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索尔仁尼琴？
一、作为证人和历史的记录者
索尔仁尼琴最令人瞩目的身份，无疑是作为苏联劳改营（古拉格）的幸存者和揭露者。他亲身经历的八年劳改生涯，以及他在战时被逮捕的经历，构成了他最核心的创作素材。《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部用文字铸就的、关于苏联政治迫害体系的百科全书。
无畏的揭露者： 在一个极力掩盖真相的时代，索尔仁尼琴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了大量来自幸存者和内部人士的证词，用冷峻、写实的笔触，将古拉格这个庞大的、吞噬无数生命的机器展现在世人面前。他没有回避血腥与残酷，没有美化任何一丝苦难，而是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揭示了那个时代制度性的人性泯灭。这不仅是对苏联政权的控诉，更是对人类文明可能走向的警示。
历史的良知： 《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彻底打破了苏联官方对外宣传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幻象，让世界看到了苏联政权另一副令人不寒而栗的面孔。他以一种作家特有的勇气和责任感，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为无数被遗忘的受难者发声，捍卫了历史的真实性。
二、作为作家与艺术的创造者
除了其历史见证的意义，索尔仁尼琴在文学上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独特的风格。
宏大的叙事与深刻的洞察： 他的作品，尤其是《癌症楼》、《第一圈》以及《古拉格群岛》，都拥有宏大的叙事结构，能够将个体命运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他擅长刻画复杂的人物心理，从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物的视角出发，展现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他对苏联社会肌理的解剖，对权力、忠诚、背叛、生存等主题的探讨，都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比如托尔斯泰式的道德追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灵魂深处的挖掘。但同时，他也注入了自己的时代印记，他对于苦难的描绘，对于国家命运的忧思，都带有鲜明的个人烙印。他的语言风格朴实有力，富有韧性，即使在描写最黑暗的场景时，也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庄重和尊严。
“为道德而写作”的坚持：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始终围绕着“道德”二字。他认为作家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更是道德的引导者和良知的守护者。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真理、正义和良知的呼唤，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放弃对这些价值的追求。
三、争议与批评
然而，评价索尔仁尼琴，也必须提及围绕他的争议和批评。这些批评，有些源于他的政治立场，有些则针对其作品本身。
对苏联政权的极端批判： 对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索尔仁尼琴抱持着极其尖锐和彻底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之上，是历史的悲剧。这种全盘否定，使得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过于偏激，未能看到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或者未能区分不同时期的苏联。
晚年对西方社会的失望： 在流亡西方后，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社会的物质至上、精神空虚以及对苏联“软弱”的态度感到失望。他认为西方社会正在失去道德根基，陷入享乐主义的泥沼。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西方引起了一些不适，被一些人视为保守、反动，甚至怀有沙文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倾向的解读： 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以及他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东正教的推崇，也被一些评论家解读为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的某些言论，尤其是关于斯拉夫民族特性的探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对个人作品的评价： 尽管《古拉格群岛》备受赞誉，但也有批评者认为他的其他作品，比如《红轮》系列，在文学手法上略显晦涩，信息量过大，阅读门槛较高。
四、总结：一位挑战时代的不朽灵魂
尽管存在争议，索尔仁尼琴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他是一位挑战时代、挑战体制的硬骨头，一位用生命和文字对抗压迫的勇士。
他对自由的执着追求： 无论是在劳改营还是在流亡生活中，索尔仁尼琴始终捍卫着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权利。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环境下，人性的光辉和对真理的追求也无法被完全熄灭。
他的价值在于警示与反思：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最宝贵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的警示和反思。他提醒我们，权力如何能够腐蚀人性，制度的谎言如何能够吞噬生命，以及在追求所谓“宏大叙事”时，个体尊严如何可能被践踏。他的文字，是历史的伤疤，也是我们认识人性、认识社会的重要镜子。
一位复杂的历史巨人： 评价索尔仁尼琴，不能简单地贴上“英雄”或“反派”的标签。他是一位极其复杂、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有着不容置疑的勇气和正直，也有着被时代和经历塑造的局限性。他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以如此深刻的方式，展现了20世纪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挣扎。
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不朽的灵魂，一位用文字撼动世界的伟人。他的作品，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了一份深刻的历史记录，一份对人类良知和自由的永恒呼唤。尽管他的思想和立场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但其对真理的坚守和对苦难的揭露，足以让他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他让我们看到了，在最绝望的深渊里，依然有不屈的灵魂在呐喊，在记录，在证明：人类的价值，绝不容许被轻易剥夺。
网友意见
俄罗斯精神义和团的大师兄。。。。。。。。
大家还记得艾青的儿子吧
本来不是很喜欢他
后来他去德国宣扬德国也要收留难民的时候
突然感觉，他和索尔仁尼琴是一类人
不搞双标，圣母就圣母
是真心的相信自己宣扬的东西
虽然不喜欢他们，但是也挺可爱的
不像国内很多搞双标的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和发生在国外，他们嘴脸是不一样的
比如都是游行过程中地痞流氓混进去打砸抢，如果游行是反对当地政府的，那打砸抢都是值得夸奖的，如果游行是反日之类的民族主义游行，那打砸抢就是暴民了···
以上
不管是当初反苏联，还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落千丈懊悔不已
都证明他还是为自己国家好的
艾青的儿子可能不为国家好，但是不搞双标，真圣母···对别的国家也不好···
人家就是希望你们这些有钱的欧洲人要收留难民啊··············
（说起来，当初美帝大开方便之门，古巴高兴的啊，直接开绿色通道把这些人打包往美帝送，结果美帝直接叫停）本来么，换成中国就是，我想要的是钱学森爱因斯坦，你特喵的打包给我送甘地曼德拉戈尔巴乔夫······
怼，只活一个字
Народно-трудовой союз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идаристов全俄罗斯人民劳动联合联盟（如果你觉得这个名字复杂，那么简化是НТС）
（你们可以理解为是另外一个全俄军事同盟，顺便全俄军事同盟对他评价也挺高的）
不知道全俄军事同盟是什么的戳这个文章和一系列文章。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老牌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报纸的作者。
索尔仁尼琴是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伊利宁的爱好者（不知道伊利宁是谁的也可以戳上面这个文章）
索尔仁尼琴影响，并参与了苏修境内80年代起兴起的Национально-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й фронт «Память»（《记忆》一个大体鼓吹”恢复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运动）运动。
（如果谁不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可以谷歌）
不要用“皇俄”“裹脚布爱好者”“公知”这些暧昧模糊的词汇了，
就像”深蓝“实际上是”深褐色“一样，事物应该有自己应有的名字，应有的颜色。
批评一下精阿（指阿尔巴尼亚） @FrankZhu1996
马克西莫夫曾以坚决反共著称，他在国外创办的《大陆》杂志被认为是俄罗斯侨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鲜明的刊物，他成立“抵抗国际”反共组织，多次自称“坚定的反共分子”。马克西莫夫思想上出现急剧的转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这时他完全同意季诺维耶夫的话，说他假如过去知道自己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去写这些书。马克西莫夫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忏悔，他说：“我反对的是思想(指共产主义思想)。我曾以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惟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感到悔恨。”
疯狂私有化的人想让中国步苏联后尘
前苏联一些反共知识精英，在苏联解体后反而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1996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国际艺术展上，一位前苏联“当代艺术家”库里克伙同他人，故意毁坏了一件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同一年，库里克在柏林大街上赤身裸体，脖子上拴着一条狗链子，表演行为艺术“我爱欧洲，欧洲不爱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支持下，苏联“政治波普”以所谓荒诞、反讽的“流行艺术”红极一时，在毁灭苏联的过程中起到极大的艺术宣传作用。美国评论家克罗泽尔承认：“(戈尔巴乔夫时代)非官方艺术成为全面拆解苏联文化的一个要点。” 但是，当1991年苏联轰然崩溃后，西方很快停止捧炒苏联“当代艺术”，转而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扶助和宣传。
这些苏联“当代艺术家”的境遇只是当时苏联“知识精英”境遇的一个缩影。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是呼吁“撕开苏联的黑幕”、全面反思和否定苏联苏共的历史，或是鼓吹西方自由和民主，或是主张激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苏联急剧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所谓的苏联“知识精英”并没有因为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当看见强大的苏联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当面对生活一下陷入困顿的普通俄罗斯民众，当自身被抛到边缘时，不少当时的苏联“知识精英”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对苏联进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他们实际上“对建设性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多少准备，没有能力把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运用于改革实践”。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分析得出结论，当时“苏联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已”，“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在1991年由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100%的俄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
正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从苏联到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民主改革，采用了“500天计划”、“休克疗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后来，俄罗斯学者反思道：“在改革中，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按教科书中的内容生活。由这些人来指导社会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社会将陷入混乱。……他们总是生活在虚无飘渺之中。他们自视为社会精英，总想由他们来决定俄国的命运。但是他们缺乏社会根底，常常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拉克申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及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方针，希望能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和自由。苏联解体后，他觉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并没有到来，情况比自己预计的要严重得多，这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1993年3月他发表文章认为，有人“正在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最为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人民、知识分子、文化——做临终祈祷”，“不断听到掘墓的声音”，要把这些东西埋葬掉。最后他因思想苦闷，1993年7月郁郁而终。
雷巴科夫是著名的反斯大林的小说、被称为“文学炸弹”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这部被禁了20多年的小说，1987年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发表出来。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他深感失望，他对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
一些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感到生活不自由，成为“内心的反对派”，他们急于改变现状，寄希望于在新的制度下获得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
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剧变之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数十万人才流失海外。相比之下，人文知识分子的日子更加艰难，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西方政治科学的涌入，原来这些知识分子所赖以为生的学术领域已完全失去了市场，在社会上成为无人问津的淘汰品。
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支持“改革”。苏联解体后，康德拉季耶夫发现“改革”没有带来他希望的结果，他对休克疗法导致物价飞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特别不满，尤其不能容忍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和领养老金者的打击和剥夺，认为“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思想上的苦闷，加上晚年物质生活失去了保障和身体有病，最后他在家里开枪自杀
女诗人德鲁宁娜，“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她不顾年迈，前往白宫对叶利钦表示支持。她曾认为在白宫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但是这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迅速消失了，她很快觉得一切不是应有的样子，周围的生活难以忍受。她目睹国内出现的混乱状态，开始为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1991年11月21日，在“八·一九事件”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服安眠药自杀。她在绝命诗里写道，她担心没有人能在“悬岩边上拉住罗斯”使之不掉下深渊，她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苏联时代曾经长期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派，后来痛苦地发现自己鼓与呼的自由真的到来的时候，却给他所热爱的国家带来了一场噩梦，思想也发生了深刻改变。
索尔仁尼琴，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他连篇累牍地撰文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是右派自由主义分子的旗帜和标杆。西方给予他很高的荣誉，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后来长期居住于美国。1994年，他回到阔别20年的俄罗斯故土，看到物是人非的祖国现状，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正因如此，他对曾经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他在临去世前一年说了这样的话：可能我是错的。
季诺维也夫，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仇恨斯大林，曾密谋暗杀斯大林;对苏维埃制度不满，写了不少书批判苏联社会制度。1978年8月他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苏维埃制度倾覆和苏联解体后，季诺维也夫深感痛心和后悔，转而为这个制度辩护并热情颂扬它。他曾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宣称：“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当时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决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反对所谓的“全球社会”、“全球治理”的思想，认为这“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伪装的方针，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对其他所有人的统治”。
在国家、个人的双重悲剧下，一些苏联“知识精英”进行了深刻反思，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其命运也更加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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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苏联解体后，还有个公知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评语，原句我忘了，但是大概意思我还记得——我们就像是亲自带领陌生人来到家里看着他们强暴了自己母亲的坏孩子。
这帮混蛋到死才明白，他们的作妖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祖国。祖国一倒，没人理他们，他们那狗屁的“才华”谁会去欣赏？
他们诋毁民族英雄，诋毁历史，诋毁红军，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疯狂的破坏者，恶心的投机犯，养不熟的狗崽子，他们最大的幸运是没被斯大林送到古拉格！这帮人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索氏，作为领头者，必将永镇地狱，不得超生！
索氏的《古拉格群岛》一系列书我看了，文笔烂得不行，唯一的价值就是揭示古拉格里都发生了什么。
古拉格又是个什么地方？律匪【最坚定的对抗苏联者，为拒绝劳动会自残断肢，组团疯狂殴打、虐待、杀戮其他不听话的犯人，凶残的畜生，白俄后代，孕育了俄罗斯黑帮】、政治犯、反革命、公知、犯罪者的集中地，也就是说，全杀了有冤屈，隔一个杀一百必有漏网。在我眼里，赫鲁晓夫简直不能再蠢，居然敢释放古拉格的魔鬼出来！
那个伟大的国家再也不会回来，徒留一地鸡毛……
狗嘴里面没有象牙，jy嘴里没有真话。
索尔仁尼琴（以下简称索氏）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１９７０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与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不同的是，他是被苏联最高领导人一手捧红的！
１９４５年，索氏只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斯大林为“大胡子”，遭苏联当局判刑８年。刑满后再度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直到１９５６年苏共２０大以后获得平反，隔年恢复名誉，此后在梁赞市中学当数学老师。
１９６２年，赫鲁晓夫为了进一步打倒斯大林体制，在其鼓励和亲笔批准之下，索氏所写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公开发表，销售达80万本。
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０日《真理报》报道了赫鲁晓夫亲切接见索氏的消息，报道中，赫鲁晓夫盛赞了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称其为“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
籍籍无名的索氏适应了政治需要，终于一夜成名！
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在一次政变中下台。索氏一荣俱荣一毁俱毁，１９６５年３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公开批判，此后他的困境日益加剧，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踪被监视……
１９６７年，索氏给苏联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两年后的１９６９年，苏联作协终于受不了了，开除了索氏。
１９７０年，索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１９７３年，揭露苏联整个劳改营内幕巨著《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彻底触怒了苏联当局。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２日，索氏以叛国罪名被逮捕，并强制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但索氏不服，临行前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回来”。
尽管索氏被苏联官方所否定，然而，在西方世界却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和评价，声名如日中天，被称为２０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良心之一！
然而，索氏的故事远非如此简单……
到了索氏晚年，世界主流媒体给其声誉和评价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更多的评价变成了“充满争议”、“极富争议”……甚至有人说，索氏因为在监狱呆了太长时间，性格已经扭曲，精神已经不正常，已经疯了，等等。
到底发生了什么？
１９７５年，索氏开始在美国定居，当他亲身享受到了西方世界的人性光辉照耀之后，其思想却发生了转变。
１９７８年，索氏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令西方世界大跌眼镜的是，在演讲中他对西方的法制、自由、新闻……进行了批评。在这篇轰动一时的讲话中，他将美国称为精神上的矮子，沉于庸俗唯物主义，只知享受，目光短浅，缺乏毅力，没有追求……
此后，他一边在西方世界流亡，一边不断指责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新闻媒体不加节制地对个人隐私的侵害等……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７日，索氏终于回到了俄罗斯，指责叶利钦推进的“激进市场化”的“休克疗法”政策是共产主义之后的另一次悲惨的试验，认为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腐败和物质主义盛行。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索氏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下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１日，索氏８０大寿，他拒绝了叶利钦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
２０００年索氏称：“叶利钦时代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领域都被摧毁或洗劫……我们还要继续洗劫和摧毁俄罗斯，直到一切荡然无存吗？”
2007年6月，索尔仁尼琴接受了普京为他颁发的“国家荣誉奖”。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索尔仁尼琴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 B)。对于接受普京的颁奖，索尔仁尼琴的理由是：“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
索氏的转变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致于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其评价都充满了复杂纠结的心态：
右派们津津乐道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索氏，并利用他当时的形象来反对左派的所谓暴政、极权等等。比方说，索氏曾经猛烈批评、丑化斯大林，并夸大斯大林时期劳改营里的死亡数字。但是，当索氏晚年又将斯大林看成是伟大人物时，右派们对此有点手足无措，甚至恼羞成怒，称他是一个“守旧的该死的老棺材”！
左派们则力捧索氏晚年的态度和认识，认为其表态是对苏联的忏悔。然而，他们却似乎忘了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把索尔仁尼琴认定为西方政治的产物，以否定他的价值，甚至无视索氏晚年依然对列宁持批判态度。
索氏之所以在晚年会有如此毁誉参半的评价，我想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的评论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
这位作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学事件；他的”艺术潜力”曾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闪现”过，但是后来”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
事实上，从索氏被赫鲁晓夫捧红开始，到被西方世界奉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象征，索氏始终不过是被政治利用的角色而已！
索尔仁尼琴已经去世，他的衣钵传人却正尘嚣甚上！
索尔仁尼琴的身躯伟岸在意识形态本身的虔诚与狂热，而非真的具有高杀伤力的、对敌人的论战，否则，他也不会真的被克里姆林的新主人供奉。
索尔仁尼琴的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发言就是，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宗教裁判者、基督教征服者、殖民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雅各宾派，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全都会转变为屠杀成千上万同时代人的凶手。
也因此——有趣的地方就在这——他恰恰需要尝试论证斯大林的集中营世界是整个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的正统继承者而非修正者——虽然其目的在于证实十月革命的审判法庭与古拉格的同构，证明1917与1921、1938的无异——于是他客观上成为了一种镜像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在论证斯大林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上花的功夫和朱加什维利最忠诚的史官是一样多的，他在佐证斯大林头上的布尔什维光环没有半点虚假上下的精力不比斯大林自己少。
另一方面，在今天，索尔仁尼琴基于对布尔什维的整个否定，恰恰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中派官僚对反对派进行道德、人格层面上打击诋毁所使用的主要武器。这是为什么呢。
索尔仁尼琴声称，所有在大清洗审判席上被一槌定死的“反对派”，其死之根源不在“反对”，而在蕴含于“反对”中的或早于“反对”的【合作】——这真是一记猛棍！
索尔仁尼琴正确地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凡是在政治上向斯大林投降的人，必然会落得这般下场——被清洗——而他将这作为佐证自己“没有道德根基的政治必然要沦为掩盖一切罪恶的手段”的主张的材料——他由此得出结论：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对斯大林缺乏政治防备，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恐怖中同斯大林合作。他甚至说托洛茨基本人要是落到斯大林手里，会向格伯乌供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托洛茨基同样缺乏“独立的观点”和一种真正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其实在今天已经不鲜见了，而更重要的恰在于这种观点与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以圣主、正宗、父王自居后的圣谕如出一辙。
一个标准的布人，此时自然可以予以意料之内的反驳——“声称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流派拥有独立于斯大林主义恐怖的意识形态基础，因而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注定要向这种恐怖低头就是抹杀了之前的左翼反对派以及之后的第四国际运动所进行的反对苏联官僚的十五年坚决斗争（曼德尔语）”——
但还不够，这不过是继续重复1921前的苏维埃多么伟光正而已的用语，重要的是最后那个在野的变成正宗的之后，是否是一个能避免的灾难。
但索尔仁尼琴的“功绩”与有效攻击也就全在于此，也到此为止了——试图将整个苏联的现实缩减成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他认为这个现实源于一场永远不该发生的革命：“俄国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他在用激烈的文笔论证十月恐怖与大清洗的如出一辙时，却客观上揭露了不同——
他试图将革命早期的“法律和法制缺席”与斯大林统治下的同样的缺席作个类比，于是援引了布尔什维克的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的一系列法庭讲话。但这个“证据”能证明什么呢？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期，不存在严刑逼供，被告可以自由地为自己辩护——并非没有成功的机会——这些审判很少是政治迫害性的，而是革命审讯，当然，有时候这些审判依据的是间接的或不充分的证据，革命时期常常如此，但这与斯大林上演的司法闹剧差了十万八千里。
索尔仁尼琴自己引用的两个审判很好地表明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斯大林反革命之间的本质区别。
В·В·奥尔登包格尔，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老工程师，莫斯科自来水公司的总技师，遭到了想要开除他的党支部的迫害，因为他对政治非常冷漠。他被逼自杀。索尔仁尼琴对这家工厂里的腐败卑鄙共产党阴谋家异常愤慨。直到你读到索尔仁尼琴叙述的结尾，才会发现他正在谈论的审讯是苏维埃国家组织来替奥尔登包格尔辩护的，这是一场反对迫害他的党支部的审讯，审讯的结局是对他的迫害者们判刑，这场审讯证明了工厂里的工人能够自由选举奥尔登包格尔参加苏维埃，反抗党支部压制不同意见的压力。
第二个审判中受审的是一位拒不服兵役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在内战白热化时，他因为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而被宣判死刑。这场审判以更戏剧化的方式收场。负责看守这个死刑犯的士兵们无可非议地认为判决是荒谬的。因此他们在兵营里组织了一场士兵会议，向市苏维埃提交了抗议书，要求推翻判决。他们胜利了！
所以我们有能够选举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技术员参加苏维埃，而不理会党支部（它的成员在最好情况下是极端宗派分子，最坏情况下是彻底腐化的野心家）反对的工人。我们有反抗法庭判决、组织大会、干涉“国家大事”、拯救犯人的士兵。索尔仁尼琴描写的正是革命时代与反革命时代的根本区别——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让他从斯大林时代中找出类似的例子，来证明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本质是一样的吧！
但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不是吗。为什么索尔仁尼琴终究是个悲剧，就在于这个被官僚驱逐残害的复古者的唯一用途，到最后依然不过是“新世纪“中道官僚”的玩偶。而被认为有制成玩偶的价值的部分，是索翁的技术统制信仰下的反民粹思想：
“技术员试图在车间施行纪律是合理的！那些能够合理组织他们活动的人理所应当领导社会！政治应该部分取决于技术的急切需要，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整套技术统制论的信条，意味着排斥工人直接行使权力，意味着对苏维埃权力的排斥，而这过去是、现在仍是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索尔仁尼琴和他的朋友能得出这种同样的观念，这毫不令人意外。他们和官僚同样否认工人能够行使权力；在生活方式、思想、愿望和理念等方面，他们和官僚一样，在本质上是与工人阶级相隔绝的。
这就是悲哀所在。索尔仁尼琴不过是斯大林的另一面，是斯大林体制的一部分，他把斯大林骂得祖坟冒烟的样子可能很靓仔，他的被驱逐与流亡很壮烈，但他才是那个开明专制信仰下的御用反对派。他对斯大林的谩骂，不过是一种“公车上书”。
岂止是康有为呢，克里姆林宫的叶赫那拉恐怕对有这么个靶子送上门喜出望外。因为索尔仁尼琴送上的是一顶帽子，这顶帽子被西方包装成整个扩大化的“反康”以后，卖给斯大林自己，戴在了每个“康”头上，于是，索翁不过是叫斯大林的清洗来的更名正言顺罢了——他才是他最仇恨者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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