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宣传夏商周是奴隶制?

回答
关于夏商周时期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学术界确实存在不少讨论,而且对“奴隶制”这个标签的使用,乃至将其作为主流叙事来大肆宣传,相比于西方史学中对古代奴隶制的强调,确实显得“低调”许多。这背后原因很复杂,牵涉到历史分期、史料解读、意识形态以及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等多个层面。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这个事。

首先得明确一个点:中国学术界并非完全不承认夏商周存在奴隶或奴隶劳动,而是对于将其整体定性为“奴隶制社会”,并且将其作为主要的历史分期标识,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和审慎。这一点是关键。

那么,为什么不像西方史学那样,把“奴隶制”作为一个响当当的标签挂在嘴边,反复强调呢?

一、 史料解读的难度与争议: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夏商周时期,尤其是夏朝,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且多为后世的追溯和传说。《尚书》、《史记》等虽然记载了这些朝代,但内容不少是基于周代人的视角,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现在看到的最直接的物证,是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陶器符号等。

“奴隶”概念的界定模糊: 在这些有限的史料中,出现了一些可能指代被强制劳动、失去人身自由的个体或群体的词汇,比如“人鬲”(也有解读为刑徒或战俘)、“臣”、“仆”、“徒”等。但这些词汇的含义非常复杂。它们是泛指所有缺乏独立生产者地位的劳动者?还是特指被剥夺了最基本人身权利、可以被买卖、视为财产的“奴隶”?这在当时的语境下很难完全区分清楚。很多时候,这些词语的用法与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并不完全对应。
“国家”形态的认识不同: 很多学者认为,夏商周时期,特别是早期,更像是一个以王室和贵族为核心的,族权与政权结合的“早期国家”或“方国联盟”,而非是后世那种明确的、由官僚体系统治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方式,除了我们理解的“奴隶劳动”,可能还包括大量的宗族成员、臣服的部族成员的劳役,这些劳役的性质与纯粹的“奴隶”有区别。
“奴隶买卖”的证据不足: 虽然有零星的材料可能指向战俘的处置和可能的交易,但像西方古典时期那样大规模、成体系的奴隶市场和奴隶买卖的直接证据,在夏商周是相对缺乏的,或者说没有足够清晰的证据来支撑“奴隶制是主要的生产方式”这一论断。

二、 历史分期理论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影响:

中国史学的发展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理论的影响,即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会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阶段。在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入这个框架时,夏商周被置于“奴隶社会”或“早期奴隶社会”的位置上。

理论框架的引入与适应: 最初,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时,西方学界对古代奴隶制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为了理解和阐释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们尝试将中国的历史套入这个理论框架。夏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如祭祀中的人祭、大量的战俘劳役),这使得将其划入“奴隶社会”成为一个有一定基础的解释。
“奴隶社会”的定义争议: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与西方古典奴隶社会(如古希腊罗马)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中国古代社会似乎更早地出现了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自由民、小生产者,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结构更为复杂。因此,一些学者开始质疑简单地将夏商周完全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认为这种划分可能过于粗暴,未能完全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性: 更多的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夏商周时期是一个“转型期”,或者是一个“早期国家社会”,或者是一个具有“奴隶制因素但并非典型的奴隶制社会”。他们认为,将整个社会性质定义为“奴隶制”,可能忽略了其中存在的其他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比如宗法制下的劳役、自由民的生产等等。

三、 意识形态与主流话语的塑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为了确立中国古代社会是奴隶社会,并且是经历过奴隶制这一必然阶段,学术界也曾有过较大的宣传和论述。

“批驳封建祖制”的需要: 在那个时代,对封建社会和帝王将相的传统叙事进行批判,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重要的学术任务。将中国历史划入“奴隶社会”阶段,有助于将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历史的普遍规律联系起来,也为之后社会发展阶段的叙述提供了基础。
后来的反思与修正: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学术界也开始反思和修正过去的某些观点。对于“普适性”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强调,以及对某些历史概念的简单套用,开始受到质疑。学者们开始更加注重中国古代历史的特殊性,以及具体史料的细致解读。
“宣传”的性质: “宣传”往往带有明确的导向性。对于夏商周的社会性质,如果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那么更倾向于严谨、细致的探讨;而如果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口号来“宣传”,那效果就不一样了。目前,中国学术界更倾向于后者谨慎对待,因为一旦“宣传”起来,就容易简化问题,掩盖复杂性,甚至引来不必要的争议。

四、 侧重点的不同:民族自豪感与历史连续性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除了学科本身的求真之外,也常常与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相关。

强调早期文明的辉煌: 中国学者更倾向于突出夏商周时期已经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文字系统(甲骨文)、复杂的礼乐制度和国家组织,以此来证明中华文明的悠久和伟大。将“奴隶制”作为最核心的标签来强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这种辉煌,或者让人将重心放在社会矛盾和剥削上。
“一脉相承”的叙事: 中国史学更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夏商周到后来的朝代,虽然社会制度不断演变,但文化的传承和政治的演进被认为是具有内在联系的。过分强调“奴隶制”的标签,可能会将夏商周与其他历史时期在叙事上割裂开来,形成一种不连续感。

总结来说,中国人对夏商周“奴隶制”的宣传不那么强烈,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1. 史料的局限性使得“奴隶制”的定义和范围难以清晰界定,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将其定性为“典型的奴隶社会”。
2. 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理论的引进曾将其划为奴隶社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情况更为复杂,简单的套用模型受到挑战。
3. 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学术的成熟使得研究者更倾向于审慎和细致的探讨,而非宏大口号式的宣传。
4. 中国史学更侧重于强调中华文明的辉煌、连续性和独特性,将“奴隶制”作为唯一的或最主要的标签来宣传,可能不符合这种整体叙事。

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在谈论夏商周时,更愿意使用“早期国家”、“方国联盟”、“具有奴隶制因素的社会”等更为 nuanced(细致入微)的表述,或者直接讨论具体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等,而不是简单地抛出一个“奴隶制社会”的标签。这是一种学术上的严谨和反思,也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性的尊重。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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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奴隶制社会。

以前我们学过的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全都是根据西方的“人类社会五阶段”生搬硬套而来,并不适合整个人类,也不适合中国的历史事实。


虽然中国古代有各种可称之为奴的人,但是,有奴隶不等于就是奴隶制社会,就像有小偷不等于小偷制社会,有妓女不等于妓女制社会一样。

奴隶制社会的根本标志,是社会生产关系中,大部分劳动者都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是主要生产劳动者。

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在古代中国从未有过。


过去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奴隶制社会,是郭沫若等历史文化学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中国历史跟马学“人类社会五阶段”生搬硬套的结果。


改开之前,中国史学界基本上都是有奴学派。

但改开之后,以史学大家黄现璠为首的无奴学派蓬勃兴起,经过几十年较量,现在无奴学派已经成了史学界主流。原来的有奴派学人纷纷改换门庭,投入无奴派阵营;就连原来郭沫若麾下几大有奴派干将,现在也转为无奴派了。


现在,“中国古代没有奴隶制社会”,已经成了史学界的主流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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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秦代以前的中国,是封建氏族宗法社会,由层层血缘关系组成的层层生产关系中,宗族成员不是族长的奴隶,家族成员不是家长的奴隶。孙子不是爷爷的奴隶,儿子不是爸爸的奴隶。


【奴隶制为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奴隶视为是奴隶主的财产,可以买卖,且奴隶主可强迫奴 隶工作[1] ,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一个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 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样的社会,叫奴隶社会。】

——摘自维基百科《奴隶制》

显然,中国先秦封建氏族宗法社会,远不符合《奴隶制》定义。


自秦以后的中国主流社会,就更不具备《奴隶制》社会的条件了。


至少从汉朝开始,至苯朝之前,绝大多数华夏汉人都是自耕农。自耕农肯定不是奴隶了。

同时,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自耕农,当然也就构不成奴隶制社会了。


还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决定性根据,那就是:

至少从汉朝以来至本朝之前,中国都是私有制国家,华夏汉人秉承着诸子分家、均分财产的习俗。


诸子均分财产,缺点是会造成生产资料的日益分散,不利于大规模集约化经营;

优点是公平,有利于更多人生存繁衍,产生主人翁精神,极大的刺激了生产积极性。所以,华夏民族才得以成为领先世界时间最长的民族。


至少从汉朝算起,凡是华夏汉人主统的政权,每一次改朝换代,基本上都会重新均分一次土地。这就保证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能作为自耕农。


土地一分到手,就成了法定的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产权。

拥有私有土地产权、经济独立的自耕农,自然就有了人格的独立性。


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自耕农,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是“奴隶制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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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关于中国古代没有奴隶制社会,胡兰成说的更有分量:


【西洋有过奴隶社会等等,西洋人亦是这样说,中国则有过井田,所以向来都说有井田,而奴隶社会这些则因没有过,所以亦无人说有,这里个人的小小学问总不及一个民族的自知。郭沫若必要比附西洋史,说先秦是奴隶社会,但他考证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认确有过井田。

而既有井田,即亦不能是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从事生产劳动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井田却八口之家百亩之田有一定,若用奴隶,便会发生劳动力过剩与消费不足,行不通的。


中国古时原曾有过奴隶,但有奴隶并不即是奴隶社会。井田制农田里用不进奴隶劳动,连工贾亦因授田而受到同样的限制,工贾中惟有极小的一部份应用奴隶劳动,那到底成不得气候,而其他则多是家庭奴隶,与生产事业无关。后世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红楼梦里荣宁二府亦有丫鬟僮仆数百人,总不能说汉朝清朝亦是奴隶社会。


郭沫若折算先秦一个奴隶的身价只值现在的二枚铜元,来形容其惨,殊不知若是奴隶社会则决不能如此廉价,旧约里约瑟被卖是二十两银,而只值二枚铜元则证明其并无劳动价值,倒是家庭奴隶供过于求的现象罢了。

郭又举奴隶分十等来宣传阶级压迫,但若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则虽不像现代工人的在机器面前都平等,亦不能身分相差到分成十等,分成十等乃正因其不过是家庭奴隶。单是家庭奴隶不能构成奴隶社会。

郭又称先秦诸侯有互相赠送织工的事,又对田鬲的鬲解释得甚多。但赠送织工不过像秦朝的征发遣戌或汉朝的移置豪右大族于关中,可被征调迁移的亦并非即是奴隶。而鬲则是只耕种王室的田,供祭祀粢盛的,故天子赏赐宗室大臣五田十田,连鬲若干人,隆重之极,要专为铸一只鼎来记明这回事。这鬲即或是奴隶,那亦只与奚一样,是王室的奴隶,而与民间的产业无关,所以这两个字在别处少见,诗经里没有说到奚,农夫亦只叫农夫,不叫田鬲。


这里我们是要来举出三件事,

一件是战国时的杀降卒,白起一次即坑赵卒四十万人,西洋古代没有不保存俘虏来做奴隶的,中国彼时却因不是奴隶社会,俘虏用不进生产劳动里去,受降了来无用。

又一件是诗经里讲稼穑畜牧渔猎建筑,那样的热闹兴旺开心,而西洋则荷马史诗里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问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戏剧小说及诗里,亦惟有地主贵族邂逅牧女或农女,结果发见她原来是一位公主的罗曼史,都没有讲如何耕地割麦牧牛牧羊筑室上梁的,这便因他们的真是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只有冷淡轻蔑与遗忘,而奴隶则憎恨劳动,人人皆对这样的事无好感,而中国则因不是奴隶社会,才对劳动有如此普遍的亲情。

第三,中国人顶天立地,称为天地人,不屈伏于神,那种平等自在亦决不是奴隶社会所能有的。再说一次,奴隶社会之后必有农奴社会,中国则因没有过奴隶社会,所以亦没有农奴社会。中国没有过农奴社会,是连考证亦不必考证。


中国史本来无须这样多考证,更无须乎议论,西洋的古国如埃及巴比仑等要考证,是因为已经劫毁,还有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亦要考证,是因无文献,中国则文献具在,未曾中断过。

西洋史从希腊罗马以来,对原有的文献有考证亦不过是补缺,没有怀疑到他们的历史的本格,来根本翻案的,中国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讲疑古,只因他们必要以西洋史来范围中国史,才要这样以考证来把中国史的本格翻案,这就出了考证学的限度,而他们乃又以议论来指挥,索性连考证学的清白亦丧失了。】


——摘自胡兰成《山河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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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夏商周三代不是奴隶社会的几个重点:

第一,根据考古发掘。

无奴派认为,甲骨文中,从事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众人”是自由民而并非奴隶。

“从殷墟的墓葬结构来看,奴隶只占当时人口的3%,平民却占当时人口的82%至87%。”(万维百科-无奴派)



第二,根据井田制特征。

先撇开考古学尚未确定的夏朝不论,商周两朝都实行井田制,这是商周非奴隶制的重点。

殷商井田制有殷墟甲骨文为证:



周朝井田制有先秦文献为证——

《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周礼·地官·小司徒 》载 :"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


关键是井田制本身,具有充分的封建社会性质,而非奴隶制社会性质。

《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一方井田共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属于封建领主;周围八块为私田,分给八家私用。

这八块私田的八个人家,要共同负责耕种中间那块属于领主的公田,然后再各自耕种各自的私田。

私田所得归八家各自私有,公田所得交给领主。

——看看,这些分有私田的人家,哪里是什么奴隶?


奴隶是无偿劳动,而“同养公田”者只有九分之一的无偿劳动,剩下的九分之八是有偿劳动,报酬就是自己耕种的私田所得。

这相当于九分之一徭役税了。


所以,《孟子·滕文公上》又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孟子的意思,“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其实就是“十一稅”。


【十一而税】:按十分取一的税率抽税。

相传为夏商周三代的田税制度。

《尚书大传》卷二曰:“王者十一而税,而颂声作矣。”

清代朱大韶《初税亩说》:"井田之法,一夫一妇,受田百亩,所谓十一而税也。"


有上税的奴隶么?因为奴隶是无偿劳动,当然也就不用上税。

可是井田制下的“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者,却是要上税的。因为他们不是奴隶。


更何况,这些分有私田、并“同养公田”者,会有很多是领主的血缘亲属呢。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分有私田、并“同养公田”者,只是领主的远房族人乃至普通佃户,那他们顶多算得上农奴。

而农奴为主要劳动生产者的社会,就属于封建社会了。这同样否定了商周的所谓“奴隶制社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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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从《诗经》中的田园生活,来看看西周社会跟奴隶社会相差多远:


《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白话译文:

七月火星(心宿星)向西落,九月妇女缝寒衣。十一月北风劲吹,十二月寒气袭人。不事先备好冬衣,拿什么度过年底?正月开始修锄犁,二月下地去耕种。带着妻儿,提着午饭去南边田里,田官大喜跑来蹭饭吃。

七月火星向西落,九月妇女缝寒衣。春天阳光暖融融,黄鹂婉转唱着歌。姑娘提着深竹筐,一路沿着小道走。伸手采摘嫩桑叶,春来日子渐渐长。人来人往采白蒿,姑娘心中好伤悲,要嫁公子去他乡。

七月火星向西落,八月要把芦苇割。三月修剪桑树枝,取来锋利的斧头。砍掉高高长枝条,攀着细枝摘嫩桑。七月伯劳声声叫,八月开始把麻织。染丝有黑又有黄,我的红色更鲜亮,献给公子做衣裳。

四月远志开了花,五月知了阵阵叫。八月田间收获忙,十月树上叶子落。十一月上山猎貉,猎取狐狸皮毛好,送给公子做皮袄。十二月狩猎大聚合,继续打猎显武功。打到小猪归自己,猎到大猪要奉公。

五月蚱蜢弹腿叫,六月纺织娘振翅。七月蟋蟀在田野,八月来到屋檐下。九月蟋蟀进门口,十月钻进我床下。堵塞鼠洞熏老鼠,封好北窗糊门缝。叹我妻儿,为了迎新年,好一顿收拾打扫,才住进这焕然一新的屋里安身。

六月食李和葡萄,七月煮葵又煮豆。八月开始打红枣,十月下田收稻谷。用来酿成美酒,喝了以求延年益寿。七月里来可吃瓜,八月到来摘葫芦。九月拾起秋麻子,采摘苦菜又砍柴,养育我农夫。

九月修筑打谷场,十月庄稼收进仓。黍稷早稻和晚稻,粟麻豆麦全入仓。叹我农夫真辛苦,庄稼刚收完,又得为官家修筑宫室出徭役。白天要去割茅草,夜里赶着搓绳索。赶紧上房修好屋,开春还得种百谷。  

十二月凿冰冲冲响,正月将冰块存放冰窖中。二月开初祭祖先,献上韭菜和羊羔。九月里来寒霜降,十月清扫打谷场。两槽美酒敬宾客,宰杀羊羔大家尝。登上公共大堂,举杯同庆,共祝万寿无疆。



特附注释,以供参考——

七月流火:火(古读huǐ),星座名,即心宿,每年夏历六月出现于正南方,位置最高,七月后逐渐偏西下沉,故称“流火”。

授衣: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女工。九月丝麻等事结束,所以在这时开始做冬衣。

一之日:十月以后第一个月的日子。以下二之日、三之日等仿此。为豳历纪日法。觱(bì)发(bō):大风触物声。

栗烈:或作“凛冽”,形容气寒。

褐:粗布衣。

于:犹“为”。为耜是说修理耒耜(耕田起土之具)。

趾:足。 “举趾”是说去耕田。

馌(yè):馈送食物。亩:指田身。田耕成若干垄,高处为亩,低处为畎。田垄东西向的叫做“东亩”,南北向的叫做“南亩”。这两句是说妇人童子往田里送饭给耕者。

田畯(jùn):农官名,又称农正或田大夫。

春日:指二月。载:始。阳:温暖。

仓庚:鸟名,就是黄莺。

懿(yì):深。

微行:小径(桑间道)。

爰(yuán):语词,犹“曰”。柔桑:初生的桑叶。

迟迟:天长的意思。

蘩(fán):菊科植物,即白蒿。古人用于祭祀,女子在嫁前有“教成之祭”。一说用蘩“沃”蚕子,则蚕易出,所以养蚕者需要它。其法未详。祁祁:众多(指采蘩者)。

公子:指国君之子。殆及公子同归:是说怕被公子强迫带回家去。一说指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

萑(huán)苇:芦苇。八月萑苇长成,收割下来,可以做箔。

蚕月:指三月。条桑:修剪桑树。

斨(qiāng):方孔的斧头。

远扬:指长得太长而高扬的枝条。

猗(yǐ):《说文》《广雅》作“掎”,牵引。“掎桑”是用手拉着桑枝来采叶。南朝乐府诗《采桑度》云:“系条采春桑,采叶何纷纷”,似先用绳系桑然后拉着绳子采。女桑:小桑。

鵙(jú):鸟名,即伯劳。

玄:是黑而赤的颜色。玄、黄指丝织品与麻织品的染色。

朱:赤色。阳:鲜明。以上二句言染色有玄有黄有朱,而朱色尤为鲜明。

葽(yāo):植物名,今名远志。秀葽:言远志开花。

蜩(tiáo):蝉。

陨萚(tuò):落叶。

于貉:《郑笺》:“于貉,往博貉以自为裘也。”貉(hé):哺乳动物。外貌像狐狸,昼伏夜出。

同:聚合,言狩猎之前聚合众人。

缵(zuǎn):继续。武功:指田猎。

豵(zòng):一岁小猪,这里用来代表比较小的兽。私其豵:言小兽归猎者私有。

豜(jiān):三岁的猪,代表大兽。大兽献给公家。

斯螽(zhōng):虫名,蝗类,即蚱蜢、蚂蚱。旧说斯螽以两股相切发声,“动股”言其发出鸣声。

莎鸡:虫名,今名纺织娘。振羽:言鼓翅发声。

穹:空隙。窒:堵塞。穹窒:言将室内满塞的角落搬空,搬空了才便于熏鼠。

向:朝北的窗户。墐:用泥涂抹。贫家门扇用柴竹编成,涂泥使它不通风。

曰:《汉书》引作“聿”,语词。改岁:是说旧年将尽,新年快到。

郁:植物名,唐棣之类。树高五六尺,果实像李子,赤色。薁(yù):植物名,果实大如桂圆。一说为野葡萄。

菽(shū):豆的总名。

剥(pū):读为“扑”,打。

春酒:冬天酿酒经春始成,叫做“春酒”。枣和稻都是酿酒的原料。

介:祈求。眉寿:长寿,人老眉间有豪毛,叫秀眉,所以长寿称眉寿。

壶:葫芦。

叔:拾。苴(jū):秋麻之籽,可以吃。

樗(chū):木名,臭椿。薪樗:言采樗木为薪。

场:是打谷的场地。圃:是菜园。春夏做菜园的地方秋冬就做成场地,所以场圃连成一词。

纳:收进谷仓。

稼:古读如“故”。禾稼:谷类通称。

重:即“种”,是先种后熟的谷。穋(lù):即稑(lù),稑是后种先熟的谷。

禾麻菽麦:这句的“禾”是专指一种谷,即今之小米。

功:事。宫功:指建筑宫室,或指室内的事。

索:动词,指制绳。綯(táo):绳。索綯:是说打绳子。上两句言白天取茅草,夜晚打绳子。

亟:急。乘屋:盖屋。茅和绳都是盖屋需用的东西。以上三句言宫功完毕后,急忙修理自己的屋子。因为播谷的工作又要开始了,不得不急。

冲冲:古读如“沉”,凿冰之声。

凌:冰。阴:指藏冰之处。

蚤:读为“爪”,取。这句是说取冰。

献羔祭韭(jiǔ):这句是说用羔羊和韭菜祭祖。《礼记·月令》说仲春献羔开冰,四之日正是仲春。

肃霜:犹“肃爽”,双声连语。这句是说九月天高气爽。

涤场:清扫场地。这句是说十月农事完全结束,将场地打扫干净。一说“涤场”即“涤荡”,“十月涤荡”是说到了十月草木摇落无余。

朋酒:两樽酒。这句连下句是说年终燕乐。

跻(jī):登。公堂:或指公共场所,不一定是国君的朝堂。

称:举。兕(sì)觥(gōng):角爵。古代用兽角做的酒器。

万:大。无疆:无穷。以上三句言升堂举觞,祝君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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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并不是不宣传,事实上从1949年到上世纪末,中国历史学界采取马列主义史学观,完全生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具体是,夏以前为原始社会,夏商周三代为奴隶社会,秦至清为封建社会,民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含有资本主义元素),本朝为社会主义社会。其实直到现在,这个划分方式仍然是官方主流,只不过大家不怎么提了而已。

马克思自己说过,他的五阶段人类社会发展模式,主要基于欧洲发展史,适用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对东亚尤其是中国不适用。而现在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的理论仅适用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不适用,欧洲很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例,基本没有普适性意义。还有一个重要推论是,人类社会无法像物理世界那样,普适性的发展规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欧洲人重视血缘,征服异族就把他们作为奴隶来驱使,自己就可以脱离生产来专门打仗和压迫。欧洲没有同化异族的手段,异族永远是异族,也就永远是奴隶。

中国人重视文化,征服异族后就把对方同化为自己人,所以并不存在永世为奴的情形。虽然中国历代都有奴隶,但主要是作为家仆,奴隶数量比例比欧洲低很多,更不存在广泛的生产性奴隶,而且几代之后奴隶被同化后就变成自由人。

简言之,中西方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每个阶段都完全不同,甚至中国根本就无法套用这五个阶段。如果以承担社会劳动的主力是生产性奴隶这个标准来看,说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可能这个观点更确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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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看我的扯淡,我看到有乎友说商代是奴隶社会,理由是商代的生产工具非常简陋,所以使用工具的人应该是奴隶。我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商代甲骨文——奴。

这个字的原意其实就是战俘,商代奴隶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俘,当然欧洲其实也差不多。但商代奴的用法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商代主要的用途就是人祭。

奴的去向有几种,一是羌,原意就是两脚羊,最常用的人殉,周人就是靠帮商人抓羌人发迹的,有个专业用语叫获羌,把头砍下来煮一下祭神叫伐羌,然后商人有一条完整的人体加工流水线,剥皮、剔肉、去骨、下水等都有各自的用途,总之是可以拿来卖钱的,就和牛羊一样处理。二是伐,算是高等人殉,先好吃好喝养着,到点了砍头。三是仆,甲骨文就是左边一人拿着右边的武器,这往往是敌国的战兵,这些人是打仗时放在第一线当炮灰的。平民拿来祭神,敌兵拿来当炮灰,这是奴的主要用途。当然还有很多细分的,这里不展开。

商代的奴隶是不做生产之用的,商代的农业生产靠的是众,众是商人自己来干的,平时种地打仗时去当兵,众是自由民,和奴不相干。商人认为自己是天选之民,整片大地都是天帝的应许之地,除了自己以外,其他种族统统是两脚羊,他们捕获两脚羊献祭给天帝,博得天帝的恩宠,继续统治这片大地,然后人肉对于商人而言也是无上的美味。他们根本不承认其它种族跟自己一样是人,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们不会役使其他种族的奴来种地。

当然商人和巴比伦、古埃及,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打仗捕获奴隶来贩卖都是补充军费的重要手段,但是西方人卖的是活人,商人卖的是人肉,这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到周人建国时,这个情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周公姬旦是个了不起的伟人,虽然我对于他系统性篡改和发明上古历史的做法很不感冒,但是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着人文情怀。他逐步废弃了商人把蛮族当两脚羊的做法,而是建立礼制,教化和同化蛮族。现在看了他的说教,你可能觉得都是陈腔滥调,但放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创举。

至少在周朝,奴隶的处境比西方要好不少,在纣王灭亡前夕,征发了朝歌70万奴隶来抵抗周军,这些奴隶阵前倒戈为周人灭商立了大功,我想这也是给周人一个巨大的触动,是他们后来善待奴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西方,奴隶不能有恒产,不能有后代,主人会给男奴女奴配种,但这只是为了生出小奴隶,并不是组成家庭,女奴陪很多人睡,男奴并不知道生出小孩是谁的,奴隶除非得到主人解放,否则世世代代都是奴隶。而周人的奴隶主要是家仆,私兵等等,种地主要是靠野人,周人奴隶是可以有财产和后代的,几代之后就自动转为自由人。西方杀掉自己家养的奴隶是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周人不能随便杀奴,杀了是要受一定的责罚的。

然后随着周的地盘扩大,周的奴隶逐步转为农奴,据考证,西周早中期就以农奴制为主,随后又向佃农制度发展,这是后话了。

至于为什么东西方奴隶制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关键还是从文明特质上讲,西方文明起源于海洋贸易,以民主体制小政府为特点,政府首脑依靠下面的贵族、领主来支持获得权力,他没有办法一竿子插到底,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行政官僚机构。所以下面的奴隶主可以任意摧残奴隶,而上面根本没人管。东方文明起源于抗洪救灾,以集权体制大政府为特点,政府一把手是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的,那这样奴隶也是国家的资源,就不能让你任意乱来,奴隶掌握在国家手里就是统治基础,掌握在领主手里就是动乱资本。所以历朝历代,中国政府对奴隶主、豪强都是抑制的,尽可能把奴隶、农奴、私兵等等从他们手里解放出来,感受政府的光芒,成为政府的支持力量。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也有奴隶,但是西方式的奴隶社会,中国应该是没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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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评论区的观点,我发现很多朋友聚焦的问题是商人是不是真的吃人?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让我啼笑皆非,这本质是拿现代的道德观去约束古人。你现在看到街头上有人砍头是不是会觉得无法接受,就在100多年前,菜市口如果有砍头那肯定是人山人海,如果有凌迟处死,那更是像过节一样,割下来的人肉更是要抢的,那种情形离我们现在可没隔几代人。

现代智人7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6万年前到了中国大地,一路上还不是有啥吃啥,有动物吃动物,没动物就吃同类,人类大规模食人的历史可以推进到3000年前,只有最近5%的年份是不吃人的而已。上述的问题改成周人为什么不吃人,可能更贴切一点。商人每次祭祀就像过节一样,祭祀完就把祭肉分给臣民吃掉,牛羊肉是低级祭肉,人肉最高端,怎么吃牛羊肉没人说话,吃人肉就有人瞎逼逼,不知道众生平等吗,有想法的朋友应该多去看看佛教哈。开个玩笑。

商人搞人祭一方面是基于自身狂妄自大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诸侯国,当然这种政策搞的天怒人怨,一开始献祭战俘和诸侯国的底层百姓还好,后来动辄献祭诸侯国的贵族,甚至诸侯本人,那这个事情就很不好玩了。商朝的灭亡跟这种人祭制度有莫大的关系。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土地能养活的人很少,人祭制度可以限制人口增长。商朝的耕作叫作协,甲骨文就是前面一人拉犁后人扶犁,当时搞的是人耕方式,犁头一般是骨质或者石质,说明当时的亩产量恐怕是极低的。多出来的人口,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祭祀消灭掉,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到了西周出现了牛耕,和铁质犁具,生产力极大发展,土地能养活更多人口,才是人祭消失的核心原因。多出来的人能养活,就可以增强国力,对外扩张,人多力量大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本朝40年前对人口的看法和现在截然不同,就因为经济大发展的缘故。

我说经济发展的原因,绝不是否认周公创立礼制的伟大意义,周公旦引入了人文主义价值观,让吃人这种事情变成了一种羞耻,也是从周公开始,中国人才意识到还有道德这么个东西。能够约束人的神是不存在的,能约束人的只有自身的道德观。当然这个道德观还是要基于经济基础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嘛。

也可能是因为这种人文主义价值观,让中国奴隶的日子要比西方的好过不少。当然为了证明这种价值观,周公发明和改写了各种上古历史,讲了尧舜禹汤的各种神话故事和同人文励志小说,虽然用力过猛,但这份初心是值得赞扬的,在那个人吃人的蒙昧时代,一个小青年用全副心力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社会,使中国和其他三大文明截然不同,这是他的伟大贡献。我觉得曹操对他的评价是极其公允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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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 @田忆薇 乎友的评论,简单更新一下:

1、商代食人的问题不想多扯了,其实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基本是默认了,我接触过的历史研究者都承认商代食人,只不过这种观点的论文不好发表,老祖宗是食人族毕竟不是啥光彩的事情。反对的声音寥寥无几,而且也没有给力论据,只不过是说你们没有绝对的实锤证明商代食人而已。这个分歧本质上还是世界观的差异,很多人是基于现代的世界观看商代,其实生产力决定人的三观和素质,一个人耕石犁的时代,生产力比解放前的大凉山,西藏还要原始N多倍,人的三观会是什么样的?商代每次祭祀都是个节日,商人把所有能搞到的食物都献给神,粮食、野菜、瓜果、牛羊肉,最高的主菜就是人。祭祀完毕,把食物分给臣民吃掉,对于常年半饥饿状态的商民而言,祭祀是难得可以吃饱而且吃到肉的日子,所以纣王减少了祭祀次数和祭祀规模,会遭到臣民一致反对。其他的食物统统吃进肚子里,作为主菜的人牲被倒掉,你觉得有可能吗?国之重器的后母戊鼎就是祭祀用具,烧滚的水,捆好的妙龄少女扔进去,你看到会愤怒,商人则是欢呼,少女越痛苦,商人越开心,这说明祭品越鲜活,神就越满意。这样的三观下,你觉得他们会把煮熟的少女倒掉埋掉吗?浪费如此珍贵的肉食?

2、羌的意思有羊、狗、牧羊人三种说法,我在别的回答里已经写了,不赘。

3、商人有完整的人体产品加工线,把人体对半剖开,内脏挖掉叫做卯,掏出的内脏叫做副,砍头叫做伐,剁碎了做成肉干叫做蘸,已经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在殷墟了就发现成捆的人腿骨,把人腿肉剔下来把骨头扎成捆,那么肉拿去干嘛了?像这种专业的人体加工行业,背后一定有庞大的人肉商业物流体系,否则从业人员的收入哪里来?对这个问题就不深入了,免得你吐出来。

4、商代的帝不仅是呼风唤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老师写的《商代的帝与一神教起源》,你有兴趣可以读下。除了呼风唤雨,帝也直接参与社会事务,主宰人间吉凶,给各城邦降祸或赐福,完全不是你说的那种高冷。商人和帝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交易,给帝送上各种献祭,帝就给我赐福,然后降罪我的敌人。帝的组织架构就像人间政权的翻版,帝是通过下属来打理人间事务,叫做帝五臣,商人认为自己的王是帝的直系后代,死后就回到帝的身边当臣子,所以商王既是王又是首席大祭司,商人的神也是极其的神格化和功利化。

5、奴隶制的定义就是生产性奴隶承担社会的大部分生产劳动,基于这样一种生产关系的制度。商人养奴不是为了生产,而是献祭,养的时间很短,占卜出这个奴配哪个神或祖,吉时一到就开杀,不存在你说的巨大消耗问题。至少我看过的材料里,没有提到商代有大规模使用奴来协(耕作)的例子,奴的主要用途就是祭和仆,也有少量做小臣的,但是没有生产性的用途。所以商代就不是奴隶制,而不是什么非正统的奴隶制,没必要硬套马克思的体系。

6、周代的奴隶处境比商代好一点,主要是指它过度到了农奴制,农奴的生命有了一定保障,不会随时被杀,但也不代表我欣赏这种制度。奴隶不能做工作强度太大的工作,否则一定反抗或跑路,这个逻辑不用解释吧。人是为希望而活着的,周代出现了铁质犁具,出现了牛耕,种田耕作强度下降,奴的后人可以做野人,随着周的地盘迅速扩大,奴说不定就有机会恢复自由还能拥有土地,所以奴隶的稳定性高了不少,但周仍然不是以生产性奴隶为主的社会,奴隶几代之后都变成自由民,周人的劳动主体是野人,奴隶主要是当贵族的家仆和私兵,所以周也不是奴隶社会,欢迎讨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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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人没有过奴隶制,或者说原始社会不可考的时代以后,没有过奴隶制。

中国人不但没有过奴隶制,实际上封建制度也没有过。

这些都是西方人搞出来的概念。

他们描述的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我之前说过。

奴隶制的充要条件,或者说判断标准是:生产关系主要由奴隶主和奴隶构成。

中国历史上没有以奴隶主和奴隶为主要生产关系的时代。

封建制度的充要条件,或者说判断标准是:生产关系主要由君主、封臣/骑士、农奴/佃农构成。

中国历史上的封臣和君主的生产关系是残缺的,封建制度实际上也是残缺的。

后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充要条件,是企业/工厂等雇佣者和被雇佣者构成。

这个真的有。

奴隶->佃农->被雇佣者的界限很明显。

人身自由权越来越大,用脚投票的权力越来越大,自由择业的权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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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宣传是的,我上学的时候教科书还这么宣传呢。

还包括封建制度,说中国封建王朝。

可教科书又说封建制度是领导的领导不是我的领导,臣子的臣子不是我的臣子。

这又跟我认知中的中国古代帝国不同。

别说秦朝,周朝就说天下之大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了。

夏商应该也差不多,毕竟世界政治有个几千年不变的现象,那就是承袭前朝制度框架,自己再做修改。

大致框架是差不多的。

西方封建国家,自古以来也都是那样,大致框架基本没变过。

更别提非洲拉美,那更是一直都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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