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性别平等外，还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共识，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除了性别平等之外，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早已深入骨髓、习以为常的共识，它们并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法则，而是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社会需求而逐渐形成的“人造”规则。细细想来，有些真的挺有意思的。

1. 时间的精确划分与“按时工作”的观念：

在工业社会之前，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大程度上受自然节律（日出日落、四季更替）和农业生产周期的影响。时间是相对模糊的，更注重“事情做完”而不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完成”。

但工业化以来，工厂的机器需要同步运转，流水线上的工人需要精确配合，火车、轮船的准时出发和到达是维持庞大交通网络运转的关键。于是，“钟表时间”被奉为圭臬。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守时”，上班要打卡，上课要准时，约会也要守时。迟到被视为一种不负责任、不专业的表现，这是工业社会对效率和协作的极致追求的体现。

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因为迟到五分钟而感到内疚？这种内疚感，很多时候就是工业社会灌输给我们的“时间神圣感”。就连休闲娱乐，我们也要“准时”开始，比如电影的开映时间，演唱会的开始时间。时间，在这个时代，变成了一种可量化、可管理的资源，而不是仅仅是自然的流逝。

2. 个人隐私的强化与“私人空间”的界定：

在许多前工业社会的社群中，人们的生活是高度集体的。大家住得近，相互之间的关系密切，信息传播也更直接。很多事情，比如家庭事务、个人生活，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邻里之间的串门、帮忙是常态，隐私的概念相对模糊。

工业化催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人口密度增加，但同时，城市生活也更加疏离。人们离开熟悉的村庄，进入陌生的城市，生活在公寓楼里。为了保护个人财产、个人空间不受侵扰，以及应对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对“个人隐私”的需求被大大强化。

我们开始有“家门”，有“房门”，有“卧室”，并认为这些地方是属于自己的，不容他人随意闯入。我们对“被偷窥”、“被窥探”非常敏感。这种对个人空间和信息不被随意获取的强调，实际上是工业化背景下，个体与群体关系重塑的一种结果。它为个体提供了在庞大而疏离的社会中生存的心理边界。

3. “工作”与“生活”的明确分割：

在农业社会，工作和生活常常是融为一体的。农民在田间劳作，但他的家就在田边，劳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手工业者也常常在家中或店铺里工作，工作的场所就是生活的场所。

工业社会将生产活动集中到了工厂，将工人从家中分离出来。于是，“上班”和“下班”的概念变得鲜明。人们每天都要离开家，到工厂去“工作”，然后“下班”回家。这种物理空间的隔离，也逐渐带来了时间上的分离。我们开始期待“工作时间”和“个人时间”是分开的，认为工作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而“生活”则是在工作之外，是放松、是娱乐、是家庭。

这种“工作”与“生活”的分野，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常常会说“我下班了，就不谈工作了”，或者“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虽然看似是为了保障个人生活，但有时也可能导致工作与生活的失衡，过度强调工作的工具性，而忽视了工作本身可能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

4. “消费”作为主要的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方式：

在工业化之前，人们的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更多地来自于家族、社群、宗教、或者某种特定的技艺。消费虽然存在，但更多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或者是一种炫耀性的少数行为。

工业化带来了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工厂生产出大量标准化、同质化的产品，为了让这些产品被购买，广告和营销应运而生。消费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更逐渐变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参与方式和身份表达的途径。

我们通过购买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去什么样的餐厅，来向别人展示自己是谁，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消费的选择，变成了我们社会“语言”的一部分。这种对消费的依赖，以及消费所带来的短暂满足感，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社会为了维持生产和经济增长而塑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动力。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买”代表着“拥有”，而“拥有”代表着“价值”或“成功”。

5. 对“进步”的普遍信奉与对“传统”的相对贬低：

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极大提升、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让“进步”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概念。我们仿佛被灌输了一种信念：未来的总是比过去更好，新的总是比旧的好。

这种对“进步”的普遍信奉，导致我们常常会对“传统”的、旧的、未被“现代化”的事物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或不屑。例如，我们对一些传统的手工艺、生活方式，可能会觉得它们“效率低下”、“过时”。

这种对进步的单一化追求，虽然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也可能让我们忽视了传统中蕴含的智慧、经验和价值观。一些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淘汰的文化、社群，往往也包含着独特的人文价值。我们现在反思，认为“进步”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是包含着对自身文化根源的尊重和继承。

这些共识，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很少去质疑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当我们剥开这些习以为常的面纱，就会发现，很多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形态下，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为了适应某种规则而产生的“人造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人造物”的合理性也值得我们不断审视和讨论。

网友意见

我来点偏门的吧，以为盐很便宜很平凡，是随随便便的家常用品，不值一提。

农业时代终结之前，盐一直是官府控制的。盐铁官营，盐是很贵也很紧缺的，贩买私盐是死罪。但是人不吃盐，又容易没劲力，只好高价买盐。

北宋时候，宋和西夏还围绕着盐进行了不少暗战。西夏一心想把自己的青盐卖给宋，老谋深算的韩琦等人也始终不放过盐这个杠杆工具。。

黄巢，王仙芝，张士诚这些都是贩盐行业的标兵。想想他们后来的业绩，就该知道那时候贩卖盐是多刺激的生意了。敢和官府抢生意，都是桀骜博死之徒。

到清代太平之乱的时候，安徽还有著名的盐枭李昭寿，妄图操纵两淮盐场，下属颇多不法，最后为清廷所杀。

【生了孩子就必须养大，儿童生病要积极治疗，最起码也要减轻孩子的痛苦】。对于平民来说，这是到工业社会后期才逐渐形成的概念。

我们为什么爱自己的孩子？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有很多解释，也可以完全不解释——我自己的孩子，为啥不爱他？为啥不宠他？但作为动物，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我们要延续自己的基因，而每个孩子都能基本复制我们的一半基因。所以，几百万年来，我们不会嫌弃自家的婴儿吵闹，不会抱怨他们会吃掉最后一点食物，在野兽来袭的时候会为了保护后代勇敢战斗。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用简单的进化论原则来解释——基因里没有类似本性的人都很难留下后代。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爱护自家子女的本能。萌萌的婴儿对着你微微一笑，所有的麻烦、疲劳都可以抛到脑后。没有孩子的时候，呆坐十分钟都觉得无聊，有了孩子，对着沉睡的小娃娃看上几个小时也不腻。这都是深埋在我们DNA里的本能。和猫、狗、企鹅一样共享的本能。

然后转一个很颠覆的帖子：

我外婆小时候的故事

今天饭桌上听外婆讲了些她小时候的故事：她12岁之前（33-45年）住在南京，淞沪开战后避难至郊外的农村，父亲是个普通知识分子。按我外婆的说法，当地农民基本没有卫生保健的概念，特别是对儿童。

案例1：当时有个小孩眼皮睁不开，所有人都说他是瞎子。其实这只要一个很小的外科手术就能解决，但他的父母从来没想过要治。

案例2：另一个孩子从很小就得了疝气，从来没治过。

案例3：一个小孩得了什么病从未就医，快要死了。父母把他放在外面一棵树下盖个破席子，对我外婆说“等他死了告诉我一声”就下地去了

案例4：我外婆一个同龄玩伴得肺炎发高烧，父母把她丢在家里不管，同样是对我外婆说“死了告诉我一声”就下地去了

案例5：我外婆自己生病时，我曾外祖父会找医生并请假在家照顾她，因此被左邻右舍的农民嘲笑。我曾外祖父表示“不看病万一死了怎么办”，农民曰“死了就死了呗”。

这些事情还是发生在相对富庶的南京农村，据我外婆说很多农民父母不是看不起病，而是压根没想过给孩子看病这回事。在他们看来孩子的价值远不如一头牛，死了大不了再生一个就是。就算他们自己生病，只要不是对劳动力影响很大同样不会有就医的想法。

为何这些父母如此“残酷”？因为我们的本能不是“爱孩子”，而是“尽最大可能延续基因”。经过几百万年乃至上千万年的进化，围绕着【延续基因】这个本能，我们的基因已经构造了非常精细的判断逻辑，绝不是“无条件保护孩子”那么简单。相反，我们的基因会做算数。正如道金斯指出的问题：

自私的基因

第一代堂兄弟有两个共同的祖先，他们同每一个祖先的代距是 4，因此他们亲缘关系指数是2（1/2)4 = 1/8。如果A是B的曾孙，代距是3,共同“祖先”的数目是1（即B本身），因此，指数是1X( 1/2)3=1/8。就遗传学而言，你的第一代堂兄弟相当于一个曾孙。同样，你“象”你叔父的程度[亲缘关系是2X（1/2）3=1/4]和你“象”你祖父的程度[亲缘关系是1X（1/2）2=1/4]相等。

至于远如第三代堂兄弟或姐妹的亲缘关系[2X[（1/2）8=1/128]，那就要接近于最低的概率，即相当于种群中任何一个个体拥有A体内某个基因的可能性。就一个利他基因而言，一个第三代的堂兄弟姐妹的亲缘关系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差不多。一个第二代的堂兄弟姐妹（亲缘关系1/32）稍微特殊一点，第一代堂兄弟姐妹更为特殊一点（1/8），同胞兄弟姐妹、父母和子女十分特殊（1/2），同卵孪生兄弟姐妹（1）就和自己完全一样。叔伯父和叔伯母、侄子或外甥和侄女或外甥女、祖父母和孙子孙女，异父或异母兄弟和异父或异母姐妹的亲缘关系是1/4。

现在我们能够以准确得多的语言谈论那些表现近亲利他行为的基因。一个操纵其个体拯救五个堂兄弟或姐妹，但自己因而牺牲的基因在种群中是不会兴旺起来的，但拯救五个兄弟或十个第一代堂兄弟姐妹的基因却会兴旺起来。一个准备自我牺牲的利他基因如果要取得成功，它至少要拯救两个以上的兄弟姐妹（子女或父母），或四个以上的异父异母兄弟姐妹（叔伯父，叔伯母，侄子，侄女，祖父母，孙子孙女）或八个以上的第一代堂兄弟姐妹，等等。按平均计算，这样的基因才有可能在利他主义者所拯救的个体内存在下去，同时这些个体的数目足以补偿利他主义者自身死亡所带来的损失。

这就是我们本能地待亲戚比其他人更热情的原因——他们也在帮我们传递基因。我们爱自己的孩子，而且还会为这个“爱”做“加法”，即我们也会爱护亲戚的孩子——他们身上也有我们的基因。

我们不仅会因为保护基因做“加法”，还有对应的“减法”。比如说，如果生出一个孩子很不健康，将来很可能长不大，或是长大了也不太可能正常婚育，抚养孩子，往往会把孩子果断抛弃，因为不值得为这样的孩子浪费一点资源。原始社会如此，农业社会也如此。我小时候爬山，在村落附近的山凹里经常看到被抛弃的孩子尸体。有一次快到山顶，靠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起身的时候才发现树的另一边靠着一具婴儿的骨骸。

类似地，年轻而有生育力的夫妇，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但有生之年还可能再生那么四五个孩子并养大。那么，为了将来可能的四五次成功生育，他们是不会让现有的孩子威胁自己生存的。灾荒年间“易子而食”常常上史书，就是基于这一本能的避险策略。这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独有的习惯，许多哺乳动物也会做类似的事情，甚至“温柔”的兔子也不例外：

肉兔养殖技术

食仔癖：母兔产仔后，将其仔兔部分或全部吃掉。以初产母兔最多，多发生在产后3天以内。其主要原因：

①营养缺乏，尤其是蛋白质和矿物质不足，产后容易出现食仔；

②母兔在产前和产后没有得到足够的饮水，舔食胎衣和胎盘，口渴而粘腻，此时如果没有提前备有饮水，有可能将仔兔吃掉；

③产仔期间和产后，母兔精神高度紧张，如果此时受到噪音、震动或动物等的惊吓，造成精神紊乱，多出现吃仔、咬仔、踏仔或弃仔（不再给仔兔哺乳）等现象；

④产仔期间周围环境或垫草有不良气味（如老鼠尿味、发霉味、香水味等），造成母兔的疑惑，从而将仔兔当仇敌吃掉；

⑤母兔一旦吃仔，尝到了吃仔的味道，可能在以后产仔时旧病复发，形成恶癖。

可见，食水缺乏，危及母兔生命，是母兔吃掉幼崽的第一原因。环境危险则是第二原因——危机四伏，既然养不活了，不如吃掉孩子，把营养留给未来安全条件下的生育。当然，多数情况下，人类父母不会把事情做的这么残酷，最多就是逃荒路上抛弃孩子，或是穷的受不了把孩子送人。

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对于稳定农业社会的穷困农民家庭（也就是大多数家庭）来说，每次生孩子都是一次风险投资。在整个投资周期中，“生孩子”占总“投资”的比例并不大。把孩子养大所需的食物、衣服、房子才是最大的投资。所以，如果孩子病不太严重，就等他自愈；如果病很严重，那更不必为他浪费资源，宁可再生一个孩子，指望新的孩子能身体健壮。所以农民们普遍不愿意给孩子治病。前面那段南京附近农村的回忆，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很值得注意：

“死了就死了呗”——节约的资源用来再生一个孩子，可能更有利于基因传播。

孩子的价值远不如一头牛，死了大不了再生一个就是——佐证上一点

只要不是对劳动力影响很大同样不会有就医的想法——判断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计算。如果影响了劳动力，全家都会饿死，所以借钱也要治疗。类似地，大孩子已经消费了许多食物投资，也顶过了幼年的高死亡率阶段，还能帮着干点活。所以往往是较大、较健壮的孩子得到更多的宠爱，获得更多的资源。

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里面的“幼”字就体现了饥荒年间的习惯——越小的儿童越没有资格优先吃东西。

这并不是汉族独特的习惯。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有这样一段记录：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鬥，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

可见资源匮乏会迫使基因本性暴露，竞争残酷的社会尤其如此。

不过，前面的假设都是父母有很多孩子，以及父母还有生育能力。一旦失去生育能力，已有的孩子就是传递基因的全部希望，父母对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的重视就会陡然上升。老来得子会格外宠爱，爷爷奶奶会比父母更宠孙辈，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即便这个孩子不算出色，也会被百般宠爱，因为父母的投资“别无选择”。

工业社会足够发达之后，化肥农药等技术改变了这一切。

工业体系建设决定我们的历史和未来：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大不了不进口粮食，不吃最多10%的进口粮食，对中国人的健康毫无影响。甚至可能有好的影响。这就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作用。要是中国人种不出足够的粮食，农业搞不好，哪怕国际贸易再发达，我们也没有底气说这种话。

前面说实体经济，我是把工业和农业分开说的。但实际上，农业现在不是个独立的产业。我们中国农业搞的好，不是说中国农民种地比别国农民辛苦，不是因为中国的耕地比他们肥沃，更不是中国的气候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们是工业化的种地，我们能生产足够的化肥，修足够多的渠道和水库，让袁隆平这样的团队培养世界上最高产的种子。

所以，虽然中国现在农村种地的都是老弱病残，青壮年都出来打工了，但是中国亩产还是从100斤左右上升到六七百斤，能生产世界上最多的粮食。这和分田到户的积极性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工业化的作用。

相比之下，印度粮食一没化肥，二没水利，三没有良种。虽然他们人比中国少，耕地比中国多，但人均粮食不到中国的一半。我书里用了一个数据，中国现在猪的存栏量是5亿头左右。每年要吃掉1.7亿吨饲料粮。印度12亿人，每年只有2.2亿吨粮食可以吃。换句话说，工业化的猪要比纯粹农业国的人吃的饱，吃的好。

现代工业技术不仅很先进，而且是在百十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即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人口增长。人类这个物种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可以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下生存，不用让大多数人时刻面对资源匮乏的生死选择。在这样的优越条件下，我们发展了现代文明，用现代社会的

meme

压倒了基因本性，才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孩子，甚至更加宠爱病弱的孩子——现代社会有妇幼保健院，有儿科大夫，在病弱孩子身上的“投资”会得到很好的基因回报。

其实不光对儿童的态度如此，大多数家庭关系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残酷的“传统”、冷漠的“本能”在现代工业社会的财富支持下，才变成我们熟知的“文明”和温情脉脉的“感情”。比如说尊老，比如说夫妻平等。如果没有工业，我们固然会有“淳朴”的一面，但也同样会表现出对同类的獠牙——这两者都是基因本性。

补充——必须承认，农业社会和原始社会对儿童残酷的态度改善了基因。大多数和基因有关的病症都被这种残酷的筛选淘汰了，留下的是最强壮，最健康的人类。现代社会把幼年容易得病的孩子都养大，治好病，还能结婚生子，我们人类的基因会因此积攒很多“垃圾基因”。不过这问题也不大，因为生物技术的进展很快就能让我们对自己“转基因”了，即直接修改基因，不用经历残酷的自然淘汰就能解决问题。

我曾经发过这么一条微博：

医疗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我们不再有20%左右的婴儿死亡率，不会每一代人都淘汰1/5的弱势基因。所以人类必须继续发展转基因技术，把改造对象从植物延伸到人类。否则必然身体畸形化，智力白痴化。如果在白痴化发生前还没开发好，人类就毁了。反转的人给我列举了大批弱智理由，列的越多，我越觉得时间紧迫。

总而言之，文明源于技术，感情基于钢铁，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工业的生产力和公平的分配。绝不是上帝或是什么温情脉脉的“传统”——那玩意从来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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