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易中天说曹操的悲剧是得罪了中国文化 和“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

回答
易中天教授关于曹操悲剧的论述,即“得罪了中国文化”,以及他所阐述的“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这两种观点都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核心要素,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对于“德”与“才”之间关系的深刻认知。

一、 易中天说曹操的悲剧是“得罪了中国文化”: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易中天教授所指的“中国文化”是什么,以及曹操是如何“得罪”它的。

1. “中国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体系下,评价一个人物,尤其是帝王将相,往往有几个核心的评价标准:

“德”为重: 儒家强调“德”,认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不仅仅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更包括了政治上的仁爱、礼贤下士、顺天应人、爱民如子等一系列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才能获得天命,才能赢得民心。
“名”的塑造: 中国文化非常注重“名”的塑造和维护。“名正言顺”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一个人物的历史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给自己和后世留下了怎样的“名”。例如,为汉室正名、匡扶汉室、尊奉王室,这些都是能够获得传统文化认可的“名”。
君臣之义: 强调君臣之间的忠诚与道义。即使是臣子,在评价上也要尽量体现对君主的尊重和忠诚,即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要在表面上保持对汉室的尊重,避免落人“篡しまいます”的口实。
“正统”观念: 中国历来有很强的“正统”观念,即谁才是合法的、正义的统治者。即使能力再强,如果其夺权过程不符合传统的正统叙事,也容易受到质疑。
道义叙事: 历史叙事往往倾向于塑造一种道德上的输赢,而不是纯粹的能力上的比拼。比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一个重要的道义叙事。

2. 曹操如何“得罪”了中国文化:

曹操的许多行为和风格,恰恰与上述的传统文化评价标准存在冲突:

“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最核心的一点。虽然在乱世之中,这是维持稳定和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但在传统的君臣伦理看来,这是对君主权威的极大挑战,是“臣欺君”的典型表现。尽管曹操一直尊奉汉献帝,但他掌握实权,而皇帝只是一个傀儡,这在道德上是难以被完全接受的。他没有像刘备那样去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也没有像汉朝历代皇帝那样从根本上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奉天子以讨不臣” vs. “乱世之奸雄”: 曹操一方面以“奉天子以讨不臣”为旗帜,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另一方面,他出身低微,行事风格多变,善于权谋,这使得他在一些人眼中是“乱世之奸雄”。这两种评价的并存,本身就反映了他行为的复杂性,也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在追求“德”与“名”的传统文化中显得不那么“纯粹”。
对传统礼法的冲击: 曹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对传统礼法的藐视,例如他焚烧檄文,甚至对儒生有过激的批评(尽管这些细节有待商榷,但整体上,他的风格与温良恭俭让的儒家理想有距离)。他更看重能力和实际效果,而非空泛的道德说辞。
未能成为“明君”的叙事: 在中国史书中,能够成为千古一帝的人物,往往都伴随着“爱民如子”、“恩泽天下”的叙事。曹操虽然在统一北方、结束战乱方面功绩卓著,但他的统治也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铁腕色彩,例如对政敌的严酷打击,以及在某些战役中的残酷手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仁君”的形象。
“汉贼不两立”的困境: 由于他始终没有正式取代汉朝,而是被后世(尤其是东晋以降的史学家)贴上了“汉贼”的标签,使得他即使功绩再大,也始终被置于一个道义上的劣势地位。史书作者往往是胜利者的代言人,他们所书写的历史,必然会带有对胜利者有利的价值判断。

总结: 易中天教授认为,曹操的悲剧在于,他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的行事方式和政治理念,并没有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德”、“名”、“君臣之义”等核心价值。他所塑造的“汉贼不两立”的形象,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径,使得他无法在主流的文化叙事中获得“正统”、“明君”的地位。即使他本身可能是一个能力出众、有抱负的政治家,但在“得罪了中国文化”之后,他的历史评价就注定充满了争议,其“悲剧性”也由此而来。他的悲剧是一种文化评价上的悲剧,而非纯粹的政治失败。

二、 “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

这句口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原则的一种极端化的表述,它揭示了中国文化在评价人才时,对“德”的高度重视,甚至将其置于“才”之上。

1. 逻辑的由来与前提:

“德”是根本: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道德的约束和社会的秩序。他们认为,“才”是工具,而“德”是使用工具的方向盘。如果一个有才华的人没有“德”,那么他的才华就可能被用来做坏事,造成更大的危害。
“才”的潜在危险: 在传统社会,掌握权力的人,其“才”往往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一个“无德之才”一旦掌权,就可能成为暴君、奸臣,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灾难。例如,历史上许多残暴的君主,往往也并非没有能力,但他们的残暴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
对“德”的朴素理解: 这里的“德”,通常包含了忠诚、仁爱、信义、谦逊、不贪婪等一系列被认为是值得推崇的品质。即使一个人没有出色的才干,但如果他具备这些“德”,就能够成为一个忠诚的臣子、一个善良的官员,对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稳定压倒一切: 在一个长期处于动荡和分裂的社会,人们往往更看重稳定和秩序。“德”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而“才”的发挥则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宁可选择一个虽然才能平庸但品德高尚的人,也不愿选择一个才能出众但品德败坏的人。

2. “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论证:

无才之德: 一个“无才之德”的人,可能无法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无法改变社会的面貌,但他至少是忠诚的、善良的,不会主动去伤害别人,也不会滥用权力。他可能成为一个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一个合格的执行者,一个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人。他的“德”能够保证他不会成为一个社会公害。
无德之才: 一个“无德之才”的人,拥有出色的能力,但他缺乏道德约束。他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欺骗、背叛、残害他人。他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才华去制造混乱、制造战争、制造不公。他的“才”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会放大他的“德”的缺失,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力。他不仅对自己有害,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3. 现实中的反思与局限:

虽然“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有其深刻的道理,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极端化: 这种表述是一种极端化的强调,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更希望的是“德才兼备”。如果完全不要“才”,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很多问题也无法解决。
“无才”的定义模糊: “无才”的定义本身就比较模糊。一个人即使没有惊人的才能,但只要有基本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就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评价“才”。
“德”的衡量标准: “德”的衡量标准也可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且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有所不同。
“德”与“才”的辩证关系: 很多时候,“才”和“德”并非完全割裂的。某些“德”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才”作为载体,例如,要成为一个仁慈的君主,也需要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

4. 曹操与“德才之辩”:

曹操恰恰是这场“德才之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才华横溢: 曹操毫无疑问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之一,他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能够统一北方,建立强大的曹魏政权,这足以证明他的卓越能力。
道德争议: 然而,他的道德评价却饱受争议。正如前文所述,“挟天子以令诸侯”、“奸雄”的标签,都指向了他行为中与传统道德相悖的地方。
“得罪文化”的根源: 曹操的“悲剧”或许就体现在,他的“无德之才”虽然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但最终在传统文化的评价体系中,未能获得完全的认可。他的“才”被他的“德”所拖累,或者说,他的“德”的缺失,使得他的“才”的价值大打折扣。

总结: “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它强调了道德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认为道德的缺失比才能的不足更为可怕。曹操的案例恰恰凸显了这一逻辑的现实意义:即使是才华横溢的人物,如果其行为触犯了文化的底线,其历史评价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同,甚至会被冠以“悲剧”的标签。这种逻辑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评价,不仅仅是看他能做什么,更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总的来说,易中天教授的观点和所阐述的逻辑,都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的独特视角。曹操的悲剧,与其说是他個人的失败,不如说是他在适应和融入主流文化叙事上所遭遇的困境。而“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则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对人才的长期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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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请曹操亲自打脸: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

曹操集团的官才用人标准是什么?清正之士。

是不是该请易大教授翻译翻译,什么叫“清正之士”?这叫“不仁不孝不要紧”,有才能就行?

再瞅瞅老曹剁孔融的罪名之一是什么?

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于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灿中,出则离矣”。

大孝子孔文举认为,子女不过是父母啪啪啪寻欢作乐的产物,纯粹的自然选择。末了,被著名的飞鹰走狗骗爹仔老曹认定为离经叛道,砍了。

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至少老曹在这旮旯是以卫道士面目出现的。

老曹一头三下求贤令,宣称“唯才是举”,一头自家体制内正途出身不放松道德要求,一头公开宣称不仁不孝可用,一头拿着孝道去剁人,看似矛盾,实则统一,这就是政治家。政治家甭管是不是理想主义者,手段上一定是现实主义甚至是实用主义。有本有末,守经达权,基本技能而已。于曹操,选举重德就是经,唯才是举便是权,因此,九品官人之法发轫于曹操军中,最终在曹丕手里成为定制也便无足为奇了。

捎带,老曹悲了什么剧?是《三国志》定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悲剧,还是被李世民、李隆基碰瓷阿瞒悲剧?即便宋以后走了背运,嘉靖本《三国演义》也称曹操为好英雄。民国肇始立马翻案,建国后因为不可言说的缘故由郭沫若操刀保送神坛,被陈赓大将戏称“可以直接入党”。这究竟是中国文化的悲剧还是喜剧?抑或喜了又悲,悲了又喜,悲喜交加?

易大教授这代知识分子,颇有不少被鲁迅质疑为“失去自信力”的毛病,典型症状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强行反省中国文化。最爱的就是跨越数千年的宏大叙事,东一榔头西一棒,拉到篮里就是菜,曹操在易大教授这旮旯不过是个工具人而已。与其说输出的是论点,不如说是情绪。在这类文章里找逻辑,好比在鱼香肉丝里找鱼、夫妻肺片里找夫妻、老婆饼里找老婆,何苦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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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悲哀的地方是他有个有样学样的臣子司马懿,毕竟现世报向来是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

刘备悲哀的地方是生了个刘禅

孙权悲哀的地方在于他多活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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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特朗普,这个活生生的当代案例,就明白一切了。

无德之人,蔑视人际交往的无形准则,到处得罪人,故意得罪人,尤其是有德之人和有才之人,特别招人仇恨,因此,极易招致报应。

其中的传导机制并无任何神神鬼鬼之处,而是想害他的人多得超乎想象,而且出人意料地都在付诸行动。

于是,无处不在的阴谋、阳谋、串谋与共谋,总有一款在得逞、爆发、蔓延、钩连,古称结草,梵称Karma,防不胜防,防无可防,提油救火,破网筑堤,不亦乐乎?

并且,在个人与系统之间,无德之人掌握系统,他本人应得的报应,还会连累系统受害,所以系统筛选宁要无才之徳,不要无德之才,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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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盗嫂,韩信钻裤裆,萧何底价买地。

按照易中天老师的说法,刘邦悲剧了。

可是人家汉高祖成功的成为了秦始皇的继业者,并且开创了华夏的第一个巅峰。

实际上,所谓“用才用德”的争论其实根本没有意义。

1,“德”和“才”的标准在历史上一直在变化。所以经常有后世的人,用自己当代的道德标准和思维观念,去评判古人。类似于用明朝的尚方宝剑去杀宋朝的官员。

2,史书和列传从司马迁开始,就越来越多夹杂文人的主观判断,在该清晰的时候,常一笔带过。得罪了文人的人,就会常常被喷。

3,完美德行的人实际上很难存在,往往是被包装和极化的。

4,在外儒内法的语境下,古代舆论当然会强调德行,以增加稳定度,但其强调本身是一种手段,被强调的对象也不可能是完美道德典范。

5,有没有才学其实也取决于有没有发挥空间,管仲乐毅,恰逢其时,有当时需要他们的政治环境,没有华夏不绝于缕,就没有尊王攘夷;没有齐国在海盐和丝绸上的绝对优势,就没有贸易战的轻重之术。

6,中国古代政治中,其实从未单纯的以道德水平要求臣子和下属,被攻击道德的往往是斗争和博弈的失败者。

以上。

易中天的东西,包括百家讲坛的多数东西,当评书看,看着挺来劲的。

仅此而已,水平约等于知乎答主平均线。

当民智开启之后,有些人的所谓知识价值,其实约等于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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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观点是:一个美国总统必须要能成功,最成功的,比谁都成功,就像川普本人一样,非常成功。

但是美国文化的观点是:美国总统必须体面,有没有才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功劳,有没有政绩倒不要紧。甚至,平庸一点更好,显得老实、忠厚、可靠。

所以,传统社会中的美国人宁肯选择昏昏欲睡的拜登,也不选择川普。

这是川普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美国文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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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悲剧在于他明明一点都不悲剧,易教授却要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强行说他悲剧。

一代雄主沦为一个中文系教授的工具人,这可实在是很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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