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汪荣祖与姚大力关于新清史的争论？
关于汪荣祖与姚大力关于“新清史”的争论，这绝对是中国史学界，尤其是清史研究领域，一个非常值得说道且颇具看点的话题。两位都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们的观点碰撞，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在面对西方学术思潮时的深刻反思和自我调整。
要理解这场争论，我们得先说说“新清史”是个什么东西。
“新清史”的缘起与核心观点
“新清史”这个标签，更多是西方学界，特别是北美汉学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有明确纲领的学派，更像是一种研究取向的集合。其核心的出发点，是对以往主流的“大一统”叙事，尤其是将清朝视为一个纯粹的“汉化”王朝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新清史”的学者们，比如弗雷德里克·戴维斯（Frederic Wakeman Jr.）、皮罗·斯图尔特（Piotr Stegmann）、欧阳泰（Tonio Andrade）等等，他们强调：
1. 满洲人的主体性： 认为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洲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认同、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和文化传统，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用“汉化”来概括。清朝的统治，是满洲人作为征服民族，建立的以满洲为中心的国家。
2. 帝国而非王朝： 倾向于将清朝视为一个多民族帝国，一个东亚的“混合帝国”，它的疆域和治理方式，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王朝的范畴。它包含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这些地区的纳入，对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3. “中华”概念的演变： 挑战了将“中华”等同于“汉族”或“汉人文化”的观念，认为“中华”是一个在清朝时期，尤其是在与周边民族互动和国家疆域的扩张过程中，不断被建构和重新定义的政治和文化概念。
4. 对既有史料的再解读： 认为过去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研究，过于侧重从汉族中心、中原中心的视角来解读清朝历史，忽视了满洲视角和帝国其他组成部分的经验。
汪荣祖的立场：温和的批判与辩护
汪荣祖先生，是台湾非常杰出的史学家，他在清史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尤其擅长思想史和文化史。对于“新清史”，汪先生的立场可以说是温和而审慎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史观的一种辩护和发展。
汪先生的论点大概可以归纳为：
1. 承认“新清史”的价值，但反对过度简化： 他认为，“新清史”学者们提出的关于满洲主体性、帝国性等观点，确实触及了传统史学的一些盲点，为清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这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强调满洲人的民族身份和八旗制度在清朝政治中的作用，确实是对过去忽视满洲元素的纠正。
2. 警惕“西方的凝视”和“他者化”： 汪先生对“新清史”的某些倾向表示警惕，认为有些“新清史”学者在强调满洲主体性时，有过度“他者化”中国（特别是汉族）的嫌疑，甚至可能服务于西方某些政治意图，将中国历史进行碎片化、民族化解读，以服务于地缘政治的需要。
3. “汉化”并非贬义，而是互动与融合： 汪先生认为，传统史学强调的“汉化”并非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复杂的文化互动、融合和再创造的过程。满洲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确实吸收了大量的汉族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并且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形成了一种“满汉一体”的治理模式，尽管这种“一体”可能存在张力。将此简单否定，或者将其视为一种“同化”的压迫，是对历史复杂性的忽略。
4. “中华”概念的内涵： 汪先生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国家的基本统一，与它所构建的“中华”认同，尽管是动态的、多层次的，是分不开的。这个“中华”包含了满、蒙、藏、维等多个民族，是一种包含性、融合性的“中华”。
5. 方法论的取舍： 他认为，在吸收“新清史”研究方法的同时，更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语境和学术传统，避免全盘西化。
姚大力的反击：捍卫传统叙事与强调“中国”视角
姚大力先生，是国内研究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的大家，尤其在满蒙史方面造诣极深。他对“新清史”的批判，则显得更为直接和尖锐，他更侧重于从维护一个连贯的“中国”历史叙事角度出发。
姚先生的论点可以这样理解：
1. “新清史”对“大一统”和“中华”概念的冲击： 姚先生认为，“新清史”的核心问题在于，它试图解构中国自秦以来形成的“大一统”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将清朝仅仅视为一个由满洲人统治的、不包含“中国”核心的“帝国”，实际上是在切割中国的历史连续性，是在“他者化”中国。
2. 满洲统治者并非完全脱离“中国”： 姚先生强调，清朝虽然是满洲人建立的，但它的统治实践、政治合法性、国家疆域的建构，以及后期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接受，都使其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洲统治者本身也在学习和运用汉族政治文化，他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外部力量”。
3. “满洲主体性”的局限性： 姚先生认为，过度强调满洲主体性，容易走向民族主义的误区，将清朝历史简化为一场民族征服史，而忽略了更广阔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他认为，清朝的建立和统治，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汉族士人、汉族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4. “新清史”的“帝国”视角的问题： 姚先生质疑，“新清史”所强调的“帝国”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西方学术的框架，而这个框架本身在解读中国历史时，可能存在误读和扭曲。他认为，清朝的治理模式，尽管有其帝国性的一面，但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维系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
5. 对“汉化”的辩护： 姚先生同样认为，“汉化”并非简单的同化，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他认为，满洲统治者对汉族政治文化的吸收，并非被动的，而是主动选择和运用，从而巩固了其统治，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争论的焦点与深层意义
这场争论，归根结底，触及了几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连续性？ 清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中断”还是“延续”？
“中华”的概念如何形成和演变？ “中华”是先验存在的，还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如何认识清朝的民族属性和帝国属性？ 满洲人的身份与清朝作为中国统一王朝的关系是什么？
史学研究的立场和视角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西方学术思潮与中国本土历史语境的关系？
汪荣祖和姚大力两位先生的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他们的分歧，并非简单的学术观点不同，更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的碰撞。
汪先生 更倾向于在承认西方新理论的合理性的同时，保有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的温和辩护，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并警惕外部视角可能带来的价值扭曲。 他在“新清史”的某些论点上看到了新的启发，但在其可能带来的“碎片化”和“他者化”的风险上，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姚先生 则更旗帜鲜明地捍卫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大一统”的国家传统， 认为“新清史”的某些解读方式，对中国主体性构成了挑战，并试图将其解构。他更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和视角出发，来解读清朝的历史。
可以说，这场争论，既是对“新清史”这种学术范式的学术性回应，也是对我们如何理解自身历史，如何建构国家认同的深刻反思。 它推动了清史研究的深化，也迫使中国学者们在面对全球化和学术交流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研究的立场、方法和最终指向。
争论的积极影响
这场争论的积极意义在于：
1. 提升了对清朝复杂性的认识： 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新清史”，都促使学者们更加细致地考察清朝的民族政策、统治模式、边疆治理等，认识到其结构的多元和复杂。
2. 促进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对话： 争论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学术对话，让中国学者更了解西方学界的最新动向，也促使西方学者更关注中国学者的声音。
3. 激发了对中国历史叙事的再思考： 争论迫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思考如何更好地解释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如何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4. 强调了研究的“中国立场”： 姚大力先生的立场，尤其强调了在引进和吸收外来学术思想时，要保持清晰的“中国立场”，避免被西方理论框架完全裹挟。
总的来说，汪荣祖与姚大力关于“新清史”的争论，是一场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辩论。它不仅在学术层面带来了深刻的启发，更在更宏观的层面，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国家认同。这场争论至今仍未有定论，它还将继续推动着中国清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要理解这场争论，我们得先说说“新清史”是个什么东西。
“新清史”的缘起与核心观点
“新清史”这个标签，更多是西方学界，特别是北美汉学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有明确纲领的学派，更像是一种研究取向的集合。其核心的出发点，是对以往主流的“大一统”叙事，尤其是将清朝视为一个纯粹的“汉化”王朝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新清史”的学者们，比如弗雷德里克·戴维斯（Frederic Wakeman Jr.）、皮罗·斯图尔特（Piotr Stegmann）、欧阳泰（Tonio Andrade）等等，他们强调：
1. 满洲人的主体性： 认为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洲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认同、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和文化传统，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用“汉化”来概括。清朝的统治，是满洲人作为征服民族，建立的以满洲为中心的国家。
2. 帝国而非王朝： 倾向于将清朝视为一个多民族帝国，一个东亚的“混合帝国”，它的疆域和治理方式，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王朝的范畴。它包含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这些地区的纳入，对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3. “中华”概念的演变： 挑战了将“中华”等同于“汉族”或“汉人文化”的观念，认为“中华”是一个在清朝时期，尤其是在与周边民族互动和国家疆域的扩张过程中，不断被建构和重新定义的政治和文化概念。
4. 对既有史料的再解读： 认为过去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研究，过于侧重从汉族中心、中原中心的视角来解读清朝历史，忽视了满洲视角和帝国其他组成部分的经验。
汪荣祖的立场：温和的批判与辩护
汪荣祖先生，是台湾非常杰出的史学家，他在清史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尤其擅长思想史和文化史。对于“新清史”，汪先生的立场可以说是温和而审慎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史观的一种辩护和发展。
汪先生的论点大概可以归纳为：
1. 承认“新清史”的价值，但反对过度简化： 他认为，“新清史”学者们提出的关于满洲主体性、帝国性等观点，确实触及了传统史学的一些盲点，为清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这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强调满洲人的民族身份和八旗制度在清朝政治中的作用，确实是对过去忽视满洲元素的纠正。
2. 警惕“西方的凝视”和“他者化”： 汪先生对“新清史”的某些倾向表示警惕，认为有些“新清史”学者在强调满洲主体性时，有过度“他者化”中国（特别是汉族）的嫌疑，甚至可能服务于西方某些政治意图，将中国历史进行碎片化、民族化解读，以服务于地缘政治的需要。
3. “汉化”并非贬义，而是互动与融合： 汪先生认为，传统史学强调的“汉化”并非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复杂的文化互动、融合和再创造的过程。满洲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确实吸收了大量的汉族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并且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形成了一种“满汉一体”的治理模式，尽管这种“一体”可能存在张力。将此简单否定，或者将其视为一种“同化”的压迫，是对历史复杂性的忽略。
4. “中华”概念的内涵： 汪先生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国家的基本统一，与它所构建的“中华”认同，尽管是动态的、多层次的，是分不开的。这个“中华”包含了满、蒙、藏、维等多个民族，是一种包含性、融合性的“中华”。
5. 方法论的取舍： 他认为，在吸收“新清史”研究方法的同时，更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语境和学术传统，避免全盘西化。
姚大力的反击：捍卫传统叙事与强调“中国”视角
姚大力先生，是国内研究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的大家，尤其在满蒙史方面造诣极深。他对“新清史”的批判，则显得更为直接和尖锐，他更侧重于从维护一个连贯的“中国”历史叙事角度出发。
姚先生的论点可以这样理解：
1. “新清史”对“大一统”和“中华”概念的冲击： 姚先生认为，“新清史”的核心问题在于，它试图解构中国自秦以来形成的“大一统”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将清朝仅仅视为一个由满洲人统治的、不包含“中国”核心的“帝国”，实际上是在切割中国的历史连续性，是在“他者化”中国。
2. 满洲统治者并非完全脱离“中国”： 姚先生强调，清朝虽然是满洲人建立的，但它的统治实践、政治合法性、国家疆域的建构，以及后期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接受，都使其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洲统治者本身也在学习和运用汉族政治文化，他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外部力量”。
3. “满洲主体性”的局限性： 姚先生认为，过度强调满洲主体性，容易走向民族主义的误区，将清朝历史简化为一场民族征服史，而忽略了更广阔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他认为，清朝的建立和统治，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汉族士人、汉族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4. “新清史”的“帝国”视角的问题： 姚先生质疑，“新清史”所强调的“帝国”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西方学术的框架，而这个框架本身在解读中国历史时，可能存在误读和扭曲。他认为，清朝的治理模式，尽管有其帝国性的一面，但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维系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
5. 对“汉化”的辩护： 姚先生同样认为，“汉化”并非简单的同化，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他认为，满洲统治者对汉族政治文化的吸收，并非被动的，而是主动选择和运用，从而巩固了其统治，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争论的焦点与深层意义
这场争论，归根结底，触及了几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连续性？ 清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中断”还是“延续”？
“中华”的概念如何形成和演变？ “中华”是先验存在的，还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如何认识清朝的民族属性和帝国属性？ 满洲人的身份与清朝作为中国统一王朝的关系是什么？
史学研究的立场和视角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西方学术思潮与中国本土历史语境的关系？
汪荣祖和姚大力两位先生的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他们的分歧，并非简单的学术观点不同，更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的碰撞。
汪先生 更倾向于在承认西方新理论的合理性的同时，保有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的温和辩护，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并警惕外部视角可能带来的价值扭曲。 他在“新清史”的某些论点上看到了新的启发，但在其可能带来的“碎片化”和“他者化”的风险上，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姚先生 则更旗帜鲜明地捍卫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大一统”的国家传统， 认为“新清史”的某些解读方式，对中国主体性构成了挑战，并试图将其解构。他更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和视角出发，来解读清朝的历史。
可以说，这场争论，既是对“新清史”这种学术范式的学术性回应，也是对我们如何理解自身历史，如何建构国家认同的深刻反思。 它推动了清史研究的深化，也迫使中国学者们在面对全球化和学术交流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研究的立场、方法和最终指向。
争论的积极影响
这场争论的积极意义在于：
1. 提升了对清朝复杂性的认识： 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新清史”，都促使学者们更加细致地考察清朝的民族政策、统治模式、边疆治理等，认识到其结构的多元和复杂。
2. 促进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对话： 争论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学术对话，让中国学者更了解西方学界的最新动向，也促使西方学者更关注中国学者的声音。
3. 激发了对中国历史叙事的再思考： 争论迫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思考如何更好地解释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如何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4. 强调了研究的“中国立场”： 姚大力先生的立场，尤其强调了在引进和吸收外来学术思想时，要保持清晰的“中国立场”，避免被西方理论框架完全裹挟。
总的来说，汪荣祖与姚大力关于“新清史”的争论，是一场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辩论。它不仅在学术层面带来了深刻的启发，更在更宏观的层面，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国家认同。这场争论至今仍未有定论，它还将继续推动着中国清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网友意见
这场争论是围绕着以下三个等式展开的：
1新清史：清朝=中国+内亚
2汪荣祖：中国=清朝=内地+边疆
3姚大力：大中国=清朝=小中国+边疆
清朝和中国关系的大小问题是三方争论的核心点。新清史认为清朝＞中国，极端地突出清朝的满族以及内亚性质。由此推出，非汉化是清朝强盛所在，而汉化使得清朝衰微。汪荣祖认为清朝=中国，其强调的是清朝作为传统王朝的一面。由此推出，汉化才是清朝强盛所在。并且清朝能够实现边疆稳定是靠内地资源人力支持的。姚大力则把传统王朝的建国模式分为两种，一种以汉唐编户齐民体制为代表的小中国，一种以元清将边疆非农业地区与内地农业地区整合起来的大中国。因此，清朝=大中国，在姚大力的区分下，清朝≠小中国，因之所以不等于，与清朝的满族特性有关系。所以，姚大力视汪荣祖为汉化的老调，视新清史为“取精去粕，为我所用”。他说的为我所用，是为他自己的两种建国模式的说法所用。
以上是这场争论的学术观点之争。
在上述核心观点下，双方围绕具体的问题进一步展开争论。汪荣祖认为，新清史对史料的解读错误、政治立场上把清朝和中国区分有瓦解现实的倾向。而姚大力认为，即使这些错误都存在，那么我们从学术开拓学术挖掘上也应该肯定新清史对清朝满族特性的强调，这个强调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改变我们传统的视野。汪荣祖认为，我们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要警惕，要准确理解其产生的立场以及纠正其错误。姚大力认为，我们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要吸收，要借他山之石磨自己的玉。
以上是这场争论的学术立场之争。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花了很多力气来辨别对方提出的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其具体的表现，则是双方都是就对方的回应文章来反回应，这就使得这场争论陷入琐碎，而且为了找出对方的漏洞，而在行文的词句上大作文章，而且随着争论的持续，言辞也越来不客气，从学术向非学术发展。
我认为，这场争论实质上是话语权之争。即改开以来40多年史学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用西方理论话语来研究、解释中国学术的西化派与随着改开以来国力发展逐渐不满于西方理论、西方话语、而要摆脱并提炼中国自己话语来研究、解释中国学术的本土派之争。明白这一点，一个内地学者主张西化，与一个海外学者主张本土化，也就不足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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