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这轮疫情结束后，武汉乃至全国离婚率可能会升还是降？对家庭关系带来了哪些影响？

关于新型肺炎疫情结束后，武汉乃至全国离婚率的升降以及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多方面的社会心理因素。以下将从可能导致离婚率上升和下降的两个角度，以及对家庭关系的具体影响进行详细阐述：

新型肺炎疫情结束后，离婚率可能会升还是降？

可能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因素：

长时间的居家隔离带来的矛盾激化： 疫情期间，许多夫妻被迫长时间待在狭小的空间内，缺乏个人空间和社交活动。这可能导致日常琐事、生活习惯、育儿方式等方面的分歧被放大，甚至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调适，矛盾不断积累，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经济压力与不确定性： 疫情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家庭面临失业、收入下降、生意倒闭等困境。经济压力往往是导致夫妻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长期的财务焦虑和资源分配不均，容易引发争吵和不满。
暴露出的原有婚姻问题： 疫情仿佛一面放大镜，将许多婚姻中原本就存在的潜在问题暴露无遗。例如，如果夫妻双方在危机应对能力、责任分担、情感支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疫情的压力会更加凸显这些不足，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雪上加霜。
对未来规划的分歧： 疫情可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生活的优先级和未来规划。一些夫妻可能会因为对疫情后生活方式、职业发展、子女教育等问题产生不同看法而产生分歧，如果无法达成一致，也可能导致关系的破裂。
情感疏离与信任危机： 在高压和焦虑的环境下，夫妻双方可能因为各自的应对方式不同而产生情感上的疏离。例如，一方可能更倾向于逃避，而另一方则需要更多支持。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沟通不畅或误解，信任的基础可能会受到侵蚀。
“报复性离婚”的可能性： 部分观点认为，疫情期间为了共同应对危机而暂时压抑了离婚的念头，一旦疫情解除，一些原本就想离婚的夫妻可能会抓住机会“解脱”。

可能导致离婚率下降的因素：

疫情带来的共同经历与情感联结加深： 共同面对危机，一同度过难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一些夫妻可能体验到了彼此的支持、关怀和共同奋斗的力量，从而拉近了距离，强化了情感联结。
对“家”的重新审视与珍惜： 长时间的居家生活，让许多人更加体会到家的重要性和家人的价值。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生命威胁，可能促使人们更加珍惜眼前拥有的家庭关系，减少离婚的想法。
经济困境下的共同抵御： 在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夫妻可能会选择共同面对，相互扶持，共同寻找解决之道，而不是选择分开。离婚往往意味着额外的经济开销和生活重组的困难，这在经济不景气时可能成为一种 deterrent（威慑）。
社会和心理的“修复期”： 疫情结束后，社会需要一个恢复和重塑的过程。一些夫妻可能需要时间来缓和疫情带来的压力和矛盾，而不是立即做出重大的决定。离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行为，在社会秩序和个人情绪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不会立即出现大规模的离婚潮。
对离婚风险的顾虑增加：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也让人们在做出离婚这个重大决定时更加谨慎。考虑到离婚可能带来的经济、情感和生活上的双重风险，一些夫妻可能会选择继续维持婚姻，等待更稳定的时机。

综合来看，离婚率的升降并非一边倒，很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短期内上升，长期趋于稳定或微降： 疫情初期或中期由于矛盾激化和经济压力可能导致部分离婚事件，但随着社会恢复和人们的适应，长远来看，珍惜家庭的因素可能会逐渐显现。
地区性差异： 武汉作为疫情的中心，其离婚率的变化趋势可能与全国平均水平有所不同，可能在疫情初期经历更显著的压力和影响，但后期恢复和对家庭的珍惜也可能更明显。
结构性分化： 婚姻质量好的家庭，疫情可能成为增进感情的契机；而原本就存在严重问题的家庭，疫情则可能加速其破裂。

对家庭关系带来了哪些影响？

新型肺炎疫情对家庭关系带来了深刻且多维度（positive and negative）的影响：

积极影响：

1. 增进亲密感和陪伴时间： 许多家庭在疫情期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共同相处时间，这为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机会。这种“强制性”的陪伴，让一些家庭成员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彼此，拉近了情感距离，增强了亲密感。
2. 家务与育儿责任的重新分配与共担： 在居家办公和学习的模式下，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可能被打破。许多家庭开始更公平地分担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工作，这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伙伴关系。
3. 培养共同兴趣与新的家庭活动： 在无法外出活动的情况下，许多家庭探索了在家中进行的活动，如一起烹饪、看电影、玩游戏、学习新技能等，这不仅丰富了家庭生活，也可能发展出新的共同兴趣。
4. 增强家庭凝聚力和危机应对能力： 共同面对外部威胁，使家庭成员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我们共同面对”的意识。这种经历能够提升家庭的凝聚力，并锻炼其在未来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
5. 对“家”的价值认知提升： 疫情让人们深刻体会到家的温暖和安全感，认识到家是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港湾。这种对家庭价值的重新肯定，可能促使人们更加珍惜现有的家庭关系。

消极影响：

1. 家庭成员间的冲突与矛盾加剧：
缺乏个人空间： 长时间共处一室，缺乏独立的个人空间，容易导致摩擦和烦躁。
生活习惯差异的凸显： 日常生活中一些微小的生活习惯差异，在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下，可能被放大为不可容忍的矛盾。
育儿方式的分歧： 夫妻双方在孩子的学习管理、生活习惯养成、情绪疏导等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教育理念，疫情期间更集中的家庭时间可能暴露并激化这些分歧。
沟通模式问题： 如果夫妻双方本身就存在沟通障碍，或者在疫情压力下沟通方式不当（如指责、冷战），容易导致误解和隔阂加深。

2. 经济压力带来的家庭矛盾：
失业与收入减少： 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使得许多家庭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容易引发夫妻间的争吵，关于钱的分配、消费习惯、未来规划等都可能成为导火索。
资源分配的冲突： 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满足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需求，可能成为新的矛盾点。

3. 情感疏离与沟通壁垒：
压力下的情绪传递： 疫情带来的焦虑、恐惧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家庭成员情绪不稳定，不良情绪的传递会影响家庭氛围。
回避与疏远： 有些人在压力下会选择回避和疏远，而不是积极沟通，这可能导致情感上的隔阂越来越大。
虚拟社交的冲击： 疫情期间，人们对网络社交的依赖可能增加，如果过度沉迷于虚拟世界，反而可能忽略了现实中的家庭关系。

4. 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学业压力与亲子冲突： 居家学习模式下，家长需要承担更多的辅导责任，但由于自身工作和情绪原因，可能导致对孩子缺乏耐心，甚至产生亲子冲突。
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 部分孩子可能因为父母的忙碌或压力，而无法得到足够的情感支持和陪伴，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过度保护与依赖： 有些父母可能会因为疫情的担忧而过度保护孩子，反而限制了孩子的独立发展。

5. 个人心理健康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如焦虑、抑郁、孤独感）会影响到个人的行为和情绪，进而波及到家庭关系。如果家庭成员未能得到有效的心理支持，家庭氛围会变得紧张和压抑。

总结来说，疫情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是双向的，它既可能成为连接家庭、增进情感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暴露矛盾、加剧冲突的放大器。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能力、应对压力的模式、以及彼此的付出与理解程度。对于许多家庭而言，这是一个在挑战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网友意见

新冠肺炎作为一次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震荡」，有很多个互相冲突的渠道可能对婚姻的存续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实证的结果来看，大的自然灾害对离婚率的总影响做出来正、负或者不显著，都不算奇怪。而有意义的，是探讨到底有哪些可能的渠道会造成影响。这些渠道可能会对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影响权重。

首先，新冠对人们收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延迟复工和隔离，很多人在疫情期间的收入都会有明显的降低。而收入的降低对婚姻有什么影响呢？

考虑一下婚姻的本身的意义，婚姻是两个人的小组织内部的分工，很少的情况下，家务活动是平均分配给两个人的。按照Becker(1981)^[1]的说法，这意味着两个人中总有一个可以相对专心的工作赚取更高的收益，也就是所谓的「主外」，另外一人相对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也就是「主内」。那么，当疫情来临之后，两个人的相对收入的比例可能降低，也就是分工的意义变得不那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在离婚边缘的夫妻可能就会果断的选择分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瘟疫造成的主外的一方相对于主内的一方的收入的下降，可能会造成婚姻的不稳定。

但是，当收入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婚姻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因为离婚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奢侈品——至少两个人可以共用一套房子，可以共用很多的生活设施，共同承担家务和子女的抚养。显然，当收入下降的时候，这些生活上的便利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人们会倾向于维持婚姻。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2]，房价上涨一个标准差，离婚率下降13%-18%。另一项研究则用「中彩票」作为正面的收入震荡^[3]，结果发现虽然「中彩票」对于离婚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显然让单身的，尤其是单身女性更加不愿意结婚了——所以从经济的意义上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从实证上并不怎么被支持，反而是「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才是生活的真相。

其次，从婚姻市场的摩擦上看，在婚姻市场进行搜寻和匹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疫情期间，因为新冠所导致的延迟复工的关系，所以人们在婚姻市场进行搜寻的机会成本变得更低了。这里可能会对分居的和同居的夫妻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对于同居的夫妻而言，大量的在家时间减少了双方在潜在的婚姻市场上的投入，所以是让婚姻更加的稳固了；而对于分居的夫妻而言，则效果相反。

第三，在疫情过去之后，很可能会爆发一波报复性的消费和生产。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更加的忙碌，主外和主内的相对收入又会再次拉大。这个时候产生的效应和第一条是相反的：一方面分工的效率提高了，有利于婚姻的存续；而另一方面，收入现金流的增加让人更加的富裕，以及对未来的收入产生更乐观的期待，这对于婚姻又是不利的。

第四，从长期来看，这次疫情可能会对人们的消费行为造成微妙而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了婚姻的存续。上面这个图就展示了一个把储蓄行为的分解：一部分是可预期的储蓄，也就是明确的，有目的性的储蓄，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方才提到的「预防性储蓄」，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的，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因为疫情，大家可能会意识到需要预留更多的一些资金来应对这种系统的风险，从风险的角度，也就是人们效用函数的变得更加的「谨慎」，于是会更加愿意进行预防性的储蓄^[4]——也就是「不管怎么样，多存一点钱预备着」。而预防性储蓄的增加让离婚变得更加的容易^[5]，因为离婚本身对生活而言，也是一个负面的冲击。

参考

1. ^ Becker, Gary S. "Altruism in the Family and Selfishness in the Market Place." Economica 48, no. 189 (1981): 1-15.
2. ^ Klein, Jennifer. "House price shocks and individual divorce risk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8, no. 4 (2017): 628-649.
3. ^ Hankins, Scott, and Mark Hoekstra. "Lucky in life, unlucky in love? The effect of random income shock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6, no. 2 (2011): 403-426.
4. ^ Carroll, Christopher D., and Andrew A. Samwick. "How important is precautionary sav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0, no. 3 (1998): 410-419.
5. ^ González, Libertad, and Berkay Özcan. "The risk of divorce and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8, no. 2 (2013): 404-434.

可以确定的是，经历灾难对于离婚率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过有意思的是，离婚率是增加还是降低，要看具体遭遇了怎样的灾难。通过对文献的搜索汇总，我发现规律似乎是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降低离婚率，而自然灾害则会增加离婚率。

例如1995年的奥克拉荷马恐怖袭击爆炸案之后，奥克拉荷马市和周边地区的离婚率相比于更远的区域是降低的（Nakonezny, Reddic & Rodgers, 2004）。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纽约市的离婚率也是降低的(Cohen, Cole & Schoen, 2009)。相比之下，Xu和Feng(2016)发现从2000年到2011年之间，地震灾害让受灾地区次年的离婚率增加了6.102%。Cohan和Cole(2002)也发现1989年飓风雨果也让美国南卡罗莱纳州24个受灾郡县的离婚率增加。

如何理解这种区别呢？

你可以理解为，恐怖袭击让人更怕死，从而更不愿离开婚姻。自然灾害重建让人压力更大，让关系受损，从而压垮更多婚姻。

Greenberg, Pyszczynski和Solomon(1986)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简称TMT)认为人们在遭遇死亡威胁的时候会有更强的生存本能，这种生存本能导致更高水平的恐惧感，为了调节恐惧感，人们会运用文化象征体系中更为持久的意义和价值来对抗死亡的威胁。也就是说，当人在恐惧的时候就会尤其在乎婚姻那真爱恒久远的属性，婚姻的意义和价值是一种有效的对抗死亡焦虑的方式。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心理刺激和死亡恐惧非常强，所以因此恐怖袭击后离婚率普遍降低。

对于自然灾害来说，生活的失序和人身财产损失可能是更广泛的，比如911之后的纽约和512之后的汶川，显然后者的居民要面临更长期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这些额外的压力有可能会压垮那些本来就不稳定的婚姻，所以自然灾害会让离婚率增加。另外根据John Bowlby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短期的外界刺激会增加人们在安全关系中寻找安抚的行为，而持续的创伤则会让本来安全的依附关系破裂。

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看，这次新冠肺炎之后的离婚率升降，其实就要取决于整个疫情的发展方向。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疫情主要是带来了心理上的恐惧感，防不胜防的病情让每个人都时刻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了克服死亡焦虑，人们也许会更加强调家庭的联结和相互支持，从而离婚率可能降低。但是如果疫情一直持续下去，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人际关系和经济上的负担，那么这就有可能增加一些本来关系就有问题的家庭的离婚风险。毕竟长期的隔离、收入降低和生活上的不便，肯定是非常消磨人们的情绪和关系质量的。

不过这个问题除了看离婚率，我们或许也要看看结婚率、生育率等等指标。比如奥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生育率是有增加的(Rodgers, John & Coleman, 2005)，而中国的地震灾害似乎也让结婚率增加了1.92%(Xu & Feng, 2016)，而飓风雨果也同样让南卡罗来纳州的结婚和生育率增加(Cohan & Cole, 2002)。这样的现象或许说明，不论是恐怖袭击还是自然灾害，或许并不只是影响了婚姻关系的好坏，而是有可能加速了人们对于许多重要生命事件的决策速度。

也就是说，死亡焦虑让我们更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和自己的需求，而灾后恢复的压力也迫使我们不再犹豫，更加坚定地做出各种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灾难会带来巨大的创伤和损失，但同时灾难似乎也扮演着推动幸存者向前走的角色，让恐惧和孤单的人们更早结婚，让错误的关系更快结束，让纠结要不要生孩子的家庭停止犹豫。

疫情让我们看清了人间冷暖，也提醒了我们生命的有限、脆弱和宝贵。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大家都可以更有勇气，更坚定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或许是这次危机能给我们留下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吧。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2020.3.6更新---------------

今天在网上看到下图这则消息，感觉的确是应验了本文的预测：但是如果疫情一直持续下去，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人际关系和经济上的负担，那么这就有可能增加一些本来关系就有问题的家庭的离婚风险。

References

Cohan, C. L., Cole, S. W., & Schoen, R. (2009). Divorce following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26(4), 512–530.

Greenberg, J., Pyszczynski, T. & Solomon, S. (1986).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 need for self-esteem: A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n R.F. Baumeister (ed.), Public Self and Private Self (pp. 189–212).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Nakonezny, P. A., Reddick, R., & Rodgers, J. L. (2004). Did Divorces Decline After the Oklahoma City Bombing?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6(1).

Rodgers, J. L., John, C. A. S., & Coleman, R. (2005). Did Fertility Go Up After the Oklahoma City Bombing? An Analysis of Births in Metropolitan Counties in Oklahoma, 1990-1999.Demography,42(4), 675–692.

Xu, X. and Feng, J. (2016), "Earthquake disasters, marriage, and divorce: evidence from China 2000-2011",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25(1), 59-74.

最后，在这个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混乱的阶段，想推荐一本带来内心勇气、力量和智慧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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