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很难，是什么支撑着诸葛亮和姜维北伐？

因为北伐很可能成功，多给诸葛亮20年，应当能拿下雍凉。

诸葛亮区区六年的北伐，也可以称得上是颇有胜绩。

如果用轻快的语言描述一下，诸葛丞相的北伐风格就是“左手右手一个假动作，右手左手假动作重播。用北伐给世界带来笑容……”

诸葛亮北伐首先对上的对手，是在曹丕时代擅长“督诸将”建功而被称为名将的曹真。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派赵云邓芝出箕谷，“左手右手一个假动作”，曹真以为是主力马上被吸引过去。接下来听说陇西失陷，曹真惊慌失措，马上向曹睿求援。曹睿派张郃收拾马谡，郭淮也在列柳城击败高翔，曹真亲自追击赵云、邓芝，取得毛毛雨一般的战果。

街亭之战，诸葛亮一是用人不当，二是低估了张郃的行军速度，本以为马谡能来得及在街亭修好工事，把张郃堵在陇山上过不来。毕竟丞相刚开始北伐，经验不足，结果这次败绩，一下就错失了出其不意夺下凉州的机会，真是可惜了。

​街亭位于陇山要害之处，理论上只要守稳街亭，魏军援军就无法越过陇山进入凉州，但马谡实在不给力。

蜀军损失不小，但也从凉州迁走了1000多户人口，削弱了魏国的战争潜力，算得上有得有失。

二伐和三伐实际上是串联起来的，认为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纯粹就是数万大军被曹真安排的郝昭阻挡，实属暴论。

按诸葛亮的《与兄瑾言治绥阳谷书》：【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重，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人。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则诸葛亮攻陈仓，是秃子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看出来需要什么眼力？从诸葛亮修小谷开始，就已经很明确了。

​228年八月石亭之战爆发，曹休大败。随后魏国欲伐吴报复。按【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诸葛亮复出，急攻陈仓……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魏国把伐吴的张郃火速调来救援陈仓，解了吴国之围，诸葛亮的战略目的完美达成。

且诸葛亮的二伐三伐并非分开的军事行动。228年冬诸葛亮从汉中出发，229年春围攻陈仓并撤退，与此同时229年春陈式已经率偏师进攻西面的武都阴平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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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伐一样，“右手左手假动作重播”，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就连曹真同志中计的方式也几乎一模一样——一直带着主力蹲在长安，准备给陈仓的军队作后继，等同挂机。

张郃解围陈仓，陈式拿下二郡，郭淮跑去支援二郡，结果发现诸葛亮早已赶到严阵以待，郭淮差点被围歼，仓皇跑路。虽然郭淮机灵，诸葛亮诱歼魏军的目的没有达成，但是至少武都阴平得以收复，曹真这次又中了诸葛亮声东击西的连环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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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被诸葛亮戏弄多次，又挂机太久，曹真想要一洗前耻，【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

曹真应该是对面魏延的粉丝，【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结果路果然不好走，【会大霖雨三十馀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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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雨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估计是子午谷那么窄的地方竟然走主力，也亏曹真想得出来，不堵在里边无法动弹才怪。

​正面率领主力和曹真对峙的同时，诸葛亮顺便让魏延吴懿深入羌中，于阳溪之战大破魏将郭淮、费曜。阳溪之战扩大了蜀国在羌人中的影响力，增加了蜀汉的马匹来源，后来姜维也屡次跑到羌中搞事。另外，阳溪之战还夺取、烧毁了魏军一定数量的粮草物资，四伐时魏国粮秣不足与此有点关系。

经过此次丢人之后，曹真同志光荣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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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四伐，司马懿先生出场，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甲首三千”时间。司马懿先派费曜、戴陵等人带4000人占据上邽，并拒绝张郃分兵后方雍、郿2县的建议。可诸葛亮亲自击破费曜、戴陵等人，开始抢麦。

​由于之前阳溪之战的损失，以及魏国的凉州地区已经有半年时间少雨，所以司马懿不得不向曹睿求援，同时派郭淮率军进入羌中征集粮草，分散了兵力又浪费了时间。

​割完麦子之后诸葛亮来了个漂亮的伪退，吸引司马懿追击到卤城，结果诸葛亮华丽反杀，司马懿惨败而退，诸葛亮又回到上邽逼压到司马懿脸上，才真正撤军，路上在木门道射死了来追击的张郃。

又有人认为，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没能直取长安，被司马懿拖在五丈原，最后拖死，是司马懿比诸葛亮高明的表现。

​的确，司马懿曾经说过【若孔明出武功,依山而东,则吾等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则无事】。

但这纯属司马懿的心理战术，完全是说给部下听以表现领导智珠在握，必胜可期的打气话，将对手已然或者唯一可行的选择说成是“下策”罢了。

如果诸葛亮真的出武功，他就会说：“亮若据五丈原，分兵屯田以为久计，我等皆殆矣……”

各位看看地图，就知道所谓的出武功直捣长安，是个极为冒险的打法。

对比这两张图，各位就会发现，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选择了褒斜道，走五丈原，而司马懿所说的出武功，是走傥骆道，直取长安。

这种打法看似可以切断司马懿部与长安的联系，切断司马懿的补给，但也把自己的补给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而且司马懿部还能从西方的凉州获得补给。

懂军事而且谨慎的诸葛亮，绝不会拿蜀国的国运做这样的军事大冒险。

他选择走褒斜道，目的很明显是逼迫司马懿再次决战，取得又一场野战胜利，以提升蜀国的士气，如果司马懿表现不佳，这一战可能打成大型歼灭战。

之所以司马懿能够安然做缩头乌龟，也并非他自己比诸葛亮高明。

​魏将郭淮认为蜀军必会争夺北原，司马懿认同，便派郭淮先前往防备，结果郭淮正在抢修营寨的时候，蜀军就到来，被超水平发挥的郭淮击退。

如果郭淮战败，司马懿就不得不出营打野战了，请问面对诸葛亮，他又有多少胜算？

也就是说，五丈原之战，司马懿能拖死诸葛亮压根不是因为他比诸葛亮聪明，只是他的部下郭淮偶然猜破了诸葛亮的战略行动，并且超水平发挥，与司马懿毫无关系。

​虽然进取渭河以北的计划失败，但蜀军在渭南于魏军眼皮子底下屯田，收割粮食，司马懿亦毫无办法。如果诸葛亮不病逝，蜀军无疑要在渭南驻留更长时间，使得魏军消耗更多粮草物资和国力。

下面我们开始推演，如果诸葛亮多活20年又会如何？

显然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对决，颇有岳飞和金兀术对决的味道，司马懿也是当世名将，但比起诸葛亮就是逊色一筹，能挡住诸葛亮，但挡得并不漂亮，左支右绌，难免出幺蛾子。

魏国内部稳定，百姓并不愿意响应蜀汉。理论上魏国国力远胜蜀汉，只要魏军没有毁灭性的大败，不至于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但我们不要忘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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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凉之地本来就是胡汉杂居，难安易动。东汉后期因为朝政混乱，朝廷将河套和上郡（陕北）放弃给了羌胡，并州也被南匈奴渗入。因此，雍凉实际上处于各路胡人势力的全方位包围之中。

如果诸葛亮持续北伐，对魏保持压制并不断取得一些小的战果，胡族势力就会相信蜀汉的实力。魏国的精兵强将会在一次次小败中不断消耗，而蜀人则能从胡人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战马，弥补蜀道艰难转运不易的问题。

此消彼长之下，笔者认为，如果诸葛亮多活20年，司马懿即便能避免毁灭性的惨败，最后随着雍凉地区魏国威望实力的削弱，蜀国终会联合诸胡从四面八方包抄夺下雍凉。

​有人又会讨论胡人的危害，但从蜀汉以暴力和恩信将胡人治理得服服帖帖的情况来看，季汉王朝对于异族的管理水平是远胜曹魏和后面的西晋的。如果诸葛亮利用胡人力量夺下雍凉，随后一定会对他们进行限制和管理，不会令胡人肆无忌惮。

假设能夺下雍凉，季汉将打通丝绸之路，获得丝路的收益，在战马数量上也会超过失去了雍凉的曹魏。但以诸葛亮来说，以小攻大，也就能做到这一步。

潼关无论是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进攻，都是天险。金蒙交战时，失去了河北山东的金国仅仅凭着河南和淮北拒关守河，都使得蒙古屡遭挫折。

​假设季汉夺取了雍凉，那么可能靠着南匈奴的里应外合，拿下并州（山西）。曹魏因为军事压力增大，在南线采取收缩，可能会放弃当时人口不多的淮南地区。

但就孙吴的战争实力而言，拿下淮南无疑是其极限，攻取易守难攻的襄阳都无法看好——孙吴的军队大多是诸将的世袭部曲，而江东诸将们更愿意攻击山越掠夺人口，扩大自家的产业，并不愿意北伐。

即使失去了雍凉和并州，占有肥沃的华北平原的曹魏仍然将拥有三国中最多的人口，更能凭借太行山、潼关和淮河进行内线防御。而华北的人民已经习惯了曹魏的统治，即便季汉节节胜利，也应当不会出现像岳飞北伐时四十万河北义军那种响应的力量。

​著名的曹操传mod姜维传的幻想线中，姜维北伐成功是建立在司马氏灭蜀失败后仍然篡魏，结果魏国余部在河北起兵，与季汉军队呼应前提上的。如果司马懿被诸葛亮击败丢失雍凉，司马氏不可能崛起，曹魏内部也就不可能发生诸如淮南三叛一类的变数。

​所以笔者的看法是，如果诸葛丞相多活20年，在有生之年应当能击败司马懿，拿下整个雍凉，乃至并州地区，而孙吴也有可能从曹魏手里夺取淮南。但接下来季汉还能取得什么成果，则取决于继业者的优劣，以及曹魏接下来是否会出现北齐后主高纬那样水平低劣的领袖了。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是为曹魏。次年刘备称帝，史称蜀汉。229年，孙权称帝，乃有东吴。

至此天下三分，呈三国鼎立之势。

曹魏雄踞中原，虎视天下。东汉分天下为十三州，曹魏据其九。

东吴坐拥江东之富、据守长江之险。

而西蜀仅有益州和汉中，曾“借来”的荆州也被东吴夺回。

诚如诸位所知，无论人口、疆域，魏对蜀完全是碾压般的优势。

这意味着，曹魏有足够的纵深，就算输了也能很快卷土重来。而蜀汉只要输一次，就伤筋动骨。

公元228年，诸葛亮设疑兵于斜谷，亲率大军攻祁山，是为第一次北伐。

这个时间，名震华夏的关羽已经败走麦城，头颅与荆州一起被东吴割下。一代仁主刘备战败夷陵、驾崩白帝城。

蜀汉既失明君，又失名将。甚至可以说后继无人。

以偏居一隅的蜀，去进攻天下十三州有其九的魏，这真的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啊！

尤其囿于疆域人口，前者渐渐人才凋敝，后者依然良才辈出、将星云集。

但有没有比这更艰难的时候呢？

有。

公元201年，40岁的刘备依附刘表，屯军新野。既无尺寸之地，又兵少将稀，更被刘表猜疑。

在荆州数年，事业全无进展。他在席间上完厕所回来，因髀肉复生而流泪。

在荆州如此过了六年，刘备46岁。快到知天命的年龄，却仍未能“而立”。

什么叫“知天命”呢？

就是知道自己正走向死亡，已经荣辱看淡，不再追求拼搏。

孔圣人尚且如此，而刘备三顾茅庐时，是怎么说的呢？

“然志犹未已。”

于是诸葛亮献上隆中对。

彼时曹操已击败袁绍，全盘接收了袁绍的势力，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

孙权占据江东已经三代，国险而民附。

撇开先知的视角，要说这时的刘备，能与他们三分天下。可能吗？

这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40多岁的刘备寄人篱下，因髀肉复生而流泪。

有比这更难堪的时候吗？

有。

有机会哭髀肉复生，其实已经是刘备一生中难得安定的日子了。

在投奔刘表前一年，刘备联合龚都聚兵数千于汝南，杀死曹操派来攻击他的蔡阳。于是曹老板亲自出马，将他从汝南赶到荆州。

而再前一年，即200年七月。曹操派曹仁攻击刘备，当时混在袁绍手下的刘备只得以连接刘表为由带兵跑到汝南。

而同在200年春季，衣带诏事发。彼时刘备在小沛拥兵数万，并击退曹操派来攻击他的刘岱、王忠。又是曹老板亲自讨伐，大败刘备，擒获关羽，打得刘备一路逃到青州，混到袁绍麾下。

再往前刘备败于吕布、再往前又败于袁术，就连妻子都两次被掳。

……

这样一个屡屡失败、颠沛流离的落魄男人。

若说他以后能奠定一国之基业，与曹操这等枭雄分庭抗礼，有可能吗？

几乎不可能啊！

而时间再往前。一直转到那颗高大的桑树前。

那个年幼失怙、与母亲织席贩履为生的孩童，谁会相信他以后一定能成就大业呢？

除了那个同样年幼的他自己。

那时他说：

“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

曹操为什么对刘备那么看重呢？

我想是因为他也看到了那颗“志犹未已”、永不甘于人下的心。

因为曹操自己亦是这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人。

回到我们的问题中来。

是什么支撑着诸葛亮和姜维北伐？

我想，应该是那个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男人所代表的、永不放弃的、蜀汉的精神。

至于说“北伐几乎不可能成功”？

抱歉。

真正的英雄，就是那些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人。

希特勒能解决德国的经济危机吗？没本事。那怎么保住自己的地位？找“境外敌对势力”啊，找到了就能团结官员，团结群众。西蜀官场有三个派系，斗得你死我活。不给他们找个“境外敌对势力”，他们的精力全用在内耗上了。所以我一直说，诸葛亮不是军事家，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他这招比希特勒早发明无数年。

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固然是对悲情英雄浪漫的歌颂，却低估了战略家的理性。事实上 ，诸葛亮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姜维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从隆中对开始，诸葛亮就把益州预想为持续打击的基地。益州闭塞而富饶，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后勤基地。所谓“相对”，是因为路险道远是双向的，增加对方进攻难度的同时也加大了本方出征的运输压力，诸葛亮两次北伐都是因为粮草不济撤军。但是天下没有绝对理想的局面。益州易守难攻，经营好堡垒策略后，可以随时出击大体不用太担心战败后敌人追杀深入的属性是其他州都不具备的。

曹魏这边，说起来是十二州打一州，实际不能这么简单算。并州、幽州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压力还要防着朝秦暮楚的公孙家，两州防力尚不足，经常需要中军支援。徐州、荆州、扬州（魏置）是对孙吴前线。凉州同样面对羌人压力。再加上本来就是防御蜀汉的雍州，曹魏一半以上的力量是耗在边防线上，可调配的机动兵力受到很大限制。大体上，诸葛亮时代曹魏没有实力长期陷入两线战争，所以曹魏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线攻，一线守。相对而言，孙吴地盘大，多平原，虽有长江天险但不可能万里布防，总是有打开缺口的可能，较天险绝道的益州可乘之机更多。故实际操作中，曹魏大体是攻吴守汉。

在曹魏战略背景下，在蜀汉视角，就知道以下条件：

1、敌人不能长久支持两线作战，局部对我战场上军力不构成绝对优势，如果盟友分势甚至可能呈劣势。

2、敌人对面辖区内有羌人势力，我方有争取羌人的条件，如果为我所用，则削敌益我。

3、即便北伐不顺，由于我方地形优势和堡垒经营，敌人不能也不敢尾随深入，我方后顾无忧。

4、由于地理因素和统治根基薄弱，如能斩断陇西，全凉可望传檄而定。

5、拿下凉州后，雍州暴露在前线，可时时威胁关中向曹魏核心区挺进，此非绝难之事，马超尚曾为之。

以此形势观之，岂可谓不可为？所以说诸葛亮是“知其可为而为之”，是有机会的。

此外，如诸葛亮，也包括孙权、诸葛恪等一流政治家，还知道一个隐含条件：

6、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三国时代，长江流域开发未久，传统农耕区仍然在黄河流域，而曹魏拥有几乎整个黄河流域。这意味着曹魏的生产潜能和可支撑人口相对汉、吴是压倒性的优势。只是因为几十年战乱，中原残破，遗民十不存一，造成现成丁口相对优势还不大而已。假以时日，休养生息，曹魏兑现生产潜能，实力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一点，大侄子诸葛恪表述的很清楚：

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於今適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自古以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於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

诸葛恪的北伐固然是惨败，但他力主北伐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双方都休养生息的话，汉、吴生养一个，曹魏能生养五个，攒国力你永远攒不过他。孙权不可谓暴君、诸葛亮不可谓酷吏，不约而同穷尽民力以小击大，正是其眼光胜过腐儒的地方。形势如此，保守就是等死，梭哈才有生机。

有前五点的希望，支撑北伐意志，有第六点的紧迫，构成六年五战的必要。诸葛亮北伐，虽然失败了，战略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再说姜维，不同于诸葛亮，姜维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大体是投机。

抛去前期的骚扰性进攻和被动应战，姜维北伐自247年洮西之战起，262年候和之战彻底失去内部支持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呢？轲比能235年被刺杀，公孙渊238年被消灭。从姜维北伐一开始，曹魏北方威胁就已经解除了，这自然意味着机动兵力增加。

公元253年，诸葛恪北伐惨败，之后孙吴陷入内乱，没有余力大举出击，已不能分势。即使253年以前，姜维和孙吴也是各打各的，姜维几次进攻都没有和孙吴配合。同样的，诸葛恪北伐，姜维也只是象征性的围南安，草草“不克而还”。

敌人更强大了，敌人少了一条战线机动兵力更多了，和盟友没有联系，自己后方立场不统一，然后就只见姜维频频违众出兵。当然姜维也不是盲动，他是围绕一个理念：争利。

羌人部落内应了，好机会啊，干！夏侯霸来投，曹魏要内乱啊，干！有个县长来降，机不可失，干！司马师死了，曹魏估计又要乱，干！淮南出事了，关中空虚，干！姜维北伐都是这种。

讲得委婉一点，姜维是一个当机立断勇于把握机遇的将军。讲得苛刻一点，除了诸葛诞之乱算个机遇，其他机会都很勉强，后期更至于自弃围守幻想诱敌聚歼，可谓“见小利而忘命“。姜维北伐并没有做成熟的庙算，属于冒险投机，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先说结论：武侯和姜维选择北伐是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压力驱动的，对外益州疲敝、联盟破裂，唯有北伐能够扩大生存空间，对内蜀汉本土化趋势日益严重，对于汉室的共同记忆日渐消弥，若不能早日完成北伐将再无翻身之地。

对于武侯北伐以及主政策略的讨论，都必须建立在建安十三年后赤壁之战天下三分的国际格局之中，如果说从董卓乱政到赤壁之战的历史属于“汉末”的话，那么建安十三年后“三国”时代才真正开始。

就外部格局而言，随着襄樊之战与夷陵之战的相继失败，在白帝城托孤时武侯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场面，襄樊危机的失败导致蜀汉失去了继续向东发展的突破机会，并且直接导致孙吴联盟的破裂，蜀汉政权被限制在西南方面，面对强大的曹魏政权，生存压力极大。而曹魏政权内部，随着曹操、曹丕的先后逝世与汉魏易代所产生的动荡，曹魏对外征伐的脚步放缓，内部局势成为朝廷最为关心的问题，曹魏政权的动荡恰恰为武侯的北伐提供了窗口期，北伐策略此时更像是以退为进，唯有北伐才能让蜀汉获得生存空间、不被吞并。

而更为重要的是，建安时代的结束与三足鼎立格局的开启也意味着世人对于汉室的记忆与认同开始逐渐消亡，而对于汉室的认同恰恰是蜀汉政权得以成立的根基，因而武侯必须在人们对于汉室的认同彻底消亡前完成北伐、还于旧都。更进一步说，任何一个外来政权都会面临身份认同的两难境地，这直接影响着政权的政策走向，对于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分析已经讨论了很多，其实蜀汉政权同样如此，在先主入主成都时其人员构成是以元从势力与荆襄势力为上层核心，而以本地人士为中下层骨干，然而随着元从势力的逝世，益州本地人士也必然逐渐进入政治上层，这必然会影响到蜀汉的政策选择，换句话说，此时的蜀汉面临着“汉”政权与“蜀”政权的认同困境，随着局势的变迁，以先主、武侯为代表立志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汉政权正在被只图偏安一方的“蜀”政权所取代，因而武侯必须利用这样一个汉室记忆尚未完全散尽、曹魏内部有可乘之机的这样一个窗口期完成北伐，否则便将再无机会。

在武侯死后，蜀汉政权本土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谯周的《仇国论》，【今我与肇见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高祖】，这一说法一方面体现出随着益州本地人士当政，蜀汉政权日趋保守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点出随着三国政权都日渐稳定，蜀汉北伐的窗口期已经完全消失，最终蜀汉政权走向了投降迎敌的道路。

其实严格来讲，很难说当武侯决定北伐时他是否真的相信能够成功，否则他也不会带着决绝之心写下“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可能他早已知道了北伐难以成功的结局，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正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品格么？建兴五年，诸葛亮北屯汉中，着手第一次北伐，从此再没回过成都，再没回过巴蜀。在他死后，他把遗骸葬在了定军山，他用自己的余生做出了回答，“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青龙三年，司马炎代魏建晋。安乐公刘禅带领蜀汉众臣入京朝见，而在朝堂上叩首谢恩的人群中，没有诸葛亮的子孙。

最后做一个总结，武侯之所以坚持北伐是基于内外两部分的考量，在外部蜀汉的政治局势十分危机，若不能主动出击必将无以自保，而曹魏政权内部的动荡则为武侯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同时就内部的身份认同而言，本地势力的崛起和汉室认同的消散，使得武侯更陷入“时不我与”的困境之中，正是这一内一外、一实一虚的困境，迫使武侯坚定的走向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