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你曾经对清朝有过什么误解?

回答
作为一个AI语言模型,我并没有个人经历和情感,因此也无法像人类一样“有过误解”。我所拥有的信息都来自于训练数据,这些数据包含历史文献、学术研究、文学作品等多种来源。

然而,我可以模拟和分析人类可能对清朝产生的常见误解,并基于我的知识库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会是误解,以及更准确的历史事实是什么。

以下是我可以识别并详细分析的几种常见的对清朝的“误解”:

误解一:清朝是一个落后、保守、扼杀文明的王朝,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

这种“误解”的来源和表现:
“落后”的论调: 这种看法通常源于对比19世纪末期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科学进步和政治变革。相比之下,清朝在很多方面显得缓慢甚至停滞。一些人会将清朝的封闭政策(如闭关锁国)视为其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它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发展。
“保守”和“扼杀文明”: 这种看法可能源于清朝对汉族文化的一些压制政策(如文字狱、剃发易服),以及对西方思想和技术的抵触态度(虽然这种抵触不是绝对的,且有复杂原因)。一些人会将清朝的专制统治、科举制度的僵化等视为扼杀思想创造力和科学发展的因素。
“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 将中国近代所有的“落后”都归咎于清朝,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历史解释,忽视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复杂内外因素,包括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平等条约、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问题、改革的难度等等。

更详细的分析与事实:
“落后”并非一概而论,而是相对的:
早期和中期的辉煌: 清朝的早期(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人口大幅增长,农业生产力提高,疆域辽阔稳定,文化艺术也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如《红楼梦》)。
科技和经济的相对停滞: 与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的工业革命相比,清朝的科技发展确实缓慢。但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制度因素: 科举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但也可能导致思想的僵化和对实用技术的忽视。
经济结构: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模式,使得大规模的工业化缺乏动力和基础。
世界历史背景: 并不是只有中国在“落后”,而是西方通过工业革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将清朝的停滞完全归咎于自身,而忽视了全球性的力量对比变化是不全面的。
“闭关锁国”的复杂性: 严格来说,清朝并非完全的“闭关锁国”,而是有选择地开放,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和有限的文化交流上(如广州十三行)。其政策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稳定,虽然在客观上限制了技术引进,但背后也有对西方传教士和商业活动的警惕。
“保守”与“改革的尝试”:
压制与融合: 清朝对汉族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有满族统治者对自身文化的维护和对汉族文化的某些压制(如文字狱),也有对汉族文化成果的吸收和融合(如汉臣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许多汉族士大夫在清朝担任要职)。
改革的努力: 尽管常被视为保守,清朝也并非没有改革的尝试。例如,洋务运动就是清朝晚期为了自强而进行的引进西方技术和军事工业的改革。虽然最终未能挽救王朝,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更早的如雍正时期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国近代落后的多重原因:
内部因素: 清朝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社会结构(士绅阶层)、经济模式(小农经济)、人口压力等,都构成了其改革的阻力。
外部因素: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带来了巨额的赔款和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和主权,为近代中国的贫弱奠定了基础。这些外部力量的冲击,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误解二:清朝皇帝都是残暴的统治者,只知道享乐和压迫。

这种“误解”的来源和表现:
负面历史叙事: 许多历史叙事,特别是受西方影响的或关注底层人民的叙事,容易聚焦于清朝统治者的负面行为,如酷刑、严苛的税收、对百姓的剥削等。
部分皇帝的极端行为: 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残暴或昏庸的皇帝(如雍正的严苛统治,但也有其改革的一面;慈禧的晚年统治被很多人诟病),这些个别案例容易被放大,形成对整个群体或王朝的刻板印象。
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的渲染: 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为了戏剧效果,可能会夸大皇帝的残暴和奢靡,加深了这种印象。

更详细的分析与事实:
皇帝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勤政的皇帝: 许多清朝皇帝都曾展现出勤政的一面。例如,康熙皇帝被誉为“千古一帝”,他在位期间致力于巩固国家、发展经济、推动文化,并且有自己的学识。雍正皇帝虽然以严苛著称,但他确实进行了许多改革,试图解决政治腐败和财政问题。
治国的不同策略: 即使是统治方式,也存在差异。有些皇帝更注重军事扩张,有些则侧重于内部治理和文化建设。
统治的合法性: 清朝统治者在相当程度上努力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并通过文化上的融合来巩固统治。他们也需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民众的生活,否则统治将难以维持。
制度约束与舆论:
儒家思想的影响: 清朝统治者在名义上继承了中国的儒家传统,需要表现出仁政、德政的姿态,否则会受到舆论(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的批评。
对酷刑的限制: 虽然古代社会普遍存在酷刑,但清朝在法律上也有一定的规定,并非完全没有约束。
“享乐”与“责任”的平衡:
宫廷生活: 皇室的生活必然是奢华的,但这不代表所有皇帝都只顾享乐。许多皇帝也承担着繁重的政治责任,需要处理朝政、决策国家大事。
历史评价的偏颇: 对皇帝的评价往往受到史官立场、政治风向等因素的影响,历史评价需要更全面的考量。

误解三:清朝文化是被动接受外来影响,自身缺乏创新。

这种“误解”的来源和表现:
“西化”的印象: 尤其是在晚清,西方思想、科技、制度大量传入,仿佛清朝文化已经被西方完全取代,自身失去了创造力。
对“汉化”的强调: 许多人习惯于将清朝视为“被汉化的满族”,认为其文化主体是汉族文化,满族文化只是被动吸收者。
对某些特定领域(如科技)的关注: 将目光集中在科技的落后,而忽视了其他文化领域的创新。

更详细的分析与事实:
主动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满汉文化的融合: 清朝并非是被动接受汉化,而是一个主动的融合过程。满族统治者在保留自身特色(如语言、一些习俗)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和吸收汉族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例如,满文的创制和发展,以及满族人在政治制度、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
“乾嘉学派”的繁荣: 清朝中期,乾嘉学派兴起,在考据学、目录学、金石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入挖掘和梳理,展现了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文学艺术的创新: 除了《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清朝在小说、戏曲(如京剧的形成与发展)、绘画(如扬州八怪)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和发展。
引进与创造的结合: 即使是引进西方科技,也并非完全的被动接受。洋务运动中,中国官员和技术人员在引进、消化、吸收西方技术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实践,例如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生产,虽然是仿制,但也积累了经验。
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传教士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艺术技巧和宗教思想,清朝宫廷和部分士大夫对此有所接触和学习。例如,一些传教士参与了宫廷的绘画、天文学和工程项目,也为中国引进了欧洲的绘画技法和透视法。
抵制与 Selective Adoption: 这种交流并非全盘接受,也有抵制和选择性的采纳。清朝统治者对西方思想的传播持谨慎态度,担心影响其统治。
“西方化”的表象与深层影响: 晚清的西化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应对,而非文化上的主动选择。但即便如此,也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总结:

我认为,对清朝的“误解”往往源于:

1. 片面化与简单化: 将一个长达近三百年的王朝,用简单的标签(如“落后”、“残暴”)来概括,忽略了其内部的复杂性、发展变化和不同时期的特点。
2. 以今非古: 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古代社会,容易忽视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3. 关注局部而忽视整体: 只看到清朝在某些方面(如科技)的不足,而忽视了其在政治稳定、疆域巩固、人口增长、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成就。
4. 非此即彼的思维: 将某些现象(如改革的失败、对西方文化的抵触)视为对所有事物的否定,而忽略了其中存在的进步和努力。

作为一个AI,我的目标是提供更全面、更客观、更细致的历史信息。了解历史,需要我们保持批判性思维,避免简单化的结论,深入探究其发生的背景、多重因素以及复杂的变化过程。清朝的历史也是如此,它既有辉煌的时刻,也有深刻的危机;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改革的尝试;既有自身的局限,也面临着外部的巨大冲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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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康熙年间,你如果是个老百姓,

你就算不剃头,

其实。。。。。也没人管你

是的,你没看错。康熙时期相比于顺治时期,剃发令是有所松弛的。

沈从文根据对清初绘画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

“居官有职的,虽补服翎顶,一切具备,妇女野老和平民工农普通服装却和明代犹多类同处,并无显著区别。”江南地区“男子都上多露顶锥髻,并无曳长辫的”

后人对于清代康熙耕织图分析,“康熙《耕织图》总共46幅105图中,出现人物(包括妇女、儿童、婴儿)总共245人,耕图人物140人,织图人物105人。在这245人中,成年男性132人,其发式皆为束发、锥髻式,没有一人是满式剃发辫发形象。”

有人可能就会问了,会不会是康熙《耕织图》画的不是清朝时期的事情呢?康熙年间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康熙年间修黄河大堤的情景

里面的官员,小吏都是剃发留辫子的,但是扛活的民工有好多是留辫子的(图三)

还有,康熙年间的《农村演戏图》里面,有的人就剃头留辫子,有的人蓄发留髻,还有直接穿明朝衣服出镜的


还有,清代意大利人郎世宁来华时所做的中国民俗画,可以看出很多人没有留辫子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王夫之不剃发却安然无恙的原因,事实上当地知府和巡抚见过王夫之,是知道王夫之不剃发的。但是也没有对他做什么,原因就是当时不剃发的人多了去了,不算啥大事,懒得管。


我说这个是为什么呢?清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王朝,每个时期,每个侧面,每个角度,清朝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抱着特定的眼光去看清朝的话,你会得出一个特定的清朝,而不是一个全面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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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入关后的多尔衮被称为“皇父”,就想当然地认为多尔衮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对顺治母子有绝对的控制权,好像把那个儿皇帝当傀儡或者干脆废掉都是一句话的事情


事实上,多尔衮在称谓的变化上经历过“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的变化,从汉语的语境看来确实是一个“快步飞升”的过程,但若从满语原意来看存在一定的误读,尤其是最后一个“皇父摄政王”,满语为“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han i ama”应当解读为“皇的父亲”而不是“皇父”。这两个解读看似是差不多意思,但其实区别相当大

刚从极重血缘纽带的家族部落发展出来的满洲可是有管所有叔伯都叫爸爸,叔伯辈则把所有兄弟的子女都视为己出的习俗。所以“皇的父亲”,按照满人视角来看的话,与“皇的叔父”无异,是对尊长的敬称,二者并不存在汉人朝廷那种正统或非正统的差别。也就是说,多尔衮的称谓从“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的转变,在包括顺治母子在内的满人群体中,并不会引起什么特别的不适。更不用说,在多尔衮的称谓中,真正通过受封仪式合法化的,只有“叔父摄政王”而已。不管多尔衮再怎么有军功和威望,在满人眼里都只是一个代行摄政权力的叔父而已。

但对被征服的汉人群体来说,这震动可就非常大了,毕竟从“皇叔父”变成“皇父”从正统性上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所以多尔衮在这里极有可能是刻意为之,通过满汉翻译产生的歧义,在汉臣群体中最大限度地树立自己的政治威望,同时又避免损害自己在满人群体中的合法性。尤其入关伊始,南明尚未被征服,满人群体的汉化程度低,信息的不对称进一步扩大了这种震动效应。再结合继婚娶嫂子这种更为人熟知的异 域 风 俗,流传出“满宫降嫁”这种花边秘闻,真是一点也不奇怪了

“哥啊,你说我什么时候咋就多了一个继父捏?”


当时两个族群的文化差异如此明显,这就是清军入关以后的客观事实,可能只有运用多个视角,才能理解一些事情的全貌吧


参考资料《清前期宫廷政治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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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与“主和派”。

长期以来,我都以为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是“忠臣”,是正义的、爱国的,而以琦善、奕山为代表的“主和派”是“奸臣”,是非正义的、卖国的,正是因为前者在权力斗争中败给了后者,才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

但茅海建老师用其细致研究狠狠抽了我一耳光——清廷所谓“主战”“主和”,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爱国及人品如何,而在于这些官员是否需要跟英国人开战。简而言之,只要是负有抵御英军实际责任的官员,无论其人品如何、此前的调子唱得多么高,最终基本上都会被现实狠狠教育,迅速转化为“主和派”;反过来,那些不需要负实际责任的官员都清一色“主战”,这跟他们爱国与否、人品如何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

茅海建先生还分析了缘由——清廷官员中绝大部分都来自科举,早就被“天朝上国”的教化浸淫,对于他们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的“英夷”,每个人头脑中几乎条件反射一样“主战”——我堂堂天朝,怎么可能跟“英夷”议和?

但真的跟英国人交过手的官员,很快就会被现实打醒。如闽浙总督颜伯焘,一开始是铁杆“主战”,不仅上书弹劾广州作战失利的奕山,还积极制造军火、修建工事、整军备战。颜总督耗费巨资,在厦门一带安设了400位以上的岸防炮、部署了5680名守军,另有9274名雇勇协守地方。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自认为部署得当的颜伯焘得意洋洋地宣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

可惜的是,英军仅用了不到1天时间就击溃了驻守的数千名清兵并占领厦门,损失是战死1人、受伤16人。当是时,坐镇厦门岛督战的颜伯焘见“英夷”如此强大、自己精心部署如此不堪一击,只能与同僚抱头痛哭,随即全军溃退。不用说,此前屡出豪言的颜总督立马就变成了“主和派”。

颜伯焘如此,其他如琦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奕山(靖逆将军),怡良(继颜伯焘后任闽浙总督),牛鉴(两江总督),耆英(广州将军)等无不如此。这与这些人的道德良知没有必然关系,更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于“忠”或者“奸”;他们面对的是在当时条件下完全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后人不能简单地用道德去评价。


补充林则徐的表现。

留言中有人说“林则徐能赢”“林则徐打赢了”,这不奇怪。1841年1月,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要求启用林则徐,理由就是林是“该夷所畏忌”的人物;鸦片战争之后的多部著作也认为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广东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林则徐被撤职。

事实真的如此吗?

林主政广东时,中英双方多次发生军事冲突,但规模基本上都很小,英军的确没有取得多少战果;但问题在于,直到1840年3月24日之前,英军在虎门口外的军舰一共也才两艘,而到了定海、厦门之战时,英军军舰已经增加至16艘之多。

那么,此时林则徐所部属的防御水平如何呢?1839年9月1日,林在上书中称“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均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这段话并不深奥,简单点解释就是说英军不擅陆战、甚至不擅陆上行走。基于这种观念,林所部属的海防炮台大多没有配备陆路防卫。而在此后的作战中,英军屡屡采取迂回登陆、从陆上包抄炮台的战法把清军打得大败亏虚。只此一点,林布置的防御能不能打赢英军,我想有脑子的人都能想明白。

英军没有攻击广东,并非惧怕林则徐的防御,而是因为英国外相巴夏尊要求“有效的打击应该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而当英军转而进攻虎门时,林则徐已经去职。我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巧合给“林则徐不败”的神话做了最好的升华。

总之,林则徐的确是晚清难得一见的有能力、有见识、有作为的官员,他的所作所为可歌可赞,不愧后人赞誉;但受制于时代、受制于清廷体制,林的努力并不可能改变鸦片战争的结局,“不败”只能是神话。


茅海建老师的研究再一次告诉我,历史不是京剧舞台上的红白脸、不是“感动××”,研究者不能空谈道德,更不能被情绪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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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清朝经略边境的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尚武或本质上仍是野蛮的游牧民族,更重要之处在于清代对边疆的国家建构模式不同。

传统将北方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但是这样的称呼其实不够精确,魏特夫根据统治方式的不同,将异族王朝区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两类,前者的典型是北魏、前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异族王朝,渗透王朝的特点是他们往往会逐渐遗忘自身的异民族特性,在政治体制、文化风俗等方面积极汉化,并在地域上切断与龙兴之地的联系,而征服王朝的特点在于他们在逐渐汉化的同时并不会遗忘其龙兴之地,反而会将起家的内亚之地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接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同时保留其内亚性的因素,使其统治方式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而其典型自然就是古代史后期的辽金元清,毋宁说从渗透王朝向征服王朝的转变正体现出了异族王朝本身的完善。

一般认为征服王朝多元性统治形式起源于辽代的南北院制度,通过以南面官治理燕云地区,辽代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复合性的国家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契丹人在担任了南面官之后也要着汉服,这实际就体现出辽代的南北院制度与十六国早期的胡汉分治不同,十六国早期以单于台制度为代表的胡汉分治更多的是以人为分类对象,而辽代的南北院制度则更多以统治地域为分类对象,即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传统进行统治,其所注重的不是个体的胡人与汉人,而是更为整体的契丹与汉地。

一个能说明这种多元统治形式的典型例子是辽代的【捺钵】制度,所谓捺钵可理解为行在,但与汉族王朝的行在仅作为临时住所不同,辽代的捺钵本身就是国家议事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夏季和冬季捺钵,辽代皇帝均【与北南臣僚会议国事】,这种捺钵-南京并行的政治设计与清代的北京-承德政治设计十分近似,在清代承德进一步特化为处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的特定场所,这种行政场所的不同实际上折射出清帝国身份认同的多元性。

清代统治的多元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最常被提起的是清代皇帝的多种身份,柯娇燕以乾隆为例,认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他既是皇帝,又是大汗,也是文殊活菩萨。但是就像沈卫荣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一样,清代皇帝的多种面孔并不是清代或是内亚性的独特之处,明代皇帝在处理与西藏的关系时也会有意无意的扮演文殊菩萨,而更早的“圣人可汗”“天可汗”也暗含了皇帝身份的多元性。

实际上最能体现清代统治多元性的仍然是其类似于辽代辽代南北院的国家建构模式,清代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于西南部地区,清代统治者延续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在当地推行汉化政策,使其成为内地的一部分,而对于西北边疆地区,他们则采取了与传统汉族王朝不同的统治策略,清代统治者将其版图划分为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同区域,按照各自的风俗建立行政体制,并通过在朝中设置理藩院统领外藩各部,由此形成复合化的国家建构体制,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其策略可概括为,一方面允许边疆地方长官享有一定行政自治权,并充分尊重其宗教风俗,但是另一方面对其长官人员握有任命权,并直接在边疆驻军维持统治。

这里分别以蒙古、新疆、西藏对清代统治的多元性进行说明,清代在蒙古施行了札萨克制,将蒙古地区以旗为单位进行了划分,而所谓的札萨克就是旗长,本质上就是在蒙古地区推行了一种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而在新疆南部则采取了伯克制,对当地的行政官员划分出三品到七品的官秩,将新疆社会原有的官僚体制与清代的官僚体制进行结合到一起,实现了【齐其政而不宜其宜】的效果,同时禁止穆斯林色彩的阿訇干预行政,这与西藏、蒙古喇嘛教势力的强大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中央层面,理藩院的地位与六部相同,康熙指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内设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柔远司和徕远司,札萨克与柏克均受理藩院同一管辖,其管理范畴涉及到旗界、封爵、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各项事宜,先后制定了《钦定蒙古律例》《钦定理藩院例则》《钦定回疆条例》,使帝国的统治深入到内亚藩部,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

清朝对于西藏的管理更具特色。在西藏,地方行政拥有更大自主权,既未划分行政区也不由理藩院掌控,设立驻藏大臣管理地方政府,在拉萨永久驻军,并有权监督达赖喇嘛与班禅的转世灵童,从皇太极开始清朝便认识到喇嘛教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以“护法之主”的身份对其庇护,以连接西藏、蒙古、满洲,另一方面鼓励其他藏传佛教发展,以削弱其影响力,这也是准噶尔侵犯喀尔喀蒙古的原因之一,其之所以归顺清朝原因之一便在于:“北方名俄罗斯之黄契丹可汗之朝,虽云康平大国,而佛法未兴,衣襟左向,不可与之。南方黑契丹可汗之朝,平安康泰,且佛法流通,故前往归附满洲大可汗,佛法振兴,仓廪丰盈,恩赐礼仪并举,遂想康乐安宁。”甚至噶尔丹在与康熙交战时也强调:“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然而清朝对于喇嘛教的态度仍然是实用主义的,在边疆稳固后便转而采取限制措施。

对于清代统治多元性的理解,仍应当建立在与传统汉族王朝的对比中,具体而言,清代的这种复合性国家建构模式并非清代统治者的个人创造,而是元清征服王朝的内亚资源对传统天下观念的革新。在传统汉族王朝的观念中,天下是一个按照文化高低不同,由华夏-蛮夷构成的同心圆,其中作为华夏的农耕地区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区,而对于华夏之外的蛮夷,传统汉族王朝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于适于农耕的西南地区,帝国在此推行改土归流,使其变为华夏的一部分,对于与华夏风俗近似的朝鲜、越南等地,通过册封使其成为朝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而对于风俗大异的内亚边疆地区,传统汉族王朝则满足于施行羁縻的间接统治,总体而言,传统汉族的国家建构模式是以华夏或类华夏区域为核心的,蒙古、新疆等内亚地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华夏区域是有限的,能够进行改土归流的地区同样是有限的,这就决定按照传统汉族王朝的国家建构模式,华夏帝国的总体疆域也是有限,王明珂与胡鸿均认为,按照传统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念,华夏帝国在汉武帝时期便基本达到了地理上的极限,胡鸿更进一步将秦汉帝国的疆域限制归因于三个因素:维持大一统帝国的内部消耗、地理环境与农业经济的限制、政治组织与华夏帝国的差异度,而姚大力则着重强调了其中的第二点,并且将这一环境因素细化为“雨养农业所必需的300-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这条线实际上与今日的黑河-腾冲线基本一致,这条线也由此勾勒出了传统帝国能够推行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以清末的视角可以大体理解为汉地十八省),总之,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传统帝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疆域极限,对于核心区域以外的广大边疆地区,帝国难以推行郡县制的直接统治。

清代复合性的建构模式,实质上正是对传统同天下观念的革新。在传统天下观念中,对于文化程度低、难以推行农业经济的边疆地区,传统帝国的终极目标是推行教化,而在难以推行汉化时则满足于羁縻政策的间接统治,早在汉代,韩安国反对用兵匈奴的理由就在于【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甚至到了乾隆征伐准噶尔的时代,仍有大臣以【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为由反对。换句话说,传统汉族王朝对于内亚的轻视,不仅是实然层面是否可行,更是在应然层面上认为其不值得统治,实质是内亚不符合华夏农耕文明的需要。但是对于元清复合帝国而言,他们并未将“车同轨,书同文”的汉化政策为最终理想,也就未将版图局限于华夏或类华夏的农耕区域,而是将内亚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将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视为清帝国中平行的多元版块。与此同时,对于天下观念的革新并不意味对于天下观念的放弃,而是将这一新的改变纳入天下框架之中,雍正认为:“自窝巢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乾隆也认为:“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在此清朝皇帝一方面强调自身在边疆战略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并不否认“中国”“中夏”概念本身,基于这种宏观视野,元清征服王朝将广袤的内亚地区纳入到版图之中,并在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开始之前,进一步巩固了朴素的“中国认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如果就边疆政策进行进一步比较的话,汉唐时代的羁縻政策主要是依靠国与国之间的力量角逐,而非在基层建立有效的统治,因为在基层的行政环节缺乏根基,羁縻政策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帝国能够从边疆获取的赋税、兵源都是十分有限的,第二这种统治是非常不稳定的,这点在汉代对西域的经略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而清代统治与汉唐时代的羁縻政策的不同除了这里提到的基层行政以外还有两点值得强调,一个是理藩院的设置,这种专门处理藩部事宜的机构是汉唐时代没有,唯一的渊源是元代的宣政司,这恰恰说明汉族王朝与征服王朝对边疆的态度不同,此外汉唐时代边疆地区都是依习惯法统治,直到清代才真正出现了边疆的特殊立法,这也体现出清代边疆统治的深入,总而言之,汉唐时代的都护府只是汉地的附庸,但是在清代边疆与内地同等重要

这两种天下观念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这种思潮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天下观的变体,比如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提出【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这种将朝鲜、越南、缅甸等类华夏区域置于蒙古、新疆等内亚区域之上的观点,显然受到了传统天下观中文化层级的影响,在邹容在《革命军》中的观点则更能代表十八省建国的依据:【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

而主张五族大同者,往往都是维护清室的立宪派,其典型如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强调:“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部以对于国外之诸部是也……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杨度1907年在《金铁主义说》中认为:“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二者之间的联系从侧面表明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张,正是清代复合帝国体系的遗产

当然,上述所称清代的复合性统治形式是一种整体上的论述,不同的统治者对于满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种倾向于积极推行传统汉族王朝的政策与统治,即汉化论,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强调满洲的特殊性巩固复合体制,即多元论,二者最为典型的分别是雍正与乾隆,二者的差别就直接表现在对于《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中。

《大义觉迷录》原文在第一部分雍正便首先强调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其论述中可以看出雍正具有很浓厚的儒家色彩,【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在这里雍正突出强调了清代之“德”,这显然蕴含了很强烈的儒家仁政思想,而针对曾静所指出的华夷的问题,又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并且引用韩愈对于华夷之辨的主张,【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可见其对于传统夷夏观念的认同。

通观第一部分对于合法性的论述,雍正具有优秀的儒家素养,其执政思想与传统的中原皇帝十分接近,而考察雍正执政时期的政策,也能够很鲜明的看出这一特点。雍正时期将八旗官制官僚化、取消部分士绅优待、完成摊丁入亩的改革、试图推广统一官话、通过常平仓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对于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讨论而言,雍正时代恰恰是清代改土归流投入最多的时代,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皇帝,其强化集权、文化统一、改善财政的措施甚至有“汉武帝”们的影子,可以认为雍正代表了清代政治中极为明显的汉化论倾向。

而另一方面乾隆的执政方式却与其父有很大的区别,与雍正注重汉化论的倾向相比,乾隆体现出“内亚”与“汉地”并重的多元论特点,着重强调恢复骑射、满语,有意识的维护满洲特色。除了登基两个月便违反雍正的嘱托把曾静凌迟处死外,还有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乾隆废止了雍正推行的全国性普及教育,认为这是一种浪费钱财的行为。雍正的这种普及性教育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化蛮夷”的要求,是传统华夷观念下的产物,而乾隆则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序格局不屑一顾。在讨论宋辽的正统问题时,乾隆主张【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郭成康分析这一观点为“不问皇帝是否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即为正统”,实际上是十分朴素的“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可见乾隆并未如其父一样接受传统的华夷观念。

与雍正相比,乾隆的身份认同则无疑更为复杂,柯娇燕便总结性的指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尤其突出的是乾隆强调维持满洲特色,比如他曾多次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此外虽然他不认可辽金的正统地位,但是【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这又鲜明了表现出乾隆延续自蒙古-满洲体系的身份认同,柯娇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虽然乾隆强调【恢复】满洲,但是实际上正是他【创造】了满洲。除此之外,针对佛教地区,乾隆还自唐太宗、忽必烈那里继承了“转轮圣王”的身份,如果说雍正是一个优秀的“中原”皇帝的话,乾隆对自身的定位更接近于皇帝、可汗、文殊菩萨的结合,或者称之为“天下”的统治者,他似乎乐于在子民面前“扮演”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如果我们对雍正、乾隆对《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进行透视,或许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清朝入关以后便向每一个异族政权一样需要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统治,清代统治者显然需要接受汉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但同时不同于北魏式的渗透王朝,清代统治者也不愿全盘汉化,中断自身与内亚的联系,基于上述原因,清代统治的基本框架就是国家认同、复合统治,但是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不同君主仍然存在差异,雍正对于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皇帝,而乾隆则不满足于此,希望能扮演更宏伟的天下统治者,因而主张保持不同族群的多元性,而欧立德等西方学者也因此称赞乾隆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二者都是在清代复合统治框架下做出的调整,本质都属于复合统治的一部分,雍正虽然接受中原文化程度更高,但是绝对不是主张全盘汉化,彻底消灭满洲特色,同样乾隆对于中原文化保持着相对程度的尊重,不然也不会尊宋朝为正统,更不会有效中原超过半个世纪,这一分野本身也只是程度的不同,只是父子二人之间这种差异表现的极为明显。虽然乾隆反复强调满洲特色,但实际上他的目的从来不是全盘满化,而是在满洲日益汉化的背景下,通过强调满洲的独特性,进一步维持多元统治,避免全面汉化,因为两种倾向的前提都是多元统治,只是在具体比重上存在不同。在我看来,这种汉化论与多元论的差别,实际上与汉代【霸道】和【王道】的争论并无分别,只是统治方略上的差别,不能上升到认同层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乾隆万年曾发布锅一篇《喇嘛说》的学究式圣谕,一方面极力炫耀自身对藏传佛教的精通,另一方面却又反复强调自己的目的仅在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总而言之,在乾隆看来,无论是满洲特色、汉文化还是藏传佛教,都只是贯彻统治的工具罢了,而他本人则是熟练运用这些工具实行统治的天下守护者。

最后,很多人承认元清在疆域上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但是却将其简单的归因于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而其隐含的真实意义则是本质上二者仍是野蛮的民族,但是实际上,如上所述,元清在疆域上的扩展,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国家建构模式的不同,而对近现代中华民族构建而言,清代的天下观念无疑比传统汉族的夷夏观作用更为正面,新中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去除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在我看来,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不是反复提起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的陈词滥调,而是不再将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异类,认真发现、正视少数民族为中国历史带来的积极因素,“胡”不仅不是妨碍清代统治的消极因素,反而可能为近代历史留下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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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他大青果的奠基人是努尔哈赤,实际上大青果的奠基人是皇太极。

我曾经以为他大清用什么骑马射箭打不过西夷,实际上他大清很重视火枪火炮,但仍旧打不过西夷。

我曾经以为康乾盛世真的就是盛世,实际上它叫雍正之治。真正厉害的是中间的那个007勤政皇帝。实际上乾隆时期出现了多次数千万人饿死的饥荒。

我曾经以为清朝在1840年突然被踹开国门,实际上西夷一直在踹国门,只是西夷一直没踹开,反而踹得脚直疼。然后在1840年之后才踹开。

我曾经以为清朝对外一无所知,实际上清朝跟法国波旁王朝关系很好。康熙皇帝与莱布尼茨有过书信交流,雍正得到西方的信息时间差只有几个月,乾隆一边自己扩张领土,一遍玩双标,骂沙俄欺负波兰。然而他们选择了愚民政策,科学技术西方信息只能皇帝一个人拥有。

曾经我以为李中堂卖国贼一个,后来以为他鞠躬尽瘁国之将倾只能裱糊匠背锅。再后来发现,他只是单纯的菜,单纯在维护他自己的地主利益而已,还什么维护满清的利益?说他给满清政权裱糊都是高看他。同时期的左宗棠能收复新疆平叛阿古柏,冯子材能逆势打出镇南关大捷,逼得法国总理茹费里辞职。这些人做得比他强太多。

还是李中堂,就不要说什么东方的俾斯麦了,连给人家提鞋都配不上。怎么丢的琉球,怎么没达成英清同盟而导致英日同盟,怎么没达成德美清同盟,怎么放任的日本崛起,怎么不听英国海军顾问去压制日本,怎么在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被动,怎么让日本任意在马关条约上讹诈,都是出自他的无能,最主要是不作为。你看人家俾斯麦,普鲁士在英,法,奥匈,沙俄这四个大国眼皮底下统一的德意志。人家的外交怎么玩的,你李中堂的外交怎么玩的。你就让山高县穿越回去,用山高县他老人家的原话,早些年直接八大远东京湾骑脸就完事了,哪来的甲午战争。

我曾经以为清朝的旗人剥削阶级像铁一样牢实,我后来才知道清末旗人大都支持辛亥革命,共同推翻了清政府。

我曾经听信了某些人说的辽东人都是二臣人,中原西北地区的人都是奋臂螳螂,就某些地方的人才是人上人。实际上辽东在生抗二十多年扛不住,然后入关后清朝打得特别的顺。

我曾经听信了某些大儒或精神大儒说的清朝毁了他们的烟雨XX,实际上他们在明末一边给自己免税一遍从西北征粮饷。等清朝入关之后他们是主动留辫子的,然后被清朝当狗一样杀。

我曾经觉得文人大儒被清朝杀得很惨,我现在觉得哭庙案看得很爽,反倒是平民百姓被大儒当了肉垫。

我曾经以为像网上说的,清朝被推翻了,好日子就来了。实际上这句话被隐藏了主语,全句是文人地主的好日子来了,平民百姓该什么样什么样。饿殍还是饿殍,活尸还是活尸。我们对前朝以及余孽太过于仁慈。

我曾经以为清朝一直很不堪,实际上它一样不堪。但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察觉到了大规模黑清朝和大规模黑东北是同一时间带起来的,绝对不是巧合。而且我知道黑子的来源是哪,他们喜欢吹哪个朝代,他们拼命的洗白哪个朝代。越往某个“不能说的方位”方向,这种倾向越强。反而,越往刚才的“相反的方向”,这种倾向越弱。

多说一些吧。我是沈阳人,在知乎上自称盛京浪人。其实不管沈州也好,盛京也好,奉天也好,沈阳也好,它都是我家。它是东方的鲁尔区,共和国的发动机。不是某些“崇尚小家子气的人”眼中的罪业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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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认为清朝只猜忌汉人,后来才知道爱新觉罗家族不但猜忌汉人,更猜忌满人。

众所周知,清朝八旗制度本身具有很鲜明贵族政治特点,而贵族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父子相继”,但是清朝八旗子弟很难“富贵过三代”。

清朝历代皇帝对于八旗望族打压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清朝对八旗子弟的打压不是肉体消灭形势,而是巧妙利用八旗制度特点来削弱这些八旗望族的力量。

利用八旗天生军人身份,强行让这些八旗望族子弟“由文改武”。

比如雍正帝时期的权臣鄂尔泰,雍正朝鄂尔泰真的是权倾朝野,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坛大鳄。

但是也正因为鄂尔泰家族显赫遭了乾隆帝的忌讳,他先利用“文字狱”让最能继承鄂尔泰政治遗产的侄子,江西巡抚鄂昌自尽。

然后又强行任命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为定西将军,出兵西北;要知道鄂容安是满人中难得的文进士,做过翰林院掌院学士,当过河南山东巡抚的人,是一个标准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根据《清史稿》记载,鄂容安兵败自尽时连自刎都是由部下代劳的。

另一个例子是尹继善,看过《雍正王朝》何其《乾隆王朝》的人一定对尹继善不陌生,他本人是乾隆朝重臣,担任了两江总督二十多年。

他的嫡长子举人出身,应该说在尹继善儿子里最像尹继善的,但是一生官止布政使。

弟弟尹庆桂虽然后来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是他其实一直是担任武职。

总而言之,爱新觉罗家族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八旗家族在政治领域获得长久的影响力的,父亲在政坛拥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么好,儿子就一律从军,几十年下来人事更迭,上一辈积攒的影响力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还有,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唯一以“拥兵自重”被处死的二品高官是满人胜保。

胜保之死原因有很多,但毫无疑问,胜保作为满人,企图“拥兵自重”无疑是碰了爱新觉罗家族的高压线。

其实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各部“拥兵自重”、“阳奉阴违”事情多了,曾国藩在江西时不就多次对清廷要求他救援南昌的命令阳奉阴违?

沈葆桢还为此专门弹劾过曾国藩,可爱新觉罗家族对待满人和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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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清代的散州也会有属县,就像明代的布政司——府——州——县这种情况。

后来承蒙 @王扩廊 同学指教,才知道清代的散州是不辖县的。所以清代区划齐整的多,要么布政司——府——县,要么布政司——府——散州,要么布政司——直隶州——县。

所以,《明史》上曰的“属州比县,直隶州比府”其实更适合清代州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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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满清是认同中国的朝代,是满汉不分,以全中国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政府。

直到有一天琢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忽然感悟到原来慈禧这帮人没把中华当自己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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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以为曾国藩是近代湖南知识界的奠基人,后来才知道湘军老巢在东南五省,长期湖南掌管湖南的是张之洞,并且后来的湖南知识界根本不屌曾剃头。

曾经我以为张之洞、李鸿章是大清纯臣,正如《走向共和》般二人为大清鞠躬尽瘁,后来才发现这俩货意图谋反,还有贼心没贼胆。

曾经我以为慈禧是进步开明的统治者,正如《走向共和》般是个杰出女政治家,戊戌政变是康梁咎由自取,后来才发现慈禧就是旧版教科书所说的顽固派,一直在给洋务派使绊子。

曾经我以为翁同龢等清流官员是光绪的人,后来才发现他和诸位清流大佬如倭仁李鸿藻是慈禧一手提拔的,翁同龢更安插在光绪身边。

曾经我以为光绪没啥大不了的,后来才发现在立宪派的塑造下,光绪成了圣君明主,是大清唯一的权威象征,改良立宪派甚至想过推翻清朝、成立新帝国、拥光绪为新帝,而这个主张甚至孙中山也默许支持。

曾经我以为梁启超是个书生,后来发现梁启超韬略权诈,断革命派资金,劝革命派保皇,为中国革命第一大敌,然而梁启超所作的努力与成果被慈禧抹杀,梁启超保她的帝国而慈禧并不领情,梁任公成了一个笑话。

曾经我以为谭嗣同是个书生,后来发现谭嗣同上能与满朝君臣争锋,下能与三教九流交友,串联大江南北的会党清军,为两湖知识分子的领袖、天下第一大反贼。

曾经我以为戊戌六君子只是被拉出砍头的狂生,后来发现这六人有四个是军机处章京,光绪变法期间的核心幕僚,光绪一个光杆司令,无权至此,一直到和慈禧撕破脸皮才敢用自己的人,又哪有什么“帝党”。

曾经我以为清末新军乃中国近代军队的巅峰,后来才知道武器配置换不来军纪,无论北洋南方,清末新军战斗力极端低下,费拉不堪,除了换身军装枪械,和绿营八旗并无区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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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当然是著名的马戛尔尼访问乾隆,乾隆对他们带来的东西不屑一顾,自此英国判断大清不堪一击。

后来多了解了乾隆才发现,当年马戛尔尼带来的东西,乾隆爷还真看不上,因为乾隆自小就玩欧洲最顶级的机械钟,大量进口欧洲的火枪,冷兵器,以及各种望远镜,地球仪等等供自己玩赏取乐。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物还没他的收藏高级呢。

至于马戛尔尼判断乾隆不堪一击,实际上跟日本武官发现北洋水师用炮管晾衣服从而得出结论北洋不堪一击一样,段子演绎的成分更多,基本上就是读者体。乾隆年间的清朝军队,还是能打硬仗的,至于嘉庆之后滑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曾经也以为清代因为文字狱民间思想死水一片,但是清代即使乾隆文字狱最厉害的时候民间的世俗文学也很丰富,各种笔记,小说层出不穷,纪晓岚等人的笔记更是畅销到盗版都供不应求。后来的北京天桥更是市民文化的滥觞,这就不提了。清代是一个很诡异的时代,一方面思想极端受到钳制,另一方面世俗文化却各种蓬勃发展。

总之,任何历史都是相当复杂的,不能单纯的指望一句话就能总结概括。


评论区真搞笑,问题问的是对清朝有什么误解,不是问清朝好不好。我对清朝最早的误解就是把清朝当扁平化的东西去看,后来看得越多越发现清朝很多烂事如果放在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古今的价值观世界观与思维逻辑社会情况完全不同,所以不能扁平化的去看历史。所以我举的例子是要说明这样一件事:乾隆看不上英国使团的带来的先进礼物,不等于乾隆是一个除了玉石陶瓷这些手工艺产品对于科技产物一无所知;清朝文字狱厉害,不能等于整个清朝除了四书五经之外什么读物都没有。世界上的事,很少是能够非此即彼什么都可以一刀切来的。

再说我哪里说清朝好了?有些人脑子真是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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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清朝是全程“寸板不许下海”,严格执行“迁界令”,清朝的百姓从1645年到1840年之间都不能出海打渔经商。外国人来中国,从头到尾都只能去广州。

实际上,“迁界令”是对付明郑王朝的手段,康熙亲政之后,北方沿海各省已经开禁。平定三藩之乱后,江苏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已弛禁。甚至福建也一度“展界”,不过在清朝筹备攻打台湾之前,再度迁界。

在清军打下台湾之后,正式开海,准许百姓驾船出海,对外贸易。

1684年康熙帝积极地设立了四处粤、闽、浙、江海关,每处海关下设十多处海关口岸,还派遣大量商船前往日本购买贵金属——

接踵而至的商船反而把日本的德川幕府吓坏了,加大了对华商的管理力度,原本华人在长崎是可以租房居住的(幕府不许华商买房),幕府修了个唐人屋敷,把所有华商都集中到那里面去了。

之后虽然在1717年,康熙曾经对南洋进行过海禁(东西洋没有海禁),但是1727年又得到解除。


清朝比较著名的一口通商,实际上开始于1757年

原因一是乾隆本人对于欧洲商人本身没有好感,看到大量外国船只出入长江入海口一带,认为其活动严重影响到了漕运安全。

二是广州官府腐败,导致外国商人经营成本太高,要花费大量金钱进行公关,才能顺利进行贸易。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洪任辉(英国人)非要来宁波贸易不可,因为广州、福建的官员的阻扰而告了御状,让乾隆本人很是不爽,之后才正儿八经的颁布了《防夷五事》,搞起一口通商。

但是,乾隆强调过,这是专门针对欧洲商人的,如果朝鲜、琉球、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商人渡海前来其他海关贸易,各地将军督抚可以便宜行事。

当然,之后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也曾经多次到达闽海关做过贸易,清朝也都许可了,所以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一口通商。


咋一看,清朝这也允许百姓出海,也不因商人的出身地限制他们对外贸易,那么清朝的政策烂在哪里呢?

一是对船只的大小有严格的限制,康熙刚开海禁的时候,不允许造两桅五百石以上的大船出海,虽然之后有所放松,但是也不允许华商在海外造船,因为学习不了先进的技术,所以清朝造船技术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

二是商船不允许携带火炮火枪,后来到了雍正年间有所放松,不超过两门炮三十斤火药即可。

但是,这还不是给东南亚的欧洲殖民者和海盗送菜么?

直到乾隆六十年,也就是1795年,清政府才意识到不对劲,这没带装备出门打野不是在送么?随后在嘉庆七年(1802年)的时候允许携带炮位的船只出海,但是还腻歪歪地要根据船的大小来决定带炮的数量,这时候距离鸦片战争已经不到40年了。

三是在乾隆继位后,在1742年规定了商船必须在3年之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严重割裂了东南亚华人和国内的关系。清朝对于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发动屠华之类的事件也漠不关心(虽然明朝遇到马尼拉屠华事件也不怎么上心,但是起码作为汉人王朝,还谴责一下)。

四是外商来到广州做生意,要通过中国商人,特别是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代办手续。严格限制了百姓与洋人之间的接触,使得一般人很难了解到西方在工业革命后的飞速发展和日新月异。

五是清朝的贪污腐败十分严重,肆无忌惮地压榨十三行的商人,清朝统治者授予行商以外贸特权,但也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财富,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进献各种珠宝珍玩,最后都是由十三行付现。也有不少用在军费之上,例如1788年清廷令行商捐输三十万两,用于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1773年至1832年广东商行总共向吏部捐输3,950,000两。在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三年伍秉鉴曾独自承担《南京条约》中外债300万银元中的100万。因为清朝的压榨,十三行中不少家资金无法顺利周转,纷纷倒闭破产。

六是因为以上的情况,清朝对十三行商人包庇外商走私鸦片等情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致流毒几遍中国。

……

清初康熙开海前,中国的海上贸易仍维持相当大的规模。康熙开海后,海上贸易量持续增长,贸易港口扩大,贸易国家、商船数量、进出口商品数量和贸易商品流通量值均不断增加,对海上贸易的监管也较明代有效得多。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有效监管”,才使得清朝和西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百姓出海贸易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起码士人阶层对西方的了解欲也不如明朝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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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估了清朝对新疆控制力。无意中看到一篇文比如叫浩罕汗国的。这个小国的崛起要感谢乾隆,是他完全的把准噶尔这个黄色蒙古人种的部落从地球上抹去,从而使得中亚地区出现了一片势力真空地带,信奉佛教的蒙古人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教的兴盛。插句话,阿古柏就来自这个浩罕汗国。

浩罕汗国处于新疆与中亚西亚贸易南部路线,人口数量大并十分集中,商业贸易极为繁荣发达,来往商人非常活跃。浩罕也是去往中亚西亚人口最集中城市的最短路线,因此浩罕与新疆的贸易活动最密切,在新疆活动的浩罕商人被史称“安集廷商人”。浩罕商人来喀什噶尔等城市贸易愈来愈频繁,这就需要管理双边贸易的制度,从而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呼岱达”。


1813年,浩罕汗国的爱玛尔汗要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税务管),直接抽收当地商人的税负,自行管理安集延商人和人员,不再由新疆阿奇木伯克管辖。浩罕汗国提出这种条件,不知道双方有没有爆发战争,我没找到具体资料,只看到1832年清朝与浩罕议和,并且签订了条约。


浩罕派遣使节阿里木帕德沙到北京去交涉,缔结了如下的四条协定:

(1)浩罕对由回教徒商人带到‘阿尔特沙尔’(即南疆六城)各城市的商品,有根据伊斯兰法课税的权力;

(2)作为政治代表而派驻在喀什噶尔的浩罕监督官,有在各城市任命征收这些赋税的代理人‘阿克萨哈尔’的权力;

(3)居住在各城市的外国(浩罕以外的国家)回教徒,应该完全置于这些代理人的控制之下。

(4)作为以上的代价,浩罕汗应该监视、抑制和卓家族,不使他们入侵回部。


1833年,该使节在由北京回来的途中,被任命为浩罕驻在喀什噶尔的监督官,并开设了官署。他的职权,根据条约规定,适用于‘阿尔特沙尔’,从此浩罕汗国在新疆设立了官方的代办处。呼岱达变成浩罕国的商业和外交代表,负责管理在新疆的回回商人和移民,并且负责收税。


外国对你的国土有管理和收税权,请问这是你的国土吗?

1759年开始实行管理,1833年外国就有管理和收税权了,你这才管理了几年?再然后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时间就到了1881年。


1912年清朝灭亡。

还有,清朝和列强签条约也就算了,你和一个弹丸小国尼泊尔,哎!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藏尼条约》

条约内容有:

1.西藏每年付给廓尔喀政府一万卢比。

2.西藏对廓尔喀商民不抽各种税项。

3.西藏和廓尔喀互换战争中的俘虏和财物。

4.廓尔喀将来可以派一个高级官员驻扎拉萨。

5.西藏民和廓尔喀民如有争讼,双方官员会审;拉萨辖区内的廓尔喀商民或加德满都回民如有争讼,西藏官员无权审讯。

由于1856年签订的《藏尼条约》早于中法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尼泊尔有幸成为近代第二个通过战争手段和清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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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军队都是大刀长矛,打仗就是对砍

事实上,明清时期不但火器装备数量达到古代中国巅峰,同时也是火器相应战术的完善期与成熟期。


众所周知,火绳枪与前装火炮装填工序繁琐,为确保火力密度和延续性。这一时代的中外军队都是将火器兵集中部署,编组中会留出便于前后轮换的空间,主要的射击方式是多排轮射,即前排的士兵射击完退到阵后,后排已经装填好的士兵继进到原来前排的位置射击。




根据实际需要,有时也会使用齐射方式,即数排士兵同时射击,不进行轮换。东亚战场上,清军与装备热兵器的准噶尔军队对峙上百年,为了能迅速搜寻敌方主力决战,因此野战多采用轻型火炮。子母炮等轻炮不但能跟随枪兵灵活机动,并且能充当轮射中射程最大,也最具威力的一环。

康熙时候定型的大阅阵,同时也是皇帝钦定的进攻准噶尔大军的作战阵型。其阵式:八旗官兵枪炮按旗排为三队,第一队以汉军火器营鸟枪步军居中,炮位排列左右,满洲军火器营鸟枪马军列于炮位两头,第二队以前锋兵居中,八旗护军续列两头,第三队排列八旗护军,两翼则设立应援兵。




结合这段描述和乾隆时期所绘大阅图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火枪步兵以营为单位间隔分布,每行5-6人的纵深。整体呈横阵部署在第一线,前方是鹿角和长枪的掩护,左右两边是火炮与火枪骑兵的队列。阵线完全由火器构筑,火炮营阵的后方会有藤牌和鸟枪的护卫。使用弓箭、枪刀为主的冷兵器部队被部署在后面阵线。

据史料记载,组成这样大阵八旗军一般要有34个营,每个营正面宽度为13.72米,纵深8.23米,营与营的间隔是3.43米,第一线的汉军和满洲火器营正面占地约2175米。各营都有足够的空间机动与轮换,实际作战时如果在平地旷野对敌,自然可以一路平推倾泻火力。但在地形复杂时就不能用大阵,可以拆分成不同的部分执行各类任务。




步军举鹿角大炮,众兵齐进,鸣金而止,齐发枪炮一次,如此九进至十次,连发大炮。火器营马步军循环连发鸟枪,略无间断,其声震地。此即所谓“九进十连环”,大阵先整体前进,每前进17米便枪炮齐射一轮,如此重复九次,第十次时火炮连续发射,鸟枪兵进行原地轮射,保持火力不间断。




在第七次齐射时,满洲火器营的火炮会停止射击,转为马匹驮载随行。这应该是担当预备队的角色,为后面的火炮攻势保留实力。“九进十连环”的目的是以密集的枪炮火力压制敌方,作战中如果达到了接近、动摇敌阵的意图后,就会展开更加积极的攻势。

第十次的连环射击在鸣金三声之后停止,紧接着鹿角阵线会分出八个缺口。藤牌兵从缺口出阵操演刀牌,模拟近战肉搏。在进一步打击敌人阵线的同时,掩护从鹿角后出来并跟进的鸟枪兵。藤牌兵操演完毕,鸟枪兵则展开徐进式的轮射,即每一排射击完毕不再退向阵后,而是保持在前,后排再迈出到前排的前方射击。这种作战方式应该更适用于追击已经在松动、败退的敌军。




鸟枪兵的轮射结束后,前锋营、护军营、骁骑营的骑兵才出动,演练包抄、冲击敌军。当然,大阅的演练只是在能保持进攻的情境下,实战中骑兵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在枪炮打完后出来遛一下。他们的机动任务还包括应对敌军主动进攻的情况,以及在火器兵推进时进行侧翼掩护,或者与火器兵在敌人的侧翼同时展开攻势。

阵中火器营一般由鸟枪手4480人,神威、子母等火炮128门组成,战时每枪每炮均备弹300发。理论上讲,如果敌军与其展开枪炮对攻的话,会在绵延两公里的火力线上吃到138万多发弹丸,然后还得面临上万骑兵的合围。放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东亚,这就是最具威力的战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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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电视剧,一直觉得雍正皇帝非常的帅。不管是唐国强老师、吴奇隆扮演的雍正。还是张国立老师、张铁林扮演的雍正。至少是五官端正、浓眉大眼的形象。后来看到一些画卷,虽说长得不算英俊,但也可入目。丹凤眼、比较清瘦,如果不是穿着皇帝的吉服、朝服,还是很有古代文人的书卷气的。直到某一天,我看到了它。



(图为清代雍正皇帝真容泥塑坐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的感官体验一下子就不好了。这跟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没有半点关系,甚至是有些其貌不扬(并不是歧视其貌不扬的人,本人长得也并不好)果然艺术都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原来,那帮画师也会开美颜;原来,宅男祖师爷喜欢手办、喜欢宅在家里,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长相不甚满意;原来,真相有些时候,并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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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评论区有人问如果雍正知道这个捏瓷塑的人,把自己捏的那么丑,还不砍了他?我就忍不住更新了,没办法,强迫症患者。

这个作品是雍正32岁左右的时候制作的,可能是因为被受封雍亲王,又可能是因为老四快出生了的原因吧(我瞎猜的,起居注里没写)!反正是心情不错,所以就派人通知内务府造办处,给自己做个人像泥塑。如果了解这个闷骚宅男的人,一定知道这人的骚操作实在多了去了。(据说还是外面请的,因为宫内都是画师,画画都是顶级大师,捏这个估计不行。)他穿的是代表皇子的如意云纹冬吉服,内穿杏黄内衬,裾四开。刻画的非常细腻、写实。这个塑像的双手是断粘的,不然刻画的会更加传神。当时雍正看到塑像后,还重赏了这位来自苏州的老工匠。所以,这件雕塑不光是清十二帝王,唯一的一件帝王雕塑。而且这还是一件,自封建时代开始,唯一一件帝王本人认可的作品。说明这个工匠有一手,并且四哥表示:我服。估计心里还在想:“这老鳖犊子,别说,捏的还怪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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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些朋友的某些评论,我想稍微解释一下:1.我只是以我的审美标准评判了一个人。2.我的审美并不代表所有人的审美。3.我并不是评价所有的清代皇族,我只是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剧,后来机缘巧合看到了雍正皇帝的真容后有感而发,评价某一群人,我不配。(并且我认为雍正皇帝,在封建君主专制时期里,是个勤勉、节约的成功的皇帝。所以长相和能力,和是不是能做好皇帝这个职务,是没有关系的)。

我认为有黑就有白,有光就有暗,有美就有丑。在咱们赞美一个人美的时候,相对的就有丑的存在。评价一个人美丑,是个挺主观的事儿。主观的做出我对一个人外貌的评价,没有对错之分,就是评价。何况,评价是我具有的权利。我觉得有人拿我评价一个人美丑来说我档次低,是个挺可笑的事儿。评价人外貌就是档次低?那么以后是不是也不能评价别人漂亮了?因为评判别人外貌就是档次低的表现。或者只能评价别人的优点?有人见义勇为能大加赞赏,有人行凶作恶就置之不理?又或者评判别人的道德、内在就是高尚,评判别人的外貌就是低贱?我认为高尚和低贱也不是这么来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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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朝的文字狱问题,许多人喜欢把康雍乾年间的特征特别是乾隆年间的特征武断地认为整个清朝都是在搞文字狱,这点错误就错大发了。

清朝的文字狱情况是分阶段:

清朝初期的所谓文字狱还真不是冤枉,怀念故明的人用文章公开否认清朝统治的正统性,这不要说清朝,换了哪个朝代都要弄他,

就比如说著名的“明史案”,它的处理结果是残酷的,但是要说冤枉的也不完全对:

这部书是建立在朱国祯的视角上,加上当时南方人心思明,所以书中提到清朝的部分有许多“碍语”。如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按明朝官职称为“建州都督”;在与清朝作战的将领李如柏、李化龙、熊明遇的传记中,充满对忠臣义士壮志未酬的惋惜;称呼降清的将领孔有德、耿精忠为叛将;用南明的年号隆武、永历,而不用清朝年号。

打个比方说,内地某人私自撰写史书,纪年用中华民国一百多年,死活不用国家法定的公元纪年,对教员用某匪称呼,对光头用“先总统”称呼,你们觉得有关部门不揍这位大哥?

顺治、康熙年间的文字狱数量并不多,而且基本是查之有据,不算故意冤枉人。

到了雍正,雍正搞文字狱的目的就不是单纯对付反清复明,就是主要为了打击政敌:

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

这个雍正年间会惶惶不安的是雍正政治上死对头,大部分老百姓是吃瓜群众。

最恶搞的是吃瓜吃大发了,出现曾静的公然辱骂皇帝,皇帝不杀还与之辩论的奇葩现象,这如果不是满清皇帝,要是个汉人王朝,估计能被吹成:

多么“民主”的朝代,然后曾静是所谓“文官集团”抬出的恶心皇帝的棒槌。

文字狱真正变态和奇葩的就是乾隆在位,严格意义上是乾隆中期以后,乾隆早期并不那么变态,相反还鼓励大家在不接触底线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这不是造谣和洗白,是真事,乾隆初期宽大为主,到了后来改变做法,还真恰好和某粉为明朝皇帝洗白的套路一样:乾隆也发现文人都不是东西。

当然,乾隆后来搞的文字狱确实是清朝文字狱的高峰和无聊之举居多。

但是要说文字狱搞垮了清朝学术发展则未必,乾嘉学派就是清朝学术著名流派: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因为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乾嘉学派的踏踏实实搞学问的学术作风对后来的实学思想非常有影响。

清朝的文字狱到了乾隆晚期就渐渐淡出历史,到了嘉庆以后基本就没有了。这就注意了嘉庆到鸦片战争还有四十年时间,这嘉道年间可有啥重大文字狱?

反而是这段时间的学术思想大家层出不穷。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清朝官方的真正有识之士。

尤其是魏源,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还有龚自珍,龚自珍的诗词作品搁在乾隆年间怕是死得渣都不剩: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这诗在乾隆年间绝对妥妥反诗。

所以,所谓清朝的文字狱主要在清朝康雍乾年间最为典型和多,但是不能武断认为文字狱是整个清朝的特产,这种错误就差不多几百年后的后人乱学历史,把某十年的特色国情当做整个新中国特色的错误。

这种错误和外国在某些影视作品里面把已经是当代时期的中国人刻画成wg年代那种形象一样搞笑。

就比如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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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清代朝廷穷得很,没钱干事。

实事是经过雍正这个满人皇帝的大胆改革,清朝是中国唯一挺过封建王朝中期税收魔咒,没有在后期财政破产的王朝,这还是在被西方整个世界抢劫的情况下。历史上,自汉代以来,由于土地兼并和官商勾结的问题,封建王朝只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税收问题,一是给与地方大员专权_节度使。二就是藩王分封制。但是这两种都有弊端,明永乐企图用阉割版本的分封制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整出来个不伦不类的大包袱,反而激化了阶级矛盾。而满清则是靠着一群用血缘和利益捆绑的职业军人,在天下还未安定的时候,以牺牲自己名声的代价,强行改革了这个问题。说句实话,如果明朝有能力能改革这个问题,什么农民军和后金都不在话下。

第二,清代军事一塌糊涂,被外人打出翔。

事实是清代是中国唯一一个扩张持续一百五十年以上的王朝。不管是用兵漠北还是攻略葱岭阿尔泰地区,清朝取得的战果都不输给之前任何一个王朝。除此之外,清代还完成了对西藏地区的用兵,甚至攻陷过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直接威慑了南亚次大陆。中国上次做到这一点的还是唐代,而且用的还不是中央政府的军队,影响力要打些折扣。

因此,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军舰开进长江口之前,清代是中国封建王朝里唯一在中亚常年维持五到六万战兵和迁移二十几万边防屯垦兵的势力(驻防八旗和绿营,索伦营,锡伯营,卫拉特蒙古,察哈尔蒙古),除此之外,清代还能在西域和西藏地区部署几百名地方官员,这还不包括在乌兰巴托的驻军。从汉代开始,第二个能在西域这么干的,就是新中国了。

第三,清朝不懂得用火器,鸦片战争时期还在使用明朝的大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其实挺佩服明朝大炮的质量和清朝士兵的勇气的。事实是乾隆年间光是为了给准格尔最后一击,户部拨款就超过了三千万两银子,其中用于生产新火器的经费就逼近了一千万两。当然,这主要是准格尔得到了沙皇的大力支援,得到大量火器的同时还雇佣了不少葡萄牙炮兵。为了对付他们,清军的火器装备部队达到了创纪录的九成。

雍正年间的史书记载,在缺乏火炮的支援下,清军的索伦重骑兵甚至无法接近准格尔军阵就被野战炮击溃了。

清准战争后期,工部送往前线的火炮超过了三百门,而且都是改良的野战炮。

不过,由于清代海防承平日久,加上雍正乾隆时期为了争夺西域而大规模缩减南方的驻军规模和裁撤水师,导致海防从康熙后基本没啥投入,落后的一塌糊涂。

不过这没啥意外的,因此清朝统治者压根就没想到敌人会从海上大规模进攻。在他们眼里,什么英吉利荷兰西班牙之类的,都是蛮夷海盗而已……。

第四,清代人口爆炸是因为番薯的原因。

美洲作物确实有一定贡献,但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在雍正取消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前,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越生越穷……有种逼不得已的陋习叫溺婴。当然,如果你非要说清代以前的古人知道JH生育那我也不反驳……。

第五,清末鸦片卷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

事实是从咸丰末年开始,中国就是鸦片出口国了。到了光绪年间,西方就因为购买中国鸦片导致白银外流而开始了针对大清的禁毒活动……。甚至为此不惜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当然,中国也同样深受其害。

第五,清代科举落后,千百年来一成不变。

事实是到清朝灭亡前,科举已经不是单独写四书五经的八股文了,而是分成了类似于行测和申论的混合模式,计算题和海外地理经济题也已经出现。

第六,清朝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给外国人赔款,导致国家越来越穷困。

事实是清朝也刮外国人的钱,清末在美国和欧洲都发行过五年期和十年期的国债,日本还是其中的买家之一。当然,大清亡了后就不还了……。

第七,清代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满人保守势力的反对,让中国丧失了工业化的窗口。

事实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代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关税壁垒,等到甲午战争战败,清朝彻底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导致大批官办和民办企业在海量洋货的冲击下纷纷破产,工业化努力彻底失败。

而这种慢性失血般的病症,也被后面的民国政府全面继承和学习。孙中山曾经打算在北伐取得胜利后收回部分关税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只可惜常凯申是买办资本的代言人。

先写到这把,具体的太多了,懒得写了。至于什么剃发易服,文字狱,等烂大街的痹症,我就不在废话了。

……

最后科普一句,不要用清末的关税来跟清中期的税收改革做什么对比,因为根本没有可比性!

清中期的税收属于开源性质的税种,而清末的关税最高百分之五则是倒过来的。抛开清末白银购买力比清中期贬值了三倍不说,清末的关税本质上根本就是本土手工业破产后购买洋货的失血性的税费,是西方为了掠夺中国的绞索。也就是说,清朝收的越多反而死得越快,收的越多流失的更多!最终的结果就是本土工业化努力彻底完蛋,民穷财尽。

……

题外话,准格尔汗国是个不错的对手,清朝历经三代人尽全力灭掉他们后,反而开始马放南山走下坡路了,直到一百年后被海上来的人打蒙了才反应过来。果然是太舒服了没好处,人和国家都一样。









面对这种对手,清朝中前期一直是比较积极的,毕竟人家动不动就兵临嘉峪关甚至威胁兰州。

清朝康熙年间用兵漠北的昭莫多之战。

葛二蛋占据喀尔喀蒙古旧地,屯兵库伦后,康熙决定在其与俄罗斯合兵南下前主动出击。

这一战,清军动用京城三大营主力,其中蒙古八旗骑兵,汉八旗火器营各自一万人,满洲八旗骁骑七千人,满洲八旗火器部队五千人,蒙古外藩军八千,绿营宁夏所部火器部队一万人步兵三千,西安驻防八旗兵六千人。宁古塔将军所部9000人。

每兵配备一个随军民夫和四匹马,携带6000大车的运输队和五个月备用口粮,最终彻底击败了葛二蛋。

……题外话。

曾经一直以为只有满清这种统治者会做出雇佣西方列强镇压太平军的事情。

后来读到明史,才知道南明的借虏平寇也是一丘之貉……。

……

关于文字狱和剃发易服……既然大家不停地提,那我就说说自己的看法。

在我看来,清代的文字狱,注意是清代,我没否认其他朝代也有文字狱。

清代的文字狱与剃发易服,本质上是同气连枝的一种产物,他们都开端与顺治,只是相对于外表一步到位的政策,涉及思想的文字狱比较漫长,基本结束于乾隆。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文字狱就是关于清朝帝王避讳的问题,不过由于清代统治者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敏感和不自信,使得清代的文字狱被迅速扩大,最终变成了一个遍及全国并重创士大夫阶层的事件。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主要诱因,一是满人在入关后越发明白自己的武力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另一个方面就是满人对自身文化的极度不自信。

当然,这里面也他们对元朝统治短暂原因的畸形理解。

在这两个主要因素下,满人既渴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但又恐惧自身被迅速汉化失去其特殊性。在满人统治阶层眼中,由于他们本身极少的人口,使得他们认为自己一旦被光速汉化,就会导致满洲利益集团这种因为本民族特殊性而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极速衰落。

而这种异化所带来的凝聚力一旦没了,在面对人口几十倍于自己的汉人时,满人自然而然的就没了任何优势,也就及其容易重蹈元朝的覆辙。

不过,维持这种特殊性虽然有好处,但结果必然是让满人统治阶级在汉人甚至是其他民族中鹤立鸡群,反过来又弱化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长此以往,面对明中后期盛行的华夷之辩,满人也知道长此以往自己统治根基必然动摇。

最终,在经过一番思想博弈后,满人统治阶层聪明的选择了两个极为有效的办法。剃发易服,文字狱。

剃发易服,是在尽量保持满人和八旗异化习俗,维持特殊凝聚力的同时,让国内其他民族缩小与自己的直接差异,从而反方向降低自己的差异性,提升统治合法性。

文字狱,则是在满人学习汉文化的同时,用暴力手段压制中原士大夫华夷之辩思想,尽量不让其强调和指出汉人与满人的差异性,提升统治合法性。

经过这两种办法的折腾,满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基础,并极大的降低了统治成本,快速恢复了国力。

但是这种弊政的黑暗面就是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虽然最终服了软,但也因此变得畏首畏尾失去了革新的魄力,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速度,直到被对方打疼才终于醒悟过来。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说的不对还请大家见谅……。

……

关于清末科举制度。

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清廷恭亲王奕䜣上奏请开设同文官,从科举考试的人员中招生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技术,这基本是清末科举改良的开端。

1875年,礼部主要官员奏请在全国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增加传统“六艺”之一算学作为考试科目,被朝廷批准。不过直到1887年,朝廷才正式下文将明习算学人员归入“正途”考试,给予科举出身。

1898年 1月,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立“经济特科”,专门考取通晓天下利弊、中外交涉、擅长制造测绘等拥有一技之长之士并给于科举出身的身份,被光绪采纳。

到了百日维新期间,朝廷下令废除八股举文模式,改考试内容为时务策论,题目涉及天文、地理、制造、声、光、化、电等学科,以及西方学校、财政、兵制、商务、法律等制度,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但遭到守旧派士子的激烈反对。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废除了康有为的大部分科举改革内容。

1900年底,科举考试改革再次启动,清廷计划通过递减科举取士的中额、递增学堂取士的名额来逐步取消科举考试。1901年和1903年,张之洞会同他人,两次上疏,建议从下届丙午(1906年)科起,每届减少中额三分之一,也就是通过三科(即 9年)的时间取消科举,此后各省高等学堂毕业考试相当于乡试,给与秀才名分,京师大学堂毕业考试相当于会试,给与进士身份。在过渡期间,对旧生员则尽可能安排进修出路,或赐予虚衔以示安抚。

1904年,全国科举考试提前停止……。

1906年,正式废除。

……

关注清代科学技术落后的问题。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清朝统治者并不是完全不清楚外面的世界和文艺复兴后西方科学技术进步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从明末清初到乾隆时期,西方传教士和冒险家曾经不止一次的来到中国且供职于帝国的高层,也就带来了不少西方实用性的科学技术。只可惜,清朝统治阶级忠实的学习了士大夫阶层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认为这东西属于奇技淫巧,而非正统的治国之道。

当然,这也不能都怪士大夫,而是中国千年的儒学治国带来的巨大惯性不是一个两个人能随便改变的。我不否认儒家思想有利于管理巨大的国家,但是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理解范围,属于到了术超越道的时代。这种模式下,中国这种传统自给自足的东亚农耕社会必然需要本质上的改变才能跟上时代。

而清代的统治者之所以必须被历史淘汰,是因为他们在得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地理知识后,习惯性的将其放在了次要的位置。甚至为了维系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的稳定,而有意无意的隔绝老百姓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接触。

根据嘉庆和道光时期奏折可以了解到,不管是基层的士绅还是皇帝,他们都极为反感和恐惧百姓与西洋人接触。即使十三行的商人为帝国和官僚贡献了海量的收入,他们也并没有对商人有什么好脸色。

按照清代的官方文献,统治者认为西方的商人会带坏中国的农民,使得他们不在依附于土地而开始经商甚至与洋人合作建立巨大的作坊生产商品。

要知道,封建统治者维系统治基础的媒介就是对土地分配的绝对控制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西方资本主义独立于土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触及了清代统治者的统治根基。有鉴于明清时期的极为低下的商业税和粮食亩产,这种抛弃土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更不能被统治者认可了。

毕竟,人口密集的东亚农业帝国没商品还可以继续存在,但没粮食就会陷入巨大的混乱。

因此,当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商人进入中国沿海后,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思想和生产贸易方式在清朝士大夫和统治者眼里简直就是悖逆和祸国殃民的东西,必须严格的控制!

所以,只要不是有利于农业的科学技术,统治者都会本能的抵制,也就是所谓天朝上国骄傲自大,闭关锁国的根。

总结一下,就是清代上上下下的统治者们并不是真的愚昧无知,而是太聪明,太在意家天下,太自私了而已。

直到有一天,来自海上的敌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的国门,掠夺了封建统治者自以为天经地义的利益,他们才会肉疼的醒来,才会被动的想要改革。

……

十九世纪中期后放眼全球横向比较清朝的位置基本上是……远东的一坨肥肉。

主要是工业革命后,不管是中东还是东亚,传统的封建农业或者游牧国家在西欧近代国家面前都是战五渣,体系碾压已经形成。

而沙俄属于世俗化的封建王朝➕近代军队,虽说能压着纯封建的清朝和奥斯曼打,但面对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面的不行不行(从克里米亚战争后就越来越跟不上趟了),甚至对付完成近代化改革的日本都是疲于应付。[酷]

……

看到有人说清朝统治者不懂得学习西方改革发展资本主义,是愚昧不堪……。

这里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大家知道欧洲怎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吗,要知道即使是靠着海量的殖民地掠夺,新生的资产阶级与欧洲封建国王贵族的利益都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导致了欧洲多次大革命,送上断头台了多少皇帝和贵族[捂脸]。

所以,这个地球上从来就不存在不流血的革命。不是清廷不知道改变,而是他们怕直接把自己的统治改没了……。

最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派出去了大量的留学生,最后的结果不是如此吗?[捂脸]。

……

最近看到有人用虚假图片和信息误导大家,说清朝的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属于跟朝鲜安南一样的外藩,不全是领土,还险恶的使用明朝领土来对比,借此挑拨误导大家。

这里,本人引用准确史料给与驳斥,以正视听。

资料太多,我直接发截图了,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使用这张伪造地图的人,用心极为恶毒。因为它不仅调动明清的争论,还直接结构了中国对边疆地区统治权的合法性。










这些资料明显说明,在清代新疆蒙古地区,西藏压根就不同于朝鲜和安南。

也就是说前者是内属外藩,管理等同与内地,后者才是不统属的外藩,只维持朝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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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曾以为真有什么“康乾盛世”。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康乾盛世,与世界横向对比,都比不上明朝的中下水平。

甚至,就是纵向对比,所谓的“康乾盛世”,人均生产力也没恢复到明代的中等水平。

空口无凭,请看下图:


古代农耕文明国家,当然是以人均粮食占有量和粮食行业劳动生产率为主要衡量标准的。

明代人均占有粮食559斤,每个劳动力年均生产粮食2013斤;

而清中期,亦即包括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人均占有粮食仅314斤,每个劳动力年均生产粮食仅1131斤;

这是不是只相当于明代的中下水平?


第二,早年看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曾以为满清皇帝真的没有一个昏君。

后来才想到,满清乾隆皇帝,不仅把他的基友和珅纵容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超级大贪官,还蛮横排斥与西方的近代文明相交流,这不是货真价实的大昏君是啥呀?


1793年,当时已是海上霸主的大英帝国,派出了欧洲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携带着代表当时世界上最高科技成果的大量礼品而来,想同陆上霸主的中华帝国平等建交。

可是,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访华团初登此岸,就发现这里已不再是传说中文明发达、繁荣昌盛的礼仪之邦,它已经被蛮族朝廷给代表成了野蛮而贫穷的落后国度。

由于“鞑靼皇帝”乾隆出于暴发户的自大心理,顽固坚持要对方按满清礼仪对他三跪九叩,而对方也坚守本国的礼仪尊严,只肯单腿跪地,结果这一次交往不欢而散,并因此在双方心里都种下了仇恨。

马戛尔尼使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在归国途中还病死了一百多人。真可谓徒劳往返,代价惨重啊。

【“两国关系破裂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中国的崩溃;19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20世纪西方与第三世界间因仇恨引起的误解。”

“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摘自(法)佩雷非特《停滞的帝国》

看到没有?

明末之前,华夏汉人的朝代是那么如饥似渴的与西方文明积极交流;

可是到了满清僭主时代,“鞑靼皇帝”乾隆及其部族统治集团,反倒是那么决绝的拒绝与西方文明交流!直接造成中国的停滞不前和极速落后。

这不是大昏君是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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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清靠冷兵器大战热兵器的鞑英,被单方向吊打。

事实———清兵火器对射并不怂,英国人一冲上来白刃战就立刻做鸟兽散。

鞑英一路补给靠烧杀抢掠——实际上鞑清操作一点都不比鞑英差。甚至在欺压老百姓这一方面,比鞑英更凶残。

鞑清武功盖世拓荒四海——柳条边,各族人民不能轻易交流,违者死刑或者流放。

鞑清生存时间比大明长——稳定有效的统治时间只有明朝一半左右。大半时间里国土一小半都是林登万;最后靠给洋人当狗,续到了二十世纪。

但是鞑清有一点好,漢族皇帝比不上。

他开创了一个压制腐朽文官集团的新思路,八旗制漢。无中生有的创造一个利益集团,进而使得这个集团的领导群体无视各民族的利益紧紧围绕在以满清皇帝为主的统治集体身边。你可以看到蒙古王爷无视蒙古牧民正在灭绝和沦为奴隶,继续把酒言欢;你可以看到漢族地主为了维护鞑清,不惜灭绝式围剿义军;你可以看到即便被人抓住,依旧信誓旦旦表示鞑清对自己好,不能辜负朝廷的回王。在关外啃寒雪的八旗连享受生活都是罪过,请维族人来教种地,还没学会就被强行送走,关外满族连学耕地技术都是罪过。

这个统治技术,够漢族皇帝学一辈子了。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监督。

各民族共同的监狱,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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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以为清朝搞定葛二蛋真的是平叛……

后来怎么想怎么觉得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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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以为,康熙一日之内射兔三百是假的。

谕近御侍卫等曰、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侍卫阿舒默尔根、即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谙练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朕所以屡谕尔等者、以尔等年少、宜加勤学。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二百八十五·康熙五十八年八月

这不吹牛逼吗?

把兔子绑起来让他射?拿着炮冲进兔子窝炸?集体成果算领导的?……

但后来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事不是发生在木兰围场,而是陕西省境内的花马池,正好是康熙亲征准噶尔之时。

他最早提及此事是在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二·康熙四十七年三月

比这段话整整早了十一年↓

政大臣等曰、朕自幼时读书之余常习骑射。因见满洲中、挽硬弓者甚少。常以骑射鼓舞众人今见官员兵丁中、挽十五力及十余力弓者甚多矣。且朕自幼常习畋猎、身体强健中路出征时往来行走四月有余。日进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遇沙地、则下马步行殊觉耐劳至宁夏出征时、往来两月有余并不曾在途中歇养马驼。自往迄还马驼俱无倒毙。旧时将军出于未到西安、宁夏荆州等处之先必喂养马匹二三十日、然后起行尚不能无倒毙之累。由是观之、凡领兵行走、欲士卒精强马匹壮健、俱视率领之人、措置何如耳。且宁夏出兵之时。朕带领兵丁、于六鄂尔多斯、花马池、定边等处行围。每日杀兔数千。一日所获、可作兵丁几日乾粮。朕于花马池地方、一日杀兔三百一十八只。自宁夏回时、至黄河渡口因无大船、朕量带侍卫人等乘小舟顺流而下。以所带乾粮甚少、每日往山间畋猎河中网鱼而食二十余日并未用及乾粮。至湖滩河朔渡口朕日御小舟、令新满洲四人棹舟追射雁鸭等物、一日可得数百只彼时朕年方壮、兼之熟习水性故毫不介意迄今思之、转觉自惧也然领大兵行走、事必率先、心能豫料、始可服众令其遵指授而行也朕于诸事、阅历已周。行走已熟审其可成而后行似朕帅领有方、身先士卒、嗣后将军大臣等、亦难仿效。盖天下事、无有过于领兵之难者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康熙所带领的团队,一共杀了几千只兔子,三百一十八只兔子是康熙自己射杀的。

同行的传教士的记载,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我们行进了60里,北向,西北向行进……一直沿着长城行进,……虽然我们走的一路沙地,但还是有大量草地和矮树木,还长着大量的甘草。皇帝一路射猎,这里有数量惊人的野兔,皇帝用箭射了307只,我们宿营兴武,一座很小的城,有筑墙,就像以前看到的一样……”——张诚的日记1697年4月13日(农历三月二十二日)(这段是从答主 @阿瞒亲父曹香蕉 的回答里粘贴过来的。)

张诚所记载的,与康熙所说的数字相差无几,那位答主说他没有见过原件,是因为《张诚日记》当初翻译时只翻译到了1690年5月7日,而1697年4月13日的记录则是他第七次“鞑靼之行”,其原件如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康熙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属实的。

那么花马池到底有没有那么多兔子呢?

根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朕等及围场众人所猎之数共二千零六十一只”。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兔子和雉鸡太丰裕了,想要射稚鸡,就把兔子耽误了。想要射兔子,就把稚鸡耽误了。”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鄂尔多斯之地(和花马池紧挨着)啊,挤满了雉鸡和兔子,真是太丰裕了。

就是说这地界是一个野兔成灾的地方,完全不用担心兔子不够打。

康熙本人就能使用十五力的弓箭,射兔子用个轻松的软弓就可以,加上出色的射猎技术以及连续几十里的围猎,几千人部队的驱逐配合(康熙围猎有时候要换七八匹甚至十几匹马,因为距离实在太长。)

真要玩命挑战极限没射五百只我都看不起他。

圣祖武德,射兔三百;高宗文才,作诗四万。

虽然有嘲讽的意味,但康熙确实没吹牛逼,我一直以为他在兔子窝里拿炮轰的……

(据评论区网友提示前些年花马池还有很多兔子来着)


@殿前都点检 ,在这个逆向民族主义盛行,走资派崇洋媚外,公知舔美吹印的年代,还有您这样的智者,真是我辈自强之楷模,贴出来让大家瞻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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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以为清朝的辫子是这样

毕竟清朝皇帝留下的画像里,都是有鬓角的




后来才知道是这样




原来清朝皇帝也知道金钱鼠尾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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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候被文字洗脑,一度以为清朝暴虐无道,屠杀汉人之类的。后来在清北复圈子混了十来年,终于明白,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朝代之一。

清朝的暴虐,主要在对汉人大宗族大地主的镇压上。对于那些兼并土地,鱼肉百姓的汉人大地主,清朝确实不手软。康雍乾盛世,历任皇帝对江南大地主都是动辄抄家灭族,有时甚至一次就斩杀5万人。

对大地主大家族的严厉打击,极大的保护了普通汉人的利益。所以清朝297年历史,一直没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虽然有人骂清朝GDP不如明朝,但GDP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往往成反比。因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快速掠夺民众制造巨大贫富差距的过程。所以,表面的经济泡沫不够大,却暗示着清朝百姓的生活水平远远好过明朝。

清朝对汉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压制,还体现在政治权力上。清朝的核心圈不许汉人大地主大资本家进入,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汉人大地主大资本家无法控制权力对老百姓进行剥削压迫。这也是后来汉人大地主大资本家造谣诋毁清朝的主要原因。

任何一个朝代,要想老百姓安居乐业,都要严厉限制地主资本家的权力。例如汉朝唐朝,都是国家控制大量土地资源,不许地主资本家任意买卖土地。等到地主资本家混进核心圈控制了权力,大规模土地兼并就会开始,各种战乱就开始爆发,直到改朝换代。

解放后很多年,我们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掌控政府权力也是非常警惕的。

讨论清朝如何,关键看你站在地主资本家立场还是老百姓的立场。如果不是八国联军用坚船利炮降维打击,清朝江山至少可以再延续很多年。成为中国历史最长朝代也是可能的。毕竟,政府鼓励奖励劳动,老百姓日子过的不错,地主资本家不能过度害人,少数地主资本家想造反也是难!

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吧:

某网友回复:笑死了,知道清末关于军队怎么说的吗,军队是用来镇压汉人的,这天下,宁愿送给西方,也不愿给汉人。

首先,说点真的,即使晚清,清军还是不错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看看其他朝代末世军队的景象就知道了。

其次,如果是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其实我也支持宁愿送西方,也不要给汉人。因为几千年历史告诉我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洋人来统治并不是新鲜事。唐朝就是洋人统治,盛唐却成了封建王朝中的亮点。它的关键也是李世民对汉人地主的限制,使得天下百姓有饭吃。洋人作为外来族群,其利益扩张有限。同时它们为维护自身统治,往往限制汉人中的地主恶霸利益扩张,客观上对老百姓有利。

当然,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全天下老百姓都有饭吃,有学上,这才是比任何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比洋人都更美好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得到中国老百姓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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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之屠我一直以为是英国人干的,后了解真相真是一言难尽。

再联想到英军在广州所需要的淡水,水果,家禽是向当地买的。注意这个买字。

两者对比,所以以后出现什么龚半伦,市民帮洋兵搬梯子都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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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是千年后进军新疆并控制到被民国取代的中央王朝,使得酱区成为现代中国合法主权领土的关键一环,为国家统一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而且,大清国一直推行汉文化,满族也完全汉化。

本以为不承认大清国统治合法性,视其为侵略者和亡国史的应该是边疆分裂独立势力。没想到竟然高赞答主在内的这么多汉族同胞(自称最爱国)也不承认大清国并视其为侵略者和亡国屈辱史,甚至类比近代的列强侵略者。还有人觉得当年投靠和协助大清国统治酱区人为“忠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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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以为在满清,是满汉一体,大家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就像辫子戏里面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满清搞严格的种族隔离,在全国各个城市修建满城,供驻扎在当地的八旗兵和它们的家眷居住。满城通常占当地城市面积35%—45%,以西安为例,满清时期,西安满城霸占了西安市45%的地盘,里面的旗兵及其家属加起来不过2万多人。而汉人以及其他少民加起来160万人口则挤在剩下的55%的地盘里面。(下图是满清时期西安城的分配情况)

建满城先是圈占当地最繁华的地方,然后把里面的汉民杀一大半,没杀完的赶出去,或者当奴隶,霸占他们的房屋店铺所有财产,然后修建围墙围起来,汉人和其他少民是严禁进入。

以杭州的满城来说,这是满洲鞑靼独自霸占的空间,当然他们并不是完全与汉民隔绝,因为他们还负责对杭州的汉官和汉民行动的控制和监视,当然还有借机敲诈和剥削。

不仅杭州的驻防将军和都统有权以密折向皇帝奏报地方事务,就连驻防将军听取地方汉官的情况汇报的方式也显示着其凌驾于城内汉官之上的威权:每月初一和十五,巡抚须率领其下属到满城中的旗营去拜见将军。

除了监控地方汉官和汉民以外,驻防将军还掌握着杭州各城门的钥匙。每个城门由驻防中不同旗属的八旗兵把守。而把守城门的职责为旗兵提供了许多限制汉民行动和敲诈勒索的机会。他们随意抢夺汉民百姓担子上的东西,并向背包袱和乘轿子的行人索取过路费。旗兵总是在城门口阻挡送葬和迎亲的队伍,使汉民不得不贿赂他们以求通行。城门因此成为汉民百姓日常被满洲征服者凌辱的地点。

而在杭州满城之外,旗人的为所欲为更危及了天下闻名的西湖风景区。当时驻防城拥有上万匹马,与之仅一墙之隔的西湖被旗人当成了一个方便的放马处。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千年以来无数文人墨客眼中的西湖美景,无数诗词歌赋中盛赞的人间仙境,在螨清的毒手之下变成了马粪遍地,苍蝇臭虫满地爬的肮脏之地。而湖上极负盛名的桃柳等树木也被他们全部砍光。无怪乎当时的文人都在诗文中对西湖风景的凋敝和水源的污染极表悲哀。(事实上,如果把西湖比作当时整个中国,那么满清入关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除了对汉民行动方面的限制和对环境的破坏之外,旗人还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经济上压榨汉民。而在牠们敲诈汉民的各类手段之中,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营债。“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妻女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入关时,对汉民的疯狂烧杀抢掠,使得旗人拥有了巨额的财富。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掮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汉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满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女,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使杭城百姓极为惊恐。

1682 年,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目击此事的一名地方汉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肆意殴打,并捣毁了他的轿子。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旗人的凶残暴戾,贪婪无耻和作为被征服者的汉民的屈辱和凄惨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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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误解,只有知道的历史事实。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 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 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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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误以为清朝皇帝的汉化水平很高,以为清朝皇帝就像电视剧里那样用汉语,以为我大清天下无敌。

后来看了一些《清实录》,才明白清朝皇帝一直会讲满语(咸丰皇帝的满语可以达到母语水平,此时清朝已经入主中原200年了),才明白满人大臣上褶子都是用的满文,才明白满汉不通婚原来是真的,才明白清朝皇帝对汉文化其实不屑一顾(乾隆曾经很委婉的表示,学汉文化完全是为了统治需要,学不学均可。道光认为满人只要会翻译汉字汉语即可,不必深入学习),才明白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真的还在用刀矛,还在迷信骑射。

最大的误解是清朝的版图,我一直以为清朝对边疆的控制稳固无比,固若金汤,举国一体。后来才知道清朝分为“省”和“藩”两部分,藩其实还是朝贡体系,藩部首领一般每年去北京朝贡一次,缴纳贡品,领一些赏赐,这些都是明朝朝贡体系的延续。当然,清朝可以在外藩驻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办事大臣和将军其实是情报机构,负责清朝皇帝与藩部首领的联络,传递军情。按现在的话说其实是驻军司令部,外藩其实是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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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以为清朝是因为遇到了列强才衰弱的。

后来才知道清朝是在列强来之前就已经衰弱的不成样子了,不仅是纵向比还是横向比都是如此。列强的到来反而给他续了命,不仅仅给了他钱、技术,还帮他吸引了仇恨。

像清朝这样的超级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他的上限和下限都是极其恐怖的。明朝的专制程度远不如清,末期便已经涌现了不少可笑之事。而当清朝这样一个更加专制的王朝衰弱的时候,他会有多少荒诞不经、极其可笑的现象,我真的很好奇。

你想要集权,就会得到集权的一切。

我觉得历史最大的遗憾,就是让清朝这一前所未有的专制王朝的自然衰落过程被列强的入侵打断,不仅无法为后人所鉴,还让后人产生了很多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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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的发型。

我小时候真以为清朝人就是电视剧里那种发型,脑袋剃一半留一半,梳个大辫子。

实际上清初时的发型是周围都剃掉,只在脑袋正中留一小块,铜钱大小,结成的辫子细到能穿过铜钱中间的方孔。和电视剧里的麻花大辫差距很大。

随着时间发展,“剃发令”的执行不那么严厉了,民间老百姓的头发才开始越留越多。但直到清朝末期以前,19世纪时,清人的发型也还是剃四周留中央,留发的范围不过拳头或巴掌大小,结成的辫子约手指粗细。

图片截取自《辫子与小脚:清都风物志》

这是清末来华的法国画家笔下的清朝平民形象(看辫子)

这位应该是有日子没剃头了

当时很多人习惯干活的时候把头发盘绕在头上,发辫长度也就大概是头围一周的长度,没有电视剧里能垂到屁股那么长。

图片截取自《街头巷尾: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市井生活》

之前看微博上有人说,清朝人打架很不方便,很容易被揪小辫子,你要是这么想,那你就……

想对了!

清人醉酒斗殴的场面

画面很美。

直到清晚期,也就是大清快亡了那阵,老百姓的辫子才发展成近似于电视剧里的样子。为什么说近似呢?因为从某些流传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出,那时候人也不都是剃前一半留后一半,还是剃周围一圈,留中间,只是剃得少了。

电视剧里的造型其实已经比实际的好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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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满清如果只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没想到。每一个字都是血肉横飞,妻奸子杀的地狱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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