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苏联解体是寡头和精英操纵的结果而不是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这种说法？
看待“苏联解体是寡头和精英操纵的结果，而非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意愿”这种说法，需要我们深入剖析苏联晚期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并理解“寡头”、“精英”以及“人民群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真实角色和影响力。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寡头”和“精英”的含义在苏联背景下的特殊性。
在苏联，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称权力属于无产阶级，由党的领导机构代表。然而，到了晚期，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权力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精英” 可以被理解为党政高级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以及一些在经济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技术官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联体制内拥有特权和话语权。
“寡头” 这个概念在苏联解体后才真正凸显其含义，指的是那些通过私有化过程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并掌握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新兴资本家。但在解体过程中，很多“寡头”尚未完全形成，更多的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以及那些在改革中抓住机会的官员和企业家。
其次，分析“操纵”的可能性。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变动，都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很少能简单归结为单一因素的“操纵”。然而，说“操纵”并非全无道理，关键在于“谁操纵了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
改革派精英的推动： 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团队无疑是推动苏联变革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改革（如“公开性”、“新思维”）旨在解决苏联体制内的僵化和经济停滞，但其过程中释放出的自由化思潮和对过去的反思，客观上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为各种社会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提供了空间。这些人是否是“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在推动变革，希望建立一个更人道、更有效的社会主义，或者甚至引入市场经济。他们的决策和行动，无疑对苏联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民族主义精英的煽动： 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利用民族主义来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甚至独立。他们通过媒体、集会等方式，放大对中央的不满，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合法性。这种“操纵”的成分在于，他们可能夸大了中央政府的压迫，或者将经济困难简单归咎于莫斯科的统治，从而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
西方国家的影响： 苏联解体过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对苏联的内部改革和民众思想产生了显著影响。通过文化交流、媒体宣传、经济援助（某些情况下），以及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展示，西方世界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苏联的改革派，并吸引了一部分苏联精英和民众对西方模式的向往。这种影响可以被视为一种“外部操纵”或者说“外部影响”。
经济利益的驱动：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部分官员和有关系的人员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信息和资源进行原始积累。他们可能倾向于加速私有化，以将国有资产转化为个人财富。这些利益驱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推动解体，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和国有资产监管。这可以说是“寡头”雏形在幕后推波助澜。
那么，“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难以精确衡量和代表的概念。在苏联晚期，民众的意愿是多元且充满矛盾的：
对现有体制的不满： 广大苏联人民普遍对改革迟缓、经济短缺、商品匮乏、官僚主义泛滥以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感到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特别是“公开性”，使得这些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公开表达。
对改革的期望： 很多人对改革抱有希望，期望通过改革能够改善生活，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商品。他们支持“公开性”，希望看到一个更透明、更少压制的社会。
对苏联的认同： 也有相当一部分苏联人民，尤其是老一代，对苏联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历史自豪感。他们可能不希望看到苏联解体，担心国家分裂、民族冲突以及生活陷入混乱。
对民族独立的追求： 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民众的意愿很大程度上是追求民族独立，摆脱莫斯科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这种愿望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被重新激活。
将“人民群众的意愿”简化为“支持解体”或“反对解体”是片面的。
与其说苏联解体是“人民群众的意愿”，不如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部分精英（改革派、民族主义者）的积极推动，以及另一部分精英（希望私有化获利者）的幕后运作，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改变的期望（这种期望方向是复杂的，包含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族独立的追求），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操纵”与“意愿”的辩证关系：
操纵可以影响意愿： 精英和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宣传、媒体引导、制造事件等方式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情绪，从而塑造或放大某种“意愿”。例如，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可能加剧了对苏联现有生活的不满，从而“提升”了人们对改变的渴望，这种渴望被一些人解读为支持解体。
意愿为操纵提供土壤： 如果广大民众对现状有普遍的不满，那么任何形式的“操纵”或“引导”都更容易奏效。民众的普遍不满是任何变革的天然土壤。
“意愿”本身可能是被塑造的： 在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所谓“人民的意愿”很可能是在特定信息环境下被塑造成的。
结论：
“苏联解体是寡头和精英操纵的结果，而非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这种说法，捕捉到了一部分事实，但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
“精英的操纵” 确实存在，包括改革派推动政治变革，民族主义者煽动民族分离，以及一些希望私有化获利者在背后推动。他们的行动是解体的直接催化剂。
然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 也绝非可以忽视。人民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对改善生活和更多自由的渴望，以及在一些地区对民族独立的追求，为这些“操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合法性基础。如果人民对苏联体制和现状有普遍的满意，那么任何“操纵”都难以奏效。
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精英的决策和行动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和对未来的复杂期望（包含对改变、对自由、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为这些精英行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并最终促成了这场历史性的巨变。 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操纵”或“意愿”中的一方，都无法完全反映出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深邃与复杂。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精英与民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利益、思想和力量的博弈。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寡头”和“精英”的含义在苏联背景下的特殊性。
在苏联，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称权力属于无产阶级，由党的领导机构代表。然而，到了晚期，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权力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精英” 可以被理解为党政高级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以及一些在经济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技术官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联体制内拥有特权和话语权。
“寡头” 这个概念在苏联解体后才真正凸显其含义，指的是那些通过私有化过程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并掌握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新兴资本家。但在解体过程中，很多“寡头”尚未完全形成，更多的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以及那些在改革中抓住机会的官员和企业家。
其次，分析“操纵”的可能性。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变动，都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很少能简单归结为单一因素的“操纵”。然而，说“操纵”并非全无道理，关键在于“谁操纵了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
改革派精英的推动： 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团队无疑是推动苏联变革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改革（如“公开性”、“新思维”）旨在解决苏联体制内的僵化和经济停滞，但其过程中释放出的自由化思潮和对过去的反思，客观上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为各种社会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提供了空间。这些人是否是“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在推动变革，希望建立一个更人道、更有效的社会主义，或者甚至引入市场经济。他们的决策和行动，无疑对苏联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民族主义精英的煽动： 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利用民族主义来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甚至独立。他们通过媒体、集会等方式，放大对中央的不满，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合法性。这种“操纵”的成分在于，他们可能夸大了中央政府的压迫，或者将经济困难简单归咎于莫斯科的统治，从而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
西方国家的影响： 苏联解体过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对苏联的内部改革和民众思想产生了显著影响。通过文化交流、媒体宣传、经济援助（某些情况下），以及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展示，西方世界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苏联的改革派，并吸引了一部分苏联精英和民众对西方模式的向往。这种影响可以被视为一种“外部操纵”或者说“外部影响”。
经济利益的驱动：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部分官员和有关系的人员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信息和资源进行原始积累。他们可能倾向于加速私有化，以将国有资产转化为个人财富。这些利益驱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推动解体，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和国有资产监管。这可以说是“寡头”雏形在幕后推波助澜。
那么，“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难以精确衡量和代表的概念。在苏联晚期，民众的意愿是多元且充满矛盾的：
对现有体制的不满： 广大苏联人民普遍对改革迟缓、经济短缺、商品匮乏、官僚主义泛滥以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感到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特别是“公开性”，使得这些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公开表达。
对改革的期望： 很多人对改革抱有希望，期望通过改革能够改善生活，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商品。他们支持“公开性”，希望看到一个更透明、更少压制的社会。
对苏联的认同： 也有相当一部分苏联人民，尤其是老一代，对苏联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历史自豪感。他们可能不希望看到苏联解体，担心国家分裂、民族冲突以及生活陷入混乱。
对民族独立的追求： 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民众的意愿很大程度上是追求民族独立，摆脱莫斯科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这种愿望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被重新激活。
将“人民群众的意愿”简化为“支持解体”或“反对解体”是片面的。
与其说苏联解体是“人民群众的意愿”，不如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部分精英（改革派、民族主义者）的积极推动，以及另一部分精英（希望私有化获利者）的幕后运作，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改变的期望（这种期望方向是复杂的，包含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族独立的追求），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操纵”与“意愿”的辩证关系：
操纵可以影响意愿： 精英和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宣传、媒体引导、制造事件等方式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情绪，从而塑造或放大某种“意愿”。例如，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可能加剧了对苏联现有生活的不满，从而“提升”了人们对改变的渴望，这种渴望被一些人解读为支持解体。
意愿为操纵提供土壤： 如果广大民众对现状有普遍的不满，那么任何形式的“操纵”或“引导”都更容易奏效。民众的普遍不满是任何变革的天然土壤。
“意愿”本身可能是被塑造的： 在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所谓“人民的意愿”很可能是在特定信息环境下被塑造成的。
结论：
“苏联解体是寡头和精英操纵的结果，而非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这种说法，捕捉到了一部分事实，但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
“精英的操纵” 确实存在，包括改革派推动政治变革，民族主义者煽动民族分离，以及一些希望私有化获利者在背后推动。他们的行动是解体的直接催化剂。
然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 也绝非可以忽视。人民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对改善生活和更多自由的渴望，以及在一些地区对民族独立的追求，为这些“操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合法性基础。如果人民对苏联体制和现状有普遍的满意，那么任何“操纵”都难以奏效。
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精英的决策和行动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和对未来的复杂期望（包含对改变、对自由、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为这些精英行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并最终促成了这场历史性的巨变。 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操纵”或“意愿”中的一方，都无法完全反映出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深邃与复杂。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精英与民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利益、思想和力量的博弈。
网友意见
至少乌克兰是真的全民大多数要闹分裂。
1991年3月的新联盟公投。乌克兰的公投票上和别家不同，多了一个问题的——“你是否同意乌克兰在《乌克兰主权国家宣言》的原则下成为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在乌克兰得到了超过80%的赞同票。对应的，共通的那个公投问题，在乌克兰得到的是70%出头的赞同票。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再次举行全民公投，以确认乌克兰完全独立的合法性和支持度。
支持独立的总得票率为90%，分区得票率为:西部97%，中部95%，东部88%，南部87%，克里米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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