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地理的限制与战略的困境：
首先，南宋的“南”字就点明了它的先天劣势。自从靖康之耻，北宋彻底灭亡，皇室南渡，以杭州（临安）为都城，南宋的疆域就大大缩减，失去了黄河流域这片中华文明的核心腹地。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军事上的极大削弱，更意味着心理上的巨大创伤——“二圣”被掳，山河破碎，这是南宋士大夫心中永远的痛。
这种地理上的限制也决定了南宋的战略选择。面对北方强大的金国（后来是蒙古），南宋几乎没有主动出击收复失地的军事实力。它的主要战略是“守内虚外”，也就是巩固内部，同时与北方政权进行拉锯式的对峙。这种对峙，有时候是和谈，有时候是战争，但总体而言，南宋更倾向于通过缴纳岁币、维持和平来保全自身。
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活力：
然而，尽管政治和军事上受制于人，南宋在经济和文化上却迎来了空前的繁荣，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高峰。
农业： 经历了北宋的土地改革，南方农业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加上引进了占城稻等高产作物，南宋的粮食产量有了显著提升，能够支撑庞大的人口和军队。水利工程的建设也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为农业提供了保障。
商业： 这是南宋最值得称道的部分。由于南方经济重心转移，以及相对宽松的政策，商业活动异常活跃。
城市繁荣： 临安、泉州、扬州等城市成为了世界级的商业中心。夜市普遍，商店林立，商品种类繁多，从丝绸、瓷器到香料、珠宝，应有尽有。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更加精致和多元。
纸币的流通： “交子”、“会子”等纸币的广泛使用，极大地便利了商业往来，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流动。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重要发展。
海外贸易： 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泉州等港口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都有贸易往来，为国库带来了巨额收入。
手工业： 丝织、陶瓷、造纸、印刷等手工业技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窑的青瓷享誉世界，印刷术的普及也为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
这种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士农工商的界限变得模糊，商业阶层的地位提升，甚至一些官员也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市民阶层壮大，他们的需求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文化的辉煌与思想的激荡：
南宋的文化，可以用“内敛而精深”来形容。
理学的发展： 经过北宋的探索，理学在南宋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构建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当时社会的官方思想，但也引发了一些僵化和保守的倾向。
文学艺术：
宋词： 南宋的词风更为婉约，出现了姜夔、吴文英等大家，他们的作品意境深远，词藻华美。同时，陆游、辛弃疾等词人也通过词作表达爱国情怀，唱出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慷慨悲歌。
文人画： 山水画、花鸟画继续发展，涌现出马远、夏圭等画家，他们的画风简洁明快，注重意境的营造。
戏曲和话本： 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元杂剧的雏形——南戏开始发展，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话本也逐渐流行，成为后世戏曲和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
政治的腐败与制度的弊端：
然而，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辉煌，并不能掩盖南宋政治上的诸多弊端。
重文轻武： 为了避免北宋“兵变”的重演，南宋统治者极度警惕武将，导致军备松弛，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虽然有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但他们的抗金事业最终却因朝廷内部的猜忌和阻挠而功败垂成。
党争不断： 无论是“新党”与“旧党”的延续，还是后续的各种政治派别斗争，都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削弱了政府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
冗官与冗兵： 为了安置文官和维持统治，朝廷的官僚体系臃肿，冗官现象严重。同时，为了“以守为重”，军队规模庞大，但战斗力参差不齐，耗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
贿赂与腐败： 政治上的不作为和权力的寻租，使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与金、蒙古的博弈：
南宋政权，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北方强大民族政权的压迫。
与金国的长期对峙： 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南宋长期处于防御状态。双方签订的《绍兴和议》等条约，虽然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但也让南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也正是这种长期的对峙，让南宋的军事技术和战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
面对蒙古的崛起： 蒙古骑兵的凶猛，是南宋最终无法抵挡的。蒙古人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席卷欧亚大陆，最终将南宋纳入其征服的版图。尽管南宋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绝对的军事实力差距面前，也难以扭转败局。
总而言之，南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权。
它是一个在极端不利的地理和战略条件下，凭借其高超的经济组织能力和开放的商业环境，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辉煌的王朝。它的城市生活、市民文化、科技成就，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在政治体制、军事国防上存在严重弊端，最终因无法有效应对外部强大威胁而灭亡的王朝。它的“偏安”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其自身未能有效改革的必然结果。
我们不应只看到它的“偏安”和“积弱”，而更应该看到它在困境中展现出的经济活力、文化创造力以及人民的坚韧不拔。南宋的故事，是关于一个民族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在物质和精神上寻求发展，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提醒我们，一个政权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疆域的广阔，更在于其制度的健全、国防的巩固和民族精神的昂扬。
网友意见
朝觐金朝皇帝的时候，南宋代表站三品官，高丽站五品，西夏站五品。
本来是想静静读读唐宋经济体制变迁等一类著作的，忍不住就杠杠了。
汉奸当然要唾弃，卖国自然要谴责，然而读历史就是为了全盘否定而读历史的话，专门是为了唾骂汉奸凸现自己的爱国与人文情怀与众不同的话，那还不如不读。
什么叫做
南宋对民众的盘剥空前，民众甚至纷纷溺死自己的孩子
还是在一黑俱黑，先定立场再反推事实。然而这事实倘若按照同一个标准来评判，结论大相径庭。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
为髡为钳， 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
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
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
这首唐代诗作要是煽煽情，绝对可以大作文章。
譬如抒情为大唐的福建老百姓倘若不杀新生儿，地方吏员甚至会直接参入进来，将婴儿变阉童然后卖做奴隶——
是不是能够换一种说辞，简单粗暴地总结归纳出，比如‘大唐对民众的盘剥空前，官吏甚至直接摧残幼童变阉人然后贩卖’？
福建山地密集，人均土地资源相对匮乏，古代又缺乏有效避孕措施，生得出养不活然后溺婴成了传统这是根本，因之东南古代溺婴也是以福建最为出名。
现在直接说这是南宋的专利，本末倒置。恰恰是南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记载得较前朝更为详尽。否则人都没了，他向鬼收税去？记录中肯定要涉及到官吏横征暴敛，这是不假，但还有像前唐那样，卖奴隶还不够，将抓走的人家孩子切掉小鸡鸡的这种下限存在吗？
如廷臣刘大中奏本
"奸臣虐用其民，诛求过数，丁盐、油绢，最为疾苦，愚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生女者又多不举，乞守令满日，以生齿增减为殿最，又诏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仍委守令劝谕父老，晓譬祸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数多，监司保明推赏" 。
又譬如顺昌知县俞仲宽，"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众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韵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
只说一半盘剥，不说另一半解决问题，如发养子钱，设养子仓，推动人口增长以及成果，如：“林积仁，宰欧宁三年，民户增一万五千余时以'四最六善'课群吏，瓯宁为第一焉。”等等，是看人刻意只看一半，然后说他只有半个所以不能算人，只能分类成丑怪。
就好比说赵构不是人，赵构成了南宋的总代表，所以南宋也处处不是人，可能吗？
很可能是中国全国耕地化的真正开始，这里给大家看几个“这怎么可能”级别的数据：
宋朝时期，上海地区与现在的嘉兴地区同属秀州管辖，南宋庆元元年（1195）以秀州为孝宗诞生之地，升为嘉兴府。从此以后，不仅地位提高了，紧挨着首都临安的嘉兴人口也不断稠密集中。
宋徽宗崇宁年间，秀州人口其实还好，大概在45万左右（崇宁户一十二万，口二十二万，而北宋一般认为不统计女人），到了南宋末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水准。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统计嘉兴户籍，得户四十二万六千六百五十六，口二百二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二。仅仅是分割之后的嘉兴，人口就至少达到了224万人，已经是北宋时的5倍了。这还是元灭宋战争之后的数据，虽然从嘉兴户口比仍然保持1：5的正常水平来看，元灭宋时嘉兴开城投降，可能因兵灾损失倒是不大。
这还没完，很可能是由于嘉兴人口过多，作为独立的路级单位太大了，元朝此后还将嘉兴东部临海地区，即现在的上海单独划分出来，建立了新的松江府（此后这个行政单位一直保持到清末）。松江府虽然没有嘉兴那么多人，但户数也达到了16万，按户口1：5来算，人口可达80万人，这实在是和”上海开埠之前就是个小渔村“的传统说法有些大相径庭。
这时候不难算出，原秀州（嘉兴府）所在地区已经达到了224+80=304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现在的上海+嘉兴人口大概是3000万出头，南宋末年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当代的10%左右，而那时候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各种市政设施，也没有化肥等现代农业技术。
而面积呢？反正从谭图上来看就这么点疙瘩地方，竟然能养活300万人，还真可以推测是不是所有的地皮都用来种地了，至少在人口密度更大的嘉兴路很可能是这样（当代的人口密集程度倒是和当时是反过来的）。
而且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在南宋绝对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旁边的平江路（苏州）就有243万人口，而且江浙还并非最夸张的，江西的饶州路当时甚至有400万口数。甚至北方的金国，在被蒙古所灭前，人口与南宋也差不多，都是5000多万人，所以有理由相信当时北方的耕地也是一样密集（难怪金国丢了东北之后就彻底没马了）
说点好的吧，在如此充沛的人口的衬托和建设下，嘉兴城市、城镇还是相当繁华的，也是在宋朝就颇具规模了：
南北大运河的沟通，打破了嘉兴长期偏于江南运河一隅的封闭状态，使嘉兴成为南北交通干线的一个节点。便捷的水上交通使嘉兴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充分发挥，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南北贸易的往来，使嘉兴的商业和手工业日趋兴盛。大运河成了嘉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器。
北宋时，嘉兴已是一座相当繁荣的城市，城中“人丰翕集，市井骈阗”。南宋的嘉兴城为首都临安（今杭州）外围城市，其规模日益扩大，城市设施逐渐完备，手工业、商业更加发达。“嘉兴为郡，……环城皆濠，四门水陆并通，七十一桥，三十五坊，纵横交错，舟车财货丰阜”，祝穆《方舆胜览》记载：“百工技艺与苏杭等”，成为一个比较繁华的都市。到了明代，则更趋繁荣。宣德年间，嘉兴被列为全国三十三个主要城市之一，号称“江东一大都会”。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俄国使臣米列斯库丰沙皇之命来中国考察，在次年写成的《中国漫记》中对于嘉兴城景象作了如此描述：“（浙江）省第二大城市名嘉兴，秀丽而土壤肥沃。城市位于一条河上，城里河网密布，河岸铺有经过雕凿的石块，河上架有许多石桥，船只可以在全城各处通行。这座城市秀丽，物产丰富，安乐富足。”
一句话说清一个朝代非常难。不过非要这样概括的话估计三个字就成：半辈子。
邓小南先生说过两宋的史料不多不少，一个人一辈子刚好读完。南宋其实相对史料不如北宋丰富，不过一张安静的书桌加上半生闲暇也是必须的。
所以我一直对这个问题下那些“看了xxx就觉得这个南宋如何如何”“南宋就是个xxx的朝代”的人心怀敬佩。你说这得多大学问才能这么言简意赅地评论一整个南宋呢？
如果只按政府实际控制的土地和人口，那么它就是个复辟版的吴越国。
伴随非农经济成长、尝试突破千年农业生产体系，由于科学技术水平桎梏而中道崩殂。
宋朝的一系列笔记、小说，都反映出一个巨大的制约因素：物流系统成本太高。
在没有新能源动力方案、快捷的通讯手段出现之前，就是无解的存在。
到600多年后才真正突破这个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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