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交官员说「中国外交处于尴尬境地，国人认为外交软弱，国外认为中国外交强硬」，为什么有这种差异呢？
一、 国内视角下的“软弱论”：失落的期待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
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和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厚的群体中，将中国外交形容为“软弱”，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期望落差”和对过往辉煌的怀念，同时也受到特定媒体叙事的影响。
期望落差与“复兴”叙事：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腾飞，国力蒸蒸日上，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在这种宏大叙事下，人们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与之实力相匹配的、更具领导力乃至主导性的角色。当面对一些国际事件，比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贸易摩擦，或者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不公时，如果中国官方的回应不够强硬，或者未能立即取得令国人满意和振奋的结果，就容易被解读为“软弱”。这种“软弱”往往不是真的缺乏实力，而是未能满足民众对国家力量“应有”展现的期待。
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 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基础，在一些时刻会被放大和煽动。在一些敏感的国际议题上，民族主义者往往倾向于采取“寸土必争”、“以牙还牙”的态度。当外交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即便采取了合乎国际惯例、争取最大利益但又不至于引发极端冲突的策略，在强硬派看来也是“退让”或“软弱”，未能充分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强大了，就应该“硬气”起来，不受任何人欺负。
信息获取的局限与筛选： 国内公众获取国际信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官方媒体和经过审查的互联网平台。这些渠道在报道外交事件时，往往会侧重于强调中国立场，并尽可能地展现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努力。然而，对于一些复杂的博弈过程、外交斡旋中的妥协或战略性忍耐，可能不会被充分或清晰地传达给公众。同时，网络上也充斥着大量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和片面解读，进一步固化了部分民众对外交“软弱”的认知。
对比的心理：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人们对外交表现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与过去的时代相比，或者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强硬言论相比，一些相对温和或审慎的外交姿态，就容易被视为“软弱”。
二、 国外视角下的“强硬论”：威胁认知与价值观的冲突
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外交“强硬”的看法则更为普遍，这背后反映的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大国博弈的逻辑以及价值观的差异。
“战狼外交”的标签与实际行动： 近年来，“战狼外交”这个词在国际上广为流传，用来形容中国外交官在面对质疑或批评时，采取的直接、尖锐、甚至有些攻击性的回应方式。这种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国外交相对低调、含蓄的形象。例如，在疫情溯源问题、人权问题、贸易争端等议题上，中国外交官的回应常常被认为带有强烈的辩护色彩，甚至直接反击。这些行为在国际观察者看来，无疑是“强硬”的表现。
地缘政治的竞争与战略焦虑：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压力。在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南海主权等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这些国家眼中，被解读为扩张主义和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强硬”表现。它们认为中国在试图改变现状，并且不惜采取强硬手段。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人权、民主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使得双方在很多国际议题上存在立场分歧。当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坚持自身原则，拒绝西方价值观的批评或干涉时，西方国家往往会将其视为对自身价值观的挑战，并认为中国在试图输出其模式，这是“强硬”的另一层含义。
信息传播的差异与“中国威胁论”的放大：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往往会放大其负面信息，并将中国的外交策略置于“中国威胁论”的框架下解读。任何超出西方预期的行为，都可能被贴上“强硬”的标签。例如，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国际话语权等，在一些西方叙事中，也被解读为中国试图扩大其影响力，这也被视为一种“强硬”的策略。
大国心态与实力投射： 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大国之间存在权力博弈。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其行为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审视和解读。当中国开始运用其日益增长的实力去争取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和利益时，这种实力投射在其他国家看来，自然会被视为一种“强硬”的姿态，尤其当这种姿态与它们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三、 差异的根源：不同的“度”、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语境”
这种认知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度”的衡量标准不同： 国内认为“软弱”，是因为其衡量标准是“能否立即压倒对方，让对方屈服”，是基于一种“我强故我可任意”的朴素民族主义期望。而国外认为“强硬”，则是因为其看到了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时的坚决性、在原则问题上的不妥协，以及与过去相比更为主动和强势的外交姿态。这种“强硬”可能是相对温和国家的标准下的强硬，也可能是传统认知下西方国家之间博弈习惯的对比。
外交目标的侧重点不同： 国内民众更关注的是国家尊严是否受到侮辱、国家利益是否受到侵犯，希望外交能迅速带来“扬眉吐气”的效果。而中国外交部门的实际目标，则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发展空间、化解外部风险、提升国际影响力，这往往需要耐心、策略和平衡，而不是一味的强硬或示弱。国外的视角则更多地关注中国行为对现有国际秩序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影响。
信息接触的滤镜不同： 国内信息接触中，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发展成就往往是主旋律，对外交的评价容易受到爱国情怀的影响。国外信息接触则普遍存在对中国的猜疑和竞争心态，容易将中国的外交行为解读为挑战和威胁。
总而言之，中国外交之所以呈现出这种令人困惑的“双面性”认知，是因为国内受众期待的是一种更能满足民族情感、直接宣示国力的“硬气”，而国际社会则更多地感知到的是中国崛起的实力投射、价值观冲突以及地缘政治的博弈姿态。这反映出，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用恰当的方式与国内外不同受众沟通，平衡国家实力与国际期望，同时又要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巨大挑战。
网友意见
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差距，是因为所获得信息的不同。举例来说，中国在全面核禁试条约CTBT谈判中的表现，就是一个无法随意概括的复杂多变行为，这是（大国）外交活动的写照。
下面我们用解密的CIA情报材料来看看[黑体是我加的]：
《中国核试验：赶在全面禁核试之前》
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
联合情报备忘录
1994年9月30日
CIA科学与武器研究情报处
摘要：
为了完成其核武现代化计划[未公开内容]，预计中国将在1996年底前进行至少6次地下核试验。中国核武器现代化的目标包括：完成对ICBM弹头、SLBM弹头的弹头研发，进行提高长期库存核弹头可靠性的研发项目等。如果能如期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将在1996年支持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达成，但是如果核试验出现失败或是被推迟，则中国将会拖延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签署。
[未公开内容]
中国正在探索弹头小型化、提高弹头安全性的各种技术途径。
[未公开内容]
正文：
引言
中国近来开始进行对其来说相当积极的一连串核试验，这些核试验是其核武器现代化项目的一部分。根据安排，地下核试验至少还要再进行两年。中国核武器现代化项目最可能的目标是：完成新型运载工具的核弹头研发、为加入全面核禁试条约CTBT做准备，提高长期库存核弹头的安全性、可靠性。核武现代化项目的其他目标包括：更加安全的核弹头、提高对当量缩放规律（yield-scaling laws，估计是指通过小当量核试验来验证大当量核武器的一些经验规律）的认识、通过效应试验来发现武器脆弱性、提高现有核弹头的安全性、也可能包括对用于未来运载系统的核弹头的研发。
中国加速核试验，是对CTBT可能性大增的一种直接反应。因为中国的核武器是五个核武器国家中最落后的（the least sophisticated），它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受到CTBT的影响将是最大的。中国比其他几个有核国家进行的核试验次数都少，其武库中的核武器设计数量可能也是最少的。虽然说北京公开是支持CTBT，我们判断其核试验将会继续，直到其国家安全目标得到实现，到那时我们估计它将加入CTBT。
目前，北京在日内瓦裁谈会上全面核禁试谈判的立场，既是坚持其一贯的核军控主张，又能拖延禁核试谈判进程。中国知道，其他几个核武器国家并没有在核禁试条约的几个关键点上达成一致，我们估计它将继续周旋。中国代表团尝试着要求CTBT中加入“核国家全体承诺不首先使用”，“核国家对无核国家承诺不使用核武器”等条款，这些条款被认为基本与CTBT没有关系。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其他方案，例如“进行和平核爆炸的权利”、“建立国际卫星系统，用于监测太空中和大气层中核爆炸”、“限制国家技术工具在CTBT违约核查中的使用”，都遭到了其他四个核武器国家的明确反对。
[未公开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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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法国完成核试验项目，中国变成最后一个还需要核试验的国家，国际上期待CTBT完成，外交压力增大。但是它还在继续拖延CTBT谈判的进程
到了1996年，要完成核试验计划的压力更大，所以前所未有的要求一年之内进行四次核试验：
《中国1996年雄心勃勃的核试验计划》
不扩散摘要（Proliferation Digest）
中央情报局情报总部（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96年5月31日
中国今年计划在罗布泊进行的核试验次数将创下纪录，达到4次。这些试验包括3次在[未公开内容]中进行，1次在一个[未公开内容]中进行[未公开内容]这个加速核试验的计划，目标可能是在CTBT签字前，收集更多的试验数据。
加速了的核试验计划
中国在1996年的核试验计划是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计划4次核试验，达到了近年来每年核试验数量的两倍。[未公开内容]四个核试验地点中的两个已经处于核试准备后期阶段，一个处于核试准备前期阶段，还有一个处于场址整备阶段。[未公开内容]
......
中国过去完成其核试验计划的记录并不完美，1994年计划进行3次核试验，1995年也是计划3次核试验，但是这两年都各仅进行了2次核试验。如果没有遭遇政治困难，或是技术困难，我们预计头两次[未公开内容]核试验将在六月底进行，[未公开内容]核试验将在8月进行，而最后一次[未公开内容]核试验将在十月或是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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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
中情局局长
1996年6月8日
“中国进行同步核试验”
“[未公开的内容]中方之前就有计划在全球核禁试前同步引爆多个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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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
中情局局长
1996年7月30日
核试验之后，外交部宣布，中国立即进入核暂停试（nuclear test moratorium），这个行为与上个月核试验后的承诺一致。
......
虽然说宣布进入核暂停试[未公开内容]
[未公开内容]如果决策层下令，中国将有能力进行另一次核试验————例如，如果中国在CTBT谈判上的提议被否决的话，或者有另一个国家进行核试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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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周旋，提出一些被其他国家视为“奇谈怪论”的方案，拖延谈判进程
一方面在7月底核试验完毕后，（静悄悄地）主动放弃了一次核试验，（1996年仅进行了3次），让核暂停试承诺维持至今
这就是外交圈的“困境”，它的“强硬”与“软弱”标签能在同时出现在一个行动之上，而且就连这个“困境”，在当时当地，可能没人有能力了解到。
我们对某一个外交行为的判定，又是基于什么信息呢？其信息质量如何呢？
因为强硬外交（assertive diplomacy ）只是一个政治传播学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在国关中的良定性概念，即使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未必全部能够归于强势外交。俄罗斯在政治传播的意象上“很强势”，这和其军事捆绑外交有关，但未必从政治分析上是“真强势”，有可能某些政策反而是非常保守的。所以强势外交更多体现为媒体在政治传播中一种人造概念，即用于定义另一国家的国际身份以及本国话语生态中的定位，当然这个定位多半是负面指责-------你你你你居然不讲“道理”。
《纽约时报》曾经在08年后一段时间集中对我朝使用过这个概念，韩国首尔大学赵英男等人也做过这方面研究。但是更多是在对中国内部政治结构和对外政策的相关性做出探讨。一种观点认为，认为传统外交部主导外交政策的惯例变革后，决策层需要整合部委和经济部门的不同需求（比如在同一个外交解决方案的时候，各部委会从各自的领域提出此事件的可能影响，最后整合进决策意见），所以会倾向于保持强硬性的政治表态，以换取内政妥协的空间和国民认同，尤其是网络政治导致国民舆论参与度成了一种重要的认同，这个在各国都有体现。比如Dean Knox等人。
还有正好相反的观点，认为我朝决策体系需要兼顾的条件太多，东亚国家间经济依赖和我朝暂时还不能够完全主导东亚的现状，导致我朝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偏于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所以即需求与各个国家保持地区体系内的现有平衡，保证经济合作的延续；又绝对不能在已经拿到的政治空间，现有秩序，以及我朝当前政治定位作出任何妥协，所以对原则问题比较强调，显得比较“强硬”。最重要的是，由于我朝军事行动能力和地区控制能力的提高，我朝显得“更强硬”的在于可以进行实际的威慑行动来践行“原则问题”。比如Michael D. Swaine等人的分析。（当然，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何国内人会觉得我朝外交政策偏软，实际上是因为我朝更多考虑外交的有效性而不是舆论认同）
当然，以上老美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抛开一大堆政治传播上的修辞游戏，
我朝的外交政策更多体现为“政治原则”外交。
而从沃勒斯坦的全球史观来看，东亚各国呈现以下特点：
1，战后民族意识随着独立运动的政治实践展开，并且这种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建立在反对殖民或外国干涉的主权意识，以及民族共同叙事。并且各自的政治实践中都是建立在地区基层结构为组织力与传统地区势力作出妥协（我朝比较例外）。
2，地区内合作相互依赖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分工与合作，政治状况由于后雅尔塔体系的存在，各个国家在冷战后东亚世界中保持着微妙的政治角色。70年代过后，各方之间的基于二战历史问题的搁置争议和邦交正常化，并不仅仅是我朝对外出现的事情。80年代全球经济转向亚洲，亚洲形成了经济合作的分工层级，也导致了体系内各个地区组织的出现，但是这类政治合作是建立在亚洲经济分工的相互依赖中的。所以，东亚的政治分化的驱动力是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而以上政治特点，使得分析框架就更类似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建立的新制度主义。即服从以下假设：
由于一国政府无法低成本使用武力，且武力之间面临多重制衡。
而各国在地区国际关系的分化之中均会有一定的政治定位，并且互相之间出于保证合作的底线会遵从一些不成文法，这个不成文法的基础是各国的主权意识。当然这种平衡是动态的，互相之间摩擦是很常见的。军事势力依然重要，但是动用的方式是通过在这种平衡中彰显行动力来体现的。
技术进步和国际经济生位不同导致的分工链和广泛的共同市场相互渗入，是各国相互依赖的基础，也使得国家地区话语权和经济主导权直接挂钩。
国际间组织的协调保证了地区势力的制衡，并且以相对小的成本使得大国综合国力带来的话语权和政治主导力得以施展。
这使得对于东亚各国来说，“政治原则”都是必须数次强调的政治正当性。即使是韩国国内对于美军驻军这事，主流媒体也是用民族自决和政治独立来强行解释（比如，北方那货企图干涉韩国政治军事安全，所以需要个国际盟友什么的）。
而我朝当然就更需要，何况从建国史来说，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中慢慢形成的主权意识和国家认同是基本盘。
另外，以卡赞斯坦的地区理论来说，我朝在经济崛起成为东亚实质性的主导者却暂时缺乏足够的主导机制（美国亚洲策略的存在，亚洲各国历史问题的冲突，中国主导的国际间体系尚未成熟），我朝对外的主导力还是以经济主导为主。由于中国在亚洲无论是共同市场还是资本话语权上显得极为重要，中国的政治原则外交直接决定了对方国家是否能在亚洲最大市场进行立足的基本条件（这个论断意思也包括，只要对方承认政治原则，其他东西大家还是有很多商谈的余地）。中国的“原则外交”直接承载着地区政治的节点，自然西方国家在这种想象的地区代表性的压力下，自然感到亚历山大。
故而，在西方预警的政治宣传上，就会集中塑造我朝一个“强势外交”的帽子。
至于说为何我朝内部不少人会觉得“软弱”，还是刚才的观点，我朝外交政策考虑的更多是外交有效性，事实上国民认同方面做的也算不错，几次地区冲突我朝的国际表现都是很能取得国民认同，圈粉无数。最多是宣传方面与舆论需求发生脱节，比如，军宣很多时候还在宣传“军民鱼水情”，而不是更多人期待的“我朝武装已经超级牛X”。
国民对于国家政策的期待，是将国家同一化成一个“人格化”的行为体，这个人格化的过程包括自己的政治激情释放和对于国家关系的人格化理解，形成一种日常生活的话题，以社区。倾向于专家系统外交和实用主义的我朝外交惯例，也没见得要打算取悦和回应政治激情。
这么说吧，一条街上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大户，简称A和B，另外还有一个乞丐C。
某一天，大户A准备向外拓展一下自己的建筑，但这可能会侵犯到B和C的利益。
于是，C指着A家的大门骂道：“你要是敢占我一寸土地，侵犯我睡觉的地方，你等着，老子拼了同归于尽也要灭了你。”
B的反应是：“A，你不能这么干，咱们各自的建筑规划都已经在城建局备案了的。我对你的行为表示谴责。要是你一意孤行，那咱们法庭上见吧，让法官来论论道理。”
旁观者D的反应是：C真他妈硬气，敢跟A拼命，B就是一怂蛋，就知道打官司。
最终的结果是：当天晚上A派几个打手把C干掉，占了C的地方；第二天，A派人跟B上门道歉，说“哎呀，误会误会”。
谢邀。
“国人认为外交软弱，国外认为中国外交强硬”，说实在话，是自古而然的。非独今时今日。
先说句，中国当下外交，着实并不软弱。绵里藏针，软硬兼施。最妙的是，中国外交现在很懂国际规矩，但并不完全按欧美的方式来出牌。重私交人情、讲政治格局，前一招绵韧，后一招灵活。
故，国外大概会觉得中国外交，强硬，而且狡猾。
之所以国人会觉得软弱？
恕我直言：
有一部分懂何谓国际外交的国人，普遍有大国野心，总觉得现下格局，还不够大气。
而有许多国人，并不懂啥叫现代国际外交。他们恨不能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美国主动献上斯嘉丽-约翰逊，这才叫外交强硬了。
举个老例子。
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在北京。当时列强已经在讨论，想瓜分中国了：就像搞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似的。
李鸿章就很狡猾。先是在慈禧发神经搞义和团向全世界宣战时，李鸿章已经东南互保，免得给列强借口。
然后，李鸿章私下里，跟各国搞小动作：
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
当时，欧洲列强是想瓜分中国，美国是不想让远东利益受损，于是大呼门户开放。李鸿章借着美国这一点，要求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用循环照会（circular note）方式通知各国。按国际法规，这个有临时协定的效果，如不适时提出异议，则被视为默许。
然后，李鸿章在国际公法里，说中国是受害国：强调义和团是叛逆，慈禧们是被挟持的，宣战诏书是矫诏。
如此免去中国政府的责任，不用割地，只用赔款。
这手法不算太光明正大，但这叫外交。
谋略、手段、利用法规与矛盾、榨取利益。而不是去大义凛然跟人对骂。
结果就是：辛丑条约虽然北京人民吃了大亏，也赔了许多白银，但中国没有割地，没被瓜分割裂，连让慈禧归政都没有。外交上算是不错了。
但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呢？
“李二先生又去卖国了！”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外交的普遍认识。
直到我们这代人，小时候都没接受过正经的外交教育。我相信如今互联网上大多数聊外交的人，除了极少数学国际关系的，其他都是自学成才。
我小时候的教育，还在念叨：晏子出使口才如何了得，诸葛亮如何舌战群儒；周总理如何“机智地反驳了对方记者赢得满堂喝彩”。好像只要有张好嘴，会抖机灵，就能办外交似的。好像万邦来朝，能帮国家斥退敌国，就是好外交似的。
非也。
唐德刚说过一段话：中国近代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宰相，还有半个顾维钧。但顾维钧是洋人路数，李鸿章和周宰相其实不是“常识外交”，而是“天才外交”。这话说来有些碎，我只好这么归纳：
现代外交是讲究非暴力达成协议的这么个玩意，是为了协议，不是为了跟人吵架。
国际外交和国际政治事务，早已发展为一门高度发达、极其细致、法令琐碎的科学，是双方戴着镣铐跳舞，而非各自举着拳头撒泼。
哪怕当年某些帝国主义厚颜无耻，到底也得表面上奉法而行，面子上得过得去。
总括一下：
中国如今的外交手段，台下的拳头、台上的手腕，都很狠辣，而且不按欧美出牌，是强硬的。
但许多民众，可能没理解外交是国与国博弈，还以为是人与人打架，觉得外交就是捏着拳头在别人脸前比划，是街头斗殴，如此，自然觉得中国不够狠了——因为我们的教育里，现代国际外交政治法规这些，是缺失的。
就像，当年李鸿章翻云覆雨，想从已经打赢占了北京不走的列强嘴里，抠回点利益来，而老百姓还是觉得他是在卖国——怎么不把八国联军都骂跑啊？！
最后说个真事。
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了。钦差大臣耆英老爷，决定笼络洋人，好为中华谋福利。于是：
他拥抱了英国那边的璞鼎查先生，夸奖璞先生的公子，还表示要收璞公子做干儿子，好跟璞先生结亲家，还用自己老婆的画像跟璞先生交换，最后，璞先生被耆英老爷要求，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
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
许多在新闻评论下面刷评论，要打沉日本、干翻美国的，对外交的认识，还停留在耆英老爷的认识阶段呢。
对了。昨天跑步，经过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在巴黎的故居。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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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问题！如果人类真的发现了许多外星文明，地球的国际关系模式会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倒觉得，我们极有可能不会立刻变成一个统一的“地球政府”，而是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且复杂的变化过程，甚至可能短期内会比现在更加混乱，当然，长期来看，也存在走向合作的可能性。短期内的“国家对国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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