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人被闯红灯司机撞死，法官判定司机无罪，是因为立法缺陷吗？
在澳洲，华人被闯红灯司机撞死，法官判定司机无罪的案件，如果真的存在，其背后原因很复杂，绝非简单一句“立法缺陷”就能概括。法律的判决是基于证据、法律条文、以及法官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和裁量。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并尽量详细地阐述：
一、 证据不足或证据链断裂
这是导致任何刑事案件无罪判决最常见的原因。即使事实是司机闯了红灯并导致了死亡，如果检方无法在法庭上提供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或者证明这种行为与死亡之间存在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因果关系，那么法官就不能定罪。
闯红灯的证据：
目击证人证词： 如果没有可靠的目击证人（例如，其他司机、路人），或者目击证人的证词存在矛盾、模糊不清，甚至被辩方律师质疑其可靠性（例如，证人视力不好、光线条件差、证人存在偏见等），那么闯红灯的指控就可能难以成立。
交通摄像头录像： 如果事发地点没有安装交通摄像头，或者摄像头录像模糊不清、无法清晰显示车牌和闯红灯行为，那么这种证据的效力也会大打折扣。
车辆数据记录器（EDR，俗称“黑匣子”）： 现代汽车通常配备EDR，可以记录车辆的速度、刹车、油门等信息，甚至可能记录驾驶员是否闯红灯。但如果EDR损坏、数据被篡改，或者技术上无法读取数据，这些证据也无法使用。
交通警察的证词： 如果事发时没有交通警察在现场目击整个过程，那么警察的证词可能仅仅基于事后勘察和事故重建，其准确性也可能被质疑。
死亡与闯红灯的因果关系：
其他可能原因： 即使司机闯了红灯，如果检方无法排除其他导致死亡的因素，判决就可能面临挑战。例如：
受害者自身的行为： 受害者是否存在不当的过马路行为？例如，在不该过马路的时候横穿马路，或者没有注意到交通信号灯。
天气或其他外部因素： 大雾、雨雪天气、路面湿滑等是否也可能导致事故？
车辆机械故障： 刹车失灵等是否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专家证词： 事故重建专家、法医等需要提供专业证据来证明闯红灯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碰撞和死亡。如果这些专家的结论存在争议，或者辩方能提供反驳意见，那么因果关系的建立就会变得困难。
二、 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和解释
澳洲的交通法规和刑法都有非常具体的条文规定。法官的判决必须严格依据这些条文进行。
罪名选择的适宜性： 检方可能选择了不完全适用的罪名。例如，如果只是闯红灯，可能不是谋杀或过失杀人，而是违反交通规则的罪名。即使交通违规是事实，如果不足以构成更严重的刑事犯罪，那么司机可能只会受到交通违规的处罚，而不是刑事罪名。
“合理怀疑”的标准： 在刑事案件中，检方必须证明被告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法官或陪审团（如果适用）对任何关键证据或指控存在“合理怀疑”，就必须判定被告无罪。这是一种保护被告的法律原则，确保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定罪。
过失（Negligence）的证明难度： 如果罪名是过失致死或过失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检方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低于“理性人”在类似情况下的标准，并且这种行为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如果被告的行为虽然违规，但其主观上并没有达到“鲁莽”或“严重疏忽”的程度，或者这种行为并非导致死亡的唯一或主要原因，那么定罪会很困难。
三、 辩方律师的抗辩策略
经验丰富的辩方律师会利用法律的每一个漏洞和程序上的细节来为客户辩护。
质疑证据的合法性： 辩方律师可能会质疑警方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是否遵守了合法程序，例如，是否非法搜查、是否违反了隐私权等。如果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获取，则可能被排除。
质疑证据的可靠性： 如前所述，质疑目击证人、摄像头录像、专家证词的可靠性。
提出合理怀疑： 不断地向法庭指出检方证据中可能存在的疑点和不确定性。
提供替代解释： 辩方可能提出其他解释来解释事故发生的原因，将责任转移给其他因素或第三方。
四、 司法程序中的疏忽或错误
虽然不常见，但在司法程序中也可能出现错误，影响判决结果。
证据管理不当： 例如，证据链中断、证据丢失等。
法律程序的违规： 例如，审判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程序性错误。
五、 “立法缺陷”的可能性及其复杂性
立法缺陷确实可能是一个因素，但通常不是唯一的或最直接的原因。 如果存在立法缺陷，通常是关于：
罪名的定义不够明确： 某些特定情况下的交通肇事致死，现行法律条文可能无法涵盖，或者对“严重疏忽”、“鲁莽驾驶”等概念的定义不够清晰，导致法官在适用时感到困难。
处罚力度不足： 即使能够定罪，如果现有的处罚条款对于此类严重后果的交通肇事行为来说过轻，可能无法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但这本身不直接导致无罪。
因果关系证明的难度： 法律条文可能对证明因果关系的要求非常高，导致在某些复杂情况下难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过失”与“故意”的界限： 在某些情况下，司机可能仅仅是无心之失或疏忽，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果立法未能充分区分不同程度的过失及其法律后果，判决就可能显得不公。
一个假设性的情境，说明立法缺陷可能如何影响：
假设当地的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当驾驶员的鲁莽行为已经“明显超出”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并且直接导致死亡，才能构成过失致死。而闯红灯虽然是违规行为，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如，红灯刚亮起一瞬间，且周围交通情况良好，对方车辆也可能存在轻微过错），法官可能会认为其行为“未达到”法律定义的“明显超出”的程度，从而难以定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立法对“鲁莽行为”的界定过于狭窄，导致了判决的宽松。
总结
澳洲华人被闯红灯司机撞死，法官判定司机无罪，最可能的原因是检方未能提供充分且确凿的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这可能源于证据本身的局限性、证据链的断裂、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不足，亦或是辩方律师出色的抗辩。
立法缺陷有可能是间接因素，例如法律条文对某些行为的定义不够明确或过于狭窄，使得检方在证明特定罪名时遇到困难。但总的来说，刑事审判是高度依赖证据的。如果证据不足，即使立法完善，也无法定罪。
在报道这类案件时，媒体和公众需要认识到司法程序的复杂性，避免过度简化和情绪化的判断。通常，详细的调查报告和法庭审理过程会给出更清晰的解释。如果公众认为判决不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提出上诉，或者推动立法机构审视和完善相关法律。
一、 证据不足或证据链断裂
这是导致任何刑事案件无罪判决最常见的原因。即使事实是司机闯了红灯并导致了死亡，如果检方无法在法庭上提供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或者证明这种行为与死亡之间存在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因果关系，那么法官就不能定罪。
闯红灯的证据：
目击证人证词： 如果没有可靠的目击证人（例如，其他司机、路人），或者目击证人的证词存在矛盾、模糊不清，甚至被辩方律师质疑其可靠性（例如，证人视力不好、光线条件差、证人存在偏见等），那么闯红灯的指控就可能难以成立。
交通摄像头录像： 如果事发地点没有安装交通摄像头，或者摄像头录像模糊不清、无法清晰显示车牌和闯红灯行为，那么这种证据的效力也会大打折扣。
车辆数据记录器（EDR，俗称“黑匣子”）： 现代汽车通常配备EDR，可以记录车辆的速度、刹车、油门等信息，甚至可能记录驾驶员是否闯红灯。但如果EDR损坏、数据被篡改，或者技术上无法读取数据，这些证据也无法使用。
交通警察的证词： 如果事发时没有交通警察在现场目击整个过程，那么警察的证词可能仅仅基于事后勘察和事故重建，其准确性也可能被质疑。
死亡与闯红灯的因果关系：
其他可能原因： 即使司机闯了红灯，如果检方无法排除其他导致死亡的因素，判决就可能面临挑战。例如：
受害者自身的行为： 受害者是否存在不当的过马路行为？例如，在不该过马路的时候横穿马路，或者没有注意到交通信号灯。
天气或其他外部因素： 大雾、雨雪天气、路面湿滑等是否也可能导致事故？
车辆机械故障： 刹车失灵等是否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专家证词： 事故重建专家、法医等需要提供专业证据来证明闯红灯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碰撞和死亡。如果这些专家的结论存在争议，或者辩方能提供反驳意见，那么因果关系的建立就会变得困难。
二、 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和解释
澳洲的交通法规和刑法都有非常具体的条文规定。法官的判决必须严格依据这些条文进行。
罪名选择的适宜性： 检方可能选择了不完全适用的罪名。例如，如果只是闯红灯，可能不是谋杀或过失杀人，而是违反交通规则的罪名。即使交通违规是事实，如果不足以构成更严重的刑事犯罪，那么司机可能只会受到交通违规的处罚，而不是刑事罪名。
“合理怀疑”的标准： 在刑事案件中，检方必须证明被告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法官或陪审团（如果适用）对任何关键证据或指控存在“合理怀疑”，就必须判定被告无罪。这是一种保护被告的法律原则，确保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定罪。
过失（Negligence）的证明难度： 如果罪名是过失致死或过失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检方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低于“理性人”在类似情况下的标准，并且这种行为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如果被告的行为虽然违规，但其主观上并没有达到“鲁莽”或“严重疏忽”的程度，或者这种行为并非导致死亡的唯一或主要原因，那么定罪会很困难。
三、 辩方律师的抗辩策略
经验丰富的辩方律师会利用法律的每一个漏洞和程序上的细节来为客户辩护。
质疑证据的合法性： 辩方律师可能会质疑警方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是否遵守了合法程序，例如，是否非法搜查、是否违反了隐私权等。如果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获取，则可能被排除。
质疑证据的可靠性： 如前所述，质疑目击证人、摄像头录像、专家证词的可靠性。
提出合理怀疑： 不断地向法庭指出检方证据中可能存在的疑点和不确定性。
提供替代解释： 辩方可能提出其他解释来解释事故发生的原因，将责任转移给其他因素或第三方。
四、 司法程序中的疏忽或错误
虽然不常见，但在司法程序中也可能出现错误，影响判决结果。
证据管理不当： 例如，证据链中断、证据丢失等。
法律程序的违规： 例如，审判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程序性错误。
五、 “立法缺陷”的可能性及其复杂性
立法缺陷确实可能是一个因素，但通常不是唯一的或最直接的原因。 如果存在立法缺陷，通常是关于：
罪名的定义不够明确： 某些特定情况下的交通肇事致死，现行法律条文可能无法涵盖，或者对“严重疏忽”、“鲁莽驾驶”等概念的定义不够清晰，导致法官在适用时感到困难。
处罚力度不足： 即使能够定罪，如果现有的处罚条款对于此类严重后果的交通肇事行为来说过轻，可能无法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但这本身不直接导致无罪。
因果关系证明的难度： 法律条文可能对证明因果关系的要求非常高，导致在某些复杂情况下难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过失”与“故意”的界限： 在某些情况下，司机可能仅仅是无心之失或疏忽，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果立法未能充分区分不同程度的过失及其法律后果，判决就可能显得不公。
一个假设性的情境，说明立法缺陷可能如何影响：
假设当地的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当驾驶员的鲁莽行为已经“明显超出”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并且直接导致死亡，才能构成过失致死。而闯红灯虽然是违规行为，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如，红灯刚亮起一瞬间，且周围交通情况良好，对方车辆也可能存在轻微过错），法官可能会认为其行为“未达到”法律定义的“明显超出”的程度，从而难以定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立法对“鲁莽行为”的界定过于狭窄，导致了判决的宽松。
总结
澳洲华人被闯红灯司机撞死，法官判定司机无罪，最可能的原因是检方未能提供充分且确凿的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这可能源于证据本身的局限性、证据链的断裂、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不足，亦或是辩方律师出色的抗辩。
立法缺陷有可能是间接因素，例如法律条文对某些行为的定义不够明确或过于狭窄，使得检方在证明特定罪名时遇到困难。但总的来说，刑事审判是高度依赖证据的。如果证据不足，即使立法完善，也无法定罪。
在报道这类案件时，媒体和公众需要认识到司法程序的复杂性，避免过度简化和情绪化的判断。通常，详细的调查报告和法庭审理过程会给出更清晰的解释。如果公众认为判决不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提出上诉，或者推动立法机构审视和完善相关法律。
网友意见
对不起我需要编辑一下答案，因为查了一下新闻发现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点进这个帖子的朋友其实被题主强行带了一波节奏。
其实肇事者并非无罪释放，而是法官看在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且有明显悔意（自首，打电话叫救护车并亲自尝试救人），在查过其过往的良好驾驶记录后，判其进行150小时的社区服务。这个女的工作是“child care”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幼教或者保姆，那么按照普通澳洲人的工资来算，每小时大约价值20多澳元或100多人民币。这个判罚约等于罚款1万5千人民币。
澳洲的法律是警示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所以在认定被告没有主观故意的情况下的判罚都是很轻的。疏忽驾驶撞死人，法律规定就是罚款$500。所以我觉得这事跟种族歧视没有关系，根本在于澳洲的法律就是这么宽松。
要想重判被告，要么控告对方主观故意（很明显不能），要么控告对方危险驾驶
澳洲是这样定义危险驾驶的：
说一下我的思考仅供参考。澳洲在2015年12月有这么一个案例，白人骑车者Tom Curtis在离开家后，骑行至Bennett Springs路上时，被21岁女司机Caitlin Smith撞死。法院判决罚款500，吊销执照12周。所以依照澳洲的疏忽驾驶罪，基本上就只能这么判。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撞死华人的司机，闯了红灯，到底是疏忽驾驶罪还是危险驾驶罪。我个人倾向判疏忽驾驶罪。因为首先这是一个意外事故，被告绝对不是故意撞死人的，其次澳洲的交通系统跟中国有点不同，黄灯变红灯以后大约要过3-4秒另一边的交通灯才会变绿，所以在澳洲闯红灯其实并不是很少见的事情，没有中国那么危险。其次，这个判决并不是完全由法官定下来的，而是由评审团裁决的，所以这个案例从一开始就对原告绝对不利，因为首先被告的律师会剔除亚裔陪审团成员，再剔除看起来经济状况不好的陪审团成员，这样在澳洲绝大部分人都有车的大环境下，陪审团成员就可以保证绝大部分是有车的白人。假如陪审团带入自己的身份来判案，那么首先带入的是开车的被告身份。最后澳洲的法律一般是为了震慑犯罪者而不是惩罚犯罪者的，所以对于意外事故特别的宽容。这个案子就算让我判我也会判疏忽驾驶罪，因为判危险驾驶罪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太大了。什么负面影响呢？就是很有可能导致肇事司机逃逸。而澳洲因为对于疏忽驾驶判决很轻，再加上所有的人都有rego也就是第三者险，所以肇事逃逸的情况非常罕见。对于一个摄像头很少，地广人稀的国家，这种交通事故大多靠肇事者自觉报警，叫救护车，所以必然不能判得太重。
顺便说一下，这个肇事司机撞了人以后并没有逃逸，而是报警叫救护车，甚至亲自尝试救人（英文新闻原文有“After his rescue failed, ”，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觉得法官说被告有悔意并不是信口开河
15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相当于罚款1万5千人民币，可是比撞死白人骑车者的那个案子判的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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