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朱由检究竟是明君，还是昏君?
先说他身上的“明君”气质，那些让后人赞赏的地方：
勤政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崇祯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劳模”皇帝。他几乎每天都是凌晨四五点就起床，批阅奏章直到深夜。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奏折，有时候连睡觉的地方都被奏折占满了。这种勤勉，在历代帝王中都是少见的。他确实是想把国家治理好，这一点毋庸置疑。
有改革的意愿和魄力： 他继位后，面对积重难返的明朝，也确实想做出一番改变。他清理了魏忠贤及其党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得罪人的事情，但也显示了他除恶务尽的决心。他还试图改革财政，整顿吏治，减轻农民负担，这些都是有远见的举措。他曾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这句话虽然带有悲情色彩，但也体现了他想力挽狂澜的决心。
临危不惧，展现出君王的担当： 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特别是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选择逃跑，而是选择与国家共存亡。他在煤山（今景山）自縊，并嘱咐家眷不要投降，这种殉国精神，是很多其他王朝的末代君主所不具备的。
对臣民的关心，并非完全冷漠： 虽然他猜忌臣子，但他也并非完全不顾臣民的死活。在一些灾荒年间，他也曾下令开仓赈灾，也曾为战死的将士悲恸。
然而，为何他最终还是被视为“昏君”，甚至导致了王朝的覆灭？这其中有很多令人扼腕叹息的“昏”之处：
极端的多疑和猜忌： 这是崇祯皇帝最大的致命伤。他太不信任任何人了，尤其是文臣武将。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功劳太大，他就会怀疑对方有异心。这种猜忌导致了许多忠臣良将无法施展才华，甚至被逼反或者遭受不公待遇。比如袁崇焕的冤案，至今仍是许多人心中的痛。他无法形成一个稳定、信任的领导核心，这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用人不明，反复无常： 即使有改革的意愿，但他用人的能力却大打折扣。他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或者因为听信谗言，就轻易罢免、处死有能力的大臣。他一会儿重用这个人，一会儿又怀疑这个人，政策也因此摇摆不定，无法形成连贯的施政方针。这种“翻脸比翻书快”的用人策略，让能臣望而却步，小人却有机可乘。
严苛刻薄，缺乏远见： 崇祯皇帝以严苛著称，他要求臣子和他一样勤俭，对官员的薪俸也极低。这本意是好的，但过度严苛反而让官员们对国家失去了积极性，甚至导致了贪污腐败的进一步加剧，因为他们需要想方设法弥补自己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他在面对农民起义和后金（清朝）的威胁时，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他总是寄希望于一两个名将，而忽视了制度层面的根本改革。
财政的无能为力： 明朝后期，财政已经非常紧张。崇祯皇帝虽然想开源节流，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支持和改革手段，财政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善。他急于加税，但却因为无法安抚民心和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动荡。比如对文官的加税，虽然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却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更不愿意为朝廷效力。
沟通能力的严重缺失： 他是一个不愿意倾听不同声音的人。大臣们在他面前，往往是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这种压抑的政治氛围，使得许多问题无法及时暴露和解决，只能等到问题爆发才追悔莫及。
所以，他是明君还是昏君？
我认为，崇祯皇帝是一个有勤政之名，却无治国之实的复杂君主。
他有“明君”的某些品质： 他的勤政、有改革的意愿、以及最后时刻的担当，都展现了他作为皇帝的一面。
但他最终走到了“昏君”的结局： 他的多疑、猜忌、用人失察、以及政治手腕的拙劣，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他就像一个身怀绝技但却被内心魔鬼束缚的棋手，明明可以下出妙局，却因为过度紧张和不信任对手（臣子），而一步步走入绝境。
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他所处的时代。
明朝末年，已经是一个积弊深重的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官场腐败不堪，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北方还有强大的后金虎视眈眈。任何一个皇帝，在这样的烂摊子面前，都很难力挽狂澜。崇祯皇帝不过是把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厦，加速推向了倒塌。
也许，他不是那种天生就坏到骨子里的昏君，但他的性格缺陷，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被无限放大，最终让他成为了明朝的末路皇帝，也成为了一个让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人物。与其说他是完全的明君或昏君，不如说他是一个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因为性格缺陷而无法施展抱负，最终走向失败的君主。他的失败，是其个人能力的不足，也是时代局势的必然，更是明朝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爆发。
网友意见
一个品德高尚的昏君。
但品德与能力无关，识人不明、被人忽悠、胡搞乱搞就是他自己的锅，没得洗。
我鄙夷他的能力。
我尊敬他的节操。
我同情他的境遇。
一个八杆子打不到的小王爷，稀里糊涂成了一国之君，满脑子都是衮衮诸公告诉他的阉人都是坏人、诸公和乡贤耆老都是好人，一个按照自己想法殚精竭虑了一生，最后被衮衮诸公玩弄于股掌之间，发现被衮衮诸公欺骗了一生的人。他的一生，就是个笑话。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悲剧。
吾敬毅宗之骨，吾恨毅宗之才，吾悲毅宗之遇。
他亡国了，活该！
但是！我又要说但是了！
连溥仪那个浑身臭不可闻的酋长都能被后人、包衣各种洗白，上庙号曰：清恭宗，上谥号曰：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愍皇帝，入庙受人祭拜，还有香火，我洗洗毅宗皇帝怎么了？犯法了吗？
至少毅宗皇帝不阳痿、不卖国、爱百姓、有风骨，是个真男人！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他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这种货都有人洗，我凭啥不能洗毅宗？我就拿道德说事儿，爱咋咋地。
所有回答都完全没有考虑到封建王朝的生命周期问题。
简单的说，封建王朝因为其统治阶级固有的问题，每个王朝都会逐渐积累各种弊端，就中国来看，这种积累通常以200年左右为周期。这种积累是超越了封建社会的政治极限的，当这种积累的问题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这个王朝基本上就穷途末路了。这种问题可能通过某些手段来延迟，但无法彻底避免。解决这一周期的唯一办法就是屠杀。屠杀底层平民，屠杀士绅，屠杀军阀。杀到一定程度，主要矛盾从那个弊端转移到其他方面，周期将重新计算。
这一弊端，主要是三方面构成的，其一是增长锁死。封建国家通常是封闭的，大量生产力束缚于土地上，而土地的产出是有上限的。国家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全国总资源量将无法增长。
其二是地主阶级的占有欲不断增长。对于任何人来说，已经占有的东西，他都会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他拥有的，而他还没有占有的东西，他有占有的欲望。而封建社会中，对于地主阶级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问题没有解决办法。举个例子，一个开国功臣，假设他受封了万亩良田，这是世袭的。然后他生了很多子孙，这万亩良田无论怎么分割，都是他家子孙的。然后他的一个子孙又立功了，皇帝又封他万亩良田，于是他们家就占有了两万亩。贵族的子孙总是很容易立功的，他们家这样发展下来，到了200多年后，也许占有的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了。也许他另外有一些败家的子孙把田拿去卖了，是否能打破这种局面呢？不会的，因为农民是没有能力购买的，他们就算要卖，也只会卖给其他地主。这样下去，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大，而资源总量已经锁死，这意味着农民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少。请注意，这里说的资源，大多是土地兼并，但并非完全如此，也包括官僚资源等。比如有人去考究，说某某觉得税收多了，宁愿卖地，想以此证明土地兼并文字子虚乌有。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税再多，地主阶级也会转嫁给农民，地主不可能亏本。最后倒霉的肯定是农民。如果一个人觉得税多了拥有土地不划算，只能说明他没有足够的转嫁能力，这种人通常是底层农民，也包括一些官僚资源不够的地主。
其三是，利益集团与官僚集团的绝对契合。皇帝需要依靠官员来治国，官员来自地主阶级。特别是王朝后期，官员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关系网络，这个集团内部虽然也有倾轧，但从利益上却是一个整体。这种时候，皇帝也完全拿他们没有办法。皇帝即便是拥有杀头的权力，那又如何呢？当整个官僚阶级都是敌人时，皇帝又能杀多少人呢？
我们了解崇祯，都是从一些记载中去看，这些记载本身不一定完整和真实，所以我们都是盲人摸象。我们知道崇祯不是白痴，而且很勤奋。不是白痴意味着他不会干一些明显的蠢事，勤奋意味着他能干的事超过大部分人。其实皇帝的基因不见得比普通人强，而其环境来说，比普通人更容易堕落，也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皇帝，其素质都是不如普通人的（开国皇帝除外）。而崇祯这个人，至少勤奋的素质是超过普通人的，所以，如果他出生的时代不是在王朝末期，完全有资格当一个明君。
但是，在明末这种王朝矛盾已经根深蒂固的时期，大部分所谓明君都没有用。要拯救明朝需要干什么？需要打破这个根本矛盾，打破王朝宿命。需要深度改革，比王安石更深的改革。可以想象，这种改革光靠嘴巴是改不了的，要动刀子，动大刀子，其颠覆程度不亚于重新建立一个国家。
我们看看那三大弊端要怎么打破，第一个资源锁死问题，需要扩张，要打仗，打大仗，要死很多人，要破坏社会关系。即便是打赢了，结果也不一定好，参考物：汉武帝。
第二个弊端，要与地主阶级的欲望对抗。古往今来，要降低这么大范围人类的欲望，只有一种手法，那就是强迫和剥夺。你习惯了锦衣玉食，逼迫你去过穷日子，天之骄子可以上山下乡，高冷贵族可以牛鬼蛇神，白衣天使可以赤脚医生。把这帮过惯了舒服日子的人全部剥夺了，让他们去过过苦日子，洗洗脑，忆苦思甜一下，欲望就可以暂时压制了。
第三个弊端，要么大换血，把统治阶级整个换了，或者换一批胃口还没有那么大的寒族上台，夺人饭碗如杀人父母，这个过程肯定要大开杀戒。
而凡是搞改革的人，最终都将背负骂名。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崇祯要完成这样的炒作，特别是在封建时代要这样搞，必须是天纵之才，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都必须是世界顶级，才有一丝成功的可能性。就算他完成了这个地狱难度的操作，最终他也不一定会成为明君，更可能成为一个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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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就说说明末影响最大的皇太极入关事件，皇太极一方满蒙联军十万，明朝蓟镇部都是守兵，无野战能力，野战部队主要是关宁2.5万人，以及满桂4.5万人，赵帅教尤世威等总计15000人，赵帅教支援时被全歼，此时战兵总计八万左右，配置为蓟州袁崇焕关宁军2.5万，尤等一万余人被分散配置，满桂被兵部尚书调至北京拱卫京师，至于刘策的蓟镇兵只能在城内防守。
这里要解释一下就战兵数量而言明朝一直以来优势都不是特别大，后来逐渐处于劣势，不过是后劲大，万历萨尔浒也是明军8万，清6.5万人，到天启崇祯年，战兵数量明朝并不占优势，这是大背景。
这里先不谈袁崇焕毛文龙问题，单看崇祯处置措施，战时处置袁崇焕导致祖大寿惊惧之下直接溜了，然后强令满桂直接出击，满桂言敌强我弱不可出城浪战，后崇祯派太监强令出击，无奈出击然后被全军覆没，至此明朝京师附近野战势力几乎全部溃散。
清得以悠闲劫掠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所以究竟是谁神操作让局面一下不可收拾了? 满桂全军覆没后勤王军又陆陆续续到了不少，不过此时敌我悬殊更大，只能关闭北京城。
嘉靖年俺达寇京，嘉靖是怎么做的? 这里在补充一下北京的地位，蓟州作为北方燕京山脉的口子，其本身非常险要，但是并不能堵住北面来兵，其一面崇山峻岭依山而建，但是另外一面是平原，大军可以从容通过，北京则作为后方大军集结之地，嘉靖的做法就是等各路勤王军齐聚北京，敌我力量发生转变后在发起反击，而崇祯了?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直接送人头，葬送了此时明军野战绝对主力，战时处置统帅导致令一股主力直接溜了，没有他的神操作，皇太极入关与俺达入寇不会有太大区别，他是不敢多待的，直接导致局面演变成最坏的结果。
就不说后面卢象升被他坑死，卢象升率前军前去与清决战后续部队则被崇祯派的监军太监全部调走，然后少数人被清军合围全歼，孙传庭统剿灭李自成不是崇祯神操作，也不会有李自成后来的复起，孙的意见正确，但是崇祯认为他有怨言打入大牢关了三年，后来没人，只能放他出来，在二出潼关时又强令其出击，最后全军覆没，孙亡而明亡。
洪承畴那次松山之战役，也是被崇祯派去的监军强令立即进行，准备并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打了决战。
所以每次关键决战崇祯的意志都被贯彻，不过他是明朝这边的第六人，明显的大卧底呀，这一翻操作败光了明朝全部家底。
另外就经济税收方面，崇祯也是急功近利，不知道诸位听过均输法没有，本来加派大臣说按田地肥瘦摊派，崇祯不肯，费事，直接无论肥瘦一概均匀加派，导致农民起义军连绵不绝，所以呀这正是贯彻其意志的表现，另外诸位听过改票没有?
崇祯用过改票把内阁玩弄于鼓掌之间，其实他是一位乾坤独断的皇帝，当他的改票折腾也导致和内阁关系并不好，貌合神离。
这里在说一下古代以弱胜强是极难发生的，每一次都是名列千古得传奇战例，只有双方实力对比相差仿佛才是两方主帅各自发挥，明朝崇祯上位的时候明朝经历四次全军溃败之局，敌我强弱之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这一点分析明朝军事战役不可不查，明朝几乎所有决战崇祯都插手了，而且全部选择错误，但是他的错误意见被贯彻了，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君身边都是贤臣猛将，昏君身边尽是奸佞小人。考虑到崇祯死之前就一个太监愿意陪着他，我觉得他自己也知道属于哪一种。
皇帝这个职位，更看重的是管理而不是经理，不要求你事事亲力亲为，只要你能够在正确的位置上安排正确的人，就已经很好了。但崇祯的用人能力是什么玩意，自己任命的高级官员，用一批杀一批，从实践中打出来的军官，随随便便往死里整。这样的老板就算天天陪着整个项目组一起加班，你还会觉得跟着他有前途吗？
他这素质就算当个木匠都不够格，他会觉得自己活干不好是锯子设计的不合理。
没办法，农业时代的君主风评比较看重私德是难以避免的。古代的常态是平民劳作一辈子，也只能勉强果腹，即便有多余的粮食也很快就会被人口激增取代（如乾隆朝和英占印度），要想一个君主的统治没有污点，几乎不可能，要么就是内有哀鸿，要么就是对外黩武。
既然执政本身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退而求其次，君主自身道德表率如何就会被分外看重，至少某一方面要能为众人之楷模。比如西方就异常推崇能身先士卒的君主，因为连国王都放弃了一切荣华富贵把自己降格到了将军甚至士兵的待遇，上至贵族朝臣下至百姓将士谁还好意思不服？所以普鲁士军歌甚至来了一句“为了你（腓特烈大帝），我们就是把整个世界打翻又如何？”这也是古代的英雄观最看重亲自领兵作战的君主的一个根本原因。
（拿破仑：“士兵们，你们真的要杀死你们的皇帝么？开枪吧，我就在这里。”然后整营整团的士兵高呼皇帝万岁直接倒戈）
放在亚洲，因为帝国体量大，君主真的上战场对整个帝国的稳定影响太大（土木堡还近在眼前），所以换成文的表率也可以，那就是勤政。北京的历代帝王庙我去过一次，导游说暴君昏君亡国君都没有牌位，崇祯是唯一的例外，我看99%就是因为勤政（当然也是比出来的，嘉靖万历和天启加起来都多少年不干活了），最起码努力了，天天夙兴夜寐，因为时局恶劣和经验不足结果不好，而这点很多人其实还是看在眼里的。
所以我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崇祯滥杀大臣是众所周知的，将领战胜或战死还经常不给封赏追赠。即便如此，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孙传庭范景文等一大群高官在穷途末路之下仍心甘情愿为崇祯去死，有的地方官如卫景瑗，更是李自成连他老母都请来劝降了，仍然非要去死不可，这果真只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愚忠？张献忠进四川之后，当地官绅抵抗远高于预期甚至使得他产生了大明天命未绝的想法（他对孙可望说：“。。。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
（此外明末武将背叛率似乎也比文官要高，我以为也跟这有点关系，军队毕竟被拖欠军饷，而且皇帝也没有亲自征战（后金和大顺君主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天天勤政的不易，可能文官还真是更容易体会到，而身先士卒的不易武将和士兵更容易有同感。）
李自成虽然以征战为主但建号之后也难免要着手处理各种政务，所以他就评价了一句“君非甚暗”。连李自成张献忠都没完全否定大明皇帝，各种明朝臣子文人遗民就更可想而知了。当然，正因为崇祯个人以传统意义上的君主私德而言没有那么差，但依然亡了国，所以才会有人开始反思君主专制本身的弊端能成为天下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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