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与金在中原 谁的支持度高？为什么？
南宋与金在中原，论及谁的支持度更高，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细微差别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考察：时间、地域、社会阶层、民族认同以及历史叙事的演变。
首先，从地理和统治范围来看：
金朝 在其鼎盛时期，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区”。这里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金朝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接统治了这片土地，并在此建立政权。因此，从直接统治和控制的地域范围来说，金朝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原”的政权。
南宋 则是北宋灭亡后，赵氏皇族和一部分北方汉族士大夫南渡，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其统治的核心是相对富庶的南方地区，而与金朝隔江对峙，甚至在中原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实际的统治权。
其次，从统治的“合法性”和民众的“认同感”来看，情况就更复杂了：
金朝的统治与汉族士大夫及民众的矛盾： 金朝是以女真族为主导的政权，虽然最终采用了很多汉法，并设置了汉官制度，但其统治的早期带有明显的民族征服色彩。
民族压迫与歧视： 在金朝统治初期，对汉族民众存在一定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例如限制汉族人口的迁移，在一些场合女真贵族优先等等。这些都可能引发汉族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文化冲击： 金朝统治者也试图推行女真文化，例如改变服饰、语言等，这与汉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冲突。
“伪齐”的负面影响： 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尤其是刘豫时期，因为其软弱无能和对金朝的依附，在很多北方民众心中，是对汉族统治的背叛，其支持度可想而知。
抵抗力量的存在： 尽管金朝控制了中原，但汉族的反抗力量从未完全消失。一些组织，如“红袄军”等，虽然规模和持续性各有不同，但在某些时期也展现出了一定的民众支持基础。这些抵抗力量往往倾向于恢复汉族统治，自然更倾向于支持南宋。
南宋的“正统性”与江南民众的支持：
恢复汉族统治的旗帜： 南宋是宋朝的延续，继承了北宋的王朝正统。这使得它在道义上占据了优势，尤其是在那些怀念宋朝统治、不愿被异族统治的汉族士大夫和民众心中，南宋拥有天然的支持。
江南地区的富庶与发展：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经济文化发展繁荣。这使得江南的士绅和民众，在生活和经济上相对安稳，也更倾向于维持这种稳定的局面，而南宋的统治能够提供这样的基础。
“勤王复国”的号召： 南宋虽然失去了中原，但其政治宣传中始终带有“勤王复国”、“收复失地”的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凝聚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和民众的情感认同，尤其是那些流亡南方的北方人。
关键的考量点在于“谁的支持度更高”这个问题的语境：
如果指的是直接的统治和管理，以及在被统治区域内的服从度： 在被金朝直接统治的中原地区，其支持度更多地体现在民众的“服从”而非“拥护”。民众可能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可能因为金朝后期逐渐推行的“汉化”政策而逐渐适应了这种统治。但很难说是一种“高支持度”。而南宋在自己统治的南方，自然是拥有更高的支持度的。
如果指的是在整个华夏世界范围内的“道义认同”和“情感倾向”： 那么，那些怀念汉族王朝统治的汉族士大夫、文人、以及不愿意接受异族统治的民众，在情感上会更倾向于南宋。南宋作为汉族政权的延续，其“正统性”更容易获得广泛的情感支持。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支持度也在发生变化：
金朝早期： 民族矛盾较为尖锐，对汉族民众的压迫感可能更强，民众的负面情绪和反抗意愿可能更高。
金朝中后期： 随着金朝统治的稳定，以及其统治者开始学习和采纳汉族制度，推行一些温和的政策（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汉人担任官职、发展经济等），民众的抵触情绪可能有所缓和。一些人也逐渐适应甚至接受了金朝的统治，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金朝的统治者也努力在经济和文化上融入中原，例如修建水利、推崇儒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南宋时期： 南宋政府的对金政策摇摆不定，尤其是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争斗不休，导致收复失地的目标时而高涨，时而低迷。这种内部的不稳定也影响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
很难直接量化地说，在中原地区，“谁的支持度更高”。
金朝 获得了中原地区最直接的“控制”，并且在其统治下，中原的经济和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展，这必然会赢得一部分民众的“顺从”和“认同”。特别是对于那些更看重地方秩序和经济安稳的人来说，一个能够有效统治的政权，哪怕是异族政权，也比战乱和混乱更好。
南宋 则在中原汉族民众的心目中，代表着一种“道义上的回归”和“民族复兴的希望”。虽然它失去了中原的实际统治权，但其“正统性”和“民族号召力”依然存在，并且随着金朝统治时间的长久，以及金朝自身内部的矛盾，这种倾向于南宋的情感也会在一定范围内被维持甚至放大。
总而言之，与其说谁的支持度“绝对”更高，不如说：
金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更多地依靠的是其军事力量、行政管理和后期的“汉化”政策，争取的是一种相对的稳定和臣服。而南宋则在中原地区，更多地是依靠其民族的道义、历史的延续性和潜在的民族复兴的希望，赢得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寄托。
许多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他们可能在金朝的统治下生活，也可能对南宋抱有希望，这两者并非完全排斥。他们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个人的利益以及对“民族”和“正统”的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真相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高下之分”，而是多种力量和情感的交织。
首先，从地理和统治范围来看：
金朝 在其鼎盛时期，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区”。这里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金朝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接统治了这片土地，并在此建立政权。因此，从直接统治和控制的地域范围来说，金朝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原”的政权。
南宋 则是北宋灭亡后，赵氏皇族和一部分北方汉族士大夫南渡，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其统治的核心是相对富庶的南方地区，而与金朝隔江对峙，甚至在中原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实际的统治权。
其次，从统治的“合法性”和民众的“认同感”来看，情况就更复杂了：
金朝的统治与汉族士大夫及民众的矛盾： 金朝是以女真族为主导的政权，虽然最终采用了很多汉法，并设置了汉官制度，但其统治的早期带有明显的民族征服色彩。
民族压迫与歧视： 在金朝统治初期，对汉族民众存在一定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例如限制汉族人口的迁移，在一些场合女真贵族优先等等。这些都可能引发汉族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文化冲击： 金朝统治者也试图推行女真文化，例如改变服饰、语言等，这与汉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冲突。
“伪齐”的负面影响： 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尤其是刘豫时期，因为其软弱无能和对金朝的依附，在很多北方民众心中，是对汉族统治的背叛，其支持度可想而知。
抵抗力量的存在： 尽管金朝控制了中原，但汉族的反抗力量从未完全消失。一些组织，如“红袄军”等，虽然规模和持续性各有不同，但在某些时期也展现出了一定的民众支持基础。这些抵抗力量往往倾向于恢复汉族统治，自然更倾向于支持南宋。
南宋的“正统性”与江南民众的支持：
恢复汉族统治的旗帜： 南宋是宋朝的延续，继承了北宋的王朝正统。这使得它在道义上占据了优势，尤其是在那些怀念宋朝统治、不愿被异族统治的汉族士大夫和民众心中，南宋拥有天然的支持。
江南地区的富庶与发展：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经济文化发展繁荣。这使得江南的士绅和民众，在生活和经济上相对安稳，也更倾向于维持这种稳定的局面，而南宋的统治能够提供这样的基础。
“勤王复国”的号召： 南宋虽然失去了中原，但其政治宣传中始终带有“勤王复国”、“收复失地”的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凝聚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和民众的情感认同，尤其是那些流亡南方的北方人。
关键的考量点在于“谁的支持度更高”这个问题的语境：
如果指的是直接的统治和管理，以及在被统治区域内的服从度： 在被金朝直接统治的中原地区，其支持度更多地体现在民众的“服从”而非“拥护”。民众可能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可能因为金朝后期逐渐推行的“汉化”政策而逐渐适应了这种统治。但很难说是一种“高支持度”。而南宋在自己统治的南方，自然是拥有更高的支持度的。
如果指的是在整个华夏世界范围内的“道义认同”和“情感倾向”： 那么，那些怀念汉族王朝统治的汉族士大夫、文人、以及不愿意接受异族统治的民众，在情感上会更倾向于南宋。南宋作为汉族政权的延续，其“正统性”更容易获得广泛的情感支持。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支持度也在发生变化：
金朝早期： 民族矛盾较为尖锐，对汉族民众的压迫感可能更强，民众的负面情绪和反抗意愿可能更高。
金朝中后期： 随着金朝统治的稳定，以及其统治者开始学习和采纳汉族制度，推行一些温和的政策（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汉人担任官职、发展经济等），民众的抵触情绪可能有所缓和。一些人也逐渐适应甚至接受了金朝的统治，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金朝的统治者也努力在经济和文化上融入中原，例如修建水利、推崇儒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南宋时期： 南宋政府的对金政策摇摆不定，尤其是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争斗不休，导致收复失地的目标时而高涨，时而低迷。这种内部的不稳定也影响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
很难直接量化地说，在中原地区，“谁的支持度更高”。
金朝 获得了中原地区最直接的“控制”，并且在其统治下，中原的经济和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展，这必然会赢得一部分民众的“顺从”和“认同”。特别是对于那些更看重地方秩序和经济安稳的人来说，一个能够有效统治的政权，哪怕是异族政权，也比战乱和混乱更好。
南宋 则在中原汉族民众的心目中，代表着一种“道义上的回归”和“民族复兴的希望”。虽然它失去了中原的实际统治权，但其“正统性”和“民族号召力”依然存在，并且随着金朝统治时间的长久，以及金朝自身内部的矛盾，这种倾向于南宋的情感也会在一定范围内被维持甚至放大。
总而言之，与其说谁的支持度“绝对”更高，不如说：
金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更多地依靠的是其军事力量、行政管理和后期的“汉化”政策，争取的是一种相对的稳定和臣服。而南宋则在中原地区，更多地是依靠其民族的道义、历史的延续性和潜在的民族复兴的希望，赢得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寄托。
许多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他们可能在金朝的统治下生活，也可能对南宋抱有希望，这两者并非完全排斥。他们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个人的利益以及对“民族”和“正统”的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真相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高下之分”，而是多种力量和情感的交织。
网友意见
几年前答过。
这个既分时间也分地域。
首先，辽境内的汉人，几百年没见过汉人王朝了，统治者无非是契丹—奚，变成女真—渤海了。燕人因为统治汉人聚集区有经验，所以倍受信任，多人任过宰相，地方大员更多，人家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想过宋的事。
其次，河东与河北的宋人，因为被直接割让给金，故国有着非常美好的理想形象，且金朝前期统治野蛮，剃发，征签军，侵占土地，简直不能活，反抗极为激烈，一直到绍兴合议后金朝都难以压制，义军活跃二十多年，随着时间推移而稳定。
最后，河南山东陕西的宋人，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一阶段，靖康建炎年间组织反抗，盼着高宗回来，但一方面逐渐感觉被高宗抛弃，一方面感觉金军，宋军都不把自己当子民看。
第二阶段，伪齐统治，由于为汉人政权，且伪齐鼓励生产，赋税甚至略低于南宋，(不过要签军和服劳役)，日子还能过得去，金国还把自己当同盟，骚扰不多，逐渐安定。陕西方面更是这样，当年在宋的旗帜下对抗西夏，现在在齐的旗帜下对抗西夏。
第三阶段，金废伪齐，完颜昌组织的第一次绍兴合议，河南陕西还给南宋，南宋为安定起见，伪官全部不动，人民更是感觉伪齐和南宋统治，生活没有区别。 并且金朝一句话，千辛万苦逃到南方的人就被南宋送了回来，进一步加深对南宋的不信任感。
第四阶段，宗弼组织的第二次绍兴合议，金直接控制河南陕西，伪官一样留任，赋税降低，人民长期接触金军，已经习惯。
这四个阶段，二十年的时间。
总体而已，金熙宗后期趋于稳定，至于而后红袄军什么的，那是土地问题导致的。
封建王朝时期的民族主义，不必太在意，皇权不下乡，换朝廷不换地主。对农民来说，初期你抢我土地抢我女人，我当然与外族势不两立。后期你朝廷宋-齐-宋-金换了三次，压我头上的地主赵老爷和县衙王县官都没变，干我什么事。举个栗子，我家乡当时叫颍州，仅1217.5-1221.11，宋军焚掠了三次，你觉得那里当时的百姓对宋是什么想法？不过,后世反元的红巾军也就是起源于那里，又反而打着宋的旗帜。要论忠于宋，这种长期受害于宋军的地区，会强过江浙四川吗？南方大多老神入定，这里却大宋忠臣呢？更多是这里河患最多，最穷，造反时候开始宣扬民族矛盾了。
而甘肃会宁，郭虾蟆等人哪怕金亡两年也拒不降元，按说此地对金最忠诚了，忽必烈时期，甘肃就开始为元朝和海都的西北战事出钱出力了。
这三个地区对应正好三种方式下的古代民族主义，燕云，宋治外的汉人，完全没有心怀大宋。河北，宋金战争早期割让，金人烧杀抢掠，义军二十多年不平息。陕西河南山东，金人相当于从伪齐-宋接收过来，封建地主不变，义军不多。
封建王朝里，少数民族早期通常奴隶制，和中原农民并不是一个阶级。但靠民族主义很难热过二十年，一旦少数民族融入地主妥，阶级矛盾缓和，会很快平息的，但因为阶级矛盾造成斗争时，又往往诉诸于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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