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称，“战狼外交” 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翻版，对此你怎么看？
首先，我们得明白“战狼外交”和“中国威胁论”各自的含义。
“战狼外交”这个词，最初源于中国电影《战狼》系列。在外交语境下，它指的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官在面对质疑或批评时，采取的更加强硬、直接甚至带有攻击性的回应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不回避冲突，主动出击，试图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辩护，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姿态转变，是国家实力增强后应有的底气，更是对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不公正待遇的一种反击。他们觉得，过去中国过于温顺，被动挨打，现在是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而“中国威胁论”，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概念，指的是西方国家和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及其潜在影响力的担忧和负面解读。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地区安全以及西方国家主导地位的挑战和威胁。它涵盖的范围很广，从贸易不公、知识产权盗窃，到军事现代化、地缘政治扩张，再到意识形态差异，都被纳入“威胁”的范畴。
那么，乐玉成副部长为何会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称后者是前者的“又一翻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这个说法：
第一层，是叙事的相似性与功能性上的呼应：
乐副部长可能认为，“战狼外交”虽然在形式和表达上与传统的“中国威胁论”不同，但它们在某些方面起到了相似的作用，或者说是由“中国威胁论”的背景所催生。
“中国威胁论”制造了负面认知基盘： “中国威胁论”长期以来在西方媒体和政治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它已经为一部分受众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的负面印象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任何中国力量的展现，都会被自然而然地解读为潜在的威胁。
“战狼外交”成为“威胁论”的“证据”： 当中国外交官采取强硬姿态时，那些本来就抱有“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往往会立即抓住这一点，将其视为中国扩张野心、不顾国际规则的“铁证”。“你看看，他们多有攻击性，这不正说明他们想挑战我们吗？”这种逻辑在受众心中会得到强化。
“翻版”在于逻辑的循环： “中国威胁论”先提出了“中国很危险”的预设，然后“战狼外交”的强硬表现，又“证实”了这个预设，使得“中国威胁论”的叙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传播。这就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者说是一种互相强化的循环。乐副部长用“翻版”这个词，可能就是指“战狼外交”在不经意间，或者在某些解读下，无形中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弹药”，让这个论调显得更有“说服力”。
第二层，是对策略的反思与警示：
作为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乐副部长这样的表述，更可能是一种战略层面的反思和警示。他可能在提醒，尽管强硬回应有时是必要的，但这种方式如果过度使用或使用不当，可能会适得其反。
传播效果的负面性： “战狼外交”虽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国内民众的情感需求，或者在特定场合维护了中国的面子，但在国际舆论场上，它往往会引起反感和疏远。过于激烈的言辞，容易将潜在的同情者推开，将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人推向对立面。
丧失战略主动权： 当中国被贴上“好斗”、“侵略性强”的标签时，就很难再以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伙伴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会限制中国在其他领域（如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别人会先质疑你是否有诚意，而不是关注你提出的具体方案。
“中国威胁论”的“胜利”： 如果“战狼外交”的负面传播效果显著，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加深，甚至形成更广泛的联合遏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威胁论”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中国自身的外交策略则可能成为了助推剂。乐副部长或许是在说，我们的一些做法，无形中让那些试图妖魔化中国的人得逞了。
第三层，对中国外交策略的“定位”与调整：
乐副部长的话语，也可能是在为中国外交策略的未来走向提供一种“定性”和“纠偏”的信号。
区分“捍卫”与“对抗”： 他可能是在强调，在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同时，要区分与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势力进行“战略对话”和单纯的“情绪化对抗”。真正的外交智慧，在于如何既坚定立场，又不至于陷入对方预设的框架，让对方掌握话语权。
倡导更具建设性的沟通： “战狼外交”的某些表现，可能被视为缺乏耐心和策略。副部长的话可能是在倡导一种更加 nuanced（细致入微）、更具建设性的沟通方式，去解释中国的政策，去争取理解和支持，而不是仅仅通过言辞上的辩驳来“赢”。
强调“以事实说话”： 与其用激烈的言辞来回应质疑，不如通过中国在实际行动中的贡献，通过合作共赢的成果来消解误解。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外交艺术。
总而言之，乐玉成副部长将“战狼外交”称为“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翻版”，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深刻且带有策略考量的判断。
他并不是在否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需要有力量和底气，也不是在主张回到过去那种被动挨打的状态。他的言论更像是在发出一个“战术提醒”和“战略反思”。他是在指出，我们一些外交实践中的表现方式，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化“中国威胁论”的作用，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口实，从而损害了中国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的整体大局。
这意味着，中国外交部门可能正在审视和调整其对外沟通策略，希望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采取更灵活、更具说服力、更符合国际习惯和期望的方式来展现中国，避免落入“中国威胁论”所构建的负面叙事陷阱。这是一种对外交艺术更高层次的追求，即在坚定中有灵活，在强硬中有智慧，在回应中有策略地引导舆论，最终服务于国家长远的和平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这番话，与其说是在自我批评，不如说是在为中国的外交官们设定一个更高的标准和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需要害怕“中国威胁论”的存在，但我们更不应该成为它最有利的“佐证”。
网友意见
《战狼》系列制片人：“有狼，就要有战狼去斗争”
谢邀，人在三环，报道全球
直至今天，3年前上映的《战狼2》依然以56.8亿元人民币稳坐中国电影票房总排行榜头把交椅。在很多人看来，“战狼”一词被赋予的含义早已超出电影本身，更象征着当下中国民众民族情绪的觉醒。
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澳军士兵在阿富汗暴行的讽刺插画，引起澳总理莫里森强烈不满，国外媒体再次将中国外交称为“战狼外交”。
在这样的背景下，《环球时报》记者本周对《战狼》系列影片制片人吕建民（如图）进行了专访。采访中，吕建民与《环球时报》记者分享了影片创作的初衷，以及对军事战争题材电影的看法。
- “有狼，就要有战狼去斗争”，用《战狼》这个片名，犹豫了很长时间
环球时报：《战狼2》上映前，您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会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一个票房纪录？您觉得哪些因素促成这样的成绩？
吕建民：我记得上映前3天，吴京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我们的目标是“保8争12望15”。我当时觉得《战狼2》的票房在首周末要拿到6个亿是比较难的，但最后的结果是首周末拿到9个多亿，对于这样的成绩大家都有点意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从创作角度看，大家对这部影片真的很用心，电影质量相当不错。第二，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等各方面高速发展，老百姓对我们国家比较有信心。这部影片在这个时机出现，正好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我记得吴京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其实柴火早就堆好了，我们只不过点了一个火柴而已。”我比较认同他这个看法。
环球时报：近些年社会上掀起一股“战狼热”，连我国外交官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捍卫中国尊严和利益的行为也会被贴上“战狼外交”标签。对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吕建民：我记得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曾说过，之所以有“战狼”，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狼”。有“狼”，就必须有“战狼”去跟他们进行斗争。
对于这种现象，我是挺兴奋的，《战狼2》影片团队付出很多努力。对于这种题材的电影而言，创作者一定是带着民族情怀去创作，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人认可，真的让我们感到受宠若惊。我们只是创作者，能创作出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上升到国家层面，我们感到特别自豪。
环球时报：您觉得“战狼”这个词是否已被赋予更多超出它自身的意义？
吕建民：当然，一定是的。我们最早在创作《战狼1》时就一直为名字纠结。我记得最早的片名叫《兵锋》，后来我们觉得《兵锋》不够响亮，就想到用“战狼”，但对这个名字也有所顾忌。但同时我们又觉得，一支军队要有“狼性”，为此我们犹豫了很长时间。当时我们大着胆子想先报上去试试看，最后很顺利通过。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挺吃惊，这展现出我们军队的自信。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这么拍？这是双标
环球时报：对《战狼2》有赞誉也有差评，还有人认为电影展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了度，甚至衍生出“战狼PTSD”“含京量”等词汇。对此如何评价？
吕建民：《战狼》系列电影的表现形式在过去比较少见。关于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我和吴京都是军迷，喜欢看美国、欧洲各种军事题材电影。在许多好莱坞电影中，每当人类有了灾难或者地球面临安全隐患时，你会发现都是美国军队、美国总统去拯救整个世界。而当影片中出现黄色人种军人时，细一看，这些军人佩戴的要么是日本军队臂章，要么是韩国军队臂章。我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对世界和平、全球安全是要负起大国责任的。所以我们中国电影人要自己把解放军版本的超级英雄展现出来。
影片上映后，我几乎隔三五分钟就在微博、贴吧上搜评价，发现观众的反馈中99%都很正面，我就觉得我们做对了，观众能接受这样一种表现形式。
我印象很深的是，《战狼2》上映时，第二天就有澳大利亚的朋友给我发来当地媒体的报道，说电影上映第二天，当地华侨自发组织去电影院观影，这些观众都是挥舞着五星红旗去影院，看完电影出来还高唱国歌。这些情况我们没想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很值得，无愧于这个时代。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杂音，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足够包容。当然，也有一些“无脑黑”。只要主流观众能接受这样的表达方式，接受这样的民族和爱国情怀，我们就会继续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环球时报：吴京有一次接受采访时对《战狼》争议也做出回应，“可能真的某些人自卑，被洋人欺负惯了，就觉得中国人不能强。”您同意他的说法吗？
吕建民：我非常同意吴京的观点。现在好莱坞大片咱们看太多了，每当灾难来临，美国总统都能驾机上天打外星人——美国这么拍一点都不丢人，如果中国人这么拍，为什么就不可以？对于这种双标，我挺不能接受的。规矩不能老是让别人来定，咱们也可以不用那么保守。
在我小时候，我们在物质上确实比较匮乏，如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些年，该有的都有了。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奋和智慧的民族，这种民族自豪感来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可能有的人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只有西方的月亮是圆的。我建议这些人走出去看一看，有了对比才会发现，别人能做到的其实我们也能做到。
- “最近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变得不友善”
环球时报：《战狼2》被送选参加201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竞选，当时您什么感觉？
吕建民：当年我们听到《战狼2》被送选奥斯卡这个消息时，我们也觉得它不会在奥斯卡拿奖。但我觉得，我们国家把这部影片送去奥斯卡说明我们越来越自信，这是我们国家的态度，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希望呐喊出来。至于能不能被接受，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会有答案。
- 不惧怕战争，才能阻止战争
环球时报：国内有种观点认为，欧美战争片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反战，中国同类型题材影片没必要在“反战”这一点上跟它们看齐，因为我们的战争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战争，大都是抵御外辱、防止侵略。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吕建民：国外一些非常优秀的关于反战的电影例如《钢琴师》，这些片子非常好。我认为我们的同类型题材也是反战的。没有人喜欢战争，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中国人从没有主动出去侵略别人，侵略者的铁蹄已踏入我们的家园，这时如果还强调“反战”，那就没这个国家了。
因此，反战也要看情况。我们不愿意把战争强加到别人国土，但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退无可退，就不能再忍。只有我们做好准备，告诉敌人我们不惧怕战争，才能阻止战争。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其实并不太平，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示弱。我们在电影中表现当下中国军人时，要更多体现出我们的斗志。
环球时报：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他们都会问您哪些问题？
吕建民：前些年我们跟国际媒体、同行有过很多接触，大家关心的是《战狼》的商业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票房。但最近一些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我感到开始有些不那么友善，越来越感觉他们是在给我们的作品定性。现在西方媒体在对我进行采访时，问的都是“你想表达什么”“为什么观众会这么喜欢你的电影”“是不是强硬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了”这种问题。他们开始从你的电影中去找所谓意识形态的东西，甚至带着敌意。
有一次，一家（外国）媒体问我，为什么《战狼》系列里的恐怖分子都是白人？这是否有所指？当时我回答说，“因为白人里有功夫巨星。如果有棕色或黑色人种的功夫巨星，我们也很愿意合作。”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只聊电影，但是西方媒体却从电影中来讨论政治，这让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来说感觉不太舒服。
- 中国电影需要质，而不是量
环球时报：有没有拍《战狼3》的计划？
吕建民：我特别尊重吴京的意见。如果他有一天跟我说咱们一起来拍《战狼3》，我会第一时间放下所有的一切。我其实在“蠢蠢欲动”地等待着他的召唤。
这么多年来，我们公司拍了不少军事电影和电视剧，未来会坚持每年拍一部军事电影，在军事这一细分类型上争取做更多尝试。当下正在拍的《我的佣兵生涯》，计划在2021年7月30日上映——选择这一天，就是想为人民解放军献礼。另外作为一家公司，还得产品多样化，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别的类型和题材的电影。
环球时报：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您觉得目前有哪些问题或短板？
吕建民：中国电影这两年因为高速发展，电影门槛越来越低。现在咱们电影一年的产量都一两千多部，但真正能上院线的电影，其实一年才两百多部。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其实要的不是量，而应该是高品质。大家不要去盲目地做电影，电影是轻资产、高风险的行业，越往上走，专业化程度会越高。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中国电影现在需要的是好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环球时报记者 李司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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