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除了晋武帝还有哪些皇帝占卜过国运？
历史上，除了晋武帝司马炎，还有不少皇帝热衷于占卜国运，希望借此洞悉天机，指导自己的统治，甚至寻求长生不老。这种行为的背后，既有统治者对权力稳固的渴望，也有对未知命运的敬畏，更有对神灵庇佑的期盼。
汉武帝与他的方术迷信
要说占卜国运的皇帝，汉武帝刘彻绝对是绕不开的人物。他年轻时就对神仙方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晚年更是将这种兴趣发挥到了极致。
事鬼神，好方术： 《汉书·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方士、神怪、鬼神，无不毕致”，他广招天下方士，不惜重金，只为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和能预知吉凶的方法。这些方士们各种奇特的仪式、炼丹服药、祈祷祭祀，几乎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铜驼荆棘之叹： 晚年，汉武帝深感人生的虚无和衰老，对于国运的担忧也日益加剧。他修建了很多宫观，用于祭祀和修道，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沟通天地，了解国家未来的走向。比如，他曾经在长安城西建了“思子宫”，并下诏“求贤良，问方术”，希望得到神仙的指引。
后元二年的“休屠王祭祀”： 有史料记载，汉武帝在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曾计划去海上寻求蓬莱仙境，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求仙问道色彩。而他晚年多次大规模的封禅，也是在祈求上天保佑汉朝江山永固，显示了他对国运的极度关注。
魏武帝曹操的“鬼神”论
与汉武帝的虔诚信神不同，曹操对于占卜国运的态度更为复杂，他一方面利用占卜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对那些虚妄的“鬼神”论抱有审慎甚至批判的态度。
《孙子兵法》的推崇： 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孙子兵法》的忠实拥趸和传播者。他认为“夫兵，诡道也”，在军事上，他注重实际的谋略和部署，对于完全依赖占卜的轻率行为是嗤之以鼻的。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这种哲学思想也反映在他对待“鬼神”的态度上。他更多地相信人为的力量，而非完全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利用占卜：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曹操也会利用占卜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比如在某些时刻，他可能会通过占卜来“应天命”，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但这种利用，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而非他内心的真正信仰。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乱世中通过自身力量建立功业，而非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鬼神。
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前后的占卜
唐太宗李世民，这位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的人物，在登上皇位之前，也曾经历过对国运的焦虑和求索。
玄武门之变前的心理： 在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面对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排挤，他明白必须采取行动。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对未来的判断至关重要。
《易经》的运用：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提到，李世民深谙《易经》。在做出重大决定前，他会运用《易经》的卜筮之术，通过卦象来推测吉凶。据说，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他曾通过占卜《易经》，得到了“泽畔辰，君子终日乾乾”的卦象，这让他对自己的行动有了更坚定的信心。
对国家未来的担忧： 即使登基为帝，李世民也并未完全放弃对国家未来的忧虑。他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威胁，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巩固统治，其中也包含了他对天意和国运的理解。他对臣下的言论和国家大事都非常关注，试图通过各种信息来判断国家的发展走向。
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黄袍加身”
宋太祖赵匡胤，以“陈桥兵变”的方式建立宋朝，他对于占卜国运的运用，更多体现在对时机的把握和对历史潮流的顺应。
“黄袍加身”的时机： 赵匡胤并非一开始就抱着篡夺皇位的心思，他更多的是顺应了当时军队和士族普遍对后周政权不满的趋势。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并非完全是意外，也带有一定的“天意”和“人心所向”的意味。
兵变前的“预兆”： 虽然史书没有直接记载赵匡胤在兵变前大规模占卜国运，但他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事将领，必然会对时局进行审慎的判断。对军队士气的把握、对潜在阻力的评估，都像是对“国运”的一种世俗化的解读。
“先发制人”的心理： 也有说法称，赵匡胤得知北方将有契丹进犯，如果他不先发制人，可能会被视为无能，不利于他掌握兵权。这种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也隐含着对国家命运的考量。
其他一些皇帝的侧面体现
除了上述几位，许多皇帝或多或少都有过与占卜国运相关的行为，尽管不一定像晋武帝那样明确。
汉灵帝、汉献帝：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皇帝本身就如同傀儡。在这样的乱世中，一些皇帝也会通过占卜来寻求慰藉，或者试图通过“天命”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
明朝的一些皇帝： 比如明朝的一些皇帝，由于明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也有过一些迷信方术、寻求长生的行为，这其中也可能包含对国家前途的隐忧。
总而言之，皇帝占卜国运，是权力、信仰、恐惧和希望交织的复杂体现。这并非仅仅是迷信，而是统治者在面对重重压力和不确定性时，寻求心理慰藉、寻找决策依据的一种方式。从汉武帝的玄学追求，到唐太宗的《易经》推演，再到宋太祖对时机的把握，都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皇帝，在面对国家命运时，所采取的各种“问天”的方式。
汉武帝与他的方术迷信
要说占卜国运的皇帝，汉武帝刘彻绝对是绕不开的人物。他年轻时就对神仙方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晚年更是将这种兴趣发挥到了极致。
事鬼神，好方术： 《汉书·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方士、神怪、鬼神，无不毕致”，他广招天下方士，不惜重金，只为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和能预知吉凶的方法。这些方士们各种奇特的仪式、炼丹服药、祈祷祭祀，几乎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铜驼荆棘之叹： 晚年，汉武帝深感人生的虚无和衰老，对于国运的担忧也日益加剧。他修建了很多宫观，用于祭祀和修道，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沟通天地，了解国家未来的走向。比如，他曾经在长安城西建了“思子宫”，并下诏“求贤良，问方术”，希望得到神仙的指引。
后元二年的“休屠王祭祀”： 有史料记载，汉武帝在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曾计划去海上寻求蓬莱仙境，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求仙问道色彩。而他晚年多次大规模的封禅，也是在祈求上天保佑汉朝江山永固，显示了他对国运的极度关注。
魏武帝曹操的“鬼神”论
与汉武帝的虔诚信神不同，曹操对于占卜国运的态度更为复杂，他一方面利用占卜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对那些虚妄的“鬼神”论抱有审慎甚至批判的态度。
《孙子兵法》的推崇： 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孙子兵法》的忠实拥趸和传播者。他认为“夫兵，诡道也”，在军事上，他注重实际的谋略和部署，对于完全依赖占卜的轻率行为是嗤之以鼻的。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这种哲学思想也反映在他对待“鬼神”的态度上。他更多地相信人为的力量，而非完全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利用占卜：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曹操也会利用占卜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比如在某些时刻，他可能会通过占卜来“应天命”，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但这种利用，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而非他内心的真正信仰。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乱世中通过自身力量建立功业，而非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鬼神。
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前后的占卜
唐太宗李世民，这位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的人物，在登上皇位之前，也曾经历过对国运的焦虑和求索。
玄武门之变前的心理： 在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面对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排挤，他明白必须采取行动。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对未来的判断至关重要。
《易经》的运用：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提到，李世民深谙《易经》。在做出重大决定前，他会运用《易经》的卜筮之术，通过卦象来推测吉凶。据说，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他曾通过占卜《易经》，得到了“泽畔辰，君子终日乾乾”的卦象，这让他对自己的行动有了更坚定的信心。
对国家未来的担忧： 即使登基为帝，李世民也并未完全放弃对国家未来的忧虑。他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威胁，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巩固统治，其中也包含了他对天意和国运的理解。他对臣下的言论和国家大事都非常关注，试图通过各种信息来判断国家的发展走向。
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黄袍加身”
宋太祖赵匡胤，以“陈桥兵变”的方式建立宋朝，他对于占卜国运的运用，更多体现在对时机的把握和对历史潮流的顺应。
“黄袍加身”的时机： 赵匡胤并非一开始就抱着篡夺皇位的心思，他更多的是顺应了当时军队和士族普遍对后周政权不满的趋势。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并非完全是意外，也带有一定的“天意”和“人心所向”的意味。
兵变前的“预兆”： 虽然史书没有直接记载赵匡胤在兵变前大规模占卜国运，但他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事将领，必然会对时局进行审慎的判断。对军队士气的把握、对潜在阻力的评估，都像是对“国运”的一种世俗化的解读。
“先发制人”的心理： 也有说法称，赵匡胤得知北方将有契丹进犯，如果他不先发制人，可能会被视为无能，不利于他掌握兵权。这种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也隐含着对国家命运的考量。
其他一些皇帝的侧面体现
除了上述几位，许多皇帝或多或少都有过与占卜国运相关的行为，尽管不一定像晋武帝那样明确。
汉灵帝、汉献帝：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皇帝本身就如同傀儡。在这样的乱世中，一些皇帝也会通过占卜来寻求慰藉，或者试图通过“天命”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
明朝的一些皇帝： 比如明朝的一些皇帝，由于明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也有过一些迷信方术、寻求长生的行为，这其中也可能包含对国家前途的隐忧。
总而言之，皇帝占卜国运，是权力、信仰、恐惧和希望交织的复杂体现。这并非仅仅是迷信，而是统治者在面对重重压力和不确定性时，寻求心理慰藉、寻找决策依据的一种方式。从汉武帝的玄学追求，到唐太宗的《易经》推演，再到宋太祖对时机的把握，都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皇帝，在面对国家命运时，所采取的各种“问天”的方式。
网友意见
代 @巴西太守 答。
及献皇后（独孤皇后）崩，上（隋文帝）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其后上将亲临发殡，吉复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临卯酉，谨按《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退而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隋书·艺术传·萧吉传》
既然提到了高纬葬父……
不好意思，没搜到高纬先算命再葬父的记载，还望高人指点。
高洋给自己和太子算过命，不知道是不是也算国运的一部分：根据年号“天保”拆字“一大人只十”，“三十年”理解为“十年十月十日”，判断自己当差不多十年皇帝；根据高殷字“正道”，判断“正”=“一止”，不是吉兆。
这种事情，别说古代，现在都还有。
虽然已经不怎么具备官方性质了，更像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但仍然会有官方的影子。
就是前几天，正月初一那会儿，台湾南鲲鯓代天府搞了个“国运签”，抽出了“汉李广父子阵亡”，签中有诗云：
“命内正逢罗孛关，用尽心机总未安，作福问神难得过，恰是行舟上高滩。”
大师们出来解签，都说是下下签或下上签，认为诗中没一句好话。
而同一日，蔡英文则是在高雄三凤宫上香，上完香给市民发红包。当她听到南鲲鯓代天府又抽出烂签时，淡定回应：“去年好像也是这样！”
（去年抽到签是“闻仲西征遇十绝阵后逃”，一样下下签）
然后，台湾民众不淡定了。虽然台湾近几年确实很不顺，但连续抽到下下签还是导致网民纷纷质疑。
然而蔡英文“竞选”那年，南鲲鯓抽出“武则天坐天”，被视为蔡英文“当选”的预言，民进党可是高兴坏了。“当选”后，蔡英文还去参拜南鲲鯓，被视为还愿回拜。
总之这类“国运签”，现在大陆应该已经几乎消失了——就算有也不可能有人作死宣传——但是在台湾似乎仍颇有市场，年年都要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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