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明末时期，各路朱明藩王不给崇祯皇帝捐款，宁愿看着他吊死都无动于衷？
要理解这一点，咱们得把时间拉回到明朝藩王制度本身，以及它在明末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藩王制度的初衷与变异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设立藩王制度，初衷是为了拱卫皇室、分封功臣子弟，以达到“藩屏皇室，共辅王室”的目的。藩王们拥有自己的封地，可以征收赋税，建立自己的军队，理论上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藩王制度开始出现严重的变异。
“祖宗之法”的僵化与弊病： 藩王一经册封，世代承袭，其地位和俸禄由朝廷固定发放。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藩王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他们除了接受俸禄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但他们的生活和排场却要求越来越高。为了维持这种高消耗，许多藩王开始变本加厉地剥削自己的封地，加重百姓的负担，引发了地方的民怨。
藩王与朝廷的利益冲突： 藩王并不隶属于地方官府，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央（名义上），但实际操作中，他们往往会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当中央政府需要财政支持时，向藩王们摊派赋税或要求“捐输”，这无疑是触动了藩王的利益。长久以来，藩王们习惯了享受既得利益，对来自中央的任何财政要求都心存抵触。
政治上的孤立与藩权旁落： 随着中央集权日益加强，藩王的政治权力被不断削弱。他们不能干预地方政务，也不能随意调动军队。虽然依旧享有尊贵的身份和丰厚的俸禄，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朝廷供养的“贵族寄生虫”，失去了早期的政治军事影响力。这种政治上的孤立，也让他们难以在国家危难时刻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生活奢靡与腐朽堕落： 为了维持家族的体面和奢华的生活，绝大多数藩王过着极其腐败的生活。他们沉迷于享乐，疏于学习和锻炼，甚至有些藩王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管理能力和责任感。他们的封地往往成为其敛财的工具，但这些财富也大多用于满足私欲，而非用于壮大实力，更别说用来支持朝廷了。
崇祯皇帝的窘境与藩王的“选择”
崇祯皇帝即位之初，确实想励精图治，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他大力反腐，清理朝纲，但这项工作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包括不少朝臣和地方势力。
当国家面临内忧（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患（后金（清）虎视眈眈）的时候，崇祯皇帝自然想到了藩王们。他多次下旨，要求各藩王“捐输”以充实军饷和国库。
然而，这些藩王们给出的回应，往往是各种推诿、拖延和虚与委蛇。他们的理由层出不穷：
“藩封不动”的祖制： 他们会搬出“祖宗之法”，声称藩王的俸禄和封地是皇室恩赐，受祖制保护，不能随意被朝廷动用或摊派。这是一种巧妙的辩解，意思是他们的钱袋子受到“法律”保护，朝廷无权染指。
“封地贫瘠”的说辞： 许多藩王会夸大自己封地的贫困，声称地方百姓生活艰难，赋税收入有限，自身也难以为继，根本无力拿出多余的钱财。当然，这与他们平日里奢靡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却是他们对外推辞的常用借口。
“自身难保”的顾虑： 随着农民起义的蔓延，一些藩王的封地也受到了冲击。他们会以此为由，声称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需要自保，无力支援中央。这是一种将自身困境与中央困境等同化的策略，意在表明自己并非坐视不理，而是同样“身陷囹圄”。
对中央政权的信心丧失： 明末朝廷腐败，政治黑暗，君臣离心离德。藩王们早就对崇祯政府失去了信心，认为即便捐款，也可能被贪腐的官员层层盘剥，最终无法用于正途，反而助长了朝廷的腐败。与其“肉包子打狗”，不如守着自己的那点家业。
等待观望的心态： 许多藩王可能抱持着一种“坐山观虎斗”的心态。他们希望看到局势的发展，如果朝廷能够渡过难关，那自然最好；如果朝廷不行了，他们也希望保留实力，为日后“改换门庭”或“自立门户”做准备。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自然不会主动为崇祯政权输血。
崇祯皇帝的无奈与悲剧
崇祯皇帝虽然愤怒，但面对根深蒂固的藩王制度和他们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显得无可奈何。他可以颁布诏令，可以派遣官员催逼，但要强行搜刮藩王的财富，却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一旦强行下手，很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甚至被扣上“不孝”、“破坏祖制”的帽子。
更何况，崇祯皇帝自己也深受“天命论”和“祖宗之法”的束缚，不敢轻易挑战这些陈规陋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悲剧性的循环：
藩王们因为制度设计和自身腐化而坐拥财富却无力（或不愿）为国出力。
朝廷财政枯竭，皇帝急需支援，但向藩王摊派困难重重。
农民起义和外部威胁加剧，国家灭亡的危机步步紧逼。
而藩王们，却像一群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只顾着维护自己的小利益，对即将倾覆的大厦无动于衷。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最终选择在煤山（今景山）自缢。此时，许多藩王的命运也如同覆巢之卵，他们封地被破，财富被夺，自己也可能成为阶下囚，甚至被杀。
总结来说，明末藩王不给崇祯皇帝捐款，宁愿看着他吊死都无动于衷，其根本原因在于：
1. 藩王制度本身的弊病： 制度僵化，藩王与朝廷的利益长期对立。
2. 藩王阶层的普遍腐朽： 生活奢靡，丧失责任感，对国家和民族缺乏担当。
3. 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 难以撼动藩王的既得利益，也丧失了说服和震慑他们的能力。
4. 藩王对政权的信心丧失： 认为捐款无济于事，反而可能助长腐败，不如明哲保身。
5. 封地安全与自保的考量： 在战乱年代，一些藩王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自我保护。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明末一场本可以依靠藩王力量（哪怕只是部分）来缓解的危机，演变成了一个王朝的彻底覆灭，也让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藩王们，最终落得个或被戮，或逃亡，或被俘的悲惨下场。他们并不是真的无情，而是在那个扭曲的制度和腐朽的时代里，他们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但也对整个国家最不利的选择。
网友意见
一个藩王遇到紧急事态，能拿出几十万两银子，要是逼急了，豁出去日子不过了，也就能拿出上百万。
一百万两银子固然很多，够刘姥姥全家活五千年，但用来打仗，还真不多。
根据孙传庭崇祯十五年的报价，一百万两银子够两万军队一年的开销。要让一个兵正常出操训练，每个月起码得给他二两银子，两万人一年就接近五十万两了。拉出去打仗，翻倍是很正常的，孙传庭一点都没多要。
多给洪承畴两万兵，就能打赢皇太极吗？多给丁启睿或者孙传庭两万兵，就能打赢李自成吗？显然都不行。
当然，如果全国藩王都全力捐款，说不定能捐出大明一年的财政收入，可问题是，这种割肉的事怎么可能齐心协力。崇祯要是让每个藩捐三万两，咱们凑个一百来万银子，调两万人就把沈阳收复了，这事还能商量。可现在的情况是，藩王捐到倾家荡产，问题也不见得能解决。这样一来，藩王们就得嘀咕了。
还要考虑到，藩王们对于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缺乏了解，到了崇祯十七年时，包括崇祯本人在内，认为大明兴许不会亡的都大有人在。
明末的藩王们是不太相信大明没救的，在他们看来，捐款也就是让大明的危局解决得快一些而已。假设大明会亡，那肯定应该捐款，但如果假设大明不会亡，别人都不捐而我捐了，那不是就我一家吃亏吗？
而且根据宋朝的经验，大明亡了，藩王的日子也不见得很差。荣王赵与芮在元大都做平原郡公，活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
从藩王的角度来看，捐款，肯定破财，不捐款，大明亡了也就是破财，要是大明不亡，钱就守住了，所以当然不能捐款。
就算是李自成，搞农民起义的时候对明朝的藩王赶尽杀绝，当了皇帝之后，也优待明朝的秦王和晋王，要钱不要命。后来虽然有陈永福在太原屠戮宗室的事件，但那是由于清军大兵压境，又发生了大同、德州两起宗室与降将、士绅勾结一起背叛大顺的事，如果是正常的改朝换代，是不至于做得这么绝的。
大清那种把所有投降藩王一起拉到菜市口杀头的操作，这会儿哪有人想得到。
题主穿越到明末成了一个富有的藩王。
这一日你给崇祯写信，要捐款五百万白银充当军费。
某月某日，官员一号负责押送白银到京城，他大笔一挥，写奏折说路上遭遇乱民劫匪，幸好押送将士奋勇杀敌，各个以一当十，但在战乱中，有五十万两被乱民抢夺，因追回不便，只能作罢。
四百五十万两白银送到户部，同时又BCD三个将军发动人脉争取这笔款项，其中B和首辅是亲戚，并以一百万两上下打点，最终拿到款项三百五十万两。
到手之后B私吞一百万两，并再花五十万上下打点替自己保密，然后将两百万两分给手下将领EFG，EFG分别贪污二十两。
剩余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四十万两拿出来修缮城墙，其中又被贪污六成。
剩余一百万两，只够还清去年的士兵欠响……
假的
崇祯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鲁王捐禄佐军，优旨覆收
崇祯三年四月初五
郧阳抚治梁应泽报：惠王捐賚入援将士，帝以其谊切同休，嘉奖之
崇祯三年四月初十
沈王捐禄犒师，优旨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六
惠王捐赀犒师，复率诸宗及府属员役并行输助，优旨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八
肃王报助兵饷，优旨照数覆收
崇祯三年五月十九
唐世孙聿键捐银助饷，帝以其体承先志，输助军兴，纯孝急公，深可嘉尚，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六月十二
瑞王进节搜银助饷，优旨覆收
崇祯三年七月十五
荣王输资助军，优旨覆收
崇祯三年十二月十一
瑞王捐资助饷，优旨覆收
崇祯四年十月十九
以韩王助饷捐银，严约诸宗，优旨嘉其贤明，赐敕奖励
崇祯七年八月初七
旌唐王聿键助饷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四
瑞王捐禄助饷，帝以急公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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