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数量过剩了吗？
首先，我们来定义“过剩”：
从纯粹的数量上看，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确实非常庞大，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如果“过剩”指的是“有多少大学毕业生，但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合适工作岗位就有多少，并且这些岗位能够满足毕业生的期望”，那么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或“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会有这种“过剩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分析：
一、 教育扩张与规模化：
高等教育入学率的飞速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爆炸式发展，毛入学率从不足10%提升到现在的50%以上（根据不同口径数据略有差异，但都在50%上下浮动），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种普及化的教育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同时也带来了毕业生数量的几何级增长。
“双一流”建设等政策导向： 国家层面一直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规模扩大，旨在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满足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这种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高校的招生规模扩张。
高校的办学动力： 高校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有扩大招生规模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学费收入、师资扩张、科研项目申请等。
二、 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与错配：
产业结构升级与人才需求的不匹配： 随着中国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高科技产业转型，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变化。然而，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更新速度可能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伐，导致某些专业毕业生过剩，而某些新兴领域却人才短缺。
传统专业毕业生饱和： 一些传统专业，如经济、管理、法学、中文等，培养了大量毕业生，但市场对这些专业人才的需求增长放缓，甚至出现饱和。
新兴领域人才缺口：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兴领域，对具有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需求旺盛，但供给却相对不足。
技能错配： 即使是同一专业，大学教育的内容可能与企业实际所需的技能存在差距。许多毕业生缺乏实践经验、操作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企业进行额外的培训，这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和风险。
区域发展不平衡： 一些发达地区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多，但同时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也相对成熟，对初级和中低端人才的需求相对稳定。而一些欠发达地区虽然也需要人才，但产业基础薄弱，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导致毕业生就业地域性选择困难。
期望值错配（“大材小用”现象）： 一部分大学生，特别是来自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较高的期望，希望进入大型企业、国企、事业单位或者从事专业对口、体面且薪资待遇好的工作。然而，现实的就业市场可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高期望，导致一些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或者接受与自己学历不符的工作，从而产生“过剩”的观感。
三、 就业市场容量与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 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业市场能够吸收更多的毕业生。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对新增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也相对减弱。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动态变化： 尽管毕业生数量庞大，但就业市场的总需求也在不断变化。非大学毕业生仍然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承担着大量的就业岗位。
四、 社会观念与就业选择：
“唯学历论”的社会观念： 尽管社会一直在呼吁多元化就业，但“高学历”依然是许多家长和学生追求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人选择进入大学。
大学生对体力劳动或基层工作的排斥： 社会对“体面工作”的定义往往偏向于脑力劳动或管理类岗位，一些大学生不愿意从事需要体力、技能或者基层一线的工作，即使这些岗位也存在用人需求。
那么，是否真的“过剩”呢？从另一个角度看：
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仍然巨大： 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具有高素质、创新能力强、专业技能扎实的顶尖人才，那么中国对这类人才的需求依然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 高等教育的普及是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即使就业出现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否定高等教育的价值。
终身学习的时代：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教育更应被视为一种基础，毕业生在进入社会后还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以适应变化。
结论：
“中国大学生数量过剩”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和就业市场错配的体现，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供大于求”。这意味着：
部分专业的毕业生数量可能超过了现有市场的吸纳能力。
毕业生所具备的技能和期望值与市场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就业市场的岗位供给结构和大学专业设置之间存在滞后。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教育体系改革： 优化专业设置，加强产教融合，提升教学质量，培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更多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就业岗位。
就业服务体系完善： 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推荐，引导学生理性就业。
社会观念转变： 鼓励多元化就业，打破对特定职业的偏见。
鼓励创业： 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总而言之，中国大学生数量的庞大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必然结果。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庞大的教育资源转化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优质劳动力，解决好教育与就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网友意见
中国大学生并不存在过剩，实际上是稀缺。中国大学生的总体社会收益率还是高于欧美的（相关数据见托达罗的《发展经济学》）。现实中大部分大学生只是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进入新的行业，熟悉新的技术，就可以就业。这背后是专业错配问题，而不是学生过剩的问题。其次，造成中国大学生表面过剩问题的原因也不是科研投入低，实际上中国科研投资/GDP指数排名是全世界前20，只有15国家科研投入比重超过中国。
对比和中国科研投入比重差不多国家，就会发现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科研人员比重特别少。也就是说，同样的科研资金，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远少于其他国家。同样是科研占GDP2%，其他国家平均科研百万人就业数量是3500，日韩和新加坡甚至在5000-6000，而中国只有1000人。
这就十分搞笑了。按理说中国的人力资源更便宜，那么同样的资金投入比，中国的科研人员应该数量更多才对。人力资源丰富的日韩新也是的确高于平均值。可中国的事实恰恰相反，这就说明中国的科研投入和人力资源配置存在问题。典型特征就是美国计算机和制药行业科研人员分别占科研人数总量的11%和13%，而中国只占4.7%和2.7%。
这些现象首先反映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投资，特别是专业设置有问题，典型现象就是计算机行业就业比重过低。计算机相关行业的收入很高，就业充分，那问题自然是生源不足，原因当然是高校的相关院系还是太少，培养的人才根本不够用。这也就是杨振宁反对国家花千亿造对撞机的原因。因为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基础科学研究根本就不那么紧迫，也不那么重要，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为全人类做贡献了，且培养出科研人员太少。相同的资金如果投入到计算机院系，会是怎样的产出呢？院校专业设置的问题，使得太多的学生在就业后用相当长的时间转专业，熟悉新的技术。
除了科研和教育资源投资错配，第二个问题是管制对科研的影响。很多人问中国的聪明人去哪了？答案是在竞争行业去创业了，而在管制行业去当领导和销售了。中国对整个医疗产业链管制过多，结果对医药厂商来说，最赚钱的方法根本不是制造新药或者提高药品质量，而是打通药品的销售渠道。可是跑销售渠道不一定非要聪明人啊，特别是对公销售关系的作用远大于学历。同样，既然劣质药只要打通销售渠道也能卖钱，那么傻子采取搞科研研发。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自然制药行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因此结果就是国内不但新药产出很少，就是生产专利过期的仿制药能力都不如印度。
大部分制造业属于夕阳产业，且收入弹性比较低，而医药行业属于朝阳产业，收入弹性比较高。因此同样的科研投入，长期来看显然是医药行业更划算。可是中国还是以自主创新的名义将许多科研投资到制造业，而许多制造业科研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并购解决问题的。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中国整体的战略思路就有问题。
很多人赞美自主创新，在全球化的时代过多的自主创新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对许多行业来说科研有规模经济的问题，自主创新实际上是不划算的。典型案例就是圆珠笔头的问题。这类产品的科研实际上没多少门槛，但是市场需求有限。自己投入的结果自然是大家都亏本。
如果仅仅是亏本其实问题不大，问题在于实际上科研是严重信息不对称的领域。政府很难判断科研成果和科研投入是否合理，这就给了腐败分子极大的腐败空间，典型案例就是上海交大某世纪丑闻。显然越是高科技，腐败分子的腐败空间越大。同时，相对于人员工资，购买科研设备和建科研大楼的腐败空间也更大，因为即便是顶尖的科研人员工资也是全球透明的。因此利用自主创新（进口替代）为口号行腐败之实，熟悉发展经济学的同学都知道，这实际上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科研政策通病。
简单地说，中国大学生表面过剩的原因在于：院校专业设置和教育资源投入有问题，大量行业管制造成科研相对不重视，利用产业政策和自主创新腐败行腐败之实，使得资源投入主要在买设备和建大楼，而不是雇佣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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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稳增长难题：人力资本错配及其解决途径》
《 聪明人更愿意创业吗？——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
说个身边的琐事吧。
前两周我从超市买完东西回家，在路上碰到一个健身房小哥在推销健身卡。
那个小哥长得蛮精神的，看起来也挺阳光。头发微卷，戴着细黑框眼镜。他一直拉着我和我讨论健身习惯。还说他也是外地来的，刚来不久。多聊了几句，我就加了个他的微信。我深知自己办了健身卡也不大会去，所以也一直没找他办卡。
直到刚刚，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这是母校南师大的荷花，我承认自己又怀念那时候的欢乐时光了。”
我心里一惊，万万没想到，路上的健身房小哥居然也是南师大毕业的。
又转念一想，这可是在上海，谁又不是好大学毕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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