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伪满洲国，拥有多少权力？
要说他在伪满洲国到底有多少权力，咱们得拆开来看。
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实则形同虚设：
“执政”到“皇帝”的身份转变： 溥仪最初是以“执政”的身份登上伪满洲国的舞台的，这本身就带有一种过渡和不稳定感。后来，在日本人“建议”下，他才“从善如流”，接受了“皇帝”的称号。但这个“皇帝”，不是他自己能说了算的，也不是真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只是一个日本人需要的一个符号，一个用来迷惑世人和国内民众的招牌。
《国本奠定诏书》和《满洲帝国皇帝即位诏书》： 这些文件，表面上是他自己颁布的，但背后却都是日本人操刀。溥仪只是按照脚本念词，盖章。他没有权力去质疑，更别提修改了。那些诏书的内容，无非是歌颂日本天皇的恩赐，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以及他“临危受命”的责任。这些都是被日本人预设好的框架。
对日本关东军的束手无策： 伪满洲国的实际控制者是谁？毫无疑问是日本关东军。溥仪在任何重大决策上，都无法绕过关东军的意见。如果他的想法跟关东军不一致，那结果往往是他必须屈服。他想要发展工业？想要发展经济？想要做一些“亲民”的事情？如果这些不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那一切都是空谈。他甚至连自己的住所，日常的饮食起居，都受到日本人严密的监视和控制。
有限的行政和人事权力，但前提是“符合日本利益”：
任命官员的限制： 理论上，溥仪拥有任命伪满洲国官员的权力。但实际上，这些官员的任命，都需要经过日本人的审核和批准。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职位，日本人更是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或者安插一些对日本唯命是从的汉奸。溥仪能任命的，往往是一些级别不高、或者日本人认为无关紧要的职位。即使是一些他想提拔的人，如果日本人觉得不合适，那也肯定没戏。
对政府运作的“参与感”： 溥仪也会召见伪满洲国的那些大臣们开会，听取汇报，发表一些“指示”。但这些“指示”，说白了就是转述日本人的意思，或者是对日本人已经定下的政策进行一些包装和宣扬。他没有独立思考和决断的空间。伪满洲国的内阁会议，更多的是一种表演，给外界看，也给自己营造一种“我在统治”的错觉。
经济和军事上的无力： 伪满洲国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所谓的“经济建设”，不过是为了满足日本的资源掠夺和战争需求。溥仪对此没有任何发言权，更别提主导权了。军事上更是如此，伪满洲国的军队，名义上是他的军队，但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的附庸，其指挥权、训练、装备，都由日本人控制。他甚至没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忠于自己的军队。
精神上的痛苦和无力感：
日复一日的表演： 溥仪在伪满洲国的生活，就像是日复一日地在演一场戏。他需要穿着象征皇权的礼服，出席各种仪式，发表各种讲话，展现“励精图治”的形象。但这一切都如同虚设，他内心深处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曾经是中国的皇帝，如今却沦为日本人的傀儡，这种心理落差，可想而知有多么痛苦。
失去自由的囚徒： 尽管伪满洲国被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溥仪本人却是一个被软禁的囚徒。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日本人监视着。他的生活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想要去哪里，见什么人，都得经过日本人的许可。他甚至不能随意接触外面的世界，更不用说实现什么“复国梦”了。
试图挣脱的无果： 在伪满洲国的岁月里，溥仪并非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要摆脱日本人的控制。他也尝试过一些办法，比如试图和日本人周旋，想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尊严和权力。但最终都因为日本人的强势压制而失败了。他曾经想逃跑，但最终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只会加剧他的绝望和无力。
总而言之，溥仪在伪满洲国拥有的权力，是日本人赋予的，也是日本人可以随时收回的。他就像一个被摆在架子上的花瓶，虽然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却毫无生气，更没有实际的作用。他是一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政治工具，一个可悲的牺牲品。他的所谓“权力”，不过是日本人施舍的一点点虚名，用来掩盖其殖民统治的真实面目。他只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荒诞剧里的主角，却失去了所有真正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利。
网友意见
卧室床帷都指挥不了
不如一条狗
这句话并不是讽刺他，而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件：
1934年当溥仪成功当上儿皇帝后，他也是产生了一些不甘于傀儡身份的小心思，由于当时伪满洲国的军政大权全部处于日本人把持的总务厅之手，溥仪在伪满洲国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就将心思打到了自己仅有的护军上面。
所谓护军前身为其在天津时期的警卫，在其“称帝”后改称禁卫步兵团，作为宫内府的下属机构下辖护军和翊卫军，官兵总数约800人，其人员主力为其从四处网罗的八旗子弟。平时负责伪帝宫的警卫工作。
也许是从老奴十三副铠甲起兵的传说中得到了灵感，溥仪将这支属于他的小军队当成了未来复辟满清的军力基础，因此对其极为重视，护军的三个小队的队长军衔均为少校级，护军队长属于荐任官第五等，溥仪按荐任官第一等标准每月发130元，后又将其补到200元。同时护军武器精良，除了每人携带一把大刀 ，配备三八大盖枪外，每队还配备了一挺轻机枪。
护军辖第一、二、三队，第一队队长吴天培少校，第二队队长李国雄少校，第三队队长英璧少校。1936年禁卫步兵团改称禁卫队，挂靠在警卫处，处长佟济煦实际上管理着这支队伍。禁卫队及护军的军事领导人员大都是溥仪亲信，溥仪已初步计划掌握军事的控制权。他设想先从伪满帝宫开始，由内向外渗透自己的军事势力，故护军的军费大都来自溥仪的内帑支出。同时鉴于缺少可靠的军事人才，溥仪又将溥杰和润麒推荐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溥杰分到了步兵科，润麒分到了骑科，同时被推荐的还有其他十个亲信，这些人被溥仪视为其未来的军官骨干。
但很快日本人就让溥仪认清了自己的真实处境：
首先是发生在1934年的满铁附属地事件，当年7月溥仪生父载沣和其子女们由天津走海路经大连到长春探望溥仪。溥仪便让佟济煦率领一队护军到车站迎接父亲。结果当天晚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人来，警告溥仪派护军去满铁附属地是违反协定的。因为此前早有协定规定，除日军之外任何武装不得接近满铁附属地。溥仪只好向日本关东军赔罪。但关东军并没有轻易放过他，关东军责令伪满军政部先将护军随身佩带的大刀收缴，后来连三八大盖枪和机枪也给缴了。然后关东军再从溥仪的亲信入手，1935年溥杰和润麒等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于9月抵达新京，只有溥杰和润麒被允许留在其身边任职，溥仪对其余的学员无权支配，大都被分配到日本控制下的军事机关，进行严密监视，溥仪培养私人军事人才的计划就此落空。
初次受挫后溥仪并没有轻易放弃，他开始外界的军事支持，其中凌升首先进入了他的视野，凌升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正黄旗（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之子。在 九一八爆发后，他曾积极参与“劝驾”和伪满洲国的建国活动， 是“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洲 国成立后，凌升出任兴安北省省长，但是由于不满日本人并没有真正复辟满清，他开始心生不满，并于溥仪开始勾结。
1936年3月在新京召开的兴安四省省长会议上，凌升公开反对日本向兴安四省派遣日本开拓团的计划，将日语作为“满洲国”的“国语”等方针。溥仪获悉此次会议凌升的表现对凌升更加信任，于是下“诏”将四妹和凌升的儿子订了婚，与凌升联系更加密切。
但这次日本人的反应更为果断，1936年3月29日，日本关东军忽然以“通苏通蒙” 罪名逮捕了凌升。4月24日就将其处决，当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植田谦吉将此事告知溥仪“这是杀一儆百”时，溥仪惊恐之下慌忙推掉了这门婚事。
凌升事件后溥仪一直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之后发生的大同公园事件则彻底让他认清了现实。
1937年6月27日，护军第一、二两队放假，其中有二十余人相约到大同公园游玩，与一些日本人发生了口角继而打斗了起来，结果在打斗中护军不小心踢死了日本人养的一条狗。
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得知后立刻要求将事发的护军士兵送到宪兵队进行审问。溥仪急忙派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但日本人已经将涉事护军囚禁起来严刑拷打，甚至还给他们扣上了一顶“反满抗日”的帽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当日寇把这顶大帽子祭了起来，我这个”畏日如虎“的伪皇帝便沉不住气了，只好一再向伪帝室御用挂、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哀求，乞其转圆。
这事件的最后结局是由当时任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的东条英机，通过吉冈安直向溥仪提出几项要求：
一、撤换护军领导人、二、把参与打架的护军撵出“满洲”、三、派人向被打的日本宪兵当面道歉、四、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溥仪为求息事宁人，只好乖乖照办。两名护军排长和十多名护军士兵被即刻赶出伪满机构，护军各层领导都换成了日本人，原来意义上的伪满护军至此已不复存在。正如溥仪后来所言：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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