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斯拉夫解体时，为何塞尔维亚/塞族不希望解体？为何西方总是站在倒塞一方，而中俄则站在挺塞一方？

• 首先，塞尔维亚族并没有总是力保南斯拉夫国家完整。诚然，塞族中有不少支持南共，极力保持南斯拉夫红旗不褪色的布尔什维克，然而更多的人，选择支持米洛舍维奇及其支持领导的民族主义势力。假想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民基础，米洛舍维奇如何开展他的狂飙运动？
  

• 图为1988年11月19日，贝尔格莱德市塞族大游行，支持者高举米洛舍维奇的画像

巴尔干半岛，确实是充满了血泪，仇杀与战争的半岛。这里曾是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又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了上百年的时间。地处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断裂带之上的巴尔干半岛，民族林立，矛盾重重复杂，简要的说，有三股比较大的势力存在于巴尔干半岛——信奉东正教，亲俄罗斯的塞尔维亚；信奉天主教，亲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克罗地亚；还有广大的穆斯林，他们祖先有可能是塞族或者是克族，但是在奥斯曼帝国长期的统治中，为了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更好的生活坏境，选择了皈依伊斯兰。众所周知，基督教（这里我指广义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与东正教）与伊斯兰教有着长时间与深刻的厮杀与仇恨，从十字军东征，到东罗马的灭亡，到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几次战争。在这里，恐怕基督教东正教与穆斯林的仇恨恐怕难以消弭。毕竟那些广大的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在奥斯曼时代可是二等公民。面对穆族，难免会有看待二鬼子的不爽。不过，随着二战的展开，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巴尔干半岛的塞族与克族之间同样开始了强烈的仇恨与残杀（不过话说回来，西方与毛子一直也合不来）

• 乌斯塔沙（Ustaša）是克罗地亚的极右翼组织，它统治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在1941年参加了轴心国集团。他们奉行法西斯政策，最终在1945年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歼灭。
  

乌斯塔沙在纳粹德军的帮助下于1941年4月14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国”（NDH）成立。1941年4月27日，新成立的乌斯塔沙军队在一个主要由塞尔维亚人居住的村庄古达瓦克（在别洛瓦尔附近）展开了大屠杀。以此为开端，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开始了针对非克罗地亚人的大规模种族清洗。乌斯塔沙政权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根据统计，乌斯塔沙建立超过十个集中营，杀害达九万三千人图为乌斯塔沙屠杀塞族群众

　　“大胡子、十字架、皮夹克、黑色骷髅头徽标”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极端组织“切特尼克”（Chetnik）的标配。早在二战时，代表塞尔维亚王室就以立场不坚定、排犹、反天主教而臭名昭著。二战历程中，切特尼克一方面有维护国家独立、抵御纳粹入侵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具有着极强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倾向。战争后期，切特尼克的主体力量向塞尔维亚的内蒂奇傀儡政府投降，加入法西斯阵营。

这两个臭名昭著的组织，分别代表了极端克族民族主义与极端塞族民族主义

• 在这种种族仇杀蔓延，残酷厮杀成风的恶劣环境之中。铁托以及他所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就显示出了正义性以及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结果了。
• 虽然说南共早起是移植苏联模式最积极的，但是随着后期铁托与斯大林的分崩离析。南共也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有着普世性与理想性，超越民族性的特点，铁托以及其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站到了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当时在南斯拉夫活跃的所有极端民族主义份子，都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敌人。无论是切特尼克，乌斯塔沙，抑或是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其中分别由德意撑腰的乌斯塔沙以及第二普利兹论同盟随着轴心国的失败很快垮台，而对切特尼克的清洗与剿灭则是最为困难的，因为切特尼克组织是站在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一边，与切特尼克争夺正统权的斗争（当然切特尼克组织由于其血债累累，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一直不受待见）最后以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1946年被南共政权处决而告终。切特尼克分子”在铁托时代之被视为十恶不赦，也有甚于非塞族民族主义分子。
• 南共的组织有着充满矛盾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南共战士是塞族（传统历史上的反德民族），但是南共高层却是以非塞族为主体。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更别提兰科维奇后来还被作为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集团被清肃打击）。共产主义的普世性理想性与其庸俗化之后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比如苏联，二战前一直竭力打击民族主义，二战时为了需要迅速把民族主义拖了出来，原因无他，为了维护统治）。民族主义，往往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当时很多的南共战士，很有可能并无法理解共产主义的普世性，他们的理解，也许就是单纯的反对德国侵略罢了。
• 客观的来说，战后的南斯拉夫对于塞族是有着一定压制的。南斯拉夫虽然打击民族主义，但是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打击尤其严厉。南共的五人领导核心，倒台的恰恰是黑山的和塞尔维亚 的，德热拉斯是因为“自由化”，而兰科维奇因为塞族民族主义。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加之后来铁托与苏联闹翻，“情报局份子”（战后苏联建立的“欧洲各国共产党情报局”，南苏决裂后是苏联反南的主要工具，“情报局分子”即指亲苏反南人士），成为了当时的“叛徒内奸”，受到怀疑与排斥，传统上就亲近俄国的东正教塞尔维亚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制度上，铁托也作了一些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认定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 (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这样一来，塞尔维亚的版图基本回到了其建国时的水平。铁托时代，曾将一些战时流亡的塞族土地转交给了阿族，更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民众放弃自己原有的民族加入新的民族。这些举措，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却也埋下了日后南联盟分崩离析的隐患。
• 罗里吧嗦扯了这么多，下面就说一说关键的内容吧__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他的狂飙突进。对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我个人对其的评价就是民族主义分子，偏极端的民族主义份子，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恐怕与他关系甚大。米洛舍维奇出生于1941年，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出身高干（米氏自己家境平平，父母都在铁托时代自杀身亡）因为他妻子的关系，他得以结识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贵人-伊万·斯坦鲍利奇，后者的叔父是铁托的老战友佩塔尔·斯坦鲍利奇，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伊万斯坦鲍利奇虽是铁托的亲信但与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他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也有不满。从石化公司领导、首都市委书记、塞尔维亚共盟主席一直升到塞尔维亚总统。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在后者一次次引荐下步步高升，差不多每次都是斯坦鲍利奇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不过，最后，是由米氏将斯坦鲍利奇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推了下台，师徒二人也由此分道扬镳，反目成仇，直至1998年米氏派出自己的秘密警察红色贝雷帽将斯坦鲍利奇逮捕暗杀。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斯坦鲍利奇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虽然对铁托的民族政策有所不满，总体上仍然忠于铁托体制，只是希望在体制内进行调整，而不打算搞“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即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这恰恰和米洛什维奇完全相反。米氏希望的恰好是通过发动塞族的群众运动，向下压服科索沃，向上称霸南联盟，一扫铁托时代的鸟气。他本人可能希望以这种“丰功伟绩’赢得塞族人民的亲赖与好感，从而在之后的民主化浪潮中抵御自由派，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1987年，塞阿两族爆发流血冲突，米氏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期间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从而导致一批铁托派失势，伊万本人也被迫辞职。
• 此后伊万与米氏关系一落千丈，目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的狂飙猛进，伊万逐渐走向米氏的对立面。当年对铁托民族政策有所不满的他，开始公开宣布自己是铁托式的“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在波黑战争期间，他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1995年他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同时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人。在书中他写到：“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而公众则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 下图为前塞尔维亚总统，坚定的南共支持者，反民族主义者ivan Stambolić，2005年8月25日被米氏绑架暗杀。
如果谈到‘反对国家分裂“，他可以算上是，但是米氏绝对不是。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与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反对派都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他将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非常不利。于是在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被米洛舍维奇的秘密警察“红色贝雷帽”绑架并暗杀。他死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伊万的血与斯雷布雷尼察（按：惨遭塞军屠城的波黑穆斯林城市）儿童的血流在了一起，与武科瓦尔和萨拉热窝被狙击手打死的孩子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伊万在这些孩子们中，伊万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民族的孩子！”

在推翻斯坦鲍利奇等塞尔维亚铁托派领导人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在塞尔维亚全境愈演愈烈。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在塞共和国、自治省直至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氏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按铁托留下的各共和国“轮流坐庄”规则，当时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舍克恰好都不是塞尔维亚人。米洛舍维奇控制下的塞尔维亚当局的不合作导致联邦党政机构瘫痪。

紧接着米洛舍维奇又组织了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对斯洛文尼亚和沿途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进行威胁。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氏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结果在短短两年内，南斯拉夫联邦便土崩瓦解了。平心而论，由于“列宁式联邦”的制度缺陷加上传统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消失，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那样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当时对联邦的离心情绪也普遍存在，每个共和国都在搞民族主义，都在拆联邦的台。但直接搞垮了联邦的无疑正是米洛舍维奇摧毁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狂飙”，而南联邦解体得那么残酷而血腥，米洛舍维奇更难辞其咎。

而像斯坦鲍利奇那样的铁托派则认为米洛舍维奇就是“新切特尼克分子”。当然，这一点起初并不明显。尽管米洛舍维奇上台后塞尔维亚就掀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潮流，新切特尼克运动也在这“新气象”中粉墨登场，但对于形式上继承共盟政权的米洛舍维奇来说，起初它似乎还是反对派。新切特尼克形式上的头面人物是沃伊斯拉夫·舍舍利，此人在1984年因鼓吹切特尼克主义，被当时的斯坦鲍利奇政府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但1986年就提前获释。

米洛舍维奇上台后，舍舍利很快成为“英雄”，他于1989年在美国被流亡的塞尔维亚切特尼克侨民团体封为“公爵”，回国后创建“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运动”（即后来的塞尔维亚激进党），成为一位既极端反共，又反“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明星。他认为南共是塞尔维亚的灾星，铁托墓的存在是塞尔维亚的耻辱，而米哈伊洛维奇（当年被南共处决的切特尼克首领）是塞尔维亚民族英雄，并自命为其继承人。他组建的民兵武装，军服、军衔与军徽都仿效二战时的切特尼克军队制式，而其对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杀更与当年的切特尼克一脉相承。

而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党尽管在其纲领中毫不掩饰地指责“在(南斯拉夫)整个时期内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特别损害了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民”，但作为南共组成中的塞尔维亚共盟的后继党，成员中很多是怀旧老人。为维持这种组织资源，米洛舍维奇在推行切特尼克式的现实政策的同时，对历史保持低调，并未公开指名骂铁托或者赞扬切特尼克。然而实际上，他与舍舍利的关系一开始就耐人寻味。1991年舍舍利组织一批人企图捣毁铁托墓，与联邦当局发生冲突，而米洛舍维奇控制下的塞尔维亚当局却表示：铁托墓属于联邦管辖，它的存废与塞尔维亚无关，塞也不负保护之责。米洛舍维奇容不得托马舍维奇这类“铁托分子”，连斯坦鲍利奇这样的昔日恩师也被暗杀，却对舍舍利和“新切特尼克”非常优容。随着前南民族仇杀愈演愈烈、西方的干预及米洛舍维奇与西方对立的激化，舍舍利逐渐从反对派变成了米洛舍维奇的“战友”，“新切特尼克”堂而皇之地加入政府，舍舍利被米氏委任为副总理。对此许多社会党人虽然不满，但认为米氏是在搞统战也还能接受。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米氏与舍舍利越走越近，与“本党”却越来越疏远，到2002年终于与“本党”大闹了一场。

这年8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后，首次塞尔维亚总统竞选开始。米氏与舍舍利这时都已身陷囹圄，但海牙法庭并不禁止尚未定罪的嫌疑人“狱中从政”。米氏原想东山再起，指令社会党再推他为候选人。然而塞尔维亚宪法规定一人当选总统只限两次，他无权第三次参加竞选。社会党于是改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的老演员、社会党人日沃伊诺维奇为候选人。在前南斯拉夫谁都知道“瓦尔特”就是铁托的战时化名，社会党显然是想打“铁托牌”。不料米洛舍维奇听说后大发雷霆，指令社会党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党任何人参选，而必须支持舍舍利作为在野党的惟一候选人。这就不是舍舍利加入社会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而是要社会党为舍舍利抬轿子了。如果这样，已经不像样的“铁托党”岂不完全变成“切特尼克党”了吗？

更何况舍舍利这时与米氏一样由于被囚并不能实际履行总统职责，也几无当选可能。如果推米洛舍维奇还可以算是政治上表示本党一贯态度，改推舍舍利除了公开承认本党已沦为切特尼克附庸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实际作用？于是社会党领导层表决，以多数票否决了米洛舍维奇的主张，仍决定从本党成员中提名总统候选人。

结果米洛舍维奇大怒，他立即从狱中发出指令：解除该党代主席的职务，悍然废除党章规定的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指定了33人组成“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以取代之。一向屈从于米氏家长淫威的社会党人忍无可忍，当天日沃伊诺维奇就发表声明说：米洛舍维奇不准本党党员参选却让本党支持舍舍利竞选总统的决定，使他同塞尔维亚社会党“产生了距离”，这样下去他迟早会与党分手。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一致拒绝米洛舍维奇作出的违反党章的决定，指出他擅自任命的“委员会”非法，“这种在政治和道义上无视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议呼吁全体党员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坚决支持本党惟一候选人日沃伊诺维奇。随即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委员会也以多数票表决，否决了米洛舍维奇任命的该委员会主席，而民主选举了米尼奇。

• 写到这里，应该算是对题主 的第一个问题有了回答了。由于铁托体制的民主缺失，监管缺乏，以及对于民族问题的错误处理与政策失误，导致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与 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米氏及其所领导的塞尔维亚社会党走向了切特尼克式的道路，对南联盟的解体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毕竟塞族还是在南斯拉夫中影响很大的）米氏颠覆斯坦鲍利奇领导的塞尔维亚共盟铁托派政府，发表煽动民族仇恨的科索沃演讲，发动“反官僚运动”推翻黑山、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共盟政府，组织冲击斯洛文尼亚等共和国的“向卢布尔雅那进军”，搞垮联邦政府并封杀“南斯拉夫电视，都起到了很恶劣的作用。更不要谈之后的塞族军队血洗斯雷布雷尼察了。而米氏的反对者科什图尼察等塞尔维亚反对派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谴责米洛舍维奇在战争中失利，而不谴责他发动了战争。在这种大环境下，真正维护南斯拉夫统一的人如伊万斯坦鲍利奇，势单力薄，很难被广大群众理解。那么，南斯拉夫的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 不过现在塞尔维亚正极力加入欧盟，从总体上看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切特尼克份子的影响已经非常微弱了。米氏被捕后，出于政治惯性，社会党仍对海牙法庭表示不满，给狱中的米洛舍维奇留足面子，没有对他进行更多的批评，而且2006年还主办了他的葬礼。但他的“切特尼克第二”政治形象已经勿庸置疑了。

  到了2008年大选后，塞尔维亚社会党终于彻底改弦易辙，不仅跟米洛舍维奇依靠的“新切特尼克分子”即塞尔维亚激进党彻底分了手，而且跟科什图尼察领导的塞尔维亚民主党（简称塞民党），即斯坦鲍利奇所说的“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也分了手，却与所谓最“亲西方”的、主张摆脱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并加快融入欧洲的塔迪奇领导的民主党结了盟。这个“大转变”引人注目，因为在此以前，米洛舍维奇固然与激进党久已沆瀣一气，社会党与塞民党也曾有短暂合作，民主党却是米洛舍维奇的不共戴天之敌，两者从未合作过。

  不仅如此，2008年以后社会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合作还发展很快，尽管这个政党联盟中其他伙伴不断闹意见，但社会党与民主党一直稳定地携手，在绝大多数争议问题上保持一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这时的社会党不仅与米洛舍维奇划清了界限，而且比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走得更远。他们不再反对向联合国“前南法庭”移交犯罪嫌疑人；不再要求停止对米洛舍维奇家人的起诉；不仅放弃了“大塞尔维亚主义”，而且在民族问题上比塞民党更温和；同时他们也比反对派更“亲西方”，不仅推动与欧盟签署的《稳定与合作协议》，甚至还主张与曾经轰炸南联盟的北约签署安全协议；等等。用观察家的话讲，该党已经“由民族主义政党演变成为一个亲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塞尔维亚社会党的这种变化使我国一些专业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学者也表示难以理解，并颇有微词。但只要我们读读这本《生死巴尔干》，就会明白如今这一切其实顺理成章。

  实际上，真正的“大转变”是米洛舍维奇对铁托体制的颠覆，社会党如今只是摆脱米氏梦魇而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铁托传统而已。斯坦鲍利奇、托马舍维奇等“铁托分子”对米洛舍维奇的态度正逐渐成为今天社会党人的主流态度，而前述2002年大选时的冲突也预示了2008年的变化。很明显，铁托靠镇压切特尼克起家，而米洛舍维奇骨子里恰恰是个“切特尼克主义者”。今天塞尔维亚要“融入欧洲”，主要的障碍当然是“切特尼克主义”，而铁托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个助力。因此如今社会党与民主党的合作，除了议会政治中的实用主义考虑外，从价值层面看也是有基础的：它既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清除独裁（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独裁还是切特尼克式的独裁）流毒、推进宪政民主问题上的合作，也可以视为“欧洲主义者”与铁托式“族际主义者”在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方面的合作。所以，考虑到塞尔维亚积极融入欧盟的大气候与克罗地亚的成功，情景还算相对乐观。

• 至于第二个问题，天朝对塞族的支持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这里不再阐释了），而俄国对塞族的支持，完全是出于相同文明圈的原因。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都有着与俄罗斯千条万缕的联系，共同的东正教信仰，几百年间形成的泛斯拉夫荣誉感，经济政治的紧密联系，极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似乎极其难以理解。但是，塞尔维亚这些小国家与俄罗斯东正教帝国的联系与复杂的情感也是极为微妙的。曾经他们宁可选择俄罗斯的刺刀与军靴，也不要土耳其的贝夏与弯刀。今天的切特尼克份子，依然横行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边境，为捍卫大斯拉夫的荣耀横行霸道，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哀嚎并不遥远（对了，今天的科索沃地区，东正教徒依然面临生命危险，穆斯林倒是相对安全许多）。而俄罗斯对于保护自家兄弟，维护东正教安全与荣誉，重建自己的国际地位的迫切需要，促使他毅然支持了这场文明边际线上的战争，欧洲反对塞尔维亚，倒是以支持克罗地亚为前提的，梵蒂冈与德国出力不小。美国主要是出于理想主义，反对塞族对穆斯林的种族清洗（事实上三派都互相有，情景类似二战时期，所以也不要能否认美国没有一点点实用主义因素的考虑）。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提问者读一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本书对这个问题解答的很详细。
• 本答案参考了秦晖教授的告别梦魇的“铁托主义者”——读《生死巴尔干》后感一文，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