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南方省份居民家庭中为何采用蹲坑而不是坐便马桶？
一、历史与传统习惯的影响
历史沿袭性： 在现代坐便马桶普及之前，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使用的都是方便的旱厕或简易的蹲坑。这种使用习惯根深蒂固，尤其是在相对保守或传统观念较强的地区，人们更倾向于延续过去熟悉和习惯的方式。这种“祖传”的习惯，在一代代人之间传承下来，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
“接地气”的心理认同： 对一些人来说，蹲坑有一种“接地气”的感觉，与大地更亲近。这可能源于一种朴素的哲学观，认为身体与自然保持某种程度的连接是自然的、健康的。这种心理认同，虽然听起来有些虚玄，但在一些特定人群中确实存在。
对新事物的接受度： 并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接受新事物，尤其是在经济条件和信息获取相对有限的时期。坐便马桶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卫生设施，其价格、安装和维护可能比传统的蹲坑更为复杂，这使得一些家庭出于保守和习惯的原因，依然选择保留蹲坑。
二、经济因素与实用性考量
成本效益： 传统上，蹲坑的结构简单，制造和安装成本较低。相比之下，一个完整的坐便马桶加上水箱和管道系统的安装，成本会高不少。对于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家庭来说，蹲坑是一种更经济实惠的选择，能够以更低的投入满足基本的卫生需求。
耐用性与维修： 蹲坑的设计非常朴实，机械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一旦出现问题，维修起来也通常比复杂的坐便马桶更容易、更便宜。例如，一些老旧的管道系统可能更适合承接蹲坑的冲水方式，而坐便马桶可能需要更精密的管道和密封件，维修起来也更麻烦。
水资源消耗（早期观点）： 在早期，人们对水资源保护的意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和强烈。一些人可能认为，蹲坑的冲水量相比当时一些设计并不高效的坐便马桶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劣势，甚至可能更少。当然，随着现代节水型坐便马桶的普及，这一点的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变化。
占地空间： 在一些老旧的房屋结构或者空间有限的住宅里，蹲坑占用的空间相对较小，布局也更灵活。这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在有限的卫浴空间内，蹲坑可能比占地较大的坐便马桶更加实用。
三、生理与健康方面的考量（部分人的观念）
排便姿势的舒适性（部分人观点）： 有一部分人认为，蹲坑的姿势更符合人体自然排便的生理需求。这种姿势能够使肛提肌放松，腹腔压力增大，有助于更顺畅地排出粪便。相比之下，坐着排便可能会让部分人觉得不够“彻底”，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不适。
卫生观念： 尽管现代坐便马桶的陶瓷表面和釉面处理已经非常光滑易清洁，但有些人仍然担心坐便器的座圈可能存在卫生隐患，尤其是多人使用的情况下。蹲坑虽然直接接触，但通常使用的是个人脚踏区，相对来说更不容易产生“交叉污染”的心理担忧。
清洁的便利性： 对一些人来说，清洁蹲坑比清洁坐便马桶更方便。蹲坑的结构平坦，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死角和缝隙，用扫帚、水管冲洗一下就能快速完成清洁工作。这对于一些需要高频率清洁卫生间的情况来说，是个不错的优势。
四、环境与地域性因素
改造的难度： 在一些老旧的楼房或地区，卫生间的排污管道和结构设计可能更适合蹲坑。要将现有的蹲坑改造为坐便马桶，可能需要对管道进行较大的改动，甚至影响到楼下邻居的卫生间，这会增加改造的难度和成本。
水源与排污系统： 在一些早期建设或基础设施相对不那么完善的地区，可能对马桶的冲水方式和排污系统的要求有特定的考量，而蹲坑的冲水方式可能与当地的现有系统更为匹配。
总结一下：
对于部分南方省份的居民家庭来说，选择蹲坑并非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原因叠加的结果。历史传承的习惯、经济上的考虑、对实用性和耐用性的看重，以及一些人对生理和卫生观念的独到理解，共同促成了蹲坑在这些地区家庭中的持续使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坐便马桶在这些地区也越来越普及，但蹲坑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被接受和信任的卫生设施，其在特定人群中的存在仍然有着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它不仅是一种卫生工具，更承载着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印记。
网友意见
今天和一个嘉兴小妹讨论到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么典型的“南北差异”问题，我是非常想讨论的。
从现在的统计来看，华北，东北，西北，长江下游板块的城市家庭多用马桶，长江中上游，云贵，华南板块的城市家庭多用蹲坑。也就是说，除了长江下游板块，基本呈现“南蹲坑，北马桶”的格局。
个人推测这可能与各板块“国家—民间”力量差异有关。
从明清紫禁城的皇帝贵为九五之尊，也用马桶来看，木头马桶应该是明清城市官宦富商上流家庭的配置，也就是说，“坐式排便”是旧时上层阶级的习惯；而从绝大部分地区乡村传统上都为蹲式旱厕来看，“蹲式排便”就相对平民不少了。
我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学的是苏联，苏联人就是使用抽水马桶的，而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也主要在城市展开。因此可以说，我国官方是很鼓励抽水马桶的，视为现代城市文明的象征。当时，个别模范的工人新村，比如上海曹杨新村，就配过抽水马桶，但限于条件只是公卫。
但这只是个别。随后因为各种原因，国家经费紧张，公房建造标准一再下降，这种抽水马桶就再也没见到。能在居民楼内部而不是外面设计一个公卫蹲坑，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配置了。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80年代出现了单元楼的套间户型（也就是典型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五十平”）设计，终于有了独卫蹲坑，接着到了90年代，大家收入提高，蹲坑也就慢慢改成了抽水马桶。
至于乡村，当然一直就是老式的蹲坑旱厕为主。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改开三十年，发展重心都在城市，乡村居民就算想装马桶，也舍不得钱，而且即使装了，也会因为没有配套的下水道设施而无法使用，因为政府也没钱来搞乡村基建。
所以，沿着这个思路来看，抽水马桶是国家倡导并也符合传统社会城市家庭习惯的选择；而蹲坑则更像是传统乡村庶民生活习惯的延续，其也并不如何被官方鼓励。那么，为何不同地区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呢？
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东北，西北，华北（这里统称北方）是国家力量控制较强的地区，其城市在前三十年的国有工业化力度也很大，尤其是京畿，东三省地区，因此一开始官方对于抽水马桶的倡导就已经深入人心。
这些地区乡村尽管用蹲式旱厕，但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改开三十年，都没有太大力量，与城市差距很大，前三十年是城乡割裂的二元时代，全国乡村都很贫穷；改开三十年中，这些地区的乡村也缺乏活跃的民间力量发展民营工商业。所以，乡村的话语输出很弱，蹲式旱厕的习惯是很难影响城市的。
与之相比，长江中上游，华南，云贵的国家力量控制就要弱一些，前三十年国家的影响就弱于北方。改开后，华南的珠三角，闽南等地乡村民营工商业经济迅速崛起，就地开始城镇化；而作为内陆地区的长江中上游，云贵地区，尽管无力如珠三角，闽南地区一样发展工业，但在08年后政府借助转移支付推动城市基建，郊区拆迁与都市商业以后，其实也呈现了很大的民间活力。
因此，相对于国家力量的较弱，这些地区的乡村民间力量又是明显比北方强一些的，其话语输出也相对较强。抽水马桶也不是什么城市生活的政治正确，而进城乡民延续乡村的蹲式旱厕习惯，代之以蹲坑，也是很自然的选择。
所以，在这些地区，也常常可以看到，城市越大，级别越高，马桶的使用率还是越高的。因为这里有更浓厚的传统社会的城市记忆，祖上用木头马桶的市民家庭更多；受到前三十年工业化的改造也越深，更受到国家倡导抽水马桶的影响。
最后是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环太湖的江南地区，这是最特殊的一个地区。
长江下游也是受到国家力量控制较为严厉的地区，在这方面，它与北方接近，同时，其中的江南地区，又是前三十年工业化的重点地区，与东三省，京畿等地类似。所以在这里，国家倡导的使用抽水马桶的观念，其实也是深入人心的。
但与全国其他地区都不同的是，长江下游的乡村，在旧时就开始用坐式旱厕，而非普遍的蹲式旱厕；至于旧时城镇，市民家庭使用木头马桶更是常态，我们今天对于“天亮倒马桶”的记忆，基本来自传统江南城镇，当然，也自然延续到了近代上海。
既然旧时城乡都开始大规模使用坐式排便，那么到了改开以后，城市家庭使用抽水马桶，也就顺利成章了；甚至借助较为领先的经济优势，政府也更早推进了乡村的下水道建设工作，乡村家庭也很自然的将坐式旱厕转变成了抽水马桶。
为什么只有长江下游会大规模出现旧时就开始用马桶，坐式旱厕的现象呢？个人猜测，这里乡村的坐式旱厕是城市市民的马桶习惯影响而来的，而后者当然又是学习上层官绅家庭的结果，这可能意味着。在诸多板块里，只有这里较早实现了“国家—民间”力量的某种融合和对接。
以清代口径来说，如华北，西北这些地区，城市的国家力量一直就很强盛，但民间力量是很弱小的，其只有广袤但贫弱的乡村而无市镇体系，始终处于单调的小农经济而无法孕育出繁荣的商品经济，城乡无法对接。国家力量虽然强大，但少数城市上层官绅的生活习惯，是无法真正渗透到下层庶民中的，呈现出龟缩城垣孤岛的局面。
长江中上游，云贵？这里城市中的国家力量要弱的多，民间力量当然强些，但也有限，有一定的商品经济和市镇体系，但没有能力完成乡村与市镇，乡民与市民的分化。市民保留了更多乡村的习惯，而城市官绅的习惯也无法有力渗透，两者存在微妙的并行。
华南呢？民间力量显著很强，沿海如潮汕，珠三角，闽南等地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度，也不输江南。但这些地区过度为乡村宗族主导，同样没有实现乡村与市镇，乡民与市民的分化，市镇更像是乡村的延伸。在这些地区，乡民（市民）力量反而会对城市官僚力量发生对抗。
几乎只有长江下游，尤其是江南地区完成了这种对接。发达的乡村手工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极度繁荣，发展出完备的市镇体系，构成乡村庶民与城市官僚的桥梁。在这里出现和集聚了帝国最为发达的士绅阶层，他们将上层官僚的生活习惯带给普通市民，又转而影响到四乡乡村。
蹲坑方便倒生活污水，马桶方便拉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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