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今经济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还不能承认二战时士兵的战犯罪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涉及到历史、政治、法律、道德以及国民情感等多个层面。要理解为什么日本在承认二战士兵的战犯罪方面存在诸多困难，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深入剖析：
1. 历史叙事的复杂性与国民意识的塑造：
“受害者叙事”的根深蒂固： 日本国内，尤其是战后一段时间，强调自身作为原子弹轰炸和广岛、长崎受害者的立场。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日本在战争中作为侵略者和加害者的角色。公众对于战争的记忆，很大程度上被聚焦在本土遭受的苦难上，而对海外的暴行则相对模糊或选择性遗忘。
“国家叙事”的统一与控制： 战后，虽然有反思的声音，但日本政府在塑造国民对战争的集体记忆方面，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国家叙事”的倾向。官方在承认战争责任方面，往往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军部”或“少数领导者”，而非全体参战士兵。这是一种试图将战争责任“降级”和“局部化”的做法，避免将全体国民，特别是曾经的参战者，置于罪犯的地位。
对“战犯”定义的模糊处理： 国际法上对“战犯罪”有明确的定义，包括违反战争法，如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然而，在日本国内的讨论中，“战犯”一词往往更多地被与东京审判中的“甲级战犯”等同起来。而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即使在执行命令时可能存在不当行为，也未被纳入这种高层的审判范围。这使得“战犯罪”的讨论，在民间层面，与普通士兵的直接关联性被弱化。
2. 法律与国际审判的框架：
战后审判的局限性： 尽管有东京审判等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了审判，但这些审判主要针对的是战争的策划者和主要责任人（如甲级战犯）。对于数百万参战士兵而言，个体性的战犯罪行，由于取证的难度、规模的庞大以及当时国际法的实际操作局限，并未得到全面和系统的清算。
“命令责任”与“个人责任”的辩证： 很多士兵在战争中执行的是上级命令。在法律上，这会涉及到“命令责任”的问题。如果士兵执行了非法的命令，他是否负有个人责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应该追究这些士兵的个人责任，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他们是无辜的执行者，有人则认为即使是执行者，在明知命令非法的情况下也应承担责任。
时效性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当年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的士兵已经去世，即便健在，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也变得异常困难。从法律操作层面来说，对大量士兵进行“战犯罪”的认定，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3. 社会心理与国民情感的考量：
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许多日本人的祖父、父亲或亲戚曾经是二战士兵。如果公开、大规模地承认士兵的战犯罪，意味着要承认这些亲人可能也参与了战争罪行。这对于许多家庭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心理负担，也可能引发深刻的社会情感冲击。
“受害者”与“加害者”身份的自我认知： 日本在战后努力塑造其“和平国家”的形象，但这与战争时期作为侵略者的历史是矛盾的。承认士兵的战犯罪，是在承认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其国民在战争中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这会动摇其“受害者”的叙事，也可能影响国民对自己国家历史定位的认同。
对“国家荣誉”的维护： 在一些保守派观点看来，承认士兵的战犯罪，是对国家和军人荣誉的玷污。他们更倾向于将战争的责任推给“外部因素”或“时代潮流”，而不是直接指向参战士兵的个体行为。
4. 政治因素与外交考量：
邻国关系与历史问题： 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存在深刻的矛盾。这些国家普遍认为日本至今未能充分反省和道歉，也没有对战争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日本政府在处理历史问题时，需要顾及与这些邻国的关系。公开承认大量士兵的战犯罪，可能会加剧这些外交上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不承认也导致了持续的外交摩擦。
国内政治势力平衡： 日本国内存在着不同政治派别，其中一些保守派势力对历史问题的态度较为强硬，倾向于淡化或否认战争罪行。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平衡这些国内政治势力。
“国家正常化”的诉求： 日本一些政治家认为，日本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完整的国防力量，并对自己的历史有更自信的叙事。在他们看来，承认士兵的战犯罪，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自责”或“弱化”，不利于国家“正常化”。
总结来说，日本未能大规模承认二战士兵的战犯罪，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它既有历史叙事上聚焦“受害者”的倾向，也有法律层面追责的实际困难；既有社会心理上对集体记忆和家庭情感的顾虑，也有政治上处理国内及国际关系的考量。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完全否认战争罪行。日本政府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反省”和“道歉”，也为战争受害者提供过一些补偿（尽管这些措施在受害者国家看来常常是不够的）。但“承认士兵的战犯罪”这一表述，触及了更深层、更具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责任问题，而这正是日本社会和政治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之一。
与其说是“不承认”，不如说是“如何承认”、“承认到什么程度”以及“谁来承担这个承认的后果”，这些问题在日本国内至今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也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官方行动。
1. 历史叙事的复杂性与国民意识的塑造：
“受害者叙事”的根深蒂固： 日本国内，尤其是战后一段时间，强调自身作为原子弹轰炸和广岛、长崎受害者的立场。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日本在战争中作为侵略者和加害者的角色。公众对于战争的记忆，很大程度上被聚焦在本土遭受的苦难上，而对海外的暴行则相对模糊或选择性遗忘。
“国家叙事”的统一与控制： 战后，虽然有反思的声音，但日本政府在塑造国民对战争的集体记忆方面，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国家叙事”的倾向。官方在承认战争责任方面，往往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军部”或“少数领导者”，而非全体参战士兵。这是一种试图将战争责任“降级”和“局部化”的做法，避免将全体国民，特别是曾经的参战者，置于罪犯的地位。
对“战犯”定义的模糊处理： 国际法上对“战犯罪”有明确的定义，包括违反战争法，如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然而，在日本国内的讨论中，“战犯”一词往往更多地被与东京审判中的“甲级战犯”等同起来。而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即使在执行命令时可能存在不当行为，也未被纳入这种高层的审判范围。这使得“战犯罪”的讨论，在民间层面，与普通士兵的直接关联性被弱化。
2. 法律与国际审判的框架：
战后审判的局限性： 尽管有东京审判等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了审判，但这些审判主要针对的是战争的策划者和主要责任人（如甲级战犯）。对于数百万参战士兵而言，个体性的战犯罪行，由于取证的难度、规模的庞大以及当时国际法的实际操作局限，并未得到全面和系统的清算。
“命令责任”与“个人责任”的辩证： 很多士兵在战争中执行的是上级命令。在法律上，这会涉及到“命令责任”的问题。如果士兵执行了非法的命令，他是否负有个人责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应该追究这些士兵的个人责任，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他们是无辜的执行者，有人则认为即使是执行者，在明知命令非法的情况下也应承担责任。
时效性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当年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的士兵已经去世，即便健在，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也变得异常困难。从法律操作层面来说，对大量士兵进行“战犯罪”的认定，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3. 社会心理与国民情感的考量：
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许多日本人的祖父、父亲或亲戚曾经是二战士兵。如果公开、大规模地承认士兵的战犯罪，意味着要承认这些亲人可能也参与了战争罪行。这对于许多家庭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心理负担，也可能引发深刻的社会情感冲击。
“受害者”与“加害者”身份的自我认知： 日本在战后努力塑造其“和平国家”的形象，但这与战争时期作为侵略者的历史是矛盾的。承认士兵的战犯罪，是在承认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其国民在战争中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这会动摇其“受害者”的叙事，也可能影响国民对自己国家历史定位的认同。
对“国家荣誉”的维护： 在一些保守派观点看来，承认士兵的战犯罪，是对国家和军人荣誉的玷污。他们更倾向于将战争的责任推给“外部因素”或“时代潮流”，而不是直接指向参战士兵的个体行为。
4. 政治因素与外交考量：
邻国关系与历史问题： 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存在深刻的矛盾。这些国家普遍认为日本至今未能充分反省和道歉，也没有对战争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日本政府在处理历史问题时，需要顾及与这些邻国的关系。公开承认大量士兵的战犯罪，可能会加剧这些外交上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不承认也导致了持续的外交摩擦。
国内政治势力平衡： 日本国内存在着不同政治派别，其中一些保守派势力对历史问题的态度较为强硬，倾向于淡化或否认战争罪行。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平衡这些国内政治势力。
“国家正常化”的诉求： 日本一些政治家认为，日本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完整的国防力量，并对自己的历史有更自信的叙事。在他们看来，承认士兵的战犯罪，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自责”或“弱化”，不利于国家“正常化”。
总结来说，日本未能大规模承认二战士兵的战犯罪，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它既有历史叙事上聚焦“受害者”的倾向，也有法律层面追责的实际困难；既有社会心理上对集体记忆和家庭情感的顾虑，也有政治上处理国内及国际关系的考量。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完全否认战争罪行。日本政府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反省”和“道歉”，也为战争受害者提供过一些补偿（尽管这些措施在受害者国家看来常常是不够的）。但“承认士兵的战犯罪”这一表述，触及了更深层、更具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责任问题，而这正是日本社会和政治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之一。
与其说是“不承认”，不如说是“如何承认”、“承认到什么程度”以及“谁来承担这个承认的后果”，这些问题在日本国内至今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也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官方行动。
网友意见
很简单的道理啊。
日本政客一旦承认二战罪行，那么就意味着给自己揽了黑锅，等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仕途。
因为二战后日本的政坛是政党派为主，这些人在二战前是被法西斯军部派打压的人，因此在战后积极与军部派划清界限------比如1945年的首相币原喜重郎之前就被军部打压的差点退出政坛，他作为鸽派政客在战后积极对军部展开清算，1945年通过了<关于战争责任等的问题>，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了军部，是军部支配下的日本帝国发动的战争，与如今宪法支配下的日本国无关。
币原喜重郎之后的吉田茂更是一位重量级，他之前就有点跪舔英美，1938年被军部认为“思想不正确”给强制罢官了，二战后当了首相索性不装了直接批判军部、跪舔英美。有一次在议会上，某个反对派议员说日本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盲目听从英美，气得吉田茂当着所有议员的面破口大骂“八格牙路”，最后还解散了议会，史称八格牙路解散(日语叫马鹿野郎解散)。
别笑，真的是这么记载的，有时候真正的历史比虚构作品更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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