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美尔古代诸王被当成真实存在的，但夏朝的王不行？

目前能证明“苏美尔地区”存在一个古国

目前能证明“二里头地区”存在一个古国

这两个才是对应关系

和“二里头地区”存在一个“夏朝”对应的

应该是“苏美尔地区”存在一个“X王朝”

更新一下。

有些人觉得否认夏朝就相当于否认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其实这是两回事，就算夏朝存在，也只能证明约4300年的历史，证明5000年历史的是良渚文化。

至于之前对中国5000年历史的怀疑也并不奇怪，因为之前的考古证据真不足以支持5000年历史这个说法，在考古领域将中国历史推到5000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不过很多人并没有来得及更新知识。

以下是原回答：

因为两者有个重大不同，即是否有预设目标。

苏美尔文明是找到什么算什么，夏朝是要找到一个符合记录的文明遗迹。

司马迁对夏朝是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的，这就使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事情，不能随便指着一个同时期的古文明遗迹说这是夏朝。

夏朝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夏朝？”

“苏美尔文明”这个名字是后世起的，泛指古苏美尔地区以苏美尔文字为特点的文明，是挖到什么就算什么；夏朝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详细记载的一个王朝，只要挖到的东西不符合《史记》记载，那就证明不了。

现在的考古发现认为夏朝对应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但现在仍缺乏最关键的的证据，那就是代表王朝名字的那个“夏”字在哪？

现在的二里头遗址可以认为是一个行政中心，问题是这个行政中心所属的王朝名字仍然是未知。

这个王朝可以根据发现地叫他“二里头王朝”、“偃师王朝”、“河南王朝”；可以根据时间顺序叫他“第一王朝”到“第N王朝”；甚至可以起个别的名字，比如“唐朝”、“宋朝”、“元朝”、“哈布斯堡王朝”、“金雀花王朝”、“二饼王朝”、“三条王朝”都可以；但唯独不能说是司马迁《史记》中的那个“夏朝”。

因为我之前说的那些名字都是我们后世起的，用于称呼这个王朝的，这些名字可以说“不好”、“不合适”，但唯独不能说错。

司马迁对夏朝的记载是非常详细的，而且有非常详细的王位更迭顺序，这就导致证明夏朝成了一个要求很高的证明。因为需要找到的是一个符合司马迁记载的夏朝，而不是找到一个龙山之后，成汤之前的王朝就可以了。

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题主你有5000年前的直系亲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指着随便一具五千年前的骸骨说“这个就是你的祖先。”尤其是我们手里还有这位祖先的生平的时候。

二里头博物馆有张挂图，如果你有初三文化水平，再用三分钟时间看看，就会明白。

为了防止大家看不清，我放局部图在下面。简单说，古巴比伦区域的文字是6000年前，古埃及文字是5000年前，有了文字，学者才可以进行核对工作，这是验证的前提。而古中国，一直到3500年前的商早期二里岗都没文字（发现过三件，但只有十几个字），文字大量出现，要到3200年前的商晚期殷墟，这种情况下你要验证4000年前的东西，这怎么可能，这连前提都不具备。这时只能进行假设和推论，而假设与假设之间，是不排他的。

苏美尔文明有语言，有文字，有明确断代的考古遗址，有记述。

夏朝只有记述。

打个比方：假如你写了一本小说，描述了一个史前的大王朝，并煞有介事地把王名和世系列了出来，还补充了很多生动的故事。你猜后人会不会相信这个王朝真实存在？

傻子才会信好吧。

哪怕你是司马迁，哪怕你是公认的良史，只要你拿不出物证，就没人把夏朝当做真实存在的历史。

在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一度对商朝的存在也是将信将疑。直到后人从龙骨上破译了商王的名讳，才确认了史记记载的真实性。

换句话说，考古学，一切拿实物证据说话。没有实物，再完备的描述也只是口嗨，也只能当成“一种可能性”看待。文献存在的意义，是为考古提供一个参考方向，以及作为后续出土实物的印证。

所以一切有关夏朝的争论焦点就在于：究竟有没有考古实物出自“夏朝”？

下面是常见的四个“论据”：

1.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是夏朝粉丝们最强大的武器。这个遗址确实被中西方学者公认为“一个商朝之前的强大国家的遗址”。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二里头就是传说中的“夏国”。

在商朝之前，中华文明的具体形式是部落聚集式。各个部落混居，有的联合成了“国家”，有的依然以部落形式存在。这一时期，大小国家并立，互相攻伐，互相兼并。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证明“二里头就是夏国，而不是春国，冬国或是秋国？甚至只是当时某个强大部落的遗址？”

很遗憾，考古学家们证明不了。

中国学术界有些专家认为“既然商之前最强大的就是夏，而二里头是目前最大的前商遗址，所以二里头就是夏。”

这个推理源自于大国的文化自信。但在逻辑上，它是不完备的。

这就好比巴萨的比赛进球了。而巴萨最强的球星是梅西。

有人就认为这个球一定是梅西进的。西方则表示要看战报说话。

哪个比较客观，一目了然。

PS：一觉醒来，发现写完答案的七个小时内，评论就已经堆到了一百多条，真有些猝不及防。本以为考古是小众话题，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热心朋友留言。大家都把焦点集中在二里头遗址上，所以答主再补充几条二里头的细节。

1.二里头遗址从未出土过任何能够盖棺定论的文字。

夏商时期是文字形成的时代，直到商朝晚期，文字系统才真正成熟起来，才出现了有意义的句段。可以近似认为，夏时期的文字只有单字或单词，想要靠文字系统来认定夏朝是很难的事情。人们必须找带有王名和都城名的单词才能证明夏朝真实存在，而我们却不知道这些单词在当时的叫法。

目前发现的所有夏朝文字，均是实物刻画的原始符号。这些字符与甲骨文有传承关系，但由于我们没有完全破解甲骨文（下文详述），所以依靠文字来认定夏朝的前景比较悲观。在全国一百多处夏朝遗址中，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刻画符号被真正解读出来，更别提解读出有意义的单词了。

2.二里头没有唯一性。

根据文献记载（注：文献本身就不是自洽的），夏朝都城共有十几个。二里头所在的伊洛地区是后期的国都“斟鄩”。

但是，斟鄩遗址的时间跨度从夏朝一直覆盖到了周朝，还有一部分压在汉魏洛阳城下面。周边的二里头村，四角楼村等现代村镇也阻碍了发掘工作，其地下的情况无从得知。可以说，整个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其断代细节无法与文献达成严谨印证，最多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个框架性的粗略认识。这也是为何二里头的考古工作持续了六十多年，学者们还是找不到夏朝存在证据的原因。

其实考古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有些文献的记载就可以推翻了。比如商朝的都城“朝歌”，很多文献都标出了它的具体位置（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括地志》），但现代考古并没有在其附近发现商代的宫殿和城墙遗址，大规模的墓葬也没有。可见文献也不一定是可靠的。

这样一来，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斟鄩所在的伊洛地区，真的就是夏都的准确位置吗？

这里有没有可能是商都？有没有可能是斟鄩国的国都？

毕竟，大禹的阳城和平阳，启的黄丘，少康的原，相的帝丘，孔甲的西河等历代“夏朝都城”都没有被发现或百分百确认，唯独斟鄩被强行定义在二里头，依据还是“文献记载”，略显底气不足。

3.夏朝的称谓与诸国

评论里有部分杠精盯着“夏朝是不是叫夏朝”反复横跳，让答主无语。这部分内容属于历史常识——在没有国号的年代，夏朝人当然不会叫自己为“大夏人”。“夏”是后人给的称呼，这就好像“苏美尔人”称呼自己为黑头人一样——当时根本就没有“苏美尔”这个名词。

我们所说的夏朝，就是夏后氏所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的中央政权，从来都是部落聚居的共主式政权。

翻译成人话就是：“夏”只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在它身边，还有少至数十个，多至数百个强大的国家。

比如，同样出自姒姓的就有有扈氏，有南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有莘氏，冥氏……

而“异族”则有涂山氏，有仍氏、有鬲氏，有穷氏，顾，昆吾，葛…

所有这些国家，被考古发掘确认的连10%都没有。那么，为何就能确认二里头是夏都，而不是这些封国之一的国都？

4.夏朝的统治并不稳固，斟鄩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夏都”。

根据《竹书纪年》（注：这部文献并不是信史）记载，夏朝至少发生过三次大权旁落的政治动荡。斟鄩一开始是夏王的避难所，地位类似于八国联军进京后的避暑山庄。除它之外，夏朝还有数个经营了上百年的真正国都，规模与地位均高于斟鄩。其中的老丘，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历经六位帝王，为夏都之最。

早期的夏活跃于山西，后来迁至河南，在与东夷交战过程中，又扩展到了山东和长江流域，最后灭亡于河南。从夏朝的迁都史也可以看出，夏朝的统治是极不稳定的，夏王走哪到就把国都迁到哪，几乎达到了一帝一都甚至一帝多都的程度。

而“斟鄩”本来是二斟（斟鄩，斟灌）的国都，由于斟鄩氏是皇族（与夏后氏同源），所以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倾向于夏王，为失政的夏王提供庇护，并积极支持复辟战争。

后羿之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近百年没有中央政权，皇位四十余年空白。这一时期，不存在所谓的“夏朝”，中原数国并立，互相攻伐，斟鄩不具有国都的功能，它只是斟鄩氏为夏王提供的避难所。

少康复国之后，不知是鸠占鹊巢还是无力还于旧都，他在斟鄩附近建了三个国都（纶，夏邑，帝丘），不再西归也不再东进，从此把夏政权的统治中心固定在了河南省西部。

由此看来，即便二里头真的是斟鄩遗址，那么它本身也并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它最多只能证明“斟鄩氏”的存在。

5.尴尬的墓葬问题

墓葬的规模一直二里头地位认定的结症。

按理说，像二里头这么大的遗址，又挖了六十多年，早就应该发现王侯级的大墓了。但实际上，二里头不但没有王侯墓，连奴隶主的墓都很少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墓和奴隶墓。墓里面没有金器玉器，更没有人殉。这作为一个“国都”来讲，实在是罕见的贫瘠。

对比其他著名遗址——无论是良渚还是陶寺，其墓葬丰富程度都要远大于二里头。
二里头最大的墓的规模仅仅相当于殷墟的妇好墓，墓中只有一副狗骨架，而且坐落于二号宫殿遗址的核心区域。这一切都在强烈暗示，这座“墓”更可能是个衣冠冢或者祭祀坑，二号宫殿也不是真正的宫殿，更像是个太庙或祭坛。

如果未来再没有大墓被发现，二里头不仅难以成为“夏”，可能连方国的地位都不保了。

2.禹墟遗址。

这个遗址答主比较熟悉，数年前答主曾为某博物馆绘制了禹墟的三维模型，也是少数在填埋前就到过现场的非体制内人员。

“禹墟”遗址位于禹会村，是传说中“禹会诸侯”的集会地点。虽然没有可供断代的遗物出土，但红烧土层，白膏土，柱础和焚烧坑的遗迹证明了这里确实是一处部落首领的集会场所。结合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大规模首领集会，只有“禹会诸侯于荆涂，执玉帛者万国”这一事件。

答主比较认同该遗址就是禹会诸侯遗址的结论。因为在建三维模型时，可以明显看到该遗址与荆山涂山的相互位置关系，淮河古河道正好流经该遗址，与史书记载毫无二致，应该不是巧合。

那么，禹墟能证明什么呢？

它能证明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人在这里开过会。

没了。

尴尬吗？

由于“禹”这个人物无法被证实，所以禹墟和夏朝也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一处史前的集会场所。至于到底是什么人在这里集会，他们与夏朝究竟有没有关系，我们一概不知。

3.龙山，岳石文化

龙山文化的大部，岳石文化的全部都在山东省。按当时生产力条件和交通状况推算，这两种文化更可能属于东夷族而不是夏朝。当然如果能在这些地方发现夏朝存在的旁证（明确带有王名的遗物或是夏王陵墓）也可以证实夏朝的存在，但目前还没有发现。

龙山文化中的刻画符号是甲骨文的前身。可惜出土较少，暂时无法破译。

答主为这些刻画符号制作过贴图，也旁听过老教授们开会讨论。破译刻画符号的难点是样本数量太少，不像古埃及语拥有完整的语系和对照表可以参考。未来可能的方向是先破译甲骨文，然后反溯至刻画符号去推断它们的真正含义。

当时已经有教授在做这样的工作了，听说已经解读出了其中一个字的含义。但我再详细打听时，有个老头就用一副“此乃国家机密”的表情阻止了话头。

所以具体的破解进度仍然不详。但估计即便解读出来，这些符号也不太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字句。应该只是人名和卜辞而已。

4.商代记载

上文提到，商朝的存在就是通过甲骨文认定的。那么，甲骨文有提到夏朝的诸王吗？

目前甲骨文上大约发现了5000个独立字符，有一半左右被破译出来。在已经破译出的部分，一共提到了8位中晚期的商王，最早的年代是公元前1300年。

由于“殷”是商朝中期才建立的国都，而所有甲骨均出自于殷墟，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早于商代中期以前的甲骨。

这样一来，从夏朝灭亡到最早的甲骨出现，期间间隔了300年的历史空白区。由于甲骨文的内容多为卜辞而非史书，所以很难在里面找到甲骨制作时代之前的信息。

因此，甲骨文上没有夏朝的信息。

除非发现新的甲骨坑，否则以后也不会有。

综上，夏朝在“考古学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当然，它有可能存在，而且可能性很大，但在找到实质性证据之前，答主建议使用谨慎的描述。

后记

答疑：中西方在考古上到底有何本质上的不同？（题外话，28号补充）

翻了翻评论区，答主发现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很多小朋友都把“西方”列为罪魁祸首，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夏朝不是不存在，而是被西方的魔鬼撒旦硬生生搞没的。只要中西方有任何观点不一样，那就一定是西方在恶意搞事，妄图抹杀我们五千年的辉煌历史。

恕某直言，这是对考古发展史无知的表现。恶劣影响无异于民科。

西方考古界秉持的是“实证主义”。众所周知，自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代考古学就是在埃及学的耀眼光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在埃及学的影响下，西方考古渐渐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习惯：只重视实物证据，轻视记载和文献。

这也是考古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根本就没有任何文献可供参考，学者们想看也看不到。在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语之前，人们甚至连埃及的文字都理解不了，更别说严谨的历史资料了。当时人们能够参考的全部信息，就是古希腊驴友希罗多德在旅途中的道听途说。所以靠物证来立论，再靠其他物证来印证，就成为了当年西式考古的主要手段。在西方学者眼中，任何结论都要秉持“孤证存疑”的信条，这就是实证主义的偏执性。即便后期发现了《埃及史》这样详细的编年史，西方依然对“文献”记载重视不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定势了。

而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文物的保存条件不像干燥的埃及那么有优势，但文献记载却极其丰富，几乎所有已知的文明都能找到详细的记录。所以中国的学者自然而然就会把文献当成指引方向的工具，建立了一种“按图索骥”式的先验逻辑。“证据不够，记录来凑”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那么中西方到底哪个对？

其实都对。

因为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公认“文字是断代的金标准”。只要有文字发现，其结论就不会受到任何质疑。不管你是夏商还是虞，甚至是春秋冬国，都不会受到国外同行的“歧视”。

那么退一步讲，没有文字怎么办？或者文字不准怎么办（比如埃及法老的日常吹逼）？

在可以确定文化层年代的前提下，寻找能够互相认证的实物证据。

比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夏朝王墓，同时能在附近能找到兵营，宫殿或者监狱的遗址，那么就可以确认这里存在过国家。

再和其他已知遗址对比（比如商），证明其墓葬等级不亚于商朝王墓（看规模，随葬品，人殉等），那么可以证明这个国家同样是个大一统政权；

最后，再找到其和商之间的合理延续证据（比如鸣条之战遗址，或夏商共有的王权信物），就可以确定这个国家就是传说中的“夏”。

所以说，二里头不被西方承认并不是“中国式考古”的锅，而单纯是因为证据链过于单薄，缺乏基本的说服力而已。

由此可见，中西方考古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是否重视文献的作用”。王国维有鉴于此，就提出过“二重证据法”，提倡既不像西方那样轻视文献，也别像中国这样依赖文献，而是要把两者结合，用实物为基础，再用文献做指引和旁证，进行综合判断。

这种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但可惜由于天生的文化差异，西方不太可能去深入理解中国文献，而中国文献本身又良莠不齐，勘误难度大（比如山海经就是一部对考古没什么帮助的“文献”），想要在西方学界里普及二重证据法，恐怕比在金字塔里挖到出师表还难。

尽管如此，中西方还是取得过一些共识的。比如西方的鉴定手段，物探科技在中国田野考古中大展身手，而中国的按图索骥式推理对西方也有启发作用。图坦卡蒙墓的发现，佩尔—拉美西斯和塔尼斯遗址的认定，都有文献神助攻的影子。求同存异，双重印证是考古学界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五十年来，中西方一直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可预见的未来，实证主义和先验主义的差距会越来越小，直到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所以，小朋友们就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西方考古了。绝大多数的考古学家都是政治不敏感的。说句不好听的，您是长得漂亮还是家里有钱？让人家非得盯着您一个人来回强暴？中国的历史到底是四千年还是五千年，关人家老外屁事？美国只有二百年的历史，依然可以把全世界放在浴缸里摩擦。古埃及有五千五百年的历史，却早已亡国灭种，只剩下了一堆破坟老庙和骨头渣子供人凭吊。

要答主说，国强则民傲，国弱则民刁。打赢一场甲午比挖十座殷墟都管用。老祖宗们不在乎你们是否了解他们的历史，但一定在乎子孙们是不是在几千年之后，活得还不如当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