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金朝当时已是主流大国，为何明末时又倒退成为渔猎部族？
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认为金朝从一个强大的女真帝国骤然跌落，直至明末时被视为“渔猎部族”，这中间的历史似乎是连续而不可解释的断裂。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其中包含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因素的漫长演变，更重要的是，对“渔猎部族”这个标签的理解也需要更 nuanced（细致）的视角。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金朝在南宋时期确实是当时东亚地区的一方霸主，其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灭辽、伐宋，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官僚体系，尽管其核心统治力量依然带有游牧民族的色彩，但整体上已经具备了帝国应有的规模。
然而，到了明朝末年，当我们看到那些被称为“渔猎部族”的北方民族时，他们与曾经的金朝在性质上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演变过程：
一、 帝国遗产的消耗与政治制度的侵蚀
金朝建立之初，其核心是女真八部。女真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带有强烈游猎性质的。然而，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尤其是在建立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后，政治制度的惯性、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与汉族文化的长期接触，都会不可避免地改变原有的社会形态。
汉化与内部矛盾： 金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吸收了大量的汉族官员和文化，推行了与宋朝类似的政治制度，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但也带来了内部矛盾。一部分女真人对这种“汉化”感到疏远，认为它削弱了民族本色；而另一部分则积极融入，甚至希望建立一个更纯粹的汉式王朝。这种内部的文化和政治张力，为后来的分裂和衰落埋下了伏笔。
统治成本与经济压力： 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需要巨大的经济支撑。金朝的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中原地区的税收和资源的汲取。然而，长期的战争和与南宋的对峙，以及内部的管理成本，都给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影响到军事力量和中央权威。
蒙古的崛起与颠覆： 这是金朝覆灭的直接原因。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崛起，以一种席卷一切的力量摧毁了金朝。蒙古人并没有继承金朝的帝国框架，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重建了统治，将原来的金朝疆域纳入了更为广阔的蒙古帝国体系。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彻底洗礼和重塑。
二、 从帝国继承者到被边缘化的群体
蒙古帝国对原金朝疆域的统治，与金朝对宋朝的统治性质是不同的。蒙古人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将原来的金朝人（包括女真人、契丹人、渤海人等）视为被征服者，并根据他们的民族属性进行管理和划分。
蒙古统治下的民族划分： 蒙古人将帝国的人口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群体，女真人和其他原金朝的民族，虽然享有一定的待遇，但已不再是统治者。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经济基础的瓦解： 蒙古人的统治方式，尤其是对土地和人口的重新分配，以及对传统税收体系的改变，很可能对女真人的经济基础造成了冲击。一些原本依附于金朝官僚体系或军事体系的女真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生计。
草原与中原的再次分离： 蒙古帝国虽然广阔，但其核心力量依然是草原民族。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原金朝的汉地部分主要被元朝直接统治。而北方的一些女真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全融入元朝的政治经济体系，甚至被蒙古人排挤或驱赶到更北方的边疆地带。
三、 明朝的崛起与北方民族的重塑
明朝的建立，标志着汉族政权对中原的重新统治。明朝在对待北方民族的政策上，与元朝有所不同，但也充满了复杂的博弈。
“羁縻”政策与“守边”策略： 明朝初期，为了防御蒙古人的侵扰，采取了“羁縻”政策，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北方民族的首领地位，通过册封、岁赐等方式进行安抚和控制。同时，也在长城沿线设立卫所，进行军事上的防御。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将这些民族固定在边疆地带，以减轻对内地的威胁。
经济模式的固化与退化： 长期处于边疆地带，又受到明朝“羁縻”政策的限制，一些女真族群，或者说从金朝遗民演变而来的北方民族，可能失去了参与更广阔的经济互动和发展的机会。他们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相对封闭和单一化的环境中，可能逐渐退化回更传统的游牧、渔猎模式，以维持基本生存。
“渔猎部族”标签的复杂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渔猎部族”这个标签本身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主观性。明朝的士大夫们，从自身的汉族中心主义视角出发，将那些生活在边疆、不接受明朝直接统治、保持着一定程度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的民族，统称为“渔猎部族”或“边夷”。这是一种概括性的称谓，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所有农业、畜牧业，或者完全退化回了原始社会。
部分延续与部分退化并存： 我们可以想象，在明末北方边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民族群体。其中一部分可能依然保持着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例如后来崛起的女真（后金），他们已经不再是金朝那个意义上的帝国，但他们的军事能力和组织程度依然不容小觑。而另一些群体，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确实退化到了以渔猎和简单的游牧、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在明朝的记录中被归类为“渔猎部族”。
总结：时代变迁中的身份重塑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金朝倒退成渔猎部族”。更准确的说法是：
1. 金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在蒙古的征服下不复存在，其政治和经济遗产被瓦解。
2. 原金朝统治下的女真及其他民族，在蒙古和随后的明朝统治下，其社会形态和民族认同经历了重塑。
3. 一些女真族群，或者说从金朝遗民演变而来的北方民族，因为政治地位的下降、经济基础的改变以及与中原汉族王朝的互动方式，在明朝时期，其中的一部分群体确实呈现出更接近游牧、渔猎的生活方式，被明朝方面称之为“渔猎部族”。
4. 这其中也包括了后来崛起的力量，比如后金，他们虽然仍被汉族视为“边夷”，但其内部的军事组织和政治野心已经远超一般的“渔猎部族”，最终成为了摧毁明朝的关键力量。
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倒退”，而是历史洪流中，不同民族、不同政权在权力博弈、经济互动以及社会变迁中，身份和生存方式不断调整、重塑的必然结果。金朝的强大是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明末北方民族的“渔猎”特征，也是在新的政治格局和生存压力下的演变。
网友意见
这是把很好的钥匙，去探究汉文明是否存在基层把握能力弱的问题。
先问是不是 再问为什么
明末的时候，海西、建州女真都是以修建城寨、从事大规模农耕开发的社会状态，不存在“倒退成渔猎为生的落后部族”。
“二酋巢在镇北关，故开原人呼为“北关”，夷虏巢穴，此其最近者，盖东夷一种，屋居火食，差与内地同，而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狩为生，故不忌其近我边疆”——《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年正月十三
农耕、征貂参、马市贸易，这三样是主要生产活动，反而没有渔猎。
晚明时期，依然还保持渔猎生活方式，反而是处在更偏远地区的野人女真，即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和雅库特人、大小兴安岭与黑龙江上游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部落（即后来清朝的“索伦部”）
这些还保持猎生活的偏远部落，恰恰是受到海西和建州控制的部落。
因为野人女真和索伦部活动区域，盛产质量最好的貂狐皮裘、海龙和人参，这些是南方明朝权贵士绅阶层追捧的奢侈品。
海西和建州女真，每年会派出若干Meyen（“梅因”、女真语队伍、小队），深入到乌苏里江、黑龙江的中下游流域，向野人女真征收貂参贡，然后把拿到辽东马市出售
因马市贸易的兴盛和明朝对貂参的旺盛需求，海西和建州女真各部，至晚到明朝中叶的嘉靖初年，就已经发展成以农耕为基础、依托马市为生、在辽东边墙外大力修建城寨的农耕+贸易民族了
女真族与满族，就如同一块地里长出来的两茬子庄稼。
不要以为金国被灭了，侵略中原、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就回深山老林打鱼去了。
不要以为满清一开始挂个后金的招牌，他们就是金朝女真人的后代。
满清的祖先一直龟缩在深山老林里，而没有在宋朝时入侵过中原。女真人的金朝在中原维持了100多年，你觉得享受中华文明这么久的女真人会再回到深山老林当野人？即便有，也是个别现象。
金朝女真人的后代回不去的，只能融入汉族。明朝的满人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真不如日本人多。满清时姓完颜的可大部分是汉人而不是旗人。不过拜现在民族政策所赐，有些姓完颜的打算脱汉入满，这让慕容、宇文很是羡慕。
建州女真和女真的关系，就跟现代的泛突厥主义和突厥的关系一样——这特么哪跟哪啊~
比如在我国整天打着“东×”旗号的某族人，其祖上是什么人？跟突厥打生打死几百年的回纥人！
东突厥灭于铁勒诸部的薛延陀（回纥参了一脚）、西突厥灭于回纥、后突厥还是灭于回纥……
然后现在，历史上灭亡突厥三次的死敌民族的一部分后裔，竟然告诉我，他们要复辟突厥？？？
@关毛 你能给我做个“维虽三户，亡土必维”的图吗？
谢邀
我了个去，谁告诉你金朝的所有女真人都汉化了。难道只有汉化的女真才正统，不汉化的就是冒充的啊。
汉化的和被蒙古干掉的那些只是南部女真人和女真上层，而那些分布于金朝国家北方和山林的女真人逐渐发展成后来的满族人了。满族保留了女真的语言、文化生活习俗，保留了女真族群认同和祖先认同，所以满人就是女真的正统后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之前人只能按照自然条件选择生存方式。金国南部地区适合发展农业，这块地区的女真人定居农耕化，又跟汉族等外族有文化经济来往，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北部在那个时期还是比较落后，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金国灭亡南部的逐渐汉化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也就是北部的那部分受外界影响较少的成为了后来的满族主力。
广义上来说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所说的都不是一个民族，其中包括了很多民族，是东北东部各民族的统称，也就是通古斯语族各族的总称。他们或者他们中的一个都不是女真族，但可以说是女真族的始祖。
到了契丹人建立辽，女真的分布就比较广了，整个东北和外东北地区都有女真人生存，而此时的女真分为了生女真和熟女镇，何为熟女真，那就是编入契丹户籍的属于熟女真，剩下的就是生女真，《金史》卷一载：“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建立金朝的完颜部就属于生女真，完颜部建立金朝，灭掉了辽国，又被蒙古所灭，针对女真人，在元朝施行“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把这些约占金朝残余女真人不作女真看待。不会说汉语的女真人后来又被元朝统治者放到了东北地区，而这部分女真人就是清朝女真人的祖先。
金国所谓的主流大国主要是占据了北方汉地，其东北并不富裕，据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统计，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共为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在这个人口数中，正口计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一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占田总计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八十余顷。按猛安谋克分布情况推算，迁居中原地区的大约200万人，徙住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40余万人，留居东北地区的约有200多万人。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往往将所受田土租与汉人佃农耕作，收取地租，甚至恃势抢占民田，猛安谋克不事生产又疏于训练，战斗力逐渐衰弱。
清朝历代皇帝承认的“肇祖”，在明朝受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其统领的部落就叫斡朵里部，即元代在松花江地区设置的斡朵怜万户，他是由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引荐，臣服于明朝的，而阿哈出的部落，则是元代的胡里改万户。
在金朝，胡里改虽然属于大的女真范畴，却一直被单拎出来说，属于一个具备独立性的部落联盟，斡朵怜部与其同处三姓地区（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严格来说，也不属于金代女真的核心圈。
元辽阳行省地区内的女真社会生产，农业已有一定发展，但狩猎、捕渔业仍占重要地位。由于诸支女真人所居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故上述几种生产在各支女真社会中比重不一。有的已以农业为主，兼事渔猎；有的农业已出现，但主要以渔猎为生；有的还完全靠获取天然产品生存。辽东一带地区在金元易鼎之际生产力因战乱受到极大破坏，所以不能以辽金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去比拟。正因为如此，所以“女直”人还兼营狩猎。由于狩猎生产与“强兵”有内在联系，蒙古贵族初曾下令禁止，但迫于他们的反抗，后不得不宣布“弛女直、水达达地弓矢之禁”，在遇到灾害时又重申“仍弛捕猎之禁”。史载开元等路饥，减户赋布2匹；1283年（元至元二丅十年）因自然灾害，元朝宣布“罢女直造日本出征船”和“罢女直出产金银禁”，说明他们的纺织、造船、金属冶炼和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很发达。上述社会生产的存在，表明这支女真人社会内部必已出现阶级分化。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中已出现了能“自请造船运粮赴鬼国赡军”的富户，也有穷得无法维持生活的“鬻妻子者。也有相当数量的水达达人已经营农业，主要是居于今松花江大曲折处北岸地区和牡丹江流域的水达达人。因为这两个地区早已出现农业生产（牡丹江流域可追溯至汉魏时期），又是和主要从事农业的“女直”人居地相连
元代“女直”主要经营农业，兼事狩猎等生产；水达达以捕渔、狩猎为生，兼有农业等生产；吾者野人、乞列迷、骨鬼还处在完全依靠获取天然产物为生的阶段。
明代把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但它的主体，则是金、元时代广义的女真人，即臣服于金朝政权的部落联盟。它不是种族的区别，而是按照地域划分的。
明代女真族居住的地区多为山区，特定的地理条件，是其农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朝辽事实录》载：“奴酋掠金帛则有余．掠盐粟不足．貂参无所市则货绝，投降无所处则人饥，山地硗确则耕种荒，干戈屡兴则士马倦，数年后可不战而胜也。”
元末明初．建州女真南迁．接近朝鲜边境地区．逐步开始了农业耕作。明成祖即位以后，曾敕谕东宁卫官民．“打围、种田、做生理，听从所便”。敕谕参散、秃鲁卫等处女真部落，“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这两个敕谕，前者颁布于永乐元年(1403年)．后者颁布于永乐二年(1404-年)。从内容看．前者有“耕田”二字，后者则投有，说明农耕在明初女真人的生活中还不是普遍的现象，而打围放牧、经商买卖，才是他们日常普遍的经济活动。永乐十五年(1417年)，由于辽东官军在长白山公干，特意在“附近住坐朝鲜国地面高丽、女真人民”的“打围处所”安放术牌，并告诉他们：“如遇此牌，从便打围、飞放、采捕．安生乐业。⋯⋯ 往来买卖者，听从交易，不阻。”其内容与上面所引的第二个敕谕是一致的，说明这时在女真经济生活中，虽然出现了农耕，但只是星星点点，不很普遍。至15世纪2o年代，《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中关于建州女真乞粮的记载仍屡见不鲜。即使由明朝政府和朝鲜供给种子、农器，其农耕状况仍然投有太大的发展。至30年代，这种状况有所改观。《明英宗实录》记载：明朝皇帝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如果粮食不够．可以给粮食接济．但不能完全依赖接济，应该“约束所部人，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 《李朝世宗实录》还记载了婆猪江“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而马则不见。”到l5世纪60年代．斡木河一带“问有膏腴之地．皆为彼人(女真)之田，而且成为已熟之田。” ‘斡朵里等住居本道会宁镇地面，自来耕农打围，安业过活。”关于海西女真，《东夷考略·海西》中记载：“江山远夷以貂参之属至，必藉尔通。若布帛、米盐、农器仰给汉，耕田、围猎．坐收木耳、松子、山泽之息，为利大矣。”农耕已与狩猎、采集、捕鱼等生产活动一起共存于海西女真的经济生活之中。海西女真到王台任酋长时期“益繁盛”，“故台得居静安堡外边，颇有室屋耕田之业，决不与匈奴逐水草相类。”说明海西女真从事农耕生产，其农耕生产所需要的耕牛、铁制农具等，都是从与明、朝鲜的贸易中获得。《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中关于海西女真购买铁铧的记载很多。据统计，嘉靖28年一29年海西女真在广顺关和镇北关互市中，易换铁铧275件。“野人”女真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居住地不同．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各不相同。但大都“生长草野，以飞放打围为事．不喜羁系一处。”0骨看兀狄哈“居庆源塞北海滨，不事耕稼，以渔猎为业。” 吉列迷“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 ⋯ 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0乞列迷“捕鱼为食，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不识五谷，惟狗至多，耕田供食借用之。⋯ ⋯ 乞列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日女直野人，性刚而贪，⋯ ⋯ 射山为食。”0居住在脑温江流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直，略事耕种。”0农耕程度较高的是都骨、尼麻车兀狱哈，他们居住的房子是“一梁之室，其制与唐人居室相似。⋯ ⋯ 室大净洁，又作大柜盛米，家家有双砧。田地沃饶，犬豕鸡鸭亦多畜矣。”
根据上述史料记载，可以把“野人”女真的农耕状况归纳为三部分；其一，完全不从事农耕；其二，略事“耕种”；其三，农耕已发展到一定程度
明代女真农耕经济的发展是缓慢的，然而，由于其历史悠久，且早已与周边的农耕区有了颇为频繁的接触。首先，耕牛和铁器的使用。明政府和朝鲜为了招抚、安置女真人，自明初以来便不断地向女真各部提供铁器、耕牛、种子等。童猛哥帖木儿曾接受朝鲜国王“支给农牛、农器、粮料、衣服”，马市贸易是明代女真族获得农器、耕牛的重要来源。“建州等卫野人头目，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上从其请。” ‘貂皮产于野人之地，故或以农器、或以农牛换之。”。“鞑子、海西、野人女直，归自京师，道过边境，辄以所得采币或驽马，市耕牛及铜铁器皿。”0可见，女真族对耕牛、铁器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表明牛耕技术已在女真地区出现并使用。其次，作物品种。李民实在《建州闻见录》中记述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绝无水田，只种山稻。”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也记载了已归附努尔哈赤的蒙古部春耕的情景：“播黍、稷、粟、蜀、秫诸种。”日本人撰写的《鞑靼漂流记》载：“一路上看不见水，田里种的是谷子、稗子和其它各种杂粮。～ 鞑靼人上下都吃小米，却没有大米。”概括而言，明代女真族的农作物主要有山稻、谷子、稗子、黍、稷、粟、蜀、高梁、秫等。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利用汉族人民的耕种技术和水平，促使农作物的种类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水稻，但耕种面积并不是很大。《满文老档》太宗朝记载：天聪五年(1630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赐嫁给土谢图汗的格格一金斗稻米；十二月初三日，赐达赖楚乎尔二金斗稻米；十二月初七，赐阿鲁部蒙古喇嘛二金斗稻米；十二月十六日，赐大妈妈、小妈妈各一金斗稻米。0水稻是很珍贵的，用金斗赏赐，而且只赐给较重要和较亲近的人，反映出其种植范围较小，产量不高。明代女真从马市贸易中输人的耕牛和铁器并没有完全用于农业生产。史料中关于明代女真族易换耕牛的记载很多。《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载：从明嘉靖二十八至二十九年，海西女真在广顺关和镇北关的马市贸易中，买进耕牛473头。万历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三月贸易中，买进耕牛546头。 这些耕牛是否完全用于农耕呢? 按明代女真的习俗． 祭天则前后斋戒，杀牛以祭。又于月望祭七星。然此非常行之事，若有疾病祈祷则有之耳。亲死则殡于家，亦杀牛以祭。”0清太宗时，出兵之前“以出征札，判八牛祭纛。”0夺取胜利之时，也要“剖八牛，祭纛告天。” 皇太极曾颁布诏令：“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驴骡，永行禁止之。⋯ ⋯ 惟具太宴宰牛。祭太祖列宗陵寝．照旧仍用小牛。” 这从反面证明女真祭祀用牛的数量较大。
马市贸易是明代女真经济生活的命脉。明朝政府在永乐年间“设马市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 马市之中，女真人输出的物产有山货和皮货。据《明代辽东档案忙编》痒市部分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海西女真在广顺关、镇北关向明朝出售的皮货有：貂皮、鹿皮、狍皮、羊此、水獭皮、熊皮等；山货有：人参、蜜、木耳、蘑菇、松榛等。其中，万历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三月，仅8个月期间．海西女真就出售貂皮4928张．人参3 467．5斤。0充分说明狩猎和采集是明代女真主要的经济活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后，自夸“满洲国民殷国富”，是通过“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等皮，以各国用。抚顺、清河、宽甸、爱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 实现的。由此仍然可见，其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1616年，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族号，改称“满洲”，在原有建州 海西女真基础上加入汉族、蒙古、朝鲜、呼尔哈、索伦等多个民族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族自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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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与金在中原，论及谁的支持度更高，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细微差别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考察：时间、地域、社会阶层、民族认同以及历史叙事的演变。首先，从地理和统治范围来看： 金朝 在其鼎盛时期，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区”。这里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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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设问，将两位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处境放在一起，会产生许多有趣的推演。如果宋江真的变成了赵构，并且秉持着赵构那种“奴性”——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那南宋的命运，恐怕会与历史大相径庭，而结局更可能是直接投降金国。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细致分析：一、 赵构的“奴性”——生存的本能与政治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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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赵构不杀岳飞、坚持抗金，南宋是否有能力收复北方失地，这确实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假设。我们不妨从几个关键维度来仔细剖析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北宋末年，靖康之耻是南宋建立的直接原因，也给这个新生的政权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和巨大的心理阴影。金朝作为当时北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其骑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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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与蒙古联盟对抗金国的战略决策是否属于"自掘坟墓"，这一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方博弈。从历史进程看，这一决策确实存在战略上的矛盾性，但将其完全归为"自掘坟墓"需结合多维视角分析： 一、历史背景：南宋的困境与蒙古崛起1. 金国的威胁 金国在12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和行政体系，长期对南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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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朝的朝贡体系中，南宋和高丽谁的等级更高，这是一个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审视的问题。简单地说，从朝贡名义和礼仪层面来看，南宋的地位似乎更为尊崇，但从实际政治影响力和地缘关系来看，高丽与金朝的联系则更为紧密和复杂。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解析：一、 朝贡名义与国家形态的差异： 南宋： 南宋政权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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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之所以选择与蒙古联手灭金，尽管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背后有着复杂且多层面的原因。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战略失误，而是南宋统治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权衡利弊、出于生存和发展的考量所做出的痛苦抉择。下面我将详细阐述这些原因：一、 积压已久的亡国之恨与深层矛盾： 靖康之耻的伤痕： 自1127年靖康之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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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面对金国步步紧逼的威胁，宋朝内部对于是否联蒙灭金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仍是历史学者们探讨的焦点。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战略选择，而是牵扯到国家存亡、民族利益、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的复杂议题。支持联蒙灭金的理由：1. 生存的必然选择：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迫切的理由。金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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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探讨蒙古帝国灭亡金、西夏、南宋所花费时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战争视为单一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牵涉到政治、军事策略、地域环境、民族特性、经济实力以及战争持续时间内的技术发展等诸多复杂因素的互动过程。首先，我们来逐一审视这三次灭国之战：一、 蒙古灭金：23年（1211年—1234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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