会对中国的地区战略产生间接影响。
北约内部的战略调整：土耳其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走向，特别是其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可能影响北约内部的战略一致性，也间接影响中国应对西方战略围堵的策略。

2. 经济与贸易层面的影响：
贸易与投资风险：政变期间以及随后的政治动荡，可能会暂时影响土耳其的经济稳定，影响双边贸易和中国在土耳其的投资。投资者可能会对土耳其的政治风险产生担忧。
“一带一路”项目的稳定性：中国企业在土耳其投资的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项目等，虽然未因政变本身而立即中断，但政治不稳定增加了项目运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影响：如果土耳其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可能会影响其作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潜力，尽管这一影响相对较小。

3. 外交与国际合作层面的影响：
中土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
对埃尔多安政府的考量：中国通常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土耳其发生政变后，中国官方层面表达了对土耳其稳定和安全的关切，并支持埃尔多安政府。但中国也会审慎评估埃尔多安政府的长期执政稳定性和其对外政策的走向。
关系巩固的机会：土耳其政变后，出于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土耳其政府加强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两国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反恐、安全等领域，可以有更多的合作空间。中国乐见一个稳定的土耳其作为合作伙伴。
人权与价值观的张力：埃尔多安政府在政变后采取的大规模政治清洗和限制言论自由的措施，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包容性发展理念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张力。中国在公开表态时会侧重于主权和稳定，但私下里也会审慎评估。
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潜在影响：随着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关系升温，土耳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可能性也曾被讨论。土耳其的政治稳定对于其在SCO等国际组织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4. 安全与反恐层面的影响：
地区反恐合作：土耳其在反恐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例如来自“伊斯兰国”（IS）和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威胁。土耳其国内政局的稳定，对其积极参与地区反恐合作至关重要，这也与中国的反恐关切息息相关。中国在新疆面临的反恐压力，可能使其更加关注地区的反恐局势。

五、总结：中国如何看待与应对

对于中国而言，看待和应对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

支持主权和稳定：中国一直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在国际场合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中国对土耳其发生的任何可能威胁其国家主权和稳定的事件都持谨慎态度，并倾向于支持其政府维护国内稳定。
务实合作：尽管土耳其国内政治存在复杂性，但中国依然会坚持与土耳其政府进行务实的合作，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土耳其仍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
“向东转”的观察者：土耳其在政变后“向东转”的趋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但也需要警惕土耳其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可能带来的风险。
风险规避：中国企业和机构在土耳其的投资和项目，需要密切关注土耳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走向，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准备，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效益。
战略判断：中国会审慎判断土耳其的政治走向及其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并根据情况调整自身的对土耳其政策以及地区战略。例如，埃尔多安政府的集权化以及其与西方关系的疏远，都可能促使中国在某些领域加强与土耳其的协调，同时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保持一定距离。

总而言之，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不仅彻底改变了土耳其的国内政治格局和对外政策，也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连锁反应。对于中国而言，这场政变既带来了合作的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在处理对土耳其关系时，会兼顾支持稳定、务实合作、风险规避和战略判断等多重因素。

网友意见

刚写的评论：《

土耳其“例行”军事政变这次有何不同？

》。最初的稿子是凌晨看着直播写的，部分事实在天亮以后逐渐更新，和当初的估测不完全一致，所以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有所补充：

1 又双叒叕政变了？

7月13日，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表声明，取消原定在（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举行的7月14日（法国）国庆招待会，同时，法国关闭了安卡拉大使馆和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理由是安全问题。

作为有数百年中东经验的老牌殖民者，法国的嗅觉一向灵敏。法国关闭大使馆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土耳其军队发起了政变，坦克开上街头，战斗机在首都上空巡航，伊斯坦布尔跨海大桥被封锁，广播电台出现了士兵的身影。但从新闻照片来看，土耳其人并不显得特别惊慌，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相当淡定，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每十几年必然要上演一次的“例行”剧情。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都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2003年政府则挫败了军队推翻政府的密谋，为此在2010年后一次性判处数百名军官有罪，完全清洗了高级军官团。

这一夜双方激烈交火，目前看来埃尔多安政府正在逐渐恢复对局势的控制，第六次政变恐怕要和第五次一样夭折。

抛开那些只能算是分赃团伙的非洲小国政权，土耳其这个政变频率在大中型国家（土耳其被列入“G20”国家）中算是非常高的，56年政变6次，仅次于80多年夺权20次的泰国军队。为何土耳其军方如此喜欢干政？为何21世纪的多次政变均未能成功？这要从二战后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说起。

2 红与黑的时代

二战前，凯末尔及后继者控制的土耳其政府非常亲苏联，1934年还在苏联援助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规划（比中国早了19年）。但二战中，土耳其一度以为德国将胜利，又捡起了历史上的亲德传统，和苏联翻脸，向纳粹提供大批军事物资。二战后，美苏对抗，土耳其别无选择，只能倒向美国，在1952年成为第一个加入北约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土耳其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面向西方吸引外资，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断推进一波波的私有化。

虽然在独立时放弃了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但土耳其依然是一个近8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东三省之和，自古以来就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地跨欧亚，是面向海洋的工商业地区，东部则是传统农牧业地区，西北部的工业企业一度占全国的90%以上。在

激烈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之下，阶级差异和地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导致整个国家日益分裂。

总的来说，军方接受西方援助，自身也占有众多的工商业企业，和西部工商业地区和中产市民的利益比较相近，赞同凯末尔推进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地域差异不断加深，经济波动越来越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穷人不仅仅发现自己（相对）越来越穷，非常容易破产，还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资本主义以消费文化来定义人的价值，穷人当然就没价值。

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沦丧结合，中东部地区的穷人和西部的城市贫民都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自凯末尔独裁以来被打压的伊斯兰教乘势而起，而且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改造扩大了影响力。清真寺不再仅仅是一个聚敛钱财，操纵司法的地方，反而开始为基层群众提供一定的福利、娱乐，当然也趁机控制这些被现代化抛弃的民众，扩大宗教影响力。1983年成立的伊斯兰党派繁荣党，另一个名字就是“福利党”。

繁荣党领导人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由于土耳其军政府显而易见的腐败，繁荣（福利）党对世俗政权的抨击颇为有力，在军政府的暴力优势前也始终站得住脚。土耳其社会就像19世纪《红与黑》时代的法国那样，由军队和教会构成社会的两大支柱。

3 埃尔多安来了

埃尔多安在大学期间加入了这个福利党。1997年军方政变成功，解散繁荣（福利）党，埃尔多安和其他一些党员重新组建了贤德党（美德党），更加强调用传统的伊斯兰道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破坏性。

从50年代到21世纪初，土耳其内部始终存在发展经济和安抚内部矛盾的尖锐冲突，控制大多数基层社区的伊斯兰势力屡屡插手世俗政治。但总的来说，现代化经济不断增长，以西部城市为根据地的军方世俗派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避免土耳其军队加入反以色列联盟，也往往为军事政变提供外部支持。所以，从1960年到1997年，四次军事政变都成功地扭转了政局，阻止了宗教党派上台，同时也保住了军方自己的庞大利益。2001年，贤德党再次被军方强制解散。

这一年埃尔多安四十六岁，他痛定思痛，意识到了传统伊斯兰政治力量的问题——只强调获取民众支持，却忽视了利用现代经济的力量。以往的成就其实不是伊斯兰势力或的胜利，只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所以，繁荣（福利、贤德）党在对抗军方世俗化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是被动的守势，无法真正掌握一个现代国家。2001年，埃尔多安在贤德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从党名就能发现，埃尔多安从原有的政治立场上大幅转向，企图在安抚底层的宗教力量和促进现代经济的工商业之间取平衡，打造一个伊斯兰化的现代化国家。

为此，正发党放弃了此前的抵制欧盟政策，不再和全部工商业者作对，而是在坚持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提高在救济、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领域的预算，缓和贫民生活压力，调和经济发展与底层民众相对贫困的矛盾。简单地说，正发党放弃了极端的保守底层主义，转而和新兴的富裕阶层结合。他计划用保守力量掌握的基层力量稳定社会，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提高外国投资和本国资本的利润率，再增加税收来获取更多的底层支持。可以说这是对过去几十年底层伊斯兰运动的“修正”。

事实证明，在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周期中，这个“修正”策略颇为有效。2003年，正发党和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埃尔多安出任总理，2007年和2011年又两次胜选。到现在为止，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已经连续执政15年，土耳其政体也逐渐转向强势的总统制，埃尔多安从政府首脑变成了国家领袖。依托这一执政成果，2003年之后的多次军事政变都被挫败。

4 运去英雄不自由

然而，一旦经济繁荣期结束，同时讨好所有阶层的政策很难持续下去。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加深，土耳其这个产业水平不上不下的中等国家也随之出现经济减速，增长率从10%上下回落到2014年的2.9%，2015年的4%。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不肯放弃和新兴资本家的联盟，也不敢大幅削减给基层的福利，因为国家体量小还不敢放弃对西方的经济改革承诺，自然只能对城市中间阶层下刀。从2013年开始，城市中产和埃尔多安政府屡屡爆发大规模冲突，一度导致全国前十大城市一齐瘫痪。

与其同时，由于埃尔多安和资产阶级紧密联盟，正发党迅速腐败化，迅速向当年的军政权靠拢，泛左翼也放弃了坚持和正发党的联盟，转而自行发动底层运动。左翼底层力量不仅在选举中不再是政府的支持者，部分极端力量还屡屡发动武装对抗。2015年3月31日，土耳其共产党武装曾攻击伊斯坦布尔司法机构，公开杀死了对左翼提起不公正诉讼的检察官。埃尔多安发现，之前十几年的左右逢源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左右为难。

本次军方的政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军方世俗化集团在蛰伏多年后意识到埃尔多安的政治虚弱性，冒险发动了新一轮政变。目前看来，政变可能失败，但很明显是21世纪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军事政变。

（补充：埃尔多安又称本次政变是前盟友、极端伊斯兰主义葛兰运动发起的，如果这个说法没错，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埃尔多安的“修正主义”破坏了从贤德党继承的政治资本，证实了上文的“左右为难”）

总的来说，土耳其、台湾、泰国、埃及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变动都有相似之处。以军方利益集团和传统执政集团为代表的一方（如土耳其军政府、台湾国民党、泰国军队、埃及军政府）强调经济发展，主张经济自由化，对资本相对放纵；以宗教、传统社区和底层运动为基础的另一方（如土耳其宗教势力、泰国他信势力、埃及兄弟会、台湾民进党）强调社会公正，主张限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保护农民（贫民）利益，增加底层福利，为此不惜降低经济速度乃至放弃社会现代化。

军方和传统执政集团虽然无耻，但拥有现代化力量；保守化运动虽然主动反智反生产力，客观上却能安抚资本主义的“弃民”，掌握底层，两者的对抗很难迅速分出胜负。在民主政治下，后者往往会取得更高的支持率，入主政府。但前者更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如建设核电站，为商业项目征地），同时也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分肥机会。所以，要么是每到经济下行期就出现政权交替，要么是军方频繁发动政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社会动荡和经济减速，制造更深的政治矛盾。

21世纪前期的埃尔多安暂时带领土耳其跳出了这个死循环，但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埃尔多安中间偏保守的“修正主义”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果。一旦经济开始减速，全部有利条件都可能转化为他脚下的地雷。眼下埃尔多安凭借执政15年的惯性勉强控制了局势。但如果世界经济减速的大势不变，各路反对派肯定还会发起新的一轮轮挑战。到那时候，埃尔多安政权要么崩盘，要么就得放弃眼下的骑墙政策，回归传统的极端伊斯兰运动，用社会发展停滞的代价来维稳——毕竟今天拦住叛军的主力是宗教力量动员起来的民众。这土耳其很可能会像泰国、埃及那样，回到两派轮流夺权的死循环。

5 一堂公开课

写到最后，忽然想起毛主席在七十六年前评点过土耳其问题：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凯末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当年毛主席明确说中国不做“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今天的政变直播秀能否给中国一点借鉴呢？仔细想想还真有——90年代新疆工商业就业人口下降，基层党组织崩盘，此后清真寺成了很多基层社区唯一的娱乐和文化场所，即市场经济抛出的边缘人口是极端主义天然的土壤。与之类似，东北大下岗也导致了邪教泛滥和基督教的迅速扩张，在许多老工业社区，市民过年贴春联的比例在21世纪初急速降低（部分地下教会不许，或要求贴基督教颂词）。既然土耳其没有通过骑墙政策解决这个矛盾，未来的中国也必须跳出资本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固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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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的候选人，是一群令人瞩目的优秀学生群体。特等奖学金是清华大学授予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在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最高荣誉。因此，每一年的特奖候选人及其事迹都备受关注，能够反映出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方向和价值导向。要详细地看待2016年的.............
如何看待 2016 年 11 月 4 日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2016年11月4日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中国政府为了规范互联网直播行业乱象、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而发布的一项重要行政法规。这项规定对当时正处于爆发式增长期的互联网直播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至今仍是指导行业发展的重要依据。要详细看待这份《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