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说法会成为现实吗？中日之间实现像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宿敌和解是可能的吗？
首先，我们得承认，历史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也最难以逾越的一道坎。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段历史，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也构成了两国互信赤字的基石。尽管日本在战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道歉，但一些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或淡化侵略历史的言行，依然会周期性地触动中国民众的神经，加剧了历史的隔阂感。这种历史情感的张力，是“必有一战”论调得以存在的土壤。
其次，现实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是“必有一战”论调的另一个重要推手。当前，东亚地区正经历深刻的权力格局重塑。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这必然会挑战现有的地区秩序和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日本作为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其国家战略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天然的对照和潜在的摩擦点。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相互警惕，都使得两国间的战略互疑不断加深。尤其是在军事现代化、科技竞争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层面，两国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这为“必有一战”的论断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再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潜在的脱钩风险，也为两国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上的深度融合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科技战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家倡导的“去风险”或“脱钩”论调，也可能对两国经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经济联系被政治因素严重割裂，两国间的利益纽带将被削弱，从而为冲突的发生创造更多空间。
那么，“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说法，究竟会成为现实吗？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也不能完全排除。现实是复杂的，它取决于两国决策者如何管理分歧，也取决于国际局势如何演变。两国都明白战争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特别是在核武器时代。军事冲突不仅会摧毁两国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更可能引发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灾难。因此，尽管存在诸多紧张因素，理性的力量仍然在试图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两国之间高层的沟通渠道尚未完全中断，在某些非敏感领域也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相比于“必有一战”的悲观论调，探讨中日两国实现像法德那样的宿敌和解的可能性，或许更能揭示一种更为积极的未来。法德和解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成就之一，它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过程，但最终通过政治意愿、制度设计和共同利益的构建，实现了从世代仇敌到关键伙伴的转变。那么，中日之间能否借鉴这样的经验呢？
首先，历史的和解是基础，但并非一蹴而就。法德的和解，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反思、对战争罪行的承认以及对受害者民族的真诚道歉基础之上的。日本能否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更主动、更令人信服的姿态，以一种真正面向未来、抚慰创伤的方式来处理过去，将是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关键。这不仅需要日本政府的政治决心，也需要社会层面的广泛认同。中国方面，尽管历史的伤痛难以磨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国力的增强，是否能以一种更为自信、更为包容的心态来面对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和解的可能性。
其次，构建共同的利益和合作框架至关重要。法德和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尤其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深度融合。中日两国同样可以在诸多领域寻找共同利益。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地区经济稳定、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两国都有合作的必要性和空间。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入实施，也可以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动力，并增加两国关系中的合作因子。
第三，制度性的保障是关键。法德和解的背后，是欧洲联盟等制度的建立，这些制度有效地约束了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并促进了合作。中日两国之间能否建立更有效的沟通和危机管控机制，以及在某些地区性或国际性问题上形成协调与合作，将有助于降低误判和冲突的风险。例如，建立更常态化的军事对话机制，以及在网络安全、太空等新兴领域设定规则，都可能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第四，民间交流和人文互信是深层支撑。法德两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和解，除了政治层面的努力，也离不开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增多的交流、理解和互信。文化、教育、旅游、媒体等领域的交流，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增进彼此的了解。尽管当前中日两国在人文交流方面存在一些挑战，但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培养年轻一代对对方国家的客观认知和尊重，是构建长期稳定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总而言之，“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说法，更多地反映了当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深刻矛盾和潜在风险，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两国都拥有理性的决策者，也都在努力规避直接军事冲突带来的巨大代价。而实现像法德那样的宿敌和解，虽然挑战巨大，但并非不可能。这需要两国共同付出巨大的政治努力，在历史反思、利益构建、制度设计和人文交流等多个层面持续推进，逐步积累互信，才能最终将潜在的对抗转化为合作，将过去的阴影转化为未来的契机。这个过程或许漫长而曲折，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大局。
网友意见
谢邀。
我们一般说起“像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宿敌和解”，好像很简单，宿敌对抗了几个世纪，突然感悟到了对抗的不易，于是走向了和平繁荣与和解。
但是阅尽人类国际关系史，宿敌和解哪有那么容易？法德和解所需要具备的条件，绝对不是轻轻巧巧就能够被复制的，法德和解也绝不是两个民族突然人种基因突变、变得极端热爱对方了，而是冷静的思考和取舍之后的结果——否则欧洲国家也不会和俄罗斯继续以宿敌姿态来对抗了。
德法之间，毫无疑问是宿敌，中世纪那些恩怨纠葛就不说了，即使是近代，两国之间也仇怨极深，彼此之间残杀不休，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拿破仑时代法军曾经杀入德意志，而1815年、1870年、1940年普鲁士和德国军队也杀入过巴黎，可谓是十世怨仇，可是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国却走向了和解，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一时兴起的现象，而是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因素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们要看到，现代德国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至今仍旧受到了诸多限制，天然地限制了其野心。
在战后，出于对德国的防范，德国的军事科技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和控制，陆军虽然因为北约的需要而初步复兴，但是航空航天、海上军备和核军备都受到了全面的限制，和法国的军事实力无法相提并论——德国军事实力的短板，并不是德国人的科技实力不够，而是被限制的结果。
同时，德国境内还有美国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外驻军，数量达到了数万人，这些驻军一方面是“保卫欧洲不受俄国人的侵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严密控制德国令其不至于重新滋长侵略野心”，所以在实际上，德国现在仍旧是一个主权模糊的现代国家。
德国受到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那么明显地是，法国的国家实力的延伸，也受到了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军队曾经控制了德国重要的产煤区萨尔、并且将莱茵兰地区非军事化，甚至在1923年联合比利时，以德国未清偿赔款未理由占领鲁尔区，试图以此来全面限制和削弱德国，但是在英美的反对下，法国不得不先是从鲁尔区撤军（1923年），从萨尔撤军（并且在1934年默认萨尔回归德国），同时默认德国重新在莱茵兰驻军（1936年），而德国也在此期间一步步地恢复了国家实力，重新谋求欧洲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政治领袖直接要求在德国得到一个占领区，同时要求莱茵兰重新非军事化，然后要求德国继续维持分裂——以法国的利益来看，维持德国的分裂、进而控制和支配德国是最优选项。
然而，为了对抗苏联，同时为了不至于让法国过于强大，在英国和美国的压力下，法战区和美英战区重新合并，成立了西德政府，让法国人的算盘落空。
也正是因为英美两国作梗，同时面对着苏联人的压力，法国不得不抛弃了让削弱、分裂、控制德国的最优解，不得不走向和解。
然而，这种和解当中是包含前提的：那就是这种和解必须以德国维持虚弱状态，不再谋求控制欧洲霸权为基础。
法国对德国，绝不是没有防范、也绝不是没有对抗心理。
当时，基辛格问过戴高乐，如果德国重新谋求制霸欧洲应该怎么办，戴高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战争啊”。
在80年代末之后，两德走向合并统一，而这时候，一直高唱“和解”，“友好”的法国，则暗地里极力反对德国统一。
“当法国突然感到要失去领导地位时，法国总统密特朗惶恐不安。他曾发出这样的警告，“倘若德国先于欧洲实现统一，就是与英法苏三国联盟作 对，一切将会以战争结束。”威胁虽然已经发出，但问题是密特朗有没有决心、意志与技巧推行这种无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障碍的黎塞留式的外交政策。苏联的存 在与强大是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特殊外交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法国与苏联在的和解与合作是必要的，某种程度上法苏合作比法德合作更能凸现法国的大国地位。那么 为了维持苏联势力范围的稳定，密特朗就至少必须对东欧的事态保持中立，但这又与密特朗一贯提倡的人权和自由理念相抵触，同时也会导致与西方盟友的分裂，这 种彻底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面分裂也是法国的国力无法承受的。
面对科尔提出的10点建议，密特朗根据法国的外交传统积极做了回击。1989年12月8日，欧共体举行首脑会议。在法国的积极提议下，会议的最后公报强 调，德国统一必须在“东西方对话与合作”的情况下，“民主、和平地实现”，并把德国统一问题置于欧共体一体化建设的前景之中。这已经是法国外交的底牌彻底 亮出来了。12月l 6日，密特朗前往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岛同美国布什总统会谈，争取美国的支持。密特朗强调德国统一进程必须是“和平、民主和渐进的”，主张让科尔放慢统一的步伐。”
当然，同样是因为美国的默认和苏联人的积极态度，密特朗不得不默认现实，同意了德国重新统一的结果，可是即使如此，法国仍旧要求继续对德国人的军事发展做出绝对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的非军事化才是法德两国友好的基石。
诚然，在这种“友好”当中，法国的历代领导人可谓是皮里阳秋，耍弄两面派手法，但是这并不是错误的，相反这证明他们确实是冷静务实的政治家，为本国的利益服务——作为一国的政治领袖，他们若是为了和解而和解，无视客观条件的限制，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把所谓的“和解”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法德世仇和解，是一个有了多重条件之后才能产生的结果。
1，两国实力相近，并且都受到了相应限制，不得不放弃谋求支配地位。
2， 强大的外部压力要求他们走向和解
而这两个条件，很遗憾现在的中日之间都不具备。
1，两国实力不对等，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恐怕也就是某些精日不服了），对中国来说，谋求美国式的支配地位更为有利——这是大国的本能选择，如果法国有的选的话，德国现在还在分裂状态，而美国也不会和墨西哥搞什么对等和解。
而对日本来说，他们也不可能有底气去相信中国不谋求支配他们。这种天然的不信任可以毁掉几乎所有和解的基础。
2，强大的外部压力非但不要求他们和解，反而乐见两国对抗。
日本也是和德国一样的非完全主权国家，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可以支持法德和解，但是为了对抗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中日和解，所以德国所得到的推力在日本身上反而成为了阻力。
数万驻德美军可以让德国一夜之间尝到资产阶级的专政铁拳，当然也可以让日本尝到同样的滋味，所以日本政界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排除美国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和解。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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