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倪光南跳出联想自己单干，会怎样？

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假如”情境，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关键的企业家、技术路线的抉择，以及国家科技战略的走向。如果当年倪光南院士选择从联想“跳出”，自己单干，历史的走向很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以下我将从多个维度进行详细推演：

一、 倪光南的个人特质与当时的背景：

技术情结与坚持： 倪光南院士是当时中国电子信息领域少有的、具备深厚技术功底并对自主研发有着近乎执拗坚持的科学家。他一直推崇芯片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对引进技术和组装生产持保留态度。
性格与风格： 相对而言，倪光南更像是一位理想主义的科学家，他关注的是技术的本质和长远发展，不太擅长或不热衷于商业运作的复杂策略和资本运作。
联想的初创阶段与两类人才的碰撞： 联想（最初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计算所公司”）成立之初，汇聚了以倪光南为代表的技术派，以及以柳传志为代表的管理和市场派。两者在企业发展方向、技术路线、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天然的张力。

二、 如果倪光南选择“单干”的可能性与形式：

倪光南“跳出”联想，并非易事。他可能需要克服以下几个方面：

1. 启动资金与资源： 作为科学家，他可能缺乏足够的启动资金和商业资源。他需要找到愿意投资并支持他技术路线的机构或个人。
2. 组建团队： 他需要吸引同样认同他技术理念的优秀人才，这些人很可能也是科学院的同事或学生。
3. 商业模式的设计： 他需要将纯粹的技术研发转化为可行的商业模式，这需要他学习和借鉴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

可能的“单干”形式：

科学院内部的技术孵化： 最直接的方式可能是争取科学院的支持，以研究所的名义成立一个更专注于核心技术研发的独立项目或公司，脱离联想的商业化运作轨道。
寻求国家科技计划的支持： 他可以凭借其在科技界的声望，争取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
与有远见的投资者合作： 如果能找到与他志同道合、愿意长期投入技术研发的风险投资家或大型国有企业，他也有可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

三、 历史走向可能发生的变化：

1. 联想的发展轨迹将截然不同：

主导技术路线的改变： 如果倪光南离开，联想可能会更早、更彻底地走向柳传志所倡导的“贸工技”（先贸易，后工业化，最终走向技术）的道路。这意味着联想可能更侧重于代理销售、贴牌生产，并利用早期积累的利润进行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
产品定位的早期差异： 没有了倪光南在自主研发的坚持，联想可能不会那么早地投入PC机主板、汉卡等核心部件的研发。它可能更早地成为IBM、康柏等国际品牌的代理商或贴牌生产商。
企业文化的影响： 联想的企业文化中，对技术和创新的重视程度可能不如历史上的那样（至少在早期）。市场的嗅觉和商业运作的灵活性可能会成为更突出的特质。
上市与国际化： 联想的上市节奏和国际化战略也可能因主导力量和发展模式的不同而有所调整。

2. 倪光南独立后的可能成就与挑战：

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贡献： 如果他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他可能会在芯片设计、高性能计算、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更底层的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他领导的团队可能成为中国自主IT产业的另一个重要力量。
潜在的“中国芯”先驱： 倪光南的理念与后来中国推动“中国芯”的战略高度契合。如果他能早早地在这个领域深耕，他可能成为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的早期奠基者之一，甚至可能出现比后来海思更早、更具影响力的本土芯片设计公司。
资金和市场的严峻挑战： 科学家出身的他，在商业运作、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等方面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将尖端技术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并形成持续的盈利模式，是最大的难关。
生存与发展的艰难： 在那个中国信息产业刚刚起步的年代，面对强大的国际巨头，一家专注于核心技术研发的初创公司，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支持和成功的商业模式，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3. 中国IT产业格局的重塑：

形成“双雄”格局或多元化竞争： 如果倪光南真的能独立并成功，中国IT产业可能会形成“联想”和“倪光南系”两股力量的竞争与合作。一个以商业和市场为导向，另一个以技术和研发为核心，可能催生出更多元化的产业生态。
国家科技战略的潜在分流： 过去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和政策扶持，可能会因为倪光南的独立而有不同的流向。一部分资源可能会更早地集中到他的技术研发团队。
对其他科技企业的影响： 倪光南的成功（或失败）也会对其他科技创业者产生示范效应。他的经验将为后来的创业者提供宝贵的借鉴。
自主研发的早期推动： 无论倪光南单干的结果如何，他的执着精神本身就对当时中国的科技界是一种激励。如果他能取得一定成就，将极大提振自主研发的士气，并为国家在核心技术领域的投入提供更坚实的理由。

四、 可能的合作与博弈：

即使倪光南选择“单干”，他与联想之间也可能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

技术授权与合作： 联想在某些领域可能需要购买倪光南团队的技术专利或进行技术合作。
人才流动： 可能会有人才在两家机构之间流动，或者一些支持倪光南技术理念的人才最终选择加入他的新事业。
政策资源争夺： 两家机构都可能在争取国家科技项目、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竞争。

五、 总结与反思：

倪光南选择不“跳出”联想，而是继续留在联想内部，一定程度上是在利用联想的商业平台来推动他的技术理念。联想在早期也确实承载了他的汉卡等项目。历史走到今天，联想的商业模式和国际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核心技术上的短板也一直备受诟病。

如果倪光南当年选择单干，我们可能会看到：

一个在核心技术领域更早崛起、更具“中国芯”精神的科技力量。
一个与联想风格迥异、但同样可能在中国IT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的独立实体。
一种可能更侧重于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的模式，与联想的“贸工技”形成互补或竞争。

然而，他也可能因为缺乏商业运作经验和资金支持而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单干”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及国家政策的有效支持。

这是一个充满“如果”的命题，它让我们思考：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技术与商业如何平衡？科技人才在国家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一个成功的企业，是更依赖于宏观的商业战略，还是微观的技术突破？这些问题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国芯片设计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就是汉芯事件。

倪光南当时作为汉芯芯片的技术鉴定组组长，给出了高度评价，认为汉芯的技术水平和实现路径都是国际一流水平。这就是倪光南的技术眼光。

而且，倪光南离开联想后，不是没做过芯片，他设计了方舟一号 芯片，政府采购了几十万台NC机，拿了863专项基金上千万（具体多少没结账，因为这是少有的中间叫停的863），中关村管委会投入了5000万元（这是2001年，中关村的房子一套不到50万），最后全部打了水漂。

倪光南也就剩下吹牛了。

芯片还是要踏踏实实得从产业做起，华为道路是正道。先基于arm摸透了，再找机会摆脱arm。

从指令集，架构开始，全部都从零开始做，你真的当欧美国家几十年的科研工作都是混日子。

倪光南自己单干，就是做生意了，自己不仅要科研，还要经营企业。

而科研人员并不都适合做生意。他们的强项是静下心来埋头研究。他们往往都笨口拙舌，没有花言巧语，不会溜须拍马，不会投机钻营，不会请客送礼，不会坑人骗人，心不黑脸皮薄，做生意都注定赔钱。

所以，私有制里多数科研人员都是打工的命，给老板打工，拿死工资，收入微薄，为养老买房治病发愁，还有中年危机。研究成果也是老板的，专利也是老板的，是企业的。

比尔盖茨的操作系统，是比尔盖茨开发出来的吗？不是，而是他手下的科研人员的成果。但是他们的成果归比尔盖茨，专利是比尔盖茨的，全世界人都只知道微软的操作系统是比尔盖茨的，不知道他手下有哪些科研人员。全世界人都只知道苹果手机是乔布斯的发明，却没有人知道乔布斯连二极管也不认识。

方舟处理器？不是失败了嘛。

如果当年倪光南跳出联想自己单干，会怎样？

如果当年倪光南在与柳传志的斗争取得胜利，今天的中国芯片会是怎样？

为什么当年的科学家回国能得到重用，而如今倪光南想对中国科技贡献一份力那么难？是普例还是个例？

如果当年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东北与台湾后就停止侵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当年朝鲜战争，中美没有介入，北朝鲜统一了朝鲜半岛，会对当今世界格局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当年旅行者一号上带一个宇航员，实时向地球回传见闻是否对人类研究宇宙更有科研价值？

如果当年，华约国家甚至是中国一并加入苏联，成为苏联加盟国，那么后续的历史会如何？

如果当年刘备统一了三国后交给阿斗，阿斗能把江山正常移交到下一代吗？

如果当年的那个晚上开车拉郭德纲回家，跟他要一个一辈子免费去德云社的门票会怎么样？

如果当年阿尔萨斯的师傅是老佛爷，那面临斯坦索姆事件会不会变成另一局面？

如果当年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而是北上和纳粹德国会师瓜分苏联，那么会怎么样呢？

如果当年登月之后在月表发现了大量高价值矿物，历史会有什么改变吗?

如果当年尚博尔伯爵接受三色旗，波旁/奥尔良王朝有可能在法国复辟吗？

如果当年汉字真的拼音化了会怎么样？

如果当年叶文洁听说了某个人的劝告，没有向三体发送坐标。那结局会怎样？劝说叶文洁的那个人可能是谁？

如果当年曹云金没有离开德云社，他能达到如今岳云鹏的高度吗？

如果当年奉军坚决抵抗？结果会怎样？

如果当年哈萨克斯坦不宣布独立，是否可以保留苏联的国号？

如果当年铁道部向株洲跟大同各多买一台中华之星的机车，那么之后的高速铁路系统还会是今天这样吗？

如果当年接受梁思成建议在京西建新城而不是现在这样环状往外建，北京还会这么拥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