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可以飙血甚至断肢，而游戏里连一点红都不能露？

谈到这个问题，就必须谈审查。

很多人扯什么海军一发话，某局就XX，这都是高度YY的自我脑补，是对我国审查制度完全缺乏认知。

国产电影审查，是交由广电备案，由30多人（最早是36人委员会）组成的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

其中特殊领域的，“会请那个部分专门委员出面，比如大家都知道保护未成年人任务是交给妇联的，有关未成年人的影片可能由妇联的代表来广电看，也可能是广电先把片子拿到妇联去看，妇联同意了，再由广电的这些专家来审。”

像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二，都属于这个特殊领域。

《南都周刊》曾经采访过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郑大卫，其中有关于地方审查的描写：电影审查有严格的流程。以广东省为例，通常是由制片方提出审查申请，并把摄制好的成片拷贝在影碟里，交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

随后郑大卫和其他审查委员就会收到电影处的审片通知，包括时间、片名。这个队伍的成员，除了省局的领导，其余多是与电影有关的从业者，包括金牌电影发行人赵军，电影策划专家、人大代表祁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者刘海玲、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会长林西平等。他们要答复是否参加。

继2010年广电总局将终审权下放到部分省市，在北京、吉林、广东、浙江、陕西、湖北等地试行属地审查之后，今年4月份开始，电影终审权下放到全国各省市。地方广电局负责综合审查员的意见，颁发《影片审查决定书》，而最终宣布发不发龙标的生杀大权，依然在广电总局。

要明确一点，广电还没有和出版总署合并之前，根据《电影管理条例》制定的《电影审查规定》（即《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其中其实是规定了——电影片有下列情形，应删剪修改：（四）夹杂凶杀、暴力、恐怖内容，颠倒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取向，混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性质；刻意表现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具体展示犯罪行为细节，暴露特殊侦查手段；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血腥、暴力、吸毒、赌博等情节；有虐待俘虏、刑讯逼供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等情节；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

但《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这类行政规定，在实际的审查过程中，基本没有正儿八经按照其执行的。

当初审查委员会委员赵葆华，就被审查委员会拖了四年不过的《无人区》的审查谈到过，现在的审查是底线审查，不违背宪法，不违背民族精神，不宣传错误的价值观念，不进行价值观念上的误导，不违背历史真实，基本上都予以放行。底线审查目的就是为了给创作者更大的自由度和宽松度。

这句话的本质，就是我国审查的混乱无序的最直接体现。审查委员会的30多个成员，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底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所以现实审查中，也经常搞得送审的满头雾水。

而另一点，看到没有？谈“现在的审查”，半个字都没提到审查应依据的以上几个上行文件。

最简单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如果按照这个拍脑袋懒政想出来的文件执行，国产电影基本上，见一部，死一部。

而纠结到现实中，电影审查这一块，只能用“混乱不堪”来形容。

过不过，为啥过，为啥不过，都是“薛定谔”的过审。

再谈引进片。

中国至今只有中影和华夏有电影引进权，分账片则只有中影。其它的民营公司引进电影，基本也都是通过中影和华夏发行。

送审的话，其它公司引进电影，还需要通过中影和华夏的初审，再送报给总局。审查标准的话，引进片和国产电影差不多，也就是都很无序。

不过引进片的审查，在流程上，还要比国产电影麻烦一些。

分账片的引进名额是固定的，而其它引进电影可能有调整。像2016年，引进片90部，分账片名额增加到38部。相当一部分是因为2016年票房涨幅折戟，希望通过引进片救场子。甚至当时传统的国产保护月都有十多部引进片上映，不过也没能拯救2016年票房同比2015年只有不到4%的涨幅。

2017年引进片上映89部，其中40部分账片。中国电影总票房近550亿，其中引进片为259.6亿，占比47.3%。

另外说一句，2012年签订的《中美电影谅解备忘录》到期，重新签订貌似已经协商了有一段时间。引进片的份额可能会有所变动。

中国的游戏审查，同样再混乱的前提下，要加上更为严苛。

那么为啥游戏审查更为严格，甚至血都不能出？

其实这并非是整体的游戏审查更为严格，而是在某一条线上，压的更低。

因为在我国的审查机制中，游戏审查比电影审查还要多一点偏重的，是“未成年人”。

电影领域，“未成年人”能分一分特殊领域。

而游戏这块，审查不这么玩儿。

先放张图，这是现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的第四十次统计报告中，关于网民年龄结构分布的统计。

诸位是必须要承认，未成年人，在我国游戏用户中，是占了相当一部分数量比重的。

而在现行审查机制下，网络游戏管理中，更加遏制某些东西，也就成了必然。

2005年，文化部下发的《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其中依据的上行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0年，文化部在签发《网络游戏暂行管理办法》时，是明确了——从事网络游戏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优先，弘扬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要“遵循有利于保护公众健康及适度游戏的原则，依法维护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同时规定，“国家鼓励研发、运营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内容健康向上、寓教于乐的网络游戏”。

《办法》第一张总则第四条直接指明：从事网络游戏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优先，弘扬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遵循有利于保护公众健康及适度游戏的原则，依法维护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

《办法》第四章第十六条——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网络游戏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看到没有，保护未成年人优先。

2016年，《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严格落实“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的有关规定。提倡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在落实“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基础上，设置未成年用户消费限额，限定未成年用户游戏时间，并采取技术措施屏蔽不适宜未成年用户的场景和功能等。

2016年颁布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中，第二十五条直接写了——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网络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得含有披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