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人们为什么不搬出来？政府有没有义务帮助他们搬出来？
为什么他们不搬出来？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背后牵扯着复杂的情感、现实的考量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深厚的土地情结与乡愁： 对于许多大山里的居民来说，这片土地不仅仅是生存的家园，更是承载了他们祖祖辈辈的记忆、情感和身份认同。山川河流、熟悉的泥土、邻里之间的温情，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搬离家园，意味着要割舍这份与土地休戚与共的深厚情感，这对于许多老人来说尤其难以接受。他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对外界的陌生和变化感到不安。乡愁，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羁绊，让许多人即使面临现实的困难，也宁愿守候在家乡。
生存技能与适应性： 大山里的居民大多掌握着一套适应山区生存的独特技能，比如耕作、养殖、采集、狩猎等。他们熟悉山地的气候、土壤、植物，懂得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谋生。这种技能在城市环境中可能并不适用，一旦搬到城市，他们可能需要从零开始，学习新的技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缺乏文化程度、技能单一的群体，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在城市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维持生计。
成本与机会成本： 搬迁并非没有成本。首先是经济成本，包括新居的购买或租赁费用、装修费用、搬家费用，以及在新环境中重新建立生活基础所需的开销。对于经济条件本就有限的山区居民来说，这笔开销可能是一笔天文数字。其次是机会成本。他们可能需要放弃在家乡相对熟悉的营生方式，去城市里寻找不确定的工作机会。一些人可能在当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虽然价值不高，但足以让他们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拥有感”在城市中是难以复制的。
社会关系与社区归属感： 山区村庄往往形成紧密的社区网络，邻里之间相互扶持，形成了一种深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城市化进程中常常会弱化的东西。搬到城市，意味着要离开熟悉的亲戚朋友，融入新的社区，重新建立社会关系，这对于一些习惯了熟悉环境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负担。他们可能担心在陌生的城市里孤立无援，无人依靠。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尽管现实生活可能充满艰辛，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家乡是他们唯一熟悉且确定的地方。搬到城市，意味着要面对一个更广阔、但也更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工作岗位、生活成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等，都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也让他们倾向于选择“原地坚守”。
部分人对山区生活仍能自足： 尽管整体而言，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但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家庭依靠山林资源，通过种植特色农产品（如茶叶、药材、山货等），或者发展乡村旅游，也能获得一定的收入，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对于这些人来说，搬迁的动力并不强。
政府有没有义务帮助他们搬出来？
关于政府是否“有义务”帮助山区居民搬出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策导向、人权保障、发展战略以及现实的可行性。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政府的责任与定位：
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毋庸置疑，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政府的根本职责。如果山区的生活条件确实极其艰苦，制约了居民的基本发展权和生存权，那么政府就有义务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帮助，包括但不限于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就业培训、引导发展等。
“搬出来”并非唯一出路： 政府的职责更多体现在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而“搬出来”只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案。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帮助山区居民就地发展，通过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提升等方式，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过上好日子。强制搬迁，尤其是在居民不情愿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人权争议。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的发展战略通常包含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山区脱贫和发展是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有责任为山区居民提供发展机遇，包括为那些选择搬迁的人提供支持。
政府的可能作为与义务的界定：
提供信息和选择： 政府有义务向山区居民提供关于城市生活、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信息，让他们能够做出知情的选择。同时，政府也可以探索和提供一些“搬出来”的安置方案，比如廉租房、就业援助、技能培训等，但这应该是基于居民自愿的选择。
改善山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在很多情况下，山区居民不愿意搬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当地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饮水）和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的不满。政府有明确的义务去改善这些方面，让山区的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提升，从而减少居民搬迁的意愿和压力。
发展山区特色经济： 许多山区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优势，如生态旅游、特色农产品、林下经济等。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技术支持等方式，帮助山区居民发展这些特色经济，让他们能够在家乡获得更好的收入和发展，从而实现“就地城镇化”或“就地发展”。
精准扶贫与搬迁安置： 对于那些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不具备就地发展潜力的村庄或家庭，政府会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这种政策通常会提供搬迁补贴、安置住房、产业安置、就业培训等全方位的支持，帮助搬迁户在新环境中安居乐业。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充分尊重搬迁户的意愿，做好思想工作和后续服务。
总结来说：
大山里的人们不搬出来，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既有情感的羁绊，也有现实的考量，更有对家园的深深眷恋。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提供选择和机会，而不是强制改变。政府有义务通过改善山区的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让居民能够自主选择去留。对于那些确实需要搬迁的群体，政府则负有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责任，但这种支持应该建立在尊重个体意愿、保障基本权益的基础上。 简单地说，政府的“义务”在于帮助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无论是选择留在原地，还是选择搬迁到更适宜发展的地方。强制性的搬迁往往不是最优解，因为真正的幸福和发展，源于个体的主动选择和对自身生活的掌控。
网友意见
这是广西马山县东部大石山区。山路崎岖、交通不便都是“小问题”，真正严重桎梏当地发展的是——缺水。14个深度贫困村没有一条地表河，没有一分水田。当地人生活用水要么步行数小时山路去挑水，要么就靠天下雨时积攒下来的地头水柜，水质和生存状态可想而知。
这些地方应该就属于题主所认为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了，毕竟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来这考察之后就是这样说的。
那么当地人是不是愿意搬出来呢？
很抱歉，不愿意。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题主想得一样，认为他们都应该搬出来；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他们不搬出来主要是因为思想意识（安土重迁）、对未知的恐惧以及纯粹的懒。
但经过长期、多次采访，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重要问题——移民搬迁是一种突然性的、彻底改变一家人生产生活状态的做法。
关键就在“突然”和“彻底”——比方说我，小时候生活在山区，现在生活在城市，换过工作也换过住处，极少出现不适应；但这是因为我的变化是一步一步的，生活和教育给了我适应的时间和能力。
如果瞬间让我突变——比如，假设我很想出国，此刻在德国某个小镇上给我一套大房子，承诺哪怕我不工作也连续十年养活我（前提是我现在的房子拆了工作没了），我想我还是要犹豫很久的。
因为这意味着在极短的时间里，我之前所有的职业技能全部作废，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部清零，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改变。
好吧毕竟我还年轻能够学习，或许一定的时间后我会慢慢适应；
但我的父母已经60多岁，他们本来可以吃着粗茶淡饭做点家务种点菜到邻居家串串门拉拉家常安享晚年，现在却只能闷在家里看电视（大概率连电视都看不懂）；
我的孩子刚上小学三年级，必须立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班级、适应完全陌生的老师和同学。
你能毫无顾忌地坦然接受吗？
所以，动辄就让山区的人“搬出来”，这是典型的“拍脑袋决策”——好在我们的党政领导没有这么做。
近年来，马山县请来专业地质人员，在缺水的大石山区打出了30多口井，解决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虽然地下水资源有限，但好在当地居民需求量也不算高；现在，多个村屯已经告别了地头水柜，喝上了干净健康的自来水。
——不强迫当地群众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对人权的尊重；
生在、身在偏远山区并没有错，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看上去舒服”或者“工作起来方便”，就无视他们的选择权。
异地搬迁一直都是扶贫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说“大山里人们不搬出来”是不对的，现实是确实一直陆续在搬。而且这个搬确实是政府的扶贫义务之一。
之所以给人大山里的人们不搬出来的感觉，是因为搬迁太慢了。尤其相对于贫困人口来说，这个数量进度相当不够。
搬迁进展缓慢，搬迁人口少的原因：搬迁的后续工作很难处理。把人搬出来只是第一步，之后怎么办才是关键。这些人住哪里？怎么生活？遇到问题怎么解决？是无法绕开的三个难题。
这些人原来在山里是穷，但有房子住，有够种出自己口粮的土地，依托原本的村落也能解决生活的简单问题。搬出来后，如果去城市，城市怎么解决整村人的住房和就业问题？如果去平原地区农村，给他们挤出宅基地和耕地，必然影响原有村落人的利益，怎么解决带来的矛盾？搬迁后如果整村搬迁，会不会因为不适应新地方而过分抱团造成社会不好影响？如果打散后化整为零并入平原地区村落，会不会又成为孤单外来户，成为被欺负的弱势群体？
以上说的问题，解决起来每一个都非常非常困难。现实中调动人，不是游戏里调动角色，你让怎样就怎样。现实中每个人都是有自己思维、有自己利弊分析的活生生的人。诚然，通过政府组织，可以一定程度引导大家选择，可以尽量做到共赢结局。但如果有一点做不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也是分分钟的事。
而且，现实中的移民，并不是仅仅贫困山区移民。比如水利枢纽建设移民，都是比扶贫移民更迫切、单个规模更大的移民。你必须优先解决这些移民。
所以，事实上，在中国移民工作几十年来一直都有进行，异地搬迁扶贫工作也做了很久了，但是除了个别大型水利枢纽外，其余移民都是相对逐步缓慢进行。都是在做好搬迁后房屋、耕地等配套工作后才能逐步进行。所以相对于异地搬迁，实际上许多时候在山区建设配套工程，反倒实际花销和后续问题少很多了。因此，对于解决很多山区贫困人口来说，最直接快速的方式反倒是增加对山区的建设和支援。当然，从扶贫角度说，对山区建设和异地搬迁并不矛盾，都是根据现有资源进行的扶贫选择。
怎么，你想让《桃花源记》里面那些人搬出来？
没有接触过扶贫工作的人总是会对扶贫存在一些臆想，觉得贫困地区都是一些非常不好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希望能搬出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工业化社会之前，许许多多“贫困地区”其实都是物华天宝的富裕地区，是住在外面的人巴不得能搬过去的好地方。
而工业化社会在中国仅仅才几十年时间而已。
事实上现在很多“贫困地区”在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很多当地人是躲避战火饥荒迁徙进去的，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世外桃源。历史上的战火饥荒都很难波及到这些地方，这些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生活水平其实相当不错，以古代农业社会的标准的话。
进入工业社会，原有的生活方式相对就落后了，因为过于偏远往往很难很难接入现代各种网络，导致生活水平一直没法提高。现代扶贫工作的重心在于将这些实际上很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想办法接入到现代网络中来，而不是让他们放弃这些好地方。特别是考虑到个人意愿的问题，本地人很不愿意迁出来，客观上也是没办法广泛使用扶贫搬迁的方式脱贫的原因。
我个人参与过西藏那曲市索县若达、热瓦两个乡的扶贫工作，对此深有体会。这两个乡位于怒江源头索曲河谷内，自然环境非常好，低海拔地区全是原始森林和大片大片的优质草场。问题主要在于位置过于偏远，在古代主要依靠步行、骡马的年代并不存在交通问题，也没什么通信、物资交换需求，所以实际上这地方在古代是西藏著名的富庶地区，是你想去都去不了的世外桃源。只不过到了现在，确实修路、通电、通信都是大问题。本来也有过移民搬迁的想法，但是本地条件相当不错，没人会舍得这么好的地方。
这是一次在索曲开辟航道的尝试，理论上如果开辟成功的话就不用翻山越岭修公路了，可以通江达海，有一定可能性直接到达缅甸进入印度洋。
实际上嘛……
最终以船毁人未亡告终。
坐在那艘破船上的时候，就在江里都能看见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两边山上蹦跶，雪鸡、松鸡、傻狍子（实际上是麝鹿）十分常见，偶尔还能看到熊瞎子在咆哮，它看我们的船不爽。树林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蘑菇，多到让你怀疑是不是闯入了蘑菇王国，一不小心就会被蘑菇国国王抓起来打屁股。如果树林里一阵骚动你又找不到原因，多半是野猪群。
我十分后悔坐在船里，不然能撸到好多野生动物。
更让人后悔的事情还在后头，索曲的水流很急，把河床上的石头卷起来打在螺旋桨上，仨桨叶剩了一个，眼看着船就要失去动力打转，撞在某个悬崖或者礁石上撞成渣渣。这大概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了，上天保佑，前面出现一个浅滩，船靠着最后的动力冲到浅滩上搁浅才保住一条小命。
开辟航道失败以后还是回头老老实实修公路，去年实现了通车。而通电的工程预计明年夏天就能竣工，通信早就没有问题，毕竟可以用太阳能发电的基站，牧民家里也大多数都有小型家用太阳能电站。水电开发不现实，地质条件不允许，强行修水电站的话会导致大量塌方。
总之，最后还是投入多年积累的扶贫资金，采取传统方法扶贫。除了一些极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当地人口容量确实到了极限，否则一般不会采取移民搬迁的办法。经常采用移民搬迁的地方一般在特别高海拔地区，交通十分困难，又已经失去了开发价值，才会考虑移民搬迁。比如在喜马拉雅山高海拔位置的零散居民点，修公路投资过于巨大又没几个人。
就我个人在西藏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参与扶贫工作以来的经历，我国的精准扶贫，一般是考虑通过开发当地产业的形式来推进扶贫工作，主要套路其实也很简单：
1、通路、通电、通手机信号；
首先要保证最基本的开发条件，保证当地经济发展的基础存在。同时本来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一种投资，外来施工队与工程企业可以赚到一笔钱。也为当地带来了新的观念、思想。
2、吸引民间投资；
具备基础开发条件以后，这些本来就具有条件的地方自然会吸引到各种行业的投资。
3、留住产业；
产业是扶贫的基础，产业留在本地才能解决本地人的就业问题，使大量人口退出农牧业进入别的产业。
4、改变观念。
这一切的前提是本地人要看到自己的贫穷。他们往往过惯了自己的日子，没有对比、没有开阔眼界，其实脱贫的意愿并不强烈。通常情况下都会选择固有的生活方式不去改变，政府的义务主要在于改变观念，让他们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意愿。这就是教育与宣传的工作了，这方面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新中国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的工作。
在西藏这种人口特别稀少的地区，至少在60年前就已经普及了乡一级小学、镇一级初中、县一级高中，现在早已实现了9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同时还大力选拔优秀的青少年到祖国内地接受更好的教育，见识更大的世界。
持续至今，最终的精准脱贫实际上只是“查漏补缺”，针对最后的贫穷堡垒进行攻坚战。全体国民都普遍接受了工业化思维，希望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教育、交通与生活条件，就算有些人还有“田园牧歌”的想法，你要是让他放弃公路和手机信号，他也打死不干的。即使是最偏远的农村也坚定的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如果给他们最基本的条件，他们会想方设法的过得更好。
所以，政府、企业作为一种公共机构，基本的义务有所不同，但是都不会包括“搬出来”这样一种选择。强迫迁徙是一种反人类行为，是犯罪，跟扶贫这事儿根本扯不上关系。即使是扶贫搬迁也不是强迫性的，是在附近适合居住的地方建好基本的生活设施，再采取规劝、吸引的方式鼓励搬迁，从来没听说过哪里是强迫搬迁的。
这是一部关于索县的宣传纪录片，你自己看看，这么好的地方你强迫别人搬出来，人家能愿意么。
我个人采取的扶贫办法是网络营销土特产。
不用怀疑，我就是在割韭菜，这就是一篇营销文，这不是什么慈善工程，而是要赚钱的。不赚钱的慈善性质事业是没办法形成产业的，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必须要让参与各方都能赚钱，才有一直持续下去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广泛搜集西藏贫困地区具有特色的廉价日常消费品，做日常消费品开发，才能为这些地区提供稳定持续的产业扶持。
打着扶贫的名义割韭菜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没有人会因为“扶贫献爱心”而长期购买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必须要有真实的替代性，能够替代消费者日常生活中某些东西，这个产业才是可持续的。我并不指望着任何人因为“扶贫”、“爱心”来购买我的产品，我更不会以“扶贫”的名义去赚本地人的剪刀差。而是必须要真正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在西藏特产中寻找确实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替代作用的产品，经过改良以后进入全国人民的生活。
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扶贫工作中还存在大量“捞一把就走”的想法，指望快钱。西藏的企业也特别喜欢“老三样”：虫草、青稞酒、工艺品。问题是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大批量的进入百姓生活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没几个人能把虫草当饭吃，买唐卡糊墙，这些都不可持续。
只有西藏特色的日常用品才是可持续的。
我在索县找到的主打产品就是蘑菇干和其它蘑菇制品，蘑菇酱什么的。做到与一般产品价格差不多，你炖汤可以选择本地菜市场的产品，也可以选择我的野生蘑菇干，这就叫“替代性”，甚至我的性价比更高一些。你要吃馒头，老干妈当然不错，但是我的蘑菇酱也挺香的，这样就行了。
进入电商时代，还指望着“噱头”来割韭菜，已经是不现实的事情，要做扶贫开发，必须要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
欢迎关注我的“藏狐先生”品牌西藏小零食、小商品，网店将于不久后上线。
谢邀。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答题了。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在我国，移民搬迁扶贫，是若干扶贫方式中的一种。从迁出地来说，意味着对原有资源的抛弃和对祖坟的远离，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从迁往地来说，涉及到一系列土地、房屋资源的重新调整安排，以及对新迁入人口的接纳。
这种事，没有政府的介入，几乎不可能办到。
搬出的村民重返原居住地的也不在少数。居住在云南哀牢山的苦聪人，以芭蕉叶为衣，以高树筑巢为居，解放后被动员走出了密林，此事曾被报道，轰动一时。苦聪人后被并入拉祜族。前些年，有资料说，其中一部分，又重返原始森林了。
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人文习惯，以及对旧山水的依恋，并不会轻易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而消失。
同时，从政府方面来说，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是责无旁贷的责任，但同样有个代价大小的问题。假定每搬迁一户要１０万元，１００户就是１０００万，而后期还必须有一系列扶助措施。而搬出的村民还未必满意。
此种搬迁不同于房地产开发拆迁，前者是巨量净投入，后者则是巨量收入。
我想说的是：能不搬迁就尽量不要搬迁，如属自然保护区或确实不具备生存条件，或创造生存条件，代价太大，则应搬迁。
例如，神农架的老阴峪河村，位于核心保护区，由于人群的居住，不利于金丝猴在这一带活动，也不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村民们进出虽然有几十公里艰险山路，但经过艰苦的动员，２００多户居民，才依依不舍地整体搬迁了。
在所有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原因中，最严重的是缺水，按我国划定的标准，居住点距取水点垂直高度在１００米以上，单程距离在１至２公里以上的，即为缺水村寨，这样的村寨，在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是大量的。
现以贵州为例。山地占８７％，丘陵占１０％，平地只有３％。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出城１０多公里，处处都可算深山区，而且大部分为喀斯特地貌，土层瘠薄。农村人口达数千万之众。如何搬？搬到哪里去？
这里我有几点基本看法：
一、如果实行大规模移民搬迁，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安置是大难题。山区新开田，代价高昂，地力的培育也需时日。平原地区更难有地调整。所以，在中国，真属扶贫移民搬迁的，至今也只占一小部分。
二、最重要的是改善山区基础设施条件。许多深山区，在公路修通后，凭借山区的物产和资源条件，迅速变富的例子有的是。这些年，西南地区几次大旱，靠新建的公路和乡村公路和便道，我将其称为“毛细血管”，山里的农民用打工挣钱买的成千上万辆摩托，一边挂一只塑料桶，在运水上起了关键性的大作用。
三、绝大多数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并不是不可以创造生存条件。靠建小水塘、小水窖，在几乎完全裸露的石山上，一个村造出上千亩、几百亩良田，大大改变了生存条件的例子，也多的是。贵州苗岭主峰雷公山海拔１７００多米高处的脚尧村，几乎没什么水田，是苗岭海拔最高的村，这个村靠种茶叶等由穷变富，每到采茶忙时，山下的人还到山上去打工。
四、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村取水点太远，为一个村通路通电成本太高，即创造生存条件不如搬迁为好，才适宜考虑搬迁。准确地说，搬迁是不得已才为之的方案。
在这里，我还想说，不能用城里人的思维去演绎农村的事，也不能只用行政性的思维去想农民的移动。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农民，往往不切实际，十之八九会失败，还糟蹋了钱财。这是过去有过的重要教训之一。
现在一些村里，大批的人员尤其是年青人外出打工，客观上已经减轻了山区的扶贫压力。最新人口的普查结果是，贵州十年间，本省户籍的常住人口减少了７００万，加上新出生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常住人口也净减少了５０万，这是市场经济的伟大功劳。
关于山区农民脱贫的问题，涉及众多问题。再说一句，移民扶贫只是方式之一，在整个扶贫中，远非主体。应当综合思考，因地制宜，适宜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至于扶贫资金中的贪腐问题，资金使用的效益问题，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许多村民住在深山区的成因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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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在戛纳获得外媒青睐，却在国内遭遇“迎合西方口味”批评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仅是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更是折射出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认知差异、文化解读以及身份认同的复杂性。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为什么《山河故人》能在戛纳赢得外媒的赞誉。贾樟柯作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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