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确乎是变了。
我在此生长二十余年。孙志刚与非典时还小,只记得家中煲醋的味道。其后的南都案,倒是多年后才知晓,只是主事者早已入了中南海。
后来,有高一生举牌反对地铁1号线胡乱修整,有口罩哥质疑上好的花基为何要打烂重整,更有浩浩荡荡的队伍自体育中心到江南西,就是为了反对政协委员提案压缩黄金时段的粤语节目比例。在这背后,是爱我城念我城,更是一步步走向公民社会的希冀。
所以,当南方周末被强行修改新年献词,还发生诸多低级错误时,许多市民纷纷聚集到广州大道中的大院前。那是元旦过后的工作日,我记得一位白领接受采访时说。我就在附近上班,中午出来吃饭,买朵花献上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不是很正常的么。
是的,这的确非常正常。在一个不正常的魔幻现实主义社会里,做些正常的事,也的确会引来注目。
那天还是我的生日,我没有赶到现场。但知道除了许多献花与致意的人,当时还有探讨与演讲,采访与辩论。在夜晚,有本地乐队在现场高歌 Beyond,风雨中抱紧自由。
第二日,我带着花与标语,还有不少人的嘱托到了现场。警察与国安部门都在,但多少离大院门口远些。门口两边泾渭分明,另一侧也有高举左派与毛思想旗帜的人在表达自己。虽然偶有激烈言辞,但没有任何肢体冲突。
我不愿神话记忆,我也知道此后还是从现场带走了一些人。但那几天的确是克制与理性的,本地报道虽不见,但境外报道也没有封锁。
民主与自由从来不应只是口号,他们是需要教育与练习的。在一次次的公共探讨与思考中,我们才会愈发摸索到自己的道路。否则也不会有地铁公司承诺不换1号线瓷砖,市政园林局承认花基整修不当应停止,封疆大吏直言自己也在学粤语来平息争议。
那时我是骄傲的,自豪的,积极的,兴奋的,满怀希冀的。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草木难堪,草木何堪。举国气象新翻,安能独善其身。浑浑噩噩,道路以目,不知何日是尽头。
直至陈仲伟医师被害身亡,这本是一场毫无争议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当省人医倾尽全力救治不及后,暂时放下反思与探讨,人们自发聚集在不远处的英雄广场,为陈医师点上追思哀悼的烛光,是人之常情。
对面就是烈士陵园,陵园西路上的红棉一个月前还在怒放。市花那如火的颜色,正是我们的精神。
一位勤勉的市民与同胞惨遭不幸,善良的人们为之垂泪,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常之举。但各大高校却纷纷下达上峰旨意禁绝学生参与,尤其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医学院,陈医师还是他们的校友。
悲,而且愤!
什么时候,已经惧之如此。那微弱的良好的自信与互动已荡然无存,更不用说这明确传达给所有的医学生一个消息 —— 当你是下一个陈医师时,你连被悼念的资格都是被安排好的。
任何的自发的人的正常的情感与欲望,都被视作洪水猛兽。一只大手安排一切,一张大嘴说出一切。一切的一切,连面目模糊的个体都不许存在。
立夏的南国,几许有过如此的寒意。我总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度测这台机器,但我往往在想象力上就败了下来。
是的,广州确乎是变了。但变了的,却不只有广州。
行医几年,深深理解了鲁迅当年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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