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经误解最大的一个历史人物是谁？

我曾一度对拿破仑·波拿巴抱有非常片面的理解，将他简单地视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战争狂，一个一心想征服欧洲的独裁者。这种认识主要来源于我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叙述，这些叙述往往聚焦于他的军事成就和帝国扩张，以及最终的失败。

最初的“误解”：

在我看来，拿破仑的形象是：

一个军事天才，但冷酷无情：我会记住他闪电般的战术，如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辉煌，但忽略了战争背后无数士兵的牺牲和痛苦。
一个权力至上、不择手段的征服者：我会认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建立一个由他统治的帝国，而不在乎民族自决和人民的意愿。
一个法兰西民族主义的代表，但也是其毁灭者：我会看到他对法国荣耀的追求，但同时也会觉得他通过连年战争，最终拖垮了法国的国力。
一个最终失败的悲剧人物：滑铁卢的失败似乎成了他所有努力的最终注脚，强化了我对他“过度膨胀”和“战略失误”的印象。

打破误解的“过程”：

随着我接触到更多不同角度的历史资料和学术分析，我的理解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也充满了“顿悟”的时刻。

1. 接触更全面的历史叙述：
《拿破仑法典》的意义：我开始了解到，拿破仑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将军，他还是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是其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这部法典统一了法国的法律体系，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私有财产、政教分离等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对法国，甚至对整个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原则至今仍然被沿用。我之前从未意识到，一个被认为是战争狂的人，竟然能为现代法律体系奠定如此坚实的基础。
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我发现拿破仑的很多改革，如废除封建特权、推广教育、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等，都与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他虽然通过军事手段巩固了权力，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大革命的成果，尤其是启蒙思想的原则，传播到了被他征服的欧洲各地。例如，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他推行了改革，废除了许多封建制度，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对法国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贡献：在法国大革命的混乱之后，拿破仑上台后稳定了国内局势，恢复了经济秩序。他建立了法兰西银行，改革了财政系统，稳定了货币，鼓励工商业发展。这些措施为法国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 理解历史背景的复杂性：
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我开始明白，拿破仑并非凭空出现。他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和不稳定中崛起的。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他的许多行为，包括对外战争，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巩固法国革命的成果，抵御外部反动势力的干涉。他面临的不仅仅是扩张的野心，还有保卫革命成果的压力。
欧洲的政治格局：当时欧洲的政治版图是分散和充满冲突的。各国君主制国家对新兴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恐惧，并组成了多次反法同盟。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自卫反击和维护法国在欧洲地位的尝试。他的征服行为，虽然带有侵略性，但也改变了欧洲原有的封建秩序，催生了民族主义思潮。

3. 认识其多面性与局限性：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我意识到，拿破仑并非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或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既有宏大的政治蓝图和改革愿景，又能在实际操作中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和对权力的掌控欲。他的行为是理想与现实的复杂交织。
“被时代推选”的领袖：他不仅仅是一个主动追求权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被历史机遇和法国人民的期望推向权力巅峰的人物。他的出现，填补了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政治真空。
最终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完全否定他早期的负面认知。他的确是一个充满野心的人，他的帝国梦想最终导致了他的覆灭，也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他的威权统治、对个人崇拜的追求，以及最终未能实现持久和平，都是他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新的认知：

经过这一过程，我对拿破仑的认识从一个单一的“战争狂”和“独裁者”转变为一个极其复杂、充满矛盾的历史巨人。

他是一个集军事天才、政治家、改革家于一身的人物。他既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是其某种程度上的终结者和新秩序的建立者。他深刻地改变了法国乃至欧洲的政治、法律和社会面貌，但他自身的野心和局限性也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他身上体现了人类历史中“秩序与混乱”、“进步与压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张力。他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用“好”或“坏”来评价的人物，而是一个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和理解的复杂个体，他的一生如同一个时代的缩影，充满了辉煌与阴影。

这次“误解”的经历让我明白，历史的解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地学习、反思和拓展视野，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网友意见

2008年11月17日，杭州的半山安贤园，正在为一位去世多年的老人举行安葬仪式。

这位老人是一个美国人，但他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超过五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更像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他已去世四十多年，生前遗愿便是能够魂归中国，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愿望直到新世纪后才得以达成。

当天在场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的老校友以及一些杭州市民，他们来给这位已逝去多年的老友送行。

在众人注视下，墓碑竖立起来了，上面简单地写着这样几行字：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对于年长一些的人会对它非常熟悉，这主要来自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在这篇流传广远的檄文中，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被描写成一个狼狈而不光彩的角色，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爪牙。

这篇盖棺论定一般的文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司徒雷登成为中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然而历史的迷雾常常使一个立体丰满的人，变成一个枯燥单一的符号，对司徒雷登便是如此。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清朝时期，他的父母都是当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

在11岁返回美国之前，司徒雷登一直生活在杭州，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也学会了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杭州也成了他心中的第二故乡。

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几乎全然是两个世界，一个已是电灯汽车随处可见，一个仍是煤油蜡烛黄包车。当11岁回到自己的祖国时，司徒雷登成了周围人眼中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此外他英语太差，在其他小孩眼中是个异类，不断被嘲笑和排斥。

实际上，这种矛盾处境几乎是司徒雷登一生的缩影：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个“洋鬼子”；在美国人眼中，他又太中国了。

但是在美国接受完整的现代教育后，司徒雷登对中国念念不忘，不久便携新婚妻子重返杭州。

一开始他仍然追随自己父母曾经的事业，在中国从事传教的工作，但1908年他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成了一名教师，开始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

同时深谙中美文化背景的司徒雷登，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借用孔子的大同世界理念，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融会贯通，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1918年，身在南京的司徒雷登接到一封电报，邀请他北上担任一所新成立大学的校长。

这所大学，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成为燕大首任校长。

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大心血所在。

在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司徒雷登首先是一个教育家,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

今天燕京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大部分人对这所学校的了解只限于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它培养的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不妨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就：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历届注册学生不过一万人，但这些学生中包括两院院士53人，校友包括冰心、费孝通、杨绛、钱穆等一批著名学者，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黄华，也曾经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由于司徒雷登出色的办学理念和苦心经营，燕京大学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便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这背后离不开司徒雷登的苦心孤诣和坚持不懈。

司徒雷登虽然接到的是校长聘书，但实际上当时的燕大几乎是一无所有要啥没啥。

开始的校舍在盔甲厂，狭小简陋破旧不堪，无法作为大学校园；学生数量不到百人，教师中只有两名中国人，外籍教师又大都没有任教资格，管理体系也是一片混乱毫无章法。

司徒雷登首先要做的，是给燕大寻找一片合格的校园。为此他一个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几乎把整个北平城都转了一遍，最后看中了位于海淀的勺园。

但接下来更让司徒雷登头疼的是经费的短缺。

为此他四处奔走，奔波于旧军阀和中外富豪之间，费尽口舌争取每一笔款项。有一次他对朋友感慨：“每次在大街上看到乞丐，我都感到自己和他们是同一类人。”

他最成功的一次筹款，是从美国铝业公司的霍尔基金会募到了5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无论如何，费尽周折的司徒雷登，总算成功地将燕京大学建在了勺园——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所在地。

此外他还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对燕大进行了中西合璧的规划。今天未名湖的烟波塔影，当年都属于燕京大学的风景。

司徒雷登的目标，是将燕大建设成哈佛耶鲁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除了硬件建设，他更重视的是人才的荟聚和培养。对于有真才实学者，司徒雷登不惜多次亲自登门拜访去聘请。燕大教授月薪定为360大洋，在当时是相当丰厚的收入水平。

那时的燕京大学，集中了冯友兰、钱穆、俞平伯、顾颉刚等著名教授学者，可谓大师云集。

司徒雷登将美国的现代大学体系引入燕大，甚至一度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当时引起世人瞩目，燕大的教育方法与课程设置诸多方面后来被北大、清华等学校借鉴。

可以说，正是因为燕京大学的存在，中国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司徒雷登曾说，“燕京大学应该是一所中国人的学校。”他也以此为标准去培养他的学生，他希望他的学生将来成为中国的栋梁。

作为一个外国人，司徒雷登一直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站在队伍前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燕大学生决定罢课请愿，抗议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些人原本认为司徒雷登不会支持，没想到他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他的这一立场却给他自己带来了隐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大校园，逮捕了司徒雷登和其他18名师生。日本人对司徒雷登审讯后，尽管一无所获，还是将他关了四年，知道战争结束才得以获释。

重获自由的司徒雷登第二天便返回了燕京大学，筹集资金，重整校务。

当年的10月10日，燕大再一次开学了。

司徒雷登战争期间的举动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各界尊重。

在他1946年的七十诞辰上，国内各党派都派出代表参与祝贺，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参加了庆会，国民政府也颁发“嘉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然而就在那一年，命运的转折点降临到了司徒雷登的头上——他意外接到了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大使的指令。

在美国政府看来，司徒雷登确实是驻华大使的不二人选：在中国生活多年，了解中国局势，各阶层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任职。

司徒雷登也确实希望促成中国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平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内战依然爆发了。

当时间到了1949年的夏天，局势一切都明朗了。

这时候的司徒雷登仍然留在南京，他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保持与中共的接触，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

但不久美国政府便一纸调令将司徒雷登调回美国，再之后，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问世。

那个温和慈祥、为各界人士尊重的司徒雷登消失了，他的形象从此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人民的敌人。

令人唏嘘的是，司徒雷登晚景颇为凄凉，他在中美两国之间进退维谷左右难容。

在美国，他之前在中国的诸多作为，引起了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甚至被怀疑为共产主义分子。

回到美国后不久，他一病不起，不得不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个春秋。他的妻子多年前便已病逝于北京，身边并无亲人陪伴，只能由私人秘书傅泾波照料。

1962年9月19日，这个孤寂的老人在华盛顿病逝。

他的遗嘱是，希望将来自己的骨灰能够葬在燕京大学自己妻子的墓旁。

这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然不复存在，早在1952年燕大便被分解，各个专业分别转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校址也成了北大的校园。

司徒雷登大概也没有想到，他的遗愿实现起来异常的艰难。作为被最高领导人“钦点”过的“反动典型”，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个遗愿始终未能达成，他的骨灰只好一直放在书房里。

直到2008年，司徒雷登的第二故乡杭州接纳了他。生于斯，葬于斯，也算是完成了他落叶归根的心愿。

对于司徒雷登，历史学家林孟熹曾说：“真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多年前，中国曾对他说“别了，司徒雷登”，像看待一个狼狈的失败者一样送他远去。

但我想就像当代文化学者傅国涌说的那样：“历史有些页码是永远翻不过去的，司徒雷登无疑就属于这种翻不过去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

有时候他让我想起历史上的那些悲情英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历史的巨大车轮面前，他的命运悲情而令人唏嘘。

今天的北大，仍存留着当年燕京大学的痕迹。然而无论如何，世间再无燕京。

只有少数对这段历史了解的人，才能回忆起当年创建燕大的司徒雷登，才能听见历史深处的燕京校歌：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评论区不可避免口水战，索性删除、关闭。各花入个眼吧～

这本来就是非常私人的评论和感受，而非从政治角度评价一个人；是讲述一个人不太为公众所知的一面，而非试图盖棺论定地评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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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

海瑞比张居正更早实行一条鞭法，是大规模实践一条鞭法的第一人；在江南抑制土地兼并，使得流民问题得到缓解；长江水患百年是海瑞整治了吴淞口，使得苏、沪长治久安。

再补充一下，好多人没搞清楚状况誒！说海瑞苛责？废话，清官不苛责难道还枉纵？说来说去，在明后期那个年代，一个按照官员准则办事的人反而都被认为不正常，这个朝代不亡谁亡？当下许多人和那时的士大夫的想法不要太接近，得过且过，不就贪一点嘛！不就兼并点土地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60年后出个李自成嘛！当时人以为海瑞苛责不近人情，闯王三千夹棍和满人屠杀，绝对近人情了！真到了那时候，有的士绅殉节了，有的隐居去了，个别心不死的又跑出来讴歌新朝圣主了，还有的哀叹乱世不幸啥的，骂骂汉奸以彰显自己如何不屈，要我说啊，你们他娘的早干嘛去了！把国家祸祸成这个样子就是你们这群贪赃枉法、兼并土地的家伙！

海瑞辞官前痛骂满朝都是垃圾，骂错了？士绅今日得过且过，明日必将为自己的作为买单，可怜百姓又有何辜！海瑞有远见有勇气去正面对抗这个腐朽的世界，被众人嘲讽为傻逼，只是当这帮人的子孙被满人、边军、变民血屠的时候，你猜他们认为谁才是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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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

小时候看过杨立新主演的电视剧，以为海瑞是个耿介的老头儿

初中看百家讲坛，好多教授批评其食古不化、不近人情

后来看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抨击其是个好人然而无用

直到有天我突然意识到三个问题：

1.海瑞家不富贵，且海瑞本人廉洁
2.海瑞没考中过进士，是举人出身
3.海瑞没有“文名”，交游并不广泛

这三点意味着海瑞一没背景二无学历三没有社会声誉，而海瑞的升迁履历是这样的：

1554年任教谕，国家编制内的教师
1562年任知县，正式步入官场
1566年任户部主事，进入中央
不久上书嘉靖，开始名扬天下。

那么问题来了。海瑞是怎么用12年时间从教谕爬到户部主事？海瑞是怎么在4年内从地方知县爬到中央？

非正常的升迁途径我大体分类为三种，显然，海瑞不在这个范围，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凭工作能力！清丈土地，缓解地方流民问题，秉公办案，严肃司法。

无怪乎明末思想家李贽在《焚书》里称赞海瑞为栋梁之才，但是黄仁宇把李贽的话理解反了，导致当年明月也跟着错，认为海瑞是万年青草耳。

隆庆年间，海瑞调往南直隶，为一方封疆大吏，做了三件事：

一、在南直隶力主推行一条鞭法，进展迅速------为小张变法提供了人生经验
二、打老虎，斗倒了江南徐家------抑制土地兼并，缓解流民问题
三、整修吴淞江，从此长江有了稳定的出口------功在当时，功在后世！

当然，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民众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他的清廉。

讽刺。

曾几何时，不知道是哪些人掀起了一股子怪调，“能干的贪官好于不能干的清官”，此话的重点本应是能干的好于无能的，而不是贪官清官有何能力高低，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却失控了，演变为贪官能干、清官无能的论调，于是乎我见过无数为刘志军歌功颂德的，也见过无数黑海瑞逼死女儿这种三流野史的，而说这些话的可能是同一类人。

有人说崇拜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还有人说崇拜清官的民族是不幸的，我以为，崇拜贪官的民族才是最不幸的。

就是那个明史里写的飞扬跋扈，残害皇子的恶毒女人万贞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贵妃- 大名鼎鼎的万皇贵妃，她亦是整个历史上最受宠的妃子，其一生享受的荣耀古往今来几乎没什么后妃能比得上。

毕竟在绝世痴情好男人她老公朱见深心里：万贵妃＞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皇位和皇权＞其他所拥有的一切，这俩人更是一起风风雨雨携手走过三十八年的时光。

朱见深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有确凿相关记载，因为心爱之人去世了，仅仅几个月后也随之为爱“殉情”而去的皇帝。不必惊讶，一个正常人可以单纯为爱殉情而亡并非夸张，在西方医学上这叫“心碎综合征”，在中医上这则可以关联到“情极而伤”的概念（感兴趣的可以去看本文中对他去世的相关分析）。

因为文章过长，为阅读方便，我大致列出一个小目录，在文章每个小标题后面我都标注了目录上的关联数字，懒得看全文的，大家可以选择跳到自己喜欢的部分来看。【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第3部分，对宪宗的分析，宪宗真是十全好男人，有艺术造诣，尚武，孝顺，宅心仁厚，又霸道总裁，十分痴情，政治能力超强，如果你了解真实的他，你就能知道被这样的男人爱着的女人是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1【我是如何误解她/真实的她与明宪宗该是怎样的感情与关系】

2 【她没有残害明孝宗与其生母以及相关史料，包括宪宗和孝宗的关系/正常逻辑分析她究竟有没有飞扬跋扈，残害皇子】

3 【明宪宗是怎样的人/他的政治作为/驳恋母阴谋论，心理学角度分析朱见深究竟有没有俄底浦斯情结/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

4【她和明宪宗成长轨迹/根据宪宗登基后两人的时间线，关于两人这段感情的真实情况做推理与猜测(两人内心走向的揣测、心态的变化、行为的变化）】

5 【她受过哪些荣宠以及相关史料记载/唯一一个以单独个人规制和名义被葬在明十三陵的妃子，其陵墓特殊性分析】

6【他们的结局/宪宗的去世，相关的史料和医学上的分析（心碎综合征）/宪宗名义上两位皇后的结局】

7【他们的感情为何特别/后世为何对她颇有微词】

8【史书上哪些对万贵妃描写的部分是不可信的】

9【万贵妃与政治/是否真的有干预朝政】

10【通过明孝宗来看万贵妃/明孝宗与万贵妃的关系】

11【为何宪宗无法向孝宗一样执行一夫一妻制】

12 【明史并非完全瞎写/关于文章中所借用的史料说明】

13 【结语/附加声明】

【前篇】

【我曾经是如何误解她的】（1）

曾经的我因为受到明史中部分记载还有明朝那些事的影响，一度觉得明宪宗朱见深是个大昏君而且还是非常蠢的那种，被他宠溺到极点的万贞儿也是十恶不赦的坏女人，残害无数无辜生命的妖妃。我更是完全没有被他们俩这种，因为深爱所以能够纵容对方做尽丧天良之事却不从不在乎的爱情而感动过。（清朝人修的明史中的确很多漏洞，除了万贵妃这些黑料，明史中还有说朱见深的父亲朱祁镇并非孙太后所亲生而是“阴取宫人子为己子”，这些事的可信度大家自己体会吧）

但当我真的因为那一个在中国瓷器拍卖历史上被拍出最高价，将近三个亿的成化斗彩鸡缸杯，而去真的研究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很有可能误会了这个本还可以的历史人物，包括宠爱她至深的明宪宗朱见深，因为成化犁庭，他的很多功绩真的被后来清史官的一些行为淹没掉了，他真的是非常有作为的皇帝。（这点从清朝时修改了大量的史料，很多成化犁庭的相关部分被删减，有关信息大量缺失就能看出了），同时也错过了一段本身很美好的爱情故事，还是被历史盖章的真爱。（本来一代贤明之主的宪宗在这些绯闻故事里，真的就被写的像个傻子一样）

【其实她可能真的没那么坏】（1）

历史上的她不仅并非是史书上说的那般可憎，反而应该是一个与史书上描写的恶毒形象有很大差别的，她和朱见深的故事更真实的原型（很有可能）应该是一对盼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单纯的姐弟恋情侣，到最后却因为迫于活在帝王之家的种种，不得不向现实不断低头又妥协的过程，而非一个懦弱又昏庸皇帝是怎么因为严重的恋母情结被一个老女人牵着鼻子走，把宫廷搞的乌烟瘴气（这里插一句，唐玄宗比杨贵妃大了三十四岁就能被吹成大唐长恨歌，结果性别一调换，到了朱见深这，后世的人就变得难以接受了，还是蛮搞笑的）。

【大明成化年制斗彩鸡缸杯】（1）

【没错就是这个小杯子，价值将近三个亿，众所周知万贵妃的皇长子生于1466年正月，那么在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登基不久万贵妃就有身孕了，而1465年，就是他们有了孩子的那年，刚好是鸡年，也是这一年他特命景德镇造斗彩鸡缸杯作为礼物送给万贵妃（上面一只公鸡带着一直母鸡和他们的孩子，是他对自己与万贵妃如同寻常百姓般的夫妻生活之向往，后面会详细说鸡缸杯的这个故事）】

【正文】

朱见深对万贞儿的这一生，真的就是很好的印证了啥叫“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爱”。【《万历野获篇》关于万贵妃评价“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

亦是敢在天下人面前展示的明目张胆的偏爱，在他人面前他毫不掩饰对万贵妃的钟情，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录，来自当时明朝的藩属国朝鲜的朝鲜实录，当时的朝鲜国王成宗问大臣“中朝最近有什么近况”，他得到的回答都是“万氏之宠如旧”。（世上什么都在变，唯有朱见深对万贞儿的爱没变过）可见他对她深沉的爱，几乎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朝鲜成宗实录》：朝鲜成宗引见曰: “中朝有何事?” ，臣又曰: “万氏之宠如旧。” 上曰: “以此之故, 有累与皇帝乎?” 对曰: “未敢知耳，然人多以此为言。】

两人的故事中最可悲的便是两人的儿子没能够活下来，如果万贵妃为明宪宗生的皇长子能顺利存活下来，而后必然成为下一任皇帝，那我想对后世于万贵妃很多抹黑和非议比如残害太子生母，残害其他皇子等等这些指控便都不可能会存在了，同时也会多一个男人陪着宪宗在那冰冷的皇宫中一起保护她，只可惜老天没给她这样的一个机会。正所谓人言可畏，正是出于妒忌和恶意而产生的种种流言蜚语，口口相传百年，使得她永世不得翻身。

【澄清关于她的一些黑料】（2）

请注意，在澄清黑料之前，这里有个背景希望大家了解，万贵妃残害宪宗的所有皇子，孝宗以及孝宗生母纪氏的记录并没有在任何明朝时所著的正史里出现过，而其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史册里，是出现在清朝时，清朝的史官所编写的前朝史《明史》（很多人认为的“真正的明朝史”）中。

但是明史所赘述的这些罪行和指控的根据最最最开始的来源可是一段野史，出自于万历年间一个叫于慎行的人写的一本叫《古山笔尘》的书。那这个于慎行又是从哪知道这些的呢？他是在1584年，听宫中当差的一个老太监说的，一个活在万贵妃去世100来年后的时代里的老太监哦，他说的关于万贵妃的轶事是他的臆想还是他道听途说讲出这些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没有亲眼所见过或是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其中的严谨性和真实性可见非常一般。不过这本书里，人家作者于慎行为了公正性在讲完整段野史之后，最后加了一句“万历十二年，一老中官，为于道说如此”，就是说作者最后用客观的立场澄清了这些是“我自己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

好笑的是，明史这么官方的史册，就赤裸裸把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原封不动抄了进去，却抹掉了原文里作者说，这些是我听一个万历年间的老太监口述出来的，莫名其妙就言之凿凿的把这两项罪证做实了，居心何在？没错，八成还是因为成化犁庭（这段本文第8部分最开始有更进一步解释），要么就是写这段的有关清朝史官，没有任何目的，单纯的胡写乱写（不严查来源&在乎严谨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很低。

接下来我先贴两个与明朝所著的记录来证明最众说纷纭的一个黑料，“万贵妃曾残害孝宗以及孝宗生母”为什么有点空穴来风。

1她不仅没残害太子，反而还亲自养过孝宗。

【这个的出处来自于：《商文毅疏稿》中商辂的奏折：“重以贵妃殿下躬亲抚育，保护之勤，恩爱之厚，踰于巳出。凡内外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门闻之，莫不交口称赞，以为贵妃之贤，近代无比，此诚宗社无疆之福也。但外间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见，揆之人情事体诚为未顺。伏望皇上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烦贵妃抚育，俾朝夕之间便于接见。（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万贵妃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鞠躬尽瘁扶养孝宗，大家知道后都对万贵妃称赞有加，孝宗生母纪氏身体不好，皇上应该把她接回来近一些的地方，（为人情/尽孝考虑）同时以后还得劳烦万贵妃继续帮忙抚育啊】

总结：宪宗生母本来身体就不好，在宫外的时候就生病很久了，最后进宫不久因病去世也很符合逻辑，根本没什么可能是万贵妃所加害。

【明史黑料中记录说什么宪宗看到张敏把孝宗藏起来，然后宪宗感叹自己无子，张敏说您有子，然后把孝宗抱给宪宗，宪宗感叹了一句“是吾子，类我”（这是我的儿子，长的像我）。大家可以看看明英宗，明宪宗和明孝宗祖孙三人的画像，明宪宗和明孝宗，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长相好吗，你要说明英宗说朱见深长的像自己，那是绝对靠谱的，因为俩人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样，但明孝宗绝对没有和他父亲朱见深长的很像，这也能理解毕竟孝宗生母人家是广西瑶族人，就按基因血统上面考虑，孝宗也不可能长的特别像宪宗，一看到一个小孩子，还是从来都没见过的，就说什么哎呀真的是我的孩子，长的像我，也没什么特别共同的外貌特征，宪宗是得“视力”多好能这么说？”这样的故事情节多少有点信不住（另外明史中说的这个太监张敏是在偷偷保护孝宗被发现后吞金自杀，然而真实历史上的人家是寿终正寝？详情及有关史料请见本文第8部分）】

2 因为怕万贵妃知道孝宗的存在后伤心，宪宗自己安排了把孝宗送出去抚养，当万贵妃偶然听到这事后，反而她第一个反应还是惊讶的说到“”你们为什么唯独不让我知道这事？”，并且赶紧将皇子和生母接进宫里，更是以很重的礼数对待他们。

【出处来自：治世馀闻（明代所著）/卷1 ：成化中皇妣纪氏得幸，有娠。万贵妃既觉，恚而苦楚之。宪庙乃密托病，出之安乐堂，以痞报，而属门官照管。既诞，密令内侍近臣，谨护视之。及悼恭薨后，内庭渐传西宫有一皇子，一二近臣，尝请赐名付玉牒，或访其外家，略加表异，使外庭晓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于天下？而大学士彭时又尝托太监黄赐达云：“汉高外妇之子，且明取入宫，今实金枝玉叶，何嫌而讳？”又有太监张敏，固厚结贵妃主宫太监段英，乘间说之。贵妃惊云：“何独不令我知！”遂具服进贺，厚赐纪氏母子，择吉日请入宫。时乙未年五月也。即于十九日下敕定名，徒纪氏处西内永寿宫，礼数视贵妃。中外臣僚，喜惧交并。后纪妃有病，黄赐、张敏将院使方宝、治中吴衡往治。万妃请以黄袍赐之，俾得生见。次日病少间，自是不复令诊视。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时享致斋，七月朔始发丧，追封淑妃。】

总结：孝宗的存在宪宗一开始就知道的，整个事情也是他安排和操控的，孝宗母亲不是进宫以后才突然生病去世的，宫里的人也对纪氏的病都很看重，请优秀的太医为她诊治。另外，孝宗的母亲是去世后才被追封为淑妃，在她身前宪宗就没给过她名分，偶然临幸，根本没有一点感情，万贵妃没有什么必要害她。（如果她真的敌视孝宗母子完全可以知道他们存在后，继续让他们呆在外面，为何要接回来？真要做坏事什么的是不是在外面下手更容易？她亦不需要接进来就是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干什么？连个名分都没有的女史&小孩子能对她做什么？短期内造成什么威胁？而且搞不好在外面呆久了，孝宗都活不到长大，何必“假惺惺”的演一出戏，对他们这么好，还给他们名分？）

另外《宪宗实录》里面也有记载，【丁卯敕礼部朕皇子年已六岁未有名其与翰林院定议以闻既而拟进上亲定睿名祐樘下宗人府书于玉牒皇子即今上也母纪氏生时失传于外廷，臣不及致辞奉贺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宫门灾，上欲显示于众乃命司礼监太监怀恩等至内阁计议。】

宪宗早已知道孝宗的存在，这个“上欲显示于众”就是最好的证据了，一开始他亦是没想向天下公开过这个孩子。如果按照明史里写的宪宗看到这个孩子高兴坏了，恨不得马上宣扬出去，那这份记录里“因乾清宫门灾，上欲显示于众”就显得完全是悖论了，人家根本不是因为认亲了才公布出这个孩子，而是为了“冲灾”。

【宪宗和孝宗的父子关系】（2）

【如果明史里面说的孝宗胆战心惊被各种人保护长到六岁才被父亲知道，然后被认可，那孝宗是不是得讨厌死万贵妃了，他回来后他父亲还是照样宠爱着这个把他害惨了的万贵妃，他更得记恨，各种方式为自己和亲妈报仇了吧，可事实是孝宗虽然与万贵妃关系不算好，但并没有到仇恨的地步（详见本文第十部分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分析）

同时，万贵妃也不能轻易罢休，因为自己一时“”失手”让他活下来了，也断然不会想对他好的，哪怕有太后护着这个孩子。而且她出于心虚必定要不断挑拨离间宪宗和孝宗这对父子的关系，让宪宗不喜欢这个孩子最起码。可是历史上，宪宗对孝宗是非常宠爱和看好的，万贵妃就算没说好话也肯定是没说过坏话的，不然凭着万贵妃的面子，宪宗能对孝宗那么看好？

要知道孝宗本来就是他带有一定政治目的生出来的，一开始关系上必然是稍欠亲近的。他对太子生母又没感情，他为什么要这么爱这个孩子？如果万贵妃不喜欢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对万贵妃也不好，万贵妃也没劝过他说要好好对太子，后来的他们之间完全不可能是父爱满满的走向。最符合逻辑的猜测是，万贵妃心里对这个孩子肯定也是有亏欠的，毕竟自己生不出孩子，自己老公无奈去和别的人生了孩子，还怕她知道伤心藏匿了起来。她是有极大可能不仅真的对太子很好，也劝说过宪宗要好好爱这个孩子】

【宪宗曾亲自编纂《文华大训》送给孝宗，里面都是教导他做人和治国的道理，同时也是他作为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封信一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看看，真的不仅体现了宪宗是非常谦逊，有眼界和大格局的明君，还穿透着浓浓的父爱。

《文华大训节选》：修文史而究武略，饬内治以攘外侮，戡靖僭窃，应宁邦家，犹宵旰靡遑，惧功业未茂，德惠未周，而治平之效未臻也。夫为治之道，举大纲者；必挈其要，张众目者，必该其凡。是编所述，庶几尽之，汝于务学之暇，尚究心焉，毋副朕所以豫教之意也！其念之哉！

大概就是说，虽然我作为皇帝已经做了很多政治作为，抵抗外敌，整顿内治，但我依旧惶恐我做的不够好。（我为你编纂的）这本书已经大概包括了你需要学习的东西，除此之外你也要学会多思考，（我教你的这些你要记好），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片教导之心啊。】

他在遗诏里是这么夸赞这个孩子的

【宪宗的遗诏这样说：朕以菲薄，绍承祖宗丕业二十有三年矣，宵旰忧勤，图臻至治，惟恐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殆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所幸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太子祐樘，聪明仁孝，德器夙成，宜即皇帝位。

大概意思说，我这辈子矜矜业业，总是怕辜负了我父亲的嘱托，我如今也是弥留之际了，人免不了一死，索性我有优秀的继承人，宗社生民有赖，虽然我要弃与这个世界，但我（因此）没有遗憾了，皇太子祐樘，很聪明仁孝，适合继承我的帝位】

总结：宪宗虽然一开始很没有父亲的担当让孝宗没能在很好的环境长大，但万贵妃将他接回来后，宪宗也开始慢慢懂得如何做一个父亲了，后半期开始他真的很爱这个孩子也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好！

【其余的黑料基本都是围绕着她飞扬跋扈，残害皇子，那我们就先按正常逻辑分析下这部分】（2）

1【她用不着争宠】（2）

照理说万贵妃飞扬跋扈，残害皇子的目的，首先得是为了争宠对吧？飞扬跋扈那也是得在宪宗有很多妃子或者啥的情况下，她飞扬跋扈爱干嘛干嘛，由此展示其他人看，我很受宠又有地位，宪宗后宫前半期几乎有名分又有后妃之实的就她一个人，（这里后面时间线有详细说明）皇后都不怎么与她有交集，她飞扬跋扈给谁看？后宫就独宠她一人，纵使她在怎么娇纵，那人家都是作给自己老公看，人家老公也吃这套，这算什么事？再说了，展示自己有地位或争宠，对于她来说那完全都不是值得她在乎的事，宪宗都那么爱她了，看看我而后总结的她生前身后的荣宠，甚至最后结局都算是宪宗不贪恋皇权尊荣，帝王之位，为她“殉情”了，她稀罕去争什么抢什么吗？

而且也没人跟她争啊，你要说她在宫里真有什么对头，那也只有她那个超级作的婆婆周太后而已。后半期宪宗孩子多了起来以后，妃子立不停，这里更没逻辑说她飞扬跋扈了，她彼时也五十来岁了，他老公为了护住她的位置，立的也都是些出身低年龄低的，更不需要她去和谁斗。

2【她自己根本没有孩子，不可能去残害皇子为了自己孩子牟利】（2）

自古以来，后宫妃子残害皇子大多都是出于为了给自己孩子谋利益或是争宠，争宠前面说了，人家万贵妃不稀罕，再说残害皇子，成化十二年以后宪宗生了二十几个，所以关于在后半期残害皇子几乎不可能了，我们就分析前半期，暂且不说宪宗根本人家前半期几乎没碰过别的女人，没有过孩子，就算是真的有很多（还都是和没有名分的宫女生的）。正常逻辑来讲，万贵妃这些残害皇子的目的是不是前提也要，她自己先有个孩子？害了别人的孩子才能让自己孩子得利，（还得是她自己的孩子不是皇长子，没办法按照长幼循序继承皇位，就算是那样她也只需要把比他孩子年长的其他皇子害了就行了，也不至于说像明史里说那样“无数”的孩子吧）。

3【真的出于嫉妒之心残害皇子，根据她当时的境遇来分析，对她有什么好处？】（2）

好，就算她就是纯粹嫉妒心爆棚，就是坏，不想让宪宗有后代，可她在皇宫里活过那么久，她能不清楚皇子对于一个皇帝甚至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吗，（当了皇帝不代表帝位就是稳了），况且想一想她老公朱见深是怎么翻盘的，最大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之前那个皇帝，朱见深叔叔朱祁钰唯一的儿子朱见济去世了，没了子嗣/继承人，才导致后来各方势力开始蠢蠢欲动等等原因，让朱祁镇有机会夺门之变，进而能使得她老公朱见深能成功复位的吗？这么大个教训在前，她心里没数一个皇帝有子嗣的必要？而且她这么做能得到什么？我是想不到，一个勇敢又有魄力到能愿意陪着一个被废的小太子度过极度艰难时光的一个女人，有任何理由在好不容易熬过一切过上好日子的时候，要莫名其妙的单纯因为自己心里不爽，开始花样作死。

要知道害人还是害皇子这种事，你这么明目张胆去做，太后也好，朝臣也好，都不是傻子，能轻易放过你？就算皇帝再护着你，其他人也都早想办法把你千刀万剐了，万贵妃也不是出身名门，前半期的前朝后宫没有人会为她做坏事撑腰的，她就为了嫉妒冒这么大风险，值得吗？她封贵妃的时候都三十五岁了，又不只是十来岁小姑娘，妒火中烧，被“我不能生孩子，你也不可以和别人有孩子”这种三岁小孩思想占据，让本来见尽了大风大浪的她，突然变的愚蠢到这种地步做出这么狭隘的事？【另外站在古人角度上考虑，她能有这样强烈的占有欲，她的思想也是够现代人了】

更何况，凭着她之前为宪宗牺牲的种种，她是很在乎宪宗的（在最危难时刻她还陪着宪宗不离不弃），她真做这些她老公宪宗可是要不断替她顶罪的，这么闹，宪宗不用干正事了，还能在执政前期做出那么多好的政绩？

明朝怎么的也算是历史上延续了几百年的王朝，礼教森严，（又不是魏晋南北朝那种全员智商下线的时代），虽然后期出了不少奇葩，但这些奇葩皇帝也都是仅仅不干正事，过于钟情自己的爱好而已，都没有说，谁能放飞自我到单纯出于自己心里不舒服，公然刻意的想害谁害谁，残暴没有人性还害人“无数”，即使皇帝那个样子也早就会被被弹劾了吧，更别说万贵妃（还不是皇帝）真的做了明史中写的那么恐怖的事，伤害都还不是一般人，全是皇上亲生骨肉，她能有好下场？最后，如果宪宗真的一直没孩子，朝纲不稳，再不小心走上类似他叔叔的老路，被朝廷各种势力围剿，甚至再来个夺门之变什么的，宪宗真出了什问题，她自己又能有多少好日子过？那不等于自己坑自己吗？

【并非所有的“后妈”都是恶毒的】

没错爱是自私但它同时也是无私的，并非所有女人在爱情里都是嫉妒又小气的，好像“你爱我你就要专属于我，你就要让我先开心”，“你和别人有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个孩子”，这种以占有欲出发的感情，并不能算的上是“合格的爱”不是吗？

真正有智慧又强大的爱，是理解彼此，是成全。好像现在很多重组家庭，男方和他人有过孩子，如果女方真正爱这个男人，自然会爱屋及乌，会对他的亲生骨肉视如己出，即使这个孩子和她自己没有半点没有血缘关系，不是所有的后妈都是“恶毒”的！

我愿意相信朱见深和万贞儿共同走过这几十年中是足够有条件让他们之间产生这种真正伟大又宽容的爱。朱见深无条件的爱了她一辈子，为什么她不可以也是以同样无条件的爱了朱见深一辈子呢？

黑料解释完了，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男主角。

【明宪宗是怎样的人？】（3）

以上只是仅仅反驳几点黑料，其实我们作为后人很难说清万贵妃是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她肯定也有缺点，并不是说她不坏她就是好的和圣母白莲花一样了。

我们想更客观一点评断万贵妃，不光要看史料对万贵妃本人的记载，也要看看爱她如命的宪宗是怎样的一个人。

宪宗虽然没做什么“丰功伟绩”，但肯定算是个好皇帝。有趣的是，在政治上，他的行为可是和他私下里，感性至极痴情种的人设完全相反。果断，心狠，极度理性有帝王之术。（现在的话来说，妥妥的霸道总裁啊），另外他跟他那个爱装大头的爹朱祁镇比起来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妥妥的一个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他儿子孝宗后来能有那么好的作为，跟他给孝宗留下的稳定的政治格局离不开关系。

【当然人红是非多，后世也有很多人指责他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

1 开皇庄：其实他并不算始作俑者，他爷爷朱瞻基的时候就开始搞这个了。

2 西厂：重用宦官是有错的，但问题也是汪直精明的欺骗他在先，而后他很快察觉到汪直有问题就迅速关闭了西厂，所以西厂只存在了短短几年，再参照明末木匠皇帝天启和魏忠贤的事，这算很大的黑点？我倒是觉得这证明他洞察力很强，并且明白哪里不对了，知道立马改正。宪宗是属于在背后玩权术的那类皇帝，他重用宦官也是一方面来对抗“文官集团”。

3 好道术：皇帝有信仰不正常？人家有信仰也没耽误人家干正事啊，真正说“好”道术，他怕是比不上他孙子“修仙皇帝”嘉靖的千万分之一。人家嘉靖可是专心修仙+嗑重金属丹药了好几十年。

【以下为宪宗执政期间的一些好的政治作为】

1 成化犁庭，他对明军开出的命令是“捣其巢穴，灭其种类”（很狠有没有，完全想不到这样的一个皇帝是那么深情的一个男人）。为什么叫犁庭呢，因为那场战争后女真人的土地上，就像被犁过一样，可见那场战争的惨烈程度。【由于清朝删改史书的原因，成化犁庭缺失非常严重，很多详情已经难以考证。大概是：“成化三年，朱见深下令进剿建州女真，下达的命令是“捣其巢穴，绝其种类”。任命大将赵辅率军五万，兵分三路进剿建州女真。”】

2 为于谦平反，以德报怨，恢复叔叔差点害死他的叔叔朱祁钰的帝号。【宪宗切责说：“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

3 处置反叛的民众，他对于带头者开出的责罚是-全部磔刑处死。【勋阳民变记载：敌军数万迎战，却回顾到其营地起火，遂惊走，蹂蹑死者无算，斩杀数万人。生擒刘千斤，献俘京师，与苗龙等四十人，皆行磔刑於集市。】

4 减免赋税，对各种天灾的应对，他反应迅速（甚至掏自己腰包救济灾民），在他在位期间，光是蝗灾就闹了五十多次/安置流民【自宪宗即位自驾崩唯止，仅在官田减免税粮一项则已达一千九百多万石，在民田税额的蠲免和下内帑赈济更是不计其数，仅以成化二十一年为例，实录记载当年减免天下官田等项税粮一百零八万五千九百石，然而宪宗除此之外在该年正月从内库中拨帑二十万五两赈济灾民，四月又拨漕粮四十万赈灾，同月与十月又免山东济南、山西平阳、四川成都、河南开封、南直隶凤阳等州府税粮，总计连同官田税赋该年蠲免三百万石，相当全国税额十之二一】

5 收复河套等地区，详细的可自行查找。【关于收复河套地区的记录如下：在红盐池大捷中，明军大破鞑靼大营，擒斩三百五十人，获驼马器械不可胜计，史书记载“虏自是不敢复居套内者二十年，则此捷为所震慑故也。”“自是不复居河套，边患少弭；间盗边，弗敢大入，亦数遣使朝贡。】

6他自身艺术造诣极高，所做的画作也是艺术界里的佳品，明代的艺术文化发展（瓷器啊什么的）也都是在他执政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兴旺。

（朱见深算是多有智慧和深度的一位皇帝，从他的画作《一团和气图》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性情沉稳，凡事望寻求中庸之道。人家有温润的一面不是因为懦弱，是因为人家讲究和气好吗？另外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就有如此画工也算是非常有才华了）

由此看出他绝非是个混用无能的傻子，反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男人，能让他这样的人爱到极致的女人，怎么的也不会是明史里写的那般可怕，他这么爱她，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她值得被这样的爱。

【恋母阴谋论？】（3）

很多阴谋论说，宪宗爱万贵妃是因为，万贵妃从小给他洗脑，他自身懦弱无能，甚至他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

表面上来说，这其实很没有根据，宪宗在世时候他的亲生母亲周太后一直活着的，他也很孝顺，不然也不会听周太后安排立了两个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人当皇后，所以他很分得清自己妈妈是谁，老婆是谁，甚至宪宗的亲妈也曾亲口问过宪宗，这万贵妃到底哪里好，让你这么爱她？宪宗回答说，每当我难受时候，都得她抚摸我才会感到安心，她的美好不在于容貌。宪宗是个看心而非外表的人。【明史演绎记载：周太后问：“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

【我们再来用心理学理论讨论看看朱见深是不是真的对万贵妃的爱全都依附于“”俄底浦斯情结”】

深入剖析恋母情结：暂且忽略心理学上来自于弗洛伊德的俄底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结论，始终以来都遭受着很多人类学家的质疑的事实。我们这次就基于这项理论看看，宪宗究竟是否有恋母情结。

通过对恋母概念衍伸，有这种情结的男生，大致上都应该有以下几种特点：

1 没有主见，不思进取，因为有这种情结的人会非常恐惧失去母爱，几乎所有事情上都会自然而然的压低自己的主观意识，然后通过观察母亲脸色以及猜测其想法，做出以讨好为目的令母亲满意的行为，即使在没有母亲在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喜欢跟着他人意见走，活在当下，基本不会有大展宏图的概念或在事业&人生上有进取之心。

从宪宗的政治作为来看，他是相当有自己的主见和自己模式的一个男人，比如他曾亲自去考核很多当朝武将，（明朝在他以前对于武官的考核可未曾如此严格过）发现很多人技术不过关，直接革职。他巧妙的用自己的手段反转了他父亲留下的颓势，也一生都在期盼可以励精图治，做一个好皇帝（他非常的有进取之心）。

2 他们大多数人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都会偏女性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很娘”，由于长时间精神和生活上与“母亲”这一角色的亲密链接，他们也会不自觉的将女性化的部分带入到自身的成长上。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宪宗的画像，他不仅长的很有男子气概，自身也很尚武，并没有相关记录说他很女性化，性格上也是刚柔并济，一生只独爱万贵妃一人这件事上人家从来没改变过，也一直在尽全力保护着她，（柔情似水）即使他亲生母亲和前朝大臣那么多人反对他，对他讲万贵妃的不是，给他施压（坚定的很）。

3 非常懦弱，此类型的男人，因为几乎会把自身全部的安全感建立在“母亲”身上，所以对母亲的话都会言听计从，很多情况下没有指令就基本无法做出思考和行动，因为缺乏主观意识，也会在很多事情上很胆小，俗称“很怂”。

宪宗在政治上是非常铁手腕，除了刚还是刚，弄不好就是打，下令安排过大大小小的战役收复很多领土，处置政治恶人全部酷刑严惩，不顾天下人眼色和非议，官方册立万贞儿为皇贵妃，这样的人你说他怂？

另外，如果宪宗真的一辈子做的所有事都在为了讨好万贵妃，他苛求万贵妃带给他的安全感，那万贵妃在政治上的作为可不该只有史书上写的那么点了，其次，他在前后期为了保护万贵妃，迫着以政治为目的与其他人生孩子/立其他妃嫔，也完全不成立了。

最重要的是，（就像上面说的）从他登基开始，是他一直在保护万贵妃，并非万贵妃一直在保护他，说他懦弱被万贵妃洗脑，才对万贵妃唯命是从什么的，不是胡扯一样吗。人家听万贵妃的话是完全出于对她的爱，他还因为孝顺听了不少自己亲妈周太后的话呢，周太后对他的管控可是一辈子没停过。真要是恋母，那意思他不仅恋万贵妃这个母亲，也恋着自己亲生母亲？

所以这些都可以很好的证明，后人在评价宪宗和万贵妃的这段感情的时候，恋母情结，pua什么的这些阴谋论基本上都可以更多的是扑风捉影，宪宗对万贵妃的痴迷纯粹是因为两人互相懂得彼此，爱护彼此，一路风雨同舟的走过。感情就是感情，你管它是什么样的形式，人俩就是爱的感天动地一辈子了。

万贵妃&宪宗的感情= 爱情（妻子）+亲情（亦姐亦母）+友情（知己）

这么完美的关系有深厚的感情不正常吗？要知道朱见深这一辈子，除了他刚出生后的那两年，万贵妃就从未缺席过。

【两人的成长轨迹】（4）

【朱见深2岁至10岁/万贞儿19-27岁】

【一切的起因来自朱见深那位爱装大头的老爸-朱祁镇】（3）

故事就从就从朱见深小时候开始说起吧，（这段不添加史料佐证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朱见深父亲朱祁镇在瓦剌被俘虏，孙太后为了朝纲稳定扶持朱祁钰登上皇位，但在这之前，孙太后是有一个条件的，那就是如果朱祁钰想当皇帝，就必须继续让自己亲孙子朱见深继续当太子，可惜啊，人都是贪婪的，朱祁钰有了皇权以后，又怎能不更往前走一步，在朱祁镇从瓦剌回来做为太上皇被他囚禁起来后，他更是飘飘然了，毅然决然的废掉了自己的侄子朱见深，拥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于是朱见深年仅五岁便被他叔叔关押了起来。此时曾经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人全部都选择明哲保身，离开了他。（当时没人觉得他会有好下场）

【世态炎凉，唯有万贞儿不离不弃】（4）

仅仅只有比他大十七岁的万贞儿一人选择了继续留在他身边照顾他。万贞儿心里很清楚，她这样的选择带给她的结局百分之99的概率是要和这个小皇子死在一起了。（这种事一般心里不强大的人真的做不到，换成其他人，每天要陪在一个废太子身边，如履薄冰，心惊胆战的活着，早得崩溃了。要知道在朱见深之前，没有过任何太子是能够在被废掉之后还能被复立回来的，在他之前历史上所有废太子的结局都是各种惨）。万贞儿是朱见深人生最昏暗的日子里那唯一的一束光。

我觉得她当初能对朱见深不离不弃，应该出于三点：

1 她是孙太后派去照顾朱见深的，孙太后对她有知遇之恩，所以她作为奴婢自然要用全部来尽到她的职责（她很有责任感）

2 朱见深周围的人都因为怕担事躲他远远的，他的亲生母亲都为了避嫌不见他，所以她非常可怜这个小男孩（证明她当时很有同情心也很善良），她愿意反其道而行之，赌上自己的性命，陪着这个可怜的小男孩一起熬接下来的日子。

3 可能朱见深生来就是个很乖很听话的小孩子，所以她自身也是很喜欢他，觉得她与这个小男孩很合得来，所以想尽心尽力照顾他。

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上帝视角，她这样对他完全不可能是出于有利可图或者奢求朱见深未来能回报她什么。当时的她也绝对不会预见到她的这份魄力和善心，未来会带给她多大的福份。

【相依为命的五年囚禁时光】（4）

在被囚禁起来的这五年里，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如履薄冰，可以说每天都是熬着过来的，被囚禁的地方周围都是他叔叔朱祁钰的人看守，万贞儿和朱见深相依为命，万贞儿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照顾他陪伴他，不仅如此，她还要时时提防着当时他的皇叔朱祁钰会随时派人来害他，毕竟对于朱祁钰来说，对于他皇权威胁最大的，不是他的哥哥朱祁镇而是他这个小侄子朱见深。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万贞儿扮演着朱见深的保姆，保镖，老师，姐姐，母亲多重角色，孤弱无助的他们都不知道未来在哪，会发生什么。

【命运的翻盘，奇迹般的反转】（3）

天命不可违，在朱见深的叔叔朱祁钰执政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太子朱见济早夭&他的爱妃杭氏随之而去，他也瞬间病倒了，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朱见深的命运即将被反转，而后果不其然，朱见深父亲朱祁镇夺门之变，重新做回皇帝，复立了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当然他做回太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万贞儿，这个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陪他熬过了一切的女人一起回到东宫。

【朱见深10岁至18岁/万贞儿27岁至35岁】

【感情的变化】（4）

在十岁到十七八岁的这七八年里，两人的相处也越发亲密，朱见深对万贞儿的感情在这段时间里也慢慢的从亦母亦姐的依赖之情，转变成了一个少年对自己钟意的女生的爱慕之情，这时的万贞儿对于他来说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他的初恋（更确切的来说，他们互为彼此的初恋）

【登基称帝】（4）

成化元年，朱见深登基为帝，第一件事不是别的，就是封万贞儿为皇后，可怎奈生母周太后般阻挠，他只得妥协封英宗选给他的吴氏为皇后，万贵妃为贵妃，同年，他命景德镇造鸡缸杯，杯子上的画的灵感是来自宋代的子母鸡图，原本的画上面只有一只母鸡带着几只吃东西的小鸡，但被他填了一只公鸡在上面，啥意思呢，就是公鸡昂首挺胸在前面（代表他也就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保护着，后面跟着一只母鸡（代表了万贞儿）带着一群小鸡（他们的孩子），这是他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以后自己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组成的家庭生活的一种期盼，一夫一妻，儿女承欢。

【故事前半段的总结：少年天子的恋爱脑】（4）

朱见深当时应该没领悟到这种天真的想法对于生在在帝王之家的他来说几乎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他们之间差了十七岁，两人的感情一开始就饱受着几乎前朝后宫所有人的非议。最是无情帝王家，或许身在普通人家他们日子会好过很多，可是对于出身皇室的他来说，而且还是接手了自己的父亲留给自己一大堆烂摊子的他来说，这种要和于自己相差这么大年龄又出身低微的女人厮守终生的臆想，注定了他一生都要在痛苦中而活。爱一个人没错，痴情也没错，不仅没错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毕竟世间痴情人能有多少？但在他身上，这些就全都是错的，大错特错，因为他是大明的皇帝，纯粹又无条件的爱情对他来说永远都会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他的婚姻，感情，甚至生儿育女的事背后都是牵动着无数利益/权谋/国家之本。

【根据时间线推理】（4）

我们来理一下朱见深称帝这二十三年来关于万贵妃的时间线，关于时间线这一部分，bd上全部都有，每一个皇子皇女出生的时间全部都有详细记载，至于每一个妃子的册立时间基本上也是可查的，如果有意愿的可自行查找。

【注意！以下这些是本人根据时间线的推理！推理！而非言之凿凿的定论，请勿过分解读】

【登基前十几年，后宫只有万贵妃一人，三宫六院形同虚设】（4）

明宪宗在当太子时，他的父亲明英宗为他选过三个女子，分别是吴氏，柏氏，王氏三人。宪宗登基后出于孝顺这三人都给了名分，但明宪宗自己在登基后的起码前十一年内，是从未真正纳过任何女人入后宫的，三宫六院形同虚设，他的整个后宫有名分又有后妃之实的就仅有万贵妃一人。【剩下的就是上面提到的仅有名分的这三位（基本上是用来充数的）：仅立一个月就被废的吴皇后，守一生活寡的王皇后和毫无存在感的贤妃】。

这种设置从明代开国以来，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已经是非常奇葩的，他就基本上算是比他儿子还早一步开了一夫一妻的先河的皇帝，只是他没他儿子那么幸运能维持一生而已。

【《胜朝彤史拾遗记·万妃传》先是英宗择太子宫妃，有司以十二人进，英宗亲选得三人，一吴氏，一王氏，一柏氏也。三人皆留居宫中，而第王为首。会孝肃太后与英宗先后崩，宪宗不敢主，复奉太后旨，命礼部选择三人，选如故。而掌选者，为司礼牛玉，遂选立吴氏。】

【朱见深18岁到22岁/万贞儿35岁到39岁】（3）

【第一次做父亲】（4）

首先宪宗1465年登基，第一个孩子是万贵妃生的，出生于次年正月（1466年），只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位皇长子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夭折了，而万贵妃因为高龄产子，加上古代医疗技术落后，身体也是受了很大的损伤，几乎是很难再受孕生子。（万贵妃也是很爱宪宗，三十五六岁怀孕生子，在现代都是蛮有风险的事更别说在古代，可万贵妃偏偏就是很争气的在宪宗登基不久就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孩子，而后更是赌命为他生下了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她肯定也清楚在此期间一旦有任何意外，她很有可能就此一命呜呼。）

【丧子之痛似乎更加加深了他专爱与万贵妃的决心】（4）

第一个孩子的离去以及万贵妃在几乎没可能生育的事实没影响宪宗的决心，年轻气盛的他再接下来的4年间，依旧遵循着他自己一开始臆想，与万贵妃在后宫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没有任何新的妃嫔，没有任何孩子出世，或许他也是抱有一丝希望，万贵妃还能再怀上一个孩子。

【成化二年三月壬寅朔（登基之初，他就只册封过俩妃嫔，万氏&柏氏）

辛亥，册封万氏为贵妃，柏氏为贤妃，上御奉天殿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为正使，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礼部尚书姚夔为副使，各持节行礼。】

【各方压力袭来】（4）

这样过了四年左右，前朝的言官就开始坐不住了，朝中多人上书，都说的是“陛下要广施恩泽”，不可以专情于一人，陛下登基许久却还没有子嗣这不行等等。前朝劝阻他专宠万氏的奏章就这样一堆一堆的送上来，而朱见深看见后却直接选择忽略，回复说，“宫中之事，朕自有处”，到最后甚至直接放话“再有上书万贵妃者，发配边疆”。（关于这些奏折的详情会在下文贴出）

【政局不稳，没有继承人与国家之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4）

其实他心里也很清楚万贵妃已经年近四十，倘若二十来岁的他持续这样专宠与她，再过多少年，他也很难有孩子出生，他是不在乎有没有儿子的，前朝的大臣在乎啊，他自己的亲妈在乎啊，就在这样的施压下，他第一次妥协了，毕竟他是个皇帝加上朝纲不稳，登基四五年还没有子嗣，的确有点说不过去，于情于理都起码得有个继承人，继续这样执拗下去，他和万贵妃往后，恐怕是永远都不会有安分日子过。

【第一次的妥协】（4）

为了堵住众人之口，他临幸了先帝曾经为他选的贤妃为他生了皇二子，在1469年出生，也是他登基四年半后了，然后按照朝中要求将这个皇二子立为太子，可能是出生后这孩子一直身体就不好，后来没过多久也夭折了。

【朱见深23岁到29岁/万贞儿40岁到46岁】

【明孝宗出生】（4）

1470年，或许是鉴于二皇子可能身体不够强健，出于保险起见，得再多一个“可补位的”，偶然临幸女史纪氏，明孝宗出生，后在皇二子夭折后被立为太子。为啥是个女史？因为他后宫没人了啊，除了万贵妃，只有一个摆设皇后（他肯定不愿意碰的）和已经有了皇二子的柏氏，那肯定随便在宫里碰到一个中意的就临幸了呗，为啥说是偶然？因为很多史料里就是记的偶然临幸，真要是很多次，那多少得有点感情吧，最起码得给个封号吧，宪宗又不是冷血的男人，更何况人家还生了个儿子，还能有了孩子立马选择把母子俩藏匿起来生活？

【我曾看到过一个节目里说，纪氏之所以会收到宪宗青睐，是因为她眉宇之间有些神似万贵妃年轻时候的样子，但没有史料记载，我不敢乱定论，是真是假，还请你们自己斟酌】。我个人是偏向这次的临幸也是更多出于有政治目的而并非一下子没把持住自己，毕竟宫里长的姿色的宫女太多了，怎么可能偏偏就只有她有能力，让宪宗那么严格恪守自己的人把持不住。

【继续抗住压力过着民间夫妻般的生活】（4）

因为暂且有了子嗣，他作为皇帝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所以1470-1476年又五年间，他又开始回到过去的模式，和万贵妃继续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没有册立任何妃嫔，没有任何孩子出生，所以等于他当皇帝的十年-十一年间，他一共就和别人有过俩孩子，（都是带着政治目的&临幸了一两次就有了），其中还夭折了一个。

成化十一年时，他膝下只有一个皇太子孝宗，是当时他的独子，已经二十八九岁的皇帝，还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登基这么多年，后宫有存在感的就一人，膝下就一个独子，历朝历代，这都算是非常罕见的事。

为什么说都是临幸了一两次？就凭宪宗在成化十一，二年开始疯狂生孩子后，都三十来岁还几乎一年抱俩的速度，加上和万贵妃第二年就有了皇长子来看，他生孩子的能力应该是非常强的，他要是真的多有临幸贤妃也好，纪氏也好，这俩人肯定不可能都只有一个孩子，甚至是他真的不够专一，期间有临幸其他人，年轻气盛的他也绝对不可能沦落到登基十几年，膝下就一个独子（任何资料也对这些临幸毫无记载）。可见他是真的非常有“一夫一妻的意识”，有在严守克己的，不管在哪方面，临幸别人也是纯粹以要孩子为目的，在想与万贵妃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这件事情上的决心，应该是不容存疑的。

【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立皇子朱祐樘为皇太子。十二月，恢复郕王朱祁钰的帝号。】

【朱见深30岁到41岁/万贞儿47岁到58岁】

【第二次妥协，因逆反之心出现，性情大变】（4）

【后来嘉靖皇帝的奶奶，绍氏，也是在成化十二年才生下嘉靖的父亲-朱祐杬，然后给了位份，朱祐杬理论上是宪宗的第四子，但除去宪宗早夭的两个皇子，朱祐杬是宪宗的第二个孩子，而这第二个孩子是一直到，他登基后十二年1476年才出生的：成化十二年（1476年），邵氏生興王朱祐杬。同年，邵氏封为宸妃。这也再次证明，一直到宪宗登基第十一年间，膝下真的就只有孝宗一个儿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成化十二年（1477）开始事情发生了彻底的反转，他作为皇帝任性的和万贵妃过了一夫一妻的生活十多年，所以前朝后宫积怨已久的怒气很可能在此时爆发了。万贵妃彼时已经47岁（到了更年之期),已经彻彻底底再没可能怀孕生子，宪宗再也没办法能用“她还有一丝可能再怀孕这种借口来敷衍住他人”。他若继续这样执意专宠万贵妃下去，他断然是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其他孩子。古代皇子存活率都不是很高，万一他的这个独子出现任何意外，皇位又将后继无人，朝野内外又得人心惶惶，首当其冲，作为亲生母亲的周太后肯定是再也不想容忍此事。周围的一切都在威胁着宪宗，如果他继续以往的模式，前朝后宫的人对万贵妃很有可能不仅仅是说是非那么简单了，有可能会想办法真下手害她（为保证宪宗的血脉能延续）

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估计八成是由这些诱因导致，所以由成化十二年开始，宪宗像是受了什么刺激突然开始疯了一样不断的生孩子，到其去世一共生了二十多个孩子（这在明代历史上仅次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嗣数量），不得不说他这个因叛逆之心造成大反转真的挺强的。

我猜想他本身的目标是应该为了让太后前朝所有人“”满意”，他要超越朱元璋成为大明朝子嗣数量最多的皇帝，（毕竟子嗣多是他们这些人眼中定义的“明君”必需有的一项功绩），而后他应该就是准备打算停下来和万贵妃一起携手终老了（到时候周围的人也就再也不敢揪着他们说什么了）怎奈万贵妃在他还没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就突然薨逝了。

【不忍自己爱的人再因非议受尽委屈，朱见深不负前朝后庭众望，终于学会“广施恩泽，多衍子嗣”】（4）

心里层面来说，他肯定也懂了，专宠与万贵妃或许是能成就两人的臆想，可并非为护她周全的好方式，他本身也肯定不想他亲生母亲和前朝各种的势力再一直和万贵妃做对下去。十几年来，万贵妃当时已经是彻底沦为所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发什么不好的事，几乎朝中都会有人上奏折迁责于她。出于对万贵妃的保护，他如果可以开始广施恩泽，“显得”万贵妃不再是那么受宠，他人对万贵妃的敌意也会减弱不少。有了“开始好女生”这个障眼法，万贵妃往后的日子肯定好过不少。当然，一切的背后肯定少不了的是万贵妃的理解，万贵妃于情于理，也肯定不希望看着自己的丈夫因为子嗣问题，因为自己，再这样受气。

明宪宗绝非重女色之人，因为如果是那样他更应该在他登基前十年里二十来岁正值盛年时期就不断的生孩子了，不会等到自己都三十来岁才开始变得重女色起来不断生孩子，（现在看了三十岁好像没什么，但在那个平均十七八就当爹的年代，这不是件正常的事）。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宪宗本身这么重感情的人，是几乎没什么可能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就像是上面说的，因为没有详细史料记载，难以定论让他突然转了性的事是什么，最合理的推测，就是所有人都告诫他是作为皇帝，无后为大过，万氏已经彻底无法再有孕，而他彼时又子嗣稀薄到只有一人，这样持续到最后，不仅他会成为大明的罪人，万贵妃更会被指责为大明的罪人。

【在成化帝眼中：

他和万贵妃的孩子 = 自己的亲生骨肉

他和别人的孩子 = 政治任务/需要】

【故事的后半段总结：从年轻气盛时恪守着最初的承诺，到最后不得不被帝王家的无情与压力而打败】（4）

宪宗一开始是真的曾真的很努力的要与她在红墙碧瓦之中过犹如民间夫妻一般一双人的生活，他也曾真的做到过，怎奈天不遂人愿，万贵妃与他的孩子没能活下来，他的臆想由此开始一点一点被他生在帝王之家，要负帝王之责的现实吞噬。

宪宗执政时期的境遇没有他儿子那么好，他与万贵妃的年龄差,身份的悬殊，加上各中势力的压迫，让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退让，一次又一次的像帝王之家的种种妥协，相信在这几十年中，他们也都是在皇权宫围的漩涡中慢慢成长的，他们彼此的一厢情愿，不顾世俗眼光的依赖又怎敌得过封建传统与各路非议的围剿，所以最后的十年，他们都开始变了，他变成了母亲朝臣眼中听话的好皇帝，好儿子，子嗣无数，雨露均沾。

她亦是从不谙世事到身边攀附满了高官宦臣。她出身不好，在宫中毫无后台，坐到皇贵妃的位置，如果没有皇帝一次次替她抗下所有，给她庇佑，她怕早是要被害了一千次一万次。在这场彻底让他们妥协的失败中，他们也都学到如何蜕变才能保护自己保护彼此。

可就算如此，他这一生依然是心里除了万贵妃，再没有其他女人存在过。

【陈酿了五百五十年的狗粮时间】（5）

【我们再看看朱见深一辈子为万贵妃违背多少祖制，开了多少先例】

1【因妃废后】

因为吴皇后把万贞儿杖责了一顿，宪宗一怒之下就把仅仅册立了一个月的出身名门的吴皇后废掉。这就可见宪宗在正事多刚，为了万贵妃，正宫皇后人家说废就废。因一个妃子废掉刚被立一个月的正宫皇后这种操作，大明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他好像废了皇后还不满足，连带皇后在朝中做官的家人都一并惩罚了。皇后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她打了万贵妃的这一顿的同时也打掉了自己的凤冠和吴氏全族的荣耀富贵。

【胜朝彤史拾遗记：至是宪宗怒，谓吴氏德不称，轻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原评曰：后能杖万妃，虽废何憾。旧史犹讳言，只称帝所宠宫人何威慑乃尔】

2 【为她开设皇贵妃这个位份（几乎架空皇后在宫中的地位】

万贞儿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认可的皇贵妃。本身按照万贵妃的出身，各方面条件考量，她能当上贵妃那都已经是可以烧高香的事了，因为明代皇室虽然不看重后妃出身，但却要求家世清白。万贵妃的父亲属于“被流放过得罪民”，按照礼制她怎么的都不该有这么高的位份，（甚至被给予任何位分），更别说她还比皇帝大那么多又无法生育。可是宪宗偏偏就是封了贵妃还不满足，史无前例的给她开了一个皇贵妃的位份，赐予他金宝金册，间接的稀释了傀儡皇后王氏手中很多的权力。

【册文节选如下宠愈加而愈慎，誉益显而益恭。副予关睢乐得之心，克谨鸡鸣儆戒之道。相成既久，辅助良多，是用度越彝章，进超位序。兹特以金册金宝加封尔为皇贵妃于戏，位亚坤仪，峻陟列妃之首。】

3 【宪宗霸道总裁属性，万贵妃的吃穿用皆是最好的】

万贵妃的吃穿用度皆堪比皇帝，任何献给宫里的好物，几乎皇帝全部都会赐给万贵妃。

【明宪宗实录：“服用器物穷极僭儗，四方进奉奇技异物皆归之”】

4 【宪宗为博得她一笑不惜年年花重金造斗彩瓷器】

因为万贵妃喜欢奇珍异宝，皇帝变命景德镇每年制造大量的斗彩瓷器，众所周知，斗彩瓷器成品率极低，可能一百件里就只有一个成品，但即使是这样皇帝依然不惜花很多钱，大量的人力造这些瓷器，只是为了让万贵妃开心。

【《神宗实录》：“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

5 【地位高于众人，宪宗对其非常宠溺】

出门在外，贵妃的车队走在皇后的车队前面，岁时朝见，万贵妃对皇后都不需执任何礼数。甚至有时万贵妃不开心还会呵斥皇帝，如此大逆不道的种种行为，周围人却都见怪不怪，宪宗也从来不以为然万贵妃做任何没有礼数的事。

【胜朝彤史拾遗记：尝游西苑，妃车先后行，岁时朝见，不执妃礼。】

6 【对于前朝大臣让宪宗不要再专宠与万贵妃的谏言，宪宗完全忽视】

正如前半段说过的，不断有言官上书说，宪宗应该多立妃嫔，多生子嗣，而宪宗从来没理会过这些谗言，只是单纯的告诉大臣我自己的事，自有我自己的处置。

【成化四年，内阁大学士彭时向皇帝进谏，强调：外廷大政固然应当优先，后宫乃朝廷根本，尤为至要，不可忽略，民间谚语说“子出多母”，陛下嫔妃众多，为何子嗣不繁？原因在于陛下爱有所专，而专宠者已过生育之期。希望陛下“均恩爱”，为宗社大计考虑。

礼科给事中魏元等人，联名上疏，借口星变，影射擅宠的万贵妃，说：陛下富有青春，而无皇子，原因是专情于一人。此乃宗社大计，难道陛下不求“固国本，安民心”吗？十三道御史康允韶等人也纷纷劝谏，希望皇上对其他嫔妃广施“恩泽”，“以广子嗣”。

宪宗朱批：“宫中之事，朕自有处”】

7 【只要能与万贵妃攀上关系的人，全部都成了地位很高的重臣，财富更是少不了】

历史上大太监汪直曾是照顾万贵妃的贴身宦官，宪宗也是因为有万贵妃的面子有意提拔他，宪宗为汪直开设西厂，权利一度大过于东厂和锦衣卫，虽然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但宪宗最后在对他的处罚上，只是贬他到南京当了一个小官。因为这个，由此汪直也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得以善终的宦官。

万贵妃的弟弟们，因为万贵妃原因也都给封了很好的官衔，在朝内外也是做了不少恶事/骄奢过度，可考虑到万贵妃，宪宗对此听到来报永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没耽误过对万贵妃家人的加官晋爵，包括和她攀亲戚的内阁大学士万安，几乎都是受尽了尊荣。

政治上宪宗虽然很头脑清醒，对犯错之人从不轻饶，但是对待和万贵妃有关的人犯了错，他却很是纵容。

【成化十一年秋七月锦衣卫指挥使万贵卒贵，山东诸城县人。充吏，坐事谪编户霸州。成化初以女为贵妃，恩历升锦衣卫指挥使，至是卒命。有司给赙并葬祭视常例加隆。贵处闾阎，曾执役公门，颇知礼法，每受重赏，辄忧形于色，见其子骄侈过度，则戒其毋妄费，曰：官家赐物皆注于历，他日复来追汝，无以为偿。子三人喜通达而通尤恣肆。】

（此图为出土于万贵妃之父万贵墓中的白玉双螭耳杯）

8 【皇后之礼对待万贵妃的去世】

万贵妃去世后，宪宗辍朝七日，一般后妃去世，辍朝五六日已是很高的规格，七日一般都是皇后去世，甚至位份更大人去世才会有的，可宪宗就硬是违背祖制，为万贵妃辍朝七日（基本上是把她当皇后了），并且要求葬礼也以皇后之规格下葬。

【宪宗实录：一门父兄弟侄，皆授以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赉赐金珠宝玉、无筭甲第宏侈田。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孙居西内数年而崩。至是上郊祀回，值天大雾，人皆惊讶，翌日庆成宴罢，上还宫，忽报云妃薨逝矣，上震，悼辍视朝七日，谥曰：恭肃端慎荣靖，葬天寿山西南，凡丧礼皆从厚。】

9【第一位被葬入明十三皇陵的妃子】

昭德皇贵妃万贞儿是明代历史上第一位被葬入皇陵的妃子，并且是有豪华的个人陵寝的（甚至造价可能比宪宗自己的陵墓和后来所有被葬到皇陵的妃子的陵墓的造价还要高），陪葬品更是无数。她的陵墓也是唯一一个在名义和规制上都仅属个人的高规格妃子陵墓（没有在名义上随着自己丈夫的其它妃子同时一起被葬到皇陵/其陵寝概念上是作为单独陵寝存在于皇陵）。

什么意思呢？宪宗为她修的这座陵墓就只是为了专属于她而建，而且修建陵寝一些相关的事宜也是都是有宪宗亲自操持。其在明十三陵中的特殊性，感觉上就类似于清代孝庄太后的昭西陵。（清代慈禧太后虽然陵墓也极其奢华，但是鉴于曾有一个和她同等地位的慈安太后，所以她与慈安陵墓并排而建，大概规制相同。就连慈禧太后这种角色都并未能在皇陵里得到名义上专属个人独一无二的单独陵寝），由此可见万贵妃在历史上是多么不一般的存在，宪宗对她的宠爱之深，前朝后世难有人能比。

明十三陵里，理论上有7座妃子陵墓，除了名义规制上都仅属个人的 “万皇贵妃墓”之外，剩下基本都纯粹是某个皇帝的几个妃子葬在一起的那种合葬墓，如“世宗三妃坟”里面就是一块葬着明世宗的三位妃子的合葬墓，但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那就是神宗妃子们的陵墓，由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宠妃郑皇贵妃的个人陵墓加上他另外四位妃子的合葬墓组合起来所构成。（有些资料把郑皇贵妃墓和神宗妃坟分开来算和命名，有些则把他们算在一起成“神宗五妃坟”，鉴于这两座墓只相隔200米她们又都是万历的妃子，我就姑且算这两座墓概念上是一起的了）

【总结起来说就是，在明十三陵区域里，因为得到盛宠，而能够有个人陵墓的妃子只有两位，一个是万皇贵妃的，另一个就是万历的宠妃郑贵妃，但郑皇贵妃的陵墓不同的地方在于，概念上它依旧是附着另一座万历其四位妃子的合葬墓作为共同体存在的，也就是说虽然她的陵墓规制上为个人，但名义上依旧是属于万历妃子们的陵墓其中之一，通俗点讲，万历的妃子里不是只有她得以被葬在皇陵内】

所以说，整个明十三皇陵里，仅有万皇贵妃的墓可以称得上是有极高“专属性+独特性”待遇的陵墓，和其他妃子墓比起来，它位置也是最好的，不同于郑皇贵妃墓那样，宪宗其他的任何妃子并没有被允许以合葬墓的形式葬在万贵妃墓旁边，而是葬在了和皇陵不在同一地区的金山那里。

后来在195几年，考古队挖掘定陵的时候据皇陵周边村落的一个老人说，1937年万妃墓被盗的时候，里面奇珍异宝无数，盗墓贼程彦斌为首的团伙，拉这些奇珍异宝硬是整整拉了六辆马车才拉完，可见宪宗不管是在万贵妃生前还是身后，都是给了她最好的一切。

（朱见深并没有生前修建陵墓，他的茂陵是孝宗为他修的，相信如果他能自己选址绝对会选在万贵妃陵墓旁边）

结局：【成化二十三年，他们相继而去】（6）

成化二十三年初，万贵妃骤然离世。成化朝延续了二十三年，万贵妃做了成化朝有实无名的皇后二十三年，朱见深用了自己所有的一切爱她，直到生命的尽头，朱见深知道万贵妃去世以后，说出了那句流传百年的情话“贞儿已去，朕亦命不久矣”。其实在万贵妃去世当下，朱见深的一切应该也是随着她而去了，但他还是硬撑到为万贵妃处理好了身后事才舍得撒手人寰，（一般豪华规模的陵基本上从开始修建到结束历时差不多也就是半年到七八个月，比如宪宗自己的陵墓明茂陵，就是用了八个月修好的，而刚好万贵妃和宪宗两人之间去世的时间差也差不多就是为她修好一座陵墓这么久）。

万贵妃去世的同年九月，本来身体健康，正值壮年的朱见深，因万贵妃的去世，仅短短几个月后也郁郁而终，享年四十一岁。就这样彼此陪伴了三十八年的一对恋人，以宪宗的“殉情”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这对恋人不能生于同时，但却能去与同时，或许这样待得轮回到来世，他们便能生于同时，不在被他人而议论年纪。

有关于宪宗是为情所困而郁郁而终的分析：【《宪宗实录》记载，大臣万安等人说：皇上临御二十四年未尝一日不视朝忧勤万几过古帝王远矣偶婴徵恙今已浃旬虽渐平复尤宜加谨调摄昨日百官钦奉明命暂朝皇太子于文华门中外人心靡不宁妥】（皇上在位二十四年，没有任何一天不视朝政。如今一场小病病了十天，而且还让皇太子摄事，这让我们臣民都感到很安）

宪宗在替万贵妃办完身后事不就，就突然病倒了，一病就是十几天。其中史料里记载的“皇上临御二十四年未尝一日不视朝”这句话很好的证明了，从他登基二十几年来，身体一直没有过什么大毛（本来是很健康的），他亦很勤勉从来不会因为什么事不理朝政。可见当时的他的确是因悲伤过度，病得很重了。

一开始的时候这位好皇帝宪宗为了安抚民心和皇家颜面，轻描淡写的回复大臣们说“览奏具，悉朕今服药，疾已渐，减卿等，宜少忧虑，安心办事”，就是说你们奏折朕都会看，病很快就会好了，你们不用担心我，好好做你们的事，可就在短短两天之后，他却直接传出遗诏，次日驾崩。承接遗诏中，他多少有些坦然面对生死的语气，显然他早就有预感到自己的结局，对其有所预备（很有可能他在万贵妃去世不久后就带着要与万贵妃同去的心要人提前拟好遗诏了）。

【《万历野获篇》中记载&评论：宪宗在万贵妃去世以后“于是悒悒无聊，日以不预，至于上宾。情之所锺，遂甘弃臣民不复顾。”】因为万贵妃不在了，宪宗整个人就和丢了魂一样，连后人都感叹，可见他对万贵妃的爱得是达到了何种极致的地步，才能让贵为九五至尊的他甘愿抛弃天下臣民于不顾，为这个女人殉情而死。

医学角度分析“宪宗为爱殉情的原因”

从西方医学角度看，有一种病症叫“心碎综合症”，这种综合症跟据90年代日本学者的总结就是：“当人受到感情重创或身体承受重大疾病时，心脏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表现出类似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 “主要症状就是心肌功能减弱，具体会产生类似心脏病的症状，比如心肌会产生被拉扯感、心脏会出现暂时的缺氧性疼痛、心律失常、胸闷气短等，严重会造成最后心脏骤停猝死。”

其实这个综合征不是特别可怕，很多人经过有效疏导和缓解都可以有所好转，心脏功能也会恢复正常，除非是那种真的痛不欲生的程度的才会影响到生命，并且这病在男性身上的发生概率是要远远小于女性的（可见万贵妃对朱见深来说得有多重要）。有学者在当年911事件后做过相关研究：“研究者访问100名遇难者的遗族。根据许多有关悲伤者的研究结果，悲伤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会因悲伤过度而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心爱的人死后的六个月内。”

在中医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曾写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如果这七种情绪中哪种过度都会导致“情极而伤”，突然剧烈的某种情绪会刺激到精神状态，从而影响内脏功能，气血功能紊乱甚至罹患重病。

【与成化帝葬在一起的两位名分上的正妻皇后的结局】（6）

（之前讲过英宗为宪宗挑选过三个与他年龄相仿，出身好的女孩子，其中除了柏氏被封了贤妃生下过一个皇二子，另外的两个，就分别先后被立了皇后。）

【一人被废】之前提过的，吴氏一开始被立为皇后，这是他母亲周太后的意思，吴氏出身很好，但是可能是因为太年轻，看不惯刚当了皇后，皇帝就冷落她，专宠万贵妃，找了个原因仗责了万贵妃，一为自己出气，二也要像旁人展示下自己的地位，让别人和万贵妃知道“我才是正妻”，她可能也是心想着本来自己就是皇后，惩罚后妃不是啥大事，但她可能不太清楚宪宗对万贵妃的感情有多深厚，就是因为这件可能放在平时看很小的一件事，却让宪宗大怒，以至于废了她皇后之位，并且她全家人都收她连累被罚。我想当时所有人包括周太后可能也都被吓到了，毕竟理论上这不算严重到废后的程度，可谁叫她欺负了皇帝最爱的女人呢，但据说当时宪宗干这事的时候万贵妃是拦着的。

【一人守活寡】王皇后不用说了，因为吴皇后的前车之鉴，她整个人就是干脆当个皇后的摆设，挂个皇后的头衔，什么都不说不做。她心里也清楚，只有万贵妃才是这大明朝真正意义上的皇后，她的只不过是一个附着政治因素而活着的傀儡“妻子”罢了。她可能自身性格也比较清心寡欲，所以完全没有存在感。如果生活中和万贵妃有交集，她也都表现的很谦让，估计二十几年里宪宗也没怎么见过她。宪宗是很聪明的，他不可能让任何位置高于万贵妃的女人有孩子，所以皇后再好，他也不会碰她的。

【为什么他们的感情很特别？】（7）

历史上痴情的皇帝不少，因为心爱之人去了，很快也随之而去的也有，但好像那些故事从开始到结束都很是短暂，好比董鄂妃（四年），海兰珠（七年）等等，让人有时候很难分辨，甚至怀疑，究竟这样的爱是因为人性一时的冲动，还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但是像朱见深对万贞儿这种，彼此风风雨雨走过三十八年，她从身份地位低下的宫女变成宠冠后宫的皇贵妃，他从阶下囚的废太子成为天下之主的皇帝。他整整用了一生去爱她，护了她一辈子，并且自始自终未曾变过真心的却绝无仅有。

年老色衰，无法生育，宫内外的流言蜚语，这些种种都没影响过朱见深对万贞儿的爱，其实朱见深也应该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对一个女人近乎偏执和疯狂的宠爱，未来的史官会怎样写他记录他，可我想他是并不在乎的，就好像他不在乎专宠于万贵妃是可能会令他断子绝孙一样，因为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男人为了讨他心爱的女人开心而应该做的，所以即使未来的史官把他于万贵妃写成昏君和妖妃又如何。

【为什么后世记录都对她颇有微词？】（7）

宪宗实打实的把万贵妃宠成了彼时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至高无上的地位，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用全部生命爱她一生的丈夫。这样的情况谁能不嫉妒她呢，这也不难想象在当时，她作为朝中后庭的众矢之的，得承担多少诋毁。后世对她颇有微词，以至于传出来很多说她如何不好野史，给了修明史的清朝官员一定的基本素材，都是可以理解的。总体来说，她受到的污蔑不止是恶意摸黑，更有背后人性的妒忌所牵连。

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人，我是不敢想象，朱见深作为一个皇帝，在这样偏爱一个大自己十七岁的女人的二十三年里，生活的多累，或许他们的故事看似美好，实则也不过是一段淹没在帝王之家的无奈下的一场悲剧罢了。

【究竟万贵妃是如何让宪宗这么爱她的？史书上写的哪些是很不值得信的呢？】（8）

【1 万贵妃没有理由残害无辜的生命】

我们接续开头再来缕缕万贵妃害孩子这事，所有黑万贵妃的地方基本都来自于清朝修的明史，黑她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明宪宗做的成化犁庭事件，（差点灭了女真人，也就是清人的祖先）。

为什呢？因为作为后朝的人，他们不好明着黑宪宗，恰好明宪宗有这段绯闻，那就只能拿万贵妃下手了，把万贵妃写的坏，而皇帝又可以不顾一切宠着她，就可以间接显出皇帝的昏庸。

有人说即使皇帝前期子嗣稀薄，是她有意谗言皇帝，她一生对皇子的迫害更是没停过。首先不让他去找别的女人，这非常不符合逻辑，因为宪宗对万贵妃的爱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慕，是极致的爱，正如前文梳理过的，他在前十二年几乎膝下都没什么孩子，绝对不是因为万贵妃给他吹枕边风说，要他不准宠幸其他女人，或是她不断害宪宗的孩子导致的，而是他自身就不想去碰别的女人，宪宗自身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有轶事说宪宗时期一个叫马良的大臣老婆刚死，他就迫不及待去了新媳妇，宪宗知道后很生气，说为何你老婆才去世，你就迫不及待续弦，导致宪宗从那往后几乎就没再召见过他。

换句话说宪宗只宠于万贵妃，又何来“无数子嗣”这一说，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成化十二年之后，为了满足前朝后宫的众人，宪宗不断繁衍子嗣，最后生了二十几个，如果万贵妃真的有意阻止，皇帝断然不可能生这么多的，再有如果万贵妃真的“皆有孕者以堕之”，那宪宗恐怕得天天不干别的就是生孩子，才有足够的孩子给她害，并且还能活下来二十几个。

【乾隆皇帝都不信这事，以下来自乾隆帝所著《驳明宪宗怀孕诸妃皆遭万妃逼迫而坠胎》节选：

宪宗偏宠万妃，任其妒毒而不能检制，几成炎刘燕啄之祸，柔暗实无可辞责。但宫闱事秘，流传又岂口尽凭？如所称‘后宫有妊，皆遭潜害’，则此前之佑极，生于成化五年，何独无恙？且其何察必严，又何独于纪妃以‘病痞’相蒙？而宫婢钩治，亦肯代为容隐？至皇子既生，即使张敏溺毙，敏纵欲护救，亦必潜匿外廷，密为保育，又安敢仍留附近安乐堂之他室？吴后复往来哺育，竟不虑万妃之稍有知觉乎？且佑极故在，而敏惊称知‘上未有子’，出于何意？且佑极旋即立储，又岂能隐秘不使万妃知之？记载家传闻异词，往往从而缘饰，不足深信类此多矣。史家记万妃之事，皆谓其骄妒横行，至于后宫有妊尽遭药堕。今以宪宗封建诸子证之，知其说殊不足尽信。盖宪宗偏宠万妃及妃之恃宠骄妒，固当时情事所有。】

另外明史中所记载的偷偷把孝宗带出宫抚养的太监张敏善终的史料记载。

【关于张敏结局记载《金门志，张敏传》复云: / ( 成化) 二十一年, 敏疾, 帝遣太医诊视。讣闻, 震悼, 遣司礼、御马二监治丧, 赐宝钞二万贯、冠帽、牙牌、玉带, 祭二坛, 户部给斋粮麻布, 工部造坟。及孝宗立, 追赐敏玺书, 官其侄苗南通政使, 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 管卫事; 晖亦以庆荫官光禄寺少卿, 食三品俸。赐敏茔地通州三百亩, 守卒二十人。其后有锦衣千户张鹏、张臻, 百户张宏; 恩泽之盛, 大珰所稀。苗子定, 登进士。

《张氏族谱》中同样记载张敏去世于成化二十一年，而非明史中记载的，成化十一年因为太子之事暴露，吞金而亡。这是在他去世后皇帝给的圣谕“天子谕祭, 维成化二十一年岁次乙巳年二月壬午朔, 越十日辛卯,皇上遣司设监太监陈勉谕祭于司礼监太监加封一品忠勤公敕膺重镇北京总统十三团营戎政张敏公曰: 尔以勤厚之质选入内庭 [ 廷] , 侍朕有年, 孝勤弗怠, 擢今职, 赐握重镇, 总戎操练军政, 显示奇能, 恩尔忠勤, 尔益殚诚, 悃政委尔任, 胡遽云亡? 追念尔劳, 赐赙殉葬, 遣官谕祭。尔灵不瞒昧, 庶其歆兹。”】

2 【万贵妃并未攻于心计，极有野心】

万贵妃不仅没有野心，反而挺单纯的，（至少最开始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她和宪宗的关系，如果她非常有野心，她应该在宪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为他生个儿子，母凭子贵，她的孩子是长子，她就是未来妥妥的皇后，当不上皇后也会被自己儿子追封，活得长还能当上太后，虽然这样不光彩，但至少能让她一辈子享受更好的遵名了，再加上那时候她还更年轻，生孩子风险更低一些，可是或许她为了宪宗的名声考虑，她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应该在他还是太子时候两人并没有逾越之举过）。【古代13岁就当爹的皇帝又不是没有（顺治&康熙）】

她硬是等到名正言顺嫁给他以后，才为他生下皇长子，这还是冒着高龄产妇的风险，结果皇长子夭折，她也没能再怀孕，所以她虽然荣宠一生，可她到死都没能顺理成章当成宪宗名分上的正妻，没能名正言顺当成他的皇后，死后亦没能与宪宗合葬，如果她真的有野心，先下手了一步，为自己争取了一步，我想她和她全家族的殊荣都会大的多得多的。和说她残害皇子一样，她真有那心机和头脑去残害别人孩子，为啥不提前布局好自己，岂不是更保险？

由此看出，她也是真的很爱宪宗，并且没那么在乎名分不名分，只是一心为他着想，而且就凭宪宗因为她对于出身名门的吴皇后说废就废这件事来看，她这辈子要真是特别想争皇后的那个位置，不是一点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她真的执意想做皇后，还轮得到别人？

另外虽然她的家人都因为她飞黄腾达了，可是在给她家人分配的官职上，并没有搞特殊化，明朝其他后妃的家人被封官也都是被封的类似的职位，按常理来说，就凭朱见深对她的宠爱，她的家人理应是得到比锦衣卫指挥使这种职位更高官阶的位置，可事实并没有，这其中肯定有万贵妃的意思的，再次证明她大事上蛮懂得分寸的。（对比一下后来孝宗的张皇后，狠劲要老公给自己家人加官进爵的作为，高见立下）

3 【万贵妃性格很特别，外表上说她类男子，嗓音粗旷，可能有点不可取。】

根据明朝所著的史料里对万贵妃的记载，万氏风艳有肌，就是她是个丰满美艳的人，宪宗出门在外，她会常常一身戎装，陪在宪宗身边，宪宗喝酒怎么样，她也会陪着喝，她和传统宫内温顺恭敬的女子不同，不同风格集于一身，这在现代社会中都是很受欢迎的性格，更别说是在封建社会的古代了。

另外由于从小一起生活，她深知宪宗喜好，宪宗中意书画，她时常也会陪宪宗一起赏画，这么有人格魅力的女人，明宪宗为什么会为她如此着迷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得一美人容易，得一知己难啊。【《万历野获编·宫闱·万贵妃》：“万氏丰艳有肌，每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上每顾之，辄为色飞。”】

4 【她其实应该是个挺有母性光环的女人】

首先从小照顾宪宗长大就不说了，肯定是非常温柔能干的，宪宗长大就能有不少明君作为，三观很正，肯定也和万贵妃从小对他的教导多少是有关联的，后来对待孝宗也就好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鞠躬尽瘁，当然孝宗长大后也没辜负众望成了贤君。

出于我在下面总结的种种原因，他在位时期修的宪宗实录里还是参了万贵妃几笔，说她奢侈，她家人受福利太多，给大臣宦官撑腰，但也仅是如此一些无关痛痒的意思意思，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没有残害皇子或者自己亲生母亲这些，这也都能理解，毕竟大家都传那么多不好的流言，他不写几笔意思意思，前朝后宫不喜欢万贵妃的人自然也会对他有见解）【明宪宗实录：佞幸出外镇守内备供奉者，如钱能、覃勤、汪直、梁方、韦兴……假以贡献买办科歛民财……擅作威福戕害善良弄兵构祸】

【关于万贵妃与政治】（9）

1【不否定万贵妃在后期有意在前朝安排政治党羽的想法】

后人很多说万贵妃干预朝政，勾结高官宦臣，虽然没那么夸张，但她的确在前朝是有安插自己人的，汪直是最有名的代表，他一开始就是因为伺候万贵妃而受到晋升，包括大学士万安，她弟弟万贵等等，但我觉得倒也不是她真的有那么好的政治手段，做出这样的布局，她的人能在朝堂上很有地位，一大半的是出于宪宗的爱屋及乌间接的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另一小部分，才是出于她本身希望能有和自己可以站在同一立场的人与朝堂不看好她的官员制衡。

2【这么做更多是出于对宪宗和自己的保护】

一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二是出于对宪宗的保护（当然宪宗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也是默许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万贵妃出身不好，朝中几乎没有后台，加上宪宗独宠与她很多年，在前期的时候，大臣们对她的不满是相当大，只要有大臣发现有空子可钻，就可以在奏折中把责任迁怒与她，而在这中间，最受委屈的其实并非她本人，而一直替她说话的宪宗，为了能让宪宗不用总是为了她要与一边倒的大臣们针锋相对，她势必要有一些在朝堂上能替她说话的人，由此减轻一些宪宗的负担。（只能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人在深宫身不由己，坐在高位上，必须得保存些力量在手上。）

3【她绝非有干预朝政的能力】

可是说她能到干预朝政的地步就有些扯了，她的政治作为最多就是能有几个人在别人对她非议时候说说话，而非身在后宫，执掌前朝，根据各种考量，她本身也应该不是个有玩政治那心思的人。汪直，万安等做的一系列被吐槽的事更多的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官位太高，权利太大，有了钱就飘了，很难说全部是她有意指使。

【明孝宗与万贵妃】（10）

【通过孝宗执行一夫一妻制的这件事做关于万贵妃的推理】

如果万贵妃真的如部分史书上写的恶毒，在宫里到处兴风作浪，残害别人，而宪宗又一直专宠于她，导致很多不好的后果，宪宗的痴情儿子孝宗断然不敢轮到自己的时候，还学父亲一样专宠与一个女人还执行一夫一妻，他势必要反其道而行雨露均沾，不能让一人独宠才能防止他爸后宫里的惨事重演。毕竟他又怎能确定，专宠张皇后，张皇后不会恃宠而骄。（其实后来张皇后也真就因为他老公就她一个老婆，作闹了不少事，外戚干政严重就是一个，其他的请自行查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后来坚定的执行一夫一妻，我相信极大的原因，一是他遗传了他爸爸痴情的基因，二是他从小看到自己父亲钟爱一个女人，尝试过一夫一妻生活，却被前朝后宫非议不断攻击，不断退步妥协。要承受帝王之责任，被逼着多繁衍子嗣，很多事情出于孝顺，不断受母亲周太后安排等等。最惨的是，他从小活在他妈妈是被他父亲最爱的女人害死的流言蜚语里，（是个正常孩子谁愿意总是听到别人说你爸爸不爱你妈妈，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你妈妈出现只是个意外，而那个女人害死了你妈妈这种事），索性自己登基遇到真心喜欢的了就坚定支持一夫一妻，不让步，往后就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自己也无需像父亲一样在各种角力中进退苦恼，不能随自己心愿，加上他和他爸爸比起来，境遇好很多，所以执行一夫一妻起来就没那么多阻碍。（关于这个的种种因素详见文章后半部分）。

【详细的说下孝宗和万贵妃的关系】

其实根据史料推理，他和万贵妃并不是很好，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万贵妃照顾他时候他还很小，他母亲进宫没多久就病亡，并且因为万贵妃太过于受宠，前朝后宫的人几乎没有人都会对万贵妃有好感，孝宗从小自然也听到不少关于万贵妃如何不好的流言蜚语，他母亲都是被万贵妃所害怎样怎样，而且他出生就被自己亲生父亲送出去扶养，只是因为他的亲生父亲怕其最爱的万贵妃知道自己的存在而难过。不仅如此，自己的亲生父亲还因为这个女人对自己亲生母亲不闻不问，所以即使万贵妃对他再好过，他也会心有芥蒂。

只不过反方面看，孝宗上台时候，朝廷里不满万贵妃的大臣，跟孝宗说要他收回万贵妃的谥号，收回所有尊荣，并且严厉惩罚她所有的家人，孝宗以“此事有违先帝遗愿”拒绝了，只是象征意义上罚了万贵妃的弟弟什么的，这足以证明他很明白，以他的身世，他能成功的被立为太子，平安长大并且顺利继位，虽然很大程度来自上天的眷顾，但其中也少不了万贵妃的成全，比如养育他，把他和母亲接进宫里等等。（如果万贵妃能生孩子，那她妈妈永远也不可能被他爸爸临幸生下他，她很清楚自己的母亲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意外”，即使他在不愿意承认，也改变不了人家万贵妃和自己爸爸才是真爱的事实）。他去惩罚万贵妃，第一，他有点恩将仇报，他多少还是要念一点万贵妃对他的一些好。第二，他这么做，如果他父亲在天之灵知道，绝对会对他很失望，并且饶不了他，毕竟那可是他父亲拿命爱了一生的女人。

【关于孝宗实录里孝宗曾有意调查其生母去世之事，被周太后和王皇后拒绝】

很事情不能太流于表面的去理解，他自己想过要查也是应该的，毕竟宫中人人口径不一，他肯定也想知道究竟怎么个事，我估计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关于他小时候被送出去扶养的前因后果和细节应该都不太清楚，但他本身应该没觉得过万贵妃十恶不赦过。鉴于前朝大臣提到，他去查可能也是完全出于对母亲有关的事情的好奇心，不一定是代表真的他有所怀疑万贵妃咋样了，毕竟他父亲给他母亲写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后来他付过很多力量派人去广西查自己母亲的家人什么的，就很好证明了这一点。

他应该是相信万贵妃没做过这些事，查清楚出来大家都有证据可看，宫中也会少一些流言蜚语，毕竟他也不想成天听着万贵妃因为自己父亲对她的专宠是如何害死了自己母亲（这不等于一遍又一遍对他强调，你父亲对你母亲毫无感情的事实吗）。两宫太后阻止他去查，也不一定代表两宫太后真的就是知道是她害的或者啥，他们八成也是出于自己私心，周太后和王皇后没一个对万贵妃有好感的，尤其是周太后，万贵妃在他人心中有负面形象，他们是高兴的，万一查出来万贵妃真是无辜，被流言蜚语污蔑的，那岂不是让她得利了，人都已经不在了，那还不如就让流言这么传着好了，他们也算能为自己赚回一口气。

大点的格局去看，那么大动干戈去查，有失皇家颜面，一个新皇帝去费劲力气找关于自己亲妈的事情，真实的怎么去世都不知道（弄得好像皇宫里阴谋很重一样），无疑是间接给宪宗脸上摸黑，给孝宗自己脸上也摸黑，那还不如就让大家去传是万贵妃明目张胆害死了皇帝生母呢。

最后，她们劝阻了孝宗也是能间接让很多人觉得，“诶真的有可能是万贵妃做的，不然为什么不让查呢，还是能间接黑一次万贵妃”，但与此同时又显得她们很大度，正直，有太后和太皇太后该有的风度，一举两得岂不是更好。

【为什么宪宗无法像他儿子孝宗一样执行一夫一妻制？】（11）

一个很多人的疑问，历史上宪宗的儿子孝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皇帝，既然他那么爱万贵妃，为什么他儿子能一夫一妻，他不能？

这是因为孝宗和张皇后的故事简单多了，也顺利多了，原因如下

1 【孝宗和张皇后年龄相仿】

其实朱见深和万贞儿被当下的朝廷内外以及后世议论最多的就是两个人的年龄差，毕竟万贞儿都和他的亲生母亲周太后同龄了，谁都会觉得这样的组合很诧异，孝宗和张皇后作为同龄人面对的来自他人的非议自然小了很多。

2 【孝宗生母去世的早，所以他一夫一妻基本上没有来自母亲的压力】

宪宗当时专宠万贵妃，其实最大的施压来源，并非朝中那些怕万贵妃年纪大无法生育，耽误继承人的言官，而是他的亲生母亲周太后，周太后私自更改英宗陵墓的事就不说了，都知道她是个很不好对付的女人。那有人可能还会问，孝宗即位置的时候，周太后还在世，为什么宪宗她管，孝宗到她孙子这里就不管了，暂且不说周太后岁数大有没有老糊涂。

这背后其实是有这样的逻辑的，孝宗一夫一妻实在没孩子能让孝宗兄弟们顶替，而对于宪宗，如果宪宗没孩子，她是不可能允许宪宗的其他兄弟，也就是她老公英宗其他儿子顶上的，明代皇帝立太子也好，藩王补位也好，都不是自己随便选的，是严格按照长幼顺序来的，（详情参考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周太后为英宗生过两个儿子，第一个就是长子朱见深，剩下一个人是皇六子朱见泽，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朱见深没有孩子，然后他还没活过周太后英年早逝了的话，要藩王顶替他的皇位第一个人选就是英宗的第二个孩子朱见潾，朱见潾的生母可不是周太后啊，他要是登基了，周太后有在世的话，他能对周太后好吗，肯定追封自己生母亲先啊，也不会听周太后的话的（后来孝宗老婆这个张皇后就是个因为自己儿子无后晚间凄惨的例子，自己儿子朱厚照去世后，因为朱厚照没有孩子，拥立了他的堂弟，同为朱见深孙子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一上台就给自己父母追封，不待见张皇后，导致张皇后晚年很是凄惨）。

也就是说如果朱见深没有孩子，那起码排在朱见深后面的四个藩王都没了，才能在次轮到有周太后血脉的孩子成为皇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周太后肯定说什么，都得要宪宗多给自己生孙子，一是为了保住她自己的位置，二是谁不想有自己血脉的后代当皇帝啊。孝宗这就不一样了，孝宗是周太后的孙子，孝宗的弟弟们也全都是周太后的孙子，不管以后孝宗有没有孩子，就算是他其他弟弟上台（那也都是朱见深，她自己亲儿子的后代），她都是皇帝毋庸置疑的亲祖母，自然她也没那么在乎生孩子的问题了，反正谁当那她都是最尊贵的太后/太皇太后，都是身上带着自己血脉的孩子。再加上自己年龄大了时日无多，和自己儿子儿媳斗了一辈子了，到了孙子大局根本已定，也就随他去了。

3 【张皇后年纪轻，生育基本没问题/宪宗给他留下的政治格局稳定】

张皇后17被立为皇后，没过两年她20岁的时候，也不负众望为孝宗生下了第一个健康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皇帝朱厚照，而后又生过一个皇二子，所以自然而然没人说什么，再加上宪宗留给他的江山算是蛮稳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温和许多，不像宪宗刚上台时候一样，朝纲不稳，得收拾他爹留下的烂摊子，不断得给他爹英宗擦屁股，关注他子嗣问题的人就多了许多。孝宗作为历史唯一的一夫一妻的皇帝也算是替他爸宪宗做到了一生都在期望却一生都没能做到的事，为这段故事补上了一段圆满的后续吧。

【明史并非完全都是瞎写】（12）

除此之外，我从未说过明史里对万贵妃的记载毫无真实性，而是我觉得里面关于残害皇子，飞扬跋扈等是存在虚构的成分，但是关于宪宗如何宠爱万贵妃等其他记载应该是属于真实的，包括明史里因为有对宪宗部分好的评价，毕竟他们也不能明目张胆胡编乱造，这是为什么我用了《胜朝彤史拾遗记》其中的一些部分作为佐证，众所周知，明史很大程度关于宪宗后妃的记载是基于《胜朝彤史拾遗记》的（当然其中黑万贵妃的部分最开始的来源是万历时期的《古山笔尘》），其中原因是，宪宗对他的溺爱，充满于各种前朝记录里，包括文中提到的，当时明代的藩属国，朝鲜的官方史料

《朝鲜成宗实录》里面都有关于万氏荣宠的记录，以及前朝的一大堆官方非官方记载流言，清史官无法捏造改变这一点的，他们也没必要更改这一部分，他们想黑宪宗，显得他昏庸，只需要把全天下都知道的，他不顾一切所爱的这个女人，写成一个干了很多坏事，最好十恶不赦的女人，就能足够达成他们想给添加宪宗一种无脑，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纵容恶女的形象的目的了。

【关于文中用的到史料部分】（12）

关于我文中用到的史料这里我解释一下，反驳正经观点时候基本上我用到的都是官方认证过的正史，包括《宪宗实录》什么的。而明代的《万历获野录》和清代的《胜朝彤史拾遗记》是属于偏个人传记的史料，野史风，所以我用他们佐证的都是万贵妃如何受宠这方面（以防有人说我不够严谨）。其实关于多受宠，这一部分佐证有没有力也没有什么影响，就凭宪宗却对她深情不变二十三年，在她去世后，随她而去这一点，他对她做出任何的宠爱行为都是符合逻辑的。

另外正史也好，野史也好，没有哪个是完全正确的，就好像上面提到《明史》这样的正史记录里面关于万贵妃大量篇幅都是抄的个人编纂的《胜朝彤史拾遗记》的（最早来自于《古山笔尘》）偏野史风格的史料著成的。这样一来谁说的清哪个更严谨正确？自古以来本来对后妃的记载少之又少，在史料收集上更是困难，很多时候也都是很多真真假假内容穿插在一起，这时候就要用常识逻辑来辨别了，所以如果有心读完这篇文，请不要过意被《明史》的官方性固化，对待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其他史料也要抱有更加宽容接纳的心。

【结语】(13)

就凭鸡缸杯背后承载着这样一段帝王之家的凄美爱情，它成为中国瓷器拍卖史上被拍出最高价格的瓷器，实至名归。

世间万物皆有消亡之期，唯有真爱得以流芳百世。

【附加声明】（13）

以上故事，记录，全部由各种历史传记中有关万贵妃的部分总结而出，因为很多原文都是文言文又难懂，我就不把原文都贴上来了，很多梗概我就基本白话写出来，其余的解析等也都基于这些史料推理，并非个人杜撰，写这个的目的也单纯的是想还一位我钟爱的历史人物清白，我不是什么历史学家，做不到绝对的正确，个人能力有限，如有细节不严谨，还请多包涵

我写本文的主旨并非要扭转乾坤，主观的将什么坏人写成好人，好人写成坏人，或者刻意为谁洗白什么，我只是想通过一些现存的史料尽力去通过一定的推理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与她有关的故事，再一个想证明她没有部分史书里写的那样可恶，我无意去将她脸谱化，我一直相信不管在什么时候，人都是会成长与改变的，在她这深宫中生活的一生里，她肯定也是不断在随着周遭的变化不停的改变的，所以单纯的去定义她是好是坏，缺乏公正性。

鉴于我不是史学家，我也没兴趣完全写成死板的学术感，就是单纯的个人见解加推理，并且偏女性向，如果不合你胃口，你可以选择忽视本文。我接受大家各种不同的意见，毕竟每个人的见解观念有差，任何客观的批评我也都会虚心接受，长年以来这位女性人物因为各种原因的丑化，其负面形象已经在不少人心中根深蒂固，对此以我一人之力也很难扭转，所以如果有拒绝接受对自己固有思想有挑战的观点的，可以忽视本文的推理，没有必要过度争论什么。（毕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你就是铁定认为她坏，那不管别人说什么，你都会觉得她坏）。

如果你有任何反对意见，觉得我写的不够严谨，完全颠倒非黑白，并且有意阐明你有不一样的见解，有明确的史料能佐证你的观点，非常欢迎你在评论贴出来，我非常感激并且非常愿意接受。

就本国近代史而言

徐树铮和冯玉祥吧

以前以为徐树铮是北洋第一猛人，民国第一民族英雄，收复外蒙名垂千古

对于冯玉祥则是恨其卑鄙，害我中华英雄，民国吕布

后来才知道1919年外蒙回归【准确来说应该是撤治】其实是外蒙亲华派王公主动要求的，陈毅先生才是促成这一切的幕后英雄，可惜被徐树铮一番蛮力胡搞之后，外蒙全体离心，陈毅的努力化为乌有，在北洋中央的不作为之下，北洋军惨败于白俄，红军和外蒙骑兵之手，之后的博格达汗国也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后来再去了解徐树铮这个人，

才发现徐树铮才是促成张勋复辟的幕后操盘手，之后又怂恿段祺瑞毁法，使得民国法统一分为二，南北分裂公开化

才发现徐树铮骄横自大，连袁世凯都不喜欢他，擅自在奉军司令部枪杀陆建章后，进一步激化北洋内部分裂，即便站在北洋本位的立场上，此人也是有严重过失的

当然，我也不认为徐树铮是千古罪人，外蒙问题上，显然曹锟政府的对驻蒙华军的消极支援和张作霖的欺诈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民国南北分裂其实也是迟早的事，早在军务院成立之时民国就已经分裂一次了，西南军阀和北洋系的争权夺利是很难避免的，北洋内部分裂更不是徐树铮一人所能掌控，袁世凯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压不住了，不过不管再怎么说，徐树铮现在在我眼中已经不再是英雄，而是一个负面人物了。

至于冯玉祥，我现在依然不愿把其视为一个正面人物，但我已经不会轻易的给他扣上民国吕布的帽子，所谓的冯八叛

第一次滦州起义倒满清

第二次护国运动倒袁世凯

第三次武穴停兵倒段祺瑞

第四次北京政变倒吴佩孚

第五次反奉战争倒张作霖

第六次五原誓师倒北洋

第七次国共分裂倒共产党

第八次中原大战倒蒋介石

其中前两次无论怎么看都完全符合历史大义，没得黑

第五次倒张作霖谈不上背叛，他和张作霖从来不是上下级关系，只是合作关系，只是军阀之间常见的合纵连横

第六次倒北洋更是栽赃陷害，明明是张作霖不满冯玉祥在京势力，联合恨冯入骨的吴佩孚共同进攻国民军在先，冯玉祥被迫还击在后，怎能说是冯玉祥背叛？冯玉祥在此之前还曾通电表示愿意回归直系拥戴吴佩孚重新出山，只是吴佩孚不领这个情了。

第七次倒共产党也不准确，当时他和共产党只是合作关系，而且是冯为主，共党为次。

冯玉祥比较招黑的是第三次，第四次和第八次背叛，其中尤以第四次背叛恩主曹锟，发动北京政变断绝北洋民国法统，更是遭到猛烈抨击，但也要看到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是完成了辛亥革命未尽的事业，是对张勋复辟迟来的正义，这符合大义，还是要予以充分肯定。当然，他之后拥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废弃约法断绝法统还是要予以严厉谴责。应该说冯玉祥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没现在骂的这么不堪，至于枪杀徐树铮本就是对方有错在先，为姑父报仇也并无不可。

另外，我觉得国粉因为冯叛蒋而大骂冯玉祥更是可笑，冯玉祥反蒋不假，可人家冯玉祥在辛亥革命里反清，在护国战争里反袁，在护法运动里反段祺瑞，在直奉战争里暗通反直三角同盟【孙文张作霖卢永祥】反曹锟，之后更是电邀孙文北上，哪一样不是有利于当时的国民党？甚至可以说正是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才使得之后的北洋政府法统毁灭，合法性备受质疑，甚至不被列强正式承认，这是让国军的北伐能势如破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冯玉祥也许对不起蒋介石，但绝对对得起孙文。

至于本国近现代史其他的人物，本人小时候就比较热爱历史，像一些现在在网上热炒的史料我一般很早就知道，像《走向共和》这样的电视剧对我基本没有什么很大的冲击，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形象反转，只有冯玉祥和徐树铮这一对生死冤家，我是近二年才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看法。

石达开

小的时候学历史，只知道他全军覆没在大渡河，而且蒋介石又说“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把他当作一个反面典型来嘲讽，我就一直觉得这人是一个铁废物——这样一个全军覆没在大渡河的失败者，又能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后来又听营销号忽悠，说石达开是给幼子摆生日宴，大闹三天，三天后河水暴涨，贻误了渡河时机结果导致全军覆没，于是对这人的轻视便又多了几分。

再到后来看了许多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什么长毛、太平贼，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感觉这不就是一群“聚是一坨屎，散是满天稀”的流寇吗？搞不懂为什么会在历史书上大写特写。

到了后来，多读了一些史料，经历了那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过程以后，我发现真正的历史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石达开抵达大渡河后马上就开始着手准备渡河，一刻钟都没有耽搁，唐炯的《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薛福成的《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赖执中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文》等史料都可以相互佐证。

其次，后来红军长征时路过彝族区，把刘伯承引荐给小叶丹的陈志喜，便是当年石达开的部下陈敬斋的儿子，正是在太平军后人的帮助下，刘伯承才得以与彝民领袖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获得彝民的支持，顺利过境。石达开就义后，很多彝民不愿相信这个残酷的真相，他们编织出石达开从大渡河脱身后在当地修炼，最后羽化升仙的传说，作以精神上的寄托，当地人还把石达开奉为神明，说他是佛家维摩德的化身，立像膜拜，祈求保佑地方安泰。

最后，若没有石达开，太平天国将会是这样一副面貌：

一、攻克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无一例外的腐化，广纳嫔妃，大兴土木。

二、天京事变时，太平天国领导层无一例外的刀兵相向，自相残杀。

三、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将会灭亡，太平天国运动持续的时间将会是五年，而非现在的十四年，也很难称之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场反清运动”。

四、太平天国在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被曾国藩的湘军，尤其是湘军水师压制。

五、太平天国将从未进行过基层建设，仍未能脱离封建社会中“流寇”的组织形式。

六、太平天国运动的势力范围仅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而非“十八省”。

这么说吧，如果学术界要一定拿出一个人，用来代表太平天国的精神，那最完美的形象就是石达开。

洪秀全？东王北王？定都天京后毁民居大兴土木，抢民女广纳嫔妃，天父杀天兄那档子事，确实太掉价了，没得洗。

南王西王？又缺席于中后期。李秀成陈玉成？那从金田起义一路打到天京这一段风雷震动的历史该怎么算？

洪仁玕等人？和真正的统兵大将们比起来，又缺乏太平天国那种四方征战的气魄。

唯一能称为太平天国之光的，只有翼王，石达开。

太平天国所有的高光时刻，都有他的身影。

太平天国所有的龌龊事，只有他都没干过。

还是唯二的贯穿了整个十四年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另一个是洪秀全。

无论是打开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对其他诸王的介绍，多是姓甚名谁，生卒年，从哪来，做了什么事云云，只有在石达开这里，“太平天国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近代中国军事家、政治家、武学家”、“民族英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有关他的民间传说、歌谣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等不寻常描述满目皆是。查询各类史料，也更是难寻此人的半分龌龊之处，端的是一条光明磊落的好汉。

这是他的传奇一生：

十三岁，“凛然如成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因急公好义，常为人排难解纷，年未弱冠即被尊称为“石相公”。

十六岁，被访出山。

十九岁，统帅千军。

二十岁，封王。

二十一岁，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

二十二岁，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时人号之“石敢当”。

人家封王的年纪，我还在努力干饭。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定都之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等诸王广选美女，纳嫔妃，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张继庚《上向帅书六》记：“至黄金在典金官，查帐伪东府有一万余两，伪天府有七千余两，伪北府有一千余两。其余大小伪衙藏银尚属不少，各王府至大小官衙皆有藏银，伪翼府未有藏金。”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每次逼选民女献东贼与翼贼，翼贼辄辞而不受”，天王府“居制君府毁民居，拓益其巢穴，为号王府，周围几及十里”，东王府“亦毁民居拓益之”，北王府“毁民居尚少”，翼王府“未毁民居”。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施行男女分馆制度，即男女之间不能随意见面和约会，更不准相恋，男女之间的正常性生活也被禁止，违者皆处以极刑，连夫妻也不例外。但诸王享有特权，不受分馆制度约束。定都天京后，这种军事制度被强行推广至民间，引起民众强烈不满。而石达开从未强迫民众男女分馆，对天京方面三令五申的分馆制度也不置可否，对待被举报者也不曾追究，从不按照天国律法处以极刑，石达开对男女分馆的拒不执行态度成为天国日后废除这一制度的重要诱因。

而且，根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记载：

翼王府内的妇女“皆时常骑马出入”，行动自由，与男性官员无异。

此外，石达开还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尝试进行基层根据地建设的人。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首度节制西征，他先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新任安徽巡抚、曾击毙了七千岁南王冯云山的湘军名将江忠源投水自尽。

过去，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达开打破了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石达开到安徽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材，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

1854年初，石达开在安徽民众的赞颂声中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因此放弃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被称为“安庆易制”，这极大的弥补了《天朝田亩制度》中的不足之处：

“《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颇具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色彩，但这种分配方式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觉悟完全不匹配；当不劳而获被合法化后，人民便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所有人都倾向于坐等国家分配钱粮。这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纯消费型的经济政策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极大的伤害：定都天京后不出一年，天京存粮告罄，居民只能以稀粥果腹；而控制区田地荒芜，无粮可征，各地士绅百姓怨声载道，甚至出现暴动骚乱事件。物资的匮乏同样影响军队的建设和后勤保障，太平军在各战场均陷入失利状态，形势一度危急。

在石达开在安徽进行根据地建设及对土改政策进行改良试点以后，情况逐渐好转，石达开的“安庆易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着佃交粮”，即直接以“按亩输钱米”的方式向佃农收取钱粮，这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极大改良，由于缺少地主这一中间环节的剥削，农民上缴国家的钱粮要远低于地主收租，国家从农民那里收取的钱粮却比地主缴纳给国家的更多。

“着佃交粮”的施行使得太平天国的钱粮收入不减反增，农民的负担又更轻，农民对此政策极为拥护，以至于在太平天国失败时，竟出现“其效死不去者皆乡人”，这里的“乡人”正是贫苦农民，也就是“着佃交粮”政策的受惠者。“安庆易制”后，安徽成为太平天国的后方基地，从1853年8月石达开安庆抚民至1862年9月安庆失守，皖省一直是补给天京最重要的后勤来源，同时也是太平军进军湘鄂赣等地的重要跳板。”

在徐川一教授的《石达开与太平天国安徽建省》，鲁尧贤教授的《太平天国安徽根据地建设》和王建华教授的《石达开“安庆易制”评议》中，甚至将石达开的“安庆易制”描述成“太平天国版的新经济政策”。

以上这些举措，《癸好三年翼王石达开给贵池训逾》《癸好三年殿右捌指挥杨给繁昌人民札谕》《甲寅四年顶天侯秦日纲札谕》都能查询到，此外根据《潜山县志》《太湖县志》中的记载：

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乡里之有声望音为乡官。缉盗贼，严军旅，使各安其业。更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租税，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

除去改制和抚民以外，石达开在军事上也一直成果不断，譬如我们历史教科书中提到过的“太平军逼得曾国藩一度投水自尽”，就是石达开干的。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石达开看出两军最大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逼九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

陆战水战皆无人出其右。

同年秋天，石达开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由于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求才若渴，江西民众争相拥戴，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曾国藩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曾国藩：“遂靡然以为天覆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助贼”。“读圣贤书，身列胶庠，为上舍生，或冒职衔，或居仕籍，悍然从贼，冠贼冠，服贼服。”

左宗棠：“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

1856年3月，石达开又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至此湘军全线溃败，可战之兵被围歼殆尽，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指挥部陷入石达开部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被全部切断，无法求援，曾国藩第二次陷入绝境。然而石达开适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曾国藩再次逃过一劫。

而另一边，被调回天京参与解围的石达开大破江南大营，一举解除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并迫使统帅湖南提督、陕西固原提督、广西提督、钦差大臣向荣在营帐内自尽身亡。

天京之围被解除后，太平天国政权步入稳定，领导层内傲慢享乐思想逐渐滋生，内部矛盾也逐渐显现，在仅仅攻破江南大营一个月后，便爆发了天京事变。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恃才自傲，跋扈无道，与天王洪秀全、北王韦昌辉冲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把杨秀清灭族，杨秀清上万部属惨遭株连，石达开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后赶回阻止，但为时已晚。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意图予以加害，石达开率部逃出天京，韦昌辉于是将其京中家人与部属全部屠戮。

在史学界，关于天京内讧的起因有逼封万岁说（包括无诏擅杀说）、告密说（包括陷害说）、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自居万岁说五种说法。但五种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只有翼王石达开未参与袭杀东王杨秀清的密谋。

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曾因秉公执法，不肯曲循杨秀清的同庚叔私意，结果反被杨秀清重杖三百，革去侯爵，降为伍卒。不同于洪秀全杨秀清等诸王乱封无才无能的亲戚朋党加官晋爵，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是凭借自身过硬的军事和政治功绩升为侯爵的，在南王冯云山被捕时，黄玉昆就想出了“科炭”筹款的办法，积聚起一笔大款救下冯云山，后来进攻长沙时独领一队，赏罚严明，与战士同甘苦，所以能得众力，每战常胜，11月19日，太平军进到武昌，黄玉昆这一支部队第二天就攻下了汉阳，自金田起义后的法令也多由黄玉昆制定，建都天京后，盘踞在孝陵卫的清军残部烧杀抢掠，试图破坏天京局势，被黄玉昆迅速镇压，维护了天京的稳定。所以当黄玉昆秉公执法却被东王杨秀清责罚时，引起众人一片哗然。而当天王洪秀全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铲除东王时，石达开却顾虑到这样会损伤太平天国的内部力量而拒绝，其心胸可见一斑。

逃出天京后，石达开在安徽上书天王，请杀韦昌辉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成为太平天国内除洪秀全外资历与才能的最高者，他奉洪秀全的诏令回京辅政，天京城内万民欢呼，百官欣悦。

在石达开回京后，太平天国合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担任首辅，并被众人改“翼王”为“义王”。而石达开则认为“义”乃古今最高之字，自己不敢僭越，拒辞不受。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

陈玉成的亲叔父陈承镕在天京事变时曾随韦昌辉杀杨秀清，逼走石达开，诛杀石达开满门，然而事后洪秀全诛杀陈承镕时，陈玉成却被石达开保护下来。

韦俊是屠杀了石达开全家的北王韦昌辉的亲弟弟，但他未参与天京事变，洪秀全诛杀韦昌辉时害怕被牵连，率军逃到江西，后来也被石达开保护下来，成为石达开的部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隐居安徽芜湖，是太平天国为数不多幸存的猛将。后来甘愿追随石达开一起被凌迟处死的韦普成，也是韦昌辉的族弟。

在石达开的保护和举荐下，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韦俊、韦普成等后起之秀纷纷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

天京事变爆发后，天国的中枢脊梁被毁，指挥系统基本瘫痪。在西线战场上，被太平军打散的湘军败兵趁太平军主力撤离及人心涣散之际，重整旗鼓，纠合鄂湘赣粤四省人力物力，扩充军备，并重整水师，招募兵勇；从湖南、湖北、江西向太平军发动全面反扑，湘军攻克武昌，兵锋再次指向九江。东线战场上，张国梁等江南大营的残余力量借机死灰复燃，清军重组江南江北大营，不但堵死太平军东出苏常的通道，而且再次围困天京，直接威胁天国中枢。

在武昌失守，九江、天京告急的情况下，石达开大力起用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人。在东线坚守句容、溧水等地，防止江南大营继续向天京逼近；在西线坚守九江湖口一线，掌控长江下游水道；西南方向的江西战场坚守抚州、瑞州、吉安等重要据点，阻止湘军对江西根据地的蚕食；鄂皖一线太平军采取攻势。整个战场在石达开的运筹指挥下，太平军在东线，西线及西南线几乎取得全胜，击退了清军多次反扑，稳固了后方根据地，确保了膏腴之地持续向天京输送钱粮税赋；西北线的鄂皖战场，太平军接连反攻，连克野、六安、霍邱等安徽重镇，从1856年底开始石达开担任首辅，到1857年5月离开天京，主政仅半年的时间，太平天国不但解除了天京事变以后被围困的被动局面，反而由安徽突入鄂东，将战线推至黄梅、广济、蕲州一带，兵锋直指武昌。

再然后，就是被逼离京。

天京辅政后，石达开威望达到顶峰，此时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虽迫于民意命他提理朝政，却一直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和实权，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并且将自己毫无才能的两个兄长洪仁发、洪仁达封王，对石达开百般牵制，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

《清史稿》：“（洪秀全）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

《李秀成自述》：“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洪秀全）有不乐之心”。

《李忠武公遗书》：“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华北捷报》第527期《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他（石达开）本人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不过真圣主似乎在某些宗教观点上与他意见各异”。

石达开《五言告示》：“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据史式的《五言告示初稿、改稿考》考证，这句话出自《五言告示》的初稿，在修改后的定稿中石达开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删去了这句话。

为免再次爆发内讧，损伤太平天国力量，石达开选择主动离开天京，前往安庆，大批将士追随石达开而去，石达开为了大局着想，遣回了大部分军队，让他们各自回防原来的驻地，但是仍有不少将士拒绝石达开的命令，坚决追随他。

（石达开）劝令皆散去……其党皆不肯，仍从石逆在安庆。——《李忠武公遗书》

再然后，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后巅峰时期，以天京为根据地的作战，并将势力一度扩大到福建等地。

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再次请石达开回天京，石达开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

此后，石达开自率兵马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次年，又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

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强行命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后方，协同作战的杨辅清又被洪秀全命令从福建撤军，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

1859年秋，石达开率太平军数万人进入广西，因石达开不愿听从部将们自立一国的请求，以及无法满足部下对高官厚禄的期许，一些部下产生去意，适逢英王陈玉成致书石达开，邀其攻打湖南，配合安庆解围，石达开遂因势利导，于1860年命童容海、彭大顺等将率五六万有意离去的部众攻打湖南，回应陈玉成所请，这成为人数最多的一支脱离石达开的部队，另有一些部队因内讧、退路被切断等原因脱离石达开。这些部队脱离石达开后，有些成功通过清军控制区返回天京一带会合太平军本部，有些则在半途被清军打散，并有多名将领死于内讧。其中，彭大顺在途中战死，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等与部队约五万人在1861年到达江西与忠王李秀成部会合。

最后是远征川黔滇，英雄末路。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四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离谱的是，很多人都认为石达开西征远走之后，是被清军追着打，然而根据当时的史料显示，石达开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占领一个地方，所谓的围剿石达开的清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北华捷报》第519期《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广西现今已在太平军手里，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而这个省实际上也已在他掌握中。”

此外根据石达开转战川滇黔时写的诗作，风格大气磅礴，很难让人想象他是遭遇了挫折，譬如攻入广西时作诗：

《广西白龙洞题壁诗》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多说两句，该诗属于典型的五言格律诗，五言格律的平仄要求严格，除了押韵的基本要求外，每句之中的平仄变换也有相当严格的限制。这首诗是即兴的作品，而且还是限韵，信笔挥毫间，完全符合五言格律的平仄要求，这十分考验作者的文字功底。五言格律只要求第二联和第三联对仗，石达开这首诗不但遵守五言格律的平仄规则，而且做到了四联完全对仗，如此工整的诗作是极为罕见的。

太平天国建立后，文化建设上倡导文以致用，提倡朴素的文风，便于理解和流传；开科设式也废除了八股文，重文章内容而轻于形式。此诗就是在该背景下创作的，石达开并没有刻意雕砌，卖弄文采，这首诗文词浅白，内容易懂，这也被称作太平天国时期文风的代表作。

1862年，石达开大军经过贵州黔西、大定一带时，由于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受到当地苗族的热烈欢迎，他们将用黄豆，毛稗，高粱，小米，包谷和谷子酿贮，埋藏地下多年的美酒取出赠予太平军将士畅饮，这是苗民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而石达开也再次欣然作诗：

《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
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由于石达开文风磅礴，人格魅力又极高，有许多人都假托石达开之名作诗，其中包括且不限于：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皆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愦愦，欲凭赤手拯元元。
十年揽悲如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犹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曾摘芹香入泮宫，更探桂蕊趁秋风。
少年落拓云中鹤，尘迹飘零雪里鸿。

1863年5月，太平军一路西征北伐到达大渡河，此时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立即多备船筏，准备渡河，但当晚突然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

得知石达开部被突如其来的大暴雨挡在大渡河对岸，围剿石达开两年之久的清军昼夜狂奔，动员周边一切军事力量，甚至不惜违背清朝军制，终于达成了合围。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赖文光(注：应为赖裕新，后同)已掩至，桂字营败（于石达开），赖文光走越巂，间道出工州，昼夜狂奔，绕川西走川北入陕，诸军相率尾追，时琴邬黄丈在幕府，阅宁远报石大开至紫大地，言于骆公急檄唐友耕振武军备大渡河。友耕尚驻工州，他军远不及也。

薛福成《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

“石达开至大渡河，游骑数百人已济，招还，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是夜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而振武军前队始驰至对岸。”

三日后，清军陆续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暴涨的洪流所阻，在清军的重重围剿下又多次抢渡不成，向清军土司王应元重金买路也遭拒，终于陷入绝境：“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痢流行，死亡枕籍。阅时一月，而军心屹然不动”，当地人慨叹“其得士心如此，岂田横之客所可同日而语哉”。

为求生擒石达开，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谈判，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行，石达开被押往成都，清军未遵守承诺，两千官兵被屠杀。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与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着天国衣冠，在成都公堂受审，举止沉着，陈词慷慨，“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词色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从容赴死时，年仅三十二岁。

直到最后他甘受凌迟不发一言，只为能保全部下。

他生前用兵神出鬼没，死后仍令对手心有余悸，在他身后数十年中都不断有人打着他的旗号从事反清运动，1864年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失败，但直到1872年，依旧有石达开的余部在坚持抗清。

曾国藩：“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

左宗棠：“石逆狡悍着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

骆秉章：“石逆凶悍诡诈，冠于诸贼。”

李秀成：“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其谋略甚深”。

陈玉成：“（诸王）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

美国传教士麦高文：“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人——勇敢无畏，正直耿介，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皮埃尔·特拉鲁。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颇不友好的《金陵庶谈》作者也承认这一点。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历险经过的外国水手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威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的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义王”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性格。”

湘军军宴时的无名贡生：“（石达开）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周洵《蜀海丛谈》：“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只见石（达开）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

陈澹然《江表忠略》：“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

苗族歌谣：“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心欢畅，从今耕田齐落力，为保太平把兵当。”

瑶族歌谣：“翼王常对百姓讲，此番举动不为财。为民除掉心头恨，造就太平免悲哀。”

1981年纪念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纵览历史来看，石达开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

1987年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纪要——对石达开的评价问题：“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一位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与政治家，除此之外，他自身也富于极高的人格魅力，奋斗精神也很能激励后人。”

近年来，很多人喜欢为晚清地主阶级的李鸿章曾国藩翻案，反而污化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宰相合肥天下瘦”“曾剃头”，有没有想过这些称号的背后究竟埋藏了多少人的血泪？

“清军入城（安庆）后，滥肆屠戮，男女老少和平居民，尽被戕害，他们的被剁碎的尸体，漂浮在扬子江中，顺流而下。我曾亲眼目睹被这批残暴的恶鬼乱砍成数块的尸体，成百上千地挤满江中，当时两艘在江上航行的江轮“总督号”和“迦太基号”为之阻塞，难以前进。”——[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279页

“男子髫龄以上皆死，各伪官眷属妇女自尽者数十人，余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之物皆毁之。”——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曾国藩天京屠城

反倒是很多人瞧不上的泥腿子：

“石王（石达开）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

“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邹树荣纪事诗

别的不说，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刻着太平天国运动，却找不到曾李之流，要真想污名化这场浩大的运动，那就先把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关于它的部分抠去。

石达开作为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也确实带有他的阶级局限性，他那未贯彻到底的根据地建设，仍带有农民阶级色彩的组织形式，甚至一些战略眼光和决定，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等人相比，也都有不足之处，直到最后一路西征，自己负责所有军需粮草、后勤组织、兵员补充、战术制定等工作，逐渐力不从心，最终在清军的重重围困下，于大渡河畔失败。

但尽管如此，西征途中的石达开部队依旧是秋毫无犯，军纪严明，直到最后全军覆没在大渡河，仍然是

“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痢流行，死亡枕籍。阅时一月，而军心屹然不动”，当地人慨叹“其得士心如此，岂田横之客所可同日而语哉”！

有人说，石达开就是少了遵义会议，少了四渡赤水的红军，我觉得说的不无道理。

他的东征西讨，赫赫战功，他的高洁品格，凛然正气，慷慨赴凌迟之死不发一言，为当时那个行将就木的封建社会，写下了最好的绝笔。

乌江逢项羽，麦城遇关公。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的最后一位英雄。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吗？

失败了。

真失败了吗？

吾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领导者毛泽东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没什么好遗憾的，革命火种永不灭，民族复兴这种事，向来不是冲刺跑，而是接力赛。

观音菩萨，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女人。

王母娘娘，我一直以为她是玉皇大帝的老婆。

都让开，让我来！必须是庞太师啊！

童年阴影《少年包青天》里通敌卖国、结党营私的大反派，以及三侠五义里的一起组团打BOSS的终极大怪。

然而！！！

人家是忠臣啊！！！而且是大大的忠臣啊！！！委屈╥﹏╥...

庞太师，原名庞籍，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菏泽市成武县）人。任黄州司理参军时，深得知州夏竦的赞许，认为庞籍极具宰相之才，他日必成大器。不久庞籍又先后升任为江州军事判官，开封府司法参军，刑部详复官，群牧判官，大理寺丞，殿中侍御史，累迁至枢密副使，枢密使等。

宋仁宗刚即位时，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庞籍时任殿中侍御史，认为不妥，力主仁宗亲政，并当众烧掉支持垂帘制度的《内东门议制》。

人家根本就不是和太后一伙控制小皇帝的人好伐<(－︿－)>

仁宗亲政后，庞籍即向仁宗上奏，建议皇帝用人应辨邪正，防止朋党，按照公论和政绩提拔晋升官吏。他的行为得到了朝野的肯定，被誉称为“天子御史”。

多么正直的骚年o(≧v≦)o~~

庞籍任开封府判官时，仁宗宠爱尚美人，尚美人常派内侍到开封府传达旨意，干预政事，庞籍认为美人派内侍到官府宣喻旨意是后宫干政的行为，因此严加拒绝，传令将宣喻旨意的内侍予以痛打，并明令：“今后如再有后宫传命，不要接受。”作为一个开封府的判官，敢与皇帝的爱妃对抗，足见庞籍的凛然正气和不畏权贵的作风。

如此耿直的boy！！！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被黑成这样┑(￣Д ￣)┍

浑州西北的桥子谷，是西夏进攻北宋的必经之地。庞籍特选善于骑射，董军事、有谋略的部将狄青在桥子谷旁筑寨驻兵。为解决数万士兵军用物资问题，庞籍招募百姓就地耕种，以供军粮，并以寨为基地，逐渐收复了被西夏攻占的其它城堡，扭转了战争局势。不久，元昊派人前来谈判，庞籍认为：“这是西夏的奸计，不可大意。”并下令屯兵青涧城以防元昊袭击，后西夏大兵果然直迫宋境，见宋军防备严密，难讨便宜，才撤兵退去。元昊与庞籍较量多年，最后，不得不向宋朝称臣。

有勇有谋有大义，男神啊！！！！！说他通敌卖国的什么仇什么怨！！！

庞籍后被册封为“颍国公”，以太子太保退休。去世后，仁宗赠他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田园贫宰相图史旧书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忠心耿耿大臣会被黑成这样。留得生前身后名，古人重视名节，所以严重怀疑石玉昆和他有没有私仇。

另外，庞籍还是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司马光、狄青等人的恩师。

以上。

最后，推送一本庆历年间，六部未来的花朵们人手一本的话本。

看完记得点赞哦～

我党。

对！就是这个党！

以前不懂，跟着瞎闹瞎黑。读了点书明白，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并且夺取全国政权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的不容易。

建国后近70年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很伟大！

虽然我目前不是党员。

手动分割线！

答主没有对我党下价值评价或好或坏，只是单纯的表明答主以前对党有误解，现在渐渐能理解和尊重。

话说有什么好的党史读本推荐吗？最近一直在找这类书。

唐宋八大家

我一直以为他们八位

或远观遥看白雪做飞花（韩愈）

或静坐孤舟独钓寒江雪（柳宗元）

或沾沾自得笑李渤之陋（苏轼）

或高高在上而论弊在赂秦（苏洵）

或昂首笑谈七十馀年真一梦（苏辙）

或悠然自得卧听随船白浪声（曾巩）

或兴而赞叹残霞夕照西湖好（欧阳修）

或笑谈春风又绿了那江南岸（王安石）

与君促膝长谈，对坐饮酒，赏千里雪飘，游万里河山。

我以为此八人是文采飞扬，闲情逸致，抚琴饮酒的艺术家。

其实他们都是忧国忧民，位高权重，勾心斗角的政治家。

韩愈官至礼部侍郎，追赠礼部尚书，并从祀孔庙。翻译过来就是生前官至外交部副部长加教育部副部长，死后追赠部长职位。

柳宗元官至礼部员外郎，经一系列革新失败，最终被贬至柳州刺史。翻译过来就是外交部教育部副司长，派系斗争失败后被贬值一地级市当市长。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辗转各地任知州，后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翻译过来就是早年受排挤，辗转各地级市任市长，发达后（派系斗争胜利后），任主席私人秘书，中央办公厅主任。

苏洵官职较小，仅任秘书省校书郎，但其时论文章朝野皆拜读。翻译过来就是靠写针砭时弊的论文当上了国家图书馆馆长。

苏辙官至尚书右丞，就是国务院副总理。

曾巩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后外放越州通判，后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翻译过来就是市检察长，后贬为副市长，最后因史学才能被委任负责掌修国史，掌修实录、记载皇帝言行。

欧阳修为官42载，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翻译过来就是欧阳修一生仕途，官至军委副主席（已更正）。

王安石官拜宰相，封荆国公。实实在在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谢

@塞申斯

提醒）

你以为唐宋八大家是这样的：

其实他们是这样的：

请随意转，不用问。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韩丁在《深翻》中文版出版时重新作了一篇序，内容不做评价，但字里行间明显体现出力透纸背的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误解和为自己后知后觉的懊恼。

当然是曾国藩，本来我们整个历史班里还以为它是什么好东西。

作者：范文澜

满清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上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地方政权----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总之，满员掌握军政大权。例如鸦片战争时，首席军机大臣是穆彰阿，沿海各省，直隶总督琦善、山东巡抚托浑布、两江总督伊里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闽浙总督（驻福州）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林则徐，就中除林邓二人外，全是满员。带兵大员奕山、奕经，议和大员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满员。这些满员都是昏聩贪污，对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爱护的心理，而如林则徐、邓廷桢这样的汉员，又为满员所压迫嫉视，不但没有决定的权力，而且还要加以误国病民的罪名，充军到新疆去[1] 。

但是，这种情形，到曾国藩时代起了一个变化。

太平军起义，人民响应，声势蓬勃，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咸丰帝首先向程朱道学求救，令儒臣献上朱熹《大学讲义》，又编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他亲自到孔庙行礼，召集满汉百官听他讲《中庸》致中和一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尚书》四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从这些讲题看来，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无“德”“惠”了。但空谈是无补的，他转向奴才们求助，大骂群臣道：“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又说：“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样痛骂，还是无济的。他再向士子们讨好，斩舞弊主考柏俊*（蒙族大学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场积弊极深，并不能“为士林维持风气”。他灰心失望，索性懒管政务，专玩女色，宠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阅奏章，嬖臣肃顺替他找美女，同时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热河发病死了。

曾国藩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肃顺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肃顺公开宣称：“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有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武昌，咸丰帝得报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汉军机祁俊藻献媚道：“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被他提醒，从此他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和春（兼统江南江北两大营）等这些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以及盗魁张国栋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满清王朝。曾国藩这时候还能够掌握一部分兵权，这就全靠肃顺的竭力保荐。一八六O年，即咸丰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张国栋被李秀成击溃，满军军势大衰，只得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挽危局。咸丰帝死后，西太后亲自执政，她马上改变政策，给曾国藩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让他充分发挥汉奸作用。

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满清皇帝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一个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国荃、曾国华带兵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在家乡依势横行，无恶不作，谁要是不合他们的意，就被加上会党的罪名，送到县里，教县官立即执行死刑，不许释放或监禁。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县里设立码头，照例杀猪祭神，曾家父子以为不够虔诚，杀十六个人代猪，表示敬意。曾国藩在这一家人里尤为特出，因为他不仅凶恶超人，而且还善于讲道德仁义来掩护超人的凶恶。他在道光十八年应科举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从满人倭仁、湖南人唐鉴讲习程朱道学，又被与乾隆时和绅*并称满清二大奸相的另一个道学老师穆彰阿认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别快。曾国藩既然一开始就是穆彰阿的门生私党，又是号称理学大师倭仁（官至首席大学士，为西太后所尊重）的讲学后辈，故与满洲贵族有亲密的关系；他的前辈唐鉴在湖南声望也很高，学徒众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资格；这些对他后来的“飞黄腾达”，都是有力的条件。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经学家）当面责备他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曾国藩说，“我生平以诚自信”，专标一个诚字来用人、办事；左宗棠与他因派别冲突，结成深仇，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揭穿他。事实上虚伪和残忍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这两方面正是曾国藩这个反动派代表者的特点。没有虚伪就不能表现他反对革命的真诚。

当时的满清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代为隐讳的。连曾国藩这样一个“诚实”走狗也不能不承认：满清钱粮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于盗贼；“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咸丰元年《备陈民间疾苦疏》）；“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道光三十年《应诏陈言疏》）。这样恶贯满盈的政府，人民还不该革命自救么？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死在战争中），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满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曾国藩深研程朱理学，熟悉清朝政制，当京官时已显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革命力量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自称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活动与满清这一时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从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为下列四个阶段：（一）办团练；（二）与太平军相持；（三）战胜太平军；（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时反动派内部各种分裂表面化。

一办团练（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军在广西永安时不超过一万人（上帝会员，老兄弟）入湖南后，因湖南天地会员的加入，人数大增，天地会首领洪大全，曾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惨死后，天地会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响本地会党起事。他们股小而多，力量微弱，这就给当地官绅办团练来对付他们的机会。

团练一方面保护地主官绅的财产，一方面也使他们藉以鱼肉乡民，敛财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暂时武装，没有出县作战的意图，更说不到出省作战。从保甲团练以至编成正式军队，转战全国，这是由于当时满洲反革命军队的腐败无能，而一切反革命派----从满清皇帝到各种大小汉奸----却都要求有一个反革命劲旅来和太平天国作战所促成的。曾国藩所以能够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反革命活动，就正因为湖南当时是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冲突的要冲；同时他与满人关系亲密，善讲满清统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学，有坚决反革命的决心和手腕，这几个条件也帮助了他。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曾国藩丧母在家，咸丰帝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任务只是“搜查土匪”。一八五三年二月（咸丰三年正月），他到长沙办事，首先区别了团与练。他所说的团就是保甲，选择所谓“公正绅士”（事实上是最凶恶的绅士）当团绅，在本地清查户口，捕捉“匪人”（主要是当时的革命分子）；他所说的练则是训练乡兵，集中县城，随时出动镇压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办团，不重在办练，凡是绅士族长来请办团，就发给乡团执照、族团执照，使有约束乡、族，放手办事的权力。办练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数不求多（约四五十人），更不求各县都练。实际上却是授权反革命绅士普遍办团，自己在省城募勇办练，不让地方官绅办练敛钱，既免分他的兵权，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说他办的是官勇不是团丁，足见他开始就有以官勇（临时招募）代官兵（绿营兵）出省作战的野心，不过形式上采取所谓保乡自卫，藉以减轻、避免各方面的阻碍（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视、排斥，邻省的求援，咸丰帝的严令出战，新兵的不愿离乡土）并藉以实现他的训练不完成，准备不充分，决不出省境的主张。

曾国藩办团的方针是大张绅权，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处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像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丰帝大加褒奖，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巡抚们也就不敢公然对立了。这样，曾国藩成为湖南土豪劣绅的首领，同时也得排除某些阻碍，进一步完成他的办练计划。

曾国藩办练的方针是封建团结。练勇与将领全用湘乡人(湘军、湘勇由此得名)。练勇招募落后的农民充当以便制驭。将领选取至亲、密友，以及秀才、童生，这些人多是罗泽南(与曾国藩同学，也讲程朱道学)的学徒，平时讲究所谓“忠诚”，声称愿为保卫“圣道”“伦常”而死战。事实上他们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富贵，曾国藩也不愿意罗泽南势力独盛，采用收门生的方式，使罗氏学徒争着拜曾氏做老师。湘军人将王珍(即王鑫)不服，说“我的老师只有罗山(泽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终被排去，其旧部后来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军。曾国藩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牛四种关系团结湘军，造成私人军队谁招募、服从谁的作风，同时又奉他为唯一的独裁领袖。在左系湘军成立以前，整个湘军只服从曾统领一人，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各个营独立，彼此不相统属，除服从曾国藩，不受其他仟何人节制。近代车阀军队从曾国藩湘军开始，李鸿章淮军、袁世凯北洋军等等军阀军队一直继承着。并且愈演愈烈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军队。

太平军占领土地在长江沿岸，非水师不能决胜负。因此曾国藩用更多的力量筹办长江水师，大造船舰，尤其重视洋炮，要求咸丰帝向广州购买千余尊，装备战船，洋炮不到，决不出战。他崇拜洋炮，赞美备至，认为战胜的决定因素。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丰四年二月），湘军水陆两军组织完成，大举出战。陆军五百人为一大营，非湘乡人营官所统乡勇称小营，附属于湘军各大营。陆军凡十三营，五千余人。水师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营，五千人。官员、练勇、工匠、夫役水陆共一万七千人。湘军将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学作基本的封建主义的武装，在军事上有相当周密的准备，在湖南后方有豪绅地主的拥护，算是当时有力的反革命军队。

湘军出境，曾国藩请求咸丰帝发给他空白执照四千张，内捐虚衔执照、捐监生执照各一半，派专人在湖南（湘军根据地）、江西（湘军进攻的目标）、四川（湘军饷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规模开捐，筹饷是目的之一，主要还在让那些缺乏社会地位的反动分子取得绅士资格，在本地办团。他的主意是“以绅辅官，以民杀贼，庶可佐兵力之不足”。（《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摺》）

曾国藩反革命事业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于争取满洲皇族的信任。他办团设“发审局”，杀人如麻，负责局员二人，其一是满人裕麟。他练乡勇，遭绿营将领（多是满人）猛烈反抗（甚至采用兵变方式），乃用色钦额总管营务，保举塔齐布升任湘军大将，二人都是满人又都是绿营出身的军官，使绿营反抗不成大害。后来出境作战，总是上奏章，夸张塔齐布的忠勇和战功，说他们“二人亲如兄弟，合如胶漆”。塔齐布死后，特别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作统帅，指挥湘军大将攻安徽陈玉成军。曾国藩力求取得满族统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杀汉族人民，就是小事细节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与太平军相持（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水陆军准备出战，首先颁布一道叫作《讨粤匪檄》的文字。这篇檄文充分表现湘军将领的封建性、汉奸性，大意如下：

（一）“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苏）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针对太平军老兄弟新兄弟的区分，挑拨内部分裂。

（二）“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谓田皆天王之田”，“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针对太平军之崇奉耶苏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着重号召读书人反对天主教，保卫孔孟圣道。这一号召不仅对当时的读书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当时还散布在民间的守旧观念。

（三）“粤匪焚郴州之学宫（孔庙），毁宣圣（孔子）之木主”；“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关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针对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军宣布的民族大义，曾国藩却一字不敢提到，只说几句“今天子尤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话。在宣传上，太平军在反满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湘军在反对天主、保护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响。在军事上，太平军纪律严明，绝不骚扰，到处受人民欢迎；湘军攻城夺地，尽量烧杀抢掠，将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战也非常凶悍。在政治上，太平军领土内一般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比较改善；湘军实际是曾国藩率领若干股贼匪，出省恣意杀掠，但他代表全国所有反动黑暗势力，又以投降主义的方法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矛盾以及中国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种程度的反革命团结，基础也还不弱。太平军和湘军在这些条件下进行十二年战斗，相持阶段占了八年。最后太平军失败了，这却不是因为湘军有什么特别的本领，而是因为太平军一部分领袖到了南京就不图进取，日趋骄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结果。

正当湘军初次出发的时候，太平军攻入湖南，进军长沙附近。曾国藩自率一部分水陆军攻靖港，湘勇溃散，曾国藩三次投水寻死，都被随从人捞起。陆军主力塔齐布，水军主力杨载福、彭玉麟攻湘潭大胜，挽救了他的湘军。他描写这次战功说：

“水勇开放大炮，专意射火焚船。是时北风甚劲，顺风纵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烧贼船六七百只。长发（老兄弟）、短发（新兄弟），逐浪漂流，红巾、黄巾（太平军服装）随波上下，岸赭水温，同归浩劫。水战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

他把惨杀当作痛快，后来每次战胜，总是用痛快的表情，绘声绘色的写出屠场惨景，宛然一副一副的地狱图，向满洲皇帝报功请赏。他的汉奸刽子手立场的坚决，真像顽石一般。

靖港、湘潭战后，太平军退回岳州，曾国藩乘机重整水陆军，裁去溃勇五千，补进罗泽南军营。罗营军官全是罗们学徒，战斗力很强。陆军有塔、罗，水军有彭、杨，湘军进一步坚强了。一八五四年八月（咸丰四年七月）湘军攻陷岳州，十月（九月）攻陷武昌、汉阳，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月）进围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

曾国藩出境作战，感到三个困难：

第一，太平军作战勇敢，“愈剿愈多。愈击愈悍”，湘军死伤极重，锐气挫损。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复泄愤，“振作士气”。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成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迟”；武昌成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崇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国藩兽性示范下，湘军的残忍是从古少有的。例如一八六二年七月（同治元年七月），湘军攻破宁国府，“大呼直入东门，……一律斩剃*无遗”。过了两个月，还是“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谭嗣同描绘这个真面貌说：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仁学》卷下）事实上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灭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批示徽州知府刘传祺禀》），就是全城生命财产，顿时化为乌有。

第二，人民拥护太平军，敌视满清。许多记载都说：“民贼合一”，“民不恨贼而恨兵”，“贼如梳（没收富贵人财产），兵如蓖（无所不取）”。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小民蓄发纳贡，习为固然，虽经谕令剃*发，而乡民狐疑观望。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又说：官兵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官兵过境，无物可供买办，无人可为向导（《水师小胜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摺》）。派出探兵，多被乡民擒杀（《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国华殉难三河镇摺》）。于是曾国藩的兽性发泄到人民身上，纵兵烧杀抢掠，残留的人民强迫剃*发，作为投顺大标记。英人呤俐*《太平天国革命史》称太平军纪律严明，沿途破坏大多为清军所为，责英国援助清军为不义。容闳《西学东渐记》对太平军、“官军”曾作公平的记载，他说：“居民对太平军较为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而太平军对人民，亦未闻有虐待事，相处甚得。”又说：“运河（江南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象（指清军烧杀破坏），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极严之军法。”就是曾国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里也承认：太平军“禁止奸淫”，“听民耕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后，太平军还是“民心未去”（《复陈逆酋李秀成正法片》）。他为要取得胜利，乃大烧大杀，做到“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他见长发人便杀，实际就是见人便杀。强令中国人民当满洲贵族的奴隶。

第三，湘军是贼匪组织,目的在抢掠,抢饱了就“思扬*”，就是说想逃散。咸丰四年，曾国藩对咸丰帝报告攻破武汉以后的情形说：“水师抢船太多，私匿藏货，破城以后，水陆弁勇各获财物，颇有饱则思扬*之意”（《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田家镇战斗“各勇夺获贼船至五百余号之多，彭玉麟恐船只太多，争夺贻误，又恐众勇饱则思扬*，遂将夺回之船，一并焚之”（《官军攻破田家镇烧尽逆船收复蕲州摺》）。这还不是强盗争赃的图画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孔、孟）道”（《讨粤匪檄》）？曾国藩要巩固军队，乃用一暗一明两个办法。暗的办法就是纵兵殃民。例如湘军驻扎石埭城，绅士们间接向他们诉苦说：“兵勇拆毁房屋，以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居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百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石埭绅蓍致在省诸绅书》）。这是平时驻军的情况，战时杀掠算作军功，谁敢向他诉苦呢？他在事情无可掩蔽的时候，训斥军官一顿，表示维持“纪律”和“声誉”。明的办法是虚报战功。凭他善于做文章，把湘军写得战无不胜，一方面取得满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笼络饱则思扬*的军心。湘军保至三品以上的军官，不下数万人（《陆军借补小缺请饬部核议片》），使这些人贪利又贪官，升官无止境，贪利也无止境，继续留在军营当贼匪。也有整营的官和勇，抢饱了不愿打仗，曾国藩只好全营解散，另招一群“深山穷谷寒苦之民”来补充。湘军始终依靠“贪”“残”维持它的“战斗力”。

一八五五年一月（咸丰四年十二月）湘军围九江，至一八五八年五月（八年四月）陷九江，一八五九年七月（九年六月）陷景德镇，江西入湘军手，前后凡四年半。中间经无数次大战，陆军主将塔齐布、罗泽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时毙命）都被太平军击毙，水军战败被分为内湖（鄱阳湖）外江（长江）两部，形势常在危急中。曾国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从浙江方面获得闽浙的饷银、食盐及上海的关税、厘金，湘军不断溃败，终得免于散灭。石达开主持江西军事，曾国藩最怕他，说他“狡悍为诸贼之冠”。一八五六年九月（六年八月），洪、杨、韦内讧，石达开驰回南京，咸丰帝喜出望外，令曾国藩准备石达开来投降。曾国藩到底是老练的，他答复咸丰帝，深怕石达开执朝政，说：“若其石逆胜而洪韦败，则该逆挟诡诈以驭众，假仁义以要民（结民心），方且飞扬自恣，未必遽有投诚之心”（《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摺》）。他又知道即使石败也不会投降，说他曾劝太平军九江守将林启容归顺，伪造文件骗瑞州守将赖裕新离防地，均无成效，还是切实备战要紧。果然，石达开出南京后，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国藩大恐慌，急令大将曾国荃、李元度率湘军主力攻石军后路，大将李续宾（罗泽南部统将）出全力攻陷九江，石达开是孤军，不得不退出浙江。

太平天国的内讧当然是此后太平军失败和曾国藩成功的一个决定原因，但太平军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两个健将，并未使曾国藩得到顺利的成功。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咸丰九年十月）曾国藩定四路攻安徽计划，曾国藩、曾国荃任第一路攻安庆。太平军安徽主将陈玉成骁勇善战，联络捻军，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八年十月），三河镇大战，玉成击毙李续宾、曾国华，罗泽南旧部全军歼灭，曾国藩畏惧陈玉成，出全力对抗，才能支持。一八六0年五月（十年闰三月），李秀成、陈玉成合攻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栋败死，大营溃散。秀成军攻取苏州，直入浙江境。满清朝廷感到生命危险，发生空前所未有的慌乱，第一次给曾国藩地方政权，叫他署两江总督，带兵亲往援救，“保全东南大局”。江南大营（向荣自广西率绿营兵尾随太平军到南京，驻兵孝陵卫，号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死后，即用旗人和春为统帅。照咸丰帝的看法，满洲统帅与汉人曾国藩对立，绿营兵与湘勇对立，湘军在外围战胜太平军，满洲统帅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满洲统治者的威信。大营溃散，咸丰帝的计划失败了，曾国藩取得两江总督，表示湘军势力大进了一步。不过曾国藩并未应命赴援，他认为安庆城围一撤，全局败坏，不可收拾，坚决不离开安徽。当时满清的形势确是异常危急，江浙迫于李秀成，鄂豫皖困于陈玉成、张洛行，江西又为李世贤、黄文金所攻入，这种局面，迫使曾国藩也不得不压抑一下曾系湘军独占战功的思想，保荐左宗棠帮办军务，当自己的助手（实际是胡林翼保荐，咸丰帝重用左，分曾军权），保荐沈葆桢（林则徐女婿，不满意穆彰阿派的曾国藩）守江西，保荐李鸿章办淮军。他对李鸿章特别重视，说“该员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挑选长江水师打仗得力的将弁，交李鸿章使用，从此出现了左系湘军和李系淮军。

正在这是，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使满清的统治更见危急，也使曾国藩的毫无民族立场的汉奸本质更见发展。这就是英法联军之占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胁到清室与整个中国的生存。照常理说，这是满清立国以来的空前巨变，忠于皇室、忠于圣道的曾国藩应该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曾国藩仍旧坚持他的军事计划，自己专攻安庆，江西交给左宗棠，准备从江西入浙江，对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则预定投降、丧辱，悉所不计。他在《奏复胜保请飞召外援摺》里说：“俟该夷就抚。”胜保的所谓外援自然是指湘军，但这个外援这时却不是咸丰帝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内应了！形式上他是说要英法就咸丰帝之抚，但这显然只是要咸丰帝就英法之抚的阿Q式的说法罢了！当时咸丰帝调湘军上谕说：“情形万分危急，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曾国藩却拒绝调兵，直接提出“抚”的办法。他知道对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丧失兵力，破坏反革命的内战计划，不如投降妥协较为便宜。满清昏聩卖国，曾国藩精明卖国，他的才干胜任反革命的内战首魁，因之他也胜任卖国能手。

当英法反动派联合的军队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政府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江西、安徽埋头作反革命的内战，连打败仗。中、英、法和议成功，法国、俄国的反动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军，美国反动派要求从海道运漕米到天津，曾国藩赞成“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尤”。法国刚把他的“皇上”驱逐出北京，还不曾回来，也要“奖而允之，许其来助”以反对太平天国（《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摺》）。他的头脑里，确是除了反对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北京条约》后，英法与满清的勾结进了一步。一八六一年六月（咸丰十一年五月），帮助满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建议进口鸦片每箱加课新税，用税款买外国小火轮及枪炮，法国也愿出卖枪炮并派人传授制造法，咸丰帝很满意，征询曾国藩意见。曾国藩完全赞成，认为“我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丰帝订购洋船未到前，马上先拨给两只从美国租来的破旧轮船使用。在利用外国人力物力以屠杀人民时，曾国藩就全然不管什么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民当作唯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

曾国藩坚决围攻安庆，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一年八月）终于被他攻破，屠杀城中太平军二万余人（老弱妇女在外）跳水图逃的又被水师截杀，“实无一人得脱”。他自称大快“人”（兽）心，向咸丰帝报功，不料这个满洲主子在八月里因荒淫过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恸绝”，说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时候博他一笑。

参考资料

[1]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引用日期2013-06-04

注：这篇文章不完整。

天哪，居然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我编的，可见人均985211的知乎用户们阅读理解能力多么低下。这篇文章作者是范文澜教授，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有不少人质疑此文为黑而黑，我就贴一下教授先生的写作意图，以免有人借此抹黑范文澜教授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其中某些部分是可与本书所述太平天国部分相互补充、印证的。

范文澜一九五四年八月于中国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评论区里无视曾剃头的本质，开始拿太平天国和曾剃头玩烂比烂试图论证比起长毛还是曾剃头强。至于是不是，本人给个链接，需要的朋友可以比较一下。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2643 15739/answer/680876285

看史书的时候，偶尔会看到贼熟悉的名字，而这个熟悉的名字给我的印象，往往与史书中大不一样。

有这么一个人，年少入仕，被派到基层去当县令。

当时那个天下吧，穷的厉害，百姓手里交不上税，国库还异常的空。

那钱能去哪呢？

还不是层层盘剥，都落进各种小吏的兜里了。

此人很敏锐，快速解决了小县城的这个弊病，后来见到丞相，丞相贼赏识他，说东南竟然还有这样的人才。

于是留京工作，时不时上俩折子，怼怼奸臣。

某次怼人的时候，怼的忘乎所以，说你这个逼简直就是指鹿为马。

这就不太行，怼得不讲究方式方法，你说奸臣是赵高，那皇帝岂不就是秦二世？

皇帝显然就不高兴了，说你滚犊子吧。

是所谓，伴君如伴虎啊。

我们这位书生就很伤，又去了穷乡僻壤提点刑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外放，都是去提点刑狱……

而又恰巧，提点刑狱的时候又会碰见叛贼作乱。

当然，这位书生是真的书生，武功不高，去平叛随时可能会死。

书生犹豫过，但他还是去了。

皇帝说，这是仁者之勇。

或许是仁者之勇的加成，书生用兵稳妥，为人又正直，竟然深得士卒爱戴，率军把叛将给打回去了。

皇帝由此改观，觉得这书生能打仗，可以用。

把他又调去了北方，随时准备迎敌。

可惜那会儿当权的丞相虽然力主北伐，但专权无道，排挤良臣，倘若他真有本事也便罢了，偏偏还打仗贼蠢。

书生骂了半天，朝廷丝毫不理，于是心灰意冷，年纪又大，只好上书退休。

没想到退休之后，当权的丞相还不死心，还要折腾，一遍遍就要北伐。

还要启用另外一个六十八岁的老臣，来当枢密院都承旨，全权指挥军事。

这位老臣大家也很熟悉，姓辛，名弃疾。

只是很不幸，老辛好不容易有次机会搞波大事，未及上任，就病死家中。

而听到还要出兵的消息，我们七十多岁的书生也忍不住了，垂死病中惊坐起，给朝廷上了一封折子。

“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

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这位一生清廉，家无余财的老书生，就这样也死了。

其实这样一份简历不是特别出彩，朱熹是他举荐的，算是最出名的政绩。

但我们应该确实都听过他的名字。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诗是他写的，老书生名叫杨万里。

在看到他生平事迹之前，我从来都以为杨万里是个山水田园诗作者，那种躬耕陇亩，笑傲江湖的学问家。

而事实上，临死前的那一封折子，才是杨万里的本来面貌。

“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

完。

受文学、影视的影响，大家误解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楼下这位仁兄：

不过，网友普及三国正史的力度也大，很多人物的真实面貌慢慢被还原。但是先秦历史相对就比较冷门了，这里我就说一个春秋时期的人物，保证大家百分之百都知道这个人，但百分之九十九可能都误解过他。

这个人长得又矮又怂，走起路来好像衣服都要掉，可能穿个S- -码比较合适吧。但就是这么个人，品格基本却完美。他爱憎分明、忠君爱国、力挽狂澜、提倡法制、急流勇退，但偏偏在今天大家的印象中，成了个反面角色。

要从一代雄主楚庄王说起了。楚庄王有个曾孙叫沈尹戌，早年在吴国做人质娶妻生子，后来自己带着长子诸梁回国，次子后臧留在吴国陪伴母亲。长子被封在叶县（今河南叶县），史书一般称为叶公。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辅佐下，一举攻破楚都郢，楚昭王逃跑。时任左司马的沈尹戌力战而死。

眼见吴楚两国关系跌倒冰点，后臧连妈都不要了，屁滚尿流逃回楚国。面对这个不孝的弟弟，叶公投去鄙夷的眼光，没有正眼看他过。吴军撤走后，楚国慢慢恢复生气。期间，沈诸梁协助左司马眅，一夜攻灭北方的蛮氏政权。不久，楚国又发生了一场大动乱。

原来当年楚昭王父亲平王要杀太子建，太子建奔郑，后来被郑人所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到吴国，伍子胥死后，楚令尹子西要接侄子胜回楚。这个时候叶公反对了，他认为胜这个人狡猾又乱搞，不能接回来。子西偏说我大侄子是遵纪守法好孩子，于是非要接他回来还安排到白县做了县长。俗话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白公胜果然搞事，借着献俘名义带兵进入国都，突然袭击杀了子西和司马子期。

叶公这个时候在蔡地，大家劝他火速发兵国都。但是叶公否决了，虽然他和父亲一样忠于国家，但他也知道白公胜势大，莽撞进攻未必有胜算。他认为百姓一定不会依附白公胜。果然等到听说白公胜杀了管修，叶公一拍桌子：可以行动了！这个管修是管仲后人，在楚国做官，名声非常好，他被杀必然引起大家反对白公胜。

楚惠王这个时候钻狗洞逃到了母亲宫中。而叶公这个时候也攻进了都城，大家看到他，好像沙和尚看到了孙悟空一样开心。有人叫他戴上头盔怕被乱箭射中，他也听从了；有人又叫他摘掉头盔让大家看到他安心，他也无所谓。劈头碰到跟白公胜混的箴尹固，叶公三言两语把他招降了，然后一起进攻白公胜。白公胜打不过自杀了，楚惠王重登王位。

这次叛乱的平息，无疑叶公是第一功臣。令尹、司马死光了，于是他一个人挂着两颗相印，这也是终楚国之世唯一身兼二职的人。所以，他对国王的威胁太大了。国家安定后，叶公明智地选择急流勇退，他先保举子西的儿子公孙朝打败陈国，又把令尹让给子西的儿子公孙宁、司马让给子期的儿子公孙宽，自己回到叶县养老。退休后，他还带兵进攻过一次三夷，使三夷和楚国结盟。

重点要说的是，叶公和孔子还有交往。有个熟语叫“近者悦远着来”，就出自《论语》的叶公问政治，孔子就这样作答的。不过，叶公和孔子的治国观点完全对立，叶公说，什么人才叫正直呢？父亲偷羊儿子却告发。但是孔子却反对，孔子认为，父亲要为儿子隐瞒，儿子要为父亲隐瞒，这才叫正直了。可见，叶公更偏重于君臣的“法”，而孔子更偏重父子的“礼”。

后来楚昭王想聘用孔子，但是却被令尹子西反对了。子西的理由是，孔子这么英明神武，而弟子又人才济济，很可能会威胁到楚王地位。但是，这个理由总感觉是后人的美化。考虑到叶公之前见过孔子，叶公又和子西交好，我的推测是：叶公很可能和子西讨论过孔子的为政之道，而孔子这套实际上是不可能被楚国和其他国家接纳的。

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了下面这个故事：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新序·杂事五》

子张是孔子弟子颛孙师；叶公子高就是沈诸梁。“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那么反过来，叶公子高之好龙也，不也似君之好士也吗？网上有种说法，叶公墙壁上有水系图，所以被敷衍为龙，但这种毫无根据的脑补证据，解释不了完人叶公会被抹黑。个人认为，叶公好龙实际上就是影射他不荐孔子。

一个近乎完美的法家人物，就这样被儒家后学黑成狗了！

然后我配图的时候，发现个更有意思的。叶县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于是集体打横幅声讨：

叶公真是哔了狗了，又一次莫名其妙被黑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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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

看到标题或者图片进来的人肯定以为我要发车。NO!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你猜到！

这篇帖子很严肃很认真的是要帮潘·金莲·武氏平反的。

潘金莲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家对他的了解大致都来至于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以及该书的同人小说《金瓶梅》，或者同名电视剧以及不可详细描述的小电影。

大致就是说潘金莲家贫被卖到大户人家，后来被女主人妒忌说他勾引男主人，然后倒贴钱把他嫁给武大郎，之后潘各种不守妇道，偷人，杀夫，一派荡妇恶女的形象，最后凄惨而亡。

其中最要命的事情是，除了事情与现实完全不符合以外，其他的地址姓名全都是真的。人们可以从戏曲小说的描述中清楚的找到清河县，潘家庄。

最后导致世人对她的误会已经到了潘家庄因为避嫌而改名黄金庄，并且与武家庄再不通婚，真的没想到一本同人小说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下面重点来了。

其实潘金莲家一点也不穷，潘父是恩州知州，可以说是当地一把手了。完全不可能把他卖掉，潘金莲也是知书达理贤良淑德，他的丈夫武大郎也不是个卖烧饼的矮子而是高考文科状元，一表人才。潘金莲可以说是正宗的官家富二代，嫁给了走上人生巅峰的老公的白富美。他和武大郎，阿呸，状元武植关系好的很，她也没有生活不和谐去偷人而是和武植白头偕老，生有四个子女。可以说基本就是完全和小说反过来的情况！之所以他们会被小说编成几百回狂喷是因为武植有个朋友嫉妒他，怨恨他有钱有权不给自己帮忙，所以把他们的编成几百回的污故事当说书一样到处讲，最后被收录进了畅销戏曲水浒传里，最后还出成了书，编成几百回的同人志。

那么怎么知道书里写的不是真的呢？

还有武大郎，原来武家是当地一把手，武植后来也在当地县令，身高更是高达一米八，清河县志对他们的事迹有详细的记载，后来好像闹到了乾隆皇帝都知道了。亲自为他们提碑平冤。还有水浒传作者后人亲自去武植的墓去写了道歉诗句。建国后专家组也到那去立墓志铭正本清源。然而并没有什么叉用，只怪《金瓶梅》过于生动，所以直到今天大家印象里的潘金莲还是那个被误解的潘金莲。

赵括：我纸上谈兵，你丫去跟白起正面肛个试试，廉颇你有能耐你把粮道给我通了。

石勒：老子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啊，起义时不分民族堪比斯巴达克斯，咋就成了入侵了呢。

杨广：你宋明两朝都亡于东北有脸说我嘛，老子灭南陈，吞吐浑。兴科举，开运河。敢与始皇争高下，不让汉武寸半分。

贾似道：敢问当今寰宇，有哪个正面肛蒙古撑的时间比老夫长的。

这个问题几乎就是为他准备的。

在当今社会舆论中，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赞赏近代中国排名第二的伟人周恩来，却无法理直气壮的说出对这个人的崇敬，哪怕周恩来本身也对他心悦诚服、生死相随。

我会把可以正确评价他的年代，当作中国伟大复兴真正实现的起点。

魏忠贤，或者说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群体。

崇祯皇帝继位以后，先干掉魏忠贤，然后把各地的镇守太监都撤了回来，把权力都交给大臣。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大臣们就知道搞党争，军事上不断失败、财政日益困窘，因而又开始用太监来做事。

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一起反对用太监干预朝政，崇祯只能叹气道：

“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

崇祯这句话说的相当心酸、相当悲愤。作为最后一个出现太监专权朝代的末代皇帝，他这也算是为太监专权出现的原因做了一个总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你们这些官员要是能办事，我好好的怎么会用太监啊？”

崇祯是有资格这样质问大臣的。因为他原本很相信文官集团，一上台就把魏忠贤除掉、把镇守太监撤掉、把征税太监召回了，把国家大事完全交还这些代表“正统”的大臣们去办。

结果怎么样？

太监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不幸的一群人。被阉割本身就是一种酷刑，遭受这种生理上的残害以后，好不容易混出头来想要干点事，还被文人们拼命丑化抹黑。连底层民众往往也难以理解他们，乐得参与这种丑化抹黑的活动，通过鄙视太监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

太监制度是一种非常黑暗和没有人性的制度。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从这一点推不出来太监是一群黑暗和没有人性的人。这一点同样也是非常清楚的。太监是太监制度的受害者，就好像奴隶是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抨击奴隶制度黑暗而连带着把奴隶的人格也鄙视一番。

要成为太监必须先经过阉割。这个程序保证了太监一定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而且没有办法世袭。但凡生活能勉强过得去的家庭，都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阉割了送进宫里当太监。虽然太监可能获得一些权势地位，但只要有的选，大家肯定还是送孩子去读书走科举道路考取功名更合算，考不上也还有别的出路。只有穷到需要卖儿卖女的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去当太监。而如果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当了太监以后飞黄腾达，把整个家庭带了起来，他的家里也就不会再愿意送孩子去当太监了。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官僚权贵集团始终没有办法彻底切断皇帝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联系。

太监的这种地位，在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是不重要的。因为官僚集团负责向皇帝提供信息。建国初期的时候官僚系统比较清廉高效，而且很大部分也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就可以很好向皇帝反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各种问题，帮助皇帝作出决策，然后负责执行。

这个机制如果正常运行，那么太监在政治体系中就是没有位置的，只能帮皇帝伺候后妃，保证皇室血脉的纯洁性就可以了。

但随着官僚集团的腐化，官僚系统就逐渐的不能公正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了，而是只反映跟他们一伙儿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诉求，向皇帝隐瞒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和自己的种种贪污腐化活动。

这种格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瞒上欺下”，对上隐瞒信息，对下按照自己到了利益来执行中央政策、行使政府权力。这个时候政府机构的运行就失灵了，皇帝也失去了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他不知道他所统治的帝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的命令被执行的如何。时间长了之后，皇帝也会发现，这里面问题很多。

比如明宪宗朱见深用太监汪直，最开始就是因为京城闹妖怪，搞得皇宫里面也人心惶惶，所以才派汪直乔装打扮出去打听消息。万历十二年，山西五台一带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官员们就一直捂着不报告皇帝。万历皇帝因为派人到五台山进香，才得知消息。

这种小道消息不断被印证之后，皇帝就会对官僚集团失去信心，而试图开辟新的渠道来发现问题。而最容易开辟的新渠道就是太监。

等官僚集团腐败到一定程度以后，太监的作用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太监可以向皇帝反应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甚至向皇帝提出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的改革建议。因为他们就来自这个阶层。

在这方面，皇帝和太监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皇帝是希望国家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的。他们也知道，必须要让老百姓活的下去，皇位才能稳当，他的子子孙孙们才能接着做皇帝。反之，老百姓活不下去，就要造反。国家灭亡了，皇帝的存活率很低，皇帝自己那一家人大部分都会被杀。所以皇帝治理好国家的动力和压力都特别足。

而且，掌握治理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是一件极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全天下任何事情都要吸引人。不用人催，皇帝自己就知道天天拼命干活，努力想把国家治理好。至于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贪恋女色之类的事情，享用过度了自然就会兴趣索然。站在皇帝的位置上，这些都是想要多少有多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跟行使皇权处理军国大事比起来诱惑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俗话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现在好多中学生玩模拟帝国争霸之类战略游戏都能废寝忘食，更何况是玩真的呢？所以我们看明朝的皇帝，每一个人都劲头很足，虽然能力有差异、治国理念有差异、治理的效果有差异，但态度都是没问题的，全都在认真负责的想要治理好国家。清朝的皇帝，也是一样。明朝有十六个皇帝，清朝有十二个皇帝，总共二十八个。在这二十八个人当中，对治理好中国这件事没兴趣的、贪恋女色或者游玩而不理朝政的皇帝的比例为零。这个样本够大了，足以说明问题。

明清之前的历史记载，只有文官们编写的所谓“正史”，没有《实录》等更客观详尽的资料可供考证，所以没办法去证实或证伪。但是根据明清的二十八个样本，我们有理由认为：明清之前大部分朝代的皇帝，也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昏君暴君必然是极少数。关于皇帝好色怠政等方面的记录大部分应该都是文官集团编造出来的，为的是把国家衰落的责任推到皇帝头上。通过对明朝皇帝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知道此类谎言是如何出炉的。

绝大部分皇帝都会努力想要治理好国家，相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皇帝制度的基本设计逻辑决定的。但官僚集团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他们的想法就跟皇帝不一样。

官员们的位置不如皇帝那么稳当，随时可能在政治斗争所失势，官位也不能传给子孙，而且自己又不是最终决策人，很多事情也是执行命令，缺乏主动性和成就感，国家灭亡了自己未必遭殃，说不定换个皇帝也还能够继续当官……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官员们为国家考虑的动力和压力都比皇帝小了很多。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自己贪一点，贪的全都归自己，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基本不用由自己来承担；自己努力一点，给国家和人民的好处也不归自己，不归自己的儿孙。官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联度，跟皇帝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关联度比起来，就要差很多。

所以，在帝国制度下，官僚集团日渐腐化堕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们越腐败，跟皇权的冲突也就会越严重。这跟民主精神没关系。明朝的文官越到后面跟皇权抗争的越厉害，不是说他们有民主精神，只能说明他们越来越腐败，从皇权的代理人变成了自己这个贪腐权贵阶层的代理人，所以跟皇权才会从合作走向对抗。

我们在前面说过，朱明皇权，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朱元璋时代，它就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说它是农民专政也可以。皇帝制度这个东西，就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国家政权代表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利益，要看情况，不是一定的。不仅不同的朝代不一样，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也会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集团不断腐化，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就逐步的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把它变成了权贵阶层统治农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工具。

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粮长”这个职位的变迁来观察。

“粮长”就是农村地区负责给官府缴纳粮食的人。这个人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他那一片地区的农民应该缴纳的粮食收起来，交给官府。这个位置没有特别的权力可以支撑他去强制从农民手里收粮，收不起来的粮食就得粮长自己补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位置。在明朝开国初年的时候，粮长一般都由村里的地主富户轮流担任。这就表明，缴纳粮食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地主富户头上。这种制度安排符合普通农民的利益，体现了农民阶级掌权的特点。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粮长就逐渐变成了由普通农民担任，而地主乡绅等富有阶层不再担任了。对此，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朝的财政与税收》中大惑不解，他说，大户在农村地区比较有地位，让他们担任粮长有利于粮食的征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后期会让贫农担任，让贫农去找大户要粮，难度会大大提高。这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农业税征收困难。

显然，这种变化不会是因为明朝后期的官员不如前期的官员聪明，不知道农村地区地主大户更有地位。粮长身份的变化，是因为官员和地主勾结起来了，让地主大户可以逃避缴纳粮食的责任，而把这个责任推给普通农民。粮长身份的变化，就是明朝国家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逐步转变的一个生动体现。

——政权组织形式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它们确实有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革命的胜利成果被篡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农民领袖一当上皇帝整个政权就变质了。没有那么快。

一直到明朝灭亡，朱明皇权的农民起义特质都还存在。明朝的皇帝都会反复阅读朱元璋自己写的造反历程和感悟。受此影响，他们几乎都认为，只要农民造反就是官逼民反。责任肯定在官府。所以明英宗朱祁镇听说荆襄地区农民起义，官员请求镇压，才会说：“那些都是吃不饱饭的农民，怎么能够派兵镇压？”而是力主招抚。

其实荆襄地区的农民造反主要还真不是官逼民反，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有官，都是自生自灭的。后来朱见深采取先铁腕镇压，再改善治理模式的手段，才解决了问题。

到了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也是但凡能够招抚的一律招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流寇也是朕的赤子。”他也知道那些人是吃不饱饭才造反的，只是当时明朝已经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招抚了。

在皇帝一心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情况下，已经腐化变质了的官僚集团，要让皇权服从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要切断皇帝跟底层人民的联系。他们向皇帝提供的信息，就是经过层层筛选、严重扭曲的；他们对皇帝的命令，就是故意曲解，往歪了执行。

皇帝察觉了这一情况之后，首先会想办法整顿官僚集团。如果官僚集团整体已经腐朽，在皇帝能看得到的官员范围内，已经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了。那么，他很自然的就会转向让太监来给他提供信息和参与决策，并监督甚至整肃官僚集团。

也就是说，皇帝在正常的政府体系之外，增加了由太监控制的信息反馈体系和监督体系。

由于太监数量有限、能力也有限，所以执行最终还是只能交给官僚集团去做，不可能完全取代官僚集团。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太监也可能负责部分实际执行工作，比如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就派出太监直接征收商税和海关税。

所以，太监干政，是正常的官僚体系运转失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太监不是乱政，而是对已经腐败堕落的官僚体系进行补救。由于太监不能世袭，而且全都来自社会最底层，他们也就很容易跟皇权结合，对贪腐集团进行镇压。太监主政，特别是明朝的几个太监执政，都是站在了底层人民的立场对腐败的官僚集团进行整肃。

文官们总结的明朝四大“权阉”，王振打击杨荣贪污和杀掉杨士奇的儿子，汪直整死杨晔清查驿站并代表明宪宗巡视各地，刘瑾进行全国土地清丈和将贪腐官员罚米输边，魏忠贤整肃东林党和打击吴养春家族霸占黄山木材，都是在整顿吏治、打击豪强。

刘瑾当权的时候，太监内部就把他称之为“小太祖”，也就是小朱元璋。魏忠贤当权的时候，在打击贪官豪强方面，下手也相当重，很多人进了监狱就没活着出来。文官集团天天嚷嚷着要“恢复祖制”，其实就是打个幌子卖私货，比如不准增加商税、加强海禁之类的。真正实打实的照着朱元璋立国精神办事的，就是刘瑾、魏忠贤这些太监。

朱元璋立国精神的核心是以严刑峻法维持官僚集团的廉洁高效，其它的都是细枝末节。比如海禁，那就是出于治安考虑的权宜之计，到了朱棣时代郑和好几万人的船队就开到西洋做生意去了；低商税税率是为了扶持被战争打击的商业，恢复经济繁荣，真要到了商业大繁荣的明朝后期，换了朱元璋上他也肯定愿意多收商税而减少农业负担。

这些太监之所以能够秉承朱元璋的立国精神，就是因为他们跟朱元璋来自同一个阶层。他们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也知道这种艰辛是谁造成的，所以对贪官豪强下手特别重。这跟朱元璋是一样的。朱元璋就是被元朝的底层官吏整的全家死绝，自己当和尚讨饭，所以当了皇帝以后对待贪污腐败，那叫一个凶残。

朱元璋的子孙们当了皇帝，虽然知道老祖宗是农民造反起家的，对农民还是很有感情，但毕竟生长于深宫之中，又被儒家思想洗过脑，对社会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很多想法就难免脱离实际，容易被官僚集团操控蒙蔽。

这个时候，太监就能为皇帝提供通向社会底层的信息渠道和政治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说，太监并不只是皇帝的家奴。他们是有自己独立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识的。皇帝利用太监来监督文官集团，太监也会利用皇权来践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当太监和皇权密切结合的时候，类似于朱元璋时代的那种农民专政的局面就会再次回归。

这个时候，已经沦为官僚地主和官僚资本利益代表的士大夫们就会惊呼“太监乱政”了。

其实这不是乱政，这只是代表了皇权向明朝立国精神的回归。

我以前读到有关明英宗朱祁镇的历史记载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朱祁镇宠信太监王振简直莫名其妙。朱祁镇对王振是尊敬，而不是宠爱，他总是恭恭敬敬的称王振为“先生”——也就是老师。

王振并没有带着朱祁镇四处游玩讨小皇帝喜欢。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对朱祁镇管束还很严格。一次，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就当着大臣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

王振到了中年才净身入宫，之前是个教书先生，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过。你说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皇帝，怎么会对这样一个低级教书先生如此敬重呢？他身边像杨士奇、杨荣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大儒，要是论知识水平，比王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要说贪玩好耍，找聪明伶俐的小太监或者年轻漂亮的妃子、宫女一起玩不是更好玩？

王振到底有什么特殊才能，能够让朱祁镇对他敬重有加，乃至把军国大事都交给他去办呢？

后来土木堡之变，文官们都说是王振的责任，害得朱祁镇兵败被俘，在蒙古喝了好多年西北风，皇位也丢了，回国以后又被软禁在南宫。这跟王振应该是有深仇大恨了。但朱祁镇复辟以后竟然一点不怪王振，反而还对他非常想念，还要派太监去土木堡祭祀王振的亡魂，然后“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明史·王振传》）

这个事情非常不可思议。朱祁镇就像是被王振施了什么魔法，中了邪一样。不然怎么会这样愚顽不化？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祁镇智力正常，不管治国水平怎么样，理智是很清醒的，没发疯没中邪，工作勤奋不好女色，一心想治理好国家。

这样一个人，在经历了从皇帝到俘虏、到囚犯、再到皇帝的大起大落之后，心智应该是很成熟了，竟然始终对王振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王振可以给予朱祁镇某些他非常渴望得到、但身边的大臣、后妃、太监等人都无法给他的东西。

王振是中年净身入宫的，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了很多年。比起那些年幼就净身入宫的太监，他对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有很深的了解。这是他身份最特殊的地方。

根据《明史》记载，王振取得英宗的信任之后，就一直劝他“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

这就应该是朱祁镇信任王振的原因了。

朱祁镇手下的那些“大贤臣”不断的告诉他，国家在他贤明的父亲明宣宗的治理下，一片繁荣昌盛、政治清明，而他只需要根据儒家经典的教诲，不改父道、孝敬太后，举止合乎礼仪规范，为天下作出表率，然后把国家大事交给贤能的内阁去处理，那么国家就会继续繁荣昌盛，人民就会把他歌颂成为伟大的君主。

只有王振说的他们不一样。

他对年轻的小皇帝说：

“陛下，您的国家现在贪腐横行、民不聊生！”

——这句话不是史书上记载的，是作者猜测的。根据各种史料来分析，我认为只有这一种可能，才能让王振赢得朱祁镇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而且让王振对朱祁镇而言无人可以替代。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朱祁镇虽然再次当上皇帝，但身边却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像王振那样可以告诉他国家最真实的一面了。

土木堡之变让大明王朝的勋贵几乎被一网打尽，文武力量失衡，文官集团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这个皇帝说的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言九鼎了。这些，都让他禁不住想念王振。

第二次当上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应该是比较落寞的。年少的时候，他曾经被王振培养成了一个愤青，对帝国的弊政愤愤不平，立志要加以铲除。王振告诉他，要严刑峻法来整肃官僚集团，要注重发展军事力量而不宜过分信任文官。这些他都深以为然。但想不到却出现土木堡之变那样的灾难。

关于土木堡之变，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皇帝亲征却面临着后勤不足、严重缺粮缺水的局面，大军已经返回，进入了第一道长城防线以内，竟然还会遭到蒙古主力的攻击，而周围的军队也拒绝赶来支援。这些奇怪的事情共同导致了土木堡的惨剧。文官集团成为这次事变最大的受益者。朱元璋建立的文武制衡的立国体制被打破，文官一支独大的局面从此形成，直到明朝灭亡。四百年来，关于土木堡之变的阴谋论猜测不断——有无可能是文官集团故意在背后使坏呢？

这一类的猜测从现有史料来看无法找到有力的依据。我倾向于认为精心策划的阴谋不会有，但文官集团以各种借口拖延粮草供应，以便让朱祁镇和王振行军困难，这一类的小动作应该是有的。

不管怎样，第二次当皇帝的朱祁镇确实老实了很多。

他是向文官集团低头了吗？

也许痛失皇位的经历，让愤青皇帝朱祁镇变得保守了，不想再跟官僚集团拼个你死我活，那太危险太辛苦了。他只想舒舒服服的坐稳皇位就行了。

至于王振，他已经死了。朱祁镇在听到一些农民起义之类的消息的时候，难免会想起他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所以还是会怀念他。

其实不仅是王振，魏忠贤也是中年净身入宫的，入宫之前都娶妻生子了。刘瑾倒是幼年入宫，但他长大后跟老家还有联系。他是陕西兴平县一户农民之子。而且刘瑾掌权之前因为政治事件被贬过两次，被发配到南京海子口充军。两次基层生活的经历大大增进了他的人生阅历，被朱厚照重用的时候也五十多岁了。

算下来，明朝四个最有名的大太监，有三个都是人生阅历比较丰富的中老年太监，跟他们搭档的也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少年皇帝。他们都在皇帝登基以前，长时间的陪伴着他长大。

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少年皇帝的工具那么简单，而是以自己的阅历去影响甚至塑造了皇帝的人生观世界观，让皇帝能够在理学士大夫的重重包围之中，知道外面世界的一些真相，特别是底层人民生活和官僚腐败的真实情况。

这种历经生活沧桑的中老年太监，跟有理想有干劲的少年皇帝相结合，那就是天雷勾动地火，肯定会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在历史上留下印迹。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太监王振专权、刘瑾专权和魏忠贤专权。

这几个专权的太监，最后下场都不好。对此他们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历史上的太监专权，大部分最后都被文官整的很惨。这点历史常识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如果仅仅是仗着皇帝的信任，谋些权势和财富，他们完全犯不着跟文官集团结下血海深仇。明朝太监是正式的官位，像司礼监、御马监这些太监都很有权势，只要在职权范围内按部就班的干活，为人处事按照官僚集团内部的规矩来，不会缺权也不会缺钱。大部分司礼监、御马监太监，都不会出头整人，跟文官集团对抗，最后权势地位财富该有的都有，也得了善终。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王振、刘瑾、魏忠贤就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想要捞点钱发家致富，按照他们跟皇帝的关系，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没有必要去专权、去整人，跟文官集团搞得你死我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这就跟张居正要搞改革、海瑞要搞改革是一样的，就是想要干点事，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挺身而出来干这种得罪人的事儿。

这种人物并不是皇帝想要搞点改革就随便能找得到的。大部分太监还是宁愿明哲保身，为皇帝做事可以很积极，但要得罪文官集团他们也害怕。所以像万历皇帝演练内操，只要首辅申时行发出威胁，那些太监马上就想办法让皇帝把兴趣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崇祯在最后关头哀叹国家快要灭亡了，有太监也跟着感叹说魏忠贤还在就好了，但却没有一个太监愿意再站出来去干魏忠贤干过的事了——一不小心就是杀头抄家的下场，太可怕了。

所以，那些敢于站出来整肃官僚集团的太监，都是有勇气有魄力有牺牲精神的人物。这跟文官集团内部的改革派是一样的。如果张璁、海瑞、张居正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那么王振、刘瑾、魏忠贤当然也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只不过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太监，所以才会被抹黑的特别厉害，结局也特别悲惨。

实事求是的讲，用太监来搞改革、来整人，确实不是正常现象。用文官集团的话来说，就是：“非圣明之世所宜有。”按照帝国的制度设计，太监就是皇帝的生活助理，科举文官治国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太监没有经过寒窗苦读，文化水平低，又没有经过科举考试选拔，没有经过层层历练，仅仅因为能讨皇帝喜欢，就暴得大权，甚至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这难道不是违反了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吗？

这样的道理，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皇帝其实都明白，也非常认可。对于科举文官治国的优点，我们在第一卷里面也曾经大力赞扬过，深入剖析过。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套制度能够正常的运行，不被各种潜规则所扭曲，不受利益集团操纵。

比如科举考试，有利于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在它诞生的初期，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如果徇私舞弊盛行，像周延儒吴昌时当权的时候那样，连文盲都能靠送钱考中举人，那么它也就失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

再比如，行政系统的层层选拔，有利于锻炼人才、发现人才，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系统的顶端。但是如果贪污腐败盛行，层层选拔人才就会变成层层淘汰人才，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被筛掉，选出来的全是无耻无能的极品坏蛋，那么这个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

太监专权，就是在文官治国这一套正统体制失灵的情况下，皇帝为了治理好国家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之举。

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这个结论在历史学者中间应该是比较公认的。宦官专权的情况，确实是这三个朝代最突出。

但是，非常巧的是，这三个又都是寿命很长的大一统王朝。唐朝“宦官之祸”最烈，太监掌握了禁卫军的军权，不仅可以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还能够废立皇帝甚至谋杀皇帝，结果唐朝寿命最长，存续了二百九十多五年；明朝“宦官之祸”次之，专权的几个太监虽然能够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但还不能威胁皇权，结果寿命第二长，存续了二百七十五年；东汉的“宦官之祸”又要差一点，只能跟文官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还不能专权，结果存在一百九十五年，也很长寿。

西汉存在了二百一十年，虽然没有太监专权，但是西汉有酷吏政治，酷吏在收拾贪官豪强方面力度不比太监差。清朝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没有太监专权，但是清朝有满清贵族勋贵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文武之间存在血统隔离，权力制衡的很厉害。

除了这两个以外，北宋没有太监专权，积贫积弱混了一百六十多年就灭亡了；元朝也没有太监专权，一百年就灭亡了；西晋也没有太监专权，混了五十年就灭亡了。

比较一下四个最长寿的古代大一统王朝（清朝一半在近代，不算）：唐朝既有酷吏又有太监专权，寿命第一；明朝只有太监专权，寿命第二；西汉只有酷吏，寿命第三；东汉酷吏和太监专权都有，但都比较弱，寿命第四。

我们不难发现，酷吏和太监其实是个好东西，对于延长王朝的生命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皇帝严厉打击贪官豪强集团。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王朝，就长寿；做不好的王朝，就短命。

太监专权往往会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集中出现。因为一个王朝的正统官僚集团越到后期越腐败，皇帝就越是需要用太监来维持局面。

《明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一起反对用太监干预朝政，崇祯只能叹气道：

“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

“你们这些官员要是能办事，我好好的怎么会用太监啊？”

结果怎么样？

没有了太监的监督，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马上就跟蓟辽督师袁崇焕秘密协商把毛文龙杀了。这种边将结交近侍、节将杀掉节将的惊天大事，他这个皇帝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一点风声都不知道。

如果魏忠贤在，宁远有镇守太监盯着，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吗？不可能发生。

袁崇焕把皇太极派来议和的白喇嘛等使者留在宁远好吃好喝招待了几个月，又给兵部尚书写信商议，皇帝还是一点不知道。如果宁远有镇守太监，朝中有魏忠贤的东厂特务四处打听消息，这种事情会发生吗？同样也不会发生。

撤了征税太监，结果没过多久宁远就因为缺饷发生兵变，逼得辽东巡抚自杀。魏忠贤当权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过吗？从来没有发生过。

后来陕西农民起义越闹越大，都进入山西境内了。山西省内地方官员画地为牢，只管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拒绝互相支援，宣大总督张宗衡和山西巡抚许鼎臣关系形同水火，谁也不服谁，自己带着兵各打各的，起义军穿插流窜、来去自如。这些事情皇帝完全不知道，还是派了太监刘允协下去调查，才给他奏报上来的。

首辅周延儒去打清军，就在通州，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吃吃喝喝一仗不打天天报告大捷，搞得崇祯很高兴，结果也还是太监下去调查揭发出来的。

所以，崇祯皇帝想不用太监能行吗？

文官们确实代表着正统。但是正统并不总是代表着正义、正确。当正统已经朽坏到无法补救的时候，非正统中就会有人站出来试图挽救局面，给正统“纠偏”。

不仅魏忠贤是非正统，像毛文龙这种行伍出身没有功名的武将，独立节制一方，在文官体系看来，也是非正统。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本质上也是一种镇压，是正统对非正统的镇压。“不受节制”在袁崇焕给毛文龙安的罪名中排名第一。文官既然是帝国正统，武将当然就必须受文官节制。不杀毛文龙，就不能维护“以文制武”的这个正统。“正统”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利益集团维持既得利益、反对改革的借口。

魏忠贤和毛文龙这两个人，就是在正统体制已经失灵，国家财政枯竭、军事惨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试图挽救国家于危亡，结果没有被敌人干掉，却被本国的“正统”当作异端给消灭了。这就是毛文龙曾经哀叹的：“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

就像《红楼梦》里面探春所说的：“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腐败的统治集团如果不把能打仗、能办事、愿意为国家效劳的仁人志士杀完，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可能被一个几十万的人部落给灭亡了呢？

从正统与非正统的角度，为了解决明朝后期的国家统治危机所进行的改革，可以分为那么几类：

首先是正统内部的改革。张居正改革就属于此类。他是理学士大夫，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做编修，被首辅徐阶看上，然后一步一步进入内阁。整个过程完全符合文官集团的“正统”。但是他的改革深度也最浅，只停留在财政税收和行政纪律方面。

其次是半正统的改革。张璁和海瑞的改革就属于此类。他们都是科举文官，算是进了正统的门槛。但海瑞是举人，不是进士。张璁虽然是进士，但没有当过翰林。“非翰林不能入阁”是文官集团内部确定的政治规矩。而且张璁是嘉靖皇帝违反文官集团的意志一再破格提拔上来的，属于“幸进之臣”，不是走的正常升迁渠道。所以他们只能算是半正统。他们改革的深度，超过了张居正改革。这种半正统的改革人物出现，说明正统的渠道已经失灵，优秀人物会在正统选拔机制中被边缘化。

第三种就是非正统或者反正统的改革。主要就是太监专权，魏忠贤这种人物出现。等到正统和半正统的改革都相继失败，只能从非正统的渠道来进行改革，那就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正统已经变成了反动。

等非正统的改革派也被镇压了下去，这个体制就彻底没救了。正统的、半正统的、非正统的改革渠道都被堵死，问题就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了。

所以，往往一个王朝的覆灭，最关键的一幕就是太监专政的结束。

对于东汉末年太监和士大夫的斗争，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总结的比较客观。他把历史书上记载的，涉及太监和士大夫斗争的事情做成了表格一条一条列举出来，然后总结说：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

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

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萌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

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东汉末年，外戚勋贵专权问题严重。皇帝为了对抗外戚，不得不依靠太监。太监们多次帮助皇帝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东汉最后的专权太监是“十常侍”。大将军何进为了干掉这十个太监，密谋邀请西北军阀董卓进京剿灭“十常侍”。结果董卓进京以后就先废立皇帝，然后又强迫皇帝迁都，引起地方豪强联合起兵攻击董卓，东汉遂陷入军阀混战，正式解体。

到了唐朝中后期，太监专权再次出现。此时对政权威胁最大的是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衰落，既不能有效地对地方官员进行任免，也无法收税，甚至有些藩镇对中央政府还产生了直接威胁。

但唐朝中后期之所以还能保持基本的统一和稳定长达一百多年，主要是因为中央还掌握着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神策军”。神策军军的最高统帅称为“神策军护军中尉”，均由宦官担任。

宦官之所以能掌握这样一支军队，就是因为中央文官集团腐败无耻。唐朝还没有以文制武的规矩，功劳大的武将仍可能进京在中央政府担任高级官职，掌握实权。文官们于是把边镇节度使纷纷换成少数民族将领——因为少数民族将领没文化，不会进入中央决策层威胁文官们的权力。但是少数民族将领也更容易叛乱，节度使安禄山因为被文官宰相杨国忠一再诬告而起兵造反，引发“安史之乱”。

文官集团捅出来这么大一个篓子，却无力解决问题，把长安都丢了。太监鱼朝恩联络西北地区的军队“神策军”勤王，最后护送皇帝返回长安。神策军从此被编入天子禁卫军的序列，常驻长安，军权也一直由宦官掌握。

神策军的战斗力保持了一百多年，足见宦官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都是不错的，比文官集团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这跟宦官无法世袭和只能来自于最贫穷的家庭有密切关系。他们很难集体腐化堕落。

从唐文宗开始，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凭借神策军控制朝政。整个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多年，中央决策权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宦官集团手中。宦官们凭借着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维持着大局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宦官在唐朝中后期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大职能是保卫中央，平定四方。中唐以后一百多多年，尽管各地时有军阀混战，但由于神策军十万大军坐镇中央，首都地区再未出现大的动乱，国家也没有陷入分裂和大规模的内战。唐中后期历次针对地方藩镇和边镜叛乱的战争，神策军也均是主力。

跟明朝后期一样，唐朝末年的文官集团已经腐败无耻到完全不管国家大事了，天天玩党争。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北宋末年的“元佑党争”和明末的“东林党争”是中国历史上三大著名党争。文官党争一旦开始，官员们就按照党派划线整人，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成为政治事件互相攻击，中央政府遂陷于瘫痪。这个时候，唯一还在干点正事、维持政权不至于倒台的就剩下宦官了。

到唐末黄巢起义，唯一忠心保唐，独撑危局的还是宦官杨复光率领的神策军。

这个杨复光是一位传奇人物，在宫中谋得实权以后，竟然主动申请到地方上去历练，当监军。他这个监军实际上就是统帅，每次打仗都亲自带队，上阵杀敌。他不仅对排兵布阵十分精通，而且还是个武林高手，武功非常了得。取得了军功以后，他才回到宫中，掌握神策军军权。

面对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杨复光协调各路兵马，多次击败起义军，并将其分化瓦解，并联络沙陀兵支援，最终收复长安。在成功镇压了黄巢起义之后，杨复光不幸病死军中。他在军队中很有威信，军中大小军官，闻听此讯，无不痛哭流涕。如果杨复光多活一段时间，唐朝政权应该还能再多维持一段时间。

宦官的第二大职能是蹲点监军。在唐朝前期，对地方的监军由御史台等文官负责。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信任文官，监军工作改为宦官负责。宦官分驻各地监军，也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地方军权。朱温篡唐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矫诏下令各地捕杀监军的宦官，可见宦官监军制度已成为野心家们篡位夺权的绊脚石。

最后，文官集团出卖了宦官，东汉末年的一幕再次重演。宰相崔胤和实力最强的军阀朱温秘密勾结，请求朱温带兵进京消灭太监。朱温进京以后，把太监屠杀一空，只留下二三十个未成年的小太监伺候皇帝，彻底终结了太监专权。接下来，他就跟董卓一样，强迫皇帝迁都去他的地盘，后来又因为怀疑文官集团图谋不轨，把从长安带过来的文官也统统杀掉。

杀完之后，朱温下令说：“这些人平时自诩为清流，其实全都是无耻之徒。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让他们清流变浊流。”

没过几年，朱温代唐自立，唐朝灭亡。

我们整体回顾一下东汉、唐朝和明朝太监专权的历史，可以说，太监上台执政，无一不是官僚集团腐败无耻的结果。官僚集团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宦官们才会跑到第一线来救急。一旦连可以救急的太监都没有了，一个王朝就会很快灭亡。十常侍死而东汉亡，杨复光死而唐朝亡，魏忠贤死而明朝亡。

太监，是帝国政权最后的良心，是帝国高层中最后一批还跟底层社会保持着血肉联系的人物。连太监都被干掉，一个政权也就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

太监当中也会有贪污腐败，但由于存在阉割机制，他们的贪欲和腐败的官僚群体比起来要差得多。太监的晋升机制，也很少会受血缘关系的影响。因此即使到了王朝的末期，太监集团也不会像官僚集团那样彻底坏透掉，总还是有一些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人物，在尽力支撑大局。

太监的整体文化素质很低，又没有可以支持他们改革的执行体系，一切都只能依赖皇权，强迫跟他们敌对的文官系统去执行。他们的种种努力最后都难免会沦为失败，他们自己也往往成为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们的这种努力不应该被抹杀、抹黑。他们中的英雄人物，也应该像文臣武将中那些真正的英雄人物一样，彪炳史册、流芳千古。

摘自李晓鹏博士《宦官专权的历史真相》

看到评论里有人说，明朝也有不务正业的皇帝，比如说木匠皇帝天启，天启皇帝为什么要学木匠呢？

万历25年三大殿被雷击毁，当时万历皇帝想重修一下，文官们给出的预算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子，吓得万历皇帝到死也没敢开工。

在天启皇帝手里，用500多万两就把三大殿修好了。为什么？

就是因为天启皇帝在修建期间，努力学习了不少木建筑的知识，亲自参与工程设计。这种事情皇帝亲自出马，而且学习点专业知识，可以避免很多欺上瞒下、贪污浪费的情况出现，节约经费、提高工程效率。这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三大殿才能极为高效、省钱的完成。但这个事情被东林党借题发挥，不停在造谣，把皇帝描写成天天研究木工活儿，完全不懂政务的文盲。而魏忠贤就是利用天启玩木工的机会独揽大权，迫害忠君爱国的东林人士。

其实，正好相反，天启皇帝努力学习木工，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魏忠贤，没有把三大殿的事情交给魏忠贤就甩手不管了，随便开销。他自己成为木工专家，魏忠贤想要骗他也骗不了。

天启皇帝很懂得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道理。他并不是贪玩昏庸不理朝政，把事情都交给魏忠贤去乱搞，就什么都不管了。《熹宗实录》中有记录的天启皇帝出席早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的次数就有一百九十多次，平均每个月两到三次。东林党执政时期，整肃东林党时期和魏忠贤完全掌权的时期，上朝的频率都差不多。

魏忠贤是通过努力工作、表现出色才逐步赢得皇帝信任的。所以天启临时之前才觉得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要继续重用魏忠贤。有魏忠贤在，他就放心了。

这里面的过程，天启皇帝知道，魏忠贤也知道，但是即将继位的信王朱由检不知道。

作为藩王，朱由检是完全不能过问朝政的。兄弟之间感情很好，逢年过节朱由检都要进宫向哥哥请安。但这种礼节性的联系，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渠道，让朱由检知道真实的宫廷内务和高层决策机制。

这种情况下，东林党造谣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到处宣传，魏忠贤如何联合客氏迷惑皇帝、迫害忠良，在宫内杀死宠妃、迫使皇后堕胎，甚至图谋篡位等等，把魏忠贤描写成了心理变态、祸国殃民的“权阉”。

当天启皇帝握着朱由检的手嘱咐他魏忠贤忠贞能干、可计大事的时候，朱由检虽然表面点头称是，内心却完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哥哥已经被魏忠贤迷惑，晕了头、中了邪，竟然临死还要为魏忠贤这种极品坏蛋说好话，真是昏庸的可以。

接下来，朱由检进宫当皇帝，甚至在自己兜里揣了一张大饼，宫中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因为害怕魏忠贤要给他下毒毒死他。晚上睡觉睡不着，起来转一圈，看见有侍卫太监带着刀，就把他的刀借来放到自己枕头边上才能睡着。

实际上，魏忠贤什么事儿也没有干。他对天启皇帝的去世极为悲伤，几乎是伤痛欲绝，守着天启的棺木痛哭了好几天，到最后都哭不出声来了，就盯着棺材发呆。至于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发展，他也没有做任何安排，反正等着新皇帝下命令就行了。

就这样，朱由检还被吓得自带干粮进宫当皇帝，可见他被东林党的谣言忽悠的有多么厉害。

正式登基以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也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崇祯始终生活在被东林党谣言所塑造的并不存在的政治阴谋当中，一方面想干掉魏忠贤，一方面又害怕把魏忠贤惹急了会杀掉自己谋反篡位。

崇祯对文官集团编写的历史教材诸如《资治通鉴》这些东西估计应该是认真学习过，对上面描写的铲除奸臣的套路比较熟悉。小心翼翼的以各种理由先排除魏忠贤的亲信。而对于各种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一方面假装不采纳，一方面对这些人提拔重用。魏忠贤当然很快就明白皇帝的意思，就一再主动提出辞职，崇祯则认为这是一种试探，假惺惺的加以挽留。

最后，崇祯觉得已经布置成熟了，这才接受了魏忠贤的辞职，将魏忠贤发往孝陵闲住。

魏忠贤一走，东林党立刻发动更大规模的弹劾，之前杨涟的“二十四罪”又被翻出来重新弹劾一次。崇祯皇帝立即决定，派锦衣卫去将魏忠贤逮捕回京受审。在锦衣卫还没有到的时候，魏忠贤知道消息，就在半路自缢身亡了。

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人迅速被崇祯提拔重用，重新掌权。东林党的反击是极为残忍的。魏忠贤虽然死了，仍被下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客氏先是被发往浣衣局洗衣服，没过多久又被下令鞭死。魏忠贤的亲信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官员们被打成“阉党”，包括兵部尚书崔呈秀在内的二十五人被处决，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东林党全面起复。在他们记录的历史中，朝廷再次出现了天启初年那种“众正盈朝”的局面：政治清明、人才济济，国家大有希望。

东林党上台，除了人事变革以外，还要把魏忠贤在位期间的恶政加以废除，最重要的当然是减免盐课和商税，保障大盐商和其它商人的利益。然后，对魏忠贤制造的各种冤案加以平反，黄山采木案中的吴养春一家，没收的财产六十多万两银子全部退还给吴家，期间各种被贪污罪名整肃的东林党人的财产也都要退还。

这样一整，中央财政马上就非常缺钱了。东林党人提出了两个方略，第一是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裁撤部分驿站。东林党的根据地东南地区的驿站很重要，当然不能随便裁，但是西北地区的驿站，实在是没什么用，所以就被大幅度裁撤了。

这两个方略很快就引发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小事”是军费被压缩以后，辽东军饷很快就不够了。崇祯元年的八月，宁远爆发兵变。当时宁远守军的粮饷已经拖欠了四个月，计五十三万多两银子。新上任的辽东巡抚毕自肃连续九次上疏，请求拨付买马款、买军械款、赏金、月饷，但户部没有下拨任何资金。士兵们冲进辽东巡抚衙门，将毕自肃、总兵朱梅等捆绑起来索要粮饷，衙门里面的敕书、旗牌、文卷、符验等，散碎狼藉，荡然无存。毕自肃无力解决，上吊自杀。

宁远兵变发生的时间，距离天启皇帝去世已经一年，距离魏忠贤自杀已经八个月。而粮饷的拖欠时间是四个月，其责任显然在崇祯皇帝和重新当权的东林党头上，怪不到魏忠贤头上。魏公公当政的时候军饷都是按时足量发放的，从来没有因为缺饷发生过兵变。

第二件“小事”就是西北地区的驿站被裁撤以后，有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失业了。他走投无路，选择了造反。

这两件事在当时还看不出来对明帝国有什么影响，但后来越演越烈，大家才知道它们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幼年时，跟着别人认识他，产生了误解；

少年时，跟着别人认识他，产生了另一种误解；

青年时，自己试着认识他，以为真的认识了他；

再后来，才发现自己毕竟还是图样……

之所以造成种种误解，最初也许是认识上的差距，

后来才明白，那是慈悲上的差距。

曾经以为他是坏人，后来发现还不错：

当然是他了。

少时：（此处删去30字）

后来：他背叛了自己出身的既得利益阶级，摧毁了贪婪、自私、无能的中国古典精英利益集团，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几乎全部地基框架，带领他的团队解放了亿万穷人，拯救了中华民族，再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启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曾经以为他们是好人，结果真人很猥琐：

当然是 “公知” 们了。

少时：他们忧国忧民，他们夜不能寐，他们民族良心，他们法治情怀。

后来：他们不过是由地主和作为地主儿子的军阀、官僚、买办、月入300至600大洋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构成的 追求集团利益而非国家利益，阶级利益而非民族利益，长于零和博弈而非做大蛋糕的 中国古典精英利益集团的当代传人；是国家贫弱、人民痛苦，精英阶级锦衣玉食、四手联弹的苦难民国的受益者、赞美者、怀念者；是出发点始于，落脚点终于 “ 我们精英自己的利益 ” 的八流逐利型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