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贫富差距巨大，但年轻人总能悠闲自得，而中国年轻人会因许多莫名理由沮丧且抱怨？
一、 西方年轻人普遍悠闲自得的原因：
1. 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福利制度：
失业救济金： 西方国家普遍拥有相对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即使失业，年轻人也能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持，缓解燃眉之急，这使得他们不必过度恐慌和急于找到第一份工作，可以有时间去思考职业规划、学习新技能。
医疗保障： 大部分西方国家提供普遍的医疗保健服务，无论是否就业，居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这降低了因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使得年轻人不用过于担心一旦生病会拖累家庭或陷入债务。
社会援助项目： 许多西方国家设有针对低收入人群、单身母亲、残疾人等的社会援助项目，虽然数额不一定很高，但能够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减轻了最底层的经济压力。
教育成本相对可控（部分国家）： 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大学学费高昂，但许多国家提供学生贷款，且偿还门槛相对较低或有政府补贴。更重要的是，一些国家（如德国、北欧国家）的公立大学免学费，这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公平的教育机会，降低了因教育债务带来的长期压力。
2. 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性：
成熟的市场经济和行业结构： 西方经济体通常更加多元化，拥有更多类型的行业和岗位。即使年轻人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也存在更多元化的职业路径，例如自由职业、创业、非营利组织工作、创意产业等。
职业培训和技能再教育体系： 许多西方国家提供成熟的职业培训和成人再教育项目，帮助人们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转型和提升技能，适应市场变化，这使得“转行”或“重新学习”的成本相对较低。
强调个人价值与兴趣驱动： 西方文化中，更倾向于鼓励年轻人追求个人兴趣和价值实现，而非仅仅追求高薪或社会地位。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找到自己热爱并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即使收入不高，也能获得满足感。
较低的社会期望（相对而言）： 相较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望子成龙”、“早买房结婚”等强烈社会期望，西方社会对年轻人的期望值可能更分散、更具个体化。这减轻了年轻人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3. 成熟的消费文化与价值观：
“活在当下”的消费观念： 相对而言，一些西方年轻人更注重当下的生活品质和体验，而非过度储蓄和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旅游、社交、个人爱好等都被视为重要的消费内容。
对物质的相对不敏感： 虽然贫富差距大，但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和生活便利性较高。即使是中低收入家庭，也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便利，如住房（虽然可能不如富裕阶层）、交通、通讯等。这使得他们不会感到生活质量的巨大落差。
社交和娱乐方式的多元： 西方社会拥有丰富的社交和娱乐文化，如酒吧、咖啡馆、户外活动、艺术展览等，这些活动门槛相对较低，能够满足年轻人社交和放松的需求，缓解压力。
4. 更开放的社会心态和抗压能力培养：
鼓励独立和自我负责： 从小培养独立性，鼓励年轻人自己解决问题，也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和后果负责。
对失败的宽容度： 西方社会文化相对更宽容失败，认为失败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而不是人生的终结。这使得年轻人敢于尝试，不怕犯错。
心理健康重视度： 许多西方国家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较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且社会对谈论心理问题持更开放的态度。
二、 中国年轻人因各种理由沮丧和抱怨的原因：
1. 剧烈的贫富差距与上升通道的焦虑：
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但也导致了财富的快速集中。富裕阶层拥有更多的资源、信息和机会，他们的子女在教育、人脉、创业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这使得普通家庭的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
“阶层固化”的感知： 尽管社会流动性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跨越与富裕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尤其是在购房、结婚等人生大事上，这种差距被无限放大。
高房价与住房焦虑： 许多中国大城市的高房价是年轻人最直接的压力来源。一套房不仅是居住需求，更是婚姻、家庭稳定、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标志。高房价使得年轻人需要掏空六个钱包，背负巨额贷款，这无疑剥夺了他们追求其他生活可能性和享受当下乐趣的时间和精力。
2. 激烈的社会竞争与内卷化：
教育竞争： 从小学开始，教育竞争就异常激烈，升学压力巨大。考上好的大学是许多人改变命运的希望，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学业负担和焦虑。
就业竞争： 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激增，就业市场竞争白热化。即使是名校毕业，也可能面临找不到理想工作、起薪不高、工作内容与预期不符等问题。
“996”工作制与职场内卷： 一些行业普遍存在的“996”工作制（早9点到晚9点，一周6天）剥夺了年轻人的休息和娱乐时间，让他们身心俱疲。为了在职场中立足，许多人不得不参与到无休止的加班和竞争中。
“赢者通吃”的市场模式： 在某些行业，头部企业和个人可以获得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而腰部和尾部则生存艰难。这种极端的市场回报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的竞争焦虑。
3. 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与巨大的社会期望：
“成功学”的洗脑： 社会上充斥着“成功学”的论调，将财富、房产、名车、高职位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压迫着年轻人，让他们难以找到其他价值和成就感。
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很高，希望他们能光宗耀祖，实现“阶层跃升”。亲戚朋友的比较、结婚生子等人生节点的催促，都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缺乏清晰的多元化发展路径： 相较于西方，中国社会对于非传统职业、个人兴趣的认可度和支持度相对较低。年轻人往往被引导走向被社会认可的“正规道路”，一旦偏离，可能面临不被理解甚至被质疑的风险。
4. 有限的社会保障与上升通道的不确定性：
社保体系的相对不成熟： 虽然中国在发展社保体系，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其保障范围、支付水平和可持续性仍存在差距。尤其是对失业、疾病的保障，对个人而言仍然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经济风险。
创业风险高，失败代价大： 中国的创业环境虽然活跃，但整体风险较高，失败的后果也可能非常严重，尤其是对于缺乏资金和人脉的年轻人而言。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虽然整体教育水平在提高，但优质教育资源仍然集中在少数城市和学校，这使得家庭经济条件不佳的年轻人，即使努力，也可能难以获得与富裕阶层同等的教育机会。
5. 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
集体主义与家庭责任： 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家庭责任，个人成功往往被视为对家庭的贡献。这种责任感会转化为对自身成就的更高要求。
“面子文化”与社会比较： 在中国社会，“面子”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衡量标准，这使得人们倾向于与他人进行比较，如果自身不如他人，容易产生失落感。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政策调整等都可能对年轻人的未来产生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加上对社会规则的不熟悉，容易导致焦虑。
总结：
西方年轻人之所以“悠闲自得”，并非他们没有贫富差距的困扰，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来应对风险，拥有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和价值观认同，以及更强的心理韧性来承受压力。
而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普遍感到沮丧和抱怨，是因为他们身处一个快速发展但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贫富差距的拉大、上升通道的变窄、高企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以及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共同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让他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感到无力与迷茫。他们并非不愿意努力，而是感觉努力的回报与付出的努力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并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西方社会也有感到压力的年轻人，中国也有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这里的分析是基于普遍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构性原因。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社会问题，并寻求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意见
先上个暴论：在这个回答下，凡是认为基尼系数（贫富差距）与国民生活质量有必然正相关性的，一律可以视为傻子并进行拉黑处理。
阿富汗的基尼系数0.29，美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我怎么没见几个人争着移民阿富汗？
事实上，在198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曾长期低于0.3，远远甩开北欧一片高福利国家。但那同样也是一个车匪路霸横行、恶性刑事案件层出不穷、大量青年待业、大多数人受限于户籍制度一辈子无法脱离农村、高考录取率只有2%、农民几乎得不到有效的生活保障但城镇职工却可以拿退休金的时代。
在那个贫富差距不大的时代，或许大多数人真的不焦虑——因为社会上升的空间实在是太狭窄了，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对考上大学进入大城市这事有任何期待。如果你生在农村，那么接下来要么种地，要么打工。进政府机关？开什么玩笑。你连个干部身份都没有，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中国的基尼系数之所以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仍然未能全面实现城市化。我之前做过一个拆分对比，我国城市居民前20%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是后20%的5~6倍，农村前20%是后20%的8~9倍。将两组进行合并，则城市居民前20%收入组的差距是农村居民后20%的11倍左右。换句话说，如果你单纯算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和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因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推高了基尼系数。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那些拿“农村不是中国吗”来杠的人，麻烦先对比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再来想想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结论其实有点反直觉——然而，反过来说，如果城市的生活真的比农村更差，那么大学生们似乎也不必争着往大城市跑。城市，的确会比农村更平等，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毕竟，在城市里，只要有手有脚，找一份月收入一两千的工作几乎没有难度（很多城市的最低工资都2000多了），但是在农村种地，一亩地一年能挣几百块钱都算是高的。
而城市化率提升之后，农民的收入其实也会上升——因为农村人均可耕种的土地多了。比如黑龙江，我们家就有亲戚在那里种地。在过去，黑龙江人口没有大量流失的时候，每个人能分到的耕地面积并不算大，大家的生活普遍贫穷。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南方去打工，我的亲戚得以承包这些人家撂荒的土地，购买各类大型农用机械进行耕种。现在我们家的这个亲戚承包的土地大约有800亩左右，仅仅种粮食每年就可以挣到二三十万。（当然，从亩均三四百块钱的收入来看，如果耕地面积不大，种粮倒也的确难挣钱。）
韩国、日本的农业，走的都是这么一条路。
而那些动不动扯中国基尼系数的人，却不会提这样一个现实：
日前，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公布了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自2005年以来，基尼系数较低、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有：斯洛伐克、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中、东欧国家，不到0.3；基尼系数较高、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有：南非、巴西、哥伦比亚、智利、洪都拉斯等非洲和拉美国家，在0.5以上。在5个金砖国家中，南非基尼系数最高，为0.631；巴西次高，为0.547；中国、俄罗斯分别为0.425和0.401；印度最低，在0.4以下。
咱们先不讨论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0.425的数字有没有作假，看看这里面的其他国家，斯洛伐克、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基尼系数都还不到0.3，这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而美国的基尼系数都接近0.5了。然而，我只听说过无数985的毕业生一心想着去美国留学和移民，却没见过几个想去“国民财富平等”的斯洛伐克、哈萨克斯坦、印度去定居和生活的。
去阿富汗吧，那里有你们的未来。
好了，我们再说回中国。
中国基尼系数在过去几十年是跟着经济不断上涨的。在有统计数字以来，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年费是1980年代初，当时的基尼系数最低是0.24——这个数字甚至要远好于当时的欧洲发达国家。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涨到了0.4又涨到了0.5。
现在的00后们不妨问一下自己的爷爷奶奶，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好，还是1980年代的生活好。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在我接触过的人里，哪怕是现在依然贫困的农民，也没有一个愿意回到“基尼系数小”的1980年代的。
道理也很简单，80年代的基尼系数低，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财富非常有限，富人也并不能得到太多的发财机会。与此同时，对于当年的农村人来说，走出农村仅有的几条路就是当兵、考大学等，真正实现阶级跃升的也只是极少数人。换句话说，那个时代大家都穷，自然也就“平等”。而市场经济，本身就会加剧收入阶层的分化，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在贫富差距较小的198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在那个年代，曾经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潘晓事件”。
1980年5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来信。这封题目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信，诉说了一位青年对生活满怀憧憬，在实际生活中却屡屡遭受打击的人生际遇。该信引发了“人为什么要活着”的人生观大讨论，持续半年之久，轰动全国。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那么，潘晓的这封信写了什么呢？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潘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了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侈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了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即选择。
……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如果把潘晓的这篇文章中的“文革”等带有时代特色的词语隐去，那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在80年代初的人独有的困惑吗？
在文章的最后，潘晓说：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这里面所说的内容，与当下又何其相似。
可是，这封信的写作年代，可是基尼系数只有0.24的1980年代初！！！！！
对了，再说一句，这封信的作者“潘晓”其实是两个人的化名。这里面的“潘”是潘祎，是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今首都经贸大学）的学生，1978年入学——这在当年可是如雷贯耳的“老三届”。在大学生还是天子骄子的1980年代，“老三届”尚且感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更遑论那些普通人呢？
我自己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相当长的当代文化思潮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是事在80年代、90年代还是2000年代，这种迷惘和颓废其实是每一代年轻人的共性。有人说，经济发展了人就会不迷惘。这恰恰是一种扯淡。因为任何一个学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所谓“The Lost Generation”，也就是美国文学史中“迷惘的一代”。
这个迷惘的一代出现在什么时代呢？1919到1929年。
这又是个什么年代？这个年代，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爵士时代”，也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发生的时代。如果说更直观的经济指标，那就是美国股市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疯涨，并在1929年达到顶峰，整个美国社会都沉醉于一战后红利带来的纸醉金迷之中。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居然出现了“迷惘的一代”，这是不是非常不可思议。
同样，在二战之后，美国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那是一个普通工人在汽车厂上班就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的时代。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现了所谓“垮掉的一代”。
白先勇先生有一本小说，叫做《芝加哥之死》。这篇小说设定的年代是1960年，主人公叫吴汉魂，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在那个美国国力如日中天的时代，应该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博士吴汉魂感受到的是“芝加哥是个埃及的古墓，把几百万活人与死人都关闭在内，一同消蚀，一同腐烂”。
我们不妨看看这位60年代留美的青年才俊为何沮丧：
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没有廿层楼的大厦，可是他更不要回到他克拉克街廿层公寓的地下室去。
如果把台北替换为某个中国的三线城市（当年的台北跟芝加哥比起来，的确连三线都算不上），把芝加哥的克拉克街替换为北京的中关村，这个描述也毫不违和。
三线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和光鲜的工作环境，但在中关村又不得不住着逼仄的合租房。这不正是当代很多在北京读书的年轻人的写照吗？
从前把莎氏四大悲剧从头到尾背诵入心，可是记在他脑中的只有麦克佩斯里的一句：
生命是痴人编成的故事，
充满了声音与愤怒，
里面却是虚无一片。
白先勇先生的这篇小说写的令人相当沮丧。但不得不说，好的文学作品，魅力也在于此。尽管这部小说创作于60年前，但当我们隐去时代背景后，却发现这篇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吴汉魂苦读六年，放弃了爱情，远离了社交，卖命地工作，终于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期间他甚至没能回台奔丧参加母亲的葬礼，但是当他拿到博士文凭时，不仅没有苦尽甘来、夙愿已偿的喜悦，反而陷入深深的迷惘：难道自己舍弃青春和生命，换来的就是这区区的一张薄纸？空虚荒芜和孤苦无助顷刻打压下来，令他夺门冲出了坚守六年的地下室，在红尘滚滚的大都会中，他急切地试图寻回自己生存的价值和继续奋斗的勇气，然而他站在陌生喧嚣的芝加哥面前，发现自己依然是个局外人，酒吧、妓女、黑夜交织而成的享乐和放纵令他感到窒息，无所适从，在繁华广阔的芝加哥竞难找到方寸之地落脚，他不需要别人，亦不被别人需要，唯一可做的是赶在白昼来临之前葬身于密歇根湖，获得自戕式的救赎。
无疑，这是一个60年代的小镇做题家的悲剧。但把故事背景放到今天，却也丝毫不违和。我想无数的人都会从吴汉魂博士身上找到共鸣。
然而，吴汉魂博士生活的年代，可也是美国最好的时代。
这个时代有多好？川皇心心念念的MAGA就是要把红脖子们带回到那个时代。
可在那个时代，一个青年博士自杀了。（尽管只是文学作品）
如果我是为了恰流量，我当然可以一边骂中国的贫富差距，一边来迎合青年人来赢得点赞。但是，当我看过了过去几十年的青年思想变化，我想说的是，我从不认为贫富差距与青年人的思想焦虑之间有直接的相关性。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青年人不焦虑、不沮丧的时代，这种焦虑和沮丧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一方面表明了年轻人对未来还有期盼，另一方面则表明年轻人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而年轻人要想不焦虑，除非是躺平任嘲。
如今现在这些沮丧和抱怨的年轻人，与当年从台北奔向芝加哥的吴汉魂博士毫无二致。因为大家都想靠着学历来在大城市获得更理想的生活，却又感到在大城市中无所适从。跟这些年轻人比起来，那些“土著”反而可以过得相对轻松不少，因为他们虽然生活并没有那么好，但父母一辈毕竟在大城市扎下了根。就像我认识的朋友里，很多北京人虽然工资不高，但心态都比较好，反之那些学历高、收入高的外地人，却因为买房或者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感到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在“灵魂”与“肉身”之间纠结。
但很多年青人一边说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一边却想去跟中国基尼系数旗鼓相当的美国，懒得看贫富差距小的印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本身就说明他们吐槽的“贫富差距”其实就是个伪命题。他们所在乎的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而是对标发达国家与自己同等级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同样做大厂程序员，在美国几年就能买个大house，每天也不用加班，而在中国不但要996，还要为房子、教育等等操心。这要换成我当然也沮丧，只不过我自己会在沮丧的同时，知道这与贫富差距本身无关。
反正我自己作为80后，我肯定不愿意再回到贫80年代——当年的生活，真的比现在差远了。
至于说西方的年轻人真的悠闲自得吗？也许是有的，但并不是全部。就拿去年来说吧，因为疫情的影响，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大量的餐馆、理发店等服务场所关闭，一些原本靠在这些地方兼职打工来赚取学费的大学生只能转而去从事别的行业。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女学生去拍摄了各种成人视频。根据研究人员的统计，在英国这一数字上升了5倍左右，而美国也上升了3倍左右。而有一些年轻的租客，也因为无法交租而被暗示可以“肉偿”。
你要说这算悠然自得……那你可得问问他们同不同意。
实际上，如今的美国是世界上抑郁症发病率第一的大国，欧洲国家同样也不低。当然，我100%承认当下的发达国家在对国民基本生活的保障上比中国做得好很多，中国三四线城市的中产也未必比得上发达国家的底层的生活品质高。但你要说他们的年轻人都悠然自得——至少在我认识的外国人里，一多半都没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很多外国年轻人之所以显得悠然自得，是因为我们焦虑的东西不一样。
目前的中国，大多数人所焦虑的仍然是基本的物质生活，也就是买车买房、吃好穿好、出国旅游等等。但发达国家的人早就过了这个阶段，大部分人并不会因此而感到焦虑，所以你当然会感觉外国人根本不操心车房。但在有车有房之后，大多数人就可以悠然自得，傻开心么？
如果你觉得是这样，那就表明在你的心里，车房就是发达国家年轻人生活的终极意义。
而现实恰恰相反，他们所想的，远比车房要多得多。
总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也会跨过为车房为焦虑的阶段。那时，他们将看到的，是另一个同样让他们感到焦虑的世界。
如果你所谓的西方是欧洲国家的话，那不好意思，西方的贫富差距相比中国根本不算巨大。
前几年西南财大的调研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以上。看完西南财大和其他调研机构的计算方法对比，发现这个算法还是有所低估的。真实基尼系数应该还要更大。
借用数据帝 @chenqin 的关于基尼系数的一个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基尼系数有不同的结果：
如果在统计局口径（几乎不包括前1%人口），基尼系数约为0.47；
如果包含富人，但是没能包含那些最富有的人口（如CFPS、CLDS和截尾后的CHFS），则基尼系数约为0.55到0.6之间；
如果不仅包含了富人，还包括了那些亿万富翁，包括那些人均收入达到了平均水平上百倍的人（如截尾前的CHFS），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会超过0.6，达到0.67。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060598/answer/1219004168
韩国基尼系数大概是0.32-0.36(不同年份)，这样都被吐槽成内卷王者了。西欧一票国家大概都在0.35的样子。
所以你的提问根本不成立。
或者反过来问才更好：西方年轻人生活相对轻松是不是和他们的社会贫富差异较小有关？
鉴于三无小号的无意义评论过多。关闭评论。
一，不要觉得自己不是穷人就来嘚瑟。倘若收入达到知乎平均线两倍，再来嘚瑟不迟。
二，不要觉得自己不是穷人，穷人就不存在了。
补充一点数据：
人民网北京6月15日电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就最近社会热议“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一事，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关于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按照住户收支调查，全国家庭户样本可以分为五个等份，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其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数占全部户数比重为40%。五等份住户收支调查数据刊载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统计资料上。比如，《中国统计年鉴2019》第171页有2013-2018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中国统计摘要2020》第59页有2014-2019年的住户收支调查表。
根据2019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1000元。
西方年轻人真的”总能悠闲自得“么？
那那些为了考试打兴奋剂，为了上学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之类，甚至找sugar daddy的，是什么？不是“真正的西方人”？
我们把中国14亿人和西方极乐漂亮国3.2亿人的收入看做是两坨数据，要比较，就要比较这两坨数据中最具代表性的那部分。
在统计学上，在随机选取的数据中找到众数，代表性也许是最强的。众数也就是一坨数据中，出现几率最大的那一个。
但是众数收入的统计工作量十分大，还无法体现全局，所以一般我们用平均数。由于收入并不是标准的正态分布，中位数和平均数依然存在较大差值，中位数也许更具比较意义。
中国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2210元/月。
2019年，美国家庭平均人口数大约为2.5人，家庭中位数收入为68703美元/年，折算下来人均收入中位数大约在27480美元/年上下，美国的可支配收入，大约为收入的80%-90%，我们取85%，算下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为23358美元/年，折算成人民币约为15793元/月。
所以，我们大概得出结论，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中国的7倍。
这是按年平均汇率计算的结论，如果我们按照鬼扯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个差距可以缩小至3.7倍。
哦，当然，这是人均中位数，把没有收入的老人孩子也算进去了。所以并不等于非农就业者的中位数，也就是说您如果就业了，有极大的几率超过这个水平。
这就是现状，收入差距十分明显。一个工作强度略低于你，收入是你7倍以上的年轻人，有很大几率比你悠闲自得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这是收入，但低收入就一定焦虑吗？不一定吧？据说尼泊尔人就很幸福呀？
显然，中国还有特殊的国情！
在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住房是极其昂贵的，这其中复杂的经济原理和政策因素我们不去分析。
但奇怪的是，2019年，我们的城镇住房的拥有率居然高达96%！很可能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这个数据是央行发布的。也就是说按照数据来看，中国其实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不用怀疑这个数据，如果您去过3个以上中国的3-4线城市，3个以上中国县城，就可以轻易的得出结论，中国的住房不是绝对数量不够！而是空间分布上的扭曲！住房与产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配。
下图为辽宁阜新，像这样级别的四线城市，基本上都有如此规模的住房基建。
产业和住宅最失衡的恐怕就是深圳了，深圳是中国中高端制造业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拿电子信息产业来说，其产值占全国的1/6，全球的1/10。然而深圳对住房的供给是十分吝啬的，直到今天，深圳常住人口中依然有800多万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恐怕再也不能在深圳拥有自己的住房了。2019年10月，深圳的住房自有率仅仅有23.7%，这个数据是贝壳发布的。
绝大部分生活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外地无房年轻人，极可能这辈子也不能在工作地拥有自己的住房了。
原因就是住房用地供应的不足。那么大城市的住房用地哪去了？
中国自2001年入世之后，城市近郊的区域开始被成片的开发成为工业产业园区，城市中心也建成规模庞大的商业配套。于是，产业开始集聚。由此形成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仓储，物流，这些家伙们占地可是很猛的。我只放几个局部的图，全中国像这样的工商业区，数不胜数。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循环。越缺住宅用地的城市，越舍得给工业，商业批地，工商业越集聚，人口也随之集聚，住宅用地就越紧缺。
为了保证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我国的耕地是有18亿亩红线的，所以即便是特大中心城市，土地资源也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十分现实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这是必须承受之重。
所以，我们2001年以后开发的住宅小区，以高层住宅，高容积率产品为主。记住这个结论，一会儿会用到。
漂亮国和我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他们没有如此庞大的制造业，也不需要有，一座没什么特色产业的城镇，就业岗位也许就是这些，店员，销售，卡车司机，搬运工，房产中介，公务员与警察。
所以他们大城市的郊区一般是这样的。
……
壕无人性
以上的，都是中产以上家庭的住房，绿化良好，安静，治安好，容积率低，社区基础设施完备，没有公共交通！也记住这个结论。
以上该列数据也列了，该分析也分析了，该做题家答题了。
答：中国住宅由于产业和土地供给特点，较为集中，容积率大，密度高，由于财富积累时间较短，城市发展迅速，贫富混居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迅速的城市化，中国城乡二元社会逐步被打破，各收入阶层的人充分交流，作为年轻人，日常生活中遇到有钱人的几率很高，产生焦虑情绪很正常。
美国住宅由于产业和土地供给特点，十分分散，密度低，这就为按照收入聚居提供有利条件。事实上，美国社区有着极其明显的分界线，形成高收入社区，中产社区，低收入社区，市中心流浪汉聚居区。这些区域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甚至富人只去富人去的超市，穷人只去穷人去的超市，富人只读富人学校，穷人只读穷人学校。灯塔国实现了一个国家，四个平行世界。作为年轻人，生活半径内遇到的人，基本都是收入差不多的，自然悠闲自得。
这是美国的流浪汉聚集区
下面是美国低收入社区
下面是美国中产社区
下面是美国富人区
以上四个世界均在洛杉矶。
打破这种平衡，只需要让三四个有色穷人住进白人富人区，我用人格保证，一定会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
…
再加一个截图，没多少流量。
你去过西方吗？西方穷人悠闲自得，你在哪里看到的？
历史积累啊，同志们，几百年先行工业化的经验你当是假的吗？
1.殖民体系带来人口压力疏解和资源输入，这就是再平衡过程，现在遍布全球的白人，就是这种再平衡过程的历史遗迹啊。没有这个，你当然只能内卷啦。
2.殖民体系崩解之后（崩解本身靠的是民族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霸权国家军事斗争的三重叠加浪潮），先期工业化积累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资本优势依然存在，所有有世界分工结构上的南北差异，剪刀差大家都学过吧，交换中的优势地位带来溢价财富，可以使得西方国家选择两种路径，欧洲式的全民福利或美国式企业自由（资本家自由）+普通人的涓滴效应（流出点剩余就能让底层吃得饱）。这叫国际分工结构中的垄断效应。
3.全球化时代，资本和企业自由大大提升，生产链条重组突破国家疆域，南北问题从国家间分布到地区性重组，核心城市+经济腹地成为新的北区，国内其他区域继续维持或劣化为南区。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再度凸显，欧洲还好，美国已经很明显。但是历史积累还在，尚能折腾。
4.如何再平衡？靠入关吗？入关就是个历史比附，发泄一下情绪未尝不可，但容易遮蔽问题，因为现实是复杂的，需要重新分析结构，发觉变量。技术突破+社会公平，但是技术突破如何激励，其社会条件如何实现，金融投资模式如何实现，劳动形式和劳动力价值如何区分和评估，还有国际分工结构如何实现内外协调。都是一个个难题，不能拍脑袋，也不能只喊口号。
5.没有经历过复杂现实考验的理想主义，说不定只是现实主义或利己主义的前期幻觉。
在美国欧洲生活了十几年的人告诉你，西方富人的小孩从小就被尊重个人爱好，长大成人以后有良好的经济地位又有自己的爱好，为啥要抱怨？西方真穷人都在街上成群流浪呢，一般早已神神叨叨精神恍惚，哪有心情抱怨？对他们来说活着有吃的就已经知足了。
题主应该说的是掐头去尾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中国年轻人为什么焦虑？一是因为从小就处于一个竞争环境中。我还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第一批少先队员没选上晚上还哭鼻子，谁知道后来大家都能入选少先队员...老师可没告诉我们，都是吓唬我们说人数有限……
美国呢？我当年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去北卡罗莱纳村支教。我的天，你们见过都初中了算20以内加减法需要掰手指吗？！还有告诉我手指不够了能不能用脚趾的！
我当时都快晕过去了，而美国老师呢？笑眯眯的鼓励那个最后用脚趾算完数的孩子 Good Job, 奖励了一朵小红花。有竞争吗？没有竞争，人人平等，并且鼓励式教育，你不管做啥都是最棒的...所以这些小孩长大也不会体会到在竞争中可能被遗弃的恐惧。
二是资源。西方毕竟地大人稀，所以显得资源充足。他们从小到大都不会知道为啥要抢，所以你看他们有序排队，上公交上地铁也不会抢。而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但工作机会就那么点儿，年轻人就会感到压力，为啥啊？你不好好做劳动市场上有的是能力相当的人。
最后想说，这都是根据环境的改变而可以改变的。比如，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自从定居北京以后，上个地铁门一开哧溜一下不见人影了，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抢好了远方的一个座位微笑着向我招手呢....
所以，这些都是环境使然。当西方也变得资源相对紧缺的时候，我想年轻人大概率上也不会像现在这般悠闲自得。
感觉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个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福利制度的水平不一样，西方国家里很多都是高福利国家，所以西方底层的生活水平下限比现在的我们高不少（这点参考各地低保和脱贫标准就能了解了）。
而国内先进与落后的地区发展过于不均衡（不只是贫富阶层差距，不同地区间差距也大），网络打破的隔阂，也无处不在地刺激神经，继而带来了难以扭转的价值观单一和大规模内卷。
在国内，让人沮丧抱怨的所谓“许多莫名理由”，大多数时候都能归结到一个“穷”字。
毕竟绝大多数国内普通年轻人可没法像后浪那样有“选择的权利”，不努力就只能回家继承家业。
另一个原因则是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总体仍处在国家的上升期，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很多年轻人还感觉自己“可以抢救一下”，可以去挣更多的钱，甚至跃升阶级。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少财阀、各行业的世家已经好几代了，还有各种传统贵族，大部分普通年轻人一懂事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基本不可能成为这种“上等人”，同时生活还能基本过得去，自然也就躺平了。
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生活过得去，眼睛就不可能一切向钱看，谁都有个梦想，但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人上人”。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基于以上两点的，也就是西方相对中国来说，商业娱乐文化要远远更发达和开放，艺术普及度也更高，所以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年轻人可以更好地在“美丽新世界”自娱自乐，缓解现实中的各种压力。
如果每月生活必要开支底线是三千块钱，进行适当消费的底线是五千块钱，经常进行额外消费的底线是八千块钱。
然后，一个国家是最低收入三千，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五千乃至八千的范围，那么即便贫富差距巨大，大部分对此缺乏直观感受的人都不会有沮丧情绪。
一个国家的最低收入只有五百，然后有很多人挣扎在三千五千的范围，那么悠闲自得的人就会很少。
这只是个比方，并不准确，示意而已，杠精退散。
西方国家处于全球金字塔的顶端，与其他国家相比，生活条件优越很多，因此没有抱怨的刚性条件。而且长期以来，他们看到的国外信息，就是类似于动物世界一样的荒蛮之地。这样比较下来，他们是很悠闲自得的。这样在宣传上他们也觉得自己不错。
中国不同。
我们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里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几代人不知道什么叫国富民强，曾经昂扬向上高度自信的民族精神已经受到很大伤害了。经过近来70年的努力建设，我们才刚刚消除了贫困人口，也就是刚刚解决了生活必要开支底线的问题。适当消费的水平，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社会底线。那么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宣传上，还是刚性条件上，存在一些人遇到困难、产生沮丧情绪，都是正常的。
对我们来说，比较幸运的事情是，整体来说，我们的发展前景还是向好的。人口保持稳定，经济保持增长，那么结果就是生活水准超速提升。倘若进一步叠加海外市场敞开大门，经济加速增长，人口逐渐恢复增长，那么沮丧的问题会进一步减少。因为到那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人前往海外，拓展市场，获得就业岗位。就业困难会明显减少，收入水平却会明显提升。
这是时间长河里的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我们恰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错了。因为其实现在沮丧的年轻人相对来说非常少了。早先四十年，遍地都是沮丧的年轻人——当然，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沮丧的老年人、中年人了。
时代正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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