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富差距很严重吗？严重到什么程度？

贫富差距下，你才明白什么叫人不如狗。

朋友养了一只贝林顿梗，8000块钱买的。它一个月在宠物店狗粮、洗澡和剪毛的花费，就在3000左右，要知道西安很多服务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左右。

贫富差距下，你才明白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天晚上和老婆出门散步，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居然看到小区门口的同一个垃圾桶，先后有两位驼背老汉伸胳膊进去找饮料瓶。我们的垃圾，却是别人的糊口钱，可悲么？更可悲的是，就这点钱，居然也要抢，来的晚的就没了。

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贫富差距都会很大，富人都会远远比穷人有钱，每个人都有处置自己财富的权利，因此人不如狗估计每个国家都存在。我向来也是不支持无效果的财富再分配，拾垃圾自食其力应该获得相当的尊重。

我只是希望，只是希望，不要再因为某些因素让穷人活的更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比如为了市容而驱逐拾垃圾的流浪汉。

扶贫是如今的第一大KPI，解决“不平衡”是新的“基本矛盾”，所以题主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我工作以来一直身处于几万人的大公司，在大公司混了几年得出的经验就是，对最上层制定的最高目标，下面人要做的就是根据数据进行各维度分析，然后把问题拆解出来，制定解决方案，下放执行。

对于zf这种巨型组织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

将这个“基本矛盾”进行层层拆解，找到解决方案，就是未来的政策走向。

下面来看数据：

2017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5974元，中位数22408元。

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

• 低收入组: 5958元
• 中等偏下收入组: 13843元
• 中等收入组: 22495元
• 中等偏上收入组: 34547元
• 高收入组: 64934元

注意：这是年收入。

数据来源：

可支配收入定义（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可支配收入基本就是税后到手工资。

2017年中国大陆有13.9亿人口——最top的2.78亿人的平均收入，是最低层2.78亿人的10.9倍。

“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了非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说：

• 一个排名全国倒数20%的三口之家，其月家庭收入应该是1490元。
• 一个排名全国正数20%的三口之家，其平均月家庭收入应该是16234元。

根据通常的收入分布情况，top20%的平均收入，也是被最顶层的一小部分“平均”上去的，top20%里的中位数也会小于平均数。

所以，如果顶层20%是底层20%的10.9倍，那么顶层10%是底层10%的倍数，可能会相当可观。

题主在问题里是这样描述的：

作为一个贫困山区的老百姓，羡慕北上广的户口，羡慕他们的教育资源，羡慕他们的基础设施等等。 我知道自己也可以打拼出来，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 不过我还是不甘心。

为了回答题主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地域差别

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3个省级单位是：

• 上海：54305元
• 北京：52530元
• 浙江：38529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3个省级单位是：

• 贵州：15121元
• 甘肃：14670元
• 西藏：13639元

最高的京沪是最低三省/区的3.5倍左右，差距并不是特别可怕。

如果排除人口较少的直辖市和西藏，那人均最高的省——浙江，是人均最低的省——甘肃的2.6倍。

问题来了——最富的省并没有比最穷的省人均收入高出太多，那前面所说的顶层20%和底层20%人群10.9倍的收入差距来自何处？

继续细分：

按照题主的自诉——“贫困山区老百姓”，那我们就看一个典型的山区省，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倒数第3的贵州省的情况。

2016年，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15121元，其中：

• 城镇常住居民：26743元
• 农村常住居民：8090元

贵州省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3倍

继续细分到市县级：

整个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省会贵阳两城区（南明区/云岩区）的城镇居民——分别是30207元和30265元。

整个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是黔东南山区台江县的农村居民——6819元。

感受下台江县的地形——台江旁边剑河县的这一数字是7222元，都是全贵州最穷的地区。

贵州另一个著名的贫困片区，发生过几次轰动全国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的毕节市，其核心市辖区——七星关区，2016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7821元。

贵州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市——省会贵阳、第二大城市遵义，其下辖的任何一个偏远县份的农村居民平均收入，都高于毕节市的核心市辖区。

这体现了同一省份内部的巨大差异。

以上是贵州省的内部情况。

下面再看贵州和笔者所居住的北京市的对比。

2016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52530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3个区是：

• 西城区：71863元
• 海淀区：67022元
• 东城区：66084元

这三个区也是北京市最核心、教育最发达的区。

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人投胎到北京的核心市区，其平均收入将会是贵州省会核心市区的2-2.5倍，是贵州最穷山区农村居民的10倍左右。

所以，就地域而言，可以得到这样一些结论：

• 投胎在京沪还是普通省会，平均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哪怕是最富的直辖市vs最穷省的省会，也只有2倍多的差别。
• 投胎在大城市还是偏远山区农村，差别就非常大，哪怕在一个省内部，大城市和落后山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4-5倍。

特大城市和普通省会居民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家庭住房固定资产——京沪的住房均价是贵阳的七八倍。把自住房资产价格排除掉后，普通居民所能获得的收入和物质差距并不是很大。

造成这一差别不是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

举个例子 —— 贵州 vs 浙江2016年的财政收支数据：

贵州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是浙江的46.3%，人均上缴国税是浙江的27.5%。然而，贵州的人均财政支出却和浙江基本一样（96.1%）。

由于强有力中央政府的存在，中央财政2017年向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额高达6.2万亿人民币。

这样的“劫富济贫”，让经济基础只有沿海发达地区1/5-1/3的中西部落后省份，能获得和最发达的省市相似、甚至更高的人均财政支出。

而这些转移支付的大头，就是让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员，能获得不亚于、甚至高于发达地区的物质待遇，从而尽量保证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

今年贵州省在北京顶级名校招录选调生，透露的数字是：贵州省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位于全国第7——虽然该省的人均GDP是全国倒数第3。

巨额转移支付的结果就是：

• 全国同岗位同级别的财政供养人员，收入差距不大，甚至艰苦地区更高。
• 财政供养人员大多常住于城镇。特别的，对于产业落后地区而言，财政供养人员的投资和消费，就构成了该地区城镇经济的主力支柱。
• 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大部分被中央抽走，体制内岗位的收入并不突出，吸引力不是很大。
• 落后地区体制内岗位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几倍，普遍存在对体制内岗位的崇拜。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两张地图（2012年的，略老，作者见水印）。

解读一下这两张地图：

• 拜转移支付所赐，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大。只有少数财政饭以外产业很发达的地区更加突出——长珠三角、京津、山东半岛、福厦。
• 全国农村的平均收入差距极大——云贵、广西、湘西、甘南、藏区，太行山区、中原塌陷区等地，和发达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配色。

近十几年来，一方面得益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劫富济贫”能力的大增，另一方面得益于城镇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转换为城镇常住劳动力、蓝领劳动者收入大增。我国各地普通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在快速缩小的。

如今，一个上海户籍的普通公务员/中小学老师/出租车司机，除了自己的房子比较值钱、城市整体档次更高以外，他们所获得的物质体验并不比贵阳、昆明、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普通公务员高出太多。甚至西部省会的普通公务员因为房价显著的低，生活幸福感可能会更高。

综上所述，按照这样层层拆解分析下来，由于转移支付的存在，各地城镇的工资收入差别并不是造成全国贫富差距的主因。而目前导致我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就剩下以下两条：

• 资本所得的增速远快于劳动所得，多产者和无产/少产者的差距在拉大。
• 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地区的收入太低。

就第一个问题，我之前的文章列举过数字：

过去10年里，我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7）：

• 工资性收入从68.9%下降到60.9%
• 财产、经营、转移性收入从31.1%提升到39.1%。

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8.3%，其中：

• 工资性收入增加7.4%
• 财产性收入增加10.3%，转移性收入增加10.4%
  

特别是对于大城市居民而言，以上海为例，2017年的上海城镇居民：

• 58%的收入来自于工资。
• 39%的收入来自于“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
• 工资性收入增长了5%，财产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增长了17.5%和12.4%。

题主所羡慕的“北上广户籍居民”中的大多数普通人，他们所能获得的物质回报，如今已并不显著高于中西部大城市的户籍居民。投胎在京沪广深、还是投胎在成渝贵昆所带来的区别，已经远不如投胎在多产还是少产家庭所带来的区别。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所对应的就是这几年地方政府的第一大KPI——扶贫。

贫困山区、荒漠化地区的自然条件，无法支撑当地人口走向富裕。能做的就是：

• 将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人口异地搬迁安置。
• 对贫困家庭补齐短板，避免因为重病、灾害、教育等原因致贫。
• 对下一代提供更高的基础教育条件，让他们有能力走出大山，成为本省大城市的城镇居民和劳动者，从而显著提高自身收入水平。

有一位在上述所说的贵州最穷山区当乡镇公务员的中学同学，给我发来了这么一组照片：去年在扶贫资金资助下刚落成村小学，有塑胶跑道、琴房、画房。

还有宿舍楼，让偏远自然村的小孩集中在行政村小学集中住宿，避免因为路途太远而辍学。

当然，当下各地生均财政教育经费的差距还是巨大的：

有时候看到这样的图片，我会有点感慨。同样是中国人的孩子，但长期以来大家的起点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本来原定于20世纪末达到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4%的目标，一直到2012年才首次达成。这让大量偏远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一出生就彻底失败了。

像题主这样，投胎在贫困山区并不是自己的错，但是对于一个大一统单一制国家而言，能够给落后地区的下一代提供一个尽可能高的教育资源供给，让他们能有机会凭本事参与更高级的劳动、获得更高的技能和劳动收入，就是这个国家应尽的义务。

还好，如前文所说，近年来的情况正在大变。前文中说的全贵州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台江县，其2016年的初中生均教育公共经费同比增长了190%，高中生均教育公共经费同比增长了612%。

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最后，回顾一下之前所说的两个造成我国当今贫富差距的最大原因：

• 就城镇而言，多产/无产的差距，替代了地域差距，成为最大原因。
• 艰苦地区极低的农村数据，是造成我国贫富差异数据难看的最大因素。

于是，未来几年的政策走向: 打击“非生产性资本”增值、贫困农村全面扶贫，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相关回答：

微博：黔财有话说_塞冬

公众号：黔财有话说

由于新的数据，我更改以前的观点，并认为中国体制下的贫富差距在这个生产力水平下很有可能是合理的。

看来西南财大那帮人和我想到差不多，把家庭资产默认为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想了解中国家庭多有钱，只看 28000 户够不够？】https://daily.zhihu.com/story/4026099

我认为按照演化原理，这一分布该在对数正态分布和对数卡方分布之间。我的原答案中由于我掌握的粗略数据导致我估计的偏态超越了对数卡方分布的偏态。

而事实看来并非如此，西南财大那帮人证明了对数正态分布都很符合现实。

他们既然拿出对数正态分布来当模型了，可见努力-才能-初始财富三个要素的影响如果都是显著的话，相互之间确有强相关性。

而且既然这个模型都能说明问题，那说明财富分布的偏态不太可能超过对数卡方分布了。

看来现有数据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是违背进化原理的假设。”

我之前取极端贫困人口作为反例，但这些人口数据过于极端具有片面性，去掉这些数据说不定能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如果用回归分析说明勤奋，才能，财富三者对财产都确有显著影响的话，现在这个分布结果将会说明三者之间的强相关性，即：

“大多数有钱人的子女确实比没钱人勤奋且更有本事，勤奋，天赋确实能够家族遗传。”

那么，没什么问题，说明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世袭制是应该的，贫富差距是应该的，中国目前的体制在分配财富上的确是合理的，你们看不惯贫富差距不过是刁民闹事，都散了吧。

（很多知识分子觉得他们的才能和勤奋不输过富人，而财富差别巨大，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私有制下你必须要创造一批富人和贫富差距来投资，谁拿到这笔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拿到钱，你没有理由因为自己也有本事

和勤奋就叫别人把这笔钱交给你）

（我上面说的这几个统计分析如果都能被证实，确实可以表示出：中产阶级的中高于富人阶级的勤奋和天赋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创造行为不显著，你拿到钱和那些资本家拿到钱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没区别。）

刁民闹事，散了吧。

以下这是我以前的观点，我由于手头没有数据认为偏态可能超过了对数卡方分布。现在保留意见。

我想大家更关心这一贫富差距是不是应该的。

而不是注意贫富差距本身。

我从不以道德作为原则评判，以下论论断是按照进化论的原理说明，看完这个答案需要一点统计学知识，但我打包票，是你在大学里学的最基础的那种。

社会资源的分布，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基本等同于钱的分布，应该在种群按照这几个原则分布：

1:个体对资源的需求度，我想大多数人都有捐钱给灾区儿童或是没钱看病的人，为了保证整个物种的发展壮大，这一原则是必要的。

2:个体的勤奋程度，我想大多数人都认可这一点。努力工作就该有回报。

3:个体的本事或是才能，出于进化的原则，“适者”当获取更多资源。

这几点对于我们的道德观念是吻合的，演化决定了我们的道德。

如果有别的原则，满足以下三点，请提出来，第一，符合演化原则，第二，与上述三点相对独立，第三，确实涉及到富人中普遍具备的属性，而穷人和中产阶级中又不普遍具备的。

我在知乎上曾经看到有人粗略地用统计学描述这一现象，这的确启发了我，虽然我也只是粗略地描述，但是他的模型过于简陋，我对此进行更加准确的修正。

我们可以近似忽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则1对分配的影响，鉴于以下几个事实：

1:捐献行为大多数是捐给不可抗力比如天灾，生病的人，起到的作用只是补偿这个随机损失的作用，并不会使得被捐献的人跳跃阶级。

2:唯物主义思想下，由于现代人已经基本摆脱了生存需要的这个层次，你所拥有的财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需求，比如王思聪需要钱搞直播，是因为他本来就有钱，如果他本来就只是个白领阶层，他很难会需要钱来搞个直播公司。

3:即使有需求，现代人也通过投资方式来解决，换句话说你需要钱创业，资本家会投给你钱，但是他们拿着股份，这钱还是他们的。而没有变成你的。

4:对于工薪阶层，需求和勤奋程度有强相关性，很简单，有需求你就会更努力工作，争取升职加薪。

对于勤奋程度和才能这两种属性，我认为也是有相关性的，但是没有上面的相关性那么强，所以我以最大限度假设它们独立。

注意，即使不能量化勤奋程度和才能，我们也可以有充分理由非常单纯的假设勤奋程度和才能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即，大多数人都一般，既不是很笨也不是很聪明，既不是很懒也不是很勤奋。

故：如果变量“阶级”完全由本事和勤奋程度两个呈现正态分布的独立变量解释，那么它应该近似服从，两个正态分布的乘积的分布——卡方分布。

如果这两个变量，“勤奋”和“本事”是完全相关的，即勤奋的人一定会有本事，那么变量“阶级”的分布，应该是由单正态变量解释的，该服从“正态分布”。

众所周知，本事和勤奋有一定关系，又不完全相关，所以，“阶级”的分布应该处于正态分布和卡方分布之间。

由于手机码字，我们给个正态分布和卡方分布的图，大家想象一下：

“阶级”这一变量x，我认为用财富的对数，而不是财富本身，就可以很好表示。

如果隔壁老王比你多了一个亿，你肯定会觉得，你和他不是一个阶级的，因为你只有100万，而如果马云只比马化腾多一个亿，你会觉得马云和马化腾不是一个阶级的吗？不可能，因为他们有几百个亿啊。

所以取个对数是必须的，为了便于说明，我这里取常用的10为底数。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中国家庭的平均资产在90万左右，家庭资产中位数在40万左右。

如果“阶级”服从正态分布，那么峰值是什么？应该是家庭资产的中位数对应的财富40万

而中国的千万富翁，即“阶级”>7的时候，总人数只有100万左右，千万级别的家庭应该数量不比这个多少？

正态分布下，由于中位数是5.6，阶级”>7的家庭数量应该是等于阶级<4.2的家庭数的。

那么在中国，资产不到一万五的家庭只有100万个左右吗？中国精准扶贫的人数就有8000万之多。扶贫的标准在年收2000元左右，考虑到日常开支，你觉得只有100万家庭资产不足1万五吗？

所以根本就不服从正态分布。

那么这个函数服从卡方分布吗？

中国百万以上级别的家庭数量两亿左右应该是有的，但千万以上级别的家庭只有100万，这个比值，高达200倍。

但是阶级=8，亿级别以上的家庭，有10万人以上，和千万资产家庭的这个比值不到10倍。

你们可以想象，如果是卡方分布，这个卡方分布的自由度有多大。

你再回头找找10万级别的家庭人数，和百万级别的家庭相比，恐怕他们数量是差不多的，这又会解出这个卡方分布的自由度很小。

所以卡方分布的偏态都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处于正态分布与卡方分布之间的演化原理根本就不能解释贫富差距现象。

光靠卡方分布的偏态都不足以说明当下的贫富差距，所以我确信有第四因素决定了这个的分布的严重偏态。

直白一点来说，就是千万富翁的人数太少了，少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非常容易，百万家庭变成千万富翁却基本不可能，你想想，向上“阶级”的通道是不是基本已经被堵死了？

我认为这是“本金”的问题，即20年前的财富对现在财富有强决定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所在，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但是“本金”这一分配原则是不符合演化原理的，不具有更适基因的个体一旦偶然占据资源，本身是对更适基因的打击。

如果有翔实的数据做个回归分析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那就需要一篇论文了。

简单的统计原理已经说明了中国贫富差距已经严重违背了物种演化的原理，是资本主义社会阻碍人类进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