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陕西省的北界比清代北移了？
一、 清代“陕西”是个“大块头”
首先，咱们得明白，清朝的“陕西”可不是今天我们概念里的那个陕西。 那个时候的“陕西”是一个范围极其广阔的行政区划，它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陕西省的大部分地区，但同时，还囊括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甘肃省的大部分，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甚至连今天的青海省的东部地区，也曾经在清代陕西的管辖范围内。
简单来说，清代的陕西是一个“超级省份”，它的边界是相当靠北的。 它的北界，基本上就是今天的黄河沿线，以及更往北，延伸到今天的内蒙古草原的一些地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陕西的北边，直接就和蒙古的广袤草原接壤了，那里住着各部的蒙古族牧民。
二、 行政区划的调整：分家和重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清朝后期以及民国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这片辽阔的土地，以及适应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趋势，中央政府开始对庞大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 这种调整的核心就是“分家”。
甘肃的独立： 最显著的改变就是，清朝末年，正式设立了甘肃省。 之前长期作为陕西的一部分的甘肃地区，开始拥有了独立的行政地位。 这一下，原先属于陕西的广大西北地区，就“搬走”了一部分，去了甘肃那里。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大户人家把部分家产分给了新成立的儿子家，这个大户人家的地盘自然就缩小了。
宁夏的析出： 接着，到了民国时期，又进一步将原属陕西和甘肃的部分地区析出，设立了宁夏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更是标志着在这一区域内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进一步改变了原有的行政版图。
青海的形成： 同样，青海省的形成，也从当时的陕西管辖范围内“拿走”了相当一部分土地。
因此，我们感觉陕西的“北界”北移，实际上是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 清代那个超级大的陕西，在经过多次分拆和重组后，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范围相对小一些的陕西省。 原来被划归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广阔北方区域，现在已经不再是陕西的地理边界了。
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
这种调整并非偶然，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1. 管辖难度加大： 原先的陕西省，面积太大，东西横跨千里，南北也相距甚远。 要想有效地进行地方治理、税收征管、军事调动，实在是力不从心。 分拆成立新省份，可以使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更集中，效率更高。
2. 民族分布和区域认同： 在清代广袤的西北地区，生活着不同民族的人民，如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区域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民族聚居和文化认同。 设立独立的省份，或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也是顺应了这种社会现实和历史趋势，能够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例如，宁夏地区的建立，就与回族的聚居和发展密切相关。
3. 经济发展和交通便利：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原先被视为偏远地区的行政单位，其内部联系也日益紧密。 分拆有利于各区域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经济规划和发展，也方便了地方民众的出行和交流。
4. 政治和战略考量： 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划调整，也常常会考虑到国家的整体战略和边疆的稳定。 对一些新设立的省份进行权力划分和资源分配，也是一种政治手段。
总结来说，我们之所以会有陕西省“北界北移”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今天的陕西省向南收缩了领土，而是因为历史上清代的陕西省涵盖的范围比现在的陕西省要大得多，包括了今天的甘肃、宁夏等大片北方土地。 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分拆，这些原先属于大陕西的北方地区，现在成为了独立的省份。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行政版图重塑，而不是地理边界的线性“北移”。
网友意见
有关系，不过这其实是一个从清初就开始的过程。
长城边外，陕北与鄂尔多斯边界处的复杂关系持续了几百年。
首先要明白一点：明长城作为一种古代产物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界线。明九边地区长期会在边墙以外延边地区有一些哨所碉堡之类，而陕北边外毗邻鄂尔多斯（即明所谓河套），是明军出边烧荒的重点地区，万历时延绥边外虽然4里处就有小部落，但大部落几乎都远处200里之外。这就使得长城边外形成了一段南北宽度不一，两方的耕、牧都十分稀少的缓冲区。
陕北边外沿线一带这种特殊的边界地区在清初便被制度化的确立下来称为禁留地，实际上就是一种国有的空闲土地。当地的所有权与处置权均不在民人或蒙旗手中，而是由朝廷控制，由朝廷控制其放垦或收租。
说了“禁留地”，再说说另外几个概念。“伙盘”，指的是“民人出口种地，定例春出冬归，暂时伙聚盘居，因以为名”，类似于临时性形成的村庄，伙盘地就是指他们耕种的土地；还有个词叫“牛犋”，实际上是一种面积单位，因为关外土地广大贫瘠，搞的是漫天撒种广种薄收的模式，按亩算没什么意义，得按“牛犋”算——一“牛犋”相当于二百七八十亩地。至于伙盘地、黑界地和界牌地之间的关系：
乾隆八年（1743年）定界前，以长城边外五十里禁留地为限，靠边二三十里的地方是伙盘地，允许民人耕种并立下界堆；伙盘地外二三十里到五十里的地方为黑界地，禁止蒙古放牧、民人耕种，长期弃耕、弃牧；黑界地外便是蒙古游牧地。乾隆八年定界后，牌界即新的伙盘地边界，长城边外五十里都划归为新的伙盘地，“或三里或五里垒砌石堆以限之”，即禁留地的北界，防止民人越出此界耕种。牌界地外就是蒙古游牧的地方。
需要注意各概念的涵义、性质与时空变化等都存在一些争议。
边外土地的开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清初是禁止开垦，康熙三十五年，贝勒松阿喇布获准进入宁陕禁留地耕种放牧；次年又允许民人出关耕种，至康熙五十八年又应蒙古部落所请限制了民人开垦范围。雍正年间出现了“五十里禁留地”一说，乾隆八年又重新定界。从康熙中期直到清末以前，这种活动限制较多、发展较慢，但光绪二十八年蒙旗全面放垦，由此农垦飞速发展。
自乾隆八年陕蒙划界后，伙盘地的地权属于内蒙，但汉民拥有用佃权。随着私垦的发展，黑界地和北部蒙地相继被开垦，但是汉人仅拥有暂时的使用权。而贻谷放垦，通过丈放地亩、招民垦荒的形式，确立了蒙地私垦地的农民、蒙古土地的永佃权；通过其对准格尔旗伙盘地的招垦安排，民人通过获得牌照，获得了土地的汉民所有权，永为世业。按照现有的档案记载，光绪三年以前，伙盘地属于法律严禁居住和开垦地区，因此民人定居零星。私垦地更多是伙盘地相邻的黑界地以及更北的蒙古自有土地，贻谷放实际上是对所有蒙旗私垦土地的官方化，所以可以通过放垦的结果观察整个清代私垦地的发展。伙盘地紧邻长城，贻谷放垦时改变了土地所有制，民国初年基本上全部划归今榆林市范围。从现有史料看，至少在道光三年前，这种伙盘地耕种的产权（蒙旗共有的土地所有权、汉民永佃权）固定、地点固定、监管体系固定、税收征稽方式固定，这种伙盘地从康熙三十六年（1679年）允许开垦到1949年，即官方伙盘地开垦的始终，都处于一种有序的、固定的状态。
其实，在道光年间边外土地问题就已极为严重，据统计准格尔旗属内土地租佃纠纷案件在乾隆朝10起，嘉庆朝17起，道光朝突然暴增至150起，蒙汉争地械斗更是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层出不穷，如道光六年四户民人便在争地中砍伤头等台吉、二等台吉、章京、什长等多位蒙古官员。汉人出边人口与所开垦土地数量都极为庞大，而关内土地已经日渐贫瘠沙化，迫使百姓不得不出关耕种“榆林沿边墙一带东自黄甫川起，西至花马池止，绵亘一千二百余里，地皆沙漠无可耕种，百姓每年出耕口外”，此事又涉及到耕作百姓和收租的蒙古王公生计问题，“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地租为养瞻”，更使得问题错综复杂，官员处理纠纷常无从下手。
也正因此种种，使得民国初年绥远-陕西划界更是成了一团乱麻。绥远方面强烈主张以明长城外线“大边”这种明确的外部界限为界，但陕西方面却激烈反对，坚决主张承认既成事实，对关外沿线的广大土地和人口势在必得。尤其是陕北延边各县，作为关外土地的主要开发者和受益者更是对以明长城为界无法接受，他们指出若一味按照明清习惯，则“沿边数十万领垦之户亦将一变而为绥远之民”，而且边民历来耕种牧养之区“全行囊括以去”，如此一来，则陕北沿边六县“陡蹙百余里之地，减少数十万之民，已失设治资格”，连作为一个县存在的资格都没有了！
由是双方扯皮骂架弄得不可开交。从乡贤请愿围堵办公大楼到兵痞互相入境打砸抢烧等等等等，烂事出了一箩筐。结果最后打来打去结局却是：
发生于民国初年的陕西省与绥远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划界风波，是一场各种政治军事力量介入，参与人群众多，涉及地域广泛的行政区划事件。该事件以北洋政府议决“成案”始，却以“暂缓施行”终，其影响不仅在当时，甚至一直延续到2001年蒙陕省界全面勘定之前。在1998 - 2001年蒙陕省界勘定中，仅解决争议线就长达399公里，占蒙陕省界线全长的60%。其中31公里的边界线是以“维持现状”经中央政府裁决而划定的。
一直争到2001年才最终解决....
关于民国陕绥争端细节，可读《民国陕绥划界风波述论》《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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