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富差距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大？
一、 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历史与现状）
要理解未来趋势，首先要回顾和理解导致当前差距扩大的原因：
改革开放的结构性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 早期改革开放政策倾斜于沿海地区和城市，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农村地区普遍比城市落后，这是贫富差距的重要基础。
区域发展不平衡： 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政策支持和对外开放，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限制、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等原因，发展相对滞后。
要素市场化带来的机会差异：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开始自由流动和配置。能够掌握和利用这些要素的群体（如企业家、高级技术人才、金融从业者）更容易获得高收入和财富积累，而缺乏这些要素的群体则相对被边缘化。
制度与政策因素：
资本的回报率高于劳动回报率：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在快速积累资本的阶段，资本的所有者（例如早期创业者、投资者、房地产拥有者）往往能获得比普通劳动者更高的回报。
寻租空间与权力寻租： 在某些领域，由于政府的审批、许可和资源分配机制，存在寻租的机会。那些与权力有联系或掌握关键资源的人，可以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得超额利润，这会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公。
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有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但其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仍有待加强。例如，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可能不足以有效抑制高收入，而财产税（如房产税）的推广和完善也相对缓慢。
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往往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并向高收入家庭倾斜。这使得贫困家庭的孩子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处于劣势，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向上流动，加剧了代际贫困。
市场化因素与社会结构变化：
“赢者通吃”效应： 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市场集中度提高，头部企业或个人能够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和利润，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加剧了马太效应。
技能与教育的重要性提升： 现代经济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拥有高学历和专业技能的人更容易获得高薪职位。而技能相对单一或低技能劳动者则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收入增长的瓶颈。
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力： 参与全球化竞争使得一些出口导向型产业和企业获得巨大成功，其从业者也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面临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导致部分劳动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
二、 未来贫富差距趋势的预测与影响因素
中国贫富差距的未来走向并非完全确定，而是取决于一系列政策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结构演变。以下是可能影响未来趋势的关键因素：
A. 可能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因素：
1. 技术变革与自动化冲击：
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些技术可能提高生产效率，但也可能取代大量中低技能劳动岗位，导致低技能劳动者收入下降或失业，而掌握新技术和高端技能的群体则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加剧技能鸿沟和收入差距。
“数字鸿沟”可能进一步扩大。能够掌握和利用数字技术的人群将获得更多机会和财富，而落后于技术发展的人群则可能被甩开。
2. 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与金融化：
如果资本市场能够更有效地为创新和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同时允许更广泛的资本参与，那么资本所有者可能会继续获得可观的回报。如果监管不到位，金融创新也可能加剧财富集中。
“富者愈富”的财富效应可能通过金融投资等渠道进一步放大。
3. 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房地产作为重要的资产形式，在过去几十年为许多家庭带来了财富增长，但也导致了财富在不同群体间的巨大分化。如果未来房地产市场价格依然保持较高增速，或者住房资源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那么拥有房产的群体与没有房产的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将继续扩大。
4. 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变化：
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可能影响全球经济格局，从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如果中国在全球分工中被迫向低附加值环节转移，或者国内部分产业受到冲击，可能影响相关劳动者的收入。
5. 体制性因素的惯性：
如果改革未能触及深层次的制度性不平等（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资源分配等），那么一些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源性问题将难以解决。
寻租空间依然存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可能继续产生不平等的财富分配结果。
B. 可能有助于缩小或稳定贫富差距的因素：
1. 国家更加重视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调节：
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并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例如：
加强税收调节：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推进房地产税等财产税的征收，增加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健全转移支付：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规范资本行为： 加强对资本的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垄断，促进公平竞争。
鼓励创新创业与普惠性增长： 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那些能够吸引和培养高技能人才，同时也能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体面收入的领域。
2. 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公平：
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教育公平性，缩小城乡、区域和校际教育差距。这将有助于提升全体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增强向上流动的机会。
终身学习和职业培训体系的完善，可以帮助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提升就业竞争力。
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化：
国家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旨在缩小区域差距。如果这些战略能够有效落地并取得成效，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将得到提升，有助于缓解区域性贫富差距。
4.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健全覆盖城乡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等，可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可靠的社会安全网，降低其因疾病、失业等风险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5. 打破要素流动壁垒：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配置，可以减少制度性歧视，为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6. 促进普惠金融和共享发展成果：
发展普惠金融，让更多人能够获得信贷和金融服务，支持创业和投资。同时，鼓励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与员工共享发展成果。
三、 结论与展望
中国贫富差距的未来趋势并非是单向度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
如果现有扩张性因素（如技术变革、资本市场深化）的影响大于调节性因素（如政策干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贫富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 特别是如果技术进步主要惠及了少数高技能人才和资本所有者，而对中低技能劳动者造成了冲击，差距会更加显著。
反之，如果国家能够有效实施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大力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妥善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那么缩小或稳定贫富差距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缩窄。 尤其是在“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下，政府有强烈的意愿去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在于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 例如：
税收调节能否真正触及高收入群体和财富积累？
教育公平的推进能否显著提升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向上流动性？
能否有效规范资本，防止其过度集中和侵蚀公共利益？
户籍制度改革和区域发展战略能否真正落地，消除制度性障碍？
总体而言，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缩小贫富差距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市场化和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不平等问题。未来，中国能否成功地从“蛋糕做大”转向“蛋糕分好”，将是决定贫富差距走向的关键。这是一个持续的挑战，需要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创新。
可以预见，未来关于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的讨论将更加激烈，政策的制定也将更加审慎和精细。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管理和缩小贫富差距。
网友意见
最近有个新名词叫做“经济K型复苏”，大家可能对此比较陌生，因为大家平时听得比较多的有“U型复苏”“V型复苏”，或者还有“经济L型走势”等等。
那么这个K型复苏又是什么？看下图就知道了。
经济K型复苏是由摩根大通提出的，他们认为在新冠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会呈现这种“K型”的撕裂状态，也就是可以直接获得政府和央行支持的大型企业和公共部门机构，将呈现继续高速增长态势，但是其他没办法直接从美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里直接获益的中小型企业、蓝领工人、中产阶级将呈现长期衰退的走势。
于是，一个方向是延续高速增长，一个方向是长期衰退，就呈现了一个K型的撕裂。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所谓的经济K型复苏，还不如称之为经济K型撕裂，更为恰当一些。
由于新冠疫情这个百年一遇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为了应对新冠疫情，世界各国在去年都进入了疯狂印钞大放水的模式，只有我们因为控制住疫情，所以去年下半年是还比较克制，开始持续小幅度收紧资金面。
但不管是我们，还是全世界，其实不单单是经济上存在这种K型撕裂，实际上在方方面面都存在这样的K型撕裂现象，本文会就这样一个撕裂现象做一个分析。
（1）贫富分化的K型撕裂
实际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这种K型撕裂，并不单单只限于经济复苏上，不管美国还是我们，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K型撕裂现象。
比如，我们来看第一种K型撕裂——贫富差距分化加剧。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为了掩盖次贷危机，纷纷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大举举债扩张经济。
注意这里只是掩盖，实际上次贷危机从未被真正解决过，甚至现在仍然可以说还处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准确说应该是次贷危机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世界经济危机之中，目前仍然在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
因为次贷危机从未被真正解决过，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只是在“劫贫济富”来强行掩盖危机，从而反而动摇了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最基本根基——信用。
这才是这场世界经济危机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涉及到世界各国信用货币体系的基础，没有了信用，现代金融体系就将崩塌。
实际上，当前这种巨大的各方各么撕裂，只是当前信用货币体系危机所出现出来的一些信号。
为什么说欧美日这种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在“劫贫济富”，导致贫富差距的撕裂更大呢？
原因很简单，量化宽松本质上就是允许央行以印钞的方式来购买国债。
这使得政府可以无节制地举债，通过央行的印钞买入。
相比以前的一些印钞模式来说，这种量化宽松模式，锚定的是自己国家的国债，这使得货币的发行等于是在透支国家的信用，是以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为提前兑付的支票。
不过，这种通过购买国债的形式来印钞，首先会把货币的投放直接绑定到金融市场里。
这使得房价还有金融资本市场，是最受益于量化宽松。
所以，持有大量资产的富人群体，是量化宽松的最大受益者。
而并未持有太多资产的穷人群体，很难从量化宽松中获得太多收益，甚至穷人群体会因为收入停滞，再加上海量货币稀释，从而被出现“劫贫济富”的情况。
关于量化宽松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欧美日过去十几年的很多数据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我们来看一下。
从2008年次贷危机开始，有钱人的财富已经比2008年翻倍式增长，但实际上美国的中产阶级群体过去十年的收入是基本停滞的，二者呈现比较严重的K型撕裂现象。
我们如果把目光放得更大一点，来纵观美国过去100年的贫富差距走势图，我们会发现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如上图所示，美国上一次出现最富有0.1%人群的财富，超过底下90%人群财富的情况，是发生在1925年，然后贫富分化继续加剧。
在1929年大萧条爆发前，美国贫富差距达到峰值状态，当时0.1%的人群财富占了美国总财富的25%，而底部90%的人群财富只占到16%，这是上一次出现严重K型撕裂的时候。
而后，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引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
但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危机里，世界财富被重新洗牌，最终危机过后，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
于是，在1937年之后，美国底部90%的财富开始大幅度增长，反之最富有的0.1%人群的财富开始下降。
这种比较健康良性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74年，上世纪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上世纪的经济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时间节点，构建出两个超大周期。
一个是1929年的大萧条，爆发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
一个是1974年的石油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
在1974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发生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崩溃，美元信用崩塌失去了世界货币地位。
一直到1974年，美国借助世界经济危机，构建起石油美元货币体系，从而度过了那一次世界经济危机。
至此，持续至今46年的石油美元体系，作为现代信用货币的基石，成为世界各国疯狂印钞的锚定物。
但实际上，当前这种严重的K型撕裂，虽然关键分水岭是2008年次贷危机带来的，但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导致这种K型撕裂最早的起源点，就是1974年石油美元构建之后，换句话说美国开始通过美元霸权来持续对世界掠夺的时候，让全球经济走向了K型撕裂的不归路。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底层的90%人群拥有的财富峰值，是出现在1985年，也就是美国刚收割完南美洲，制造了第一次南美经济危机。
而后底层90%的人群财富占比开始急剧下降，相对应的是美国最富有的0.1%人群财富开始暴增。
并且，在2008年次贷危机过后，富人的财富增加速度开始剧增，但与之相对应的是90%人群拥有的财富比例开始锐减。
在2015年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0.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跟底层90%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基本持平。
上一次二者出现这样的交叉，还是发生在1925年，结果4年后就爆发大萧条。
而在2015年出现这样交叉，进而开始严重K型撕裂后，美国的贫富分化也是呈现越来越严重的态势。
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疯狂印钞3万亿美元，这直接让美国最富有的人群财富继续暴增。
上面那张过去100年的美国贫富分化的数据是只到2015年，我查了下最新数据情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祖克曼在其文章中公开的，美国最富有的0.1%人口占据了美国全社会39%的财富，最富有的10%的人群掌握了73%的社会财富。
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前美国贫富差距的巨大撕裂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1929年的状况。
美国税收公平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中旬到12月，651名美国亿万富豪的财产从2.95万亿美元激增到4.01万亿美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过去一年里美国有上千万人失业，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永久性失去”。
如果你只看股市、看房价，丝毫感受不到美国当前经济的困境，反而以为这是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
但实际上，美国当前正面临197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这同样也是当前K型撕裂的体现。
所以我认为，2020年应该是继1929年和1974年之后，又一个关键的时间周期节点。
除了贫富差距的巨大撕裂，当前这种K型撕裂，还体现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2）各种各样的K型撕裂
比如说，美国意识形态的“左右撕裂”。
还体现在美股上，过去一年，美国五大科技股龙头（脸书、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的走势，跟其他所有股票的走势对比图。
也体现在A股上，下图是A股沪深300，和代表中下盘市值的中证1000的股价走势图。
K型撕裂，也体现在楼市上。
过去一年里，美国的豪宅销量暴涨40%，但相对应的是低价住宅销量下跌4%。
同样的，我们楼市也出现这样的分化。
一方面是深圳和上海这样的超一线城市房价又开始出现暴涨。
但另外一方面是一些省会城市的房价跌回一年前。
这不单单只是超一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分化。
哪怕超一线城市内部，比如北京和上海深圳，也出现这样的撕裂。
这背后体现的是我国经济当前也存在南北撕裂的问题，以前都说投资不过山海关，现在甚至有人喊出投资不过秦岭。
除了南北撕裂外，我们也存在东西撕裂的问题，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西部地区经济落后。
这也都是我们自身存在的比较严重的撕裂问题，这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
随之而来的，也是我们当前自身存在的也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
（3）我们自己的K型撕裂
过去这30多年，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里，资本的助力确实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资本的本质就是“杠杆”，能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起到事半功倍的翘杠杆作用，这是需要客观承认资本的益处。
然而，资本主义所具备的一些弊端，是深深印刻在资本骨子里的，并不会因为资本是在我们的土壤上生根发芽，这些资本就能根除这些弊端。
因为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性。
这就必然会导致大资本滚雪球越来越大后，肯定会产生很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
所以，在过去30多年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贫富差距也是越来越大。
虽然，我们民众整体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物资也越发充裕，这些是需要正视的发展成果。
但同时，我们也是需要注意到，我们现在经济的大部分发展成果，并不是被人民所享用，而是被资本所享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和问题。
这个可以来看一组数据。
2019年6月5日，招行联手贝恩公司发布了《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
2018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190万亿。
这里贝恩公司这个可投资资产的定义是“个人投资性财富”，包括个人的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不包括自住房产、通过私募投资以外方式持有的非上 市公司股权及耐用消费品等资产。
了解这个可投资资产定义后，这份报告里，还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2018年高净值人群的人数达到了197万人。
这里的高净值人群的定义是“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截止2018年这个高净值人数是197万人，占我们总人口的0.14%。
然而这只占我们总人口0.14%的高净值人群，却拥有高达61万亿元的个人可投资资产。
按照2018年底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总的为190万亿来计算，这只占我们总人口0.14%的高净值人群，却占有可投资资产的32%。
这是明显有比较严重的财富分化。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跟上面美国那个贫富分化数据不一样的是，上面那个统计美国最富有的0.1%人口占据了美国全社会39%的财富，应该是包含所有资产。
而招行和贝恩公司出的这份报告，则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由于其中不包含自有住房，所以等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最大的一块资产没有被计算进去。
所以，如果计算整体财富的话，我们当前最富有的0.14%人群，所占有的财富比例应该是会比32%要低很多。
由于，我找不到比较权威的关于我们这个最富有0.1%人群的持有财富数据。我自己简单通过公开的我们住房总市值，居民户均住房情况、房贷数据，我估算出来的我们最富有的0.14%人群持有的财富比例大约在20%左右，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贫富分化。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富人群体内部，也存在贫富分化。
根据上面的图表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的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人数是17万人，这17万人持有25万亿元的可投资资产。
而总资产在1000万~5000万的人数虽然有166万人，远比那超过1亿的17万人多，但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为26万亿，跟最富有的那17万人差不多。
说白了就是，“越有钱的人会越有钱“，各个阶层的贫富差距按照目前情况看，会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拉大。
并且根据2019年~2020年的资本市场运行情况看，可以很确定的是，现在国内最有钱的那0.1%富人，所持有的资产比例，应该比上面2018年的数据要多得多了。
因为这两年优质资产都涨上天了，连带着最有钱的那群人，其财富很大一部分比例就是来自于上市公司的股份，也跟着飙涨。
换而言之，我们如果继续在当前这条道路狂奔下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会越来越低。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客观来说，过去这30多年的资本对我们经济助力是要承认的。
但资本自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且必然带来贫富差距分化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毕竟，我们要走的是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
（4）走出自己的道路
其实最近有很多事情，已经反应了这个问题。
理论上公司的所有利润应该是所有员工创造的。
但实际上，员工只是拿着死工资，公司绝大部分利润都通过分红的形式，被公司的大股东给分走了。
所以资本家不但分走大部分利润，还想让底下员工还得把996当做福报去拼命给资本家创造更多利润。
也许你会说，公司的大股东占有公司大部分股份，本来就理应拿走大部分分红。
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经过这上百年的发展，早就跟100多前有很大差异。
在工业革命的时候，资本家是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来对工人进行剥削。
但现代经济里，资本家早就用更高明的方式来实现剥削，那就是利用“资金垄断”的优势，以掌握股份的方式来对“公司员工”进行剥削。
也许你会说，企业的股份，那也是大股东用钱投资出来的。
确实是这样，但大家想过没有，越富有的人，就越容易在企业初创初期，通过风投的形式占有大量股份。
因为他们有资金优势。
就以我们互联网领域举例吧，国内的互联网企业，早就从群雄逐鹿，变成双雄割据，所以你随便找到一家互联网企业，去看看他的股东名单，不是A企业，就是T企业。
这是因为，A企业和T企业，拥有的资金优势太庞大了，他们只要发现好苗子，就会马上用资金优势把对方收购，成为他们的大股东，乃至控股股东。
一句话“最好的竞争手段，就是把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苗子收购过来变成我的子公司。”
当互联网企业依赖于这种“融资、烧钱、合并”的模式后，就必然会沦为给资本打工的工具，最终企业的大部分利润，被资本通过股东分红的形式分走。
现代金融制度，本质上才是为资本量身打造的一套掠夺和剥削的工具。
普通人哪有钱去做这种风投，所以越有资金优势的大资本，越容易在这样“钱生钱”的游戏滚雪球式壮大，最终结果就是全世界都在给资本打工。
最典型的是华尔街资本，作为世界最大的资本利益集团，他们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优势，时不时在全球各地引发局部经济危机，然后在经济危机里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大肆抄底以白菜价入股和收购全世界资产。
所以，基本上全世界的优秀企业，大多数都有被华尔街资本通过入股的形式占有很大一部分股份，甚至控股。
最终这些华尔街资本就通过现代公司和金融制度，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让全世界打工人都在源源不断地给资本打工，沦为资本剥削的工具。
这实际上是跨域国界的资本联合体，已经是“赛博朋克”的雏形，全世界在给公司打工，而公司在给资本打工。
这就必然会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我们从9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这套金融制度，所以我们会出现这样贫富分化的现象，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但我们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一个问题，这样以资本为主导的道路，是否适用于我们国家。
过去这30多年，我们实现了奇迹般的高速发展，经济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越发富足。
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这样高速发展过程里，也确实积累了不少的问题。
在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我们是否也应该稍微放慢我们前进的步伐，好好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把我们这辆高速疾驰30多年的高铁好好检修一下。
这也是为了我们未来能够更好更健康地在新的轨道里，实现更快速、更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要有这个自信走出一条跟欧美等资本主导的国家并不一样的道路，属于我们自己人民的道路，不以剥削和掠夺为主的道路。
本文来源于“大白话时事”公众号。
作者：星话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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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生产力的解放
从资本角度，消费不足使得生产本身的风险被相当程度的扩大
从社会角度，财富高度集中于不利于激发社会生产力，比起提高生产力，缺少竞争资本更青睐于垄断。
从个人角度，贫富差距过大提高教育成本，降低高质量工人的数量，给工人集体“加码”、“分层”
但在当前历史阶段，集中的资本本身也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都说烂了，不提。
资本集中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带来生产力的束缚。当它对生产力的束缚远大于它发展出的生产力时，贫富差距就会转化成“生产力不足”，进而转化为“积贫积弱”，这是量变引起质变。
“中国的贫富差距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大”取决于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是否贯彻“解放_、发展__、消除__、消除___，最终达到____”这一目标，
二是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现状对生产力的束缚是否多过对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减小贫富差距就会成为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
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中国会面临被外资血洗之后成为香蕉共和国，然后整个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
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中国将继续面临一个中长期的资本兼并过程；
如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中国可能会有 三去 西 其斤 化倾向
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会。
但是单纯的考虑贫富差距其实没有意义。
过去几十年，贫富差距放大的速度其实差相仿佛。
但是有的年份大家不会抱怨，有的年份大家怨气滔天。
必须要考察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因为单纯的财富集中导致的相对差距，还是集体提升带来的绝对差距，还是二者都有。
这很重要
一
车出五环，天色更加明媚，北京顺义温榆河畔的别墅群，露出婀娜身影。
这是北京最早的CVD中央别墅区，多年来，众多高档社区相邻而建，大量新贵迁居于此，俨然已自成气候。
别墅中的夫人或者如夫人们，多主持内务，丈夫则负责打理经济命脉。与北漂不同，他们不用考虑户籍，而是在选择国籍；他们不用焦虑收入，而是开始选择新的财富起点。
他们很少经历北方寒冬，多逐春光而行，去海南游船，去泰国礼佛，或者在澳大利亚享受南半球的艳阳。
余下的日子已无奔波劳碌之苦，闲暇的时光只余模糊边界。
白日里看天光，入夜时随心意。玩心一起，长夜便漫漫无期。
围墙内的世界流光溢彩，河畔的夜风中常有提琴的尾韵和酒杯碰撞的余音。
他们也会在晚宴中谈论孩子成长，但多是提前规划人生跑道。
屋外暮色正沉，距中央别墅区不到5平方公里范围内，早已挤进十余所顶级国际学校。
他们的孩子将以此为起点，逐步过渡到欧美名校，直到完全继承父辈的人生轨迹，顺利接掌和增值家族财富。
远处的城池内，务工者在忧虑生存，中产者在焦虑奋斗，只有城外的他们专注于传承，寄希望于下一代能继续成为规则制定者。
恍惚间，家族的雏形已隐然可见。新贵们的子女在优质教育和富裕家庭的双重保障下，开始消褪父辈留有的残痕，于不经意间挥金如土，神情自若。
而那些孩子的孩子，则又将重溯父辈足迹，继续享受精英教育，分配稀有资源，从而形成一个稳定而又封闭的循环。
如果说，财富的积累，还存在暴发户的偶然，那么教育的传承，则宣告着一个新阶层的割裂与诞生。
北宋年间，著名画家张择端曾有名作《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画卷中阶级林立，但终归可以平展观赏，一览无遗。
而如今的京城内外，却如同一幅垂直的割裂的清明上河图。画卷的顶端是豪宅中妩媚承欢的如夫人，画卷的底部则是寒风中被推搡的八十老母。
而你我，都在画卷中部的混沌中。
二
2000年前，汉武帝用推恩令废止了世袭罔替。1200年前，隋文帝用科举制消灭了名门望族。
中国少有贵族传承，但阶级一直存在。
似乎只有在动荡乱世，阶级才会被颠覆。随着社会稳定，阶级分层便会逐渐清晰。
当分层稳定时，那些在动荡时代产生的临时跃升缝隙，就会悄然闭合，而我们，正处在这一时代节点中。
那些城外的名门或新贵，大多都是动荡红利的受益者。
他们中的年长者，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红利，只要有胆识和韧劲，便有机会开疆拓土。他们的故事多藏纳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发迹近乎神话且不可复制。
他们中的年轻者，则多受益于互联网红利。新贵们多有海外游学经验，利用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差和时代差，快速积累财富。他们是少数通过学识和见识，完成阶级跃迁的人。
然而相较而言，他们仍属新人。
那些血统尊崇之人、那些机缘巧合之人，早已雄踞在城堡之内设宴等候。随着最后一批新贵涌入，城堡的吊桥缓缓升起。
夜幕低垂，城堡外的中产，尚能望到围墙内的灯火，而在更远处的荒野，无数小人物的世界中，已很少有光。
在北上广，上班高峰期，人流常如决堤洪水。每一个上班族都练就了在地铁上站立睡眠，到站即醒的本领。即便长时间低头走路看手机，也从不迷路。
他们最终钻入由巨型玻璃和不锈钢搭建的摩天大厦中，在有限空间内，奔忙求生。
午饭高峰通常是中午一点，而晚饭时间则多在晚七点半以后。大多数人会工作到午夜，再奔波于夜色中，回到那些几十平米的出租屋内。
他们别无所求，一生所想不过就是在都市的某个幽暗转角，能寻觅到上行的人生阶梯。
一切都在勉力维持。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灾祸，出租屋内的折叠人生尚有细微光亮。如若忽遭不测，命运又将陷入湍急暗流。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无论白领、神父还是舞蹈演员，在重病缠身后，都跌入了都市的暗角。
那是霓虹灯照不到的晦暗角落，所有的尊严矜持都被碾压成尘，最后只剩下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没有人再认为，只要奋力游过命运暗流，就能够横渡阶级鸿沟。浪涌复至之时，一个个被重病击碎的人生，沉没仅在顷刻之间。
对于普通人而言，城堡内的灯火早已无从想象，命运下滑转折时带来的如山重压，已如利刃悬在喉间。
2012年，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曾描述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未来世界。
位居高处的人们占据着更好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白领为之服务劳作，而那些难以在城市立足的人们，最终被塞入茫茫夜色中。
现实中的故事框架虽有差异，但大致相似。
在画卷顶端的人如在云端，举手投足就能左右人间。在画卷底部的人抬头仰望，楼尖已藏云雾深处。
不同阶级，终归各有命途。
三
9年前，作家格拉德威尔发现一个残酷规律。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成功，是因为赶上1955年个人电脑兴起的窗口。纽约大批知名律所创始人，大多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他在书籍《异类》中指出：“时势和家教成就了英雄。他们的成功并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是独特的成长环境促成的结果。因而，绝大多数不具有可复制性。”
用这个规律丈量我们熟悉的故事，总能发现剧本的残忍之处。
在如今，时代犹如一辆飞速掠过的列车，中产阶级坐在列车中部，窗外是一片混沌景色。
窗外隐约可闻风雪的怒号声和落足者的哀号声，但焦灼赶路的人们早已无暇他顾，聚精会神地捕捉着列车广播里不时流露的一线商机。
通往贵宾席的车门已许久未开，车内的行人们驻足眺望，盼望着能尽早前挪座位，并避免被流放至后排车厢。
尽管也有人试图从车窗跳下，投身茫茫荒野，并在弯道超车，于下一站登上列车，进入贵宾席。
但更多人，则不幸成为荒野中的枯骨。
新世纪前十九年，时代提供了太多风口，也关闭了诸多通道，如同一场漫长的德州牌局，在惊心动魄机关算尽后，终于到了结算时刻。
胜负决定着阶级，砝码决定着地位，站台上踱步的人群，动车后追逐的中产，以及车厢内驻足的乘客，遥遥相望，各有烦忧。
他们凝望着阶级构筑的巨大沟壑，迷惘油然而生。
这个时代从来不乏天问，但却一直少有解答的回音。
而当这样的撕扯和迷惘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困扰，远处疾驰而过的时代列车终于在急转弯处，发出巨大的摩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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