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伪满洲国生活是怎样的体验？
初期的“新国家”幻想与现实的冲击
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日本殖民者竭力宣传“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口号，试图营造一种繁荣、进步的假象。对于一些生活在动荡时期的东北百姓来说，尤其是一些饱受军阀混战之苦的农民，初期的确可能抱有一定的期望。他们或许相信，在“满洲国”的统治下，能够获得一定的安宁，土地和生计或许能得到保障。
然而，这种幻想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日本人的统治，本质上是以殖民者的利益为重。经济上，东北丰富的资源，尤其是煤炭、铁矿、森林，都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日本资本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商人想要发展实业，常常面临重重阻碍。农作物也被大量征收，以供给日本本土和关东军。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新国家”的建立而显著改善，反而可能因为资源的掠夺和战争的需求，生活负担日益加重。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城市生活： 在像新京（长春）这样的城市，日本人修建了宽阔的马路、欧式风格的建筑，企图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日本人在这里拥有特权，他们的生活相对优渥，享受着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居住条件。而中国人和朝鲜人则居住在相对简陋的区域。城市里弥漫着一种日本化的气息，日语成为官方语言，报纸、广播、学校都使用日语。街上随处可见日本军警，他们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人们谁是真正的统治者。中国人经营的店铺，生意好的也很多，但许多关键行业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逛街买东西，如果想得到相对较好的服务，可能还是得找日资商店。
农村生活： 农村的生活更为艰辛。日本人推行“垦业”政策，鼓励日本人向东北移民，开垦土地。许多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或者被迫以极低的租金佃种土地。税收和征粮的负担沉重，尤其是在战争时期，粮食的征集几乎是不计成本的。日本人还会在农村推行所谓的“农业改良”，但其目的更多是为了提高产量以供其战争之需。生活在农村的中国人，更多的是在为日本人“打工”，自己的生计往往难以保障。
教育与文化： 日本人试图通过教育来“皇民化”当地民众。学校里教授日语，推行日本历史和文化，甚至要求学生参拜神社。教育内容充满了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遭到破坏，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环境下感到压抑和无力。一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妥协，但内心深处可能充满了抗拒。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送孩子读书的机会本就有限，即便有，也是在日伪教育体系下进行的。
社会治安与政治压迫： 伪满洲国的治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比中国内战时期有所改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自由和人权为代价的。日本关东军拥有绝对的权力，任何被认为是“反满抗日”的行为都会遭到严厉镇压。特务机构无处不在，告密者也为数不少。人们说话行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统治者的禁忌。政治上，中国人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所谓“满洲国”的高官，很多是日本人安插的傀儡。
身份认同的挣扎： 对于生活在伪满洲国的人们来说，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是中国人，但生活在一个由日本人建立的伪政权之下。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定义自己的身份，如何面对历史，是许多人内心的煎熬。有些人选择合作，有些人选择沉默，有些人则暗中进行抗争。即便是一些在“满洲国”担任职务的中国人，他们的内心也可能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是在民族大义和个人生存之间艰难抉择。
战争阴影下的生活
随着二战的深入，伪满洲国的生活也越来越受到战争的影响。日本军需工业的扩张，对人力和物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青壮年男子被征召入伍或被派往工厂，农村劳动力短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物价飞涨。日本人的统治也变得更加严酷和难以忍受。
回忆的复杂性
时过境迁，当人们回顾那段岁月，回忆往往是复杂的。有的人可能因为当年在某些职位上获得了利益，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中的黑暗；有的人则因为亲身经历过日本人的欺凌和压迫，对那段历史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更多的人，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然后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向前，努力地在夹缝中生存，维系家庭，期望着光明能够到来。
总的来说，在伪满洲国的生活，是被日本殖民统治所塑造的生活。它充满了压迫、剥削和歧视，尽管在某些方面，比如城市的建设和“治安”的维持，日本人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中国人民的血泪之上，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于日本帝国的利益。对于生活在那里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充满屈辱和苦难的历史，也是他们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
网友意见
最近看了一本德国记者去伪满洲国的回忆录。
摘抄一点印象深刻的片段：
入境时，站台上荷枪实弹，二黄一白的士兵。
站台上巡查的士兵有三种类型：二黄一白。”黄“的是日本人和中国"满洲人“，“白”的则是俄罗斯人，他们是加入“满洲国”国籍后被“政府”征召当兵的俄罗斯流亡者。只有日本士兵头戴钢盔，其他士兵则一律戴一般军帽。所有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装。中国满洲人和俄罗斯裔满洲人穿一样的绿黄色军服，日本士兵的军装则显得灰白切带着些许陶土调的黄色。
火车上偶遇到曾经是将军的俄罗斯跑堂，吓得这个德国记者战战兢兢。
”您是一位……“不！其实，我什么都不想问，我只是感到这位老先生很不一般。我的内心有点怯生生的，有点不知所措。
老先生又笑着说：“先生，您想说什么呢？想问我是谁吗？我，我可是以前俄国沙皇东西伯利亚军队的一位将军……”显然，他看出了我的困惑。
”请！请！将军阁下，您请坐。请允许我，阁下，我能请你与我……“
……
……
他近乎微动地感叹道：”这已经好似过去的事了……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跑堂。”
“先生，您想要点什么呢？”
猖狂的匪患以及日本人的应对措施。
与以前中东铁路上所有的铁路线一样，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到哈尔滨的这段铁路线上也派有铁路军警护卫。
因为，列车被土匪拦截并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每列火车上都配备了约20名铁路军警，个个全副武装，任务就是保护铁路的安全。
铁路军警并不属于满洲国军队编制，他们是从应征的中国人以及俄罗斯流亡者中征召来的雇佣军，而军官则无一例外的是日本人。
中日夫妻的貌合神离
有空再补充吧
我是吉林省吉林市的。。
我们市曾经拥有中国第一个水电站，日本关东军修的丰满水电站。。同时这个水电站还是我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为附近有很多万人坑。。对，就是修水电站死去的中国劳工。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裁缝。有一天在路上走。差点被抓劳工。幸亏我太奶奶找了一个会说日本话的街坊，才救出来。。
修水电站不是九死一生。而是必死无疑。
因为水电站是保密设施。参与修建的中国劳工，即使不累死。修完以后，也会集体活埋。。
我奶奶说：日本鬼子不是好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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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中西礼三（出生于伪满控制下的牡丹江）曾经将自己母亲的一生拍成电影，他的父母跟着第一代北海道开拓团，于1931年从北海道来到黑龙江定居，在牡丹江市酿酒为业，1946年引扬遣返回到日本。
除了中西之外，还有中国问题专家远藤誉、溥杰的次女嫮生（这两位在长春）笔下的满洲国生活，核心都只有三个字：活下去。人们平时吃不饱穿不暖就算了，逃难路上恨不得连衣服都吃了，饿殍遍地，四处白骨。中西家固然是种高粱的，仿佛活该受苦，可远藤家是筑波大学派来的教授，嫮生更不用讲了，她大伯直接就是伪满洲国的皇帝，同样活的紧紧巴巴。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出身满铁中层家庭的上田俊子笔下，20年代的伪满洲国哈尔滨一片快乐祥和，大家相处融洽，且每个中国人家里都能娶三个太太.jpg
日本关于伪满时代的（生活）回忆录和社会资料相当丰富，获取也比较简单，各种旧书店里随手可得。
个人比较推荐当时日本驻伪满特使的回忆录：《陰謀・暗殺・軍刀 一外交官の回想》
作者森岛守人是位奇人，建立伪满、卢沟桥、珍珠港时他都是日本放在对面的外交口前三把手。他外交经验丰富，但写书干巴巴的毫无感情，基本就是单纯的阐述跟证据堆砌。（他家世代活跃在对华外交工作上，李登辉曾经批判的“有些（日本）外交官脑子里天天想着要为战争赎罪，搞对华优惠政策”说的就是当时以他家为代表的外务省知华派）
比较丰满的著作是：中央大学塚濑进教授的《満洲国―「民族協和」の実像》
说到伪满洲的学校里，禁止说汉语。想到一个人，叫卜舫济，美国传教士，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他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上海话。据那些后来成名成家的学生回忆，他经常在走廊里，大声用上海话提醒学生，关灯省电。所以我在想，在学校里贴满《讲普通话，做文明人》，听到当地语言，就各种惩罚，很可能是一些干部，从伪满洲汲取的教育经验。
我所在的地方在满洲国的时候是个县城。
满洲国的时候，城里没有驻军，满洲国军和日本兵都没有，只有警察和民团一类的武装。周边的交通要地倒是有小股驻军，九一八之后不久，城里有小股关东军驻扎，回来都撤走了。这个地方，通铁路，还有个小机场，算不上战略要地，但也不是荒远偏僻的所在，县城没有驻军，甚至火车站也没有军人驻扎，挺有意思。足见这里挺太平，守备任务不重。的确，这里不是抗联的活动区域，甚至没有有组织的抗日活动。
零星的反抗是有的，最著名的一件事是三一年底三二年初那时候，冬天，有个孤胆英雄砍死了十几个日本兵。那是在本地一个镇子上，有个日本兵营，驻了三十多个日本兵，说是兵营，其实就是个大户人家的院子。某个深夜，天寒地冻的，有位壮士翻墙而入，手持大刀剁了十几个日本兵，然后这人被乱枪打死。这件事轰动一时，日本人始终查不出这个人是谁，甚至把这个人剖腹查看胃的内容物，判断他的来历。此人的胃中有高粱米和大豆，这玩意儿没法查，家家都吃这些东西，你查谁去啊？后来不了了之。关于这个好汉的来历，本地人也说不上来，有说是东北军的士兵，有说是江湖好汉。
县城里也没几个日本人。有几个日本商人，还有学校里的几个日本教员，这些人都是带家属的，另外就是政府里有两个日本人，据说是特务机关的。农村有日本垦殖团的团民，后来还有战争孤儿留下，被本地人抚养长大，传为佳话。总的来说，本地人和这些日本人可以正常相处，这些日本人比较老实。
经济上，日本人是建设和掠夺并重。不过，老百姓还过得下去，因为没有兵灾。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强制种大烟，据说本地的土壤适合罂粟生长，毁了不少良田。满洲国的时候，大烟馆比张作霖那时候多，日本人也禁烟，办法是收重税。我看有回答说，满洲国时期老百姓吃得不好，其实也没那么夸张，那是四二年以后，实行粮食配给，配给给中国人的是杂粮加橡子面，到后来基本都是橡子面，这玩意儿吃了大便干燥。本地没啥工业，就是农牧业，日本人通过满洲国政府征收极多的大豆、大米，以及骡马，老百姓家里都没多少余粮。我看本地的史志，日本人没在这里进行过什么工业投资，本地最大的工业是一个电灯厂，也就是发电厂，那还是当年奉系军阀吴俊升私人开办的。日本人主要进行了城市建设，修路盖房子，发电厂倒是维护得挺好，城里家家通电。
教育。满洲国实行的是皇民教育，中小学生每天早晨八点对着日本方向给天皇鞠躬，学校教授日文，属于必修课，学得不仔细要被体罚。教室挂康德皇帝像，不过一般人对那位长春的皇帝也没感情，私下说皇帝都是糠的。
我小时候，街坊有一位老爷子，天天坐在小院的门口看书，经常看那套《标准日本语》，有时候也看日文书籍，大概是小说，我放学从那里过，见面都用日本话跟我打招呼，他是东北人，小时候接受过满洲国教育，估计是老了以后，有些怀旧，又把日语给捡起来了。他跟我说过，中小学天天学日语，还要考试，每个人都要起一个日本名。教育的潜移默化是很可怕的。这位老爷子是二十年代生人，做过教员，教过我母亲，我妈要我管他喊爷爷，他是老革命，退的时候是县政协主席。这位爷爷的爱国情操和党性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到了晚年仍会饶有兴致地阅读日文，跟我讲他小时候上学的事，可以想见，如果东北一直在日本人手里几十年，让人民接受几十年的奴化教育，会是什么样。
不过，当年的日语教育有多大成效也很值得怀疑，因为本地的老人们看不出对日本语有什么了解。那时候虽然入学率低，城里的孩子总也会上个学，但是学了一顿，全忘了。我估计当年的学校里，大家都是混日子，教日语的日本人也未必有多么敬业，学生们对日语也是随便一学，虽说学得不好要挨打，但是打过之后该咋样还咋样，意思意思就得了。
说个变态的事。
四零年前后，本地流行鼠疫。日本人很重视，出动防疫部队挨户检查。有症状的一律集中隔离，屋子里院子里撒白灰，给发一点退烧药，也不管是不是真得了鼠疫，统统扔到一起等死。得鼠疫的人发烧、咳嗽、眼睛发红、淋巴结肿大，日本人诊断鼠疫就是靠一看二摸。淋巴结肿大通常在腹股沟和腋下，腹股沟就是大腿根那里，腋下挨着胸。检查的时候，哪家的姑娘媳妇有长得好看的，都被一顿乱摸。更过分的，让一家人脱了裤子互相摸，公公对着儿媳，女婿对着丈母娘，小叔子对着嫂子，日本人和汉奸在一旁看热闹。老百姓说这帮人这不是畜生吗？那时候老百姓不知道有变态这个词，现在来讲，这就是变态。
说到鼠疫，日本人还干过一个事，那就不是变态，是可恨。四五年撤退时，日本人散播鼠疫（不是七三一部队），造成本地鼠疫大爆发，一直延续到四六年，城里多户人家死绝。
满洲国的十三四年，人民是实实在在的亡国奴。内地的沦陷区，敌我实力犬牙交错，老百姓总能看到个亮光。满洲国那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是黑暗一片，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抗联虽然英勇顽强，但是一直被追着打，到后来干脆被打散了，老百姓受了欺负，连个奔头都没有。
我今天从知网下了一堆论文，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情。
历史本身太有趣了。
1942年开始日本在东北搞强制“粮谷出荷”政策，尤其对大米收刮特别厉害，结果受害最深的是朝鲜移民，其次是日本东北开拓团。
原因是虽然水稻种植1875年就被朝鲜移民引入东北，但是截止到1932年，全东北水稻播种面积只有80487公顷，耕种比例为0.6%。
日本人在东北为了提高东北水稻种植面积，出台了发放补贴、贷款等多项政策，然而处于日本人特有的“小处精明”的特点，日本人更倾向于把这些优惠和补贴发给朝鲜移民和日本开拓团。
结果就造成在东北日、韩移民区水稻种植面积远远高于中国农民的情况。
总的来说，越是日本开拓团和朝鲜移民多的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就大，比如合江省水稻产量在农作物比率占到11.26%，而合江省朝鲜移民和日本开拓团数量也最多。
结果随着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东北大米逐渐成了日本战备物资，日本为了征集尽可能多的大米，大搞“粮谷出荷”政策，也就是强制性征收。
结果受害最深的首当其冲就是善于种植水稻的日韩移民，比如伪间岛省延吉县协议员池中龙就表示延吉县所有大米都被征购一空，换来的只是充斥着草籽、沙粒，难以下咽的小米，而且价格还是大米征购价格的5倍。
根据《伪满洲国水稻发展研究》学术论文披露，截止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东北水稻种植面积仅为344119公顷，耕种比率为1.9%。
相比1931年，耕种面积增加了4倍，耕种比率增加了3倍。
根据《中国东北农业史》、《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两本最权威近代东北农业史著作披露，九一八事变之前以及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人确实不爱吃大米。
1932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年，经过日本方面统计，全东北水稻面积仅仅只有六万亩。全东北大米产量不足16万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30年东北（不包括内蒙东部地区）高粱产量是477.1万吨。
1931年高粱每吨价格和水稻一样，1932-1934年高粱价格都略低于水稻，不过1935年-1938年东北高粱价格高于水稻价格。
而且从1924年开始一直到1944年，东北高粱播种面积一直位于东北所有农作物之首。
而截止到1944年，全东北水稻播种面积仅有326000公顷，只有高粱种植面积的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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