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2021 年选调生人数首次突破 800 人，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以下是一些值得关注的详细信息和分析：
一、 规模的意义：为何突破 800 人如此重要？
历史性增长：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顶尖高校，其选调生人数的变化具有风向标意义。800 人首次突破是一个显著的增长点，意味着北大毕业生投身基层、服务国家发展的意愿和行动力显著增强。
对其他高校的示范效应： 北大作为排头兵，其选调生人数的增长可能会鼓励其他重点高校加大对选调工作的重视和投入，从而带动更多优秀毕业生走向基层。
人才供给侧的积极信号： 选调生制度是为国家和地方输送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渠道。800 人次的体量，意味着大量优秀的北大毕业生将进入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基层治理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 背后可能的原因和驱动因素：
1. 国家政策导向与激励机制的加强：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家对高素质人才投身基层、服务人民的号召日益强烈。选调生作为直接响应号召的群体，其重要性被提升。
选调生政策的吸引力提升：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可能在选调生待遇、职业发展通道、培训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优化，例如：
薪资待遇和福利保障： 可能有更具竞争力的起薪、住房补贴、职业发展支持等。
晋升通道的明确化和保障： 选调生往往有更清晰、更快速的晋升路径，有机会在年轻时担任重要职务。
基层锻炼机会的丰富： 提供更多在艰苦地区、重点项目、一线岗位的锻炼机会，培养干部的全局观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定向培养和深造机会： 部分选调生项目会与研究生教育、干部培训项目相结合，为毕业生提供持续学习和发展的平台。
基层岗位吸引力提升： 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重视，一些基层岗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能够为毕业生提供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
2. 北京大学自身的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
价值观念的引导： 北大作为思想高地，长期以来都在强调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学校可能通过各种形式（例如，校友分享、党团活动、社会实践等）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
就业指导服务的优化： 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可能加大了对选调生工作的宣传力度，提供了更专业的指导和信息支持，帮助学生了解选调政策、岗位需求和申请流程。
毕业生自身选择的变化：
职业价值观的转变： 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和新生代就业观的演变，越来越多的北大毕业生可能不再仅仅追求高薪和光鲜的职业，而是更加看重工作的意义、社会价值和个人成长。基层工作能够提供更直接的社会服务体验和成就感。
对稳定性的考量： 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一些毕业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有保障的体制内职业。
“接地气”的需求： 部分学生可能渴望深入了解中国国情，通过基层实践来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未来更宏大的事业奠定基础。
3. 社会环境的变化：
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党和国家对人才“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的要求，以及对边远地区、欠发达地区人才引进的力度加大，都促使更多优秀人才流向基层。
公众对基层工作的认知提升： 随着媒体对基层工作者贡献的报道增多，公众对基层工作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不再是过去的“苦差事”，而是成为一项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职业。
三、 值得关注的进一步信息和问题：
1. 细分数据的分析：
哪些院系、专业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选调生？ 例如，马克思主义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等与公共事务紧密相关的专业是否占比较高？理工科专业毕业生的比例是否有变化？
选择的地域分布如何？ 是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还是向沿海发达地区基层倾斜？是否有向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如雄安新区、长三角、大湾区等）集中的趋势？
选择的岗位类型？ 是党政机关居多，还是企事业单位、基层科研机构等？具体到乡镇、街道、省直部门等不同层级的比例如何？
2. 对北大毕业生就业结构的影响：
选调生人数激增，是否会挤压其他就业方向的比例？ 例如，进入外资企业、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等传统热门行业的比例是否受到影响？
这种转变是否是长期趋势？ 还是受当年特殊情况（如疫情影响下对稳定性的追求）的影响？
3. 对选调生制度本身的反思和优化：
北大毕业生选择选调生，能否真正实现“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如何确保这些高素质人才在基层岗位上发挥最大作用，避免人才流失？
学校和政府部门如何为选调生提供更好的培养和发展平台？ 是否有更系统的培训计划、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更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选调生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问题。 北大毕业生在选调过程中是否享有不公平的优势？如何确保选调生制度服务于更广泛的人才需求和基层发展需要？
4. 毕业生个体层面的考量：
这些选择选调生的毕业生，他们的个人职业规划是什么？ 是希望在基层长期发展，还是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
他们对基层工作的具体期望和挑战有哪些？ 是如何看待基层工作的艰辛和挑战，又如何克服的？
四、 总结：
北京大学 2021 年选调生人数突破 800 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它既反映了国家政策导向的有效性，也折射出当代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北大在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方面的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这些数据背后的深层原因、具体流向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来反思和优化选调生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
要回答“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就需要进一步的公开数据、相关的政策解读、以及对毕业生群体的深入调研。
网友意见
我刚在知乎创建这个账号的时候，当时我在知乎上持续不断的通过各种回答来劝年轻人：1、想赚钱即使借贷也要加杠杆投资，当今的世界形式下，只靠赚工资会越来越穷，不管你是材化生专业，还是计算机专业 2、中国最好的工作永远在体制内，不管是公务员，还是国安，还是国开行，还是教师，都远远强于表面光鲜的码农 3、个人>家庭>国家，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民族主义在实现个人富裕之前就是个nothing，从事理工科的人，能出国就出国，往产业的上游去找工作。
我这些观点基本上把知乎的主流群体得罪了一遍，包括材化生劝退党、计算机无敌党、大汉族主义者、无条件爱国党。然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阶级理应大于国籍，我说那些观点，都是因为我们都是无产阶级，不管人在哪里，全世界的无产者都要联合起来，有信息，有观点，就要互相分享，才能共同实现美好生活。不管是否被人理解，我不会改变我的做法。
回答这个问题上，今年清北的就业局势，基本上证明了我之前的观点。春江水暖鸭先知，清北学生的就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不过在当今的2021年，我倒是要唱个反调：当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件事的时候，你再跳进去，就已经没什么赚头了。现如今再去考公、考教师、走选调，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目前对于在读的大学生，或者高考生，能做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勉强分享一下。我的信息渠道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说的不对，欢迎在评论里指正：
1、如果家庭条件和个人生活习惯允许，出国留学进而留在海外就业，依旧是当下的最佳路线。目前出国留学因为疫情，处于一个低谷。这两年留学的话，不仅很多名校的门槛大大降低，而且同届的国际生总量也减少很多。要知道，留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根本不是当地人，而是你的同届国际生们，尤其以中国、越南、印度为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美国每年的工作签证和绿卡都是供不应求，很多毕业生抽不到签都只能无奈回国。而同届国际生越少，意味着工作机会以及签证命中率就越高。其次，中国现在的留学生平均家庭财富越来越高，意味着穷人出国的越来越少，呈现出一种穷人留在国内卷、富人出国寻捷径的状态。这时候，作为穷人，留在国内一起卷无疑是选择了地狱模式。很多人可能会说穷人怎么出的起国？这是一个典型的信息差的例子。实际上，很多国家留学，不仅不需要花钱，还能赚钱。德国、法国不收学费，PhD属于工作的一种，工资很高。日本虽然有学费，但是奖学金丰富、并且允许打工。北欧、加拿大不仅PhD能赚钱，而且基本上PhD毕业就是永居、不需要担心签证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是野心家，都坚信自己留在国内能卷赢。这时候，出国工作，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2、 虽然这两年教师岗位竞争激烈，然而再过两年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窗口，届时教师编制会大量开放，所以现在高考选择师范，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我说这个的依据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为期10年的事件，导致目前60岁上下的要退休的教师严重短缺，因此最近几年释放出来的教师编制非常少。然而一旦挺过这一波，目前55岁左右的教师，则是65年前后婴儿潮出生的一拨人，数量非常庞大。当这些人退休的时候，届时会有大批编制释放。所以如果高考能够得上几个重点师范院校，比如北师大、华东师大、华南师大、东北师大的，不妨一试。
3、一些需要专业学历的“蓝领岗位”。几个典型的例子：客机/战机的维护维修工程师、远洋货轮/客轮的船员、一些冷门的飞行员（码头引航员、直升机飞行员等等）、军舰上的技术人员/操作员。这些岗位的特点是：既要求一定的文化课水平、又要求极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因此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对人才进行培养。因此，这些类似的岗位往往倾向于委托/定向培养，就业竞争小，并且持证上岗，技术随着经验积累，可以建立起和下一辈年轻人之间的技术壁垒，因此中年危机概率更小，工作更稳定。
再不考等过两年公考加测科学素养了那top2的学生也要被大规模刷下来失业了，连选调这个救济方案都要失灵了。
至于说北大学生是翰林院的也太高估北大的层级了。
翰林院编修之类的基础岗位，对应的话起码应该是top2等级的本科，世界top25左右的博士，在北大拿到长聘副教授才算。
看这问题下面回答就知道很多人对“学而优则仕”和“高知”根本就缺乏明确的理解
古代学而优则仕是在最高等级的学术机关内干出成果，然后去当官，而不是考完试立刻分配实权岗位。难度相当于上边说的北大本科，top25博士，然后在北大拿到长聘副教授，然后调动到中央部委或者某个地方，从厅处级岗位做起。
这叫学而优则仕，不是考试考了高分就叫学而优的，要著书、立说、育人皆有建树，这才叫学而优。如果在当代，就是当得了好教师、写得了好教材、发得了好paper同时还写的一手好内参。这些考选调的，大部分没有能力留在北大（范围扩大到清华和社科院也行）拿长聘教职/研究岗，所以也就谈不上学而优则仕，因为根本达不到学优的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他们真正能做到学而优，或者说是强化铁人，12小时搞治理，12小时搞学术，全靠合成神经键、血液纳米机器人和微型核反应堆存活那还养着专职智库做什么？社科院、当代国关院这两大亚洲头牌智库就地解散掉就可以了，搞什么新智库建设？搞什么学界和政界的旋转门？
最后再强调一遍，即便北大博士毕业也不算高知。高知是指高级知识分子，不是指知识多或者毕业院校好的人。高级知识分子是指拥有副高和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博士刚毕业职称评级也就是中级职称，撑死副处待遇，得过两年才能参评副高。而走预聘-长聘路线的助理教授，也不是博士刚毕业，肯定有起码一期（一般是两年）博士后经历。
至于北大开设了终身学习课程，其实侧面反映出选调生脱离学术环境之后难以自我充实、自我巩固、自我提高的现实，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学习，必须全日脱产才有效果。不脱产，机关里和生活上天天零零碎碎的琐事就把中年人的精力消耗的干干净净，哪还有精力去学习新知识，发现新视角？不客气地说，最近这几年频繁从高校调人外放当官，就是因为这些人学历和能力基本上是挂钩的，在职的有大量是滥竽充数的水货。当代治理，主要是发现问题。长期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人，问题意识是很突出的。
所谓政学旋转门，要的就是掌握具体的科学知识的人，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利用科学的方法去发现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前两天发布的那个科学素质提升纲要，特别强调要强化公务员群体和领导干部群体的科学素质，反应的就是这样一种认知。
这种认知，其学理基础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部分，又有从苏联舶来的马列主义（苏联的马列主义一方面是哲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功能可比对古希腊哲学-认识世界和政治学-改造世界）
所以真诚的建议，top2这批选调生，没有博士学位的要争取脱产读博的机会，有博士学位的，要争取脱产进修的机会。
这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的贷款利率图：
可以看到利率是在不断下降的。
利率代表借钱的时候需要额外偿还的资金，这是由市场均衡决定的，利率这么高还有人贷，说明商业机会大，人们可以在市场上比贷款利率还要高的收益。
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利率总是很高的，作为一个对比，可以看看越南：
然而可以看到，最近十年来，这个利率的大趋势是不断下降的，不仅仅是中国，即便是越南这样落后中国一个身位的发展中国家，利率也开始收敛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能够给年轻人提供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刨除掉情怀，生活的意义什么的，福利、公积金之类通通折现，彻底的『物化』一份工作，那么工作也不过就是一份资产罢了，每个月能产生一定的利息返现，同时未来的估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和股票不同的是，股票可以随时买卖，但是工作选定了行当，再换就多少有点伤筋动骨，流动性比较低。所以最初选择什么资产，就相当重要了。
公务员这种类型的资产，属于和国家信用有绑定的，比较类似于国债。
国债的特点是，收益率低，风险小（除非主权违约），波动小。
十年国债的收益率在最近20多年，一直3%-6%左右徘徊，这个变化是相当小的。
这意味着，在外部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小的时候，持有稳定的资产就拥有更大的吸引力和风险溢价。
换句话说，给定大部分人都是风险规避的，在外部市场能提供的利率下降的时候，人们更偏好于能提供稳定收益的资产，并且愿意为之支付更大的溢价。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在金融市场，人们用钱投票，在工作市场，人们用前途投票。
因为疫情影响了毕业批次的计算，2021毕业人数本来就比往年多很多。
如何看待清华大学 2021 年授予 3168 人博士学位、5650 人硕士学位？
比如清华博士，硕士毕业人数都比往年多了60%左右。
其他学校应该也差不多。
然后我们看题目描述：
今年，北大选调生签约人数首次突破800人，较去年增加近60%
这有什么奇怪的？总毕业人数多了60%左右，自然选择各种去向的人都会多60%左右，这题下面各种高赞答案感觉是纯搞笑。
因为地方经济不好，没别的。
按照国家层面的构想是先富带动后富，一部分中心城市先富起来，带动后富的城市。中心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淘汰一部分人力密集型产业，然后这部分产业就乖乖的跑到中部去了，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其实，年轻人和企业压根都没打算这么玩，淘汰了，年轻人也不回去。因为回家工作收入太低，部分压力也很大，经常加班。企业也没打算这么干，我要么去越南，去印度，去老挝都行，就是不去西部。当然更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厂关了，开始投资其他行业，傻子还做人口密集型制造业。
这跟清华北大的同学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大了去了，过去清北的同学一大部分是要去国外发展的，为什么？因为清北不是IT职业培训机构，有很多人学自动化，土木，建筑，航空，生物，化学，这些专业的。而我国，因为巨大的人口量和庞大的移动设备使用量，再加上信息行业市场化，彻底的推动了IT产业收入接近甚至达到了欧美水平(虽然时薪差的很远)。还有一部分搞金融的，收入也非常高。
但是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真的收入高么？不高，即使读了清北，你在制造业就业，也甭想在北京买的起房。所以大家一合计，不转IT不如在外面上班算了。难道去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发展？我们古代有句老话，人往工资高处走，对吧，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然后清北还走的掉。别看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有理工科英文授课，过去清北复交全英文授课的时候，国内很多学校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机制。
很多人过去一讲清北，就是留学不回来，不建设国家，其实你定睛一看，大家还是普通人，也是打工人，也要吃饭，睡觉，养孩子，孝顺父母。其实很多清北的同学还是想留在北京的，但是西城和海淀的房价又不会因为是清北的打折，学区房动不动就几千万。给大家安利一个21.5w/平米的西城学区房: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21.5w/平的房我是震惊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老弟也在顶校读书，我给他选的计算机，当时还想能不能留个北京？当我看到这套破房子的时候，我就彻底明白了，什么破玩意，劳资不跟你玩了。真的，就这破玩意儿，一堆人抢，你让入京读大学的同学们怎么跟你玩？叩谢天恩，大家退下吧。真的，我认为未来几年，清北以外别的学校的同学流失量可能更大，就只剩下打工了？往死里打工？
人，终归还是要回归生活的，回归就回归吧。然后一部分人回家乡一看，除了师医公，实在没地方去。为什么？这就是我文章开头写的东西了，为什么大家都往大城市来呢？因为北上广深有科研，有科技技术导向型产业，有资本，有金融服务业。什么都有，而且产业结构还变态般强势。
我打个比方，吉林长春的土地财政依赖高达155%，什么意思呢？就是卖地之后还借了钱，用地抵押了55%，您知道土地财政依赖最低的城市是哪家么？深圳，没想到吧，深圳别看房价贵，人家压根就不吃土地的饭。当然，广州的土地依赖也很高，是由于政治原因导致财政压力大。一线城市产业丰富，干啥都有口饭吃，只要买的起房。买不起就要想别的办法。
再说产业转移，实际上产业转移是非常不成功的，因为当地的读职业院校的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打工，打工去工厂一个月给3200，加班加点吸灰尘。那还不如去当服务员，一个月也有3000，虽然辛苦点但至少比厂房好，不用听噪声，吸灰尘，而且可以交流，更有体验感。而且，现在还有个行业很赚钱，就是送快递，送外卖，一个月在三四线城市都能赚6500以上，疯了才进厂打工对吧。活该工厂倒闭。
也就是说，很多地方就是卖土地，涨房价，工资又低，最后压缩的实体产业根本起不来。我以前就说过，没有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也起不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一穷二白，政府卖地吃饭。
这个时候，清北的同学不想留北京，回家在体制外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有三个办法:
1.转码，转金融，转咨询去其他城市。
2.师医公。
3.去国外。
去年到现在不是疫情么，国外这条路就堵住了，转码也能转，但不是每个人都想这么干。不如一拍大腿搞定向选调，我说过多次，清北定向选调全国独一档，吃亏肯定不算吃亏，部门都是铁血硬核部门。回个长沙，重庆，成都也算体面，为什么不干？当然干呀，所以这个比例就越来越大了。
现在人们对于实体产业的信心越来越低，打个比方以前清华毕业的学机械的山东同学有不少回海尔的，你现在再去清华机械问，别人会说你脑子有坑，实体产业根本就给不起高的待遇。在海尔一年最多也就挣个二十来万，和山东省定向选调比，你还觉得香么？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了。毫无可比性。
我们的社会分配，大概率是在补贴二三线城市的强势阶层，这个阶层也是能从体制得到最多福利的。北大毕业生跑到这样的生态位去，可以通过学历获得很不错的优势。而留在北京，意味着要以自己的弱项（资产、社会资本等等）去和已经相对固化的阶层厮杀。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要留在北京被房子、户口、996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卷？大家发现，逃离北京失去的只是这些锁链，而获得的则是更小的经济压力，更轻松的择偶环境以及更受重视的人才环境。
当然，这也意味着目前超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可以达到整体福利最优了，发展正在明显以某些人利益的受损为代价。人才高度集中在一线的情况，可能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目前暂时还是一个1万美金GDP的发展中国家，当前社会的所有职业，以整个行业来考虑，考虑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只有公务员和教师是普遍达到欧美同行的生活水平的。
一般认为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购买力平价的调整系数是2-2.5。
中国公务员的税后收入主力区间从偏远地区的1万美金（6.5万人民币）到发达地区的3万美金（20万人民币）。相当于发达国家3-8万美金的平价购买力，再按税前调整，基本上等于欧美国家税前4万-10万美金。基本符合发达国家同行的收入。
至于其它高薪行业比如码工，虽然可能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差异也不大，但是国内有35-40岁后的职业可持续性和工作强度问题，长期职业安全感就差远了。
另外考虑到中国公务员有更高的退休金替代率和隐性退休待遇，其实比欧美同行要高。教师同理。大家口中的师医公的最后一项，国内医生收入虽然普遍高于公务员（不考虑工作强度），但是国外同行的收入要远超公务员，所以从生活水平来说，整体上还是大大逊色于欧美同行。
所以选择选调从个人角度来说，是最简单明了的阶级提升，某个程度上属于你不知道答案时，选C。
还是先从这张图开始吧
那条红线，是当年一个潜规则版的数字——8%的增长率。可以看到，2012年以后经济增速开始逐步下滑，并且再没有恢复到8%以上。
2020年有疫情影响，其实是outlier，可以拿今年做两年平均。
就像我在这个答案里提到的：
如果忽略掉职业差异的话，奋斗是一个典型的增大贝塔的事情：当市场很好时，奋斗会让你更好；但是当市场很一般或者不好时，奋斗或许无法带来和付出相当的回报。
那么我们的策略就很明确了（考虑到这里是形容社会经济整体回报，我们不妨先忽略掉市场很糟糕的反向变动——至少对可预见的天朝，这个概率并不大）：
当市场波动较大（并且是向好的变动时）：选择奋斗，增大β，获取更高的回报
当市场波动较小时，奋斗的回报反而下降，选择安逸，适当降低贝塔，获得市场平均回报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经济没那么鲜花着锦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一个更稳定的，风险更小的职业选择，不去一把梭而是追求“安稳的幸福”，并没有什么可奇怪或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选调，或者说公务员，是一个稳定的好职业？
关于公务员稳定，职业发展可预期，失业风险低这些好处就不赘述了，你们都看得到。我觉得之所以现在大家，乃至于连清北的同学都开始觉得公务员香了，在以上这些好处以外，体制内还有一些别的“闪光点”正在被大家发现：
体制内的收入并不低
可能是之前哭穷的体制内太多，以致于很多人真的觉得体制内的收入很差（不可否认中西部地区的收入确实不高）。可以这么说，体制内虽然不一定能拿到多高薪水，但在本地绝对是中上水平，哪怕是贫困县。
不信的话可以看大方县的例子[1]：
2019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63.86亿元，比上年增长8.4%。其中，第一产业实现33.99亿元，增长5.8 %；第二产业实现42.70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实现87.17亿元，增长9.6%。人均生产总值为25873元。
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31507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10491元。
2019年，大方县教师工资平均每人每年应发78765元，实发63974元，大方县公务员平均每人每年应发83761元，实发69294元，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5000元左右，差距不减反增。
在这样一个贫困县，教师公务员实发薪资能达到当地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而且应发的部分也会在后面解决——熟悉体制内的恐怕都知道，体制内的拖欠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晚发，但很少不发。
至于江浙沪、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公务员收入水平，知乎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做过科普了，我也就不浪费篇幅了。
体制外没那么香了， 体制内得到了“同行的衬托”
以前很多人不选体制内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在突飞猛进的年代，体制外仍然存在着快速致富的可能，回顾过去十几年的发展，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的互联网行业，随着一批批企业的上市很多人都享受到了创业和发展的红利。在那个时候，收入只能按部就班的公务员，显然不够吸引人。
但是已经是2021年了，连互联网都快成传统行业了——绝大多数行业内市场格局稳固，头部玩家确立，个人英雄主义退场，大家也都开始明白即使是进入这些“大厂”，也只是做个螺丝钉，赚点辛苦钱。
更不用提体制外的996和35岁辞退这些不利因素了。
虽然公务员队伍同样很辛苦（抗疫和扶贫攻坚的记忆应该还没消散），甚至公务员都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大笑），但是无论是大家印象里（虽然可能是错的）的摸鱼看报，还是实际上的虽然很辛苦但是同样很稳定（不会被领导随便辞退），都成了体制内相比体制外的优势。
更何况，清北的选调本身和一般公务员也不是一回事儿
所谓“清北选调生”的前途，很多其他答主都有过论述。退一万步说，不用参加国考，有一个高的起点，可以选择省直部门或者省会城市，这些优势仍然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即使我们不去讨论那虚无缥缈的升迁前景（反正近几年看地方上对选调，也没有以前那么热衷了——宰相必起于州郡，一个没有实务经验的毕业生，说难听点就是以前最被诟病的“三门干部”，真的能有多大行政能力么？），这些优势也足够让清北的学子们卷上一卷的。毕竟体制外同样很卷，而收入、前景、稳定性甚至可能还不如体制内不是？
所以说，真的没什么可值得看待的——我们社会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大家做出了理性的、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而已。
至于说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经济的活力还不能就此冷却，这么多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去体制内是一种资源错配和浪费。这些问题，恐怕真的只能用千年前的那句话来回应了：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参考
- ^ 数据均出自大方县统计公报及关于大方县拖欠工资问题的通报
2014年人民网《日本名牌大学生也热衷于考公务员》选段：
记者的朋友小许介绍，她的日本同事认为，公务员广义上包括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以及警察和消防队员、公立学校老师等。一般所说的公务员，工作上基本是按照论资排辈，虽然有的部门工作也非常繁重，但是比较起来觉得还是属于能够确保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会像公司那样老加班。
公务员休假也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节假日都能休假，根据工作年限每年还有不等的年假。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公务员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人们往往认为公务员是可以信任的，找对象时也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自然，从银行贷款也比较容易。公务员收入比起一般的民间企业职员还是高一些，津贴也比较优厚，和公司职员一样，夏季和冬季能够有两次红包，所以感觉应该与大企业差不多。从收入看，公务员待遇在日本属于中上等。由于公务员非常稳定，不犯大错就没有失业的危险、很少加班，此外，除工资外，退休时还有一次性支付的数额不菲的红包，退休后也有退休金，工伤能够受到补偿，工作上的支出可以报销等，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是特别受欢迎的职业。据记者的朋友今村敏子介绍，由于近些年日本经济不景气，东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也热衷于考公务员了。
2010年环球时报《韩国公务员热三成年轻人涌向官场 因羡慕待遇好》选段：
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年轻人争当公务员的主要原因是韩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不景气。很多大学生，特别是地方大学毕业生至少需要待业一年才能找到工作。即使在私营企业拥有一份工作，因经济状况不稳，企业随时可能裁员。相比而言，公务员只要没有特别的问题，都能干到法定退休（6级以下57岁，5级以上60岁）。退休公务员可以按照退休前3年工资的76％获得年金，而一般国民年金只有退休前3年工资的50％。
另外，韩国一些公务员工作轻松，不像企业员工那样加班加点，而且是“铁饭碗”。公务员也有一定权力，很多韩国人做公务员就是为了获取经验、培植关系网，为退休再创业做准备。
2007年新华网《韩国年轻人热衷考公务员》选段：
记者7日在首尔火车站采访了一位来自蔚山的年轻女考生。她的想法很能代表一部分韩国年轻人的想法。她告诉记者：“公务员工作稳定，虽然起薪要比大企业低一些，但每年工资都会上涨，而且还不用担心裁员。近几年韩国企业招收新职员人数比前几年少，使得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我在父母的支持下，下定决心报考公务员。”她还告诉记者：“今年如果考不上，我明年还来。如果能当上公务员，以后结婚也会更容易。”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的终身雇佣制度受到冲击，以往高薪稳定的大企业不再向员工提供“铁饭碗”，就业竞争日益激烈。韩国制造业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韩国的就业难。同时，由于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脏、难、危险”的工作，都希望找到高薪和“体面”的职业，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一方面大量较艰苦的工作岗位空缺，不得不引进海外劳工；另一方面又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失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通过“科举”考取公务员逐渐成为韩国年轻人就业的优先选择。
点评：
我国顶尖大学的就业观念已经接近日本韩国那样的东亚发达国家水平，甚至有超越迹象。进一步用事实证明我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年轻人不再狂热追求多金的科技金融等行业，而选择待遇相对科技金融企业较低的政府机构，体现00后年轻人的家庭条件越来越富裕，相对薪水待遇更关注工作的意义，说明小康社会已经全面建成，全民实现共同富裕。
补充：2030年越南通讯社面向东亚征稿预定
选调这条路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以后你想走都走不了。
犹记得出征仪式上书记的讲话：
百年征途中，北大人始终把个人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始终以党和国家发展为己任。这也成为流淌在北大人血脉中共同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代北大人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刚从清华本科毕业时，是公务员最不被看好的时候。
一方面，体制外的人们（包括我和我的同学们）觉得公务员就是喝茶看报、混吃等死、鱼肉百姓的所在，总之就是只有两类人：一类是什么都不干，一类是什么都敢干。以至于我临出国留学前试着找工作，拿到了某地区副科级选调生的岗位，实验室的师兄师姐都劝我：“大眼，别去留学了，去当个妇科多好，以后就叫你眼科，等我们去找你玩了，天天给我们警车开道，车牌号还是要连号的那种”。
另一方面，两年后硕士毕业回国，正是“八项规定”和打虎拍蝇势头最盛的时候，入职第一天，领导就劝我：“哎呦~你这么好的学历来我们这里干嘛呀，要是早两年也就罢了，赶紧到企业挣钱去。”
本科班里的20名同学，每位同学的去向都很清楚，只有我1人选择了当公务员。同系的60多位同学，大部分都了解，也只有我1人选择了当公务员。其他同学要么继续在科研领域奋斗，要么去企业里捞钱。
早十年选择做公务员也不是因为自己独具慧眼，而是被慵懒散漫的巴黎人带偏了，在学校强制禁止工作时间外加班和周围所有人的影响下，终于发现自己入学时像着魔一样认为生命中只有科研是多么地欠缺考虑，于是把用在学习和科研的钻研劲头用于思考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该如果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认认真真找了一圈工作后，发现公务员既不是传说中的灰色收入深不见底，也不都是月薪三千过不下去，极少有人能喝茶看报作威作福，大部分人都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
当时的外企虽然风头还未消散，但已经听到不少同学分享集体裁员、部门关闭、直接退出中国市场的故事，跳槽不一定总是意味着涨薪。
了解了很多业内知名的民营企业，发现要么拼命加班，要么拼命喝酒，要么拼命骗人，否则只能滚蛋。反而是当前的公务员不需要总是拼命加班，有充足的理由拒绝喝酒，不用骗人也能干下去。
毕业时恰好上海还没有开始招收选调生，（现在上海选调生也不招收留学生），还好当时公务员的竞争压力还很小，以储备人才的身份工作了两年，走完落户流程后，刷了套卷子了解了下题型就裸考市区三不限岗位上岸了。
现在大学同学们本科毕业快要10年了，经过社会现实的蹂躏后，都承认自己不过是“学历比较好看的普通人”，不再对 “一眼看得到未来”的鄙夷，而是对“一眼看不到未来”的忧虑。
感谢优秀的同学都去卷选调了，去年我们几个转码的都觉得秋招顺畅无比。
北大硕，宿舍今年三人毕业，全部进入体制内，两名法学院室友分别去了江苏和四川选调，自己也拿到了几个省的offer。
各省中，江浙要求最高，学生干部、获奖、党员缺一不可，但还是吸引了大量清北学生报考。葱省今年大手笔，给清北拿出了五百个名额，覆盖全省几乎所有省直到市直机关，基本上没有报考条件限制。因为当时秋招刚刚开始，大多数人都想尽快拿个offer保底，导致葱省异常火爆，很多光华的硕士愿意去省妇联甚至普通地级市（当然，最后签没签又是另一回事）。
其中一张照片：
上海各区推出的党政储备人才（非公务员）报名更加火热，某区本来只面向全国招几十人，光是北大报名的就超过200人，面试时把新太阳二楼挤得水泄不通。
四川重庆今年都是选调大户，成都几乎只要想去就能去。山西书记省长亲自来清北座谈，所有省直机关都拿出了名额。天津选调特意把核心市直部门都留给清北。
但也有些省干脆躺平，反正招不到几个人，何必装作求贤若渴？例如在陕西，清北硕士只能去陕南陕北，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力量；河南只给了市直，其中郑州人数少得可怜；还有宁夏…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手上开始有了合适的offer，去考试的人越来越少，到12月东南某省的时候只剩几十人了……除了江浙沪京粤等发达地区，其他省份对清北毕业生基本上来者不拒。
刚开始签约的同学肯定是远远多于800人的，但后来国考开始出成绩，其他一些在京热门单位开始签约，毁选调的人越来越多。葱省本来招得满满当当，今年四五月又到处打电话给当时面试未录取的同学，据说最终去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
很多人把选调作为保底选项，如果能有较好的留京机会，一般都会毁约。室友本来想去中办，不料面试未过。同专业的一位同学则进入了北大行政岗的备选名单，一直拖着没签葱省某厅。
除了各省选调，很多地级市也推出了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大多是先给事业编，几年后调任公务员（能否兑现又得另说）。这一招屡试不爽，连我的家乡苏中某市近几年都招到了好几个清北毕业生。11月的时候东南某省会城市甚至包机请几百名清北学生前往考察参观，各项细节安排得非常周到。
各新区管委会（武汉东湖、南京江北、杭州钱塘等）也比较热门，虽然天花板较低，有的连编制都没有，但还是受到了大量名校毕业生的热捧。
受到疫情影响，即使是北大学子，也担心找不到工作，希望避险求稳。进体制内是北大的传统，北大很重视选调生工作，有专门的选调生网站和公众号。同时，很多省份拿出了诚意满满的各种优惠政策，有省直岗位，有补贴，免笔试等等。在中国，公务员本来就是一份不错的职业，加上清北光环的加持，前途光明。与其在北京当社畜，不如荣归故里，或者去发达地区当地方实权派。
前几年大热的互联网公司现在已经趋于饱和，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程序员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虽然看起来不少，但时薪确实不高，工作压力大，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公务员、教师等体制内的工作更体面，更稳定，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人脉远远超过互联网企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选调其实也已经趋于饱和，行政待遇在不断下降，很多地方已经无法吸收这么多高材生，所以出现了某些省份把985毕业生下放乡镇的情况。
前些年博士能定副处，硕士正科，仕途起点就是很多基层官员遥不可及的终点，很有吸引力。18年以后，绝大多数省份博士只有正科（二级主任科员），硕士副科，必须下基层锻炼至少两年。在江浙粤等发达地区，硕士甚至只能定一级科员。经常在北大BBS上看到学长学姐吐槽，有些省份政策和待遇无法落实，或之前积压的人才过多，消化不良，帽子、位子不够用了。有位师兄在基层十年，才做到乡长。总体来说，从仕途上看，选调生的红利越来越少，尤其是对没有天线的普通家庭而言。
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只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外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致富方式。当经济增速放缓、环境趋于稳定，体制外的弊病也会越来越明显。北大学生的选择也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充实干部队伍，行政效率必然会不断提升，获益的是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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