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推测出来的所谓中古汉语、上古汉语发音可信程度高吗？

关于现代人推测出的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发音，其可信程度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审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高”或“不高”，而是要理解其背后的研究方法、证据基础以及存在的局限性。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谨且持续发展的学术领域，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大量证据和科学推理之上的，但由于年代久远和证据的缺失，总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为什么我们要推测古汉语发音？

语言是会不断演变的，就像今天的汉语与唐朝时的汉语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一样，更早时期的汉语自然与现在也不同。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的文献、诗歌、历史，以及语言演变的规律，复原古汉语的发音就显得尤为重要。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听到李白吟诵他的诗句，那将是多么震撼的体验！

推测的证据从哪里来？

学者们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依靠一系列来自古代的“线索”来拼凑出古汉语的语音面貌。这些线索主要包括：

1. 韵书（Rhyme Books）：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证据之一。例如，《切韵》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编纂的一部重要的韵书，它系统地记录了当时汉语（主要是北方官话和南方中古汉语）的读音。韵书通过“反切”来标注字的读音：用两个字的声母和韵母组合来表示一个字的读音。例如，“东”字的反切是“德红”。“德”字提供声母 /d/，“红”字提供韵母 /ong/。通过分析大量反切，我们可以推断出古代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

可信度分析：韵书的价值非常高，因为它们是当时语言学家和文人对语言系统性记录的产物。然而，韵书本身也有其局限性。
地域性和阶层性：韵书通常反映的是某一特定地域（如当时的都城）或某一社会阶层（如士大夫）的语言，不一定能完全代表所有地区或所有人的发音。
标准化和规范化：韵书是为了规范读音、方便学习而编纂的，可能存在一定的标准化处理，不完全是口语的真实写照。
记录方式的限制：反切法虽然精妙，但毕竟是通过其他字的读音来描述一个字的读音，这种间接的记录方式本身就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或解释空间。

2. 诗歌的押韵：古代诗歌，尤其是格律严谨的诗歌，非常注重押韵。例如，唐诗中的许多诗句押的是同一个韵部。如果现代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后，这些本应押韵的字却不押韵了，这说明古代的读音与现代不同。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诗歌的押韵规律，可以推断出古代的韵母系统。

可信度分析：诗歌押韵是重要的佐证，但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宽韵：有时候为了诗歌的艺术性，作者会使用“宽韵”，即允许一些发音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字押韵。这使得推断变得复杂。
地域方言的影响：作家的籍贯或诗歌创作的地点也可能影响其押韵的选择。
通押：古代有时存在“通押”，即允许不同韵部的字押韵，这增加了推断的难度。

3. 外来语的音译：佛教传入中国后，带来了大量的梵文词汇，这些梵文词汇被翻译成汉字。这些音译词的汉字读音，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学习和模仿梵文发音的方式，从而间接反映了中古汉语的某些发音特点。例如，佛陀（Buddha）、涅槃（Nirvana）等词的音译。

可信度分析：音译是宝贵的证据，但也存在挑战。
模仿的准确性：音译者对梵文发音的熟悉程度以及当时汉字音系的特点，都可能影响音译的准确性。梵文的某些音在中古汉语中可能不存在，译者只能用最接近的汉字来代替。
翻译者的选择：不同的翻译者在音译时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4. 其他民族语言的借词：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有过频繁的语言接触。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借入了汉字词，或者汉族借入了少数民族的词汇。这些借词的发音也可以为古汉语的发音提供线索。

可信度分析：这类证据的作用与外来语音译类似，需要考虑借入时双方语言的特点以及发音的准确模仿。

5. 少数民族语言对古汉语的继承：一些语言学家发现，现代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与汉语有历史渊源的语言）在某些发音上可能保留了中古汉语的一些特征。

可信度分析：这种观点需要谨慎对待，因为语言的演变是复杂的，很难确定哪些特征是直接继承，哪些是独立演变或受到其他语言影响。

现代学者如何“复原”？

现代学者运用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系统地分析上述证据。他们会：

建立语音系统模型：基于韵书和押韵证据，构建出中古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例如，中古汉语被认为有更多的声母和韵母区分，一些在现代汉语中合并的音，在中古汉语中是分开的。
跨语言比较：将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与其他语言（如藏缅语族语言、早期汉语文献中的其他语音线索）进行比较，寻找规律和支持。
科学的推断：基于证据的关联性和逻辑性，对那些没有直接证据的字词的发音进行科学推断。比如，如果一个字属于某个韵部，并且与另一个字的韵母发音非常相似（有旁证），那么可以推断它们在古代也可能押韵或发音相近。

可信度有多高？

中古汉语（特别是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所反映的语音）：可信度相对较高，因为有相对系统和大量的证据支持。学者们对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虽然在一些细节上可能还有争议或不同的解释。例如，中古汉语声母的细分、部分韵母的实际发音等，仍是研究的重点。
上古汉语：可信度相较于中古汉语要低一些，因为上古汉语的直接证据非常稀少。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一些比较晚近的韵书（如《说文解字》的音系），以及对《诗经》等早期文献的分析，还有更远古的语言（如甲骨文）的零散线索。因此，对上古汉语的复原更像是一种“推测”和“构拟”，包含着更多的理论性和不确定性。学者们对上古汉语的声母、韵母数量以及一些关键音的变化趋势有大致的共识，但具体的发音细节，例如元音的精确发音，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总结来说：

现代人推测出的古汉语发音，特别是中古汉语，是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海量考古、文献证据得出的。它们是目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语音面貌。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古代文学、历史和语言演变提供了 invaluable 的帮助。

然而，“可信度高”不等于“绝对准确”或“完全没有争议”。因为语言是活的，并且会随着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我们没有录音设备能够记录下孔子、李白、杜甫的声音。因此，古汉语的复原始终是一个科学的重建过程，是一个逼近真相的努力，而非对历史声音的完美复制。

研究古汉语发音的学者们，正是通过不断地收集证据、优化模型、进行跨学科的论证，来不断提高我们对古汉语发音的认识深度和准确性。因此，与其说“可信度高”，不如说它们是目前最科学、最有依据的推测，并且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网友意见

更新：看到这个问题下很多答主都有误会，似乎觉得网络上的视频是学术界做出来的，觉得学术界做这种研究的人是在博取名利、套眼球，或者干脆是带着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阴谋……因此作为一名音韵学“准官科”，我得出来澄清几句。首先，音韵学是我国的一门传统学问，是“小学”的一部分（传统的“小学”包括音韵、文字、训诂，是为了解释经典服务的学科），顾炎武、段玉裁、章太炎等人都是传统的音韵学大家——这些人总不至于是博眼球的、是分裂势力吧？几乎所有的高校中文系都有音韵学这门必修课，难道教育部带头搞分裂吗？其次，这些视频都是爱好者的作品，官科是没有制作过、发布过这类视频的，原因我在回答里也说了——拟音不是用来读的。请不要把脏水泼向学界的老先生们，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怀着对汉语的热爱，甘于清贫地坐冷板凳，搞着这门“绝学”，他们不应当因为一些一知半解的爱好者没有正确理解他们的研究，就被人误会、诽谤成别有用心之徒。他们做这些研究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名利——我就列举一下吧，王力、李方桂、周祖谟、邵荣芬、俞敏、郑张尚芳、潘悟云……这些人，您如果不是汉语言专业，不了解音韵学，他们的名字您肯定是没有听说过的，可他们都是整个学界都闻名的大家——然而出了这个学界就没人认识了，试问他们难道可能是刻意追名逐利之辈吗？想靠研究博眼球、追名逐利的话，怎么至于在普罗大众中，他们的名字，乃至音韵学这门学科的名字都如此冷门？试看上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先生，多么家喻户晓啊，追名逐利者起码都该向那个方向努力才是啊？请各位抱着怀疑态度的朋友先把你们的批判性思维姑且收一收，了解了什么是音韵学，音韵学界是什么想法，网络上自发的爱好者又是什么情况，再发议论也不迟。不做了解，一上来就凭着误会搞批判，只会显出你们的无知和傲慢。

至于还有一些人，甚至觉得因为构拟出来的读音读出来，自己听不懂，“不像汉语”，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那这个研究就肯定是“别有用心”、“动机值得怀疑”的，我就这么说吧，我大学宿舍同一层楼有个福建莆田人，他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讲的是莆田话，我在一边听了之后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听不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百度一下莆田话的音频，一般人不看字幕几乎不可能听懂任何一个字），而且他说话还带着清边擦音这种其他方言很少见的音（只有南方的一些方言才有这种音），听起来嘶嘶嘶的，也“不像汉语（指官话方言）”。那问题来了，到底是莆田话不是中国话，还是我不是中国人？还是说这个莆田同学是别有用心、动机可疑呢？

还有一些人，质疑“这门学科有什么用？它的价值在哪里？”对于这种疑惑，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先不说音韵学的问题。我的本科读的是历史，历史必然涉及考古（虽然历史学和考古学是两门不同的学问），就先问问各位：考古学有什么用？考古学能创造什么价值？从庸俗的、消费主义的角度看来，考古学创造不出任何消费来，每年还要国家垫进去上亿的经费，辛辛苦苦考古完了，有的遗址可能开个博物馆——偏偏公家办的博物馆还都连门票钱都不收的。那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有人去做考古？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考古能让我们得知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具体地生活的，比如说对古城的考古，从城池的结构能看出古人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再比如说对墓葬的考古，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先民的生死观念……历史的遗存代表着一种记忆，考古学是通过这些遗存，研究还原出具体的古代的社会生活，从而让这些记忆更加鲜明、更加便于让我们了解。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具体的社会生活，而人类从古至今一切的社会都有一个基础——语言。我们研究古代的语音，就是探究古代社会生活的基石、探究古人思考的基础。对古音的研究是理解我们的古老文明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正如清代古音学家段玉裁所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

有人又会问了：既然这样的研究是如此重要，那如果你们的研究错了呢？岂不是下误导今人，上对不起古人？你们负得起这种责任吗？我对此的回答是：任何学科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是百分之百正确无误的。在相对论出现之前，物理学家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叫做“以太”的介质起着传递光的作用——这个认识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是在上世纪初却还为很多物理学家相信，那么那时候物理学岂不是也在误导人？再举一个更近似的具体的例子，我国的半坡遗址出土过一种尖底陶瓶，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关于这种陶瓶的作用，考古学界就一直众说纷纭，有认为是炊具的，也有认为是背篓一类东西的，还有认为是取水的工具……最后半坡博物馆在介绍这种陶瓶的时候采取的是“取水工具”说，还在旁边绘声绘色地画了演示图，称赞这是古人的智慧。结果前几年，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出来了，基于对这种瓶子的内壁残留物进行化学分析，发现这种瓶子其实是酿酒器——之前的取水器的说法就被证伪了，半坡博物馆就这么“误导”了大众好多年！那是不是因为考古学会犯这样子的错，我们就该“防止自己对不起社会和祖宗”，就干脆不该研究考古呢？因噎废食是最不可取的，科学所带来的认知必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是会不断进步的，音韵学研究也是如此，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音韵学现代化以来，我们对古代语音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理论在不断修正中进步，而且这种理论的进步只会不断继续下去。科学的研究不怕犯错，而只怕研究的道路止步不前，导致错误得不到纠正。

对于音韵学的研究方法，本回答不再做赘述，请看我之前的回答：

原回答：题主的疑惑，我作为一个文科生，大概算是理解了。题主的疑惑是这样的：如果复原出来的古汉语读音在读过去的诗词的时候，没有办法让人感受到我们叫做“美感”的东西，那这种古汉语的构拟到底符不符合客观事实？如果符合，那为什么听它们读诗的时候我感觉不到美？

要解开题主的疑惑，我们就得搞清楚，拟音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吟诵之“美”到底从何而来？接下来我就一一分析一下这些问题。

我们对汉语古音的构拟，是基于汉语音韵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成果。要问这些拟音是用来做什么的，题主可能想当然地会觉得，那当然是用来念古诗的吧？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拟音拿来念诗，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网络音韵学圈爱好者们的行为，学者们其实少有用古汉语拟音来念诵古代诗词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汉语音韵学这门学科来说，拟音不是研究的“目的”，而是一种研究的辅助工具，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学科，因此要用语言学的方式去探究汉语音系的变化，而显然的，要探究汉语音系的历史变化，不可能不涉及到古汉语的音系，这个时候，有一套用国际音标表示的古汉语音系的构拟方案的话，在讨论和解释问题的时候就比较直观和方便了。

拿具体的上古汉语语音现象研究来举例子，在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玺印中，我们发现有“弟”通“夷”的现象，音韵学的上古汉语研究就得负责解释这个现象，我们拿现在的其中一种拟音系统来看，“弟”的上古音构拟是li̠-ʔ，“夷”的上古音构拟是li，这两个字上古音相近，一目了然地就可以通假。再比如说新出的“安大简”中，有“备”通“服”的例子，也需要音韵学去解释它，我们现在的构拟中，“备”上古音brəh，“服”bək，二者是音近的，所以上古才可能通假，这是音韵学在解读实际文献上的作用。

拟音这一模型的实际作用其实当然远远不止于此，除了解读文献，它还有帮助我们追溯汉语中有哪些现在看起来已经远隔的词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词根的作用，比如说“史”*s-rəʔ来自“吏”*rəh这个词。而且它还能帮我们正确地解读古文字，比如说“道”字，很多人都可能听说过，对这个字有所谓“拿着敌人的头（首）在道路上行走”的解释，其实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文字学界也通过音韵学推翻了这种所谓解释。我们的祖先没有这么野蛮，“道”lu̠ʔ从“首”l̥uʔ声，附加义符“辵”（也就是俗称的走之底，表示行走一类的意思）——“道”只是个标准的形声字罢了。不研究古音，那我们就连自己的祖先怎么造字都要误会了，还可能干脆把他们就这么当成提着人头到处走的野蛮人，这么乱解字，大概才要算是“对不起先人”了。既然如此，研究古音看来绝对是有必要的。

拟音的本质是用现有的材料做出一个能解释现在看得到的上古语音现象的解释性模型，这个模型也可以负责解释像上文提到的那样的那种实际出土的文书的语音现象，并且不断经受这些现象的检验。

不知道题主想明白这样的系统和题主所要求的“真实”之间有什么最大的差别了没有？虽然拟音能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拟音所给我们能提供的，至多只是当时的声母、韵母以及它们组合出来的一个个音节，就像是汉语拼音可以拼写出现代标准汉语的每一个音节一样。然而真实的语音，不仅仅是简单的声母、韵母拼凑起来的音节机械地“连起来”这么简单。从我们平常说话来举例，如果题主普通话说得比较好，那应该就能感受到，普通话的语调是有其特殊的规律的，这在语言学上称为“韵律”，韵律规制了普通话的语调走向和具体的音节长度，比如说普通的“我爱你”三个字，接连说起来，受到普通话韵律的影响，“我”这一个字的音长会和“爱你”两个字的音长加起来差不多长。而在一些方言中就不是这样，粤语的韵律系统就要求“我爱你”这三个字都是完全等长的，这就导致了粤语的语调听感上和普通话的语调听感极其不一样，有的粤语母语者说普通话，虽然发音问题也有，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调，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字，而且没有丝毫“顿挫”感，北方的朋友初听起来会非常难受——这就是由于这些粤语母语者没有掌握普通话的韵律所致（但是却不代表普通话本身就这么“呕哑嘲哳难为听”）。在实际语言中，除了韵律以外，还存在着语流音变，什么叫语流音变呢？比如说有的北京人说话，语速快了，会把“我们”说成“wom”，这就是一种语流音变了。语流音变的存在也可以让语言听起来更自然。

实际说话是要注重韵律和包括语流音变在内的其他因素的，诗歌朗诵就更是如此了，题主既然有美学修养，那自然可以分辨出舞台上的诗朗诵和拿着诗干巴巴地念哪个更美了。即使是同一首诗，放到专业的朗诵家手里朗诵，和放到一个只会对着字一字一句地干巴巴地念的人手里，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会让你沉醉其中，后者只会让你只皱眉头。而回到题目中问的对拟音的朗读，即使我们拟出来的语音系统是正确的，直接就这样不加处理地念，甚至比“干巴巴地念诗”效果还要糟糕，因为现实中干巴巴地念的人起码还会受到一点实际他对自己念诵用的语言的感觉的影响，如果这个人说的是普通话，可能他还会把平时说话时候的语调习惯带进念诵里，虽然也不太中听，但起码不会不自然。拟音念诵就不是这样了，像题主给的那个视频，就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题主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刚学会拼音的外国人对着拼音一字一顿地念北岛的诗，那就算拼音是对的，从他念出来的效果中你肯定是感觉不到任何“美”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拟音是否真实，而在于“拟音”距离实际上有语调、有语流音变的实际语音还有很大差距。古人已经死去了千年，他们口语中的细节我们已经很难得知了，我们不可能知道唐代的汉语究竟是普通话这种韵律，还是粤语那种韵律，我们也不知道上古汉语到底是不是还有像欧洲语言的那种重音。人类的智慧是很伟大的，但是它是有极限的，音韵学研究只能告诉我们音系层面的东西，至于韵律之类，我们恐怕无能为力。换言之，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复原出古人的实际“说话时候的”语音。

不过，人类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如何让拟音听起来更“真实”，相关的艺术性创作当然是有的。请允许我在此向题主安利 @UntPhesoca 创作的艺术性中古音朗读作品《郭沫若诗四首》：

unt在这里基于她对语言学的理解，对中古拟音进行了富有艺术性的合理加工，在拟音的基础上加入了特定的韵律甚至语流音变，使得中古拟音听起来更加近似于一种实际存在的语言。相信题主听了之后，能体会到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而且也建议题主通过视频简介的链接，再听听同样是unt创作的中古音《莽撞人》和由她作曲并演唱的《苏幕遮·燎沉香》。自然了，unt的处理也只是爱好者之中比较好的一个艺术加工，不代表音韵学官科的态度。

对于追求“美感”的人，我推荐这个拟音二次创作视频，上古音演唱版《离骚》：

这个拟音方案和那些你们觉得不美的视频用的拟音方案差距其实不大。足以说明“不好听”其实是朗读者自己的问题。

拜读了很多回答，都已经说得很深入了。我就路过发个meme。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像外星语，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语语。

上古汉语也是一样，我们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很可能不是真正的上古汉语。但是（敲黑板），科学追求的往往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具有解释力（plausible）的假说。然后我们可以在新的现象被发现以后不断修正我们的假说。现在上古汉语有不同的构拟流派，我们判断哪家的构拟更好的依据，就是看哪家的解释力更强。而构拟的语言是否“真实”，是次要的。

相比于reality，科学家更注重plau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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