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联合抗日时候常公怎么没掺砂子？

怎么没掺沙子？无时无刻的在掺沙子。沙子都混进延安了。从1939年底开始，经过汉中特训班培训的军统特工就被陆续派往延安及各根据地。至1942年5月，已经有不少军统特工成功潜入，其中还有人打入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陕甘宁联防司令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等要害单位。

在汉中特训班第四期受训的学员吴南山，是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因此他被派遣进入陇东根据地后就向党组织做了汇报，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负责安全保卫的中央社会部认为案情特别重大，必须缜密侦破，因此向吴南山布置了侦察汉中特训班派遣特工的任务。随后经过吴南山，中共方面抓捕了四期同学、后来担任第五到第八期教官的祁三益。祁三益作为联络员被派到延安，他被捕后供出了20名派遣特工，通过这20人的线索，又抓捕到另外11名特工，前后总共抓捕32名军统派遣特工。这个案件侦破后，在陕甘宁边区引起了极大震动。

但汉中特训班培训派遣的特工远远不止这三十多人，随着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撞山而丧生，很多由他亲自布置派遣的潜伏特工，因为得不到唤醒指令，很可能一直潜伏到死都不为人知。

建国后，公安部还把汉中特训班以“戴案”为代号，成立专案组，作为头号要案进行追查，虽然陆续抓获了一些军统潜伏特工，但是有没有把汉中特训班的派遣特工全部肃清干净，那就真的是个无人知晓的谜团了。

再来个南方局最大的策反事件：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

　　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暗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

　　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突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

　　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

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掺沙子，掺谁的沙子？

抗战仅半年，国军的卫立煌和朱德就成了朋友，给八路军又送枪弹又送牛肉罐头，还认可了八路军只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主动去延安访问，提出从八路军里调配政工人员到自己的部队工作，他的秘书赵荣声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还有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平时是闲棋冷子，关键时刻立奇功。胡宗南“闪击延安”的计划胎死腹中，跟熊向晖的情报有直接关系。

还有邓宝珊、赵寿山、孔从洲、杨爱源、张治中、冯玉祥、白崇禧、傅作义、李明扬、伍士敏……这些国民党将领抗战时期哪个没有跟中共有过接触？有的见过毛泽东，有的跟周恩来、叶剑英探讨过游击战术，还有的看过中共外围组织举办的文艺演出。戴安澜在缅北殉国后，毛泽东亲自给他写挽诗，周恩来给他题写悼词。

就蒋先生的气量，指望给中共掺沙子和挖墙角？别逗了，洗洗睡吧！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主动投靠的红军将领并不看重。

余洒度，黄埔二期、红军第一师第一任师长，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且随着教员上了井冈山；

如果他不变节，不牺牲顺利活到1955年，绝对大将保底，毕竟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任师长，还参加了秋收起义。

特殊年代，林彪提出用黄永胜替代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教员一听说黄永胜参加过秋收起义，立刻就说参加过秋收起义，那就有资格担任总参谋长。

可余洒度变节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少将政训处处长职务，1933年还因为走私鸦片被蒋下令处决，是极少数蒋亲自下令处决的黄埔生。

另外，看另一位开国中将曾国华将军口述自传，他在长征时一度对前途失去信心，但是由于不知道脱离队伍后能干嘛，结果就幸运的依靠惯性度过了最容易脱离部队的那个时期；如果当时蒋真的很看重红军军官，大张旗鼓用特别优惠的条件引诱红军军官变节，那么，真的有可能拉过去一大批1955年当上开国将军的军官。

因为看不上，我说真的。

至少在军事技术上，国民党方面普遍对八路军持轻蔑看法。

陈毅元帅1948年所作报告也承认华东野战军士兵和中下层军官军事素质是低于国民党军的，解放战士都在批评华东野战军搞“肉弹战术”。

参加了淮海战役的华东野战军基层炮兵连长对着电视镜头坦率承认国民党军军事素质确实高于华东野战军。

国民党军那些接受了正规军事培训的少壮派军官别说“土八路”，就连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看不上。

比如丁治磐在回忆录里就奚落薛岳根本不懂近代战争：

许多长官像薛岳又没学过战术，只凭平常剿匪的一些个人经验。所以抗战时的将领素质很有问题。

还说薛岳一味蛮干：

在郴州时，他天天打电话叫我进攻，天天要战绩。但是真正一个军的攻击，要有战略布置、侦察、重兵器支援、攻击态势、后方管理等等，各兵种联合作战不容易，不能一个电话说攻就攻，根本毫无战略修养。

再说难听点，蒋介石连国民党高级将领都不怎么看得上，认为大部分国民党军将领没什么“实际指挥能能力”：

老总统若看底下将领缺乏能力，则就会干预其指挥作战。

又怎么会对八路军重视？

另外，有一说一，国民党中央军系统在抗战爆发前对红军战绩并不难看，尤其是胡宗南。

周主任曾经对斯诺表示，红军高级指挥员伤亡大多是胡宗南部造成的。

在抗战爆发前，蒋对中共担心更多是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

如果蒋介石真要花大力气挖人，不是不可能挖几名后来的开国将帅过去的。

比如林彪。

根据贺龙元帅夫人薛明披露，林彪抗战初期一度对蒋抱有很大的好感：

薛明说，过去贺龙与林彪极少往来。在1937年，贺龙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同朱总、林彪、刘伯承等4人到洛阳去见蒋介石，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贺等几人按中央精神，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唯独林彪，对蒋表示十分恭敬，正襟危坐，认真记着笔记。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贺问林：回去如何向部队传达，林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给贺，当晚虽看不太清楚，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称颂蒋介石对抗战还是有决心的，可以给部队吹吹这个风。

当然有可能不等于一定能拉过去，但是至少林彪对蒋的好感，使得林彪有被拉过去的可能性。

最后，对八路军战斗力的看轻并不仅仅只是蒋，日本同样如此。

据刘伯承元帅披露：“我们在抗日时曾在缴获文件中见到日酋冈村宁次在华北作战的训令，他认为：围攻那战斗力强的敌人必须实行铁脚合击，对战斗力弱的敌人，只须铁壁合围就够了。其见解是如此。”（刘伯承，《〈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编译后言》，收录于《刘伯承军事译文序跋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彭德怀亦报告说：“敌称晋南战役为‘铁脚合击’战，称此次对边区‘扫荡’战役为‘铁壁合围’战”。”（ 《彭德怀等为转报晋察冀军区秋季反“扫荡”初步总结给中央军委的电报》，1941年10月，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可见侵华日军一直到1941年年底依然认为华北战场国民党军战斗力要高于八路军。

掺沙子算什么，特务老猖獗了。

到6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於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
中央青委正式工作人员：4人，正式提出的抢救对象：2人。
　　中央秘书处60余人，被抓起的“特务”十多人。
　　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部份年轻同志受到审查，康生提出必须揪出50％的比例数字。
　　新华社上百人，有十几人被抓起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审干的罗迈回忆说：我当时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知道干这种事应该有所节制，但尽管如此，在上级的压力下，边区政府还是对100多人施行了“抢救”，占政府机关总人员的30％左右。
　　边区教育厅共有工作人员不到20人，3人被打成“特务”。
　　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是特务。
　　行政学院共有教职学员一千多，691人被打成“特务”，85％的人受到审查冲击。
　　鲁迅艺术学院共有300多人，267人被打成“特务”，90％以上的人受到审查冲击。
　　自然科学院(连同中学部)共有100多人，97人受到审查冲击，68人被打成“特务”。
　　当年任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校长的徐向前元帅回忆说：抗大在整风审干工作组负责人黄志勇的“努力”下，全校有1052个排以上干部，共搞出602个“特务份子”和“特嫌份子”，比例占到57.2％，而抗大共有干部496人，抢救运动中竟逼出396人坦白认罪。坏人的比例接近80％。
　　全陇东地区的外来知识份子只有2人未给戴上帽子，其余99％的都被打成“特务”。
　　子长县39名外来知识份子干部，有37名被打成“特务”。
　　据李逸民回忆说：王诤领导的部门是搞通讯的，一千多人大都成了特务。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余人，抓了170个“特务”。
　　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88人，搞出62个“特务”。
　　绥德师范360多人，最後只有“十八罗汉”没问题，其余都与“特务”有关系。
　　延属各县共抓了2463个“特务”。
　　驻延安的中央系统和边区系统工作人员截至1943年8月共搞出2000多个“特务”。
　　延安警卫团有80～90％是“国民党特务”。
　　西北财贸考察团共63名工作人员中，60个人被搞成“特务”。
　　陕甘宁边区纺织厂有半数以上职工受到“抢救”，在被“抢救”的99人当中，46人是因为两个最先坦白的工人的口供牵扯所致，其余53人则因为平时表现不佳。总共99人当中有80人承认了自己是“特务”。
　　保安处收审的“特务”约有六七百人。社会部、军法处等保卫机关和反省机关所收审的“特务”数日也有约六七百人。
　　与此同时，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被抓起的“特务”也在六七百人。
　　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四省省委以及湖北等南方许多地下党都被打成“红旗政策党”。连同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被说成是“红旗政策”的结果。
　　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出的“特务”高达1.5万人，而延安和边区当时的干部学生总共也不过4万多人。

蒋 33年-37年吃杂牌军都吃不过来还掺共军的沙子。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整编这个事情从2月谈到了7月没谈成，77事变，14日中革军委发表《关于红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15日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19日，周恩来和蒋 介石在庐山达成了以宣言为政治基础，共产党军队以支队的形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用原东北军的115师、119师、120师。10月12日，南方八省红军及其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4军。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抗战爆发前忙什么，忙着整理军队。调理师3旅6团，整理师2旅4团，准备用3年时间整理出60个调理师，60个整理师。77事变前，调理了15个师，24个整理师。（康火镰17整理师运输营准尉副排长）

国军17师是西北军杨虎城旧部，参加过太原会战，康丫确实打过仗。师长赵寿山被蒋 委员长掺了沙子，后来投共。

题主应该建立一个概念，刮民党412以后是一个帮派组织里边国民党胡汉明汪精卫邓演达宋庆龄在和蒋介石斗党务政务都没统一过。国军也是一个武林盟主组织，中央军压地方川军晋军桂军黔军滇军西北三马西北军东北军朱培德湘军张发奎粤军。

国军到48年都没掺完这些杂牌军的沙子，济南是投日投蒋投共西北军吴化文，淮海是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107军西北军孙良诚，辽沈滇军60军曾泽生，平津晋绥军傅作义。

国军嫡系加入18集团军，周恩来可是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阎锡山的新军怎么被共军拉走的。国军这种帮派组织，师长老友同学同事亲属关系都是一张大网，共军打入1个人发展3个人成立党小组再成立党支部，说得动师长团长就带着部队走，说不动就带着几百千八战士走，走不了也卧底送情报。

微操？项英敢不给叶挺看电报，叶挺只是脱党过一段时间。真编入八路军，国军嫡系和共军也是两个指挥系统，毛委员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1937年8月1日通过的《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保证和加强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成为全国抗日武装和人民大众的团结核心。

朱老总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除了第八路军总指挥外，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总司令是阎锡山，还有个副总司令是卫立煌。有段时间，老蒋给朱总配了20个团让指挥，当然杂牌军。

如何对待着这20个团，TG出了个政策。打仗时，前锋后卫的难活苦活不给他干，助攻的牵制的活轻松的任务给他们。打完仗优先补给他们。对上层争取支持政策，对下层时不时搞联欢，增进友谊。对他们的部队不主动拉拢分化，谁要想过来，反而尽量劝他们暂时留下。

于是，这20个团慢慢的被“赤化”了。老蒋掺沙子不成，反而被中共埋了多少雷进去。要说华北部队中”防共”最好的部队是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什么政治部这样的配置一样没啦，官兵关系也很融洽，人称“七路半”军，国军中异类。

最后的结局是很清楚……

啥？

47年国府二十五万大军进攻陕北两万多共军，

打到49年春，果脯在西北仍占据优势，二十五个军兵力超过四十万，仅中央军就有二十万以上。

可在此背景下，西北战场依然有超过七万五千名国军士兵毅然投共……让战前不足三万人的陕北解放军扩编到九万五千人。

1949年2月8日，彭德怀关于西北敌军动态及野战军部署致毛泽东电:
“我军概况，现有九万五千人……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绝对多数是四川人（除四纵外），基本上已成为南方军队。”

而在西北，只有一支国军有大量四川籍战士，那就是常公高徒胡长官所部的中央军!

甚至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麦宗禹，也被王震将军说服，选择弃暗投明。

当晚我被安排在一个土炕上与王司令员、王政委睡在一起，刚刚打完仗的王司令员很快就发出了鼾声。而我却彻夜难以入睡。当时我在想：在前数小时，双方以步、炮兵战斗厮杀，而晚上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真令人非常敬佩。

第二天，他就转变态度，向解放军靠拢。

西北野战军那样艰苦的作战环境，都阻止不了果军将士弃暗投明。

把军队划到土八路麾下……这和叫他们直接投共有什么区别……

兄弟，你知道嘛？

有不少国军将士的军龄，在新中国也算数。如土工的老邻居，驻中条山的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46年5月才起义。但关于该部，中组部规定:

“七·七”事变爆发后，凡随部队参加了对日作战并经过山西碛口“新作风整训运动”，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37年7月15日算起；“新作风整训运动”后参加部队的，入伍后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从其参加部队之日算起。

第四集团军学生队(第一、二期)的学员，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学之日算起。

图片转自知乎网友 @凰一笑

掺沙子这是本年度最好笑话吗

不被共谍渗透就阿弥陀佛了

别的不说

共军公开点名发军饷

保证每个人碗里吃的一致

不得打骂折磨士兵

最后还有一条骚操作，对国民党基层一并关怀

就这组织结构的差距

哪那些壮丁往解放军掺沙子，怕不是要闹哗变

能够掺沙子，前提是你的人信仰坚定，并能影响别人。然而当年只要国共在一起，都是共影响国。结果阎锡山和共军合办的新军投了共，就是　蒋公在华北的嫡系也纷纷“匪化”，从卫立煌以降纷纷要求入党。最后阎不惜通敌联日，　蒋公不惜中条山溃败坚决“调整”，才勉强稳住阵脚。要是送部队进十八集团军，还明面上就得听十八集团军的，这“匪化”程度一定是无可挽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