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政委这句话触及到了政治的本质。
政治是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毛泽东说过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把敌人从肉体上彻底清除的战争就是政治的最野蛮、最彻底、最惨烈的形态,但这往往会激发出更多的矛盾,进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当政治势力由于某种因素的在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相互妥协形成契约的时候就终止那种恶性循环,让政治斗争不滑向混乱与战争的政治制度就诞生了。
这个某种因素分为两类:
1、内部的共同利益2、外部的政治压力
老牌西方民主国家基本上是第一种:
其多党民主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中世纪贵族政治与资产阶级权利意识觉醒相结合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的整合,形成了与国内政治格局对映的多党政治体系。
这个体系的运作完全不是纸面上的条款能完全规定的,一切不成文、肮脏的人类政治逻辑都在私底下默默运行,而成文制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为政治斗争划出红线,通过元首制度、政党制度、三权关系等等消除政党斗争带来的整个社会体系的“共振效应”。
最终让国家制度在多党政治斗争的情况下保持稳定。
后来移植民主制度的亚非拉国家则多数是第二种:
即在其国家内部利益格局混乱的状态下,西方在“传教”的思维下以自身为参照要求其他国家照搬一套多党民主制度。如同在西方国家自己身上一样,这个类似的制度并不遏制肮脏政治逻辑、权力把戏,反而会将原本混乱的利益格局变成明面上的政治撕裂。
另一方面,由于亚非拉国家往往缺乏与这一套政治制度相对应的治理能力,也就无力对政治斗争纠偏。司法?行政?舆论?这些制约不存在的……因此政治撕裂后的社会极易陷入丛林法则中:
谁人多、谁声音大、谁有资源谁就直接掌握了政治话语权,这是很恐怖的。
最终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相互叠加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共振效应”将摧毁整个国家。
放个以前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742945/answer/107995842中一个简陋的模拟计算:
也就是说台湾政治斗争在全社会引发的“共振效应”更加显著。
制度是权力的笼子,是多党制下政治斗争的笼子。
不要去假定是非洲的政客更加无耻还是西方的政客更加没有下限,在系统性的利益分歧面前无论是打压还是拉拢,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选择同一套行为逻辑(见开头毛泽东语)。
这是从基因里带出来,是不可避免的。政党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
制度是笼子,而一个强大主流社会就是建造起这个笼子的材料与让笼子维持稳固的保障。这也就是金政委说的多党民主必须要有强大的主流社会。
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多党制下的政党本身是不是真正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
如果代表了,那这个利益格局是实然还是应然?
比如说西方工会(当然这不是政党,只是拿来说明代表的问题),代表了工人的利益。但是呢,当工厂由于成本高企、人员冗余低效的时候,面对企业困境,工会的存在加速了整个经营环境的恶化最终吃亏的还是工人。例子:底特律。这又是哪门子代表工人利益呢?反倒是工会领导旱涝保收…
上次大选前,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不约而同在移民、种族、经济议题上打哈哈,却整天在lgbt、堕胎、女权、宗教等等道德意识层面打嘴炮树立为选民说话的形象积极拉票,直到特朗普冲出来用一个个直接关系美国核心利益的议题杀得两党传统政客人仰马翻。
这种装模作样的政治斗争掩盖的是私底下由于经济全球化而混为一体的高层利益格局,但中下层已然在政党政治中被撕裂了。
完全意义上的多党制天然就带有分化社会的属性,这是“党”这个政治组织的起源就决定的,分化人群维持自身存在“党”才有的意义、政客才有利益。
传统理解人群利益的矛盾又是必然存在的,因此多党制能保证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后通过利益的协调来维持政治稳定。
但这种理解忽略了一个大时代背景:社会化大生产。这种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就意味着无论是国内或国际利益格局逐渐相互融合而非简单对立,但人类群体思维的缺陷使得大多数人又很难理解这种复杂利益格局。这就造成了治理的理性与政党政治分化间的矛盾。
在共产主义绝对对立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束之高阁的同时,资本主义下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多党制也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甚至名存实亡。
这种变化在科技的推动下悄然来临又让人措手不及。
“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因为盲目党争失去执政所需的思辨能力、因为脚下的利益集团纠葛在一起而不再具有制衡的意义,西方多党政治制度最终无法在新时代跟上国家共同利益变化,政治契约的基石就松动了。
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中就可以看到面对经济困境,多党制下的政党就天然更加倾向于放大矛盾、分化人群、分化社会,这种“情况越差闹得越凶”几乎就是多党派民主政治的普遍定势思维。所以,紧急情况下西方各国民主制度都有元首解散议会或者类似制约政党政治的权力。但即使是这个制度补丁难免又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加泰罗尼亚在国内领先的经济早已不是百年前相对独立于西班牙的存在,而是基于后者之上的。罔顾这一现实强推独立也将极大损害加泰罗尼亚的现实以及长远利益,这却是出自本应在多党制中代表本地区利益的政党之手。
这种讽刺局面根源上也是带有“分化”倾向的政党政治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人类社会背道而驰的必然结果。
所以把金政委的话反过来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多党民主是一个拥有强大主流社会的国家所必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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